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外左翼的生態帝國主義批判

徐艷梅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資本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使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霸權突破主權與制度的約束，向全世界范圍拓展，同時，資本借助于國家政策與金融的力量加快了積累的速度，在全球范圍內獲取利潤。有學者把這一階段稱為“新帝國主義階段”。新帝國主義在自由貿易的幌子下，以不平等、非正義的方式從落后國家掠奪資源和財富，造成國際間貧富差距和欠發達地區及全球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這一現象被西方綠色左翼稱為“生態帝國主義”。

當代國外綠色左翼學者結合帝國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及其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統治，分析了《巴黎協定》等多項有關氣候變化和環保協議的實施難題，提出帝國主義制度的非正義性與反生態性是全球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只有以社會主義公共所有權關系替代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關系，構建全球生態正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威脅人類生存的生態惡化問題。

一、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資本全球化與生態非正義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方壟斷資本主義進入超越國界、全球謀利的新帝國主義時期。當代國外左翼思想家大衛·哈維提出，新帝國主義時代權力已由“領土邏輯”轉變為“資本邏輯”，壟斷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正以新的“不通過生產”的方式剝奪剩余價值，即運用信貸貨幣和金融等工具，使欠發達國家公共資源私有化、資本資產和勞動力貶值的方法謀取利潤，哈維稱之為“剝奪性積累”。①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沈曉雷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5‐56頁。哈維指出，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具有投機性質的“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全球化”已成為當代壟斷資本主義剝奪世界人民的新手段。

與之同時，美國學者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哲學家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igri）在其合著的《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伴隨著資本全球化的進程，具有明確疆域的國家和民族正在衰落，傳統的帝國主義概念正在代之以一種由主導性國家和超國家組織構成的帝國。帝國作為一種后現代新的主權形式，實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邊緣國家和地區的支配。他們認為，帝國時代世界一體化的趨勢和差異性發展之間的矛盾構成新世界產生的動力。①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哈維等學者對新帝國主義和帝國的界定和概括凸顯了生態帝國主義的時代特質。

當代國外左翼學者把新帝國主義的特征概括為：壟斷資本的普遍化、全球化和金融化。具體來說就是國際壟斷資本利用銀行信貸和金融投資控制著世界民眾的收入與消費等經濟活動，并由此獲得高額利潤。壟斷資本的金融化和全球化使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活動被卷入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分工之中，并因此改變了政治國家的性質和能力。國際壟斷資本的逐利需求使得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傾向于剝奪欠發達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控制其生產、消費和生活方式?？傊?，壟斷資本全球化和金融化結合在一起，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獲得國際壟斷利潤的重要途徑，并由此導致全球范圍內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

新自由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在全球范圍內進一步深化，導致全球經濟、民主政治和生態環境等多重危機。埃及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薩米爾 ·阿明（Samir Amin）指出以壟斷資本全球化和金融化為特征的新帝國主義從內部否定自身的趨勢——內爆性，②魏南枝：《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內爆》，《紅旗文稿》2013年第 11期。表現為資本主義多重危機的爆發。阿明強調了兩個方面：一是由壟斷資本的全球化與金融化推動的過度開發和過度生產超越了地球生態承受能力導致的生態環境危機；二是政治領域的危機，表現為民主政治能力的萎縮、極權主義抬頭，背離人類政治文明。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蘊含著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以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的當代國外左翼對新帝國主義導致全球生態環境惡化的原因與機制進行批判，指出：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通過實體經濟和金融投機相結合，把剝奪剩余價值的觸角深入地球的每個角落，導致被吸納到全球體系的國家和地區資源的過度開發，促使超出地球資源限制的過度生產和超出實際需求的過度需求的形成，造成全球生態危機。生態危機內含著一場生態社會主義的變革成為必然。

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帝國主義反生態性的論述

當代國外左翼的生態帝國主義批判，在理論上可以溯源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反生態性的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雖未直接使用過“帝國主義”的術語，但他們關于資本積累規律的分析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構成生態帝國主義批判的基礎。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預言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必然趨勢：“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雹邸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頁。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域性拓展和內涵性擴張的必然性，但這種資本的地域性和內涵性擴張并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及其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不平衡發展的論述也構成當代國外左翼生態帝國主義批判的理論前提。馬克思認為，資本和勞動在生產資料占有和支配方面的不平等，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勞動者一無所有。隨著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不斷擴大，勞動力勞動得越多，他就占有得越少，個人發展就越片面，即勞動和資本的不平等在資本主義再生產中被源源不斷地制造出來，并不斷加劇。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勞動和資本的不平衡無論從外延上還是從內涵上都擴展了：在外延上擴展為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在內涵上擴展為人與自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同時內含著社會關系和自然關系兩個層面，其中社會關系的性質決定著自然關系的性質。

列寧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積累規律分析和資本主義制度批判的基礎上，注意到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出現、銀行信用的發展和對外殖民擴張等資本積累方式的新變化，進而通過批判地研究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魯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資本》，概括了帝國主義的主要經濟特征和政治含義，強調帝國主義的社會經濟根源是通過資本輸出為剩余資本尋求投資出路，實現對其他國家原材料的壟斷性控制。列寧指出，對于壟斷資本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工業部門，如煤炭工業和鋼鐵工業，搶占原材料產地就意味著大大加強了資本壟斷和控制市場的權力。①《列寧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83頁。帝國主義通過資本輸出掠奪別國的自然資源無疑會緩解國內資本積累的矛盾，但最終會加劇全球自然資源的開發，造成地球資源消耗殆盡，同時還會剝奪原材料產地的發展機會與空間。在此基礎上列寧提出，帝國主義具有寄生性（建立在對他人資源和勞動剝奪的基礎上）、垂死性的特點，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

盧森堡在《資本積累論》中強調帝國主義對“非資本主義環境”的依賴，指出資本積累的歷史過程在所有方面均依存于“非資本主義環境”（如非資本主義國家、地域、民族以及非商品化的勞動力階層等）?！暗蹏髁x是一個政治名詞，用來表達在爭奪尚未被侵占的非資本主義環境的競爭中所進行的資本積累?！雹诹_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第359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需要地球上一切地區的自然財富及勞動力。而絕大部分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存在于非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因此資本必然要求控制這些領土與社會組織，使之資本主義化。③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88‐289頁。對于非資本主義環境的依賴和擴張必然使資本主義否定自身，走向窮途末路。隨著帝國主義的資本積累不斷進行，一旦世界上所有非資本主義環境全部被資本主義化，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則無法進行，資本主義就會走向滅亡。盧森堡從資本主義對非資本主義環境的依賴來分析資本積累的規律，把資本主義的發展同對非資本主義國家的剝削看作同一歷史進程，影響了后來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依附理論。

三、當代國外左翼的生態帝國主義批判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當代國外左翼從不同學科視域探討新帝國主義時代的全球社會公平與環境正義，思考人類未來，展開了對生態帝國主義的分析和批判。其共同特點是：用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的哲學方法反思或解構西方發達國家發展觀念背后的理性中心主義，分析發達國家的主導話語體制及霸權行徑，批判在單一發展邏輯主導下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的種族、文化、自然所進行的霸權控制與剝削，研究新自由主義條件下帝國主義給人類及環境帶來的災難及解決方案，主張后發展國家與發達國家、人與自然之間的平等，在世界范圍內建構族群正義、倫理正義與環境正義，最終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與協同發展。

（一）國外左翼學者對早期生態帝國主義的生態史批判

一些國外左翼學者對早期生態帝國主義進行了生態史維度的研究。如美國環境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研究了歐洲殖民者對北美和澳洲新大陸殖民侵略帶來的生物擴張和環境破壞?？肆_斯比第一次提出生態帝國主義的概念，開啟了從生態史視角研究歐洲殖民擴張的先河，指出自哥倫布航行以來歐洲對新大陸的開發是一場“綜合生物群”（portmanteaubiota）的殖民?！皻W洲帝國主義之所以成功，或許既有生物因素，也有生態因素的影響?！雹侔柛ダ椎隆た肆_斯比：《生態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張謖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頁。歐洲殖民者不是作為個體移民而來的，和歐洲人一起入侵新大陸的還有動物、植物和微生物，這是一個能夠自我復制的“綜合生物群”，它們侵入新大陸并擴大領地，使美洲的環境歐洲化，幫助歐洲殖民者征服土著居民。歐洲生物群的入侵打破了當地生態系統的平衡，不但使當地原生物種消亡，物種多樣性減少，而且改變了土著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導致當地地方語言、風俗傳統日益衰落并逐漸消失。

克羅斯比還特別指出，作為“綜合生物群”的一員，傳染病在歐洲殖民者征服新大陸過程中功不可沒。隨著歐洲人的到來，歐洲傳染性疾病也來到新大陸，對新病毒缺乏免疫力的土著居民一旦接觸便容易感染并死亡。比如天花在歐洲殖民過程中產生的重要影響，美洲印第安人的“滅絕不是由于阿根廷軍隊及其雷明頓槍的威力，而是由于天花病毒的傳播”。②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生態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第193頁?？肆_斯比強調，傳染病即病菌在新舊大陸之間的交流是不平等的。土著居民的地方性傳染病從未隨人口往來出口到外面的世界在歐洲立足。相反，歐洲向新大陸“輸出的病菌和痛苦的數量和質量卻是很慷慨的”。③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生態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第203頁。這種交流的不平等讓歐洲入侵者獲得了壓倒一切的優勢。

克羅斯比指出，生物殖民的背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熬C合生物群”中的成員們不是單兵作戰，而是團隊行動，如牧草對歐洲牲畜的繁衍很重要，同時對歐洲人的生活條件（肉、奶和毛皮）的滿足也是如此。在此意義上，“綜合生物群”中占統治地位的成員即歐洲人的成功是所有生物共同努力的結果。綜合生物群遷移的過程背后是整個生產方式的遷移過程?！袄邕^的土地、夷為平地的森林，過度放牧的牧場，燒毀的大草原?；臈壍拇迩f和擴展中的城市以及一直獨立進化的人類、動物、植物和微生物突然進入親密接觸?！雹馨柛ダ椎隆た肆_斯比：《生態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第269頁。這里，決定生態系統變化的是歐洲資本主義生產和生活方式的侵入。

對早期生態帝國主義進行生態史研究的還有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格里高利·庫什曼（Gregory T.Cushman）。戴維斯分析了歐洲國家利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世界范圍內的氣候變化（干旱和厄爾尼諾現象）在落后國家開發種植園和從事采礦業，并廉價雇傭當地勞動力，以服務于資本積累的需要。⑤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n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02.美國學者庫什曼研究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補充其化學農業造成的土壤肥力枯竭掠奪性開發秘魯的鳥糞資源，導致后者環境退化和產業結構單一，最終陷入債務危機的歷史過程。⑥Gregory T Cushman, Guano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acific World：A Global Ecological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以上學者從環境史的角度研究了帝國主義對落后國家生態環境資源的剝奪，但其分析僅限于從生物學的維度對歐洲殖民進行歷史學和現象學研究，沒有系統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質。

（二）當代國外左翼學者對生態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21 世紀以來，一些學者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分析和研究生態帝國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學體系中“價值就是一切”的抽象規則，強調使用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以及剩余價值生產中的作用。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喬治·科威爾（Joel Kovel）認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共同參與社會生產和再生產，構成社會財富的自然層面與社會層面?！笆褂脙r值的概念對應了自然對生產的作用，而交換價值的概念則對應了貨幣演化過程中對物質世界的抽象?！雹賳虪枴た仆?、馬特：《生態社會主義: 一種人文現象》，《國外理論動態》2015年第9期。資本主義把使用價值成本外化，必然導致全球生態惡化和經濟生產的不可持續。邁克爾·洛威（Michael lowy）在分析生態社會主義經濟時指出，生態社會主義應把“使用價值作為生產商品和服務的唯一標準，而這將對經濟、社會與生態產生深遠的影響”。②邁克爾·洛威、陳太乙：《生態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綠葉》2008年第 7期。

國外左翼學者還圍繞全球化時代國際壟斷資本剩余價值的來源展開爭論。一些生態主義者如拉杰·帕特爾（Raj Patel）和賈森·摩爾（Jason Moore）強調自然資源的作用，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提出質疑，認為“自然、貨幣、勞動、關懷、食物、能源、生命”等都能創造價值。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柏格特（Paul Burkett）批判了這種“價值的萬物理論”，認為他們曲解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薩米爾·阿明用“帝國主義租金”概念說明帝國主義通過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生產從落后國家獲取的財富?！暗蹏髁x租金”包含剩余價值轉移和使用價值的轉移兩部分:前者是欠發達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創造的、被國際壟斷資本無償占有的價值；后者來自對欠發達國家自然資源和環境使用權的過度開發和廉價使用，是無法被量化的。使用價值的掠奪源自跨國公司和帝國主義國家攫取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和侵犯其環境使用主權。

帝國主義時代，落后國家被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生產過程，其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成為帝國主義剩余價值的主要來源。國際壟斷資本通過“輸出去的資本在勞動力過剩（勞動力廉價）的地區形成新的工業化區域以及對農業進行資本化的改造”，③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唐正東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16頁。與欠發達國家工人的勞動進行不平等交換，賺取高額剩余價值。除了勞動的不平等交換，國際壟斷資本還通過與發展中國家的生態不平等交換獲取利潤。保羅·K.蓋勒特（Paul K.Gellert）將生態不平等交換定義為“在世界體系中處于不同地位的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物質交換”?？死耍˙rett Clark）把生態不平等交換界定為“物質和能源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不成比例和補償不足的轉移，即不對稱轉移”，④Brett Clark,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the global metabolic rift: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guano/nitrates trad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no.3‐4,2009.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落后國家汲取自然資源，同時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物和危險物。通過生態不平等交換，帝國主義把資本的高額利潤建立在對外圍國家生態債務的基礎上。生態債務是“發達國家由于搶劫、生態破壞和無償占有環境空間，以處理諸如源自工業國家的溫室氣體等廢棄物而累積起來的、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⑤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革命: 與地球和平相處》，劉仁勝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0頁。帝國主義資本全球積累的生態債務破壞了發展中國家的自然生態平衡和未來經濟發展條件，構成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非正義。

以福斯特、柏格特、齋藤幸平為代表的新陳代謝學派則通過對資本積累一般規律的分析，提出資本對成本的節約和外化必然引起自然條件的濫用，造成人和自然物質變換的新陳代謝斷裂，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外部條件喪失，引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為此應重建社會再生產的組織形式，替代以資本增值為驅動的再生產組織形式。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分析了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積累結構以及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對地球生態環境的影響，指出資本主義是一個由積累驅動的追逐剩余價值的體系，資本在流動和擴張中實現增值的本性決定了其必然沖破民族國家的領土與權力界限，依賴勞動與資本、人與自然、城市與鄉村、中心與邊緣的不平衡實現剩余價值的最大化。福斯特借用德國農業化學家李比希的“代謝斷裂”（metabolicrift）概念說明帝國主義條件下資本積累導致的全球范圍內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與惡化，認為生態帝國主義加劇了馬克思提出的城市與農村、中心與邊緣遠程貿易導致的人和自然新陳代謝的斷裂，突破了自然界生態修復的界限，使得地球生態系統嚴重失衡，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福斯特提出，新帝國主義時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增加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生態債務”（ecological debt）實現對剩余價值的占有?！吧鷳B債務”是指帝國主義國家對地球資源的過度榨取以及對其他地區和后代人生態系統的破壞①B.Foster＆ B.Clark，“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curse of capitalism”,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Socialist Register 2004,London:Merlin Press，2003,p.193.以及“碳負債”?！疤钾搨奔丛诂F代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和生活中過度使用化石燃料造成二氧化碳過度排放與公共環境空間的污染。如果說早期生態殖民主義憑借軍事力量和暴力征服實現對殖民地財富和奴隸的掠奪，那么當代生態帝國主義則憑借技術優勢，在市場規則的掩護下實現對全球自然資源的剝削。

帝國主義通過新自由主義條件下披著公平合理外衣的市場交換方式侵占公域，如帝國主義對欠發達國家淡水資源的掠奪。帝國主義國家憑借其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優勢在自然資源國際交易中占據主導權，通過從欠發達國家廉價購買土地控制其地表河流與地下水，由此福斯特提出水帝國主義（water imperialism）的概念?，F代帝國主義國家還利用海洋管理私有化制度和技術優勢，在海洋公域開采石油、天然氣，在海底表面與地下開采礦物和貴金屬，掠奪人類公共海洋資源。在大氣資源方面，國際壟斷資本的空間擴張更是加劇了全球碳排放的總量，只不過形式上隨著污染產業的轉移轉嫁到其他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是化石燃料經濟的開創者和受益者，因此是大氣污染的主要責任者，但受到氣候變化危害最大的卻是落后的非資本主義國家。

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把環境、健康乃至生命這些不能作為商品來核算的東西都換算為經濟成本來衡量，為了降低成本或把成本外部化，帝國主義國家把污染性產業、垃圾和危險產品轉移到落后國家。在他們的計算中，污染成本取決于遭受污染的人的收入水平。由于收入水平低的國家和人民，對環境的健康與審美要求也很低，那么把污染企業轉移到這些國家相對付出的成本就小得多。用美國生態左翼學者康芒納的話來說：“如果受害的是窮人，那么危害就變得微不足道了?！雹贐arry Commoner,Making Peace with tje Planet,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2.pp.64‐66.

福斯特否定把科學技術作為解決生態危機的最終手段，認為在資本主義體制中，科技創新是資本主義企業獲得超額剩余價值的必要條件。如當代生態帝國主義通過“綠色革命”手段剝奪其他國家的農業資源，實現資本獲利的需要。為了培育和改良商業化的作物品種，帝國主義國家在市場規則和專利制度的掩護下掠奪落后國家的生物基因，壟斷稀有基因資源市場，造成全球生態非正義。新作物無法適應落后地區的自然條件，需要化肥、農藥保持高產，提高了當地農民的生產成本，為生產農資的跨國公司打開了市場。因此，“綠色革命”一方面破壞了落后國家的生態平衡，另一方面使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上更依賴于中心國家，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不平等。

福斯特提出，新自由主義條件下的全球資本積累和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已在地球生物圈造成生態系統危機。地球生態危機與資本無限積累和帝國主義全球霸權控制密切相關，解決地球生態危機應從資本主義制度變革和構建公平正義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入手。面對地球生態危機，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并沒有主動承擔生態治理的主要責任，而是致力于維護自己的經濟與生態霸權地位。在福斯特看來，當代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滅絕階段?！暗蹏髁x代表著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全球裂痕，是一種有組織的反對生態革命的反動力量，試圖鎖定化石燃料系統和導致環境最大程度退化和人類剝削的社會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21 世紀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滅絕階段?！雹跩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no.4,2019.所有被資本剝奪和壓迫的主體應團結起來，反對資本霸權、反對以帝國主義為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和社會制度，把社會制度的革命與地球環境保護運動結合起來。

（三）當代國外左翼學者對“帝國式生活方式”的批判

對生態危機的文化批判離不開對生活方式的討論，因為生活方式作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包括個人與社會的價值取向以及身份認同，無時無刻不在塑造著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奧地利學者烏爾里希 ·布蘭德（Ulrich Brand）從日常生活入手分析了帝國式生活方式及其包含的社會權力關系、國家規制與霸權統治對全球生態環境危機的影響。受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布蘭德認為生活方式的塑造成為國家統治和管理大眾的方式，服務于特定的資本利益集團和資本主義國家意志，同時也受到特定社會發展理念和自然觀的支配。換言之，一種生活方式往往是由于得到制度性保障,即“為國家制度所維護，還進一步與特定的進步概念相聯結”，①烏爾里?！げ继m德、馬爾庫斯·威森：《全球環境政治與帝國式生活方式》，《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3期。才深深根植于人們的日常實踐，被大眾廣泛接受。

“帝國式生活方式”指的是植根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上層群體日常生活實踐的主導性生產、分配和消費方式。②烏爾里?！げ继m德、馬爾庫斯·威森：《資本主義的自然限度》，郇慶治等譯，北京：中國環境出版集團，2019年，第9頁。隨著20 世紀福特主義的形成，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資增加，工人普遍形成使用汽車交通、消費工業加工食品和購買家庭獨居住房的生活方式。這一生活方式的特點之一是高度依賴于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生產和消費，并過度排放污染物；另一個特點是依賴于全球市場上其他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③烏爾里?！げ继m德、馬爾庫斯·威森：《資本主義的自然限度》，第4頁?！爸允堑蹏缘氖且驗檫@種生活方式過分依賴于其他地方的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借助于世界市場規則的掩護，并通過軍事力量和內嵌于國際制度之中的非對稱力量關系來加以保障?！雹転鯛柪锵！げ继m德、馬爾庫斯·威森：《資本主義的自然限度》，第15頁。隨著“帝國式生活方式”的普遍化，大量生產、大量消費成為主導性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獲得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大眾的喜愛并內置于標準化且通常是無意識地再生產的日常實踐中。

“帝國式生活方式”同國際政治權力關系是分不開的。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時間和空間的不均衡和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使得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國際貿易、國際勞動分工、自然資源獲取、環境污染空間使用等方面具有整體優勢，并決定了其“帝國式生活方式”的霸權；另一方面，通過“帝國式生活方式”的霸權，現代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于不知不覺中將其在國際關系中的統治地位和權力關系穩固化。

布蘭德提出“帝國式生活方式”將人們的日常生活習慣、公司的利益和國家意志結合在一起，構成國際政治經濟霸權的基礎?！暗蹏缴罘绞匠３Ｉ钌钪哺谏鐣母鞣N力量之間的關系。資本增值利用戰略，以及北方國家民眾的日常認知與實踐和他們對于經濟增長與競爭力的總體支持態度。它嵌入到了國家機器中，并形塑著（民眾）認知模式和政治家的行為模式?！雹轂鯛柪锵！げ继m德、馬爾庫斯·威森：《資本主義的自然限度》，第17頁?！暗蹏缴罘绞健弊鳛橘Y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集團和普通民眾的一體化追求，已經深入其政治政策、謀利手段和日常生活實踐中?！啊蹏缴罘绞健哺诘秸麄€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之中，為那些從中受益的人提供社會經濟福利和地位，并且在所有追求這一目標的人面前呈現為一種承諾?！雹轇rand U.,M.Wissen，“What kind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impeiral mode of living as a major obstacle to sustainability politics”,GAIA-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icenence and Society,no.3,2018.對“帝國式生活方式”的追求使民眾沉湎于對物質生活的享受，在政治上麻木不仁，從而有助于資本主義社會穩定和統治的鞏固，有助于帝國主義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霸權地位的鞏固。

布蘭德認為內嵌于大眾日常生活結構的“帝國式生活方式”成為“美好生活”的樣板，并且不斷復制與鞏固，最終導致全球生態危機的不斷加劇?！暗蹏缴罘绞健笔且詫洕鲩L的自然限度忽視為前提的。它“意味著一部分人以犧牲他人為代價過上 ‘美好生活’，也就是說，它限制或取消了許多人過上‘美好生活’的機會”，⑦Brand U.,M.Wissen，“What kind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impeiral mode of living as a major obstacle to sustainability politics”.即發達國家的物質財富積累與生態環境保護都依賴于對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自然資源、勞動力的剝奪及污水池的使用。

如何超越“帝國式生活方式”，實現社會生態轉型（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布蘭德提出構建擺脫資本控制、依照人自己的個性進行生產和消費的生活方式——“團結的生活方式”?！皥F結的生活方式”具有公正、自由、民主和可持續的特征，人們通過民主協商共同商討面向所有人福祉且又符合環境保護的美好生活?！皥F結的生活方式”用“關愛”作為社會與個人行為的參照，摒棄資本的邏輯，逐漸把使用價值和自然保護置于日常生活的重要位置，構建民主平等的社會和國際勞動分工，以國際團結取代國家之間競爭，實現社會再生產中階級、性別、民族不同話語群體的團結，實現人與自然的協同發展。實現“團結的生活方式”的主體是當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各種反抗力量。

在布蘭德那里，“帝國式生活方式”以隱性控制的方式得到普通大眾的認可并得到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支持，以日常生活霸權的形式影響到其他國家，成為全球 “美好生活”的樣板，鞏固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生產方式霸權，但是突破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限度，造成全球生態環境危機。因此必須尋求生態社會轉型，構建新型的超越增長與競爭的“團結的生活方式”，才能拯救“帝國式生活方式”帶來的多重危機。布蘭德從生活方式的角度分析當代帝國主義的霸權統治機制和全球生態危機的深層原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社會生態轉型寄希望于“團結的生活方式”顯然是不現實的。

四、評價與啟示

當代國外綠色左翼從不同的維度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下的全球生態環境非正義進行批判性分析，揭示了帝國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政治、經濟、文化霸權統治，提出實現生態轉型的社會主義制度設想和促進生態變革的主體力量與途徑。當代國外左翼的生態帝國主義批判對我們認識帝國主義霸權統治的本質，促進全球生態治理具有啟發意義。但國外左翼學者的批判立足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后物質主義立場，難以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案，為此需要辯證地分析和認識國外綠色左翼批判的啟示價值與局限性，具體地分析不同國家在國內和國際生態治理過程中的角色和使命。

中國是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參與者與引領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應超越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盲目追求利潤的發展邏輯，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統一起來。第一，在國內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在經濟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限制單純追逐利潤的資本邏輯，超越西方的“黑色”工業文明；在政治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構建包含政府、企業、社會、公眾與媒體的生態環境保護共同體；在文化上構建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的有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文化。第二，在國際上超越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的生態帝國主義邏輯，保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中國特色，積極參與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踐行多邊主義，與世界各國保持合作，融入全球共同發展體系并做出自主貢獻，樹立具有責任擔當的大國形象。第三，準確定位中國在全球生態共同體中的角色、任務和使命，促進全球生態環境安全和第三世界的社會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