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群臣上醻刻石解疑

秦進才

（河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河北省邯鄲市永年區朱山上的群臣上醻刻石，自清朝道光年間沈濤發現以來，引起了金石家、書法家、史學家等諸多學者的注意，撰文考證、探究其年代、介紹其特點者甚多。亦有人對于群臣上醻刻石的真實性心存懷疑，如光緒年間，《畿輔通志》分纂丁紹基認為：“其可疑者，宋之歐、趙、洪諸家于金石之學搜羅殆徧，即國朝顧、朱、錢、王以及乾嘉之翁、孫考證精博，而于此刻曾不一及。況此刻，又系摩崖，非同墓志諸石納在壙中，須待出土始見。臨洺婁山亦非僻地，兩《唐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志》均言，太宗征劉黑闥嘗登此山刻石，既登此山豈不見此刻，而唐人亦無言及之者，何直遲至今日而人始見之耶？茲因近日考據家紛紛辨證，姑為之推闡時地，論說于左，而仍不能無疑也?！肚笫驱S藏碑目》?！雹偻巍剁茌o通志》卷148《金石略十一·廣平府·永年縣·群臣上壽刻石》，《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河北》（鳳凰出版社2010 年，第10 冊第297 頁）。李鴻章修，黃彭年纂《畿輔通志》，清同治十年（1871 年）開始編纂，光緒十年（1884 年）以后刊刻面世。從開始修纂年代看，可稱為同治《畿輔通志》。從面世年代看，可稱為光緒《畿輔通志》，兩者均有道理，按文獻著錄名從主人原則，此處稱同治《畿輔通志》。丁紹基從三方面提出了質疑，這些懷疑之言，不見于丁紹基光緒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保定古蓮池煨芋室撰寫的題跋②趙廿二年石刻拓本題跋載丁紹基撰跋文，無上述引文，雖然現在所見丁紹基跋文樊榕抄錄于1936 年，但抄錄的仍然是丁紹基撰寫于光緒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的題跋草稿，故作光緒五年。詳見秦進才《西漢群臣上醻刻石兩拓本價值初探》，《文物春秋》2008 年第1 期。，五年之后刊刻的《畿輔通志》丁紹基跋文結尾增加了上述幾句話，光緒二十年刊刻的《廣平府志》沿襲了光緒十年《畿輔通志》的這幾句話[1]536，這幾句話并被魯迅所抄錄①魯迅所抄錄的丁紹基跋文，見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碑銘·群臣上醻刻石》，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 年，第1 冊第9-10 頁。又見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學術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碑銘·群臣上醻刻石》，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 年，第22 冊第9—10 頁。。由上述可知，跋文結尾所增加的幾句話，當是丁紹基在光緒五年后撰寫的②繆荃孫著，張延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目錄一·藝風藏書續集》卷五《求是齋碑跋》載：“丁酉冬日，偕金溎生謁丈于局前街故宅，猶為煮酒摘蔬，清談竟日。后又相聚于天寧寺，別無幾時，而丈歸道山矣?！保P凰出版社2013 年，第249 頁）基本相同的表述，又見《繆荃孫全集·詩文一·藝風堂文續集》卷六《求是齋金石跋書后》（鳳凰出版社2014 年，第388 頁），再見《繆荃孫全集·詩文二·藝風堂集外詩文·仁民愛物齋手藏碑目并考證跋》（第215 頁）。丁酉，指光緒丁酉，即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丁紹基在此年以后去世。光緒五年前后，丁紹基曾以故城縣知縣、分纂的身份，參與《畿輔通志》的編纂（同治《畿輔通志》卷首《畿輔通志纂修職名》，《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河北》，第3 冊第5 頁），因此撰寫群臣上醻刻石題跋，據此可知光緒十年刊刻的《畿輔通志》所增加的文字，為丁紹基自己所增。。同治《畿輔通志》所注明來源的《求是齋藏碑目》，是稿本，而非刻本。所增加的話，不見于民國年間刊行的《求是齋碑跋》③丁紹基撰《求是齋碑跋》卷一《婁山石刻》（又作《求是齋金石跋（稿本）》、《求是齋金石跋》，正文卷首作《求是齋碑跋》，僅是摘錄了稿本的一部分?？瘫?，張鈞衡編《適園叢書》第十集，南林張氏刻本1916 年，第145冊第1 頁A—第3 頁b；影印本，《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年，第19 冊第14001—14002 頁；《叢書集成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 年，第74 冊第725-726 頁）。此書沒有丁紹基所增加的幾句話。此書出版時，丁紹基已經去世，是稿本沒有，或是丁紹基刪去了稿本上的這幾句話，還是后人刪去了所增加的幾句話，不見稿本無法判斷，暫且書此待考。。從表面來看，丁紹基所言似乎也有些道理，前賢未見，是摩崖刻石而非墓志銘，地理位置又非偏僻，唐太宗曾登臨此山，為何無人見到？光緒《廣平府志》針對丁紹基的說法，指出：“又謂宋朝歐、趙、洪諸家曁國朝顧、朱、錢、王以及乾嘉之翁、孫搜羅考證皆未及此，不能無疑，非也。漢封龍山碑至道光年間始見于世，能因歐、趙諸公未曾著錄而見疑乎？”“或云唐太宗在此立營何以不言此刻，不知太宗立營在狗山，此刻在豬山，非一處也?！盵1]536-537所言針鋒相對，但還是以群臣上醻石刻“漢刻既有所疑，石趙決無此刻，故仍列之于趙，以俟考?！盵1]537在認同群臣上醻刻石真實的前提下，在年代上留下了繼續求索的余地。李葆恂亦因“以前人未見疑為贗作者”指出“其文詞古質，篆勢碓勁，定為西漢古刻無疑?！雹芡跞士∽督鹗帯ね肌h·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石刻》引《匋齋臧石記》李葆恂《漢趙廿二年群臣上壽刻石》（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19 冊第40 頁）?！秳S臧石記》，又作《陶齋臧石記》。從文詞、篆勢兩方面肯定了群臣上醻刻石之真。丁紹基懷疑似乎已經解釋清楚，但仍有學者認為群臣上醻刻石的真偽是個大問題。既然如此，筆者就在前人基礎上，對丁紹基懷疑進行辨析，做些解惑釋疑的工作。

一、丁紹基懷疑貌似有理實則不可信

丁紹基懷疑群臣上醻刻石，主要理由是前賢未見、未有評論。其實，有些文物處于顯著的位置，當時人了解其價值，十分珍惜，有實物，有記載，有圖錄，有注釋，有評論等，可證其存在的真實性。后人記述其變遷，持續不斷，證據鏈完整，可以證明其延續的真實性，如秦始皇刻石等舉世著名的文物。有些文物，當時很普通，并不引人注目，隨著時代的推移，數量減少，物以稀為貴，逐漸變得很珍貴，有所發現即被視為奇跡。

（一）不同時代的漢碑命運不同

器物的珍貴與否，不僅在于其本身，而且在于人們對于它的認識。漢代有些碑刻，漢朝人不以為是奇珍異寶，魏晉人也不注意保護，到現代仍然有些人不知道珍貴。

如三國魏都洛陽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華殿，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釣臺于其上?！盵2]1391曹魏時代的“故碑”，當是漢碑，有多少漢碑變成為九華殿的基礎，需等到將來發掘出來才會清楚。

又如漢甘陵相尚府君殘碑，“民國十一年陰歷十一月十四日，洛陽城北張羊村北嶺出土。地在元誨、元懷墓東一里。原石析為四，殆六朝時不知珍惜，裂為墓門?！盵3]4這是甘陵相碑破析為六朝墓門，珍貴的漢碑，六朝人卻如此糟踐。

再如孫承澤言：“石刻在世，可以考證逸事，補史之訛缺，然所存者極鮮。舊記載：景祐時，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為塔材；又雒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華樓殿基，悉是雒中故碑；金陵街衢，半是六朝舊碑。余向在汴梁，搜閱舊碑，止相國寺宋白一碑。張孝廉民表曰：國初欲建都于此，悉取燒灰筑城。燕京舊碑，多為中貴取置神道，或重修廟宇，改勒新文，亦古今之所同慨也?！盵4]1296-1297僅選取開封、洛陽、燕京等處地方，列舉魏、宋、明等朝資料，毀碑行為使人吃驚，如果將全國資料收集齊全，破壞的情況會更嚴重。

還有現在洛陽白馬寺山門東、中、西三門洞就有漢墓黃腸石53種，天王殿、大佛殿、清涼臺天橋等處亦有[5]11-12。1973年，山東高密縣田莊鄉住王村建場院屋缺少磚石，打開古墓，取出漢畫像石38塊及孫仲隱墓志，做建場院屋之用，1983年，從墻上取下孫仲隱墓志，收藏于高密市博物館[6]。諸如此類所在多有，恕不一一列舉。

隨著時間的推移，漢碑越來越稀少，變得越來越珍貴，也就越來越引人矚目，在金石家眼中已屬稀世珍寶。如今若訪得漢碑，是文物界、史學界的重大發現、重要新聞，而一般人看來依然是很好的建筑材料，用來鋪路修橋、砌墻蓋屋等。

群臣上醻刻石的發現亦應當如此來看，對于其普通與珍貴，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認識，不同文化素質的人、不同行業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這并不關系其真偽。

（二）丁紹基前賢未見之說不可信

丁紹基所言：“宋之歐、趙、洪諸家于金石之學搜羅殆徧，即國朝顧、朱、錢、王以及乾嘉之翁、孫考證精博，而于此刻曾不一及”，學起于思，思源于疑，世界的進化，起源于懷疑，懷疑是科學、學術發展的動力，懷疑群臣上醻刻石的真實性沒有錯，前賢歐陽修等未見、未評論群臣上醻刻石也是事實，從表面來看這是一句實話，但實話并不一定就真有道理。

首先，“宋之歐、趙、洪諸家于金石之學搜羅殆徧”說不可靠。宋朝歐陽修，廣泛收集金石資料，集著錄與考證于一體，撰寫《集古錄》。因中國地域遼闊，地形復雜，很多漢碑散布在荒郊野外，種類繁多，欲以一己之力，將漢碑搜羅殆遍，并不現實。歐陽修言：金石文物，因“風霜兵火，湮淪摩滅，散棄于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睘榇耸占恕吧献灾苣峦跻詠?，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雹伲ㄋ危W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42《集古錄目序》（中華書局2001 年，第600 頁）。（宋）洪適撰《隸釋》卷2《東海廟碑》言：“歐陽公時，天下一家，漢碑雖在遐陬窮谷無脛而可至?！都配洝分幸褜已噪y得為可寶，況今乎！”（中華書局1986 年，第31 頁）感慨碑刻難得，是親身體會之言。創立了金石學研究的范式?！都配洝肥碇杏腥砩婕暗綕h碑，歐陽修為漢碑撰寫了88 篇跋文，均是東漢碑刻跋文，而無一篇西漢碑刻跋文。曰：“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后漢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墓碑自后漢以來始有也?！盵7]2166可知，歐陽修未曾見到西漢石刻。趙明誠言：“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讀而賢之，以為是正訛謬，有功于后學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月先后之次，思欲廣而成書，以傳學者?！盵8]1所撰《金石錄》繼承了《集古錄》的范式，訂正歐陽修的訛誤，補充其遺漏?！按舐匀鐨W陽子書，然詮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盵9]3608目錄著錄碑刻兩千余種，其中漢碑221 種，撰寫漢碑跋尾六卷136 篇，學如積薪，后來居上。著錄“漢鄭三益闕銘”，注言：“武帝建元二年。自劉聰后，屢以‘建元’紀年。此銘字畫非晉已后人書?！盵8]4此條所言不可信②對于漢武帝創建年號的時間，從宋代以來就有不同的看法，現代學界雖仍然是諸說紛紜，但已認同建元年號出自于追記，而非當時就有。再則，漢武帝以來有五位皇帝用過建元年號，有建元年號的文物，需要從多方面考察才能確定。因此，《金石錄》著錄的建元二年《漢鄭三益闕銘》，不可信。。著錄“漢居攝墳壇刻石二”，注言“居攝二年”[8]4，是由王莽掌控的孺子嬰在位期間，西漢雖已名存實亡，也可算是西漢碑刻。洪適撰《隸釋》《隸續》，在歐陽修、趙明誠成就基礎上，又有所發展①據《隸釋目錄》統計，19 卷中，注明“歐趙有”者72 篇，注明“歐有”者一篇，注明“趙有”者60 篇，不注者出處者44 篇，即洪適新增加者，由此可見，趙明誠對歐陽修的繼承與發展，也可見洪適對于歐陽修、趙明誠的繼承，自己的新發現。，收集了漢碑258 種，開創了著錄碑刻原文的模式，保存了珍貴的資料。言：“自中原厄于兵，南北壤斷，遺刻耗矣。予三十年訪求，尚闕趙錄四之一。而近歲新出者，亦三十余，趙蓋未見也?！盵10]1由上述可見，一方面金石資料收集之難，而且前人著錄的碑刻也難搜集齊全，還有許多散落在山崖墟莽間、埋藏于地下者等待發現，也有些條件不具備者無法收集，同時，又有新的發現?！峨`釋》正文中無西漢碑刻，所收錄的著述中，除有些“既無年月，竟不知何代所表也”“不知所立歲月”“并無年號，皆不知何代人也”[10]200、203、207等外，亦無西漢碑刻，因為，《隸釋》主要收錄隸書資料，“周秦先漢刻石皆用篆，故不錄?！盵10]210所以，也就刪去了上述《金石錄》所著錄的《漢鄭三益闕銘》與《漢居攝墳壇刻石二》等碑刻。其次，歐陽修言：“僅得其一二”，趙明誠言：歐陽修《集古錄》有“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月先后之次”的弊端。洪適言：“亦三十余，趙蓋未見也?！睔W陽修、趙明誠不僅對于群臣上醻刻石未有評論，而且未曾著錄過西漢末年之前的碑刻，洪適《隸釋》《隸續》中也未著錄過西漢碑刻。由上可見并非是“宋之歐、趙、洪諸家于金石之學搜羅殆徧”，丁紹基所言并不可信。

再則，隨著時間的推移，漢碑發現、研究也是后來居上，“特是古來金石雖日就毀佚，而其淪棄空山、沈埋地下、經搜求而得者，亦歲有增加。又舊拓石墨固少缺泐，亦有原石未經洗剔，而后來精拓轉勝于前者?！盵11]2147婁機撰《漢隸字源》著錄碑刻309 種，其中漢碑280 種②（宋）婁機撰《漢隸字源》洪景盧《漢隸字源序》言：“凡見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盆、槃、洗、甓著錄者三百有九。起東京建武，訖鴻都建安，殆二百年。濫觴于魏者卅而一?！保ā毒坝∥臏Y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225 冊第792 頁）；《漢隸字源》卷一《考碑》言：“漢碑三百有九?！保ā毒坝∥臏Y閣四庫全書》，第225 冊第793 頁）文中逐條排列了309 種，除去新莽候鉦、耿氏鐙、磚文及魏晉碑共29 種，漢碑實為280種，其中有些碑的碑陽與碑陰分為兩種。。施蟄存《漢碑目錄》載：到1980 年止，西漢22 種，東漢388 種，總計410 種[12]346。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秦漢編·秦漢刻石》卷二第一版附錄胡海帆編《秦漢刻石文字要目》收錄秦漢刻石文字412 種。婁機、施蟄存、胡海帆等所著錄的均比歐、趙、洪三人數量為多，怎么會是宋歐、趙、洪諸家“于金石之學搜羅殆徧”了呢？再則，這是后學根據保存原石與拓片者的漢碑數量的統計，如果加上亡佚者數量會更多，這些漢代碑刻在兩宋時代肯定存在，而歐、趙、洪有的未曾發現，有的未曾著錄，怎么說三人“于金石之學搜羅殆徧”了呢？可知丁紹基所言與事實相差太遠，并不確切。

其次，“國朝顧、朱、錢、王以及乾嘉之翁、孫考證精博，而于此刻曾不一及”，很正常。因為，群臣上醻刻石的發現是在清道光年間，群臣上醻刻石發現者沈濤的《交翠軒筆記》雕版印刷出來，已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丁紹基列舉的清代六大金石學家，顧炎武、朱彝尊、錢大昕、王昶早已駕鶴西行，翁方綱、孫星衍也在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與世長辭，他們“曾不一及”，既是事實，也合乎情理。

其中屬于“國朝顧、朱、錢、王以及乾嘉之翁、孫考證精博”中的王昶，在清嘉慶十年（1805年）編成自三代至五代收錄1500余通、160卷的《金石萃編》，博采前代金石諸家之長，將目錄、錄文、集解、考訂等融合為一體，人稱“實為宇宙之鉅觀，古今之杰構?！盵13]6但也不是“于金石之學搜羅殆徧”了。王昶自稱：“余之為此，前后垂五十年矣，海內博學多聞之彥，相與摩挲參訂者不下20余人，咸以為欲論金石取足于此，不煩他索也。然天下之寶日出不窮，其藏于嗜古博物之家，余固無由盡睹，而叢祠、破冢繼自今為田父野老所獲者又何限，是在同志之士為我續之已矣?！盵14]2王昶頭腦清醒，誠懇期待同行的續補。亦在清代六大金石學家之列的孫星衍編成《寰宇訪碑錄》后亦言：“若夫金石之錄，日出不窮，非敢以此自足，亦愿來者之續成其志，以備石渠采擇云耳?！盵15]19851與王昶心情、態度相通，體現出金石大家的虛懷若谷、遠見卓識。事情的確如此。同治年間，陸耀遹遵循《金石萃編》的體例，專收《金石萃編》所未收，撰成《金石續編》21卷。又先后出現了20余部續補《金石萃編》之作，或補其目錄，或校其錄本，或增錄跋文，既延續《金石萃編》開創的金石著錄體例，又拓寬了金石學研究領域，在研究方法上亦有進步①詳見趙成杰《〈金石萃編〉之續補及其金石學意義》，《美術學報》2017 年第5 期；《〈金石萃編〉續補考》，《嶺南學報》復刊第九輯，2018 年11 月。。有些人還用其書名，推出新的金石著述，如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劉承幹《希古樓金石萃編》、郭思恩《潮汕金石萃編》等。孫星衍的《寰宇訪碑錄》亦是如此，羅振玉稱：“孫季仇、邢雨民兩先生《寰宇訪碑錄》，采取詳備，為金石目錄諸書之冠?！盵16]20085評價準確，合乎實際。然而紕繆觸目皆是，?？笨囌咔昂笙嗬^，有劉聲木的《寰宇訪碑錄?？庇洝贰堆a寰宇訪碑錄?？庇洝?，羅振玉的《寰宇訪碑錄刊謬》，李宗灝的《寰宇訪碑錄?？庇洝?，楊寶墉的《孫趙寰宇訪碑錄刊誤、補遺》等；遺漏自是難以避免，補充者接踵而至，不僅有趙之謙的《補寰宇訪碑錄》、劉聲木的《續補寰宇訪碑錄》，而且有羅振玉的《再續補寰宇訪碑錄》、楊守敬的《三續寰宇訪碑錄》等，形成了《寰宇訪碑錄》系列。難道后來諸書都是假冒偽劣之作？難道只有“國朝顧、朱、錢、王以及乾嘉之翁、孫考證精博”“于此刻一及”才是真的嗎？王昶、孫星衍所言否定了這種說法，后人的刊誤訂謬、續修補編等，也證實了王昶、孫星衍言論的正確。

實際上，漢碑的收集整理，薪火相傳，后來居上。孫星衍曾言：“國家統一車書，拓地萬億，山陬海澨，吉金貞石之出世，比之器車馬圖，表瑞清時，曠古所未聞，前哲所未紀矣?！盵15]19851說明了新出土的文物，既是曠古所未聞，又是前哲所未紀，不曾看到，不曾評論，是很正常的。無論是酈道元記錄的漢碑，還是趙明誠記載的漢碑，很多在后來遺失了②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繆荃孫?！督鹗洝泛?，編《今存碑目》，據此統計存漢碑刻55 種，其中存原石者35 種，存額者一種，存拓本者17 種，宋重刻本者一種，元重刻本者一種（《嘉業堂叢書》，吳興劉氏嘉業堂1913—1930年，第106 冊第1 頁A—第3 頁B）。相對于《金石錄》著錄的漢碑221 種來看，僅有24.8%左右的漢代碑刻憑原石與拓本流傳到了清末。，現在存世的漢碑多數是清朝以來才發現的，宋朝人、清朝乾嘉時代的人沒看到。清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收錄了漢碑98通，日人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著錄漢石刻176方，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秦漢石刻》收錄197種，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收集了兩漢闕銘墓表、墳壇題記、摩崖題記、功德碑、祠廟碑等285種，合計360件，難道翁方綱、孫星衍沒有看到、說到的都要懷疑嗎？顯然說不過去。

全集要全是編者追求的目標，全集不全是客觀現實的存在?！稘h碑全集》，下大功夫收集資料，依然有搜集不到而遺漏者，如1959年在河北定縣北莊子中山簡王劉焉墓發現有刻銘和墨書文字的石頭174塊[17]，1984年江蘇灌云縣發現有題銘的畫像石③陳龍山《補證灌云古代史的幾件文物》，《灌云文史資料》 第5 輯，政協灌云縣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 年，第88頁。又見《灌云縣首次發現的題銘畫像石》，《灌云文史資料》第11 輯，灌云縣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2004 年，第34 頁。④劉海宇著《山東漢代碑刻研究》（齊魯書社2015 年，第129 頁）。附錄三《〈漢碑全集〉讀后記·〈全集〉未收的山東現存漢代碑刻》列舉了具體碑刻名稱27 種（第476 頁），占將近收錄總數的1/10。，1987年甘肅張家川發現的東漢刻石《河峪頌》[18]等，均不見于《漢碑全集》的收錄。又如“山東現存重要的漢代碑刻沒有收錄的有：《新富里刻石》《滕縣西戶口畫像石題記》《棗莊王山頭畫像石題記》《泗水漢安元年畫像石題記》《曲阜徐家村延熹元年畫像石題記》等?！雹堋稘h碑全集》主編亦言：“由于多種原因，現已發現、著錄的漢碑本書未能收錄”[19]2248。也就是說不是把已知的漢碑都收錄到《漢碑全集》中。如永城保安山二號墓出土塞石近3000塊，《漢碑全集》收錄10塊，僅占1/300左右。又如1987年江津縣沙河發現崖墓題記，報道了三種[20]，而《漢碑全集》僅收錄了一種。在《漢碑全集》出版之后，有2011年，四川成都市出土的東漢太守李君碑、裴君碑[21]4-45，河南駐馬店市驛城區胡廟鄉發現的《東漢吳房長張汜請雨摩崖石刻》[22]1-2，2016年2月，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局公布于世的漢安帝永初元年刻石與拓片[23]等。隨著時間的發展，發現漢碑的幾率越來越小，也就越來越珍貴，而歷代積累起來的數量會越來越多，難道說現代收集的、出土的漢碑石刻，因為發現的晚，就都不可信嗎？正是因為沒有前人的著錄，才是新發現，才增加了新資料，才能起到正經補史的作用。

《漢碑全集》著錄的漢碑285種中，年代不清的有34種①《漢碑全集》有30%左右的沒有具體年代，經過筆者依據其他資料補充之后，仍然有34 種年代不清楚。，年代可考的有251種。在年代可考的251種中：清代嘉慶及以前發現者有80種，道光至清末發現者有26種，民國年間發現者有53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2005年6月發現者有92種。嘉慶及以前發現者占31.87%，道光至2005年6月發現者占68.12%，絕大多數是“宋之歐、趙、洪諸家”所未見，“顧、朱、錢、王以及乾嘉之翁、孫”“曾不一及”，難道說這些都不可信？還一定讓“歐、趙、洪諸家”“顧、朱、錢、王、翁、孫”再來做一次鑒定才能不懷疑？丁紹基所言，既不合乎情理，又不符合實際，以此懷疑群臣上醻刻石，能有說服力嗎？

不僅僅是群臣上醻刻石及其漢代碑刻，20世紀以來，發現的甲骨文、敦煌文書、漢代簡牘等文獻，宋朝的歐、趙、洪諸位，清朝顧、朱、錢、王以及乾嘉之翁、孫他們見過嗎？評論過嗎？難道這些都是假的嗎？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現的諸多戰國秦漢三國簡牘、秦封泥等，宋、清兩代金石大家既未見過也沒發表過意見，難道就都不可信嗎？前人的發現，公布于世，后人可以研究，可以發表意見。后人的發現，前人怎么研究，怎么發表意見。如果后人的發現以前人的看法為標準，前人未見、未評論就都要懷疑是假的，那不是否定一切新的發現嗎？今天發現的文物要有前人的評論判斷，否則就是假的，還會有新的發現嗎？后人的一切要靠前人的評論定其真偽是非，文博事業等還會有發展，還會有進步嗎？可見丁紹基的說法，難以成立，難以服人。應當看到，丁紹基所言是清末一部分人思想意識的真實反映，是“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24]324觀念的延續，一切以前人見過、評論定真偽。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成就，也有每一代人的局限。歐陽修為金石著述開山奠基難以為工，趙明誠繼承發展由粗轉精，洪適另開蹊徑推動向前發展，合乎金石學發展的常理，而丁紹基所言“宋之歐趙洪諸家于金石之學搜羅殆徧”，既不合情又不合理。人生不滿百，是多數人的情況。了卻生前事，是每個人應當做的事情。清“顧、朱、錢、王以及乾嘉之翁、孫考證精博”，豎起了金石史上的里程碑，但要求他們對后來發現的群臣上醻刻石等，“于此刻一及”則是不可能的。漢碑繼續出土，不能因為前賢未看到而否定其真實性，也不可能否定其真實性。

（三）唐太宗征劉黑闥未嘗登豬山刻石

唐人李吉甫言：洺州永年縣有“皇家平劉黑闥壘，在縣西南十里，洺水南。貞觀四年，于壘東置昭福寺，碑岑文本撰”[25]431；臨洺縣，“狗山，在縣西十里。山頂石上有狗跡，因名。武德五年，太宗親總戎討劉黑闥，于此立營?！盵25]433據此可知，唐太宗率兵征討劉黑闥所立營壘，至少在永年縣和臨洺縣各有一處。

《舊唐書》的《地理志》記載洺州、永年、臨洺行政區劃沿革，而不記載唐太宗征劉黑闥事[26]1498?！缎绿茣份d“永年、望。平恩、上。臨洺、緊?！飞接刑诠蕢?，討劉黑闥于此?！盵27]1014僅記臨洺縣有太宗故壘，而永年縣無記載。

據上述可知，其一，《元和郡縣圖志》《新唐書·地理三》記載有狗山、唐太宗征劉黑闥立營壘事，這是兩書相同之處?！对涂たh圖志》記載永年、臨洺縣有兩處平劉黑闥所立營壘，《新唐書·地理三》未記載永年縣營壘事?！杜f唐書·地理二》并未記載狗山有唐太宗故壘。其二，《元和郡縣圖志》《新唐書·地理三》記載的是狗山，又稱婁山、駐蹕山等，并非是群臣上醻刻石所在的豬山（朱山）。丁紹基撰《求是齋碑跋》卷一把位處豬山（朱山）的群臣上醻刻石寫為《婁山石刻》，把婁山（狗山）當成了群臣上醻刻石所在地，無疑是把地理位置搞錯了。其三，三書均未記載唐太宗征劉黑闥嘗登豬山（朱山）刻石事。由上述來看，丁紹基所說的確如光緒《廣平府志》所言“不知太宗立營在狗山，此刻在豬山，非一處也”[1]536，537，確實有誤。

由上述可知，丁紹基所言把時間、地點、事件的關系弄混淆了，所說“兩《唐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志》均言太宗征劉黑闥嘗登此山刻石”，并不準確。光緒三年（1877年），丁紹基任廣平府雞澤縣知縣，與永年縣相鄰，不是登上豬山考察群臣上醻刻石，而是沿襲他人說法而作“婁山石刻”，不去核查《舊唐書·地理志》動輒說“兩《唐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志》均言”，因此產生訛誤是可以理解的，把婁山與豬山混淆，非丁紹基一人，而是一些人。[28]

（四）看見與發現文物是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件事

對于群臣上醻刻石，丁紹基言：“又系摩崖，非同墓志諸石納在壙中，須待出土始見。臨洺婁山亦非僻地，兩《唐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志》均言，太宗征劉黑闥嘗登此山刻石，既登此山豈不見此刻，而唐人亦無言及之者，何直遲至今日而人始見之耶？”我們知道唐太宗在永年縣洺水南、狗山（婁山）等處立營扎寨，是否看到過北面豬山（朱山）的群臣上醻刻石，筆者尚未看到相關記錄，丁紹基所言混淆了狗山（婁山）與豬山（朱山）的位置，所言唐太宗登上朱山看群臣上醻刻石是一廂情愿的想象，前面已經辨正過，不再贅言。

歷代的確有人登上豬山（朱山），有的還留下了石刻文字。

如東漢石刻，在群臣上醻刻石之東21.01 米處，鐫刻有“壬辰春后旬有三癸巳十九年書？日辰巳時？？”九行20 個字[29]228-230?？芍獤|漢有人登上豬山，應當看到了群臣上醻刻石。

又如唐代石刻載，“監軍判官濟陰郁久閭明達、侍御史魯國郗士美、洺州刺史范陽盧頊、冀處士盧葉、監察御史劉荊海、邢州別駕楊審言、□□縣尉李嘉同登。唐貞元（十四)年九月廿八日?！盵30]據此可知，唐德宗貞元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798年11月10日），澤潞鎮監軍判官郁久閭明達等人，登上了豬山，并鐫刻題名。他們應當看到了群臣上醻刻石的存在，但那是唐朝，漢代刻石還不那么珍貴。再則，他們是官僚，負責處理其轄區內的政治、軍事等問題，群臣上醻刻石引不起他們的興趣，他們只是留下了自己的紀念性石刻。

再如宋朝人題字“勾當虞候劉霧” ，同治《畿輔通志》已有著錄①同治《畿輔通志》卷148《金石略·廣平府·永年縣·劉霧題名》（《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河北》，第10冊第307 頁）。王樹楠又稱為“宋時題名”（ 《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河北》，第10 冊第306 頁）。，光緒《廣平府志》亦有記載，認為“當為宋人刻石也?！盵1]551后來失而不見。2016年1月7日，再現于世。有人認為是唐代摩崖刻石[31]，有人認為是北宋石刻[32]，有人認為究竟屬于那個時代尚需研究，故稱為古代刻石[33]。筆者認為無論屬于何朝何代，都可證明“勾當虞候劉霧”登上了豬山（朱山）。

在東漢、唐宋人之前與其后，肯定還有人登臨過豬山（朱山），只是沒有留下登山石刻，沒有留下相關記載，或者石刻、記載等已經散佚，我們不知道罷了。

文物是一個客觀存在，只有在合適的社會條件下和合適的人在適當的時機才能發現。相對于發現者來說，熟視無睹者不少，視而不見者更多，不是說他們沒有看到，不是說他們不知道那個存在，而是說他們不知道那個存在的價值。梁啟超說：“須將腦筋操練純熟，使常有敏銳的感覺。每一事項至吾前，常能以奇異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別觀察之興味。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蘋果落地？何以奈端獨能因此而發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開水沖壺？何以瓦特獨能因此而發明蒸汽？此皆有銳敏的感覺，施特別的觀察而已?！盵34]83同樣，無數登臨豬山者，多數應當顯而易見地看到了群臣上醻刻石，“獨是識真者寡，耳食者多?！盵35]2413只有極少數人是發現者。

一般人的看見和學者的發現，有相同之處，又有區別，如群臣上醻刻石，一般人的看見，是看到了客觀存在的群臣上醻刻石；學者的發現，是不僅看到了群臣上醻刻石的存在，而且發現了年代、價值等問題。從西漢到清朝道光年間，近2000年的歲月中，有無數登上豬山看見過群臣上醻刻石的人，由于各種原因，使他們看到了也是視而不見其價值的客觀存在。直到道光年間，沈濤偶然地發現了群臣上醻刻石，提出了石虎建武六年說等，刊刻在《交翠軒筆記》中流傳于世，引起世人注意，沈濤是發現者①張德容撰《二銘草堂金石聚》卷一《趙上醻刻石》目錄稱：“前人未有著錄，惟見沈濤《交翠軒筆記》，劉喜?！督鹗贰犯灞据d之未刊?！闭恼f：“向來未有著錄，邵武楊兆璜守廣平時訪得之?！保ā妒淌妨闲戮帯返诙?，第3 冊第1725、1748 頁）“未有著錄”，目錄與正文說法是相同的，而最早著錄、訪得者，目錄與正文分為兩人，目錄說是沈濤著錄，正文說是楊兆璜訪得。正文“邵武楊兆璜守廣平時訪得之”的說法，被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群臣上醻刻石》（第83 頁）所引用轉載，廣為傳播，很多著作都重復其說法，許多文章都轉述其看法，數量不勝枚舉。筆者認為發現者是沈濤，而非楊兆璜，參見拙文《燕趙歷史文獻研究?西漢群臣上醻刻石探微》，中華書局2005 年，第83—86 頁；《西漢群臣上醻刻石新探》，《中國歷史文物》2008 年第3 期。。雖然，沈濤對于年代、字體的說法并不正確，但發現之功不可磨滅。在沈濤偶然性的發現中，體現著發現群臣上醻刻石需要基本的知識儲備、金石學家的眼光、史學家的才、學、識等素養，再加上擔任知府的機會，登狗山尋唐碑而無收獲的情況，具“有銳敏的感覺，施特別的觀察”等因素，正是諸多機緣湊集，才使得偶然地登上豬山（朱山）的沈濤成為群臣上醻刻石的發現者。在偶然之中也存在著必然，那就是發現群臣上醻刻石需要眼光，需要學識，需要機遇，以及社會需求等，沒有這些眼光、學識和機遇等，你就是看過數十次，也不會發現其價值等。

發現的前提是看見，看見者并非都是發現者。有些文物，在內行眼里是瑰寶，在外行手里賤如草，這是內行與外行的區別，是專家學者與普通群眾的區分，是收藏家撿漏的奧秘，也是古董商人發家致富的前提。

如現代人都知道甲骨文是國寶，“回憶光緒己亥、庚子間，濰縣估人陳姓，聞河南湯陰縣境小商屯地方(當為安陽小屯)出有大宗商代銅器，至則已為他估席載以去，僅獲殘鱗剩甲，為之嗒然!乃親赴發掘處查看，見古代牛骨龜版，山積其間。詢之土人，云牛骨椎以為肥田之用，龜版則藥商購為藥材耳。估取骨之稍大者，則文字行列整齊，非篆非籀，攜歸京師，為先公述之。先公索閱，細為考訂，始知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則確在篆籀之前，乃畀以重金，囑令悉數購歸?！雹谕鯘h章《古董錄》，《河北第一博物院畫報》第50 期，1933 年。又稱《殷墟甲骨紀略》，《王懿榮集》，齊魯書社1999 年，第602 頁。因此而發現了甲骨文，在此之前，甲骨是當做肥料來用、作為龍骨藥材來賣的。

又如中山國“守丘刻石”，又稱河光刻石等。1935年夏，被平山縣南七汲村劉西梅不經意間挖出來，帶回家當作石座用。1974年冬，考古隊長陳應祺找到了劉西梅家中的刻石，向李學勤教授請教，才知道了是守丘刻石[36]346-347，確認附近大墓為王陵，為中山靈壽城的發現提供了線索等[37]，成為打開中山國歷史大門的鑰匙。

再如作為鎮國玉器之首的瀆山大玉海，“蓋金元舊物也。曾置萬歲山廣寒殿內，后在西華門外真武廟中，道人作菜甕?！盵38]360沈陽故宮博物館的十大鎮宮之寶之一的后金云板（又稱努爾哈赤云板、大金天命云板等），曾經作為遼寧海城某小學的上課鈴使用。在當時有多少人看見過，仍然充當菜甕、上課鈴，被人發現后，其命運也就改變了。

諸如此類，對于文物無知的例證難以枚舉，導致文物毀滅者不知其數，致使國寶蒙難的事件罄竹難書③如有時間，既可以在網上搜索此類資料，不勝枚舉，也可以翻閱流泉、王世建、黃沙主編的《塵埃歷盡：中國珍貴文物蒙難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 年）和高學棟、夏風主編《邂逅太陽：中國珍貴文物蒙難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 年），兩書也提供了一些例證，可供參考。。糟踐文物，暴殄天物，這不是氣話，而是對于文物無知者無可無奈何的說法。同樣，群臣上醻刻石，“又系摩崖，非同墓志諸石納在壙中，須待出土始見，臨洺、婁山亦非僻地”。從山上有東漢、唐宋石刻，我們也可以推測登臨豬山（朱山）者歷代不斷，無疑有些人看到了山頂之巔的群臣上醻刻石。但他們無相應的知識素養，無發現群臣上醻刻石的專業眼光，群臣上醻刻石在他們面前，僅是一塊帶字的石頭而已，并沒有發現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文物價值，沒有引起他們特別的關注，沒有隆重地向社會推薦，沒有深入、仔細的探討，這是完全可能的。不能因為沒有發現眼光的人，就質疑群臣上醻刻石的真偽，那是沒有道理的。

不僅文物珍寶，需要具有一定知識素養和眼光的人，才能發現其價值，自然景觀也是如此。如河北贊皇縣的嶂石巖地貌為中國三大砂巖地貌（丹霞地貌、張家界地貌）之一，多由紅色石英巖構成。遠遠望去，赤壁丹崖，奇峰幽谷，如屏如畫，千百年來就矗立在那里。1972年，河北省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郭康發現氣勢壯闊的紅崖長墻砂巖地貌，又經過多年考察研究，正式將該地貌命名為嶂石巖地貌，如今已成為國家四A級景區，聞名遐邇。

再則，即使是專家學者，對于文物真偽、價值的認識也不是一蹴即就，而要經歷觀察文物、粗淺看法、發現新證據、逐步深化的認識過程。

如王羲之《上虞帖》的唐摹本，文革中，被堆積在抄家物資之中。1972年，上海博物館萬育仁參加抄家物資書畫等清理工作，發現《上虞帖》，帶回博物館，請專家鑒定，被視為贗品，打入倉庫冷宮。三年后，萬育仁又向博物館館長沈之瑜重提《上虞帖》。沈之瑜與馬承源看后請謝稚柳鑒定。謝稚柳看到《上虞帖》，知道此帖刻于《淳化閣帖》諸帖中，多種著述都曾提到，但原本多少年來湮沒不彰，不為人知。謝稚柳“把此帖又與《萬歲通天進帖》《如何帖》相比較，于是，信定俱為唐人摹本?！渡嫌萏芬阅”镜默F象而論，遜于《萬歲通天進帖》的王羲之書，但以《上虞帖》體勢的靈動綽約、豐肌秀骨，卻遠較王羲之的《如何帖》為勝。這就已經看出《上虞帖》的歷史和藝術價值了?！敝x稚柳看到《上虞帖》還保留著北宋內府的原裝，有月白絹簽，宋徽宗瘦金體書“晉王羲之上虞帖”七字，隔水前押“御書”葫蘆騎縫印，帖的前下角與后上角，與前后隔水相接處，均押“政和”“宣和”騎縫印，后隔水與拖尾相接處押“政和”騎縫印，拖尾中間押“內府圖書之印”朱文大印。謝稚柳又看出了南唐“集賢院御書”和“內合同印”，“用同位素鈷60的照射，果然描繪出‘內合同印’和‘集賢院御書’印，再后來，裱畫師嚴桂榮在重新裝裱時，經他的技術處理，這兩方印又清晰地再現出來。此二印在宋代就被稱之為兩方金印，在并世流傳的古書畫上，有此兩印的也僅見于《上虞帖》。發現這一歷史流傳的印記，對《上虞帖》是唐摹本，提出了有力的證據?！比杂腥瞬幌嘈?，謝稚柳撰《晉王羲之〈上虞帖〉》一文，回應人們的質疑[39]227-230。幾經觀察鑒定，證實了的確是王羲之《上虞帖》的唐摹本。

又如1975年，陜西省西安市郊區山門口公社北沈家橋村楊東鋒平整土地時，發現銹跡斑斑的銅老虎，隨著銹跡褪去，露出了金字。1978年11月30日，楊東鋒送交陜西省歷史博物館，博物館經手者認為是杜虎符①黑光《西安市郊發現秦國杜虎符》（《文物》1979 年第9 期）報道杜虎符發現。，羅福頤認為是據傳世秦新郪符而造偽[40]205-206，經反復考究確定為秦國杜虎符②戴應新《秦杜虎符的真偽及其有關問題》（《考古》1983 年第11 期），陳尊祥《杜虎符真偽考辨》（《文博》1985年第6 期）考辨杜虎符的真偽。晏新志《“杜虎符”的發現與研究述論》（《文博》2018 年第6 期）系統梳理杜虎符相關問題。。

再如1981年11月9日，陜西省旬陽縣旬陽中學學生宋清撿到了一塊多面球體的石頭，上面刻有文字，認為是“骰子”，鄭重其事地交給了旬陽縣文化館。文化館工作人員不知是何物，放到了倉庫中，塵封十年，1990年，專家看出了是北周貴族獨狐信的26面球體印，鐫刻有70余字，是目前所知面數最多的印章，是最早以楷書入印者，堪稱國寶，價值連城，隨之被收藏到陜西歷史博物館。

不僅出土文物、傳世文物、書畫等有看見與發現的區別，而且傳世文獻也有看見與發現的區別。潞州長子縣（治今山西長治市長子縣丹朱鎮）崔法珍斷臂設誓，募刻大藏經，得山西、陜西善男信女捐助，從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在解州天寧寺等處刻成682帙、1379部、6980卷的大藏經。大定十八年，進獻給朝廷印經一藏。二十年，進獻經板于朝廷，金世宗命選導遵等人校正，遂印刷流傳于世。元世祖中統（1260-1264年）初年，廣勝寺印藏經會遣僧人入京用元初補雕版自印藏經，每卷前加印釋迦說法圖一幀，運回趙城，供養在寺中。700年來，多少僧人、住持、護法居士等看見過此書，明萬歷二十年（1592年）有僧人等修補此書，清雍正年間曾鈔補殘缺，無人發現此書的價值。附近村民進寺，取走經卷，用來覆瓿、糊窗、補壁，或拿去賣錢，或用以辟邪祈福，無人知道是佛教瑰寶。廣勝寺大藏經亦未見諸于公私著錄，不為世人所知。

1933年夏①《宋藏遺珍·宋藏遺珍敘目》范成《序二》載：民國“二十一年夏，有老頭陀性空者，朝拜五臺，轉向終南山潛修，途經予西安庽所，承告趙城縣廣勝寺存古本藏經四櫥，聞訊殊喜，雇車買騾，跋山涉水，行抵霍山?！保?936年，第1 頁A）范成《歷代刻印大藏經略史》作：民國“二十二年春”?！渡轿靼l見最古佛藏》載：“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前派范成法師，赴陜晉一帶訪經，刻在山西趙城廣勝寺，發見古藏經五千余卷?！保ā渡陥蟆?933 年8 月31 日，第14 版）。此文又見《正信》第2 卷第16 期，1933 年9 月15 日，可知當以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為是。，為影印宋磧砂藏經配補缺佚經卷的法師范成，來到趙城廣勝寺，發現了大藏經，調查經藏的裝幀、版式、行款、概況等，認為“若按《至元法寶錄》所編，此經應有七千余卷，現僅存四千九百七十五卷，尚缺十分之三?！雹凇端尾剡z珍·宋藏遺珍敘目》范成《序二》（1936 年，第2 頁A）。蔣維喬《影印宋磧砂藏經始末記》載：“照千字文計之，有七千余卷，現存五千零十七卷?！?《影印宋磧砂藏經》首冊之二，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1935 年，第38 頁A)兩人說法不同，當是在不同時間而言，故有不同。訪求零散經卷，查找影印宋磧砂藏經所需要的經卷，協助徐森玉選編珍稀藏經為《宋藏遺珍》，并函告各處，為報刊所報道③筆者目前所看到的，如山西通信《山西發見最古佛藏》，《申報》1933 年8 月31 日，第14 版，此文又見《正信》第2 卷第16 期，1933 年9 月15 日?！渡轿鲝V勝寺發現宋藏經》，《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2 卷第5 期，1933 年10 月；《山西廣勝寺收藏有金刻藏經》，《海潮音》第14 卷第11 期，1933 年11 月15 日，上述兩刊均轉載《申報》、《大公報》等消息。無畏居士（周肇祥）《廣勝寺發見北宋鏨經卷紀略》，《藝林月刊》第47 期，1933 年11 月等。筆者未看到的報道還會有。，成為現代佛教文獻史的一大發現，改變了廣勝寺大藏經不為人知的狀況。

開創者難為工，后來者易為精。范成發現了廣勝寺大藏經，有些問題仍未解決。1934年秋，蔣唯心到趙城檢校廣勝寺大藏經，歸納有關問題，撰寫《金藏雕印始末考》，言：“今檢各帙完整者極少，有全帙俱缺者，綜計原藏應有七千卷，今才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蓋已殘十分之三矣。經皆卷子式，黃表赤軸，長短大小略有參差。卷首附裝釋迦說法圖一幅，狀如上寺后殿造像，右端題‘趙城縣廣勝寺’六字”④蔣唯心撰《金藏雕印始末考》（支那內學院1935 年，第6 頁）。數量比范成所言少了18 冊。。說明數量、形制、特點。明確廣勝寺大藏經，“今正其名為金藏可也?！盵41]9指出金藏由原刻與補刻兩部分組成。說明原版雕刻最早與最遲年代，原版為私人募刻，大藏經板會設于天寧寺。補刻占全藏四分之一，采取了官私合作的形式。倡導刻藏者是斷臂募刻的崔法珍，施主始終以村民為主體等。前面刊載12張金藏圖片，后面附錄《廣勝寺大藏經簡目》?！督鸩氐裼∈寄┛肌?，系統梳理了金藏雕印的始末，深化了金藏發現的內涵，成為趙城金藏研究的奠基之作。隨著實地考察、學術研究、影印出版、商業運作，書籍廣告等多種形式接踵而至，默默無聞的廣勝寺大藏經，廣為世人所知，現在成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四大鎮館國寶之一——《趙城金藏》。

發現是多層次的，不僅上述出土文物、地上文物與傳世文獻等，有人慧眼識寶是發現，而且前人有著錄而失傳不知其所在，后人再次發現其存在，闡釋其價值，研究其內容，亦屬于重新發現。

如元氏封龍山碑，宋洪邁《隸釋》卷27引《天下碑錄》載：“漢封龍山碑二。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延熹七年立?！编嶉宰锻ㄖ尽肪砥呤督鹗砸弧份d：“封龍山碑，鎮州?！痹{新言：天臺三公廟，“廟有封龍山頌碑一通，漢三公山碑一通?！盵42]154明楊士奇曰：“右封龍山碑，在元氏縣。漢延熹七年，至今千二百余年，石刻雖頗剝蝕而文字尚可尋究。碑首云：‘封龍山者，北岳之英也?！吮镜弥畡⒅前仓魇??！盵43]635楊士奇，江西吉安府泰和人，官至首輔。劉智安（改名馮敏），江西吉安府永豐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任禮部儀制司主事，以封龍山碑拓本給同鄉楊士奇，可見永樂年間仍有人在椎搨封龍山碑拓片，在社會上流傳。自此之后，即使有記錄封龍山碑者，也是簡單而不準確。如明王應遴言：“封龍山碑，在元氏?！盵44]4297很簡單。清倪濤言：“封龍山神碑，在元氏縣西五十里，光和四年立?！盵45]318光和四年立，當是三公碑，碑名誤。又作：“封龍山碑，延熹七年?！盵45]403兩者年代相矛盾，當是抄錄前人著述以訛傳訛而然。清代金石名著，如王昶《金石萃編》，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孫星衍《京畿金石考》①（清）孫星衍撰《京畿金石考》卷下《正定府·元氏縣》載：“唐封龍山碑”下有?按曰：“漢封龍山頌，道光間出，今在元氏文清書院?！保ㄇ逋喂饩w間吳縣潘氏刊《滂喜齋叢書》批注本，第8 頁A）可見原文無漢封龍山碑的著錄，是后人用毛筆添加的批注，它本所無?！跺居钤L碑錄》，沈濤《常山貞石志》等均未著錄，可知封龍山碑已經不為金石家所見，不為世人所知。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十一月，元氏縣知縣劉寶楠（號念樓）在王村訪得封龍山碑，其子劉恭冕記載其事，曰：“家君宰元氏之明年，歲在丁未冬十有一月，訪得此碑。在今縣治西北四十五里王村，其地有三公廢祠，元米惠迪撰此祠碑云：魏孫該《神祠賦》：‘元氏西界有六神祠，吾觀其一，然皆以三公題額焉?！且?。元碑亦家君所得。既命工人舁至城庋置薛文淸祠之東箱，碑石故厚，工人惡其重，乃剝其碑陰中分之，碑上截斷裂為三段，家君為之恨惜累日，爰命嵌合增置石座，而命冕考釋其文?！盵46]342元納新記封龍山碑在天臺三公廟，清朝發現在王村三公廢祠，地理位置變了，也就使得學者不知其蹤。張穆跋亦言：“又越十余年至道光二十七年封龍山碑岀，皆歐、趙、洪、陳諸人所未見也。封龍碑，宋人《天下碑錄》有其目云：‘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炊辉?，寶應劉君念樓宰元氏，始訪得之于縣西北四十五里之王邨，命工舁至城內文淸書院，而首以搨本見詒?！雹冢ㄇ澹埬伦洱S文集》卷四《延熹封龍山碑跋》（《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616冊第372 頁）?！吨袊佬g全集·書法篆刻編》1 冊《商周至秦漢書法》八三《封龍山碑》上載張穆題記曰：道光“丁未冬，劉君念樓初訪得此碑，手拓二紙，一以寄穆，一以寄梅郎中伯言。伯言將南歸，用以裹書贈魯川比部，于是魯川伸熨裝潢之。亦自詫有此碑初拓本矣。已酉十月?！保ㄈ嗣衩佬g出版社1987 年，第136 頁）伯言，是江蘇上元人梅曾亮表字，時任戶部郎中。魯川，是山西代州人馮志沂表字，時任刑部主事。張穆兩則題跋，可與劉恭冕《漢延熹封龍山碑考》互證。以當時人記當時事，可靠可信。劉寶楠再次發現封龍山碑后，集中于元氏城內文清書院保存，椎搨拓片贈送學者、同好題跋、研究，有些學者揮筆題寫碑跋，研究文字，求索人物蹤跡，追求歷史背景③如（清）許翰撰《攀古小廬雜著》卷十《金石說·漢封龍山碑》載：“道光廿七八年間，余同年寶應劉楚楨寶楠官元氏令訪得之，平定張石州穆以拓本寄余?！贬屛牟⒆衔模ā独m修四庫全書》，第1160 冊第764—766 頁）。（清）張德容撰《二銘草堂金石聚》卷六《漢元氏封龍山頌》雙鉤碑文，并撰跋文（《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3冊第1941—1946 頁）（清）方朔撰《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卷二《漢封龍山碑跋》有題跋，有釋文（《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19 冊第14258 頁）等。等。自明朝永樂年間（1403-1424）之后封龍山碑銷聲匿跡四百余年，因劉寶楠再次發現，而被《補寰宇訪碑錄》《八瓊室金石補正》等金石著述收錄，拓片刊載于《中國書法全集》《中國美術全集》《漢碑全集》等書中，《元氏封龍山漢碑群體研究》等論著相繼問世，封龍山碑因再次發現而聞名于世。

又如漢司徒袁安碑，酈道元曰：彭城“城內有漢司徒袁安、魏中郎將徐庶等數碑，并列植于街右，咸曾為楚相也?！盵2]1990此言又見于洪適《隸釋》卷20收錄的《酈道元水經注·袁安碑》，可見袁安碑早已有名于世。清代楊守敬認為，“此數碑，歐、趙皆不著錄，洪但載酈說，蓋已佚?！盵2]1990但想不到，洪適去世七百余年后，袁安碑，“民國十八年發現于偃師城西南廿余里辛村東牛王廟中，地在洛陽故城東南。背面有萬歷某年刻字。初置神像前為供案，字在下面，無人知為古石。十七年七月以廟為小學校校舍，鄉人夏日午憩，仰視有字，傳知為漢石，次年村人任繼斌初以拓本傳世?！盵3]31931年6月，周肇祥發布以畫梅易來的袁安碑初拓拓片，發表袁安碑跋，使袁安碑傳播的更廣泛[47]。袁安碑何時從安徽徐州流落到河南偃師城，筆者不清楚，但袁安碑做了300余年的供案，會有多少人看見，無人知道是漢碑。1929年，任繼斌初以拓本傳世，1931年，周肇祥發表漢袁安碑跋文，亦屬于再次發現。袁安碑傳世后，又被章太炎視為偽作[48]。后聞名全國，成為漢代篆書的典型代表。

諸如此類的事例，屈指難數?？芍奈锏陌l現，有看見與發現的異同。既有有意的尋找發現，也有無意的偶然發現，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需要發現者具有眼光和知識素養等，否則，就是看了幾十年、見了無數次，也不能發現文物珍寶。而文物的真偽，國寶的價值，不是由發現時間的早晚決定的，反而是發現的越晚價值越高，因為物以稀為貴；不是因前賢未見就是假的，因為前賢也有生命的局限性，不可能萬壽無疆，發現所有文物；也不是由最先看到者所決定的，而是由其本身蘊藏的價值所決定的，只有具有一定知識素養、眼光和機會的人，才能發現其價值。即使有素質有眼光有機會者，不下功夫也難以發現其奧妙。即便是專家，也未必一眼就能看明白，需要歷經逐漸深化的認識過程，新資料、新思路，新方法等，推動著發現向前發展。文物等待了數千年而被知音發現是幸運的，文物發現者也是幸運的，但這種發現又僅僅是開始，因為文物珍寶內涵、價值、意義、影響等方面的發現，是永無止境的，社會的進步，學術的發展，使得不同時代的人有著不同的發現，在發現中提升著文物的價值，推動著人類文明的發展。

二、群臣上醻刻石真實的證據在本身

從清道光年間沈濤發現群臣上醻刻石以來，學者們聚焦于群臣上醻刻石的年代問題，先后提出了六種主張[49]，前提是多數學者認為群臣上醻刻石是真實可信的，否則探討假冒偽劣的群臣上醻刻石年代，豈不是白白耗費精力，正常人不為。

有些學者相信群臣上醻刻石為真。如稱群臣上醻刻石為“漢祖刻”[50]3的趙之謙，多次撰寫序跋，認為是“自瑯邪片石入海后，除鼓存疑外，此為傳世第一古石矣”51]5258的梁啟超，說明群臣上醻刻石真實性的徐森玉①上海博物館編《徐森玉文集·西漢石刻文字初探》載：“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西漢石刻文字拓本，而可以確認為是真的，有以下各種：一、霍去病墓石刻字：‘左司空’‘平原樂陵宿伯牙霍巨孟’二石。二、群臣上壽刻石一”（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 年，第134-135 頁）等10 件，沒有爭論者，群臣上醻刻石包括在其中。，稱為群臣上醻題記的商承祚[52]2，稱之為西漢第一石的陳振濂②陳振濂著《陳振濂談中國書法史殷商-魏晉》以《西漢第一石——群臣上壽刻石》命名，暢談群臣上酬刻石所反映的山野氣息與瀟灑自若的仙家氣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57-58 頁。）等，這些學者都相信群臣上醻刻石是真實的。

有些著述收錄、記述、評論群臣上醻刻石。有些金石著述收錄群臣上醻刻石。如張德容的《二銘草堂金石聚》，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楊鐸的《函青閣金石記》，王仁俊的《金石三編》等，均收錄群臣上醻刻石于書中。有些碑帖書目著錄群臣上醻刻石，如張彥生的《善本碑帖錄》，楊震方的《碑帖敘錄》，袁維春的《秦漢碑述》，王壯弘的《增補校碑隨筆》，彭興林的《中國歷代名碑釋要》等，都將群臣上醻刻石著錄在書中。至于中國書法史、兩漢書法史、地方史志等著述中，記述、評論群臣上醻刻石者，大有其人，多有其書。由上述可知，眾多學者、大量書籍，從積極方面認同群臣上醻刻石為真實。

在專門的金石辨偽著述中，如清陸增祥撰《八瓊室金石補正》附錄《八瓊室金石袪偽》[11]2205-2219，馬子云、施安昌著《碑帖鑒定》有《新舊偽造各代石刻》③馬子云、安昌著《碑帖鑒定》下篇第二章《碑帖鑒定》附一《新舊偽造各代石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470-476 頁）。又見馬子云著《碑帖鑒定淺說》四《如何鑒定碑帖·新舊偽造各代石刻》（紫禁城出版社1986 年，第93-99 頁），江嵐《歷代碑刻辨偽研究綜述》，不僅參考上述陸增祥、馬子云、施安昌等著述，而且還收錄了方若原著王壯弘增補的《增補校碑隨筆》、顧燮光著《古志新目初編》附《偽作各目》、趙超著《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附《偽志（包括疑偽）目錄》等著述，附錄《偽刻目錄》，整理成《各家所列偽刻目錄匯總表》[53]，總計涉及到漢代偽刻90 余件，上述著述中均無群臣上醻刻石的名稱，從消極方面證明群臣上醻刻石不在偽造、袪偽的范圍之內。

不僅眾多學者、著述認同群臣上醻刻石為真，而且2013 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朱山石刻中，群臣上醻刻石是其重要的因素。

上述列舉諸例對群臣上醻刻石為真的看法，得到了學者與官方兩方面的認同。

學者與官方肯定群臣上醻刻石真實的看法，與丁紹基懷疑態度不同，已成為主流看法而為社會所認同。嚴格說來，上述看法是學者與官方對于群臣上醻刻石真偽的認識，這些認識來源于對于群臣上醻刻石本身的觀察分析與思辨，也會隨著思想、方法、史料等的變化而變化，不能作為理論根據，不是原始性的依據，諸看法的原始性依據，在于群臣上醻刻石本身。從群臣上醻刻石本身看，也可以自證其真。

（一）刻石的形制

群臣上醻刻石位于邯鄲市永年區永合會鎮吳莊村正北約二里的豬山（朱山）頂上，與山體連在一起，石刻高150厘米，寬52厘米?？淌置嬉郎叫泵嫖飨?，高120厘米，寬8厘米，符合“古者方曰碑，員曰碣，就其山而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54]917的定義，是不規則的長條狀天然紅砂巖摩崖石刻。表面比較粗糙，是未經過細致研磨處理的巖石，這是西漢石刻的特點之一。與其之前的中山河光石刻一脈相承，與其之后的霍去病墓石刻異曲同工。東漢時代的碑刻或摩崖刻石，有的經過了研磨處理，表面光滑、美觀，形制的時代特征明顯。

有些學者對于群臣上醻刻石形制有不同的看法，如馬衡認為：“刻石之特立者謂之碣，天然者謂之摩厓?！薄澳冋?，刻于厓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倍x與《金石索》一脈相承?！爸廖鳚h之《趙群臣上壽》刻石（趙二十二年，當漢文帝后六年），麃孝禹刻石（河平三年），東漢之宋伯望刻石（漢安三年），雖未詳其形制，殆亦此類。李賢所謂‘方者謂之碑，員者為之碣’（《后漢書·竇憲傳》注），是也?！盵55]67、68也就是群臣上醻刻石屬于碣類。有學者亦認為，群臣上醻刻石，“其形制基本上是一塊橢圓形的碣石，介于方圓之間，和秦始皇刻石相同?！盵56]191這種看法雖然持之有故，但并未看到群臣上醻刻石實際狀況，帶有主觀想象之嫌。

群臣上醻刻石的形制，既有天然之石為載體的一般性，又有由豬山（朱山）地處太行山東麓低山丘陵地帶來的特殊性。這里沒有層巒疊嶂的高山，沒有壁立千仞的巖峰，豬山（朱山）孤峰突起，僅海拔239米，群臣上醻刻石不是鐫刻在陡立的峭壁上，而是雕刻在朱山之巔的紅砂巖石上，面向蒼天，身觀群山，在摩崖刻石中是比較獨特的。

（二）銘文的內容

“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15字銘文，著眼于紀事，包含了國號、時間、人物、事件、地點等歷史構成要素，記述了西漢趙國歷史上一件紀傳體史書沒有記載的歷史事實。雖然字數不多，蘊含著豐富的內容，體現著西漢初年諸侯王國的特色。

“趙”字起首，表示以國號為首，有眾多資料可與群臣上醻刻石相互證明。如趙國，有“趙國易陽南界”石刻[57]，“趙相劉衡碑”[10]171-172，“趙內者，容二升，重二斤二兩”[58]銘文的銅豆器，“戍卒趙國邯鄲邑中陽陵里士伍趙安世，年五十五”[59]161等類型相同的諸多居延漢簡，“趙太子丞”[60]41、“趙內史印章” “趙相之印章”[61]1238等封泥。其他諸侯王國亦如此，有“昌邑食官鼎容二斗，第五”[62]287-290銘文的銅鼎，“常山食官鐘，容十斗，重□鈞□斤”[63]33、34銘文的銅鍾，“江都宦者，容一升，重三斤”[64]銘文的銅行燈，“廣陵王璽”[65]銘文的金印，“長沙丞相”銘文的銅印[66]24，彩版三1、2，“臨菑丞相”[61]666、“齊御史大夫”[61]763字樣的封泥，“廣陵宦謁”銘文的印章[67]，“齊內官丞”“齊鐵官印”“齊樂府印”[68]52-57、“楚宦者印”“楚太仆印”“楚中謁長”[61]534、536、538等字樣的封泥，朱書“長沙王后家杯”[69]字樣的漆耳杯，“常山長貴”“常山長昌”[70]字樣的瓦當等，多種多樣的器物銘文，都以諸侯王國號為首。諸侯王以國號為首，把本國與漢朝和他諸侯國區別開來，凸顯出諸侯國的地位。

“趙廿二年八月丙寅”，國號與年月日因素俱全，不僅便于核查記述的準確與否，而且反映著西漢諸侯王自有紀年的事實。

“群臣上醻”，體現著諸侯王國擁有相對獨立的“群臣”官制系統，上述所列舉的諸侯國金璽、銅印、封泥等均可為證，但那只不過是諸侯國官制體系中的幾個代表而已，漢初諸侯王，“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盵71]741“宮室百官，同制京師”[71]394，寫出了其地位與權勢，而“淮南王群臣”“長沙王群臣”[71]1747、1750、“昌邑群臣”[71]2946、“膠西群臣”[72]3401等，則體現出其聲勢，可見趙國群臣不是孤證?！叭撼忌厢~”是典型的漢代語言等，不僅可以自證其真，而且還具有“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73]619的學術價值。

上述眾多與群臣上醻刻石銘文相呼應的簡牘、銅器銘文、封泥印章等資料，既可以與群臣上醻刻石互證，證實群臣上醻刻石并非是孤立存在，是諸侯王權勢地位的真實體現，而群臣上醻刻石又可為新史料提供證據，相互證明，相得益彰。

（三）銘文的款式

“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國號在前、年月日因素俱全，是典型的西漢王國刻石的款式。

與此類似銘文款式的出土文物，有山東曲阜周公廟東高地出土的“魯六年九月所造北陛”的題字[74]2、圖版二，傳世有“長沙元年造”銘文的剌廟鼎[75]45，湖南長沙風篷嶺漢墓出土有“長沙元年造”銘文的銅燈[72]，江西南昌?；韬钅钩鐾翈в小安鼐拍辍薄安厥辍便懳牡钠崞鱗77]183，雖然有石刻、漆器、青銅器等器物類別不同，但上述諸例都有國號與年代的因素，排列方式國號在前，年代在后。這是西漢諸侯王紀年款式的一種，還有其他的紀年款式[78]174-182。

此類型的紀年格式，在傳世文獻中也有。如《淮南子·天文訓》記述的“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薄妒酚洝h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記載的異姓王紀年，如長沙國王的紀年，有“長沙文王吳芮元年”等，記載了吳氏長沙國諸王的紀年情況，還記載了同姓王紀年，如“淮南厲王長元年”“吳王濞元年”等，反映了紀傳體史書中記述諸侯王紀年的款式，與群臣上醻刻石順序一樣，國號、謚號在前，年代序數在后。

群臣上醻刻石銘文的款式，與出土文物、傳世文獻互證，體現了西漢初年的時代特征，反映了諸侯王高貴的地位，明確地區分了趙國與漢朝和其他諸侯王國的異同，證實了群臣上醻刻石的確為真。

（四）銘文的字體、書法

群臣上醻刻石的字體，銘文中的“醻”“年”等字很明顯地帶有篆書風格，“丙” “臣”“石”等字帶有隸書因素，標志著群臣上醻刻石體現出正處于篆隸變化時期，由秦篆的長形演為方形，轉筆方折，帶有隸書筆意，既有舊的痕跡，又有新的因素。群臣上醻刻石的篆書字體，與先秦、秦朝和東漢時代石刻篆書字體相比，有明顯區別，體現了西漢石刻隸變特點，并且是現存漢篆中最早的刻石。

群臣上醻刻石的書法，書寫自然隨意，用筆結字，無拘無束，大小不一，布行緊湊，書風古勁樸雅，儀態樸茂雄渾，豐滿有神，另具一格，繼往開來。

無論是群臣上醻刻石的字體，還是其書法，都帶著承前啟后的西漢時代特點，由此可見，群臣上醻刻石是真實可靠的。

（五）銘文的歷日

“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與《二十史朔閏表》《中國先秦史歷表》《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等歷表核對，趙二十二年八月的確有丙寅日，并且有兩個先秦趙國君主——趙肅侯、趙武靈王，四個漢代趙王——趙王遂、趙共王充、趙節王栩、趙頃王商，六位趙國君、王紀年中均有“廿二年八月丙寅”，可知此歷日不是向虛而造，而是在歷史上的確存在過。由此亦知，“趙廿二年八月丙寅”不具有歷日的唯一性，而是綜合考量真偽的一個因素。

（六）刻石的位置

秦漢時代制作摩崖刻石，鐫刻銘文，是很鄭重其事的，多講究位置，先刻者具有更多選擇余地，后刻者選擇余地相對變小。群臣上醻刻石，鐫刻在豬山（朱山）之巔的巖石上，位置優越，顯而易見是最早的鐫刻者。

在群臣上醻刻石之東21.4 米處，有東漢壬辰春后旬刻石?？淌驮谂c山體相連的巖石上，刻石字面呈不規則四邊形?？淌置娲笾缕秸?，依山勢傾斜，與水平面約呈60 度角，石刻面向南[29]。東漢壬辰春后旬刻石沒有刻在山頂最高處，當是群臣上醻刻石已經刻在了豬山（朱山）之巔，只好刻在稍微低些的位置上?？梢酝浦撼忌厢~刻石鐫刻在東漢壬辰春后旬刻石之前。

還有唐代石刻、宋人題字等，其位置也均不如群臣上醻刻石優越，也可以證明群臣上醻刻石形成在前。

西漢群臣上醻刻石之真，不僅諸多學者、著述認同其真的看法可以參考，更重要的在其自身，而且綜合考察群臣上醻刻石的形制、內容、字體、書法、款式、歷日、位置等因素，無疑可證實群臣上醻刻石之真。

學術是天下公器，人有南北、中外之分，道無東西、古今之別，以求真求實求是為宗旨，以事實為依據，以實踐為標準。參與者無身份高低貴賤之分，是非判斷無人數多少之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認識無須區分對錯，都是學術成果的組成部分，從不同方面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人名、地名、官名、年代等，是持之有故的“故”，這些具體的“故”看錯了，說錯了，言之成理也就失去了基礎，認識也就站不住腳了。懷疑一切是學術的信條，丁紹基懷疑群臣上醻刻石的精神值得稱道，但所主張的宋之歐、趙、洪諸家于金石之學“搜羅殆徧”，不僅歐、趙、洪自己不承認，清朝顧、朱、錢、王以及乾嘉之翁、孫達不到，而且現代學者也做不到，實屬一廂情愿的想象。清朝顧、朱、錢、王以及乾嘉之翁、孫對于群臣上醻刻石“曾不一及”，的確是事實，實際上，前賢的壽命有限，后世的發現無窮，前賢對于眾多文物珍寶“曾不一及”，實屬正常，因此，以前賢未見、評論與否作為真偽的論定的依據，實屬刻舟求劍，既不合情，更不合理，理當否定其說法。至于丁紹基所言是摩崖刻石而非墓志銘，地理位置又非偏僻，唐太宗曾登臨此山，為何無人見到？丁紹基不僅把狗山與豬山混淆了，而且混淆了看見與發現的不同含義，看見群臣上醻刻石的人無疑不少，發現者只有沈濤。因為一般人的看見，是看到了客觀存在的群臣上醻刻石；學者沈濤的發現，是發現了群臣上醻刻石產生的年代、價值等，由此開始使群臣上醻刻石名揚天下，成為漢石之祖。群臣上醻刻石，不僅有諸多學者論證了其真，而且自身的形制、內容、款式、字體、歷日等也可自證其真，丁紹基懷疑的看法站不住腳。我們不能像丁紹基那樣以前賢未見，禁錮自己的頭腦，遮蔽自己的眼光，應當以實事求是的精神，與時俱進的態度，開闊視野，前輩未看到的史料，我們發現了是貢獻；前人未運用的史料，我們運用了是幸運。打開眼界發現新史料，動手收集新資料，積極推動群臣上醻刻石研究向著深化、細化方向發展，取得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