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民族結構的多元聚合性

劉繼杰 高恩召 趙 琛

（蘭州大學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培育基地/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甘肅·蘭州 730000）

我國56個民族共同構成了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1]。中華民族的各分支有著各自的形成和發展歷程，在社會結構、文化脈絡等方面也客觀存在不同程度的“多元性”結構；“多元”中又蘊藏著不可分割的“一體性”，且“一體”高于“多元”，集中表現為祖國的完全統一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2]。各民族在政治思想與制度、文化根源、發展訴求與實踐方面的共性，共同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3]。

中華民族基本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多元性、交融性和聚合性特征。其中，多元性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華民族的穩定發展提供了現實基礎，交融性和聚合性則通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將不同時空的多元性置于中華民族的發展譜系之中，使多元的各民族走向一體的中華民族。多元性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特征，也是交融性和聚合性發生的現實基礎，交融性是中華民族多元性向聚合性發展的動力紐帶，聚合性則是由中華民族的多元性經過交融性發展之后形成的穩定狀態，集中體現為更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日趨鑄牢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多元多樣：中華民族的族體構成與文化樣態

關于中華民族的結構，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更側重于“結構論”角度的闡述，是對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與作為其分支的“各民族”相互關系的總結；楊建新先生的“各民族共創中華”理論，則從經濟、政治、文化、精神、疆域等角度論述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民族這一宏大的歷史過程，偏于“過程論”的考察。這兩種理論視角，是我們考察中華民族結構時的常見思路，無論具體論述如何，都以中華民族的多元性為起點，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多元性是中華民族基本結構的重要內容之一。

（一） 民族構成的多元性

考察中華民族內部的結構，無論作為組成部分的各民族，還是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其中都具有明顯的多元性的特征，在多元性基礎上發展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是我們理解中華民族的基本出發點。

我國各民族的族體構成，多元基礎上的交融匯聚是其基本結構。我國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成果，均從不同層面證明了中華民族起源的原生性和多元性[2]。先秦漢族以“華夏”為雛形不斷發展，其族源中包含生活于黃河中下游與長江中下游的各民族集團，在經歷先秦時期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吸收了“四夷”的“華夏”不斷壯大。秦漢的大一統使“華夏”更加穩定，逐步完成“華夏”向“漢族”的轉型。完成民族化過程后，漢族繼續通過與周邊各民族的互動從族體上壯大自身的實力，北與匈奴、東胡、突厥、鮮卑、烏桓及氐羌集團等彼此吸收，南與百越、苗瑤、藏緬集團的先民持續交融，“雪球”越滾越大。各少數民族在壯大漢族族體的同時，漢族也在為各少數民族的族體發展貢獻著力量，不斷有漢族因遷徙、通婚、戰爭、地緣阻隔、利益驅使等原因逐漸融入了不同民族，如漢代西域屯兵、屯民、商旅等融入西域少數民族；元代漢族學習蒙古語、接受蒙古族習俗，融入蒙古族；今甘青地區部分藏族、回族，其祖先為明朝蘇皖等地的漢族；清代“漢軍八旗”融入滿族亦屬于常見的融合情況。

中華民族族體結構的多元性，既體現在中華民族及其組成部分在層次上的分野，又可根據各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經濟類型、語言文字、風俗習尚、民族文化及心理等特點對其作出區分。族體構成的多元性之于中華民族，其重要性在于為各民族在多元發展道路上共同開發祖國疆域，互惠互利、互相依存，不斷增強凝聚力實現交融匯聚奠定了堅實基礎，提供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歷久彌新、不斷壯大的根源。伴隨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各民族共同發展著中華民族從族體結構到生存疆域、從文明歷史到中華文化、從民族精神到共同體意識的諸多領域。

（二） 生計方式的多樣性

我國遼闊的疆域、多元的自然環境為各民族提供了多樣生存空間，也為各民族經濟文化類型的發展提供了多種可能。從我國傳統經濟文化類型來看，“農牧并舉”“南農北牧”是重要特征。以我國400毫米/年降水量線為界，以東受季風氣候作用明顯，水熱同期，成為我國農耕業的主要分布區，以西則身處內陸，降水稀少，但草地資源豐富，成為我國畜牧業的主要分布區?！稗r耕”與“畜牧”的互動貫穿于中華文明的始終，即便在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兩者仍是各民族生計方式以及社會文化的兩大基本類型。

兩大區域和類型之下，各地、各民族的生計活動又可繼續區分。東南沿海土地資源有限，而海洋資源豐富，人們通過發展漁業、貿易滿足需要。西北綠洲地帶適宜農耕，但產出有限，農牧結合、兼營商貿成為人們普遍的選擇。東北、西南森林地區的眾多民族，以森林資源為基礎發展出漁獵-采集生計方式。黑龍江流域、長江中下游、珠江流域的各民族，都以水資源充沛、漁業發達著稱，但三者卻分屬不同的經濟文化類型。蒙古高原的降水自東向西遞減，植被類型也相應地從森林、草甸、草原向荒漠過渡，針對性的土地利用方式成為當地各民族理性思考后的選擇。

在多元的經濟文化類型中，農耕以其所處地理空間的優越性、自身相對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等，逐漸發展出更穩定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顯示出更多的優勢。先秦時期三秦、齊魯、燕趙、荊楚、吳越、巴蜀、嶺南等各種文化類型，均以農耕文化作為其基礎，秦朝建立后，各農耕文明融入更高層次的一體性中，面對其他生計文化也表現出充分的優勢和吸引力。

為確保生產順利進行，建立關系密切的共同體，依托集體的力量實現發展成為人們普遍的追求。早期中國基于血緣、地緣關系而建立起的宗法制、原始民主制等多元社會制度，在各民族中廣泛存在，支撐著古代社會經濟文化類型的發展。最終，各民族在更大范圍中通過不斷地交往交流交融，實現生計方式、經濟文化類型之間的互動與交融，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聯系，推動“多元”的各民族向“一體”的中華民族前進。

（三） 文化類型的多樣性

在共同締造統一多民族中國的過程中，各民族也在共同鑄造著豐富的中華文化。各民族的生存環境、生存方式等差異，使中華文化的文化根基、文化要素、文化形式、文化發展道路等方面均表現出不同的特征，但本質而言，這種多元多樣中又蘊含著文化基因上的一致性、一體性?！抖Y記》中所記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4](P164)，形容的正是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異性，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于作為文化根基的不同“經濟基礎”。

無論是傳說時代，還是先秦時期，又或者大一統之后，中華文化的內涵都極其豐富、紛繁復雜：如以生存地域區分的高原文化、綠洲文化、海洋文化、嶺南文化；以生計方式區分的農耕文化、游牧文化、漁獵文化；以社會組織區分的部落文化、宗族文化、大一統的政治文化等?？傊?，從考察文化要素的不同角度出發，我們能夠對中華文化做出非常豐富的區分，而這正是中華文化自身的多樣性所決定的。各種文化交相輝映，共同構建了中華文化的百花園。

基于各自的文化根基，各民族通過不同文化要素的結合創造豐富的文化產品，并通過民族成員的社會實踐賦予其不同的文化觀念，從而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在形式上的多樣性。我國56個民族的語言，涵蓋漢藏、阿爾泰、南島、南亞和印歐5 大語系，有22個少數民族使用著28種文字?！睹晒琶厥贰?《西藏王臣記》 《大理府志》 《滿洲源流考》等，都是各民族寶貴的歷史文獻，也是多民族共同努力的成果。又如漢族、蒙古族、藏族、傣族、彝族等都發展出了系統的天文歷法；漢族、蒙古族、藏族、傣族、維吾爾族、回族、苗族、壯族等民族的醫藥學都各具特色。

各民族豐富的文化產品不勝枚舉，不同時期、不同背景下的民族文化產品表征著各民族的時代屬性和民族屬性，體現著各民族多元的社會文化生活方式，更蘊含著各民族的文化觀念。作為文化系統的深層因素，文化觀念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民族的邊界。各民族在多元的發展道路中逐漸在文化、經濟、心理等各領域不斷形成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相互依存的密切聯系，則不斷改造、消解著固有的民族邊界，使之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來源。在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驅使下，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促使中華文化在多樣性之中不斷發展著一體性。

二、交融匯聚：中華民族一體性的發展

各民族在多源起源、多元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彼此接觸，開展廣泛的交往交流，以互補的生產生活為前提，彼此借鑒、相互吸納，不斷加深彼此的聯系，實現不同程度的民族交融。無論是先秦“華夏”在多元中走向一體，還是古代各民族以漢族為核心共創中華民族，均伴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由此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華民族，其基本結構中表現出強烈的交融性，凝聚力不斷增強。

（一） 血緣交融：中華民族的族體發展

我國各民族的血緣交融由來已久，伴隨各民族集團生存空間的不斷擴展，中國古代各民族以中原地區為核心，開始了大規模的血緣融合。華夏便是融入了夷、蠻、戎、狄等大量周邊民族的血液和文化之后不斷壯大的。無論是傳說中的炎黃集團，還是史書中的華夏民族，抑或四方之民，他們都是不同分支在不斷碰撞和交融中發展起來并逐漸走向“一體”的，而這些共同體又在互動中繼續實踐著血緣交融。

族際通婚則是實現血緣交融的重要方式。歷史上，從皇室貴族到平民百姓，不同的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都有族際通婚，如“昌意娶蜀山氏女”[5](P10)，被認為是中原與西南民族間的聯姻。先秦各王室、諸侯國之間的聯姻歸于族際通婚，殷商王族與東夷、周王室與西夷、秦人與西戎、楚人與荊蠻、吳越與百越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后，族際通婚進一步發展，漢朝與匈奴、烏孫的通婚，隋唐與突厥、吐蕃的通婚，明朝自上而下鼓勵族際聯姻，清代與蒙古貴族的和親等，都是族際通婚的重要組成，使各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聯系。

分子人類學的研究為有關族際通婚、血緣交融的傳說和歷史提供了進一步的科學印證。根據世界人種基因圖譜，黃種人的O系基因是常見于中國的父系基因，其中，O3基因在漢族基因類型中占比最高，在獨龍族、彝族、景頗族、納西族等西南民族的基因圖譜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古羌族、古藏族、華夏以及東夷的基因圖譜中都有很高比例的O3成分[6]。上述證據均指向各民族在歷史演變中具有密切的血緣交融。

各民族血濃于水的血緣交融，依托多元的社會聯系實現有機團結，共同創造并不斷發展著中華民族。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尤其是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的確立，我國民族互動的語境發生了根本轉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加深，無論民族地區的定居人口，還是全國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其族際通婚率均呈上升趨勢[7]，中華民族的血緣交融繼續深入發展。

（二） 空間交錯：互嵌的民族分布格局

空間交錯的分布格局提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場域，體現并影響著民族關系的親疏遠近。各民族則在共創中華的過程中推動民族交錯雜居格局不斷深入，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便利條件。在打破各民族間初期的空間區隔之后，各民族的互嵌格局便已不斷發展?！叭饰宓邸睍r代，黃河、長江流域已是華夏先民和夷、蠻、戎、狄、氐羌、巴蜀、濮越等共同生活的地區，民族互嵌雜居、互動往來、相互交融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遷徙，推動各民族在互嵌交錯的分布格局中實現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彼此滲透，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充分、必要的條件。唐末至兩宋，中原漢族南遷成為當時民族遷徙的主流，中國人口分布“南輕北重”的格局就此顛覆。元朝再次實現大一統，域內民族成分復雜多樣，北方“諸民相雜”，蒙古、漢、回等族繼續向全國遷徙，如鎮守云南的蒙古族、在廣西屯田的“湖湘富民”等。明清時期我國的民族互嵌格局基本定型，當時大規模的移民實邊運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原和邊疆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一步鞏固了我國民族互嵌式分布格局[8]。

總體上，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漢族向外擴散輻射、少數民族不斷內嵌聚合，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分布格局的發展脈絡；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原文明對各民族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中原文明的外向輻射豐富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各民族文化的向內聚合則促進了中原文明不斷壯大，二者共同推動著中華文化的進步，提升著中華文化的凝聚力。

進入新時代，人口流動更加頻繁，不斷從其傳統聚居區流向其他地域，尤以從西部流向東部、從農村流向城市為其基本特點。當前我國民族互嵌的社會格局遠非居住空間的互嵌，更重要的是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心理等領域的綜合嵌入。尤其是在人口大流動、大融合的當下，各民族間的互嵌廣度和深度都在不斷提升[9]。

（三） 互補互惠：經濟生活的相互往來

各民族的密切聯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得益于經濟上的互補與互惠。

我國古代的經濟互補大致可以分為朝貢和貿易。前者是一種在政治之下的經濟行為，經濟上互通有無，具備了重要的經濟、政治、文化意義。如明朝時期西藏與中央的朝貢在促進雙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不斷深化了雙方的聯系。絲綢之路的商業往來則是我國古代最具代表性的跨民族、跨地域的貿易行為之一，絲路沿線各民族以貿易往來為基礎，建立起頻繁、密切的互動，推動著各民族的物質交換、文化交融和民心相通，促進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經濟交往不僅架起了資源流通的橋梁，更不斷夯筑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堅實基礎。在我國各民族的經濟交往中，不同主體從事經濟生產門類的差異，體現了各民族之間民族文化與社會結構的多元性，各民族在經濟互補中各自獲利。滿足經濟生活中參與各方的利益需求，是民族經濟往來能夠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各民族在經濟互動中實現了互補，民族文化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深入發展?？v觀歷史，各民族文化的共性伴隨著經濟互動不斷增加，曾經作為民族邊界而存在的文化符號受到越來越多的相互尊重和包容，其“邊界”的內涵逐漸弱化，民族之間的交融不斷向前發展。

（四） 共通一體：中華文化的同一性

各民族共創中華民族的偉大歷程，亦是共同發展和豐富中華文化的具體實踐。在中華文明的百花園中，多元的各民族文化伴隨著交往交流交融實現相互吸收、相互容納，整合成為有機的整體，共同構筑起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

由于各方面的深度互嵌，各民族得以在互動、交流中逐漸產生文化認同，吸收、借鑒彼此文化特質，最終形成具有共同價值取向的中華文化，表現出強烈的同一性結構特征。這種同一性，離不開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凝聚作用。自漢代確立儒家思想在文化領域的地位之后，儒家文化的主導性不斷加強，并且隨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擴散至全國各地，擴大自身影響。歷史上的諸多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政權都主動學習、靠攏儒家文化，將儒家思想與本民族價值觀融為一體[10](P285)，這又提升著儒家文化的力量和活力?？傊?，中華文化在各民族共創中華的實踐中不斷傳承、壯大，同時又不斷吸納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使中華文化成為具有豐富外在、本質上又完整統一的有機體。我國古代政權不斷更迭，卻總能走向更高層次的統一，這與儒家文化強大的吸引力、中華文化追求團結統一的價值觀有密切的關聯。

當今中國，中華文化的同一性特征更加明顯，體現在各民族共建共享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各個領域，更體現在各民族千絲萬縷、互不能分的密切聯系當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代表，各族人民共同傳承著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并在建設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共同塑造著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時代素質，體現著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核心要求。中華文化的同一性在歷史上促進了中華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新時代的社會實踐中，更是能夠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保障和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動力。

三、凝聚合一：社會主義中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幾千年來，我國各民族通過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活和民族心理等方面不斷凝聚合一，共同創造了作為實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鑄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的建立，標志著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民族關系發生質的變化，多民族國家的整合進入全新的高度，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前所未有地增強，一體性愈發凸顯。

（一） 社會聚合：從“大一統”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源于先秦時期的“大一統”思想不斷引導中華民族將自己建設成統一、和諧、團結、奮進的國家[11]?！按笠唤y”思想體現在歷代王朝政體上的“大一統”，同時也體現在歷代政權處理內、外民族關系的思想結晶中，提供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斷發展的重要內生動力。作為一種政治上整齊劃一、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高度集中的政治理想狀態[12]，自秦代首次實現國家統一，“大一統”思想就越來越緊密地將我國各民族的文化和命運聯系在了一起。

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及其對中華民族發展歷史、各民族社會發展基本情況、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科學認識，是新中國得以建立的根本保障，也是社會主義中國區別于歷史上“大一統”國家的本質所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十分重視民族工作，有效地團結各族人民共同參與民主革命，實現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箲鹌陂g，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起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強調民族平等、團結，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風俗、宗教信仰等，在根據地開展國民教育，有效地推動全國各族人民空前團結，積極參與、支援抗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的一系列抗爭，就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歷史進程，就是中華民族精神升華的歷史進程。這種民族覺醒和民族精神升華，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了全新的高度?！盵13]

數千年“大一統”格局與持續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使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隨著全民族抗戰的進程，最終真正實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合。近代以來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上述因素共同推動下共同選擇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共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各民族共同將新中國建設成為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提供了思想自信和制度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集中體現了作為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傳統的“大一統”思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新發展，與歷史上的“大一統”有著本質的區別[14]。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國各民族就開始團結成為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強調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共同得到發展進步[15](P211,168)，中華民族邁入嶄新的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通過科學調查研究開展民族識別，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采取針對性的政策與措施改變民族間的客觀差距和不均衡問題，堅持并不斷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強各民族有機聯系，鞏固國家統一，維護民族團結；以發展經濟建設為中心，共同團結奮斗，實現共同繁榮發展，推動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持續鞏固和發展；緊密結合現實，不斷完善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體系?？傊?，社會主義中國真正實現了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走向新高度，中華民族的整合、一體性特征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二） 心理凝聚：不斷鑄牢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1949 年以來，中華民族的各項事業不斷取得新的勝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走向深入，各民族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愈發提升。強烈的凝聚力與向心力，促使各民族從更深層的心理層面加強聚合，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鑄牢。在構成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諸要素當中，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是其重要的社會和心理源泉。

隨著物質和精神生活領域需求的滿足與提升，各族人民的國家認同不斷增強。此外，推廣和使用通用語言文字、統一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跨民族的風俗習慣，都在強化中華民族成員的國家認同[16]。各民族因此自覺維護國家利益，自愿支持和參與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基于理性思維形成超越單一民族認同的國家認同和共同體意識。

中華民族認同的形成和發展，以人們對民族、國家二者關系的科學理解為基礎，不僅包括對“中華民族”這一最高民族實體的認同，也包含對構成中華民族的各民族的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得以產生的基本動因，在于各民族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時中華民族認同也構成了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內生動力，驅動各民族人民自覺維護國家利益，促進中華民族的共同繁榮。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加強得益于諸多條件，歷史上延續數千年的“大一統”政治文化傳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長期實踐、團結和諧的民族關系格局、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傳統等，為其提供了歷史和文化的根基。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爭取民族獨立自主、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的使命與擔當，則進一步促使各民族形成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民族自信心，不斷鑄牢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反映了我國多民族國家建設的現實需要，契合了當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發展與延續的基本需求[17]，是我國新時代民族團結工作的主線，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竭動力。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長期以來各民族的共同奮斗，離不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不斷鞏固和發展。面對新時代的新機遇和新挑戰，以“五個認同”為核心繼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加強各民族之間的情感紐帶，提升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認同，能夠有效地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心理的持續凝聚，進而使得中華民族的一體性不斷增強[18]。

四、結語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結構有其形成和發展的脈絡，自多元性開始，經交融性向聚合性發展是其基本邏輯，其中多元性是基礎、交融性是紐帶、聚合性是方向。多源起源、多樣化發展的各民族，通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立起密切的相互聯系，在有機團結和高度認同的基礎上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共同創造和發展著中華民族。作為中華社會數千年持續聚合的結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啟了中華民族的新篇章，突出表現在以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因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持續增強而更加凸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空前強大。

本文對中華民族多元聚合性結構特征的梳理，旨在進一步探討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學理依據，從而為新時代民族工作、民族社會發展實踐提供理論借鑒。中華民族結構的多元性、交融性和聚合性特征，再次提醒我們需要在現實中尊重和包容差異，加強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不斷增進各民族的共同性，使“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牢固樹立的基本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