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傳媒類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的路徑研究
2023-01-24 00:02高辛凡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教育版) 2022年2期
高辛凡 戴 碩
(1.浙江傳媒學院 未來傳播編輯部，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傳媒學院 電視藝術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根據新聞出版總署的數據統計，截至2018年中國期刊總量達到了10 188種，而依照目前最大的中文學術期刊集成平臺中國知網的顯示，截止2020年該平臺中文學術期刊的數量為1 996種，僅從數量上看，學術期刊所占體量并不大，但就影響力來說，它在加速學術內容生產、推動學術信息傳播，乃至科技強國、文化強國等層面發揮的作用不言而喻。2021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中指出，高品質的學術期刊就是要堅守初心、引領創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優秀學術人才成長，促進中外學術交流[1]。在學術期刊的譜系中，傳媒類學術期刊是其中較為細化的分支，中國知網期刊分類“新聞與傳媒”類別下共有86種傳媒類期刊，而這些學術期刊依照主辦單位可以大致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就是由傳媒類科研院所主辦的學術期刊，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主辦的《新聞與傳播研究》等；第二類則是由傳媒類學會、協會主辦，具有代表性的，如中國廣播電視學會主辦的《中國廣播電視學刊》等；第三類則為媒體機構主辦，這也是其中所占份額最大的分類，如中央電視臺主辦的《電視研究》等。不同機構的積極參與，合力助推了中國傳媒類學術期刊的繁榮。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我國傳媒行業發展一日千里，新型媒介形態層出不窮，而傳媒類學術期刊在守正創新的自律性驅動以及社會文化的他律性影響下，不斷探尋高質量發展的清晰路徑。2021年4月，被視為中文社會科學學術發展風向標的CSSCI(2021—2022)來源期刊與擴展版期刊公布，包括《新聞大學》《現代傳播》《編輯學報》等在內的17種期刊入選新聞與傳播學CSSCI來源期刊，包括《全球傳媒學刊》《未來傳播》等在內的9種期刊入選新聞與傳播學CSSCI擴展版期刊，這26種學術期刊決定了中國傳媒類學術期刊發展的基本水位線，本文將以新聞與傳播學新版CSSCI來源期刊與擴展版期刊為分析對象，運用案例分析法，歸納與總結數字時代傳媒類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一、定位的“特色化”之思
所有內容傳播平臺都涉及平臺定位的問題，是廣譜性、綜合化還是專業化、垂直化，大致就決定了傳播平臺的內容遴選與受眾聚焦?！捌诳亩ㄎ患礊檗k刊者根據文化市場與讀者閱讀的需求，確立期刊的編輯方針、經營策略與讀者服務目標，運用期刊的本質屬性與功能特性，創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編輯方針，樹立期刊在市場和讀者中的特定形象和鮮明定位”[2]。相比于直面市場的大眾化期刊讀物，學術期刊在受眾上存在窄眾化、圈層式的傳播特點，其傳播半徑短，在內容層面具有天然的精細化，不同專業之間也存在較高的門檻和壁壘，因此，專業化本應是大多數學術期刊不言自明的選擇。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綜合化都是很多學術期刊，尤其是高校學報存在的首當其沖的問題。這種綜合化的問題，細化來看即是“全、散、小、弱”的問題。所謂“全”即是在專業覆蓋上貪大求全，由于高校通常具有多種學科的建制，作為展示本?？蒲谐晒按翱凇迸c“園地”的學報，在學科覆蓋上容易流于面面俱到，缺乏清晰的學科歸屬，最終使得高校學報走向了“千刊一面”的現狀；所謂“散”是指高校學報在最初建立時，普遍是作為學術成果發表園地這一目的而存在，經過多年來略帶粗放式的發展，一校一刊甚至一院一刊的局面形成了高校系學術期刊的鮮明景觀，但綜合化也僅是粗放式的學科拼盤，并未形成規模效應；所謂“小”是指，高度同質化的學術期刊必然制約了自身的發展潛力，使其發行量小、經濟效益低；所謂“弱”指的是盲目追求綜合化后，造成的質量低、影響力弱。
而即便是走專業化定位的期刊，也不乏“泛綜合化”的問題，“編輯方針趨同，編輯模式趨同，欄目設置趨同，甚至探討的社會熱點問題也趨同”[3]。從長遠來看，綜合性學報難以建立高黏性的讀者群體，其對學術交流的作用也被極大弱化。這些問題也倒逼著高校學報進入精耕細作的階段。對于學術期刊來說，若想改變“全散小弱”的局面，首先就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站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前沿重新確立刊物定位，結合本校特色、優勢學科與地域文化，在內容與受眾層面不斷聚焦，突出主干，勇于舍棄一些無關宏旨的學科欄目，走特色化的發展之路。
就傳媒類學術期刊來說，盡管從大的學科品類上已然明確了邊界歸屬，看似不存在綜合性與專業化的路徑選擇，但事實上，不少傳媒類中文核心期刊也經歷了“去綜合化”或“去泛綜合化”的發展軌跡，正是通過這樣集約化的發展才形成了這些期刊鮮明的文化個性與學術特色，進而確立了自身品牌。如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現代傳播》就經過了這樣的發展歷程。創刊于1979年的《現代傳播》前身《北京廣播學院學報》，最初與大多數高校學報并無二致，基本的辦刊宗旨是體現其主辦方北京廣播學院的教學與科研成果，其內容涵蓋包羅萬象，甚至包括了大學語文、大學英語、播音發聲等基礎性教學的成果，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成果也未做區分。1994年，《北京廣播學院學報》正式更名為《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盡管只是增加了四個字，但也能看出該刊力求擺脫學報面面俱到式的內容拼盤，稿源有從內向外拓展的趨勢。進入新世紀后，《現代傳播》進一步對自身內容取向瘦身，更加聚焦于傳媒學術領域，并對自身進行了精準定位，“我們將引領傳媒學術發展作為《現代傳播》最主要的定位；同時選擇了兩個與刊物最為緊密的參照系，以凸顯《現代傳播》差異化的競爭優勢。這‘兩個參照系’就是辦刊主要參照‘高校學報體系’和‘廣播電視學術期刊’體系，在‘高校學報體系’中打‘傳媒’牌和‘實踐’牌，在‘廣播電視學術期刊’中打‘學院’牌和‘學術’牌”[4]。經過這一輪對辦刊理念的重新錨定，《現代傳播》在辦刊質量上獲得了全新生命力，從而在傳媒學界與業界中均確立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梢?，對于傳媒類學術期刊而言，打破封閉型、綜合化的辦刊思路，形成開放型、專業化的辦刊特色，將是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首要命題。
二、提高學術期刊的“編輯力”
作為內容上的把關人，編輯無疑是學術期刊的核心構成，主導了一個刊物的風格調性、稿件選取、欄目設置等各個層面的因素，甚至在不少學者看來，辦好一家期刊最重要的就是擁有優秀的編輯。日本著名出版人鷲尾賢在其代表作《編輯力：從創意、策劃到人際關系》提出了“編輯力”的概念，用以指稱編輯主體的必備能力，包括了編輯策劃力、編輯組織力、編輯審讀力、編輯加工力、人際交往力、出版營銷力。對新時代的學術期刊來說，通過提高編輯力進而提升辦刊水平，已成為內在旨歸。
對于學術期刊來說，編輯除了與大眾期刊的角色功能一致外，還有很多自身的特殊性，其突出特點在于，學術期刊通常代表著學術思想發展的最前沿，是學科與專業發展的領路者，“學術期刊的主體地位與角色功能是通過編輯的建設性工作體現的,刊物的質量優劣、水平高下及風格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辦刊人的專業背景、學術眼光、職業道德乃至個性特征”[5]。這就要求學術期刊編輯應當具有學術前沿的判斷能力，對于某個專業的認識達到專家、學者的高度，只有編輯在某一學科的研究層面達到較高的造詣，才能充分發揮學術期刊應有的功能，從而真正實現引領學術生產、繁榮學術創作的目的。當下學術期刊界提出的“編研一體”即是說學術期刊編輯應當是集研究者與編輯者于一體，編輯本身也是屬于某一學術共同體中具有影響力的學者，對于這個領域的知識生產與知識創新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
從實際的操作路徑來看，培養真正的學者型編輯并非易事，因此，應當鼓勵學術期刊編輯與學校、學科、學者有更密切的互動。在傳媒類核心期刊中，由高校主辦的《現代傳播》《新聞大學》《國際新聞界》等期刊，編輯多數都為學校教師與編輯的雙向兼職，除了期刊的日常編輯工作外，也部分承擔著科研與教學的任務，這就保證了編輯能始終走在這個專業領域的科研第一線。而即便是由學會、媒體主辦的傳媒類核心期刊，如《中國廣播電視學刊》《電視研究》等刊物的編輯，也在中國傳媒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傳媒類相關院所中兼任研究生導師，這對于拓展編輯廣闊的學術視野，密切聯動學界前沿的研究成果，無疑大有助益。
另一方面，對于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學報來說，通常會涉及多個專業領域，縱使再優秀的編輯也只可能在一個二級學科中做到熟稔，不可能“三頭六臂”地對所有學科全部建立起高度專業性的知識體系。即便是對專業化的期刊來說，編輯對研究方向也存在不同的側重，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倡導編研一體，破除編輯與學者身份之間的藩籬外，也應該積極引入具有學術影響力的學者深度參與期刊的選題確立、稿源拓展、專欄策劃等，以特約主持人的身份主持部分學術欄目，幫助期刊敏銳感知最新的學術熱點議題，并且積極拓展優質稿源，而專職編輯則主要承擔編輯加工、策劃組稿以及與作者、外審專家保持溝通的工作。
從目前傳媒類學術期刊來看，不少期刊都建立了由專家學者“專題組稿”探討學術熱點的機制，從而令自身可以號準傳媒學術發展中的前沿脈動。例如，《現代傳播》在發展歷程中，就緊緊圍繞“學”做文章，這個學包括了學科、學術，如在學科上依托傳媒學科、構建傳媒專業的小綜合，在學術上以新聞傳播和傳媒藝術為核心，除此之外這個“學”還包括了學者，正是一大批優秀學者積極貢獻自己的文字，同時也為該刊發展出謀劃策，才共同助推了《現代傳播》的聲名鵲起。
可見，對于傳媒類學術期刊的發展而言，一方面應該鼓勵編輯學者化，讓編輯能夠站在學術前沿看待期刊所關涉的命題。與此同時，也應該清楚編輯與學者兩重身份彼此不可完全替代，在提倡編輯學者化的同時也應該倡導編輯職業化，判斷一個優秀職業編輯的標準并非是其自身輸出學術成果的能力，而更應該是其預見學術前沿的能力，對選題策劃的能力以及對學術論文的技術處理能力，唯有優秀的職業編輯不斷涌現，才能為整個期刊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多人力保障。
三、在互聯網空間中構建“學術共同體”
傳統媒體的數字化轉型是當下內容生產者與傳播平臺不能回避的巨大語境，當內容消費者的媒介使用習慣發生遷移，傳統傳播平臺已然成為明日黃花，用戶在哪里內容傳播的陣地就應該錨定在哪里。對于學術期刊來說，盡管其內容消費邏輯與大眾化期刊有所區別，但面對的數字化語境并無二致。事實上，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學術期刊的數字化傳播就悄然啟動。1997年，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成立，通過與數千家學術期刊雜志簽署合作協議，該雜志社借助光盤形式將網羅的期刊結集再出版。兩年后，該雜志社進一步升級，從光盤版向網絡版轉型，建立了全球中文信息量最大的“CNKI數字圖書館”即中國知網，此后萬方、維普數據庫等同類的數字傳播平臺也先后建立，學術期刊領域的大型數據庫逐漸成為學術內容傳輸的中樞，由此也引發了學術內容傳播從“讀刊”向“讀庫”的遷徙。
這場學術傳播革命的到來，對于學術論文的作者與讀者來說，無疑都是利好信息，它讓作者借助更加便捷高效的方式，與目標受眾相遇，而讀者也可以通過網絡聚合的方式，更廉價、更精準地聚焦于自身需求。但這場傳播革命對學術期刊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加速期刊學術信息傳播的同時，也消解了期刊的本體性存在，當數據庫中進行傳播的獨立單位已化作單篇論文時，傳統基于紙本時代的期刊概念開始逐步瓦解，建立于紙本期刊的期刊定位、編輯思路、專欄結構乃至整體的編排風格都隨之蕩然無存。應當承認，以論文為獨立傳播單位，學術期刊的“去中心化”趨勢是歷史的必然，但問題在于學術期刊是否只能被動地接受數字化浪潮的裹挾，答案顯然并非如此，盡管在追趕數字化浪潮的步伐中學術期刊慢了一拍，但手握核心內容資源仍然能夠成為傳統學術平臺彎道超車的有力籌碼。
近年來，傳統媒體在新型媒介陣地的占領與運維的思路，同樣可以為學術期刊的融媒轉型提供一種思路。一方面，學術期刊應該積極拓展傳播陣地。在媒介融合的語境中，學術內容消費者對于文本的閱讀場景也被顛覆，“兩微一端”乃至知乎、豆瓣、抖音等社交平臺都有可能成為學術觀點聚合與發散的全新場域，而相對于自建傳播平臺成本的高昂，基于這些社交平臺開設獨立端口則廉價易操作，因此，可以成為學術期刊借力的抓手。
從目前的數據統計來看，當下傳媒類核心學術期刊普遍開通了一個或多個數字端口，僅就微信公眾號而言，在最新版的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及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總計33種的期刊中，開通微信公眾號的中文核心期刊共計25家[6]?？梢姶蠖鄶祩髅筋惡诵钠诳奸_始形成了明確的新媒體傳播意識，不過，這些公眾號的運營建設普遍仍存在一些問題，典型如內容推送頻次低，更新存在較長空檔期；缺乏針對新媒體用戶閱讀習慣的“二次編輯”，基本是期刊原文的復制粘貼；未能建立相對系統的服務功能，與用戶之間尚存在弱連接的狀態等等。事實上，微信公眾號中呈現的問題也普遍存在于其他社交平臺中，從這些方面來看，學術期刊的新媒體平臺建設還任重道遠。
當然，在一定的歷史時間里，由于紙本的學術期刊依然會是學術內容傳播的主要載體，對于期刊的管理者來說，則應該抓住這樣的窗口期，將傳統期刊的內容優勢與新型媒介的傳播優勢耦合協同，實現跨媒介的有效聯動。未來要順利實現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則理應先從理念上給予充分重視，強化學術新媒體端口的采編力量，而不僅僅將學術新媒體視作期刊機械的發布窗口，在基于用戶體驗的基礎上提升與讀者的互動度，將學術研究成果與成果的終端用戶形成更緊密的勾連，最終在互聯網空間中建立起“學術共同體”的趣緣社群，并以此打造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多方共贏的生態圈。
四、渠道與內容的“學術出?！?/h2>
如果說數字化是傳統學術期刊面臨的一個巨型話語，那么國際化就是國內期刊面臨的另一大時代語境。正如有學者所言，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現代學術史，就是一部“國際化”的歷史[7]，中國在引進、譯介國際學術話語建立起自身學術體系之后，也積極尋求與國際學術的對話。尤其在近些年，伴隨著整個國家的大國崛起，中國文化“走出去”、對外講好中國故事成為頂層設計的重要構成，這也助推著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成果的國際化傳播。
學術期刊是展示學術研究成果的最佳載體，因此，中國學術成果海外傳播的捷徑必然是期刊的國際化?？陀^地說，相比于國內學術發展在國際中不斷增長的聲量，中國學術期刊的發展則滯后很多，這也造成了大量國內優質學術論文的外流，必然會影響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因此，建設全球一流學術期刊，推動學術期刊“國際化”，應當是需要直面的時代命題。目前，對于學術期刊的“國際化”更多還是一種提倡，頂層話語并未給出具體標尺，而有研究者將中國人文社科“走出去”的標準定為：(1)期刊被國外圖書館館藏(包括以紙質版與電子版的方式)；(2)期刊被在國際上具有較大影響力和代表性的知名數據庫收錄[8]。事實上，這還僅是從傳播渠道角度來說的，而從更加宏觀的視野來看，中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化”應當包括渠道與內容兩個層面，渠道方面即中國學術期刊通過“造船出?！被颉敖璐龊！睂崿F海外傳播，而內容層面則指中國學術期刊所刊載的論文，在稿件質量與學術規范方面，能否與國際一流水準相對標。
從傳播介質的“走出去”來看，2016年起，在國家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支持下，中國知網建設了《中國精品學術期刊雙語出版數據庫》，針對國內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期刊進行了雙語出版，根據最新檢索的結果，目前該數據庫共計有254種中國學術期刊，但在這些期刊中卻沒有新聞傳播類期刊，這也表明新聞傳播類學術期刊在國內的期刊建設中還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人文社科類期刊，新聞傳播類核心期刊也沒有與國外大型出版集團進行合作從而進行海外運營的期刊?？梢哉f，國內新聞傳播類核心期刊的海外拓展付之闕如，平臺“出?！鄙刑幱谄鸩诫A段。
學術期刊的國際化不等同于形式上的英文化，而是更應該在內容層面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傳媒類核心期刊的國際化發展就內容層面而言，可以通過編委的國際化、稿源的國際化以及學術規范的國際化等路徑來實現。編委的國際化，即邀請海外學者擔任期刊編委、稿件外審專家或是欄目主持人，如不少期刊通過集聚學科內國際化、高水準的研究梯隊，有針對性地進行選題策劃和組稿；稿源國際化，通過國際學術會議、直接約稿等方式拓展海外優質稿源，如創刊于2014年的《全球傳媒學刊》，通過7年的發展于2021年入選CSSCI擴展版來源期刊，其核心競爭力就是國際化的稿件來源。在創刊初期由于稿源奇缺，該刊通過合作協議獲得了大量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學者的文章，這一方面解決了期刊無米下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帶有國際視野、理論前沿與實證支撐的國際化學術論文為該刊搶占國際學術高地提供了強大支撐；學術規范的國際化則是指學術論文在注釋與引文標準方面，是否采用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通行的“APA格式”，在傳媒類學術期刊中，《國際新聞界》早在2012年就開始采用APA格式規范，在該標準的基礎上制定了關于正文、注釋、引文和引用文獻的格式規范，相比之下，仍有不少傳媒類學術期刊在著錄的規范化程度與國際標準規范化存在差距。從這些維度來看，當下國內傳媒類核心期刊的國際化依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相比于其他維度，傳媒類核心期刊的“走出去”，在國際學術話語場的占領方面還存在較大的短板，這也使得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發出的中國聲音相對微弱，從長遠來看，也給中國傳媒類學術研究提出了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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