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與政治關系的實然與應然
——兼論醫學的雙重身份和特殊地位

劉 虹

醫學具有社會事業和科學的雙重身份。本文研究的問題是醫學與政治的關系；研究的路徑是通過比較政治與軍事、經濟、文學和科學技術的關系，揭示醫學與政治關系的特征；研究的內容是分析醫學與政治關系的實然狀態和應然期待、闡發醫學與政治的交互；研究的目的是厘清醫學為一定的政治服務，同時政治對醫學產生影響的互動關系；研究的結論是醫學要彰顯醫學的核心價值，以護佑身體健康為終極使命，為國家治理提供醫學支持；政治應尊重醫學的獨特地位，尊重醫學家的專業權威，守住政治干預醫學的邊界，實施醫學優先發展的國家管理策略。

1 政治：治國理政

1.1 中華原典政治理念：澤潤生民

西方的“政治”一詞出自于《荷馬史詩》，最初的含義是保衛城邦，引申為城邦的統治、管理等含義。中國的“政治”一詞出自于《尚書》：“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币鉃閲抑卫斫櫽诘?，則恩澤普施于民眾。澤潤生民政治觀蘊含著以民為本的中華原典政治理念，是中外政治文化史上對“政治”闡釋時間最早、內涵最深刻的杰出典范，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寶貴資源，也是醫學與政治關系研究的理論原點。

1.2 政治的基本內涵：治國理政

“政治”基本內涵是指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和個人在內政及國際關系方面的活動?！罢痹诠艥h語中有三個基本含義，其一是“政事”，《洪范》提出國家政事有八個方面。其二是“權力”，《論語 · 季氏》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逼淙恰罢_”，《說文》：“政，正也”?！爸巍痹诠艥h語中有三個基本含義。一是“修整”“疏通”，由“治水”引申而來；二是治理、管理、統治，《呂氏春秋》曰：“治國無法則亂”；三是實現安定的狀態，《晉書》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時至近代，日本人在翻譯politics 時，借用了“政治”一詞。孫中山認同“政治”對譯politics，認為“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馬克思主義政治概念有三個基本含義：其一是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其二是政治的核心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其三是政治是管理國家的組織系統。綜上，政治即治國理政的社會活動。

1.3 政治功能的特征制約其與醫學的關系

作為社會活動的政治有三大特征。其一，權力賦予政治剛性力量。政治是運用國家權力，為維護權力主體的利益進行的社會活動，一般以政府治理國家的活動為表征；國家權力賦予政治推行政治活動、灌輸政治思想、運行政治管理的剛性支撐力量，這是其他社會事業不具有的特質。其二，政治作為上層建筑具有精神制約功能。政治是上層建筑，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學說、政治學術研究，一般以理論形態為表征，政治成為制約人們思想和塑造思維方式的柔性的精神力量。其三，政治的實體支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體制。政治是國家和組織的管理方式，包括政治體制、政治制度、政治組織（軍隊、司法、公安部門、監獄等），政治成為規范人們行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強制力量。

在醫學與政治的關系中，醫學自身的性質是其內在的規定性，如醫學的社會地位、醫學組織等并非簡單地由政治所決定。但政治功能的特征是其與醫學關系的重要制約因素。轄制、統領和管理是政治與醫學關系中的核心訴求，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設定、控制、協調醫學的組織性質、社會角色、社會地位和活動方式；其二，與醫學互動，調動或支配各種資源支持醫學的發展以實現國家管理的目標。在治國理政的語境中，醫學是實現國家治理的工具，是實現政治目的的手段。

2 醫學：護佑身體健康

醫學是維護身體健康的社會事業。波特[1]序認為，“西方生物醫學可能基本上表現為一種‘價值中立’和‘文化中立’，是純粹的科學真理。然而，西方醫學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是與西方政治觀念、價值觀念相關的一部分”，是被作為手段、服務于政治目的的社會事業。本文并非要研究軍事、經濟、文學、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系，而是通過政治與軍事、經濟、文學、科學技術的關系的比較，揭示醫學與政治關系的特征。軍事與政治的關系最為緊密、經濟與政治的關系最為基礎；在哲學社會科學系統中，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最為特殊；醫學有科學技術的屬性，但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系并不完全適用于醫學。

第一，與軍事和政治關系的高同一性、強手段性不同，醫學具有相對獨立性和有限手段性的特點。軍事是以準備和實施戰爭為中心活動的社會活動[2]?？藙谌S茨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深刻揭示了軍事與政治的關系[3]43。軍事與政治關系有兩個特征。其一是軍事與政治的高同一性特征，表現在“戰爭不過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絕不是什么獨立的東西”[3]894，政治是不拿槍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其二是軍事的強手段性特征，表現在當經濟、外交等非暴力手段不能達到政治目的的時候，軍事就成了解決問題的有力手段。軍事是附屬于政治性的存在。

通過軍事與政治關系的比較可以發現，在與政治的關系上，醫學本質地異于軍事。醫學作為政治的手段是有限度、有邊界的。政治的根本目的是通過權力實施國家管理，維護特定人群的利益；醫學也具有服務于國家管理的功能，但醫學的根本使命是維護所有個體和群體的身體健康。醫學無法像軍事那樣成為政治的附屬性存在，醫學有自己獨立的使命和目的。醫學護佑身體的價值海拔，與軍事活動不在可以比較的論域之內。

第二，與經濟和政治相互決定、互為手段的關系不同，醫學與政治是相互影響的關系而不是線性決定和互為手段。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與政治的關系是堅定的“經濟決定論”：經濟是政治的基礎，經濟決定政治。西方學者主張“政經分立論”，認為政治與經濟兩種社會事業是可以相互分立的，而且兩者是可以互為手段、相互促進的。政治與經濟的相關性是多重的，經濟水平和政治文明的關系不是簡單的線性關聯。新近有學者指出，經典作家的本意是“經濟作用于政治”而不是“經濟決定政治”[4]，主張“政經互動論”，政治和經濟相互作用、互為手段，實現良性互動。在一定程度上，“政經互動”已經是經濟與政治關系的有效模式。

通過經濟與政治關系的比較可以發現，在與政治的關系上，醫學異于經濟，醫學不可以像經濟那樣以經濟效益為目標、以追逐利潤為驅力。在與政治的關系上，“經濟決定論”的邏輯不適合于醫學，醫學無法充當政治基礎的角色，更無法決定政治?！罢浄至⒄摗薄罢浕诱摗钡乃悸穼︶t學與政治關系的定位有參照意義，醫學與政治保持合理距離，但可以實現相互作用、良性互動。

第三，與文學屬于意識形態不同，醫學具有價值中立、專注于為身體健康服務的基本立場。毛澤東[5]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從屬論”：“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革命的思想斗爭和藝術斗爭，必須服從于政治的斗爭?！痹?978 年思想解放的語境下，開展了為期5 年的“文藝與政治關系”大討論，提出了“并列論”：文藝與政治同屬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二者間不是隸屬關系，而是相互聯系、影響的并列關系。1980 年，鄧小平[6]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作了闡述：“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但是“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

通過文學與政治關系的比較可以發現，在與政治的關系上，醫學與文學最大的差異是醫學可以屬于文化，但不屬于意識形態；醫學可以為政治所用，但其價值中立的基本立場不可更改，專注于為身體健康服務的使命不可更改。醫生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或是某個政治集團的成員，但醫學救死扶傷的職業屬性不可以被政治左右：醫學護佑身體的本質是超越政治紛爭的，即使是在戰場上，醫學的人道主義本色也不應該消退。醫學不能像文學那樣涉入意識形態的對壘而深陷政治問題的煩惱，醫學只干預身體的健康問題而不能像文學那樣干預社會政治問題。

第四，與科學技術政治化的危象類似，醫學也存在著被異化為政治手段的風險?？茖W技術與政治的關系對社會進步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7]?？茖W與政治的差異如云泥之別，表現在所轄范圍、關注對象、歷史沿革、本質屬性、追求目標和運作方式等方面[8]。但是，科學改變世界的巨大能量可以成為政治運作最強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茖W為政治文明的發展提供思想養料和精神支撐；技術為政治活動提供物質手段；科技戰、信息戰已成為國際政治斗爭的重要形式。正因為科學的特殊使用價值，國家政治權力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巨大的資金資源、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和市場資源?？茖W技術被特定社會組織利用為謀取利益的政治工具，其政治化風險有增無減：與政治意識形態相互滲透、聯合，扭曲了科學技術本性，加速技術主義膨脹；被政治利用于社會控制體系，異化為控制身體的政治工具[9]； “技術官僚”控制技術的選擇，形成“技術獨裁”，極易導致憑借技術控制一切的技術霸權主義乃至 “技術法西斯主義”[10]。因此，科學技術發展是政治管理最大的變量，因而，科學技術的問題，已然成為政治問題。

通過科學技術與政治關系的比較可以發現，在與政治的關系上，醫學可以視為科學技術系統的子系統。身體健康是社會健康的基石，醫學對社會發展的價值是科學技術系統中基礎性最強的、根本性最顯著的。醫學與科學技術系統內其他子系統的區別在：醫學是特殊的科學技術形態，是唯一直接服務于身體健康的科學技術。醫學的核心價值是身體健康的業績，不是政治目標的達成；醫學的神圣使命是護佑身體，不是政治活動的平臺；科學技術異化的后果是成為政治的附庸或謀財的工具，醫學異化的后果是主宰身體、導致身體的災難。如此風險，醫學實然已經遭遇，醫學應然風險很大。醫學需要謹記的是，因為直接服務于身體，醫學在科學技術系統中最為獨特之處是，醫學是護衛身體的“侍者”，不是主宰身體的“君主”，醫學科研只是護佑身體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第五，醫學是不可或缺、無法替換的社會穩定因素，是醫學與政治關系的基本點。醫學與政治的關系，是一個屬于歷史范疇的問題，最早醫學與政治是無涉的，只是社會和醫學發展到一定時候醫學才與政治掛上鉤，而且隨著社會的進步與醫學發展，兩者關系會愈來愈密切，特別是政治對于醫學的需要方面，而且這種需求是整個社會的，盡管可能某種政治消失了，但社會對醫學的需求是依舊的。

醫學是以護佑身體健康為使命的社會事業。身體是構成世界的基本元素（梅洛-龐蒂的表述是：身體是世界之肉），沒有身體，就沒有世界，也沒有醫學。歸根到底，身體存在的狀態決定著世界存在的狀態。醫學與身體具有內在的關聯性。醫學不但與知識、與治療、與護理有關，它還和權力緊密相連。在19 世紀的各個國家中，人們可以發現嚴格的國家控制與醫學的自由之間形成一個交匯點，并朝著20 世紀醫學那受到保護和限制的醫學特征發展[1]496。醫學通過防治疾病護佑身體，保護生產力，安定人心、保證經濟需要的人力資源，醫學是不可或缺、無法替換的社會穩定因素。這是醫學與政治關系的基本點，19 世紀的政治家們已經有了清楚的認識并付諸于政治行為。因而，20世紀的醫學，受到政治干預的力度更強，將醫學作為政治手段、作為實現國家管理目標社會事業的管理意識和舉措更明確。醫學，在政治的深度干預下前行。

3 醫學與政治關系的實然狀態

所謂醫學與政治關系的實然，是指特定的歷史時期里醫學與政治關系所呈現的實際狀況。醫學與政治關系實然狀態（以下簡稱實然狀態）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政治權力對醫學身份和社會地位的評估和認定、對醫學的干預力度和程度；第二，醫學科學系統對政治權力的配合和輔佐、對醫學身份和地位獨特性的訴求和行為。實然狀態的制約因素包括政治的、醫學的相關制度和運行機制；政治、醫學的不同功能定位及其社會身份。

實然狀態作為客觀存在的事實和現象的基本特點是，醫學護佑身體的使命和服務于國家治理行為的交互作用、密切相關。于政治而言，體現了政治轄制者地位的現狀；反映了政治權力通過醫學實現政治目標的政治意圖；于社會而言，由于醫學科學的發展，革除了大量陳腐觀念，極大地推進了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于醫學而言，顯示了醫學爭取政治的支持，發展護佑身體的能力、與醫學內部與外部戕害身體的醫學暴力進行斗爭的策略。

醫學與政治關系實然狀態的呈現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3.1 國家通過醫學對身體進行干預

18 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政治統治和權力運作的焦點，就是身體[11]。這一重要的政治現象，?？路Q之為“生命政治”。身體的健康問題事關社會穩定、民族強盛、國家未來。醫學對全民身體健康進行干預，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全民的身體健康管理成為國家戰略層面的政治行為。生命政治的范疇系列中，疊印著國家權力通過醫學對身體進行的干預是從生到死全過程（出生身份……死亡標準）、從防到治全方位（計劃免疫……疾病防控）、從微觀到宏觀多層面（人類基因……人人享有衛生保?。?、從管理到制度多角度（醫療體系管理……人口計劃制度）、從理論到實踐多維度（安樂死立法研究……安寧療護實踐）?！敖】抵袊背蔀閲覒鹇?，醫學已然成為政治運作的重要載體。健康國家建設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醫學因為政治的關系，影響從行業擴大到了全社會、全世界。

3.2 政治對醫學暴力行為的管控

醫學暴力行為，是指醫學利用技術手段惡意干預身體、戕害身體的行為。出于個人或群體的利益驅動，醫學對身體的研究可能并且已經突破身體研究的倫理底線，諸如頭顱移植、身體再造、基因改造等改寫身體、再造身體等醫學戕害身體的暴力行為。繼1946 年《紐倫堡法典》、1964年《赫爾辛基宣言》之后，全球主要國家頒布了一系列針對人體試驗、診療手段、基因技術等相關法律法規和倫理原則，制約醫學對身體的越界干預。醫學惡意干預的始作俑者們基本上都是采取了規避政治法律管制的策略。意大利的塞爾吉奧 · 卡納韋羅要和中國合作者在中國境內開展頭顱移植手術、張進團隊在未有法律限制“三親嬰兒”技術的墨西哥將胚胎植入患者體內等，都是出于逃脫政治對醫學管控的考量。如何有效管控醫學暴力行為戕害身體成為醫學與政治關系中的難點，也是醫學與政治關系中最有價值的亮點。

3.3 政治對醫學的不當干預

醫學和科學一樣，在政治生態中，本身是中性的，不具有政治屬性，但其存在又不能脫離政治，在良好的或不好的政治生態中，政治對醫學的影響及其后果是大不相同的，其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差別。醫學與政治的關系涉及多方利益的博弈，在一定的環境下，出現政治對醫學不當干預并引發嚴重后果的現象。

在政治對醫學的不當干預中，有個突出的現象應該引起關注和反思。將意識形態的問題與醫學專業問題糾合在一起，為不同的醫學科學貼上不同的政治標簽。在這方面，我國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對待中醫問題討論中，在關于魏斯曼、摩爾根學說、米丘林學說和巴甫洛夫學說的評價等問題上有過經驗教訓的。對中醫的發展提出不同意見被扣上民族虛無主義的帽子；宣布魏斯曼、摩爾根學說是資產階級的，巴甫洛夫、米丘林學說是無產階級的。將醫學問題，生命科學問題打上意識形態的烙印。如《生物學通報》1952 年1 期發表《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斗爭》[12]的文章，把不同認識的學術爭端引向畸形的政治路線斗爭。生物學家被迫輪番表態支持所謂米丘林學說。以基因學說為指導的科學試驗都被無理叫停。其中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3.4 邪惡政治利用醫學戕害身體

利用醫學戕害無辜身體的政治，毫無疑問是邪惡政治。邪惡政治利用醫學實現某種政治目的、以醫學為手段戕害身體的惡行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也是醫學與政治關系中不齒于人的罪惡行徑。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和日本731 部隊的醫生進行致死性的人體試驗，將醫學推進殘害的身體罪惡記錄之中。這一極端事件并不是政治利用醫學戕害身體的終結，生化武器、細菌戰對身體涂炭的程度更加慘烈。謝忠厚在《日本侵華細菌戰研究報告》一書中揭露，抗日戰爭期間，日軍細菌戰部隊在中國對20 個以上省市實施了細菌攻擊，疫情暴發蔓延298 個縣（旗），造成患者約237 萬人，其中死亡約65 萬人。謝忠厚指出實際傷亡人數一定大大超過這個數字[13]。醫學被作為政治戕害身體的手段，其危害性遠非其他社會建制或社會事業可以比擬。然而，邪惡政治利用醫學戕害身體在醫學與政治的關系中卻是實然性的存在，此情此景，令人警醒；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4 醫學與政治關系的應然期待

所謂醫學與政治關系的應然期待（以下簡稱“應然期待”），是指對醫學與政治關系應該如何的理性期待。其內涵包括人們對于醫學與政治關系的檢視與反思、設計與追求；體現著理念與行為的交織、理想與現實的博弈。

應然期待的基礎是全社會、尤其是政治權力主體對醫學護佑身體的本質屬性和特殊地位的一種解讀深度和把握力度。應然期待的制約因素包括：其一，全社會、尤其是政治權力主體對身體于世界的基礎性、決定性的價值定位的認知能力。對身體的價值的理解決定了對醫學的價值認知。其二，全社會、尤其是政治權力主體對醫學的獨特性、獨立性價值定位的社會認同和支持。對醫學社會價值的認同決定政治權力對醫學發展的政治態度和支持力度。其三，醫學自身對于醫學社會功能與醫學護佑身體關系的研究深度和實踐能力。其四，實然狀態對應然期待的影響和制約。

實然狀態和應然期待在性質、存在方式、出發點和依據是具有明顯區別的兩個概念范疇。但兩者的相互關聯和制約是更為重要的。在良好的社會環境中，應然狀態與實然期待二者之間的一致性，不僅有著生命政治的學理深度，更有著身體關懷的溫度。

醫學與政治關系的應然期待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4.1 認識醫學獨特作用，實施醫學優先發展國家管理策略

身體健康是第一生產力。依循身體健康決定社會健康、醫學護佑身體健康的內在邏輯，立于國家治理的根本任務是長治久安、國泰民安的歷史制高點，政治權力尊重醫學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在治國理政的社會實踐中，踐行醫學優先發展的政治管理策略，是正確認識和處理醫學和政治關系最有歷史責任感的選擇；給予醫學優先發展社會地位認同、給予醫學以各種物質的和非物質資源的支持，是最有政治遠見的治國理政方略，是最具有溫度和力度的民心工程。

4.2 尊重醫學的自主性，積極協調政治與醫學的關系

醫學是高度專門化、高度復雜性學科形態，其知識體系的整體結構由其研究對象身體的至上性和復雜性決定而不為其他外力所塑造。由此，醫學知識體系的整體結構是醫學具有自主性的本質規定；醫學價值追求成為醫學自主性的邏輯支撐；醫學人文精神成為醫學自主性的職業特征。醫學自主性是醫學事業崇高神圣的基礎和保證。醫學對自主性的主張具有保護醫學健康發展不受干涉的合理性；全社會和政治權力對醫學自主性的認同和弘揚不僅有利于醫學發展，而且有益于身體、有益于社會、有益于人類。事實上，我國醫學確實能夠獲得最大自主性，從而加速醫學進步；醫學進步反過來又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為了維護醫學自主性，社會和政治權力都應該采取明智的態度；雙方應該主動協調、理智應對可能出現的沖突和問題。

4.3 尊重醫學家的專業權威，守住政治干預醫學的邊界

醫學家，包括醫學理論專家和臨床、公衛專家，在醫學理論研究和醫學社會實踐活動中均處于核心地位，他們是醫學活動的機理闡釋者、專業活動的設計者、醫學行為的指揮者，發揮著中心作用。沒有醫學家，身體的健康、疾病的防控和社會的安寧會成為一種奢望。為學術而學術的人，才具有科學的人格[14]，全身心地投入于醫學的專家，是最值得敬重的專業權威，他們止步從政還是從醫的利益彷徨，淡忘仕途或財富的患得患失。真正的醫學家也許缺乏政治經驗和謀略，但他們不缺乏專業判斷力和正直的科學品格。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Starr[15]指出：醫學家的專業權威對于社會秩序、對于醫學服務對象來說，醫療權威是一種資源。發揮這種資源的最好方式是公眾和政府的接納能力。尊重、信賴并認真對待醫學家的專業意見，是政治權力處理政治和醫學的關系和公共衛生決策中最明智的決策。醫學發展需要社會和國家的必要支持，但是也要防止和抵制政治對醫學不合理、不恰當的干預。為了取得醫學和社會雙贏的結果，就需要醫學共同體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協商和協調。毫無疑問，醫學對身體健康、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巨大。正是因為如此，政治對醫學干預的后果的重要性也越大?？茖W，包括醫學在內，是討論自然界內在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這些規律只能依靠科學家（醫學家）按照科學自身的特點通過科學實驗得到解決，不是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家的主觀意志能解決的，對待科學、醫學的干預，必須以尊重醫學科學為前提。

醫學是醫學理論和醫學技術支撐的科學體系，在護佑身體健康的過程中，對疾病防控和診療對身體、對社會可能造成的危害有著獨立的醫學科學評判標準和處置原則與方法。政治越界干預預防治療具體的技術性的措施，替代醫學的科學指揮功能，其后果是嚴重的和不可逆的。守住政治干預醫學的邊界，避免不當干預造成惡果，需要形成政治自律和全社會他律的有效機制。歷史總是一再地重演，其關鍵就在于缺乏防止重演的有效機制。

4.4 運用國家權力嚴管嚴控醫學暴力行為

政治權力運用規章制度、法律法規甚至國家機器，堅決管控各種類型戕害身體的醫學暴力，是政治權力系統治國理政的社會責任。尤其在醫學高新技術條件下，應嚴密監控與打擊諸如頭顱移植、身體再造、基因改造等改寫身體、再造身體等醫學戕害身體的暴力行為，防止醫學陷落“技術法西斯主義”陷阱，保證醫學沿著護佑身體健康的正確道路前行。危害醫學的可能方式有很多，但醫學暴力戕害身體是對醫學危害程度最大的，因為它摧毀的是身體的靈性、人格、本真[16]。防止醫學被危害的途徑有很多，但國家權力嚴管嚴控是最為有力的，因為唯有政治權力能夠平抑醫學暴力。

4.5 彰顯醫學的核心價值，以護佑身體健康為終極使命

醫學的應然首先是修醫德、行仁術。孫思邈 《備急千金要方 · 序》云：人命至重，有貴干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高超的醫術與高尚醫德并舉，是醫學的本質使然。醫學在正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管理的環境中，做好醫學社會事業應當承擔的角色和社會責任。以專業的身份介入社會管理，在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暴發的時候，以醫學的特殊地位當仁不讓地指導、指揮疫情防控工作，推進治國理政行為良性運行；更重要的是應堅持護佑身體是一切醫學活動不可更改、不可替換、不可僭越、不可違背的核心原則，堅持踐行醫學護佑身體歷史使命的初心，將醫學的溫度送達天下需要醫學護佑的身體。

醫學具有社會事業和醫學科學的雙重身份。作為社會事業，醫學配合國家治理服務于身體健康、主政醫療和公共衛生活動，維護社會生產力，為全社會正常運作提供醫學保障；作為醫學科學，醫學在科學理論指導下通過醫學技術服務和提供醫學人文關懷護佑身體，為人類安康和世界祥和做出醫學獨特的奉獻。在醫學與政治的關系上，政治應該更多地服務醫學，而不是更多地干預醫學，政治可以影響醫學，但不能代替醫學，這是政治處理與醫學關系的真諦；醫學可以服務于有利于社會發展和身體健康的政治權力運作，但不可以無原則為政治所駕馭，甚至淪為政治權力傷害身體的幫兇，這是醫學處理與政治關系的真諦。

（致謝：衷心感謝杜治政教授對本文的精心指點；感謝叢亞麗教授、段志光教授、邊林教授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