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形象污名化閱讀的辨析與反思

王以興

（濰坊學院 文史學院〈文化與旅游學院〉，山東 濰坊 261061）

作為《水滸傳》的靈魂人物，宋江無疑是我們深入小說文本深處與把握作品思想精髓的一把金鑰匙，對其形象的解讀和闡釋直接關乎到《水滸傳》的價值評價與小說史定位。歷來評論者、讀者的個人立場和解讀策略的差異性，導致了關于宋江形象批評與定位的多元化甚至對立化態勢，而宋江也成為古代小說接受史上最具爭議性的典型之一。然而，如若帶著先入為主的主觀偏見進行脫離文本描寫實際的引申、發揮，那么任何視角下的異讀論爭都會演變為一種悖離作者本意、遮蔽作品題旨的誤讀和曲解；在筆者看來，明代以來宋江身上被貼上的諸如虛偽陰險、愚忠迂腐的負面標簽就是如此，甚至可以說是對小說人物最大的褻瀆。由于今天學界從閱讀史和學術史角度對宋江形象接受過程中的污名化閱讀現象及原因進行思辨者尚不多見。故本文試重新從這些爭議性問題本身出發，立足于文本，將之放在整體性閱讀視野下進行正反兩個角度的情理辨析和邏輯推論，并從中總結和提煉出關于小說人物批評的數條路徑和方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宋江虛偽論與陰謀論辨析

對宋江人格進行極度貶低、矮化，視其為自私虛偽、陰險狡詐的卑鄙小人者，以金圣嘆和容本評點者為代表。張政烺《宋江考》、楊柳《論宋江的典型形象》等文亦持類似觀點。其實若要判斷宋江是否虛偽狡詐，可從如下幾個角度加以辨析和論證。

首先，宋江積極主張接受朝廷招安的出發點和主觀意圖是為己，還是為人？如若打著為眾人謀出路尋歸宿的口號和旗幟，借大家之智力、武力為一己之前途利益的話，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卑鄙偽君子。但事實并非如此。第三十二回寫他流亡江湖時就曾誠懇勸誡即將入伙二龍山的武松：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1]432

此時宋江正被官府追捕，尚未聚義梁山?？芍膭窀嫱耆且黄嬲\好意，絕無私心。

假如宋江真是卑鄙偽善之徒的話，即使武松、李逵等粗魯好漢覺察不出，那么吳用、公孫勝等聰明如神者難道也被蒙蔽以至終身不覺嗎？此大不合情理！恰恰相反，與宋江關系密切的吳用和花榮，非常清醒并感動于宋江帶給他們的人生榮耀，遂決定慷慨殉義，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在宋江墳前，吳用哭訴平生道：“吳用是一村中學究，始隨晁蓋，后遇仁兄，救護一命，坐享榮華，到今數十余載，皆賴兄長之德?！盵1]1390（第一百回）花榮亦有此意。如此看來，宋江主張招安完全是真心實意地為眾兄弟謀劃一條光明大道的無私之舉，并非為一己之榮華，稱其虛偽有失公允。

當然，有學者認為李俊、燕青等人于功成之際的離開是對宋江招安政策的不滿：“可見李俊等頭領反對招安是一貫的、徹底的?！盵2]此論忽略了他們的歸去都是在積極參加宋江領導的征遼、征方臘并取得成功之后，尤其李俊更是在費保的一番點撥下才幡然醒悟的；即使如此，他對宋江的情義感念至深，不忍遽離：“只是方臘未曾剿得，宋公明恩義難拋，行此一步未得?！盵1]1283（第九十四回）燕青同樣感于兄弟情深，知宋江“他是個義重的人，必不肯放”[1]1371（第九十九回），故留字而別?？梢?，對于李俊、燕青及征遼后辭去的公孫勝，作者贊賞他們“了身達命”的智慧和勇氣：“若燕青者，可謂知進退存亡之機矣?！盵1]1370卻毫無借此否定宋江招安的意思在。

其次，宋江所謂仗義疏財是真的性情所在，還是拉攏人心的特殊手段？在金錢方面，不管認識與否，或認識時間的長與短，只要對方需要，他都毫不吝嗇地雙手奉送，對武松、李忠和李逵等人無不如此。有評論家則認為這是宋江收買人心的套路和手段，“容眉”于宋江贈銀武松一節時有云：“這十兩銀子又買了武松，賊賊?！盵3]418對此該如何理解和判斷呢？其實作者在宋江出場時就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明確交代了他仗義疏財、濟人所難的俠義品格：

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谷，終日追陪，并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1]229（第十八回）

作者態度和立場既已如此明朗，我們為何還非要穿鑿附會地過度解讀呢？周知慷慨豪爽是梁山好漢們的共性特征，他們看重的是彼此肝膽相照的俠氣，而錢財則只是他們追求快意人生的物質基礎和基本條件。晁蓋、柴進為天下好漢所敬仰毋庸贅言，其他如魯智深搭救金翠蓮父女及對李忠、周通為人慳吝小氣的鄙視；張青夫婦對武松的救助等，都彰顯了好漢們共有的輕財尚義之品格。再結合宋江私放晁天王、救濟閻婆，與朱仝私放宋江、雷橫等見義勇為之事，更可知宋江與其他好漢在用錢財或武力、甚至性命以救人、助人的俠義精神上并無二致，讀者何必厚此薄彼呢？

再次，宋江一再堅決拒絕梁山好漢的入伙邀請，是真心流露，還是裝模作樣？金圣嘆及容本評點者認為這是宋江行權詐之術以博忠孝之名。第三十六回寫在行解途中，面對前來迎接的劉唐等人，宋江以死相拒：“把刀望喉下自刎?！盵1]486金圣嘆批評道：“直意原本忠孝，是宋江好處；處處以權詐行忠孝，是宋江不好處?！盵3]662“容眉”亦云：“到底此人有些賊智?！盵3]662對于在聚義廳上宋江向晁蓋表明若逼其入伙寧愿乞死一事，“容眉”有“的確是個假道學”[3]664的評語。而在“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一句下，金圣嘆總結道：

極寫宋江權術，何也？忠孝之性，生于心，發于色，誠不可奪，雖用三軍奪一匹夫而不可得也，如之何其至于哭乎？哭者，人生暢遂之情，非此時之所得來也。[3]664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這些都是評點者極為偏頗的惡意曲解，帶有強烈的主觀化色彩。其實從一般情理就很容易推斷出宋江搶刀自刎并非演戲。因為，果真在表演的話，起碼要有兩個前提條件：逼真和安全。那么，既要表演逼真瞞得過眾人，又要確保自己安全，這就需要當事人之一劉唐的默契配合，或者提前溝通排練。然而在字里行間里絲毫看不出來這樣的痕跡和線索。

至于他的自刎之舉如何理解，又須還原當時的具體語境。宋江雖知梁山兄弟的挽留乃是出于義氣的一片好意，但是在父親和自己視為人生準則的忠孝大節面前，他絕不敢越雷池一步。對于發配江州，宋江之所以心甘情愿的領受，就在于他能夠保全性命，歸來后還可以盡忠行孝，故在面對趙能、趙得的圍捕時勸慰父親：“官司見了，倒是有幸……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后歸來負農時，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盵1]484（第三十六回）對宋江而言，人生的榮耀和生命的燦爛必須依托于忠孝才能綻放，而梁山兄弟的不理解和誠心挽留，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萬劫埋沉”[1]486。如此一來，與其“不忠不孝”的活著不如全忠全孝的死去，同樣是孔、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理念的形象化。

可見，宋江這種以死明志之舉，正是其強大的儒學信仰和君子人格力量在絕望無助心理狀態下，近乎本能的應急表現和激情流露；讀者大可不必去深究和計較他對于死亡想不想或怕不怕的問題。他在晁蓋面前“淚如雨下”的哭訴、“乞死”亦當作如是觀。結合最后被高俅等人陷害卻寧死不反一事做綜合考量，則更能看出宋江在面對生命與忠孝“二者不可得兼”的尖銳矛盾之時，其立場和選擇的一慣性。[4]

最后，面對前來征討的朝廷將官，宋江自稱罪人的小心卑躬，是否也是虛偽狡詐呢？明清評論家認為宋江同樣以此來招降和籠絡朝廷將官。李贄《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有云：

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見人便哭，自稱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學真強盜，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無用人也。[3]26

如何理解宋江的這種表現和李贄的評價呢？其實，面對朝廷命官宋江自稱“小吏”“罪人”，乃是其站在封建正統立場對聚義性質的自我定位和客觀評價，完全符合他平素以忠臣自許卻此時作為賊首盜魁的身份錯位，及其帶來的謙恭卑微心態；如實解釋為奸人所逼的社會原因，則是希望得到對方（一定程度上代表朝廷）的體諒和理解；暫居梁山替天行道的自辯，亦有大量事實為依據，所謂“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1]241（第十九回阮小五唱詞）是也；為壯大梁山力量，他誠邀對方入伙，并無任何的虛情假意，且去留自愿，如對關勝云：“將軍倘蒙不棄微賤，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盵1]899（第六十四回）聽其言觀其行，從后面積極推動詔安一事看，宋江心口相應、言行一致，何來虛偽做作呢？

另如第六十四回宋江欲招攬“一表非俗”的“忠勇之將”關勝入伙而主動鳴金收兵，并對林沖、秦明二將解釋道：“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讓位?！盵1]896面對肝膽相照的生死兄弟，果真使“詐”（“容夾”）的話，一無必要，二則結果適得其反：“林沖、秦明都不喜歡?！盵1]896何況，這又是自家兄弟間的私下交談，對于不在場的關勝而言毫無意義。以此反觀宋江在俘虜呼延灼和關勝、董平時，親自解傅，扶上尊位，叩拜乞罪，且經常主動讓出第一把交椅作為挽留條件之舉動，就會明白評論者的嘲諷過于苛責和偏激了。這實乃宋江識英雄、重英雄的真實表現，重在表達一種誠懇和尊重的姿態，以及希望對方留下來的迫切心情。

此外，我們還需對宋江形象批評中的陰謀論進行深度辨析以正視聽。虛偽自私的極致就是陰謀奸詐，二者只是程度有別。金圣嘆認定宋江一直有著覬覦并試圖篡奪寨主的野心。作為陰謀論的始作俑者，他在第五十九回回評中曾詳盡闡述道：

今我即不能知其事之如何，然而君子觀其書法，推其情狀，引許世子不嘗藥之經以繼斯獄，蓋宋江弒晁蓋之一筆為絕不可宥也。此非謂史文恭之箭，乃真出于宋江之手也；亦非謂宋江明知曾頭市五虎能死晁蓋，而坐不救援也。夫今日之晁蓋之死，即誠非宋江所料，然而宋江之以晁蓋之死為利，則固非一日之心矣。吾于何知之？于晁蓋之每欲下山，宋江必勸知之。夫宋江之必不許晁蓋下山者，不欲令晁蓋能有山寨也，又不欲令眾人尚有晁蓋也……

通篇皆用深文曲筆，以深明宋江之弒晁蓋……[3]1084

為了進一步坐實宋江弒殺晁蓋的卑鄙意圖和罪名，金圣嘆在后面的評點中多次加以申明和闡述，不贅。對此，王望如在其回末總評中早就加以反駁和否定，如第六十四回：

王望如曰：晁蓋于宋江，有恩可感，無怨可修，夢中救江之語，依然莊上救蓋之語。兩人情義篤堅，故死生不忘。金圣嘆欲正宋江之罪，每謂不為晁蓋報仇，使晁蓋果有憾于公明，當作厲鬼報之，又安肯先示指南耶？宋江放晁蓋曰：“三十六條，走為上策?！苯耜松w夢中亦如此言。[3]1189

林憲亮同樣例舉晁蓋托夢顯圣一節以論證二人的親密之情，頗有說服力。[5]

當然，讀者的疑惑主要源于晁蓋對寨主繼承問題的臨終交代：“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盵1]839（第六十回）言語中似乎流露出他對宋江的不信任；為了強化這種誤解，金圣嘆特意將此句前的“賢弟保重”（容本）改為“賢弟莫怪我說”[3]1094。對此，我們從晁蓋一貫的為人風格和秉性氣質入手就極易理解了。晁蓋是一位“平生仗義疏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1]174（第十四回）的江湖豪杰，他最大的性格特點就是義薄云天、恩怨分明。第四十一回宋江被迫上梁山后，他主動讓賢就是為報答救命之恩：

晁蓋便請宋江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著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眾？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1]573

可見，他臨終交代為己報仇者為寨主自然也出于同樣的心理動機。讀者完全沒有必要將此視為二人情義業已分裂的證據?！叭輮A”對晁蓋遺言給予“英雄”的評價，可謂一語中的！

至于容本評點者和金圣嘆為何不吝筆墨地高度贊許魯智深、武松、李逵等人，卻偏偏竭力貶低宋江，魯德才《金圣嘆何以討厭宋江》和許勇強、李蕊芹《〈水滸傳〉研究史》等大作從金圣嘆、李贄或葉晝的叛逆精神和獨立人格角度作了深度闡發。此外，起碼還有兩種原因值得反思。其一，宋江不僅是“義”的化身，更是“忠”的代言。由于“義”在多數情況下象征著對正統秩序、主流觀念的大膽反叛和肆意突破；而“忠”則意味著對理想和規則的自覺踐行與積極維護。所以，他熱切希望將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實現親密無間的對接與融合，但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面對不同對象時，卻總是既表現出坦誠、真摯地一面，同時又似乎畏首畏尾放不開手腳，不像魯智深等人那樣的灑脫和隨性。其二，讀者的誤解或許還有著類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成分在內。因為愛財惜命是人之本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很難做到仗義疏財和殺身成仁，故當看到宋江的所作所為時會習慣性地懷疑他別有用心。

總之，宋江是一位兼具俠義精神和坦蕩人格的好漢與君子的合體形象，他對江湖兄弟一視同仁、以誠相待，也贏得了后者發自肺腑的尊敬和擁戴。據此我們當可廓清虛偽論和陰謀論長期盛行所帶來的誤導和遮蔽了。

二、宋江愚忠說辨析

在宋江是否為“愚忠”問題上，人們似乎極易達成一致。石麟指出：“宋江的‘忠’最終竟至發展到愚忠的地步，說出了‘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的話來，把對皇帝的一片忠心帶進了墳墓?！盵6]⑥程毅中亦認同宋江為投靠朝廷、毒死結義兄弟的“投降派”。[7]此種論調更常見于各種網絡論壇。多數論者認為宋江主張投靠朝廷、接受詔安，結果卻害死了眾多兄弟，尤其是被人下毒也寧死不反，且還要搭上李逵性命，實乃愚蠢頑固之極。今天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挖掘、審視和傳播、發揚已經離不開日益發達的互聯網技術和自媒體平臺，因此對于宋江是否愚忠一問，則大有為之一辨的必要。

所謂愚忠，是指臣子在履行忠君義務和責任時，不分是非曲直，完全以君主的個人意愿為依從的愚蠢和盲目，即使君王暴虐失德、昏聵無能，仍心甘情愿的盡節效忠、九死不悔。在中國古代君權高度集中的專制政治體制下，統治者為了政權的穩定和權威的樹立而不遺余力地宣揚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倫理思想，希望臣民能夠做到無條件的絕對服從，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也。[8]但孔、孟等原始儒家絕非愚忠觀念的提倡者。在他們心目中，忠君愛國自是臣子從一而終堅定不移的處世原則和政治立場，與個人生命相比，此乃人生大義；在不違背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靈活保命就是可以被允許的權變和通達。若國家利益與個人性命發生尖銳矛盾不可調和時，孔子所肯定的“殺身成仁”也就勢在必行了，亦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保ā陡孀由稀罚┲挥性诖宿q證視野下，我們才能明白孔子對“殷之三仁”（《論語·微子》）的贊譽和古人對文天祥殺身報國及“文死諫、武死戰”人生信條的極力提倡的意義所在。據此看來，積極主張投靠朝廷的宋江就絕非愚忠式的投降派了。

首先，宋江對于梁山聚義的性質和結局有著自己清醒的認識。這是他積極主張接受招安的必要前提。雖說嘯聚梁山乃是奸逼民反的無奈之舉，但在朝廷和普通大眾眼里依然是大逆不道的造反行為。對此宋江心知肚明，所以對于宋太公的教誨不僅心領神會，且嚴格執行。面對晁蓋等人的誠懇挽留，他一再堅辭不從，甚至不惜以死相拒，正因為他同樣將落草為寇視為“不忠不孝”之舉。在大鬧江州真正被逼上梁山后，每有朝廷軍官前來圍剿，宋江都卑躬屈膝自稱“罪臣”，實是出于自知之明的真情流露。另外，宋江去東京賞玩元宵燈會時，柴進混進皇宮禁院，看到皇帝御書的四大寇以“山東宋江”為首時遂用暗器刻下來帶回，“與宋江看罷，嘆息不已”[1]992（第七十二回）。在此，宋江與柴進所嘆息的，自然是他們雖忠心可鑒，但因不可避免的擾害國家而被視為賊寇的命運?？梢?，宋江自始至終都清醒地認識到聚義梁山雖情有可原，但國法難逃的事實。對他而言，聚義梁山只是一個暫且借以保命的權宜而非長久之計。否則最終的結局，要么是被朝廷剿滅，要么是公開反抗朝廷，自立為王如方臘；這兩種結局都無法為宋江所接受。所以，極力鼓動并帶領大家接受朝廷招安，就成為最實際且最具光明前景的道路選擇。

其次，判斷宋江愚忠與否，還需了解盡忠對象，即宋朝天子的德行和能力如何，以及在此基礎上考察他對天子品行、能力的認知是否客觀和理性。在儒家看來，臣子造反是否有理的關鍵取決于天子德行的有無、高下?！渡袝穼埍o道之君稱為“獨夫”：“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保ㄌ┦南隆罚┣页＝琛疤烀钡臋嗤詾榉纯贡┡暗恼x行為提供法理依據，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保ā稖摹罚吧套镓炗?，天命誅之?！保ā短┦纳稀罚┰诖嘶A上，孟子關于武王伐紂合理性問題的闡述最為人所熟知：“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跸隆罚┤绱丝磥?，對于一個被天命所棄、“失道寡助”的暴戾恣睢之君，臣子若依然不分是非的言聽計從，則為愚忠無疑；若為匡扶社稷而直言甚至以死進諫，如上文提及的“殷之三仁”中比干（《論語·微子》），則可謂千古流芳的忠臣烈士。

具體到宋徽宗，其書畫才藝之高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亦難得一見，雖無政治建樹，正如巎巎評價其“諸事皆能”而“獨不能為君耳”[9]（《元史·巎巎傳》），但算不上昏庸暴虐?！端问贰せ兆诒炯o》文末“贊曰”將其視為“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的典型，所謂“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10]?？芍位兆诘耐嫖飭手疽灾聰≌鰢?，有其個人性格因素，更有佞臣小人的引誘和蒙蔽，其中臭名昭著者無過于蔡京、童貫等“六賊”。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水滸傳》基本的政治立場和情感基調。

作者于第七十回、第八十五回分別借宋江和吳用之口評價徽宗“至圣至明”而被奸臣所蒙蔽之事，甚至最后自己站出來從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加以定性和總結：

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當道，讒佞專權，屈害忠良，深可憫念。當此之時，卻是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1]1384（第一百回）

而且也的確交代了徽宗如何被奸臣花言巧語所蒙蔽的事實。這種附議和重復清晰說明了宋江對徽宗判斷的客觀與準確，而他投靠朝廷為國效忠也自非愚忠之舉。

最后，我們需從宋江甘心赴死一節來辨析他“愚忠”與否。宋江之死固然令人不憤；但他最后的選擇是否為愚忠，則還應結合李俊、燕青等人的全身而退進行對比考察和綜合思索。李、燕二人為避免重蹈韓信、彭越等人覆轍，見機而作，乃英明之舉；但作者卻非借以反襯宋江的冥頑迂腐。小說結尾有詩云：“早知鴆毒埋黃壤，學取鴟夷泛釣船?！盵1]1394一般都以為這是作者在將宋江、盧俊義與燕青、李俊的結局做對照。但“早知”云云其實是說宋江、盧俊義之前對奸臣的認知和判斷有誤才導致了如此悲??；反之，宋江、盧俊義也會如燕青等人那般辭官歸隱。何況早在八十回羅真人就曾暗示宋江“得意濃時便當退步，勿以久戀富貴”，燕青辭別前也這般善意提醒盧俊義。其實，宋、盧二人并非不知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教訓和道理，這在宋江雖不舍但依舊送別公孫勝和理解且祝福戴宗出家可看出。只是與李俊、燕青等人的唯一區別在于：二人真切感受到了天子、朝廷的信任，盧俊義即云：“我不曾存半點異心，朝廷如何負我？”[1]1370（第九十九回）而朝廷也果然沒有辜負他們的功勞和忠心：“上皇敕命各各正偏將佐，封官授職，謝恩聽命，給付賞賜?！盵1]1377更有“太平設宴，顯皇上不負功臣”[1]1378；但他們卻嚴重低估了奸賊的卑鄙狠毒和政治斗爭的殘酷無情。這只能說明他們極度缺乏政治斗爭的經驗和能力，卻不應簡單視為迂腐頑固！

在最后生死關頭，宋江依然清楚這“必是賊臣們下了藥酒”[1]1387（第一百回），而毫不懷疑天子的圣明。只因擔心李逵日后造反而導致梁山兄弟們經過千辛萬苦贏得的自我救贖的機會就此落空，于是騙其喝下藥酒一同赴死：“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因此請將你來相見一面……”[1]1388（第一百回）宋江并非不知生之可貴和死之無奈，也不是沒有“忠而被謗，信而見疑”的滿腔悲憤，“言訖，墮淚如雨”的細節已形象地說明了一切。相反恰是其對當時情勢的清醒判斷和理性抉擇才造就了慷慨赴死的悲壯。宋江心知奸臣畢竟是打著天子的旗號，若造反報仇則為不忠，但這并不意味著他面對惡毒迫害會一味地逆來順受、任人宰割。他們死后魂聚蓼兒洼，即使受玉帝敕命封神，也未停止抗爭和申訴，而是通過托夢將徽宗引至梁山泊自剖冤屈。作者顯然無意將宋江塑造成冥頑不化、固執偏激的愚忠形象！

至于讀者誤解之緣由，筆者認為最主要在于他們未從小說的主題表達策略和敘述思路切入，且常代之以基于個人喜好、生命體驗等而來的先入為主式的武斷和臆測。其實，作者特意將宋江等好漢的命運放在“亂自上作”的政治背景下，以儒家執經達權的辯證思維對處于忠君愛國和生命沖突中的孝子義士如何抉擇進行審視和觀照；通過渲染宋江最后舍命全忠的慷慨悲壯，使得蘊含其中的忠君主題帶有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動人效果。此或許又與反元復宋的元末社會情勢和民族情緒緊密相關。[4]但是，多數讀者對此不明就里。而且，個人的喜惡、愛恨又往往不受理智的約束，一如孔子在答子張“辨惑”之問時所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保ā墩撜Z·顏淵》）但事實卻是“《水滸》把招安的結局寫得十分悲慘”[2]。加之好生惡死乃人之常情，所以當大家看到宋江最后哄騙李逵與之一同赴死時，遂情緒化地將如許“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李贄語）的死亡視為令人難以接受的悲劇，并歸咎于宋江的愚忠愚孝。

但讀者常忽略了關鍵一點，即歸順朝廷建功立業既然是宋江竭力為大家謀求的一條改邪歸正的光明之路。那么，作為忠勇武將，血灑疆場、馬革裹尸本是不可避免的常有之事，乃其職責所使，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何況他們不管生死，最終都實現了光耀門庭、青史留名的初衷，如上述。因此，讀者為好漢們個人生命的消逝而傷感難過實為正常，而一概視作悲劇則過于簡單，為此耿耿于懷更是不必。

綜上，宋江是一位對國家竭心盡力、至死不渝的純粹完美的忠貞之臣。他非常清楚當朝天子并非如夏桀、商紂那般昏庸暴虐，只是被小人奸臣所蒙蔽；梁山實力再強大，也不能造反為王；促成朝廷招安則成為他與眾多好漢的唯一出路和最好歸宿。至于最終被奸人所害本屬意外，卻忠心不改、寧死不反，乃是殺身成仁之孔孟思想的形象圖解和具體踐行，而在忠君信仰的主導因素之外，還有著現實利弊的權衡考量。

三、關于古代小說人物批評的若干反思

通過對上述關于宋江污名化閱讀的辨析及其原因的考察，我們可從正反兩個角度得到若干關于小說人物批評的思路啟示和方法總結。

首先，一部敘事文學作品的人物、情節、結構和線索等無不受制于且服務于作者的主觀命意或作品的題旨表達，二者是一對密不可分的表里關系。因此，我們不僅要從形象塑造、情節設計等角度入手去梳理作者的敘述思路，以提煉和探究作品的思想意旨；反之，也須站在作者的創作動機、構思機制、表達策略等視角以考察和評析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征和性格內涵。如李漁《閑情偶寄》就曾明確指出，優秀傳奇作品在作者構思和創作之初，必先“立主腦”：“主腦非也，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盵11]其中“一人一事”實際就是為表達作者“本意”而著意安排、設計的關鍵事件和核心人物。具體到《水滸傳》而言，所謂“作者立言之本意”，在筆者看來就是通過宋江以死全忠的悲壯結局來頌揚對大宋王朝和天子無限赤誠的忠愛之情；而“一人一事”顯然是指宋江與“私放晁天王”一節。所以，只要能夠將作者的敘事思路與主觀命意加以清晰梳理和提煉，那么宋江作為孔孟“執經達權”辯證思維下忠義信仰的化身與代言，而非迂腐不化的愚忠愚孝的形象定位也就極易洞察知曉了。

其次，從學術立場和主觀態度而言，面對古人尤其學術權威，我們須保持理性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審慎的批判立場。既要充分吸納和積極借鑒其中的合理內容，又要時刻具備問題意識、反思精神，做到不盲從、不迷信，盡量避免被流行觀點、慣常視角所蒙蔽。因為，先達時賢雖多高言妙論，常有醍醐灌頂之效，但也不乏偏頗短視之處。尤其明清“文人型”小說理論家或評點者在品鑒點評小說人物時具有顯著的主體意識，往往習慣性地從自身立場出發，帶著先入為主的個人偏見進行感悟性的，甚至是情緒化的而非嚴謹系統性的考證和思辨，如譚帆所云：“他們的小說評點在揭示小說內涵的同時，更注重通過小說的規定情景來抒發自身的情感思想、現實感慨乃至政治理想?！盵12]如金圣嘆等人關于宋江虛偽狡詐的批評即是如此。

再次，與上相關的是，從具體策略看，我們要引以為戒，規避個人情感、立場的消極干擾，真正立足于小說文本、回歸到具體的歷史語境，與小說人物進行平等且深度的對話，切實做到對歷史的“了解之同情”。廣大讀者不應像金圣嘆、李贄那樣以自己的主觀好惡對人物形象的品性、人格進行選擇性的隨意引申和發揮，而是盡量消弭與小說人物之間的身份、性格的差別，將自己想象成小說人物，客觀還原文本所設置的具體情境之中，細膩體貼和揣摩人物心理活動的深微之處，充分、全面、真切地把握他們特有的性格特質、心靈世界；同時，我們還要能夠從濃郁熾烈的情感共鳴和交流中抽身而出，站在一定的旁觀距離，對其復雜成因進行理性追問和冷靜思索，“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最后，在進行小說人物的批評解讀時，采用假設前提、推導矛盾的反證法往往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若想在眾口一詞的喧囂中不被裹挾和干擾，而保持理智清醒以探索真相，那么反面視角和逆向思維往往會出奇制勝，成為檢驗和判斷某一觀點之真偽的利器。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蘇格拉底就非常擅長反證法，曾論證“騙人不道德”等命題之真偽；而無神論者伊壁鳩魯在論證“上帝是不存在的”命題時也采用了反證法。同理，當我們面對一些關于小說人物看似不容置喙的褒貶評價時，也完全可以借用反證法對其進行邏輯推敲和情理求證。上文對宋江虛偽論和陰謀論的否定論述就是典型之例。

通過如上數種閱讀思路和批評方法的綜合運用，我們對宋江形象接受過程中兩類主要的污名化現象做了細致辨正和原因闡釋?？煽闯?，在作者的構思和心目當中，宋江被定義為一位忠肝義膽、孝義兩全的完美形象，是孔孟思想的虔誠信奉者和堅定執行者，且對于天子德行、政治環境、梁山命運都有著極為清醒的洞察和理智的判斷；他以執經達權的儒家辯證思維作為領好漢聚義梁山—歸順朝廷—盡忠報國，甚至至殺身成仁的行為依據。因此，視宋江為虛偽狡詐的偽君子或愚忠愚孝的迂執者的污名化閱讀或可以休矣。以上論述若有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