小說之“小”抑或小說之“說”——論目錄學家與文學家小說觀之差異

張 泓

（浙江旅游職業學院 人文素養中心，浙江 杭州 311231）

在古代小說的文體研究中，1994年石昌渝先生發表在《文學遺產》的《“小說”界說》一文是里程碑式的代表作，自此以后，目錄學小說和文學小說截然不同漸成學界共識。進入21世紀，古代小說的文體研究仍然是一個熱點話題，有多位學者從“小”和“說”兩字的語義來探究小說的特征。在“小說”兩字中，文學家更看重“小”，目錄學家則更強調“說”，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似乎未見有人涉及，鑒于此，本文試稍加論述。

一、文學家的小說觀

作為明代最著名的通俗小說家，馮夢龍對小說的地位有清晰的表述：“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保?］779在馮夢龍心目中，小說的范圍如此之廣，除了六經和正史，其他全部是小說。所以史部中的野史是小說，子部中的道家是小說，集部中的詩賦也是小說。

馮夢龍之所以把子、集、野史等全部納入小說的范疇，正是因為小說的地位太低，以至于在正統文人的心目中，小說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眾所周知，在正統文人的心目中，散文、詩歌、小說、戲曲等有一個很明顯的高下之分，前兩者與治國理政有關，應該被人推崇，后兩者則荒誕不經，應該直接丟棄，而馮夢龍卻認為大家都是小說，應該一視同仁，如此就給小說爭得了和詩賦的同等地位。

如果和子部中的各家相比，馮夢龍認為小說也同樣重要：“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也。以二教為儒之輔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為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1］780馮夢龍提出釋、道二家和“三言”是一樣的，既然前者是儒家的補充，后者也自然是經、史的補充，因為大家都是小說，“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1］776。

馮夢龍有時提出小說的作用甚至高于經、史，因為它更通俗，更便于發揮作用，“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1］774，但這其實是憤懣情緒下矯枉過正的偏激之言，在內心，馮夢龍和其他人一樣，認為小說的地位遠遠不如經、史，因為經、史居于主流，而小說則是非主流，前者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后者則處于邊緣的位置?！白韵惹氐角宕?，即使小說家自己，也難理直氣壯地挺起腰桿，更不用說正統文人的鄙視目光?！保?］馮夢龍自己就是典型的例子。

莊子道：“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保?］把小說和大達相對立，強調小說的社會價值不大，并無治國平天下的作用。此后，無論是班固的“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也”［4］，還是《隋書·經籍志》的“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5］，一脈相承地強調小說的社會價值。

“小說多采取勸善懲惡的形式，文學作為文學的價值沒被認可，只不過是在對政治和道德的有用的這一范圍內，才承認其存在的理由?！保?］用這句話評價馮夢龍是非常準確的，作為文學家的馮夢龍恰恰和上述目錄學家一樣也在強調小說的社會價值，企圖以此來給小說爭得一席之地。

綜上所述，馮夢龍并不敢和經、史爭地位，而僅僅是和子、集爭地位，即大家一樣不重要，一樣都是小說，所以馮夢龍強調的是“小”這個社會功能，而不顧及“說”，無論是敘述為主的野史，還是議論為主的子部，或是抒情為主的詩詞，馮夢龍統稱為小說，因為都不重要。

二、目錄學家的小說觀

如果說文學家可以不顧小說兩字的含義，理直氣壯地為它尋求地位，作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家則必須在目錄學中給小說尋找一個歸身之所。

經、史、子、集四部中，史以敘述為主，子以議論為宗，集則以抒情為重，以敘述為主的小說歸入史部似乎是名正言順的事情，但歷史必須真實，而小說的虛構性則是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所以目錄學著作對小說嗤之以鼻，嚴格將它與歷史加以區分，最重要原因就在于虛構，荒誕不經成為文學小說被驅趕出目錄學的最簡單有效的理由。

《四庫全書總目》 （以下簡稱《總目》）批評《三國演義》道：“曹娥碑一條，據《三國演義》為說，不知傳奇非史也?！保?］1103“在清代主流學界的觀念中，傳奇大致是指明清時期以演唱南曲為主的一種戲曲形式?！保?］將《三國演義》歸為戲劇一類，鄙夷的態度不言而喻，理由就在于內容荒誕不經，“乃坊肆不經之書，何煩置辨”［7］459。

實多于虛的《三國演義》尚且被鄙視，純屬虛構的《水滸傳》就更是被嗤之以鼻了?！犊偰俊吩u點《朱翼》道：“甚至采及《水滸傳》，尤龐雜不倫。實與朱子之學南轅北轍也?！保?］1173只要采用自《水滸傳》一定是荒誕不經的，至于荒誕在哪里，就不屑一顧了。

《總目》在評點《筠廊偶筆》提要中稱《醒世恒言》為“傳奇”，而稱《筠廊偶筆》為小說，雖然明言“小說之不足憑”［7］1109，但至少被收入存目，與被稱為戲劇而遭不屑一顧的《醒世恒言》相比存在明顯的高下之別。

清代白話通俗小說可謂家喻戶曉，“今人鮮不閱《三國演義》、《西廂記》、《水滸傳》”［9］。四庫館臣在不經意間也經常提及，但《總目》不僅不予以收錄，還多有指責之言，就在于其內容不符合史實，這是一個非常容易且有力的借口。如果說小說之“小”重在其社會功用的話，“說”則重在目錄學體例，目錄學家以文學小說不符合目錄學體例要求為由驅趕出小說的范疇，直接將其和戲劇一樣稱為傳奇，即在小說兩字中，目錄學家更看重“說”。

既然文學小說家喻戶曉，而目錄學小說也多有荒誕不經之作，比如《明遺事》直接被《總目》指責為“而多錄小說瑣事，如以酒飲蛇之類，皆荒誕不足信，非史體也”［7］1224，為何不把文學小說至少收入小說類存目的范疇？其實聯系朝廷的態度就很容易明白文學小說直接被稱為戲曲，遭不屑一顧的真正原因。因為清廷曾屢次嚴令禁止文學小說，康熙曾道：“近見坊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士子，未免游目而蠱心焉。所關于風俗者非細。應即通行嚴禁?！保?0］27雍正也曾下詔道：“凡坊肆賣一應淫詞小說，在內交與督察院等衙門，轉行所屬官弁嚴禁，務必搜版書，盡行銷毀?！保?0］32乾隆照樣嚴禁道：“查淫詞穢說，最為風俗人心之害，故例禁綦嚴?！保?0］42

在朝廷明令禁止下，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四庫館臣們明明對白話小說了如指掌，卻視若無睹，即他們表面上看重小說之“說”，其實更看重小說之“小”，社會功能才是他們的評價標準，而目錄學體例僅僅是個幌子，如此也就明白為什么《總目》所收的小說照樣是不符合目錄學體例的。

三、子部所收小說的不合體例

目錄學家將小說歸入子部照樣名實不符?！犊偰俊ぷ硬靠倲ⅰ氛f得清清楚楚：“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保?］769如果說漢代以前還能以沒有圖書分類為借口將各類圖書混為一談的話，自《七略》的六分法誕生以來，子部只能是以說理為宗。但《總目》所收錄的小說既有敘述故事的，也有介紹知識的，偏偏沒有議論道理的。

《總目·子部·小說類》將小說分為雜事、異聞、瑣語三類，雜事和異聞都以敘述為主，如果說異聞因為記錄神仙怪異不能歸入史部的話，雜事既然是正史的補充，歸入史部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總目》找了一個充分的理由：“紀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其參以里巷閑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保?］1204歷史必須宏大敘事，而小說則是瑣碎事件，所以小說被歸入子部是因為在重要性上有所欠缺，換言之，《總目》更看重的還是小說之“小”，提出小說與歷史的重要區分是事件的大小。

既然以重要與否區分歷史與小說，將瑣語類歸入小說也就是名正言順的，魯迅道：“右三派者，校以胡應麟之所分，實止兩類，前一即雜錄，后二即志怪，第析敘事有條貫者為異聞，鈔錄細碎者為瑣語而已?！保?1］5認為異聞類和瑣語類都是記載神仙怪異的，都以敘事為主，并不確切，異聞類固然以敘述為主，而瑣語類則以說明為主。一則記敘事情，一則介紹知識，《酉陽雜俎》等瑣語類很明顯應該屬于博物類。

綜上所述，小說既然歸入子部則必須以說理為宗，但以敘事為主的也被歸入小說，而以說明為重的博物類還被歸入小說，就是因為其中存在有用的部分，也即目錄學家和文學家一樣只看重“小”而不是“說”，只要不重要的都歸入小說，不管敘述、議論、抒情、說明。

可見，《總目》設立了一個歸類標準，并以此要求別人，但自己在歸類時卻經常自相矛盾。比如醫術，“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7］769，既然僅僅是術，為何列入其中？因為“生死系焉”［7］769，即重要性與否才是考慮的因素，所以醫家列入子部名正言順。藝術類更是屬于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和思想、理論毫無關系，孔子曾道：“君子不器?！保?1］24但“器或寓道”［7］769，所以也被《總目》理直氣壯歸入子部。

以審美為主的藝術類作品歸入子部，因為“器或寓道”，同樣以審美為主的文學小說卻被拋棄，只能是因為不符合道，內容是否符合道才是《總目》采錄的真正標準。

聯系《總目》對小說的評價，《漢雜事秘辛》被評為“其文淫艷，亦類傳奇，漢人無是體裁也”［7］1216，《昨夢錄》被評為“至開封尹李倫被攝事，連篇累牘，殆如傳奇。又唐人小說之末流，益無取矣”［7］1217，戲劇儼然已成為反面標準，小說只要類似戲劇，就一無是處，僅存目，所以被直接稱為戲劇的文學小說當然只能遭到拋棄的命運。

四、文學家應堅持的標準

如果說“小”重在小說的社會功能的話，“說”則重在小說的目錄學體例要求，目錄學家以小說之“小”為標準對小說進行采集、收錄、分類、評價，又對主張小說之“小”的文學家聲稱因為他們的作品不符合小說之“說”所以不能被收錄，也即對別人以是否敘事、虛構為借口大張旗鼓地予以譴責，而自己在同樣問題上則可以存在矛盾之處。

孔子道：“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保?2］在非常注重名正言順的古代，在小說之名上作文章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既然目錄學家已經明確將文學小說驅趕出小說的范疇，再如馮夢龍般強調文學小說的社會功能、爭取在目錄學上的一席之地只能是自取其辱，明確提出文學小說別是一家，強調它們的審美價值才是正確的選擇。

羅浮居士在《蜃樓志》序言中道：“小說者何，別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則凡天經地義，治國化民，與夫漢儒之羽翼經傳，宋儒之正心誠意，概勿講焉。一言乎說，則凡遷、固之瑰瑋博麗，子云、相如之異曲同工，與夫艷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經、原道、辯騷之異制，概勿道焉。其事為家人父子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細故，是以謂之小，其辭為一方一隅男女瑣碎之閑談，是以謂之說。然則，最淺易，最明白者，乃小說正宗也?！保?］1201

馮夢龍認為只有經、史是大道，其余都是小說。和馮夢龍不同，羅浮居士則認為小說的范圍要小得多，除了治國理政的經、史之外，小說和艷麗清婉的辭賦以及詩歌也截然不同。羅浮居士認為“小”是指日用飲食，而“說”則是指瑣碎閑談，換言之，以最通俗的語言揭示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小說的正宗?！?《蜃樓志》一書，不過本地風光，絕非空中樓閣也。其書言情而不傷雅，言兵而不病民，不云果報而果報自彰，無甚結構而結構特妙。蓋準乎天理國法人情以立言，不求異于人而自能拔戟別成一隊者也?！保?］1202特別強調小說的審美價值。

羅浮居士強調小說文體的獨立性，認為小說并不是經、史的附庸，注重小說的美學價值而忽視其社會功能，小說和治國理政無關，而應該以鮮明的人物、生動的情節吸引人，“說雖小乎，即謂之大言炎炎也可”［1］1202。

金圣嘆也曾道：“《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卻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保?3］18明確提出小說就是虛構的，而虛構出來的情節才使得人物性格更鮮明，更具有審美價值：“《宣和遺事》具載三十六人姓名，可見三十六人是實有。只是七十回中許多事跡，須知都是作書人憑空造謊出來。如今卻因讀此七十回，反而把三十六個人物都認得了。任憑提起一個，都似舊時熟識。文字有氣力如此?！保?3］10

羅浮居士和金圣嘆都不將文學小說依附于經史，而是明確強調文學小說的審美特征，馮鎮巒則說得更清楚：“《聊齋》以傳記體敘小說之事，仿《史》《漢》遺法，一書兼二體，弊實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愛之，俗人亦愛之，竟傳矣。雖有乖體例可也。紀公《閱微草堂》四種，頗無二者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別是一種，其生趣不逮矣?！保?4］文學家是根本不必顧忌目錄學體例的，完全拋棄目錄學的標準，文學小說才能生動形象。只有爬羅剔抉后的另辟蹊徑才能顯示文學家的良苦用心，也才能收到真正良好的效果。

五、小 結

在古代，正統目錄學家占據著強大的話語權，他們將不符合主流社會價值觀的文學小說驅趕出小說的范疇，文學家再以文學小說也有社會價值為由去爭得一席之地，結果只能是徒勞的，明確強調文學小說的審美特征、文學小說別是一家才是正確途徑。

隨著西學東漸，現在的情況恰恰發生了根本轉變，文學小說成了主流而傳統目錄學小說被逼入了死胡同。學界普遍出現的情況是：先接受西方的文學理論，然后在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書籍中尋找符合此種理論者，名之為我們中國也有文學小說，而且比西方更早、更多，此種行為貌似自尊，實則恰恰暴露出內心的自卑心理。

總之，古代的文學家應該拋開傳統的目錄學約束，尋找文學小說的審美價值，而現在的學界則應該拋開西方的文學理論，尋找各朝各代所認可的小說，這才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