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與影響因素研究

林 軼

地理角度上的邊疆是指與鄰國相接的領土或者疆域，文化角度上則是指一個國家內部層面與主體民族區存在著明顯文化差異的少數民族文化區。①金曉哲、林濤、王茂軍：《邊疆的空間涵義及其人文地理研究框架》，《人文地理》2008年第2期。無論是地理空間還是少數民族文化區，邊疆地區都是認識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發展的關鍵。②李大龍：《交融與一體：多民族國家視域下的“邊疆”與“中國”》，《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自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確立為我國民族工作的主線和綱，邊疆問題也就成了研究的重要議題。邊疆地區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條件相對較差，在完成脫貧任務之后，如何實現興邊富民和共同富裕成了邊疆經濟發展的重任。一方面，邊疆地區第一產業基礎差，第二產業效益差，第三產業支撐不足，③趙書虹、杜靖川：《新時代邊疆民族地區旅游發展新戰略》，《旅游學刊》2018年第10期。傳統的資源開發模式和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往往伴隨著生態環境的污染。另一方面，邊疆地區旅游資源稟賦豐裕，民族風情獨具特色，旅游業具有較大的比較優勢，④林軼、段艷：《“印象·劉三姐”與廣西民族文化傳承》，《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7年第4期。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成為帶動邊疆地區經濟發展和當地居民脫貧致富的重要路徑。因此，如何科學地測度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如何科學合理地評價并探究其主導影響因素，對于邊疆旅游業提質增效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可為踐行共同富裕理念提供理論和數據支撐。

學術界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研究聚集于內涵、機制與路徑、評價指標體系三個方面。何建民、張洪昌等、戴斌、戴學鋒研究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⑤何建民：《新時代我國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系統與戰略研究》，《旅游學刊》2018年第10期；張洪昌：《新時代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治理邏輯與制度創新》，《當代經濟管理》2019年第9期；戴斌：《高質量發展是旅游業振興的主基調》，《人民周刊》2020年第16期；戴學鋒、楊明月：《全域旅游帶動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旅游學刊》2022年第2期。在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機制與路徑方面，魏敏等對中國旅游業發展質量變遷進行了梳理；①魏敏、彭倩：《從產業附加值看改革開放40年中國旅游業發展質量及變遷》，《旅游學刊》2019年第1期。馬波等研究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微觀機理；②馬波、高麗鑫、寇敏：《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微觀機理探析——以旅游性價比為中心》，《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2年第1期。申軍波、厲新建等指出了文旅融合高質量發展的路徑；③申軍波、石培華、張毓利：《文化與旅游高質量融合發展：時代價值、動態演進與戰略選擇》，《未來與發展》2020年第9期；厲新建、宋昌耀、殷婷婷：《高質量文旅融合發展的學術再思考：難點和路徑》，《旅游學刊》2022年第2期。姚旻、Pato、于法穩等提出了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對策。④姚旻、鄭時友、孟現睇：《貴州省鄉村旅游發展水平評價與高質量發展對策——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研究》，《貴陽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9年第3期；Pato L.and Kastenholz E.，“Marketing of rural tourism -a study based on rural tourism lodg‐ings in Portugal”，Journal of Pla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vol.10,no.2,2017；于法穩、黃鑫、岳會：《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內涵特征、關鍵問題及對策建議》，《中國農村經濟》2020年第8期。在評價指標體系方面，不同學者構建的維度不同，如宋長海、龍志等從旅游資源、旅游環境、旅游服務、旅游吸引力、旅游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幾個方面來設計指標；⑤宋長海：《旅游業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指數編制方法》，《統計與決策》2016年第5期；龍志、曾紹倫：《生態文明視角下旅游發展質量評估及高質量發展路徑實證研究》，《生態經濟》2020年第4期。孫曉等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5 個維度測量；⑥孫曉、劉力鋼、陳金：《中國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測度》，《統計與決策》2021年第17期。閻友兵等從產業發展活力、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和有效七個維度進行構建；⑦閻友兵、歐陽旻：《基于新發展理念的紅色旅游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應用——以韶山市為例》，《旅游論壇》2021年第6期。Bindu Narayan 等從酒店、食品、物流、安全和物有所值構建了旅游服務質量評價表；⑧Narayan,B.,Rajendran,C.and Sai,L.P.,“Scales to measure and benchmark service quality in tourism industry: A second‐order factor approach”, Benchmark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5,no.4,2008.DO Rosirio Mira 等從旅游產品、經濟、人力、社會發展和市場營銷五個維度構建了旅游質量評價表。⑨Maria do Rosário Mira,Andreia Moura,Lisete Mónico&Zélia Breda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quality in tourism: per‐ceptions of portuguese public decision makers at the local level”, Journal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Hospitality &Tourism,vol.20,no.3,2019.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針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評價體系與閾值劃分標準尚不清晰，不同學者對高質量發展內涵理解的不一致導致旅游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的典型性與普適性不足。而邊疆地區，因其在時間、空間場域和旅游文化安全需求等方面的特殊性，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要求。另外，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研究的區域以全國整體、經濟帶和經濟發達的省份為主，涉及邊疆地區的研究相對較少，也尚未對其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量與分析。據此，本文以邊疆旅游業為對象，構建了一套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并測度其高質量發展水平，分析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時間、空間格局和系統差異，探究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主導影響因素，以期為邊疆旅游業協調、健康發展提供數據支撐和科學依據。

一、指標構建、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指標構建

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是評價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礎。2017 年，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這一表述。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必須“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我國進入新階段、應對新矛盾的必然選擇，新發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長遠的戰略思想，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行動指南?；诖?，多數學者提出以新發展理念來解構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構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系統層面的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指標。①王婉、范志鵬、秦藝根：《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構建及實證測度》，《統計與決策》2022年第3期；黃敦平、李沂泓、孫臻瑤：《淮河生態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評價》，《統計與決策》2022年第1期；李志遠、夏贊才：《長江經濟帶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及失配度時空格局探究》，《南京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2021年第4期。

然而，邊疆地區文化生態復雜敏感，②張春霞：《邊疆文化旅游開發與文化安全》，《理論導刊》2010年第7期。文化安全已全方位介入邊疆旅游業發展的過程中，成為影響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諸多要素之一。因此，文化安全需被納入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評價體系之中。文化安全是指對文化主體 (包括人、民族、國家、個人等)生存權利、生存方式 (包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及其文化成果的認同、尊重和保護，從而使文化主體在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沒有威脅、危機和危險。③李金齊：《文化安全釋義》，《思想戰線》2007年第3期。鑒于此，本文從文化標志和文化支出兩個方面表征邊疆旅游文化安全。文化標志是邊疆文化形態的本真體現，它與文化主體的生存方式密切相關，是文化的主要載體之一，表現了對其文化成果的認同；文化支出是指通過政府的公共預算來保障邊疆地區的文化傳承，是尊重與保護文化的重要手段。據此，本文從新發展理念出發，考慮到邊疆旅游業文化生態，構建了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和文化安全六大系統的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并根據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

表1 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二）數據來源

本文所選的研究區為我國邊疆九?。▍^），即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新疆、甘肅、西藏、云南和廣西。上述指標來自國家統計局官網、國家知識產權局、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文化文物和旅游統計年鑒》《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以及各省的統計年鑒。其中旅游專利量從國家知識產權局相關數據庫中檢索篩選得到；旅游R&D 經費投入為旅游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R&D 經費的乘積；旅游業集聚度為旅游收入占GDP 比重與邊疆旅游業總收入占其總GDP比重之比；旅游業與城市化協調、區域經濟協調、生態環境協調借鑒張新成的研究成果；①張新成、梁學成、宋曉等：《黃河流域旅游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失配度時空格局及成因分析》，《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0年第12期。資源稟賦通過熵值法加權計算5A 級景區數量、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數量、國家級風景名勝區數量、特色民族村寨數量得到。對于個別缺失年份數據，則通過插值法計算得到。

（三）研究方法

在構建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指標的基礎上，測度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并從宏觀（區域角度）層面引入空間維度、時間維度和系統維度，對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時空格局進行評價?？臻g維度可以反映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分布態勢和發展變化；時間維度可以反映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整體演進態勢、離散程度和極化趨勢；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由六大子系統共同組成，不同子系統之間發展水平的變化決定了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時空格局。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內部制約因素直接影響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決定了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時空格局。因此，本文從旅游業發展構成視角出發，即影響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內部制約因素，探究旅游業內部制約因素對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程度。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了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時空格局及影響因素分析模型（見圖1），系統地評價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及主導影響因素。

圖1 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時空格局及影響因素分析模型

1.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方法

用熵值法測度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熵值法計算過程為：②劉云菲、李紅梅、馬宏陽：《中國農墾農業現代化水平評價研究——基于熵值法與TOPSIS方法》，《農業經濟問題》2021年第2期。

第一步，進行異質指標同質化，其中，i 表示第i 年份，j 表示第j 項指標。表示歸一化處理后的第i年第j 項指標值，yij表示第i 年第j 項指標的實際值，minyi，maxyi是指標j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第二步，計算第j 個指標中第i 個省份的比重：

第三步，計算第j 個指標的熵值，其中，k=1/ln（m），樣本數m=9*11。

第四步，計算差異系數：

第五步，計算第j 個指標的權重：

最后，通過指標權重計算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TL）。

2.時空格局評價方法

運用核密度估計等方法分析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時空格局。采用高斯核函數（公式7、8）對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時間趨勢繪制三維圖，其中f(x)為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X 的密度函數；N 為全部的樣本個數；X i為獨立分布的樣本值；h 為帶寬，估計精度與帶寬大小成反比；x 為樣本值的均值，計算公式如下：①施祖麟、黃治華：《基于核密度估計法的中國省區經濟增長動態分析》，《經濟經緯》2009年第4期。

3.影響因素估計方法

運用地理探測器方法對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時空格局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地理探測器因其具有無線性假設、共線性免疫、使用靈活等優點成了研究空間數據的有力工具。計算公式見相關文獻。②王勁峰、徐成東：《地理探測器:原理與展望》，《地理學報》2017年第1期。

二、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時空分析

（一）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

根據各指標權重加權計算出2010—2020 年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見表2）。從整體均值變化來看，觀察期內，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出先升后降的態勢，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均值從2010年的0.221 上升到2019 年的0.404，2020 年下降到0.305。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上升得益于中國2010 年人均GDP 突破5000 美元以來休閑度假游呈現爆發式增長，需求端對于高質量旅游有了進一步的要求，而邊疆地區通過不斷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矯正要素配置扭曲，促進資源優化配置，誕生了一大批精品旅游產品（服務）。同時政府加強了對旅游行業的整治，市場秩序得到了重塑。邊疆文旅產業逐步從較低層次、較低附加值產業向高層次、高附加值產業轉變，從而承接了一部分國內外的高端旅游需求。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邊疆地區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出現了下滑。

表2 2010—2020 年中國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

（二）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特征

從各個省份來看，云南、遼寧、廣西、吉林、內蒙古、黑龍江、新疆、甘肅、西藏的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值依次降低。2010 年，遼寧扮演領跑者的角色，云南、廣西、吉林、黑龍江、甘肅、內蒙古和新疆作為跟隨者緊跟其后，西藏的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排在末位。2015 年，云南、遼寧、廣西的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位于均值以上，而2019 年，云南和廣西的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反超了遼寧，形成了C 字形“兩翼高，中間低”的空間分布特征。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空間格局已形成。從各省的旅游業發展情況來看，東北三省基礎設施完備，經濟發展向好，為旅游產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2010 年遼寧省旅游收入更是位居全國第八。但是東北地區以重工業經濟為主，較難適應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特別是近年來東北地區人口流失嚴重，在產業結構失衡和缺乏人才支撐之下，旅游業發展速度也明顯受到影響。云南和廣西利用政策扶持和區位優勢，走出了一條正確路子，為旅游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旅游業發展質量從中等水平逐步躍遷到高水平。西藏在邊疆地區的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最低，其主要原因包括兩點：第一，西藏的景點空間分布分散，旅游可達性較低，旅游業難以形成完備的產業鏈，生產效率低下，企業交易成本高成了制約旅游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第二，惡劣脆弱的自然環境導致基礎設施建設成本高、難度大、危險性強、毀損率高、對環境的破壞性強。西北地區的新疆、甘肅和內蒙古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中等平庸，呈現出較強的協同性，主要是因為三個省區生態環境脆弱，旅游基礎設施不完善。

（三）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時間變化趨勢

為了明晰不同時段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總體分布和變化趨勢，對2010—2020年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核密度估計（見圖2）。在觀測期內，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分布動態如下：第一，從分布位置來看，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分布曲線隨著時間推移逐步向右移動，表明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從低水平不斷向高水平演變；第二，從主峰分布態勢來看，樣本期內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分布曲線峰值先上升后降低，且曲線寬度逐步加寬，說明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總體離散程度呈擴大趨勢，高水平的省份差距在逐年增大，發展基礎較好的省份在樣本期間又取得了進一步的提升；第三，從分布延展性來看，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分布圖右側尾拖變長，這意味著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處于較低水平，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逐步增多；第四，從極化特征來看，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由2010 年的“一主一小”變為2019 年的“一主二小”，再到2020 年的“一主”逐漸分化，這說明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空間非均衡性特征顯著。同時也要注意到在疫情的影響下，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逐步拉大，旅游發展基礎較差的省份在疫情的影響下，旅游業發展盡顯疲態?？傮w而言，隨著邊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總體呈現顯著提升。但邊疆各省份之間的發展差距仍然存在，且受到疫情的影響發展協調性逐步減小，短期內想要實現均衡發展存在較大難度。

圖2 2010-2020 年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動態演化特征

（四）邊疆旅游業子系統高質量發展差異

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和文化安全六大子系統共同作用的結果，各子系統為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見圖3）。從整體來看，2010 年到2019 年，六大子系統均實現不同程度的增長，其中文化安全系統和開放系統綜合發展水平較高。從2019 年到2020 年，除綠色系統繼續增長以外，其他五大系統都出現一定程度的下滑，其中文化安全系統下滑程度較低，開放系統下滑最為嚴重。從各個系統來看，文化安全系統最終在觀察期內取得“頭籌”的地位，這充分體現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邊疆地區以民族文化為本位，博采眾長，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得到有力的彰顯和升華。綠色系統在觀察期內始終穩定增長，這主要是因為“十一五”規劃正式提出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對資源環境設立了約束性指標制度，有效扭轉了我國重要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耗不斷上升的趨勢。其次，我國北部邊疆相繼實施風沙治理、退耕還林還草、退牧還草等國家重點生態工程，還通過人工造林、封沙育林等方式“堵沙源，涵水源”，形成了一道綠色生態屏障。創新系統和協調系統在觀察期內實現了快速增長，這主要是因為科研投資經費和創新人才逐漸增多，旅游業人均收入不斷提高和產業不斷集聚，旅游業與生態環境、區域經濟、城市化實現了協調發展。需要指出的是，邊疆旅游業創新系統雖然在不斷地提升，但是旅游業高層次人才的投入相對較少，也只有云南和遼寧這兩個旅游經濟發展大省，博士點相對來說較多。共享系統在整個觀察期內增速較慢且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指數貢獻最少，主要是因為邊疆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尚存在許多阻礙要素流動的障礙因子，旅游業還存在諸多短板。開放系統在觀察期內取得了領先地位，主要是因為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及開放力度的不斷加大，邊疆地區取得了豐碩成果。

圖3 邊疆旅游業六大子系統高質量發展水平

三、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主導因素識別

邊疆地區因其復雜的時空場域，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受到諸多因素影響。為探究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主導影響因素，首先對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評價，在此基礎上運用自然斷裂點方法將2010、2015、2019 年和均值年份的數據轉換成序列數據，通過地理探測器方法得到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主導影響因素（見表3）。從影響因素來看，均值年份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影響因素排在前6 位的分別是人力、外部協調、環境污染、生態質量、公共服務共享、創新，且作用程度依次遞減。這類因素的作用程度＞0.8，可以歸結為主導影響因素。另外6 個影響因素對于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影響較小，可以稱為一般影響因素。均值年份人力因素的q 值最大，這表明人力是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素，也是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石；均值年份外部協調因素的q 值為0.953，這表明邊疆旅游業與生態環境、城市發展和經濟發展協調性越來越強，外部協調良好；均值年份生態環境和環境污染因素的q值分別為0.831和0.892，表明環境污染治理和生態環境質量為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輔助力量，也是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手段；均值年份公共服務共享因素的q 值為0.810，這表明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有效地改善了民生福利，只有改善了旅游地民眾的生活質量才能真正實現“高質量”；均值年份創新因素的q 值為0.808，創新是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主導因素，但是相比于東部地區，邊疆地區旅游高質量院校、科研院所及跨國研發機構較少。

表3 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主導影響因素

四、研究結論、建議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邊疆旅游業為研究對象，從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邊疆旅游業發展特點出發，構建了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和文化安全六個維度的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在此基礎上運用核密度估計等方法從空間維度、時間維度和系統維度對邊疆九?。▍^）2010—2020 年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評價，最后運用地理探測器方法分析出了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主導影響因素。主要結論如下：第一，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呈先升后降的態勢，因受到疫情的沖擊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下滑嚴重。第二，空間格局上，樣本期前期遼寧扮演著領跑者的角色，云南、廣西、吉林、黑龍江、甘肅、內蒙古和新疆作為跟隨者緊跟其后，西藏成為邊疆地區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最低的區域。樣本期中后期，云南和廣西對遼寧的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實現了反超，并最終形成了C 字形“兩翼高，中間低”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格局。第三，時間序列上，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處于較低水平，但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從低水平不斷向高水平演變，同時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非均衡性特征顯著。第四，系統差異上，2010 年到2019 年，邊疆旅游業六大子系統均實現不同程度的增長，其中文化安全系統和開放系統發展水平較高。從2019 年到2020 年，除綠色系統繼續增長以外，其他五大子系統都出現一定程度的下滑，其中文化安全系統下滑程度較低，開放系統下滑最為嚴重。第五，從均值年份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主導影響因素來看，排在前6 位的分別是人力、外部協調、環境污染、生態質量、公共服務共享、創新，且作用程度依次遞減。其他因素為一般影響因素，對邊疆地區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影響相對較小。

（二）政策建議

第一，推進邊疆旅游業空間格局協調發展。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其中云南、廣西和遼寧為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典范。其在尋求自身發展的同時，積極利用區位優勢和發展優勢帶動其他省區旅游業發展。邊疆地區實現旅游業高質量協調發展，可以實行“兩步走”戰略：第一步，實現地區之間的區域協調。比如東北三省經濟聯系程度相對較高，要素流動便捷，行政壁壘障礙較小，遼省可以利用自身優勢，擴大其高質量發展溢出效應，突出以點帶面，形成區域協作發展態勢。第二步，實現邊疆各?。▍^）乃至全國旅游業高質量協調發展。影響邊疆旅游業高質量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為地理距離，因此，邊疆各?。▍^）旅游業合作要突破地域桎梏，加強地區間的合作，促進地區間的聯系。例如，G219 國道北起新疆喀納斯，南至我國大陸與海洋交界處的廣西東興，經過新疆、西藏、云南、廣西4 個?。▍^），全程長達10065 千米，是中國里程最長的國道。邊疆地區可以利用邊關風景道的建設，加強各省區之間的旅游聯系，逐步形成點（各旅游企業轉型升級）、面（全域旅游發展）、帶（邊關國家風景道的發展）聯動發展的新空間格局，以推動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

第二，優化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治理體系，實現旅游共享性發展。在邊疆旅游業六大子系統中，共享系統成為制約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短板。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標之一就是實現高效率、公平和綠色可持續的發展，因此應積極提高邊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高質量發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在旅游業發展的過程中，首先要打破地區分割，促進地區、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讓當地居民積極參與其中，提高低收入群體增收能力和收入水平，實現區域、城鄉、群體之間收斂。其次，要實現共享就必須創新分配方式，分配關系的改變立足于所有制關系的根本變化。實現旅游共享性發展就必須依靠集體資本共建公共池塘資源，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國化的自主治理規則和成果分配機制，讓全體人民能夠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

第三，推進疫情防控常態化下的低密度旅游與數字化轉型。隨著疫情防控常態化，我國根據疫情的走向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體防控策略。旅游業如何在疫情之下實現高質量發展，低密度旅游與線上旅游成了一種選擇。疫情發生以來，“預約、限量和錯峰”成了旅游業的常態，邊疆旅游業轉變發展方式，充分發揮物理空間大的優勢，發展低密度旅游，將經濟效益從依靠數量增長轉變到依靠質量增長上面來，從低密度旅游中挖掘高效益，化危為機并實現高質量發展。近年來，數字經濟在我國取得了巨大進展，智能化、數字化成了邊疆地區推動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環。①陳小英、曾志蘭：《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務融合的理論與實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2期。在產品內涵挖掘方面，將旅游業與AI+VR 深度融合，利用虛擬現實技術的數字化全景技術，以其信息量大、視角新穎、交互性強、沉浸感真實等特點來提升旅游業的科技感并充實文化價值內涵，促進優秀文化資源數字化、推動數字文化產品和服務在公共文化場館應用；在數據管控方面，推出數據管控平臺，實現隨時隨地掌控當地旅游客流數據、業態指標、異常感知、聯動預警等。通過數字化轉型，充分順應產業智慧化轉型、“云模式”消費的潮流，積極打通線上供需渠道，以充分應對和滿足疫情下文旅市場的消費需求。

（三）研究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對于影響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微觀機理探討還不夠全面，未來擬利用田野調查和扎根理論從微觀方面對邊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機理進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