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繁榮家園視域下打造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的路徑探析

陸善勇，云 倩

2021 年11 月22 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 周年紀念峰會上發表題為《命運與共共建家園》的重要講話，提出要與東盟共建和平、安寧、繁榮、美麗、友好“五大家園”，其中，在共建繁榮家園部分提出“中方將啟動科技創新提升計劃，向東盟提供1000 項先進適用技術，未來5 年支持300 名東盟青年科學家來華交流”。①習近平：《命運與共 共建家園——在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府網，2021年11月22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11/22/content_565246.htm.這對中國—東盟科技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方向。此前，習近平主席在第十七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開幕式上強調要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并明確提出“提升科技創新，深化數字經濟合作”。②《習近平在第十七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開幕式上致辭》，中國政府網，2020年11月27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11/27/content_5565309.htm.共建繁榮家園正是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在經貿合作領域的具體實踐，推進科技合作是中國和東盟的共同需求，也是共建繁榮家園的重要舉措。共建繁榮家園的提出為中國—東盟科技合作賦予了新內涵、新使命，也為中國—東盟科技合作帶來了新的機遇。中國歷來高度重視與東盟的科技合作，自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建立以來，已取得了多項重要的科技合作成果。但由于中國—東盟區域內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科技成熟度存在巨大差距，全面開展科技合作的困難較大。在共建繁榮家園提倡的新指引下，創新國際科技合作模式，探索打造創新理念共鳴、科技成果共享、科技信息共通、創新鏈條共建、科技人才共育的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隨著全球科技合作的不斷深化，關于國際科技合作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也日趨活躍，尤其是2017 年《“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出臺以后，相關研究成果隨之增多。東盟躍升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后，中國—東盟科技合作更是成為研究熱點?，F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國際科技合作模式的研究。劉秋生等構建了國際科技合作模式評價體系、評價方法和模式選擇標準。①劉秋生、趙廣鳳、彭立明：《國際科技合作模式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2007年第2期。肖朔晨等以科技合作和技術轉移作為重要指標，實證分析了中國—東盟垂直型科技合作模式的特征和不足。②肖朔晨、閆興：《中國—東盟(CAFTA)垂直型科技合作模式研究》，《科學管理研究》2018年第1期?；跂|盟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科技合作基礎各不相同，陽國亮等提出要因地制宜采取差異化的科技合作模式。③陽國亮、呂偉斌、程啟原：《泛北部灣國際科技合作及其模式選擇》，《學術論壇》2009年第7期。二是對深化中國—東盟科技合作對策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總體上是從合作機制創新、拓展合作領域、搭建技術轉移平臺、夯實配套支撐體系等方面提出對策建議。廖文龍等提出要加強中國與東盟創新政策的良好對接，共建共享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打造鏈接全球、輻射東盟的技術貿易市場，構建面向東盟的科技金融體系等。④廖文龍、翁鳴、陳曉毅：《“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東盟科技合作對策研究》，《廣西社會科學》2020年第9期。閆新霜提出要構建中國—東盟協同創新網絡、人才支持體系和金融支撐體系。⑤閆新霜：《關于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現狀及具體對策分析》，《營銷界》2022年第3期。趙德森等基于技術勢差理論、三優勢模式理論，研究了中國對東盟技術轉移的基本動因、典型特征及實現模式。⑥趙德森、黃曉暉、秦超：《中國對東盟技術轉移的動機與模式研究》，《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5年第11期。此外，還有對具體合作領域的研究。王雯婧等提出臨床醫學、工程和環境生態學等應成為中國—東盟開展科技合作的重點學科領域。⑦王雯婧、曾靜婷：《東盟重點研究學科、產業政策分析及對中國國際科技合作的啟示》，《科學管理研究》2020年第10期。曹玉娟等對中國—東盟農業科技合作進行研究，提出設立農業科技國際特派員計劃、加強對邊境草根科技援外的支持、構建多層次的多元項目支持體系等對策建議。⑧曹玉娟、楊起全、趙延東：《新周邊形勢下中國—東盟農業科技國際合作的廣西實踐》，《中國科技論壇》2015年第3期。對中國與東南亞個別國家科技合作的研究則主要有唐藝舟、謝舜等對中國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的科技合作成效進行績效評價，其提出可以在科技創新政策研究、科技聯合研究與成果轉化、創新平臺載體建設、全球創新資源鏈接、加強區域公共產品供給等方面合作。⑨唐藝舟：《中國與東盟五國科技合作績效評價》，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2—34頁；謝舜、劉凱：《中國—印尼科技合作的內在動因及其實現路徑——基于區域公共產品供給視角的分析》，《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三是對構建創新共同體的研究，主要是對創新共同體的內涵、國內區域創新共同體建設思路、打造國際科技合作的創新共同體進行研究。如王崢等分析了創新共同體的概念、框架與模式。⑩王崢、龔軼：《創新共同體：概念、框架與模式》，《科學學研究》2018年第1期。張寒等認為科技創新共同體正在形成，科學家群體將發揮關鍵作用。?張寒、李正風、高璐：《超越科學共同體: 科技創新共同體的形成何以可能》，《自然辯證法研究》2022年第8期。宋宏、張瑾、趙菁奇等對長三角地區通過技術聯合攻關、技術創新合作等建設科技創新共同體的路徑進行了研究。?宋宏：《縱深推進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的考量》，《安徽科技》2022年第7期；張瑾：《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背景下的聯合攻關路徑思考》，《廈門科技》2022年第3期；趙菁奇、金露露、王澤強：《長三角區域創新共同體建設研究——基于技術創新政策效果評價的視角》，《華東經濟管理》2021年第5期。趙超提出要構建分布式、共享型、開放式的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共同體。?趙超：《區塊鏈+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共同體構建分析》，《學術論壇》2020年第4期。阮建平等分析得出“一帶一路”節點城市的科技創新能力參差不齊，構建“一帶一路”創新共同體具有必要性、可行性與現實性。①阮建平、劉煜旻、劉亞春：《“一帶一路”創新共同體視角下節點城市的比較研究》，《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黃棟等對中美與東盟的科技合作模式進行比較，得出美國與東盟科技合作主要是為了維護美國的技術優勢與產業霸權地位，中國與東盟的科技合作則是將中國—東盟視為一個整體，強調共同發展。②黃棟、張夢環：《中國—東盟與美國—東盟科技合作比較分析》，《南亞東南亞研究》2022年第3期。

上述成果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方法借鑒，但現有研究的系統性、全面性和深度不夠，主要還停留在對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現狀、問題的分析上，從戰略層面創新國際科技合作模式的探索和研究不足，缺少更深層次的系統性分析和創新性的政策性建議。目前關于創新共同體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國內區域合作層面，對在國際合作中如何構建創新共同體的研究仍較少。并且由于共建繁榮家園的倡議提出時間較短，鮮有學者有針對性地從共建繁榮家園的視角對中國—東盟科技合作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為此，本文將緊扣共建繁榮家園的目標，提出打造創新理念共鳴、科技成果共享、科技信息共通、創新鏈條共建、科技人才共育的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并進一步探索和研究從戰略層面構建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的路徑。

二、破局之路：依托共建繁榮家園，打造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

共建繁榮家園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經濟領域的重要實踐，其將中國—東盟在區域經濟中視為一個共同發展的整體，強調追求雙方共同利益的聯結和共同價值的實現，踐行的是共同應對調整、共同謀求發展的全球價值觀。共建繁榮家園的提出為破解中國—東盟科技要素流動性較差、科技信息資源共享程度較低、科技人才交流合作覆蓋人數有限等難題提供了系統解決方案——打造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打造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是共建繁榮家園在科技領域實踐的必要舉措，是深化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的迫切需要，能為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強的科技支撐，是促進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提質升級的重要舉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打造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符合共建繁榮家園對技術轉移的目標導向

科技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借助科技創新提速經濟發展、解決社會問題已成為東盟國家的普遍共識，尤其是在見證了中國科技崛起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巨變后，東盟各國發展科技、推動創新的意愿非常強烈，期望能將高鐵、新能源、5G 網絡、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高科技導入東盟經濟發展圈。共建繁榮家園倡議提出將“向東盟提供1000 項先進適用技術”，基于現有的中國—東盟科技創新模式和渠道難以高效完成此項目標，通過推進中國與東盟建設創新理念共鳴、科技成果共享、科技信息共通、創新鏈條共建、科技人才共育的創新共同體，有利于中國將積累的大量先進科技成果和優勢技術有效輸出到東盟國家，實現產能“走出去”，切實高效地為東盟國家提供所需的先進適用技術，使東盟國家能夠共享中國科技成果和科技發展經驗，帶動東盟國家產業轉型升級，為實現共建繁榮家園對向東盟技術轉移的目標提供制度保障。

（二）打造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符合共建繁榮家園對互利共贏的預期

繁榮家園是一個利益聯結、共同發展、合作共贏、信念一致的共同體，共建繁榮家園的核心內涵是追求共同利益、實現互利共贏。中國和東盟國家的經濟發展都需要強大科技支撐，雙方在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壯大新興產業，以及加快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發展等方面的需求高度契合。與東盟國家相比，中國在裝備制造、生命科學與健康、能源環境、農業等領域具有一定的技術優勢，中國與東盟各國在科技和產業發展戰略對接等方面合作潛力巨大。在共建繁榮家園的大背景下，通過構建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能夠縮小中國—東盟區域內各國的經濟發展差距，以科技合作引領和支撐中國與東盟各國開展更深層次、更廣范圍、更實效益的務實合作，增強中國與東盟科技合作項目的示范帶動效應。

（三）打造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符合共建繁榮家園對優化要素配置的要求

當前，經濟、科技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的創新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快速流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必然要求國際科技合作進一步深化，而開展國際科技合作的實質就是為了實現科技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最優配置，使科技產出達到最大化，增強科技合作效應和效益。在共建繁榮家園的新形勢下，通過打造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有可能從制度、物質和觀念等多個層面提供國際科技合作的中國方案，能促進科技創新資源和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科學合理配置，推動傳統的科技組織結構和創新方式改革，提升中國—東盟間科技資源要素流動水平、優化科技資源要素配置。

三、中國—東盟科技合作模式的現狀及典型案例

科技交流與合作歷來都是中國與東盟合作的重要內容，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科技合作不斷深化，“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更是使得中國—東盟科技合作得到空前加強，規模愈來愈大，形式愈來愈多樣化，已形成多種國際科技合作模式，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以政府為主體的國際合作模式現狀及典型案例

該模式是指中國和東盟國家政府積極發揮主導作用，圍繞國家確定的重大科技領域，整合創新資源，組織和協調各相關合作主體開展國際科技合作。這種合作模式的級別和層次較高，具有較高的可靠性和可持續性，是雙方國家意志在科技方面的集中體現，以簽訂雙邊或多邊政府間科技合作協議為主要方式，主要包括國際會議互動模式、國家級技術轉移平臺模式、國際科技特派員模式、引智模式、科技資助和科技援助模式等，具體做法和典型案例如表1 所示。

表1 以政府為主體開展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的典型案例

（二）以高校、科研機構為主體的國際合作模式現狀及典型案例

該模式是指充分發揮中國和東盟國家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智庫優勢，通過學校和科研機構的各種外事活動、科技洽談來確立雙方或多方的國際科技合作項目。這種合作模式的主要特點在于合作主體具有充分的自主權，雙方政府不直接主導國際科技合作，而是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制度和政策來規范合作主體的行為，主要包括依托高校建設科技創新中心模式、共建聯合實驗室模式、聯合研究模式、團隊引進模式等，具體做法和典型案例如表2 所示。

表2 以高校、科研機構為主體開展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的典型案例

（三）以企業、園區為主體的國際合作模式現狀及典型案例

該模式是指中國企業和園區基于不斷進行新產品開發和商業化的需要，主動向東盟國家，尤其是新加坡等發達國家尋求國際科技合作。這種合作模式的主要特點在于企業長期跟蹤市場和研究客戶需求，能準確把握市場和技術的對接，具有較高的合作效率，能快速促進技術創新成果的產品化和商業化，主要有企業主導科技合作模式、園區引進科技創新中心模式、搭建創新合作園區模式、設立海外研發機構模式等，具體做法和典型案例如表3 所示。

表3 以企業、園區為主體開展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的典型案例

四、中國—東盟科技合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開展國際科技合作的效果較差

1.國際科技合作機制缺乏約束力

目前中國和東盟之間的科技合作以政府主導為主，尚未真正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合作機制，以企業為主體自主開展的科技合作較少。一方面，從科技合作機制來看，中國雖與諸多東盟國家簽署了一系列科技合作協定和科技合作諒解備忘錄，但大多缺乏強制約束力，且缺少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相應的政策與機制。另一方面，從法律法規來看，中國科技立法尚不完善，對如何開展與東盟的科技合作，在法律層面并未有明確規定，這使得中國與東盟的國際科技合作缺乏行動依據。

2.國際科技合作的層次較低

目前，中國與東盟科技合作還未到成熟階段，雙方科技合作項目的選擇缺少系統性、針對性、戰略性。大多數合作成果只是停留在文章、專利等層面，進一步轉換為實際生產項目的較少，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造成了創新資源的極大浪費。在科技“走出去”方面，由于大多數東盟國家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水平都較低，中國與其科技合作多隨投資進行，受制于東道國的生產水平較低，隨著投資所進行的技術轉移大多層次較低。在科技“引進來”方面，技術型產業領域的合作相對較少，在核心領域真正開展涉及關鍵性技術的國際科技合作更是少之又少。

3.國際科技合作模式創新性不足

從典型案例分析可知，中國與東盟在開展科技合作時主要以培訓交流、參會參展、考察學習、舉辦研討會議，聯合培養留學生、合作辦學、設立海外研發機構等形式開展，部分科技合作的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高新技術合作基礎薄弱，參與合作成員的主觀能動性難以充分發揮。同時相較于歐美發達國家間的合作模式，中國與東盟的科技合作模式創新處于相對落后水平，未能緊跟目前全球國際科技合作模式的發展趨勢。

4.國際科技人才交流項目覆蓋面和輻射人數有限

雖然近年來中國已連續開展了多次面向東盟的科技人才交流項目，但是覆蓋面和輻射人數仍然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在高層次科技人才上。如“東盟杰出青年科學家來華入桂工作計劃”實施5 年以來，受疫情的影響，僅成功引入60 多位東盟科學家，輻射人數有限?？傮w來說，中國與東盟科技人才資源共享程度較低，尤其是基礎科技人才普遍缺乏國際交流機會，難以通過與東盟科技人才的廣泛交流提升雙方科技發展水平。

（二）科技信息資源共享程度較低

1.缺乏中國—東盟科技信息資源的共享平臺和渠道

由于缺少獲取中國—東盟科技信息資源的共享平臺和渠道，能查找到的多為一些零散的碎片化的信息，各個信息源相互獨立而且分散，彼此之間缺乏聯系，信息資源不夠系統、全面、準確，且存在一定的時滯性，各級政府關于國際科技合作的政策信息也難以及時全面傳達到企業層面，中國科技創新成果信息與東盟技術需求信息未能有效對接，很難做到與東盟國家科技信息資源的全面共享。例如，農業科技合作主體最需要了解的東盟合作對象國農業發展狀況、農業技術需求情況、政府科技支持政策、農產品市場發展情況等相關重要信息資源的開發與供給就比較缺乏。

2.較難獲取東盟國家科技供需信息

東盟國家絕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信息處理水平低、知識能力不足、人才匱乏等問題，缺乏統一的官方機構及團隊負責搜集、梳理相關技術供需信息。據統計，自2013 年中國—東盟技術轉移中心搭建官網和網上技術對接系統以來，來自東盟國家主動錄入的對接技術信息不到200 條，其余94%以上的信息均是中國—東盟技術轉移中心通過舉辦技術對接活動、會議展覽、點對點拜訪等方式進行搜集整理。

（三）部分東盟國家科技合作環境不佳

1.部分東盟國家的警惕性較高

東盟各國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復雜，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在二戰后即進入了東盟國家，深耕東盟市場時間較長，東盟國家對其技術接受程度高。大部分東盟國家在外交上推行的仍然是親歐美國家戰略，不少東盟國家內部存在既想與中國合作又防備的警惕心理，沒有完全信任中國。部分科技合作項目由于涉及海洋勘探、動植物種質資源等信息共享的內容，可能面臨部分東盟國家政府設置的重重障礙，導致項目推進艱難。

2.大部分東盟國家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不完善

由于大部分東盟國家對國際科技合作成果的歸屬權不清晰，與東盟國家的科技合作容易產生知識產權糾紛。如由于缺少關于種質資源境外轉移的明確法規和指導，中方在東盟國家展示的部分品種，經過3至4 代的分離就可得到與親本相近的材料，如果東盟當地科研人員再找到相應的父母本資源，即可雜交配組出相近的品種，此類成果知識產權的歸屬就較難界定。

3.部分東盟國家的政局不穩定

近年來，泰國、緬甸等部分東盟國家政局動蕩，不穩定的政治和動蕩的社會環境都給國際科技合作的前景帶來莫大風險，也造成極大不確定性，一旦政治產生變數就可能影響經濟合作，也嚴重影響科技合作。以泰國為例，1932—2014 年泰國共發生了20 次軍事政變，其政治穩定性和延續性較差。2020 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泰國經濟進一步蕭條，“挺巴育”陣營與“反巴育”陣營之間的對立與沖突越來越嚴重，泰國各地發生的示威行動至2020 年9 月已達200 次。①《泰國抗議示威集會愈演愈烈，亂局背后是哪些勢力》，《環球時報》2020年10月22日，https://www.chinanews.com/m/gj/2020/10‐22/9319178.shtml.頻繁的游行示威對泰國現行的政治體制、經貿合作、社會穩定造成不良影響，國際合作政策的延續性也難以得到保障。又如緬甸，在政治轉型十年后，國家重歸軍人管制，2021 年2 月1 日，緬甸軍方因不滿大選結果，接管政權并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國內政局動蕩將使緬甸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大增。

4.部分東盟國家科技實力相對較弱

根據2021 年9 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1 年全球創新指數排名，新加坡的創新指數位列全球第8 位，位居東盟國家之首。馬來西亞緊隨其后位列第36 位，泰國居第43 位、越南居第44 位、菲律賓居第51 位、文萊居第82 位、印度尼西亞居第87 位、柬埔寨居第109 位、緬甸居第127 位，老撾未列入排名。②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內容提要》，2021年9月2日，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zh/wipo_pub_gii_2021_exec.pdf.從上述排名可見，東盟各國在創新領域的排名差異巨大，科技發展水平差異顯著?？傮w來說，新加坡的科技實力較強，遠超過其他東盟國家。馬來西亞和泰國已具有一定的科技基礎，在某些科技領域也取得了突出成績，處于迎頭追趕的階段，但是在大多數領域還存在短板。老撾、柬埔寨、緬甸等大多為農業國，整體科研實力較弱，研發型人才嚴重缺乏，甚至在大多數領域不具備開展基礎科學研究和高新技術研發的能力。

五、共建繁榮家園視域下打造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的路徑

合作雙方應緊密結合共建繁榮家園倡議，從頂層設計、差異化合作、服務體系打造、金融支持、人才支撐等方面提升中國—東盟科技合作實效，探索打造創新理念共鳴、科技成果共享、科技信息共通、創新鏈條共建、科技人才共育的中國—東盟創新共同體。

（一）加強國際科技合作的頂層設計，推進創新理念共鳴

1.出臺《中國—東盟國際科技合作專項規劃》

在中國與東盟合作的大框架下建立有效的科技合作機制，出臺《中國—東盟國際科技合作專項規劃》，明確重點任務、重點項目、細化舉措、保障措施等，通過優化服務、出臺政策，創造推動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的良好環境和條件。

2.積極推動在國家層面共建科技合作平臺

根據共建繁榮家園倡議中提出的“科技創新提升計劃”，通過廣泛的溝通與談判，積極推動與東盟各國科技部在國家層面簽訂有利于促進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的專項協議，共同搭建更多國家層面的科技合作平臺，構建具備專業性、多層次、立體化的國際科技合作平臺體系。

3.建立完善科技合作協調與管理機制

一方面，建立完善中國—東盟科技合作協調機制。借鑒中國—東盟博覽會的運行機制，在廣西設立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秘書處，負責科技合作項目的運營管理協調。推動設立聯席會議制度，每年借助中國—東盟技術轉移與創新合作大會發布合作需求、推介合作項目。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科技合作管理制度。完善現有雙邊工作機制，充分發揮科技聯委會工作組的作用，建立嚴密的聯絡負責人制度，明確所有合作方的職責分工，加強政府職能部門的宏觀管理和調控，對中國—東盟科技合作項目立項及實施進行全程科學管理。

4.營造有利于國際科技合作的政策環境

加強與東盟各國的溝通與談判，力爭在科技人員往來、學術交流等方面給予彼此更多便利，著力完善激發創新市場活力、降低科技市場準入、增加科技創新活動、推動科技交流合作的有關政策，營造有利于中國—東盟開展科技合作的良好政策環境。

（二）因地制宜開展差異化合作，推進科技成果共享

東盟各國的經濟基礎和優勢資源各不相同，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地區的科技實力和經濟基礎也有較大差距，要根據不同的目標國家、不同的項目類型，組合選擇差異化的國際科技合作模式。

1.開展中國—東盟科技合作模式創新

一是離岸創新中心模式：在新加坡等科技強國設立離岸創新中心。吸納新加坡等國技術和高端科技人才等科研資源在當地開展科技創新工作，并且與國內研發創新體系緊密結合，構筑全球化的協同研發體系，提升先進技術引入效率，幫助中國追蹤世界先進技術，搶占國際市場最前沿，實現創新資源的全球配置，具體發展模式如圖1 所示。重點推進中國—東盟創新中心新加坡分中心建設，圍繞重點產業，以“線上+線下”的綜合渠道，推動雙方科技園區、研發機構、創新載體，以及智庫等方面的雙向互動合作，加快技術轉移，以科技為紐帶促進產業創新合作不斷深化。

圖1 離岸創新中心模式

二是啞鈴型合作模式：成立中國—東盟國際科技合作聯盟。以“功能互補、兩邊一體”為原則，在國內、國外兩地同時建立研發機構、輔助機構、合作資源數據庫和合作需求數據庫，充分利用國內外優勢科技資源，做大、做強國內外兩端的合作網絡，并使兩個網絡結構結合得更緊密，實現中國—東盟研發互補和需求無縫對接，從而高效地引進、吸收、消化、再創新先進科學技術，推動科學技術成果的產業化和商業化。

三是技術二次開發模式。中國企業和科研機構根據自身生產和技術發展需要，從部分具有核心技術的東盟國家引進相關成熟的尖端技術和關鍵共性技術，通過消化、吸收，或更深層次的開發，進行技術優化改進和再創新，二次開發出實用性更強的新技術。通過技術二次開發省去各種前期研發成本，加大技術開發深度，降低技術開發風險。①吳崇伯、張媛：《構建“一帶一路”利益共同體——企業利益相關者視角》，《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五期。

四是國際創新合作高地模式：建設中國—東盟科技城。積極探索跨國聯合、引入戰略投資者等雙邊合作開發機制，支持東盟國家與中國的自由貿易試驗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合作，打造一批主體功能突出、外資來源地相對集中的，集技術引進、推廣、孵化、交易直至應用示范為一體的國際創新合作高地，推動技術成果集中轉化?？梢猿浞诌\用中國（廣西）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云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政策，在廣西、云南等省區率先高規格規劃建設中國—東盟科技城。以廣西為例，如圖2 所示，可以在中國—東盟科技城中規劃共建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園、高端裝備制造創新園、數字經濟創新園、國際生物醫藥創新園、中國—東盟科技創新綜合孵化園等國際創新園和孵化器，將中國—東盟科技城建設成產城融合、科教融合，集聚全國與東盟國家科技創新力量、高度運用現代科技成果支撐各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綜合體。

圖2 國際創新合作高地模式（以廣西為例）

2.對東盟不同國家選擇差異化的合作模式和合作重點

根據東盟各國科技成熟度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中國科技合作的需求和科技資源流向，有針對性地選擇不同的新合作模式和合作重點。如表4 所示，在合作模式選擇上，對科技資源輸出型東盟國家，可以選擇離岸創新中心模式、技術二次開發模式，以充分利用東盟優勢科技資源，如從新加坡等國獲得中國短缺的技術要素，補足中國科技、產業、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加速東盟先進科技成果在中國轉移轉化；對技術資源互換型東盟國家，可以選擇啞鈴型合作模式、技術二次開發模式，以推動優勢資源互換，共同突破技術難關；對大多數東盟國家，可以選擇共同參與建設國際創新合作高地模式，以增加對東盟的高新技術、產品工藝出口，實現中國產能“走出去”、科技“走出去”。在合作重點領域選擇上，充分考慮東盟各國對推動科技發展、推動創新引領的強烈意愿，在繼續深化農業、基礎制造業、環境保護、海洋開發等傳統科技合作領域的基礎上，拓展智慧城市、5G網絡、人工智能、電子商務、大數據、區塊鏈、遠程醫療、高鐵、新能源等更多新的合作領域。

表4 東盟各國支柱產業、科技發展重點領域及對中國的科技合作需求

3.對國內不同區域選擇差異化的合作重點和合作模式

中國東部地區在先進科技領域具有一定優勢，且有豐富的資金支持，可以采取在新加坡設立離岸創新中心的模式，提升自主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也可以采取啞鈴型合作模式、技術二次開發模式與馬來西亞、泰國等具有一定科技優勢的東盟國家開展合作，在某些領域集中發展、重點突破，引進或輸出極具潛力的未成熟技術或創意進行二次開發。中國中西部地區自身科技發展水平與經濟能力有限，資金也有限，可以集中力量打造中國—東盟科技城等國際創新合作高地，在中國—東盟科技城匯集全國與東盟國家科技創新合作的力量，在科技城實現技術引進、推廣、孵化、交易直至應用示范全過程，詳見表5。

表5 中國—東盟科技合作選擇

（三）打造多元化的服務體系，推進科技信息共通

1.建立中國—東盟科技合作交流基礎數據庫

加強與東盟國家的數據庫建設合作，共同開發和維護國際科技合作專家人才數據庫、科研機構數據庫、重點企業信息資源數據庫、學術團體數據庫、中介機構數據庫、投資機構數據庫、科研成果數據庫、標準數據庫、國家政策法規數據庫、專利文獻數據庫、翻譯人才數據庫等中國—東盟科技合作交流基礎數據庫。

2.建立中國—東盟科技合作項目數據庫

充分發揮中國與東盟各國雙邊技術轉移中心的作用，力爭雙邊技術轉移中心覆蓋東盟十國范圍，逐步建立中國—東盟科技合作項目數據庫，包括中國—東盟合作需求項目數據庫、技術和產品輸出項目數據庫、科技合作重點項目數據庫等，同時推動建立中國—東盟科技合作與技術轉移平臺。

3.建立多領域、多語種創新資源信息網絡

充分利用廣西、云南等省區在東盟小語種方面的教育資源優勢和專業人才優勢，建立多領域、多語種創新資源信息網絡，為中國與東盟科技合作收集科技和經貿信息，使其成為中國—東盟科技合作信息發布、流動和獲取的重要平臺。

（四）搭建立體式的國際科技合作金融支持體系，推進創新鏈條共建

1.設立中國—東盟科技合作投資基金

探索與東盟國家聯合設立科學合作種子基金、合作創新基金、科技成果轉化基金、創業投資引導資金、創業風險投資基金等中國與東盟科技合作專項資金，建立完善相關配套專項管理計劃與管理機制，專門為中國—東盟科技交流合作提供必需的考察費、培訓費及產品技術研發費等。同時，積極拓展投資基金的資金來源，在財政投入的基礎上，注重有序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提高中國—東盟科技合作資金投入保障水平，確?？萍己献鞯姆€定性和可持續性。

2.增加對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的財政投入

積極爭取國家對中國—東盟科技合作項目的經費支持，尤其是對廣西、廣東、云南等重點省區推動的中國—東盟科技合作項目給予更多的扶持。各省區地方政府也要同步增加對自身與東盟科技合作項目的經費支持，將國際科技合作經費納入年度政府財政預算，并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長。

3.提高金融服務與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的結合度

注重將財政補助、相關金融優惠政策、風險投資、科技擔保、科技貸款、科技保險、多層次資本市場等一系列的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務與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相結合，促進科技研發、科研成果轉化，讓金融資本參與創新活動，分散科技合作的風險、分享科技合作的收益。鼓勵開展科技金融創新，加快構建完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搭建覆蓋東盟國家的科技金融對接服務平臺，探索建立跨境金融和跨境結算機制、跨境科技金融管理協作體系、科技金融穩定評估系統，開展中國—東盟科技金融風險聯合監測，注重將科技創新券、風險投資、風險補償、科技擔保、科技貸款、科技保險（如專利保險試點）、專利權質押融資、股權質押融資、多層次資本市場等全鏈條科技金融業態和工具與中國—東盟科技合作相結合，開展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和信貸產品創新。

（五）建設科技合作人才支撐體系，推進科技人才共育

1.加強科技合作復合型人才培養

建立完善復合型科研人才培養體系，加強國際科技合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定期開展科技和語言培訓，提供國內外進修、培訓及留學的機會，培育科技合作骨干力量。尤其是，可以充分發揮廣西和云南開展小語種培訓的優勢，將廣西和云南打造成為面向東盟科技合作的高層次人才培養基地，培育一批既通曉中國與東盟國家語言，又具有專業領域知識的復合型人才。

2.合作培養青年科技領軍人才

積極落實在共建繁榮家園倡議中提出的“未來5 年支持300 名東盟青年科學家來華交流”動議，結合中國科技部的“發展中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家來華工作計劃”，繼續深入實施“東盟杰出青年科學家來華入桂工作計劃”，探索開展“東盟杰出青年科學家來華入粵”“東盟杰出青年科學家來華入滇”等工作計劃，加大經費投入，鼓勵東盟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家到中國開展短期工作，合作培養青年科技領軍人才。

3.開展面向東盟國家的科技特派員試點工作

推廣云南農業科技特派員制度的經驗，結合東盟國家的科技需求，依托有關科技計劃項目，對中國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單位的科技人員，經個人申報及職能部門審核，將具備一定國際合作交流工作能力的人員認定為科技合作特派員，向東盟國家派遣開展相關科學技術服務，并給予法人國際科技特派員和個人國際科技特派員每人20 萬—50 萬元的經費補助，用于開展科技合作服務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