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外賣餐盒的環保之路

□ 李慧琪

“一人獨居，兩眼惺忪，三餐外賣，四季淘寶”，這句對當代青年的寫照也是趙然真實的生活。一周早午晚二十一頓飯，趙然點外賣的次數在十次以上。

每一次下單前，趙然都會勾選“不需要餐具”的選項，但她數了數近期點過的二十多份外賣，只有三家餐廳沒有附贈餐具。在這么多份外賣中，打包費最高為6元，最少為0.5 元，其他普遍在1到3 元之間。

為了招攬顧客，商家對外賣的“過度包裝”日趨普遍。有時候，層層疊疊的外賣包裝讓趙然有一種拆盲盒的感覺。

上周末，她點了一份粵菜，里面有三個流沙包、三個蝦餃和一塊糯米雞。當外賣送到手中時，趙然發現其體量略微“超標”。精美的無紡布保溫袋外包裝被打開后，里面躺著3 個塑料大餐盒，裝蝦餃的餐盒至少能放下10 個，3 個蝦餃顯得有些單薄。另外，還有一個紙質信封，信封內有一張面積約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桌布，以及一副塑料手套。

和大多數人一樣，趙然享受著外賣帶來的便利，但家門口堆成小山的外賣垃圾也讓她有些心理負擔。

近期，一份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的博士生論文《中國外賣包裝物環境影響和政策有效性分析》受到關注。通過分析3500 多萬份外賣訂單，這份報告描摹了中國外賣包裝的基礎組成和環境影響。據統計，2020 年，中國外賣行業共產生了170 億個外賣訂單，平均每個訂單包含3.44 個餐盒，其中近70%是塑料餐盒。此外，90%的訂單包含1 個塑料包裝袋。研究表明，2020 年中國外賣行業共產生了160 萬噸塑料垃圾。

如此龐大的數量，讓趙然不禁好奇，一個外賣餐盒從生產出來到被廢棄經歷了什么，“我制造的這些垃圾最后去了哪里？它們會對環境造成怎樣的壓力？”

一人一周外賣的碳排放，一棵樹吸收要一年

趙然租住在北京市朝陽區五環外的一個小區里。每天早上4點到10 點是劉建東師傅的工作時間，他是小區物業聘請的清運員，負責將整個小區的垃圾清運到附近的垃圾中轉站。趙然周日丟的那種塑料外賣餐盒，是他在“其他垃圾”桶里最常見的。

這些外賣垃圾主要用了哪些材料？清華大學報告中來自八個城市的3500 萬份樣本給出了答案。

首先，包裝材料的選擇與飲食習慣有關。中式飲食具有高油、高鹽、高濕度的特點，因此餐盒必須滿足防溢、防滲透、隔熱的要求。目前市場上常見的餐盒材料有四種：聚丙烯（PP）塑料、聚苯乙烯（PS）塑料、紙和鋁箔。

報告顯示，中國外賣餐盒約六成被PP（聚丙烯）材質壟斷，部分城市的使用率甚至更高。PP材質適應中國飲食結構高油、高鹽、高濕的特點，它耐熱性很好，150℃高溫時也不會明顯變形，而且幾乎不會吸水，是唯一能放入微波爐中加熱的材質，還是最輕的塑料之一。

趙然丟掉的就是三個PP 材質的餐盒。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餐盒盒體是PP 材質，盒蓋卻是透明度更好的PS 材質。因為PS 不耐高溫，加熱時需要取下盒蓋。

此外，外賣包裝還因地域呈現出顯著差異。因為喜愛吃火鍋、冒菜、烤魚、燒烤等，成都、重慶的鋁箔包裝比例比其他城市高出不少。

在包裝袋方面，高密度聚乙烯（HDPE）塑料袋占據主導地位，使用率約為90%，但高檔餐廳一般使用牛皮紙袋和白卡紙袋。

在包裝重量方面，PP 塑料餐盒每個約24g，全國總消耗量為176 千噸，廣東省使用量最大，達30 千噸；紙質餐盒不是很受歡迎，但因為單件重量較大，約27g，總消耗量也達到了87 千噸；一次性木筷（平均重量約為5g）和HDPE塑料袋（平均重量4 到5g）使用比例高但單件重量較小，全同總消耗量僅為45 千噸。

特大城市的包裝袋相對更重。北京的外賣包裝總重量最大，達52g，湖北襄陽最小，僅29g。這是因為大城市的外賣更常用較重的牛皮紙袋、保溫袋和編織袋，而小城市主要使用較輕的HDPE塑料袋。

從一個外賣餐盒的全生命周期來看，制造階段的環境影響占到45%。塑料的制造需要消耗大量石油，紙制品的生產需要消耗大量木材，所以這一階段資源消耗帶來的環境壓力十分突出，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廢氣和廢水也會產生污染。

相較之下，外賣餐盒在垃圾處置階段對環境的影響更大，占到全產業鏈環境影響的50%。

在北京每份外賣全生命周期內產生固廢0.1185kg，排放當量二氧化碳約0.68kg。據測算，按一棵樹每年可以吸收并儲存4～18kg 二氧化碳的慣例計算，一個北漂年輕人每周點外賣（6～14 次）產生的碳排放，可能要一棵樹一年才能吸收完。

從垃圾桶到焚燒廠

6 月20 日早上5 點，天剛剛亮，劉師傅手里拿著長臂木制鑷子，掀開綠色的廚余垃圾桶蓋，在桶里仔細檢查后，從中挑出一塊被揉皺的濕巾，用鑷子夾著扔進了一旁灰色的“其他垃圾”桶內。

在小區住戶逐漸從睡夢中醒來的五個小時內，劉師傅重復了上千次夾、提、放的動作。他開著一輛拼接起來的四輪平板車，加上后面加長的部分，一共能裝八個標準垃圾桶。

趙然所住的小區有1100 多戶居民。每棟樓標配了三個其他垃圾桶，一個廚余垃圾桶和一個可回收垃圾桶，小區的門口放著兩個有害垃圾桶。劉師傅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垃圾再分揀一次，然后把即將裝滿的其他垃圾和廚余垃圾運到附近的垃圾中轉站。

20 號這天是周一，劉師傅一共往返了10 趟，合并拖運了80桶垃圾。劉師傅說，周末、周一和節假日是他最忙的時候，在家待著的人多，制造的垃圾也多。

上午9 點半左右，趙然丟掉的那包外賣垃圾，已經被轉運到了七棵樹村密閉式清潔站。垃圾在這里被分類和壓縮，這個清潔站承接著周邊五個小區產出的垃圾。

在清潔站，劉師傅和其他小區清運員拉來滿車的垃圾，焦急地等待著。在清潔站工作的王師傅說，周一的垃圾量太多，原有的其他垃圾箱已經裝滿了，他拿起手機，撥了一個電話，向車隊要求緊急增派其他垃圾箱。

垃圾箱和普通集裝箱一般大。一個密閉式清潔站的基本配置是8立方米的其他垃圾箱兩個，8 立方米的廚余垃圾箱一個。

王師傅按下車身后側的按鈕，車廂打開尾蓋并放下鐵質掛桿。清運員將垃圾桶兩個分為一組，同時掛在垃圾箱的掛桿上固定，他手持消毒水對垃圾桶內垃圾進行消毒，隨后撥動車身上的開關，掛桿自動將垃圾桶內的垃圾倒入車廂內。伴隨著巨大的液壓泵轟鳴聲，廂內巨大的抓手隨即將垃圾進行內部壓縮，最終產出五噸左右的壓縮垃圾。

這一天，該清潔站的垃圾量在18 噸左右，其中廚余垃圾約3噸，其他垃圾15 噸。這樣的清潔站在朝陽區有120 多座，整個北京有900 多座。根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2020 年的數據，北京全市的日均清運量在2.2 萬噸左右。

在朝陽區，其他垃圾最終會被運到高安屯垃圾焚燒廠，或者小武基轉運站進行處理，廚余垃圾則清運至大屯轉運站堆肥處理，可回收垃圾主要靠拾荒者們平時在小區里收集轉賣。

在這條流水線的末端，馬師傅是朝陽區環境衛生服務中心第二清潔車輛場的一名司機，他開著一輛大卡車，每天往返三趟，將清潔站里的其他垃圾箱轉運到車架上，最終開往高安屯垃圾焚燒廠。

高安屯垃圾焚燒廠坐落在北京循環經濟產業園內，整個產業園就像一個大型公園，環境干凈整潔。在焚燒廠門口的電子顯示屏上，寫著5 月30 日到6 月5 日的生產數據，其中，“進廠垃圾量有11528.94噸，入爐量有“10214.34噸，滲濾液有4240 噸”。

每天，朝陽區運載垃圾的車輛都會經地磅稱重后沿著引橋行駛到卸料平臺，將垃圾卸到垃圾池內。每天進入高安屯的生活垃圾約2200 噸左右。因為垃圾里面富含水分不容易被立即焚燒，通常會在卸料池里面存放5 到7 天進行脫水發酵，然后，由垃圾吊車將混合發酵后的垃圾投入給料斗，再通過液壓推料機推入爐排進行焚燒，燃燒產生的煙氣會經過無害化處理再排放。

對于燃燒過程中的產生物，也會再次循環利用。首先是燃燒垃圾產生的熱量把余熱鍋爐中的水加熱成蒸汽，蒸汽驅動汽輪發電機組發電，送入公共電網。其次，垃圾燃燒后產生的爐渣每天約有500 多噸，會先進行篩分，篩下物用來制成建筑材料，每天篩分剩下的殘渣約有200 噸，送到焚燒廠旁邊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場進行填埋。

到這里，趙然的那包外賣垃圾已經在焚燒爐里完全分解，貢獻最后一絲熱能，結束了它的生命旅程。

“外賣減塑”的未來

20 世紀90 年代，“垃圾圍城”是大城市最嚴重的環境問題之一。那時候的生活垃圾隨意地填埋在城市周圍，焚燒還不是我國垃圾處理的主要方式。

華中科技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段華波向本刊介紹，目前國內針對生活垃圾的處理主要是填埋和焚燒兩種方式，濕垃圾轉化為肥料的比例相對比較小。

從2000 年以來，垃圾焚燒技術的應用呈現一個快速擴張的過程，從2001 年2%的占比，發展到2015 年，已經有了34%。到2020 年，這個占比超過50%。據2020 年城鄉統計年鑒的數據，目前全國共有垃圾焚燒廠463 座。整體上，垃圾處理技術格局與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保持了同步。

段華波說，現在來看，一般經濟發達的地區，選擇垃圾焚燒的比例會更大，因為垃圾填埋需要的土地資源更多。比如，在土地資源緊張的深圳，垃圾幾乎是全量焚燒的，填埋的量已經很少。

垃圾焚燒也曾在我國面臨很大的爭議。人們擔憂焚燒煙氣對環境的影響，尤其是煙氣里面的劇毒類物質二噁英。2010 年前后，很多地方都在投入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導致多起鄰避現象（指居民或當地單位因擔心附近建設如垃圾場、核電站、殯儀館等公共項目，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而產生的強烈反對和抗爭行為）的產生。段華波說，現在技術已經逐漸完善，焚燒煙氣排放標準也日趨嚴格。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劉建國教授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我國生活垃圾的特點是高水分、高廚余。歐美國家廚余垃圾占比在25%左右，而我國這一占比超過60%。在垃圾混合不分類的情況下，垃圾焚燒就有高含水量垃圾能量回收效率低等問題，焚燒發電的熱值會變低。

段華波也指出，垃圾分類最大的特點是將干濕分離，提高垃圾的可回收比例和利用效率。近幾年，全國各地都在主動推行垃圾分類政策，其實就是提高末端的處理效率，在前端做好分類。

2020 年，北京開始實行垃圾分類。但本刊發現，一些小區垃圾混投的比例還是很高，可回收垃圾桶里也常有外賣垃圾，居民們很少將外賣垃圾中的剩余食物和外賣餐盒分開投放。

目前，盡管外賣垃圾的數量令人咋舌，“但管理上還沒有把它放到一個特別重要的位置，也沒有制定一個讓外賣包裝發生根本變化的政策?！倍稳A波解釋說，因為外賣包裝畢竟只是生活垃圾的一部分，盡管外賣訂單數量有百億，但在整個生活垃圾中占比不高。從產生數量和危害程度來看，也暫未納入固廢管理的重點。

段華波還表示，目前塑料餐盒尚無更好的替代材料。整體來看，建立外賣全產業鏈的系統減塑體系不甚明朗，有技術和成本多方面的障礙，而政府和外賣頭部平臺主要以呼吁減塑為主。

無紡布保溫袋、紙袋等是近幾年為“減塑”由平臺方發起的改變。在人們印象中，這些包裝似乎更加環保?！暗珜嶋H上由于油漬等原因，目前的保溫袋、食品紙袋幾乎都無法回收，當它們隨生活垃圾被運往垃圾中轉站，最終對環保消納造成的壓力可能還甚于塑料袋?！倍稳A波說。

環保餐盒

此外，還有一些由玉米淀粉制成的可降解包裝餐盒，由于可降解材料特殊，若要達到減碳效果，必須通過特殊的回收途徑和處理設備?！艾F在一方面很多地方還沒有這樣的回收處理能力，另一方面許多紙質餐盒內還都有一層PP 膠，難以分類，最終的歸宿還是同樣被當作生活垃圾填埋或焚燒?！倍稳A波說。

雖然這些方式從單個環節來看是更環保的選擇，他總結道，“但減塑的目標不是減少塑料包裝的使用，而是從全局來看系統性地減少環境影響?！?/p>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段華波認為“外賣減塑”主要靠三個方面：一是優化設計，定制化比較節約的低成本包裝；二是繼續在技術上探索可降解材料的可實現性；三是在相對封閉的場景下，比如校園內、工業園區等地方，可以小范圍地推廣循環餐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