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井·古道·移民·融合
——云南石羊古鎮多元文化交融研究

楊甫旺，張曉瓊，岳金芳，彭習梅

（楚雄師范學院 彝學研究院，云南 楚雄 675000）

一、鹽與石羊的開發

云南石羊古鎮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縣西北部，距縣城35 公里。石羊地處魁閣、象嶺、飛鳳山麓之間，香水河貫穿小鎮，地勢呈布袋形，總面積1.5 平方千米，四面八方均有鹽道與南方絲綢之路連接。由于鹽業的開采和興旺，各種外來文化紛紛涌入，與本土文化相互影響、交織共存、和諧共融，呈現出多元文化并存發展的格局，①參見李曉莉，楊甫旺：《石羊鹽區多元宗教的形成、融合及變遷》，《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使偏居西南一隅的石羊成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多元文化和諧共融的典型案例。石羊也因此成為1995年首批命名的3個云南省歷史文化名鎮之一。

石羊鹽井開發較早，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代時，越嶲郡（駐今四川西昌市）的蜻蛉縣（今大姚）設有鹽官。②參見班固：《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上（10）。這里的蜻蛉縣設鹽官，應是指石羊，這也是石羊鹽井由官方?？氐淖钤缬涊d。鹽官即專管石羊鹽池生產的官吏。諸葛亮伐南中，曾在石羊征取“貢鹽”，之后設鹽官管理鹽政。石羊之所以稱白鹽井，與歷史上的“僰人”有關。據有關專家研究，僰人多是今白族先民，崇尚白色，故僰人開發的鹽井被稱之為白井。而石羊之名，則因掘鹽井時得一“石羊”之故，不過石羊之名的出現已是元代以后了。③參見楊甫旺：《千年鹽都——石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頁。關于僰人，在《水經·江水注》這樣解釋：“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從人”。說明僰人是受中原文化影響較早的西南少數民族之一。西漢武帝時，修筑從僰道縣（今四川宜賓市）到云南姚安、祥云的古驛道，稱之為“僰道”，今四川西昌，云南永仁、大姚、賓川等地居民多為僰人。唐天寶年間，大姚等地白蠻大量向西遷徙進入洱海地區，開發白鹽井的灶民逐漸轉為烏蠻，所以南詔時把發現白鹽井的人也說成是烏蠻（今彝族先民）?！睹饕唤y志》記載：“大姚縣出城北一百二十里有白鹽井，相傳本白鹽井蒙氏時有女牧羊于此，有一羝舔土驅之不去，掘之得鹵泉?！雹倮钯t：《明一統志》卷八十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在當代的一些學者的著作中，對發現鹽井的牧羊女進行了彝族身份的形象設置和敘事，明確牧羊女彝族的身份。②參見李陶紅：《咸的歷程——明清以來云南石羊古鎮城鎮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56頁。這個牧羊女不僅因牧白羊發現了白井，而且自身也由洞庭湖的龍女融合到滇西的彝族中去了。實際上，洞庭龍女牧羊白鹽井并發現鹽井的過程，也就是內地漢文化進入石羊并與本土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過程。

鹽是人類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鹽也是人類最早開發的產品之一，石羊產鹽區一般都開發較早。白鹽井先秦時已開采，漢代已在石羊設鹽官管理，說明此時石羊制鹽、銷售已納入國家?？?。此時的石羊鹽井還處于自發開采的狀態，據《太平寰宇記》說，當地灶民獲取鹵水，是“唯民自便”。③楊甫旺：《千年鹽都——石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52頁。至唐代天寶年間，石羊鹽業興盛，開始由政府有計劃的規模開采，并逐漸形成了五大鹽井區，即觀音井、小石井、舊井、喬（界）井、灰尾井。明初，石羊鹽井有觀音井、舊井、界井、灰井、大中井、尾井、白石谷井、阿拜井、小井9 井，到明末增至20 井，清末有40 井，到民國末年（1949）仍有汲鹵鹽井24 井。制鹽工藝由最初的利用炭灰的余熱將鹵水蒸發成固體，形成白色結晶與褐色炭灰相混雜的白雞屎鹽，唐宋以后發展到以柴薪為燃料，使用鑄鐵園鍋和砌筑簡陋的土坯鹽灶生產鍋鹽、筒鹽，元、明時期煎鹽鍋由平鍋改為筒鍋，鹽灶改為馬槽灶或蹄形灶，清初又改為雞窩灶。明清兩代是白鹽井制鹽業的輝煌時期，井口最多時達40井，灶戶100多戶，雇工千余人。明弘治年間白鹽井每年產鹽33 萬斤（16 兩為1 斤），占云南省年產鹽量的18.2%，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白鹽井年產鹽873萬斤，年繳課鹽稅八萬多兩。

鹽業興盛，石羊鹽區的運鹽古道亦四通八達，且這些運鹽道均與南方絲綢之路主干道相連接。漢代設置的蜻蛉縣是南方絲綢之路“靈關道”的重要驛站。靈關道既是絲道，更是鹽道，自成都至西昌，沿安寧河流域至會理，經黎溪在拉鲊渡金沙江，經永仁、江底河、趙家店至金碧，往姚安至祥云與“五尺道”匯合。白鹽井在長期鹽交易中形成了一條條商道——鹽道。白鹽井鹽道，東有姚巂大道，西可分別至祥云、賓川，西北可至華坪、永勝，其四至路線是：北上經江頭、一碗水、中和、羊蹄江，至苴卻（永仁），匯入姚巂道；東行經柳樹塘、鍋廠、波棚至大姚城，匯入姚巂道；南行經七街至姚州城（姚安），也匯入姚巂道；西行經哨頭、人頭關、楚場入云南縣（祥云），匯入“五尺道”；西北經碧直、茨拉至灣碧，過金沙江后到達永北廳（今永勝、華坪）；又西行經三岔河、他的么（今賓川境），至大理賓川。這些是“官道”，白鹽井的食鹽經這些鹽道，銷往云南二十四府廳縣和西藏等地。

石羊的鹽固然不可能成為南方絲綢之路上直接運往緬甸、印度的遠程交易物品，但這在古代曾是各民族之間物物交換必不可少的物品，必然帶動更多物品的交換和文化交流。所以，鹽在石羊四通八達的古運鹽道的形成過程中曾起著重要作用。

二、移民與多元文化的融合

在古代社會，人口的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石羊鹽井的開發和鹽業的興盛，離不開外來人口的不斷增長和吸納各種先進文化。石羊鹽井地區的居住人口，南詔時期僅有五六十戶，基本上為僰人或夷化了的漢人。清朝初年，石羊的常住人口僅為1011 戶，但到了清道光年間卻增加到了3125 戶。一般每戶人口不會少于三四人，幾代同堂的大戶人家多達四五十人。如果以每戶人口平均5.1 人計算，清道光年間石羊人口總量達到了15938人。①參見李陶紅：《咸的歷程——明清以來云南石羊古鎮城鎮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43頁。從白鹽井各個時期的人口數值來看，白鹽井地區的人口密度均在每平方千米千人以上，大大超過了同一時期云貴地區的人口密度。②參見李陶紅：《咸的歷程——明清以來云南石羊古鎮城鎮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45頁。這些進入石羊的移民，第一類是官吏，包括家眷、隨從甚至廚師等，少則十余人，多則數十人，他們不斷地遷入和遷出，為官至少幾年，來自全國各地，把各種先進文化思想帶入了邊遠的石羊，促使石羊井民風氣大開。第二類是明清政府利用各種手段強制或被迫遷入石羊井區的移民，包括軍屯、民屯、商屯的移民，這些移民的進入，促進了石羊交通運輸、飲食、馬鞍、皮革、制陶、商業等的繁榮和發展。第三類是自由移民，主要指為了生存自愿到石羊井區逃生的移民。因此，石羊井區的移民形形色色，有官吏，有商人，有逃荒者?！鞍拙疄殄莆髦氐?，肩摩轂擊，賓至如歸。故名人高士，往往來游?；蛞灾喕录嫩E，或以游學僑居，或以適情卜筑?！雹酃饩w《續修白鹽井志》卷七《人物志》，楊成彪主編：《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6頁。在當地族譜中常?？吹健坝位隆薄坝蔚帷钡纫泼袢后w，以及自發到白鹽井謀生的民工等。

我們來看看號稱白鹽井的四大家族是如何進入石羊，并融入當地社會的。

首先是羅氏。羅氏是白鹽井四大家族之一，原籍江西吉安府，其始祖羅圣宗于明萬歷年間“與童第為冕相率游滇”，入籍白鹽井。羅氏通過參與白鹽井鹽業的開采、經營、教育和通婚等方式融入當地社會。羅氏移居白鹽井至今已有15代近400年歷史，其中第一至第九代先后與當地湯、歐陽、段、高、李、沈、劉、王等36 個姓氏通婚，建立了龐大的婚姻關系網絡。同時，第一至第九代，家族有69人考取功名。羅氏家族的人丁興衰也是白鹽井人丁興衰的縮影。羅氏從第一代到第九代的人數為：第一代3人，第二代4人，第三代7人，第四代11 人，第五代37 人，第六代59 人，第七代68人，第八代104人，第九代38人，其中第七代至第八代家族人口規模最大，這相當于道光年間，此后羅氏人丁漸為減少。④參見李陶紅：《咸的歷程——明清以來云南石羊古鎮城鎮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53-155頁。

其次是張氏。在白鹽井有“甘羅無二姓，幾張張不攏”的說法。張氏因為同姓不同宗，在白鹽井區有五處張家的家廟。其中張國信一支祖籍南京應天府上元縣，始祖公諱仁與義，于明洪武年間從南京隨沐國公平滇，因軍功被封為“威遠大將軍”，義封“太和侯”，在今昆明供職數代，棄官從商，經營于羅茨、武定等地，后遷至姚州（今姚安縣）。傳至貤，經商于姚州與白鹽井之間，并于明正德年間遷入白鹽井定居。張氏主要從事鹽業經營和文化教育，“可謂世代書香，孝友傳家，科名舉貢，榮封敕贈，代有其人?！雹輩⒁娎钐占t：《咸的歷程——明清以來云南石羊古鎮城鎮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56頁。

再次是甘家。甘氏原籍江西省吉安府安?？h，明嘉靖年間，其始祖紹唐公宦游來滇，移居白鹽井，“累世相傳，均以耕讀為業，孝友傳家”。二世祖甘霖，因“得高氏之山名曰甘家山，合族子孫俱得安厝”⑥甘芳：《甘氏族譜》，內部資料，1948年；甘自良，甘自重，甘鏡，甘鎰重修于1998年。?！案呤稀奔粗该髑鍟r期的姚安高土司，“甘家山”即為甘氏的祖墳山。據《甘氏族譜》記載，甘氏族人除葬在甘家山外，還有葬在板房、金家地、飛鳳山、松子地等15 處。如甘氏六世祖甘茂，“中乾隆戊午科舉人，歷任師宗州晉寧學正署，廣西府教授”，去世后葬于曇華山板房。甘氏九世甘時康移居朵喇新田，十世甘輝移居他的么，兩地距石羊古鎮約30 千米，說明聚居在白鹽井的甘氏已外遷分支。①參見李陶紅：《咸的歷程——明清以來云南石羊古鎮城鎮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59-160頁。

以上三大家族羅氏、甘氏來自江西，張氏來自南京，而“四大家族”之一的布氏則是白鹽井的原住民，其先民應該與彝族有關。除“四大家族”之外，白鹽井的大姓還有季、陳、樊、彭、李、白、高、楊、劉、夏、孟等二十余姓，小姓有久、谷、奚、飛等數姓，而高、洪、布、白、杞、李、夭等姓為原住民，其余均為外來移民。所以，白鹽井的移民和原住民一方面體現出同姓而居或同地域而居，另一方面又出現異姓混居和逐步向周邊山區擴散的特點，并最終形成“漢夷雜處”②乾隆《白鹽井志》卷一《疆域》，楊成彪主編：《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8頁。的分布格局。

在民國以前，食鹽作為一種人類不可或缺的特殊商品，所以歷代中央政府把它視為?？厣唐?，不允許民間私售。雖然石羊井區地方狹小、人口稠密，在元明清時期還沒有形成多元經濟發展的格局，但當地灶民和周邊的居民卻是相對富足的。鹽興百業盛，于是各種文化紛紛涌入，呈現內地中原文化與本土文化、釋道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并存發展的格局。

（一）本土文化

石羊鹽井的最早發現和開發者是僰人（今白族先民），唐宋以前白鹽井的灶戶主要是僰人。雍正《白鹽井志》也載，唐天寶年間，石羊“灶丁俱土著”，歷經宋、元時期以后，“頂煎者盡各省漢人矣?！雹蹌钊穑河赫栋}井志》卷五《賦役志·戶口》，張海平校，楚雄州地方志辦公室編印，內部資料，2014年，第21頁。明代至清代白鹽井“生聚日眾，或各方流寓，或商賈寄籍，林林總總，實繁有徙”④乾隆《白鹽井志》卷一《戶口》，楊成彪主編：《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0頁。。唐宋時期，彝族、白族先民都信奉“鬼主”。據《新唐書·南蠻傳》說，烏蠻（彝族先民）崇巫信鬼，一般大的部落都設有大鬼主，一二百家則置有小鬼主。

土主崇拜始于南詔中期的巍寶山，后逐步向周邊擴散?，F石羊龍泉寺內的大王寺，傳說就是南詔王派遣巍山工匠來建造的，內供有南詔王塑像?！赌显t野史》說，蒙氏“封十二圣賢，為十二山神 ……各建神廟?！狈狻吧缴瘛奔捶馔林?，建“神廟”即指建土主廟。⑤參見楊甫旺：《千年鹽都——石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23頁。唐宋至元明時期，石羊原住民都以土主崇拜為主，無論是土主廟建造的時間還是規模都要比其他廟宇要早、要大，說明土主文化的興盛。石羊民間傳說，最早發現石羊鹽井的女龍王，就被奉為民間的土主。石羊土主廟里塑的龍女像，高梳云髻，是中原地區婦女的發型，卻身穿著彝族地區的婦女慣穿的麻布裙。這一具體的人物造型，充分體現了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交融的特征。元朝末年，在今石羊小學內建有規模宏大的土主廟，左側分別是先師廟和老殿庵，廟內供奉的土主神像大多是佛教中的大黑天神，大黑天神成為了彝族的土主神，反映出佛教對土主文化的滲透和影響。直到明清乃至民國時期，土主崇拜在石羊井區仍很興盛，在當地人看來，土主神是最大的神靈，能夠護佑井區鹽業興旺?，F今存于石羊孔廟右廂房內的兩組清代浮雕，刻畫的內容也與石羊井區的土主崇拜有密切關聯：上組講述了清雍正年間，李衛被任命為云南鹽道巡撫，在赴滇途中遇險，多次得到威雄土主相救，上任后多方尋找，最終在石羊井區尋到了土主真神；下組講述的是明末農民起義軍將領李定國部下張虎攻下石羊，在石羊為非作歹多次受到土主的訓誡和罰懲的傳說。①參見李曉莉，楊甫旺：《石羊鹽區多元宗教的形成、融合及變遷》，《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所以，人們把每年的農歷三月二十六日定為“土主會”，并逐漸成了石羊各民族共同的傳統節日?！洱埮裂虻牡胤健芬粫蜗笊鷦拥刂v述了民國時期跑馬會的盛況：“先于會期前選定吉日，閹馬備用，馬以香湯沐洗，至期披紅掛彩，送至廟中，再配以銀鞍、銀鐙、銀鈴，土主木雕神像乘騎馬上，游街繞塔，以神威。先是火銃三響，小鬼打街，老黃狗鳴鑼開道，接著是肅靜回避牌，半付鑾駕，執旗者，執爐者，打扇者，執傘蓋者，誦經者，演奏絲竹者次第行進，土主乘馬壓陣。先由土主廟游至北關，反轉向南，沿正街南行，居民則焚香頂禮，直至南塔。土主騎馬繞塔三匝，此即所謂‘老爺跑馬’。然后轉到演武廳，土主暫供廳中，以接受八方香火，萬民朝拜。此時，還愿祈禱者，摩肩接踵，絡繹不絕，至下午四點左右，則沿來時路線返駕時乘坐李衛獻給土主菩薩專用的楠木座椅，有如八人大轎一般抬回廟中?！雹谑蛟娫~書畫協會編：《龍女牧羊的地方》，內部資料。而今土主廟經修復后就位于圣泉寺內，藍臉菩薩依舊威武神明，無論是外來游客還是本地百姓，拜完三世佛，還會順道到土主廟進獻香火，祈禱平安。因此，石羊井區少數民族的土主文化在其發展、變遷過程中，不斷與儒釋道文化相融，反映了土主文化的混融性，同時也說明土主文化的開放、親和、兼收和融合的特點。

（二）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是何時傳入石羊的，現已無可考證。但儒家思想文化在明代以后就成為石羊井區的主導性思想文化，這卻是不言而喻的?？梢赃@樣說，在石羊鹽井開發之初，隨著中原王朝派駐鹽官的到來，儒家思想文化就進入了石羊鹽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漢王朝置蜻蛉縣（今大姚縣），石羊井區設鹽官應是在這之后的事?！豆饩w續修白鹽井志》卷五說，漢時，韓說、司馬相如同開益州（州治在雒縣），“是時，白井屬蜻蛉，沐其德化，人皆感仰焉?！雹酃饩w《續修白鹽井志》卷五《秩官志》，楊成彪主編：《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大姚卷》（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4頁。說明早在漢代之時，這里的“鹽官”已經用儒家思想“德化”當地灶民。宋元時期，隨著儒家思想在云南的廣泛傳播，儒家思想逐漸為當地灶民和居民所接受，尊孔崇儒思想開始深入人心。明洪武年間，在原有先師廟的基礎上修建孔廟，并在每年春秋兩次祭孔活動，儒家文化成為石羊井區的主流思想文化，內地的“衣冠文物風俗”被當地居民吸納，并與本土文化相融。

（三）道教文化

道教是我國的本土宗教，形成于東漢時期，而石羊地處南方絲綢之路的“靈關道”沿線，道教沿古道即傳入石羊井區。南詔時期，統治者崇道抑佛，道教在南詔境內占據主導地位，使道教在石羊鹽區得到迅速傳播和發展。道教的“火居”“清修”兩派傳入石羊后，很快與當地本土文化相融合。明清時期，石羊井區曾建有“七寺八閣九庵”，而這其中的閣、庵大多是道教的，如老君庵、真武觀、文昌宮、二神祠、明真宮、文殊閣、雷祖閣、二圣宮、藥王廟、土地祠、齊云閣等等?！鞍碎w”中僅存的文殊閣在城外1500 米處，傳說就是一位耿姓四川道人歷時65 年開鑿而成的，現已經修葺一新，八座小閣鑲嵌在綠樹掩映的山麓，環境優美。

（四）佛教文化

佛教傳入石羊鹽區約在南詔前期。石羊最早的佛教寺廟叫八角庵，始建南詔時期。據《乾隆白鹽井志·古跡》載，直至清朝光緒年間，石羊井區的佛教寺廟有天臺寺、壽福寺、龍泉寺、圣泉寺、白蓮寺、觀音寺、寶蓮寺、龍吟寺等，并在石羊鹽區的東、西、南、北四方修建了佛塔，現存的僅有北塔和南塔。這些寺、閣、庵中，“七寺”現僅存圣泉寺和觀音寺，是目前石羊佛教文化物化的典型代表。

（五）其他文化

元代，蒙古軍征服云南后，伊斯蘭教隨后傳入石羊，明朝時白鹽井的土地祠、安豐井、龍街、鼠街、繳末、溪木村均為回族聚居村?，F今的土地祠村是回漢雜居的村落，離石羊鎮僅2 千米。元代在土地祠建有一座清真寺，可惜清代咸同年間被焚毀，1990年后又重建。

天主教進入石羊井區是最晚的，約在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最初租用尾井的民房傳教，并滲透到大姚山區的鐵鎖箐等地，1948年前后在石羊設立天主教總堂，新中國成立后被取締。天主教在石羊井區信眾人數不多，影響也不大，對石羊的社會文化沒有多大影響。

至此，石羊井區形成本土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以及天主教文化等多種文化并存的格局，這些文化共生并存，折射出石羊鹽業開發、興盛和衰落的過程。

石羊井區的本土文化以傳統的巫覡崇拜、祖先崇拜和土主崇拜為主，吸收了儒釋道等外來文化元素而形成的一種復合的民間文化現象，對石羊井區居民的生產生活乃至風俗習慣都有重要的影響。后來儒釋道文化傳入石羊后，本土文化融入了儒釋道文化元素，許多道、佛的神祇進入了土主文化的神祇之中，成為土主系列的神祇，但始終沒有形成至上神，各種神靈各行其道。直到民國時期，石羊井民每年都要舉辦規模浩大的土主會，八人抬著高大威武的土主神像轉南塔。井民的民間信仰更是根深蒂固，即便是漢族，“叫魂”、送鬼等迷信活動也平常。此外，在石羊井區，幾個不同宗教的教徒同堂共處也很常見。元朝時期，在今石羊小學校址內自左至右并列建有土主廟、先師廟和老君庵，三教并存，土主、孔子、老君和諧相處，共同接受善男信女的膜拜。圣泉寺又名大王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修，從前殿到后殿分別供奉有大王（南詔王）圣像、地藏菩薩和觀音，土主和佛道神靈同處一寺。這種不同文化和融共處的親和精神，反映了石羊井民對各種文化的兼包并容、為我所用的寬容態度。

當然，石羊多元文化是在長期的共處過程中漸進式的、主動的相融，是互嵌式的。石羊井區的自然、人文環境對外來移民、外來文化具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白井為迤西重地，肩摩轂擊，賓至如歸。故名人高士，往往來游?；蛞灾喕录嫩E，或以游學僑居，或以適情卜筑”。①光緒《續修白鹽井志》卷七《人物志》，楊成彪主編：《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6頁。明萬歷年間“滇游”入籍白鹽井的羅氏，在短短二百年左右的時間與石羊及其周邊的36 個姓氏通婚，把自身完全融入其中，建立起龐大的婚姻關系網。這些外來移民將各個遷移地的文化移植到白鹽井，對已有文化做出了繼承與保留；移民在當地的適應性過程中，與地方文化積極互動，互相融合，形成移民在地化的過程；在地化的移民不斷向井地周邊外擴，具體表現為經濟的互補互通，文化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外來移民的文化傳播、文化適應、文化在地化過程，已經再也區分不出什么是外來的、什么是當地的。②參見李陶紅：《咸的歷程——明清以來云南石羊古鎮城鎮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63頁。立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叭臘么村同族購買魯姓山場土地契約》中對石羊的民族關系有這樣的描述：“自高曾以來，七姓同居，原無漢民。乾隆初年間，云縣邊民常來貿易，如李、劉、陸三姓祖父與我等祖深相契好，請于田主，因而家焉，雖無田畝，亦有園圃墳塋廬舍悉建于此。適茲上也，或三四代，或一二代，子復生子，孫復生孫，世及相沿，已成土著矣。彝漢同居，靄然相親，深為和睦，雖為八姓，宛如一家。過斯地者咸嘖嘖稱道，以為人心風俗樸實醇厚，實有高于西鄉者?！雹偬K平：《一份彝族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歷史見證》，《大姚文史》第七輯，內部資料，2010年，第324頁。這應是石羊鹽區多元文化和諧共融的真實寫照。

三、結語

總之，石羊作為南方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集鎮是以鹽而興的古老城鎮，既是古鹽道的起點，也是南方絲綢之路的連接點。石羊城鎮化的歷史及發展證明，只有多元的才是和諧的，多元文化是石羊和諧發展的基礎和靈魂。在石羊鹽區，鹽井是生計之本，鹽業的興衰關系著國計民生大計。正是這種多層次多方面的現實需要，石羊鹽區的居民將佛祖、菩薩、老君、龍女、土主、土地神、孔子等與現實的“鹵旺鹽豐”“靈源普澤”的愿望聯系起來，并視之為鹽井的保護神，儒釋道各種祭祀活動的主題也都是祈求神靈保佑鹽井清吉平安、鹵脈興旺。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白鹽井居民的虔誠是潛藏在其內心深處的保護鹽井資源的純樸生態觀的一種折射和反映。②參見金少萍：《云龍山地白族宗教文化探析》，《宗教學研究》2006年第3期。如在鹽業生產中，煮鹽需要大量砍伐的柴薪，但石羊井區及附近的居民，歷來都有保護森林資源的古樸民風，一般都是以枝葉、灌木叢等為燃料。在石羊鹽井區，即便是歷史上鹽業生產興盛時，鹽井居民也一直恪守著禁止砍伐森林的民風傳統，使鹽區周圍的林木得到了很好的保護。這樣保護自然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資源的文明生態觀在石羊多元文化并存的作用下一以貫之。石羊鹽井多元文化并存中始終貫穿著的合理利用、保護自然資源的生態文明理念，在當今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