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經驗探析

李 贄，金炳鎬

（1.中央民族干部學院，北京海淀 100094；2.中央民族大學，北京海淀 100081）

黨的十八大以來，為適應中華民族邁向強起來復興事業的發展要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工作主線，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1]。這是新時代加強和改進黨的民族工作的總綱，也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重大理論創新。該創新引導學術界從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視角回顧總結黨的百年民族工作經驗，有學者強調共同體建設是黨的百年民族關系史的核心與根本[2]，有學者認為黨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百年歷程貫穿著兼顧統一性和多樣性[3]，有學者從超大規模人口國家執政經驗角度總結黨領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經驗和國家建構經驗[4]。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深刻領悟該創新成果，需要全面總結和分析建黨百年以來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基本經驗和發展規律，把握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性，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全面性，創新發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時代性，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必要性，加強和完善黨對民族工作領導的根本性，為促進新時代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撐。

一、把握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性

現代民族意識過程按照其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態的認知差異，可以分為民族自在、民族自覺、民族自為三個階段，這實質上是現代民族發展過程在民族意識上的投映與體現①“民族自在”與“民族自覺”的概念最早是由費孝通先生于1988 年香港“泰納演講”中提出來的（參見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 把民族意識的形成與發展看成是一個由“自在”到“自為”的升華過程的觀點，在國內民族理論學界最早是由熊錫元先生提出，他指出民族意識過程由“自在”到“自為”是一個質的飛躍，是一個發展規律，是一個民族逐漸走向成熟的標志。 一個民族，只有在它的民族意識發展到“自為”的高度時，才有可能躋于現代文明民族之林，為全方位地參與社會生活以及解決民族問題創造條件（參見熊錫元：《民族意識過程:由“自在”到“自為”》，載《黑龍江民族叢刊》1999 年第2 期）。 熊先生的觀點中沒有說明在民族意識上“自覺”與“自為”的區別和聯系，或者說他認為“自覺”是“自為”的組成部分。 李贄在吸收熊錫元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對“自覺”與“自為”狀態進行了區分，清楚闡述了民族意識形成發展過程中“自在”“自覺”“自為”三個階段的特點與內涵（參見李贄：《“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的邏輯結構和歷史意義探析》，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9 年第 3 期）。。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一直都在為中華民族復興事業而奮斗，并牢牢地掌握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導權。

中華民族自在發展階段，是民族整體性形成和發展時期，為民族意識覺醒奠定歷史基礎并提供物質準備的階段。費孝通指出，“隨著統一的多民族中國的形成、發展、鞏固和確立，在中國古代，實際上已形成了中華民族整體”，對于這種“中華民族整體性，姑且稱之為中華民族的自在發展”[5]。該階段民族整體性意識之所以長期處于存在而不自知的休眠狀態，是由于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外無可以激發其整體意識覺醒的重大危機，內有王朝統治階級對各族人民分而治之的民族壓迫和隔離。直到鴉片戰爭后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6]，才開始探尋“他者”“我者”②在許倬云先生看來，“他者”與“我者”都是在歷史上不斷變化的對象和實體。 本文中的“他者”特指鴉片戰爭以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以往沒有遇到過的具有絕對競爭優勢的西方列強和西方文明 （參見許倬云：《我者與他者： 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版）。之界限及作為中國國家母體的現代中華民族之涵義。特別是在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充分肯定幾千年來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整體性存在和發展的巨大貢獻，科學界定“中華民族”的概念，肯定“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7]808。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民族實情的闡釋既尊重歷史事實，又維護民族統一，體現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根本原則，是對舊中國王朝時期的夷夏族類民族觀和君主集權國家觀的徹底革新。

中華民族自覺意識覺醒階段，是民族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通過對外交往交流中與“他者”的對比，產生對自身共同體特征及共同身份歸屬指向的明確清醒的認知，形成對其他民族與自身民族間區別與界限的相對清晰穩定的把握，從而自覺在整體族格與民族尊嚴上獲得完整與成熟的自我肯定的時期。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剖中國近代淪落史，深刻分析1840 年以來帝國主義侵略把封建中國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的血跡斑斑的圖畫”[8]。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和華北事變之后，“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了完全征服中國的政策”[9]252-253，中華民族面臨著被征服被奴役的危險。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9]279，團結各族人民共同奮斗，并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谷諔馉幧钌畲碳ぶ腥A民族意識覺醒，并使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政治地位深入人心。之后，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成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宣告了中華民族“站起來”，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在此基礎上，黨把握各族人民團結進步的時代要求，在中華民族復興層面上，提出以“四個現代化”為內涵，趕超世界發達國家現代化水平的現代化建設目標；在國內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層面上，提出以民族平等為基礎，以推進各族人民全面發展為要旨的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目標。民族地區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使各族人民擺脫了舊制度的剝削壓迫和奴役，成為掌握自己命運和幸福生活的社會主人，并最終在整體上賦予中華民族以社會主義的民族性質。至1957 年，國家通過民族識別確定了53 個少數民族③數據來源于李資源：《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史》，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83 頁。，為全面精準貫徹民族平等政策提供了依據。這是黨對新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基礎上的多元一體基本國情和中華民族復雜族情深刻把握的生動體現，也是該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在民族自覺上的反映。

中華民族自為意識形成階段，是中華民族對自身共同體發展規律與道路逐漸探索明晰，并能夠在此基礎上全面系統地規劃自己民族發展戰略目標和把握民族共同體建設方向、內容等，從而使自身民族發展成為認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更加牢不可破的現代化民族階段。新中國成立標志著中華民族在民族自覺基礎上進入自我建設、奮發圖強的自為自強新階段。黨在促進中華民族由自覺向自為意識飛躍方面的最大貢獻就是，經過百年探索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自強于世界的正確道路。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黨為中華民族開辟的復興之路，是中華民族擺脫“東亞病夫”屈辱實現“站起來”，擺脫千年貧困實現“富起來”，攜手邁向共同富裕實現“強起來”，并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的正確道路。這也是中華民族在民族意識上達到自為自強狀態的集中體現，是中華民族在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攜手穩進的實踐底氣和道路基礎。二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這是黨探索解決中華民族共同性及其內部民族差異性和諧發展問題，中華民族及其內部民族關系問題、民族與國家、階級間關系問題等方面問題的成果。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組織，能夠全面系統地從國家層次的中華民族和國內層次的個體民族兩個方面，統一引領中華民族發展方向和各民族發展趨勢，探索各民族共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共同繁榮發展的道路，這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保證。上述兩個道路既有各自針對不同層次問題的差別之處，又有共同需要解決的問題的重合之處。兩個道路之間是互相支撐、互相包涵的關系，后者是前者在民族工作領域的集中體現和有機構成，前者是后者在社會發展方面的必然要求和必要內容。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來看，前者是中華民族在共同體自為意識基礎上走向自強復興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條件；后者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構成民族和諧共生、團結進步的共同體自為意識的集中體現，是實現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共同繁榮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條件。這兩個道路是加強和改進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和道路基石，構成黨的百年民族工作最基本最核心的經驗。只有堅定不移地走這兩個道路，才能在民族自為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自強和個體民族的具體振興。

二、把握好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全面性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概念由李大釗在百年前首次提出，成為我們黨百年來一切犧牲奮斗的初心使命和第一主題[10]。李大釗認為中國各民族在漫長歷史中“畛域不分、血統全泯”，提出“新中華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活”的殷切期望[11]。以之為導向，黨領導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是從根本上為中華民族實現復興創造社會條件；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也為其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12]。新中國成立后，黨及時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致力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加快推進中華民族復興事業發展。與物質文明層面的“四個現代化”相對應的，是對中華民族以銳意進取的民族精神和斗志昂揚的民族自信為基本內涵的共同心理和共同意識的精神文明建設。取得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以深深的民族憂患意識和鮮明的趕超發展意識引導和激勵各族人民投身偉大祖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1956 年，在黨的八大預備會上，毛澤東就在發展目標上對標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提出中華民族要對人類及全世界作出貢獻，用五六十年時間的努力趕上美國，這既是黨的責任，也是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要求。完成這個任務，就能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否則“就要被從地球上開除球籍!”[13]293-304盡管這些豪言壯語有被當成“大躍進”運動濫觴的質疑，但從歷史的長視角來看，將其視為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發生的實踐目標起源和民族精神財富也未嘗不可，而且還更能凸顯其極大增強中華民族自信心的歷史價值。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也以同樣的民族“球籍”憂患意識深刻指出，只有通過改革開放，才能發展國內經濟，否則“就有可能被開除‘球籍’！”[14]他既把實現“四個現代化”看成是中華民族享有相應世界地位的物質保障條件，又特別強調培養“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最重要的“就是愛國主義，振興中華民族，把我們民族發展起來”[15]。江澤民指出，中華民族復興與56 個民族的共同振興，在主體力量、依靠力量與目標構成上是完全一致的。各族人民要集中共同意志，強化凝聚力，調動積極性，發揮聰明才智，共同致力于推動祖國繁榮昌盛和民族振興事業[16]127。胡錦濤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闡明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及各民族振興的重要意義[1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把推動各民族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共同奮斗作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務。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凝聚和團結各族人民共同加快現代化趕超發展的重要思想，成為引領和支撐中華民族全面實現偉大復興的寶貴實踐經驗和巨大精神動力。

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通過堅持不懈地實踐探索，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不僅穩穩保住中華民族的“球籍”，而且以世所罕見的速度實現生產力的極大發展，跨越發達國家幾百年歷程的任務。2010 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趕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9 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突破10 000 美元，已經穩步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在此基礎上，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實踐也取得巨大成就。到2020 年底，我國五個自治區和三個多民族省份的三千多萬貧困人口全部實現脫貧。2021 年建黨百年之際，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標志。同時，我們仍要清醒認識新時代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段屬性，把握好新型大國崛起的系統風險性，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憂患意識，牢固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敏銳謹慎清醒地看到在維護國家統一和促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上的不足和短板，自覺做好防范化解涉及民族領域重大風險隱患的挑戰的準備。黨的十九大著眼于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穩定發展，強調要堅決反對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危害社會和諧穩定的各種言行。其中這斗爭鋒芒所向，實際上也是民族工作領域存在的現實風險和嚴峻挑戰的具體所在。這是黨在民族工作領域內增強民族復興的憂患意識，堅持防患于未然的底線思維，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必然要求。

從根本上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屬于意識形態建設方面的工作，與經濟基礎建設有所區別。經濟基礎的建設成就能夠解決“管肚子”問題，為“管腦子”的意識形態建設奠定良好的物質基礎，但并不能取代和抵消意識形態建設工作?！耙庾R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18]，是國家和民族軟實力的重要組成和主要體現，能夠發揮引領人心、凝魂聚氣、促進發展的重要作用。由于民族問題具有繁雜性和敏感性，普通民眾對其中錯落復雜的利益斗爭和階級實質不容易正確認識和全面把握。這就使保守沒落階級和敵對勢力往往以特定民族代言人身份來掩蓋其自私自利的政治利益圖謀，破壞社會主義的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這些敵對勢力與我們爭奪民族旗幟和民族領導權方面的問題，本質上就是與我們爭奪“管腦子”的主導權問題，就是爭奪各族群眾的人心問題。人心向背的群眾工作，除了要具備給予和滿足各族群眾物質方面需求的基礎作用，還要依靠精神的力量、思想文化的力量來團結和凝聚人心。精神文明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重在建設，體現在民族工作上就是要積極有為，發揚主動斗爭的精神，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牢牢守住民族領域的意識形態陣地，積極穩妥地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識形態問題；積極引導各族群眾適應與接受現代文明生活方式，并滿足他們追求現代化方向的精神文化需求；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通過加快發展和改善民生，把增強各族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與增強“五個認同”緊密結合，警惕和防范極端民族主義及各種錯誤思想的滲透。

三、把握好創新發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時代性

民族團結進步，是從中華民族內部構成關系角度強調各族人民要在黨的領導下形成互助合作、和諧共進的共同體發展狀態，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必然要求。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根據不同時期社會發展任務的不同，民族問題的主要矛盾會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呈現不同的特點，解決民族問題所強調的重點任務和具體要求也必然會隨之變化，從而導致民族團結的內涵與民族進步的目標呈現出時代差異。但是，追求團結進步的方向始終是明確清晰的，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原則性與中國革命與建設具體實踐的時代性相結合的體現，也是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敢于和善于與時俱進地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基本標志。

民族團結是黨領導中國革命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族團結的總任務是為實現推翻壓在中國各族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而聯合起來共同奮斗。在不同革命階段中，民族團結的具體任務和目標又因為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緊迫性重要性的不同而各有差別。如抗日戰爭爆發后，使中日國家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黨為此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全體中華兒女投身民族救亡戰爭；解放戰爭時期，聯合各民族反對蔣介石國民黨反動集團的獨裁統治，成為當時黨的民族團結工作的中心任務?？梢?，盡管由于不同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和革命斗爭具體任務的不同，民族團結的目標內涵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但民族團結進步始終服務服從于追求中華民族獨立自主和各民族平等解放的總目標，始終圍繞著推翻“三座大山”的總任務，發展變化的核心是要把握和處理好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間主次和輕重的關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在解決民族問題上的總任務與民族團結進步事業階段性目標的辯證統一關系。黨的民族團結綱領的進步性與時代性的統一，保障了我們黨始終能代表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牢牢地“把民族旗幟拿在自己手里”[13]305-310，凝聚起各族人民共同追求國家獨立統一與民族團結進步的磅礴偉力和共同意志。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建立，為各民族在新的團結基礎上實現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廣泛的社會基礎。后來由于受到了“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左”傾錯誤的影響，在認識上混淆了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的界限，致使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曲折發展。這既說明社會總問題對民族問題的制約作用，也反映了正確把握民族問題矛盾性質的艱巨性與復雜性。實際上，盡管社會主義中國具備了內部民族平等基礎與和諧互助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民族關系條件，各民族全面充分發展已經擺脫剝削階級和私有制度的羈絆，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民族問題就可以忽視甚至排除民族自身發展的內容和要求。恰恰相反，能否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推進各民族在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增進共同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使各民族的差異性也能夠始終得到尊重和包容，實現各民族各美其美又美美與共的共同發展繁榮，仍然是我們推進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需要正視的重要問題。把握好中華民族整體跨越式發展的緊迫性與各民族全面、協調、共同發展的必然性關系，成為中國民族發展問題的突出特征，也成為促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基本保障。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和國家通過對民族工作的撥亂反正，使得民族團結進步事業重回發展正軌并獲得勃勃生機。通過不懈努力，全國各族人民解決了溫飽問題，擺脫了絕對貧困的困擾，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富起來”的奮斗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19]。這體現在民族問題上，就是各族人民對祖國強盛的共同向往、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愿景、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共同需要與整體上的共同體意識以及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之間不平衡、不充分現狀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通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固本培元、凝心聚力，就成為新時代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性和共同性建設方面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要求的體現，也是鞏固和夯實新時代民族團結生命線的工作遵循。只有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工作主線充分體現和全面反映到民族發展進步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中來，才能真正鞏固和夯實民族團結生命線的基礎，保證中國民族團結之花長盛不衰、永葆青春。

四、把握好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民族區域自治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人民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制度之一。該制度是黨結合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治理經驗，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民族理論，解決如何實現好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協調發展，如何實現好各族人民對自己與兄弟民族共同聚居區域進行合作治理的制度性探索成就，是黨在國家政治建設中實踐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綱領理論的偉大貢獻。

該項制度的創立，經歷了黨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結合中國國情探索民族區域自治的道路選擇過程。建黨初期，由于受共產國際特別是蘇俄聯邦制模式影響，加之對我國民族實情和各民族的情況都了解不深，黨傾向于引用民族自決思想來解決國內民族問題①如1923 年6 月、1928 年7 月召開的中共三大、中共六大都把民族自決、民族自決權寫進黨的文件中（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141- 142 頁；《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300 頁）。 1936 年7 月，王稼祥發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內蒙》一文，仍指出“民族自決是我們政策的中心原則”（參見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503 頁）。。經過長征時期對民族地區的深入調查和了解，到抗日戰爭時期，隨著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發展和革命斗爭任務變化，黨逐漸加強對民族區域自治的探索和實踐。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是民族區域自治的根本目的和制度功能。1936 年，我國第一個縣級民族區域自治政權——陜甘寧省豫?？h回民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明確其是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二者是地方與中央的關系[7]524。毛澤東在1938 年《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提出了各族人民聯合建立統一國家，通過民族自治實現少數民族自我管理權利的主張[7]595。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區縣級進行了蒙古族、回族民族自治區的探索實踐，為黨最終的制度抉擇作出有益嘗試，積累了豐富經驗。另外，日本帝國主義等國外勢力扶植建立偽滿洲國等因素，也促使黨重新審視民族自決權的實際意義和消極影響，堅定地探索民族區域自治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的制度功能。解放戰爭時期，黨及時糾正某些地方存在的分裂主義勢頭，并強調自治政府維護國家統一的根本職能定位。1946 年，《中共中央關于內蒙自治問題的指示》指出：“應確定內蒙自治政府非獨立政府，它在內蒙民族自治區仍屬中國版圖，并愿為中國真正民主聯合政府之一部份?！盵7]10341947年，黨中央委派烏蘭夫領導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開創了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在省級行政區域的探索實踐。新中國的《共同綱領》及1954 年憲法中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相關規定，以國家憲法形式確定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地位。1959 年，毛澤東對比中國和蘇聯民族人口結構及制度選擇差異后指出：“有些人想援引蘇聯的辦法，在中國成立加盟共和國或自治共和國，這是不對的?！盵20]“文化大革命”期間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林彪及“四人幫”把民族區域自治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使民族自治地方名存實亡，“甚至有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轄區任意改變，有的干脆取消”[21]。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進一步在法治化建設方面發展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使之成為黨和國家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基本遵循。鄧小平強調：“解決民族問題，中國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認為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況?！盵22]2571990年，江澤民指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既能發揮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積極性，又保證了中央必要的集中和祖國的統一?！盵16]942005 年，胡錦濤也強調，要“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23]。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的領導人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經驗教訓，全面肯定和高度重視該項制度在維護各族人民享有平等自治權利，推進制度化建設和法治化建設，注重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全面發展的實際效益，轉化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方面的功用效能。我們黨認真總結以前“對少數民族自治權利尊重不夠”的教訓[24]，要求加強民族區域自治法治建設，保障民族地區依據自身實情變通執行政策的自主權。1982 年憲法堅持和肯定該項制度的法治化建設方向。1984 年《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實施，對該制度法治建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在實踐過程中，黨對該項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也逐步深化。1997 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及2001 年新修訂的《民族區域自治法》，都明確將其政治地位定位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實現了從工作政策、國家法律、政治制度的全方位多層次的立體化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一個時期以來各種詰難與否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言行明確作出“可以休矣”的鮮明立場宣示[25]，充分肯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理論先進性與實踐優越性，指出要正確把握該項制度統一和自治、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的本質特征，發揮好其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上能夠起到既從一體性角度維護國家團結統一，又從多元性角度保證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權利的制度功能和效用[26]。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是以自治求獨立，而是以自治促統一；不是國家分裂的潛在風險，而是維護國家一體的制度支撐；不是只考慮和維護個別民族的利益，而是以特殊的優惠扶助政策與制度安排來充分調動各民族積極性，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繁榮昌盛添磚加瓦。在推進和完善該項制度法治化建設方面，習近平強調，既要在司法實踐中抓好對法律相關規定的落實，又要在立法實踐中加強對如何規范和完善相關法規和制度的研究。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制定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方略中，專門對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作出規劃安排。對該法實施情況的專項執法檢查，也于2015 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用兩個月時間在全國范圍開展。這些法治建設的做法和內容，成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促進民族團結的基本經驗和關鍵環節。進一步堅持和完善該項制度，既要在國家治理現代化層面滿足政令法規實施的統一性和通暢性要求，又要在民族地區發展層面適應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等需要，通過支持解決民生問題和急難愁盼問題爭取人心，凝聚起共同追求發展繁榮、實現共同富裕的強大合力，從而使該項制度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

五、把握好加強和完善黨對民族工作領導的根本性

“黨是階級的代表，也是民族的代表”[7]1151。中國共產黨是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先鋒隊，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保障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健康發展的領導核心。為此，要不斷提升黨在凝聚團結各族人民共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方面發揮核心領導力量的能力和水平。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適應各族人民團結進步的時代要求，制定和實施了服從于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心任務的民族工作政策，并取得各民族團結抗日和共建新中國的輝煌工作成就，形成該時期黨領導民族工作的基本經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和國家消除民族歧視與隔閡，進行民族識別，促進民族平等團結，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促進各民族全面發展繁榮。通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各族人民相繼擺脫各種剝削制度的壓迫，形成社會主義大家庭，實現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最有革命性的社會進步和制度變革。在黨和國家連續的“五年計劃”和“三線建設”的支持和影響下，大多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建設事業都有一定發展?！拔幕蟾锩逼陂g，黨的民族工作受到嚴重破壞，從反面也證實了加強和完善黨對民族工作領導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和國家牢牢把握住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全面發展的中心任務。在發展戰略方面，形成“兩個大局”的區域差異化發展布局及通過“三步走”實現小康社會建設的戰略步驟，堅持國家及發達地區幫助與提高自身發展能力相結合的發展原則，實施“西部大開發”“興邊富民行動”等重大戰略決策，促進了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在全面發展上取得歷史性進步。在加強黨的領導方面，鄧小平強調黨的團結，特別是黨的領導核心的團結，對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具有核心指引和前提保障的重要作用[22]380。江澤民、胡錦濤都從提高民族工作能力和水平高度，強調堅持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并且都強調加強民族干部隊伍建設的必要性，都從加強領導，加強學習，健全組織，轉變作風等方面闡述了民族干部隊伍建設的標準與培養的方法與途徑①江澤民的相關論述參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民族工作文獻選編（1990-2002）》，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0 頁；胡錦濤的相關論述參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科學發展的新篇章——十六大到十八大的民族工作》，民族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90 頁。。在探索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方面，鄧小平充分肯定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優越性。他指出：“我們中國是團結的，我們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是好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沒有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國。有的國家搞民族自治共和國，矛盾很深，不好解決?！盵27]江澤民、胡錦濤也多次從總結歷史經驗，指導科學發展的高度，對毛澤東、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的解決（處理）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進行了充分肯定和接續探索②江澤民的相關論述參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民族工作文獻選編（1990-2002）》，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8 頁；胡錦濤的相關論述參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民族工作文獻選編（2003-2009）》，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 年版第401 頁。。這些探索成果說明，能否堅持和完善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是決定我們能否走好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關鍵與前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把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民族工作的新要求，把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與各族人民“兩個共同”的團結進步事業納入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目標，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納入黨的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強調“加強和完善黨的全面領導，是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證”[1]。這就給新時代加強和完善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提出明確要求。首先，強化民族工作主體責任。明確各級黨委是加強和完善民族工作領導主體的政治身份，要求其高度重視自身主體責任的落實，在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上走在前列并作出表率。其次，與時俱進地完善黨的民族工作新格局。把中央統戰部領導國家民委的統一領導優勢和國家民委委員制的協調多方優勢結合起來，進一步發展完善黨委、政府、統戰、民委等各部門既有職責分工又要緊密合作，全社會各單位和社會組織等都共同參與、推動和建設的工作格局。再次，加強民族地區基層組織建設。民族地區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是黨與各族群眾發生日常聯系最緊密最頻繁的關節點，是各族群眾對黨的民族工作滿意度和幸福感的檢驗站。要把黨的民族工作力量下沉強化到基層機構建設上，確保黨的民族理論與政策在基層能得到正確的貫徹落實。最后，加強民族地區干部人才隊伍建設。要從堅定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政治決心，提高黨的宗旨與使命意識，增強是非鑒別的政治判斷力，提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執行力等方面造就好干部隊伍，把對干部人才的培養和使用結合起來，吸引更多優秀干部人才投身艱苦地區和關鍵崗位。

綜上所述，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方位，從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角度，“深入總結我們黨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經驗”[1]，就要結合黨的百年民族工作探索歷程，深入總結黨不斷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工作發展規律，闡明新時代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工作主線推進中華民族實現自為自強的歷史必然性。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刻領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的重要性，使之成為貫穿和匯聚各方面工作的總綱；要把握好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全面性，使得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相向而行；要與時俱進地認識創新發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時代性，處理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增進共同性與尊重和包容差異性的關系；要充分認識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必要性，不斷提高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現代化水平和能力，使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與各族人民合法權益保障的目標相得益彰；要高度重視加強和完善黨對民族工作領導的根本性，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納入黨的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從而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強有力的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