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辛亥革命鼓與呼
——讀時事新報館《革命文牘類編》

丁鳳麟

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辛亥革命，因何在武昌起義爆發后，便在全國引起了廣泛響應，得到億萬民眾的擁護，在兩三個月內，便使封建專制的大清王朝，為民主共和中華民國所取代？其中雖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不可忽視的是，以追求革新的眾多新聞媒體為之鼓與呼，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側面。誠如報史大咖戈公振在其《中國報學史》中明確指出：“武昌起義，全國景從，報紙鼓吹之功，不可沒也?！盵1]

在當年積極為辛亥革命鼓與呼的眾多新聞媒體中，時事新報館編輯出版的《革命文牘類編》，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一、《革命文牘類編》的源起

解析《革命文牘類編》，必須首先介紹一下此書的編纂出版者——時事新報館?！稌r事新報》是當年上海出版時間較長的報紙之一，但其成長道路也頗為曲折。它原名《時事報》，創刊于1907年12月5日，由申城巨商郁松喬等糾股出版，是一份商辦報紙。然而，當年北京控制政局的慶親王和袁世凱一伙，于1908年春，派遣其親信蔡乃煌由京來滬就任上海道，希圖掌控上海的政局。袁世凱叮囑蔡乃煌必須控制上海的輿論界，于是，蔡乃煌來滬后，首先掌控了一家《輿論日報》，進而算計汪康年兄弟經營的《中外日報》館，并于1909年4月21日兼并了《時事報》，使之與《輿論日報》合并為《輿論時事報》，試圖控制上海的報刊輿論。然而事隔不久，蔡乃煌因挪用江蘇省大量經費，遭到了江蘇省巡撫等地方官的指控，致使他挪用開浚黃浦經費“官營商報”的內幕被拆穿。至此，由他掌控的《輿論時事報》于1910年2月被上海商賈黃楚九等掌控的“茂記”接辦，重新成為商辦報紙?！遁浾摃r事報》于1910年9月，恢復原名《時事報》，直到1911年5月18日，宣布更名為《時事新報》，由黃溯初、張公權、張東蓀等接管，聘請前《中外日報》經理汪貽年主持報務，重新恢復了商辦報紙的身份。這時，《時事新報》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不僅在版面內容上及時刊登各地重要革命信息，還屢出新招，于當年6月25日起，又增出五彩印刷的星期畫報，刊登本國及世界重要時事，隨報附送；還于1911年10月17日創辦《時事新報》（午版），力圖在武昌起義后及時加快革命信息的傳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該報在汪貽年主持下，于1911年6月還創辦了《時事新報月刊》，每期五十六張，聲稱月刊宗旨為“研究政綱，征集政見，以引起政黨之言論之端倪，揭露重要問題與海內外有志者共討論其究竟”。其主要欄目有：諭旨、論說、征文發表、評論、緊要法令、緊要文牘、海外通函、專件、中國時事、外國時事等等。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各種政治勢力展開了激烈角逐，在新聞媒體中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在民國初年，《時事新報》仍然熱烈為新興革命政權鼓與呼，然而事隔不久，便被不同政治勢力所掌控，先后成為進步黨和研究系的機關報，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勢力唱起了反調?！稌r事新報》自身的新聞宣傳價值取向在清末民初中國新舊勢力激烈角逐中也隨之變換，在短短的五年中，經歷了商辦——官冒商辦——商辦——政黨辦，誠如馬光仁主編的《上海新聞史》所說：“這樣一條變化多端的道路，在上海乃至全國新聞史上都是罕見的，反映了在清末政局中各種政治勢力對報紙的爭奪，要維持報業在社會上的獨立性是不大可能的?！盵2]盡管如此，不可否定的是，辛亥革命爆發前后直到中華民國成立初期，《時事新報》對這場巨大革命的宣傳報道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時事新報社在辛亥革命中精心編纂出版的《革命文牘類編》，更是別具一格地起到了為辛亥革命鼓與呼的積極效應。

二、《革命文牘類編》的內容

《革命文牘類編》總計出版共十冊，前六冊刊登的系中華民國成立前的內容，后四冊為中華民國成立后的內容?？梢?，武昌起義爆發后不久，時事新報館便開始收集辛亥革命相關已發表的革命文牘陸續編印出版，以三十二開本的書面裝幀成冊，每冊六十頁左右，陸續正式出版。而且每冊問世后，還依據市場供需狀況和讀者需求，一印再印，前三冊至1912年元月已分別印刷了三次，第四冊于民國元年再版一次，第五冊于民國元年四月再版一次。從第六冊至第十冊，皆系中華民國成立后的內容，皆署明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初版?？梢娪绊懼?。

至于具體內容，在《革命文牘類編》第一冊的《例言》中作出如下規定：“一，本編所選以革命軍政府業經發表之文牘為主，故名《革命文牘類編》。一，本編分為檄告、布告、照會、示諭、函牘、祭告、章程及規則、電報，凡八類，各依類編列，不稍紊雜。一，廣東革命在辛亥三月，雖未及設立軍政府，其文牘已發表者，皆列于每類之前。一，湖北軍政府首先成立，故各文選錄較多。一，湖南軍政府相繼成立及已發表之文牘，亦一律選錄，列于湖北軍政府文牘之次。一，各省革命軍紛起響應以后，各處文牘尚當詳為搜輯，陸續編訂印行。一，文牘之無關重要者，酌量刪棄，閱者諒之?！盵3]每冊具體內容，正是按照上述八類規定收集整理刊發。

1911年10月10日晚9時，武昌新軍起義，揭開了辛亥革命的新篇章。11日推定黎元洪為都督，成立了武昌軍政府。由武昌起義的革命星火，迅速燃及大江南北，在新舊兩派的激烈對抗中，首義軍政府不斷發布檄文，號召各地響應起義，僅在《革命文牘類編》第一冊中，刊載的檄文達六篇，其中“檄天下文”四篇，“檄各督撫文”一篇，不僅號召各地民眾響應，更號召各省清朝督撫改旗易幟，走上革命排滿之路。第一冊中還刊發了湖南軍政府的“示諭”二篇，莊嚴宣告湖南已成立軍政府“特舉義師，光復祖國，對于內外軍民學商各界，極行保護主義，秋毫無犯，以昭大公?！盵4]

新興革命政權如何處理對外關系？第一冊中刊發了多篇“照會”，其中包括《軍政府照會漢口領事團》和《黎都督照會各國領事》，還附錄了《漢口領事布告中立文》，使革命政權在外交上獲得了主動。

為了吸引舉國上下對辛亥革命的關注，《革命文牘類編》還刊發了全國各地和廣大各界民眾對革命的響應。比如在第二冊中，刊發了上海軍政分府的多篇“檄文”“布告”和“示諭”，再三強調革命宗旨在于“光復祖國，拯救同胞，不得已而用兵”“務使中外僑民，安如磐石”。[5]就在第二冊中還刊發了《吳淑卿女士從軍書》和《上海尚俠女學代表辛素貞上陳都督書》二篇“函牘”，前者是十九歲的吳女士投書黎元洪都督請求參加革命軍的請愿書，后文則是申城女校代表辛女士請求陳其美都督成立“女民國軍”，接納該校女同胞參加革命軍，再三強調：“夫一國興亡，匹婦亦肩責任，同仇敵愾，吾儕咸具深情?！盵6]女同胞呼吁參加革命隊伍，又揭開了辛亥革命新的篇章，不論是否遂愿，但其破舊立新的意義，不可低估。

三、《革命文牘類編》中的“中山軼事”

令人矚目的是，《革命文牘類編》中還爆出了一則“中山軼事”：在《革命文牘類編》第一冊的“函牘類”中，刊布一篇《孫逸仙布告同胞書》，原文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為布告大漢同胞事，（前略）往年本總統以民族主義提倡我中華全部，遂至捐棄家人，沈淪異域，投艱蹈險，雖屢瀕于死，而大聲疾呼之氣不少衰，然當時之應而和者，只會黨一部分，余則猶酣睡沈醉而未醒。曾不幾時，民族主義之進步，日速一日，今則統中國皆國民矣。我鄂軍代表竟首舉義旗矣，我各省同胞竟同聲響附，殆無不認革命為現今必要之舉動矣。同胞同胞，何幸而文明若此也，此必我黃帝列圣在天之靈，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興漢之奇功，蓋可以決滿虜之必無噍類矣。雖然，大總統竊有不能已于言者，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不圖終，曷克有濟？倘行事或虎頭鼠尾，而存心復狼顧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魚肉，或萌退縮之志，坐失事機，則后禍之來，何堪設想？所以曩者欲圖大事，而往往功敗于垂成者，其遺誤大都如此也。今特布告我大漢同胞，共鑒前車，牢持來軫，再接再厲，全始全終，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諉，縱使百戰百勝而勿驕，即令小敗小傷而勿餒，凡我各省義軍代表同心協力，率眾前驅，效諸葛一生唯謹慎之行，呂端守大事不糊涂之旨，運籌宜決而密，用兵貴速而神，自能唾于燕云，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勛建立共和國，使異族帖耳俯首，此固本總統中心之所切切，而群策群力，實所望于同胞?！盵7]另外，在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初版的《革命文牘類編》第六冊的“布告類”的頭條，又刊發了《孫逸仙布告同胞書》，將上文重新刊發了一次，僅在末尾加了個“也”字。[8]這就給讀者提供了一則懸疑的問號。因為，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是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元月的事，辛亥革命爆發時，中山先生還遠在海外，1911年10月12日，他從美國報紙上欣然得悉武昌起義的消息，當日決定放棄在美國各埠繼續演說為革命籌款的計劃，轉赴英國進行外交活動。10月20日，中山先生自芝加哥行抵紐約，商定由黃興領導湖北革命軍對清作戰；黃興于10月28日自香港經上海抵武漢，出任革命軍總司令，領導漢口保衛戰。中山先生于當年11月2日離紐約赴英國，當月10日抵倫敦，與英國政府與財團交涉，希望他們切斷與清政府的聯系。隨后，中山先生自倫敦行抵巴黎，與法國政府和東方匯理銀行總裁晤談，希望他們支持中國革命。11月24日，中山先生由馬賽乘船回國，途經新加坡，并于12月21日路過香港，與廖仲愷、胡漢民等晤談。12月25日中山先生行抵上海，于次日在滬召開同盟會最高干部會議，被商定為大總統人選，具體商討組織臨時政府方案。12月29日，中山先生被南京十七省代表會議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在滬致電表示接受，準備赴南京就職。12月30日在滬召開同盟會本部臨時會議，他發表宣言，強調“吾黨之責任不卒之與民族主義，而卒之于民權、民生主義”，“必完全貫徹此三大主義而無遺”。[9]1912年元旦中山先生由滬轉寧，當晚十時，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顯而易見，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先生遠在大洋彼岸，不僅不在武漢，直至當年年底方才回國，那么，這篇以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逸仙名義刊發的正式文告，難道是出自中山先生的手筆嗎？據查，在現已出版的《孫中山全集》中并未見到此文的蹤影。其故安在？《革命文牘類編》刊載此文，當然不是他們杜撰的，不過是照搬當年報刊文稿而已。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此文的中心內容，又是同中山先生早年組建興中會和同盟會時闡發的革命排滿思想是一致的。經筆者仔細查考，終于從一位老友王耿雄先生編纂的《孫中山集外集》中找到了答案：辛亥革命在武昌起義打響后，湖北軍政府為了號召革命，借用孫中山名義發表的重要文告。當年十月下旬便在《中華民國公報》上全文套紅多次刊載，題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布告》。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布告

為布告大漢同胞事：昔我皇祖[黃]帝軒轅氏，奄有中土，建國萬區，必先南討蚩尤，北逐獯鬻，作弧矢以威四裔，用能保我子孫黎民。少昊、高陽繼之，以至唐、虞，亦先分北三苗，時乃黎民于變。若夫鬼方逆命，商則征之；玁狁南侵，周實逐之；匈奴、羌胡內寇，如秦如漢，討而滅之。由是以觀，可知夷狄大防，我歷代圣人之必嚴且厲者?！究偨y以民族主議[義]提倡我中華全部，遂至捐棄家人，沈淪異域，投艱蹈險，雖屢瀕于死，而大聲疾呼之氣不少衰。然當時之應而和者只會黨一部分，余則猶尚酣睡沈醉而未醒。曾不幾時，民族主義之進步日速一日，今則統中國皆國民矣；我鄂軍代表竟首舉義旗矣，我各省同胞竟同聲響附，殆無不認革命為現今必要之舉動矣。同胞！同胞！何幸而文明若此也。此必我黃帝列圣在天之靈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興漢之奇功，蓋可以決滿賊之必無噍類矣。雖然，本總統竊有不能已于言者。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不圖終，曷克有濟？倘行事或虎頭鼠尾，而存心復狼顧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魚肉；或萌退縮之志，坐失事機，則后禍之來，何堪設想？所以曩者欲圖大事，而往往功敗于垂成者，其遺誤大都如此也。今特布告我大漢同胞，共鑒前車，牢持來軫，再接再厲，全始全終，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諉，縱使百戰百勝而勿驕，即令小敗小傷而勿餒。凡我各省義軍代表，同心戮力，率眾前驅，效諸葛一生惟謹慎之行，守呂端大事不糊涂之旨，運籌宜決而密，用兵貴速而神，自能唾手燕云，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勛，建立共和國，使異族帖耳俯首。此固本總統中心之所切切，而群策群力，實所望于同胞。此吿。

皇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 月 日

由此可見，這份《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布告》，同《革命文牘類編》刊載的兩篇《孫逸仙布告同胞書》內容相同，后兩篇乃摘錄前篇的后半段內容而已。武昌起義時，革命軍政府因何以遠在海外的中山先生名義發表布告呢？這是因為，中山先生是辛亥革命真正的倡導者，革命黨人公認的最高領導人，用他的名義、借他的革命排滿思想撰寫布告，也在情理之中，對國內外更具號召力。對此，就連中山先生日后在其《建國方略》的“心理建設”中，在回顧當年武昌起義時，曾寫道：“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余舊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橥吾名，稱予革命而發難者?！盵10]由此可見，不僅革命黨人，連當年的駐漢外國領事們都認定是中山先生領導了武昌起義，故借用他的名義、利用他的思想發布布告，也就不難理解了。

值得關注的是，當年時事新報館編纂出版的《革命文牘類編》，不僅在當年起到了為辛亥革命鼓與呼的積極作用，更為我們后人了解與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然而，這份珍貴的歷史資料，若干年來，并未引起學術界的應有關注。筆者發現，中國史學會在1956年編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時，僅在書末的《參考書目》中的第一二四條中，列有“《革命文牘類編》，僅見一冊，時事新報館編，宣統二年印。內分檄文、布告、照會、示諭、函、牘、章程及規則等，以革命軍政府所發表者為主?！盵11]但僅是“參考書目”，而不在該資料的“征引書目”之列。這也許是當年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的編纂者，并未直接目睹《革命文牘類編》的全部，僅見到了十冊中的一冊，情有可原，不能苛求。然而，在數十年來研究辛亥革命的眾多論著中，筆者也未發現論文或征引《革命文牘類編》的文稿，也許是這十冊可貴資料難以尋覓的原因，可以理解。正是鑒于這個現狀，筆者不揣冒昧，以札記形式，拉拉雜雜地對當年時事新報館編纂出版的《革命文牘類編》略作介紹與剖析，以求學界對這份珍貴歷史資料的關注。

（此文在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黃嬿婉的具體幫助下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