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制度變遷與政治撕裂形成*
——對戰后以來兩種資本主義論爭的評述

■程亞文

［內容提要］二戰結束到20 世紀70 年代，美國、德國和日本雖然在資本主義的具體制度模式上存在著差別，但都具有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一些共同特征。80 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中，隨著經濟思潮的改變，股東資本主義相對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逐漸占有優勢，這在美國表現得更加明顯，德國、日本等國的經濟模式在全球化內化的壓力下也向美國趨同，但仍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各自以往的特點。最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的貧富差別顯著擴大，利益疏離現象凸顯，政治撕裂程度加劇，相比之下，德國、日本仍努力維護了內部不同群體間的利益相關性，較好地保障了經濟平等、社會和諧與政治秩序。以往的資本主義模式比較注重的是哪一種更有經濟效率，但從長遠的歷史比較來看，更值得關注的是誰更有利于維護經濟平等，塑造社會連帶感和促進政治認同。

在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中，很多國家出現了全球化內化現象，不同階層、地區間發生了明顯的利益疏離，導致國家內部政治撕裂程度加重和國際關系趨向緊張。①一個顯眼的變化是，在這一輪全球化的前半段，對全球化的擔憂和不滿，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然而近些年來，來自發達國家的不滿，卻顯得更加突出，“全球化擴大了世界分裂，而不是世界整合”②。曾被寄予厚望的全球化，為何造就了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不良后果？一個重要的變化是，20 世紀中下葉以來，工業化國家在經濟思潮及相關政策、制度上，又經歷了新的調整，其中一個方面，就是一些國家發生了由“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又譯“利害相關者資本主義”）向“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stockholder capitalism）的轉變，并影響到其他一些國家的抉擇。它對經濟政治的長遠影響，就是近些年來愈演愈烈的利益疏離和政治撕裂現象，股東資本主義的勃興，所改變的乃是國家經濟和政治的基礎與性質，包容性經濟和人民政治被寡頭化經濟和資本政治所取代。本文選擇美國、德國、日本這三個代表性國家，回顧戰后以來與此相關的觀念、政策和制度的變遷過程，尤其是關于企業和稅收的觀念與政策變化及其對政治的影響，以此展現達成政治穩定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基礎，資本與社會和政治該如何建立起適宜的關系。這三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往曾備受關注，并被認為具有不同的經濟模式，在對這些不同經濟模式的比較中，以往主要關注的問題是它們在經濟效率上的高下分別，③然而，在當代世界的政治衰敗現象愈演愈烈的情況下，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應是哪一種經濟模式更有利于增進社會和諧和避免政治撕裂。

一、經濟模式之爭與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

冷戰結束前后，隨著蘇聯逐漸陷入國家崩潰，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以及全球化的高歌猛進，戰后以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兩種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激烈角逐走向終結，但在西方國家內部，關于“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與“股東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爭論，曾在一段時間成為熱點。1996 年刊登在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英國和美國，公司只有一個凌駕于一切之上的目標，即股東收益最大化；而在日本和許多歐洲大陸國家卻相反，公司負有更廣泛的義務，追求股東利益和相關方面利益的平衡，顯然還要顧及更多利益，甚至包括有關的供貨方、購貨方（顧客）及更寬的范圍?！雹芪闹袑Ρ攘藨鸷笏氖陙砻绹?、德國、日本和英國在人均經濟增長率、失業率、投資、生產率和研發等方面的變化，盡管文章承認德國和日本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曾經表現得更有效率，但又認為在進入“最近十年”（即80 年代中期到90 年代中期）后，美英的股東資本主義模式已經展現出更強的活力，并且逼迫德國和日本向美英“趨同”，比如修改勞動法，利用全球資本市場等。文章所對應的現實場景，是20 世紀90 年代美國進入以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為主要特征的“新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相比之下，日本剛剛經歷房地產泡沫，陷入“失去的十年”，德國的失業率也在不斷攀升，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光環已黯淡了很多。此文相當程度上代表了當時人們在看待不同資本主義模式時的一種觀念調整，即由以往對德國、日本模式的艷羨，轉變為對美英模式的推崇，就連德國、日本這兩個國家的內部，也有很多人對自身的經濟成就及其體制開始產生懷疑，轉而主張要向股東資本主義學習。⑤在兩種資本主義激烈論辯之際，中國在90 年代也曾發生過類似論爭，包括崔之元與張維迎、周其仁圍繞公司法問題的意見交鋒，及與之相關的對“經濟學（家）要不要講道德？”問題的爭論。⑥

（一）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

什么是“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和“股東資本主義”？為什么它們會成為爭議性問題？實際上，這不過是戰后以來不同資本主義模式辯論的新劇情而已。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從經濟、政治兩種權力的關系及其對國家的影響程度的角度，提出四種主要資本主義類型：自由市場、社會市場、發展主義和政治化的經濟，并認為政治權力關系對資本主義仍具有一種普遍的限制，資本主義通常表現為民族資本主義，大部分經濟活動仍發生在民族國家內部，制度化的全球性權力賦予了資本家一定的集體意識，這種權力只有民族國家和民族認同才能與之抗衡，也就是說，“政治權力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經濟權力關系，反過來也是如此”。⑦曼所說的四種主要資本主義類型中，自由市場一般被認為體現的是股東資本主義，以美國、英國等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為代表，社會市場和發展主義被認為體現的是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前者以德國和其他中北歐國家為代表，后者以法國、日本及其他一些東亞國家為代表。英國歷史社會學者帕金（Harold Perkin）曾撰著探討了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和蘇聯的經濟模式差別，尤其對以美英為代表的股東資本主義與以德日為代表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做出了優劣比較。⑧吉爾平（Robert Gilpin）從經濟活動的基本目的，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企業結構和私人企業活動這三個方面，比較過美國、德國和日本的三種經濟模式即不同資本主義模式的差異，⑨它們實際上就是曼所說的四種資本主義類型中的前三種。弗里曼（R.E.Freeman）等聯合撰文概括了五種資本主義敘事，即勞工資本主義（labor capitalism）、政府資本主義（government capitalism）、投資者資本主義（investor capitalism，即股東資本主義）、管理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italism）和企業家資本主義（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并指出它們在競爭、商業道德、支配集團和自由民主等方面的四個問題，提出了以合作、責任、創造等六個原則構建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設想。⑩對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同經濟模式的比較，長期以來吸引了不同領域的學者，尤其是經濟學家們，“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CIA）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日本學者青木昌彥對美德日三國的經濟體制，亦曾做過深入比較。

區分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與股東資本主義的主要衡量標準是經濟活動與國家作為利益共同體的相關性。利益（或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本為公司治理的理論術語，1963 年美國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SRI）將其作為一個明確的理論概念提出，戰略管理專家瑞安曼（Eric Rhenman）和安索夫（Igor Ansoff）在1965 年將其發展成一個獨立的理論分支，提出理想的企業目標必須綜合平衡考慮企業諸多利害相關者之間互相沖突的索取權，利益相關者可以包括管理人員、工人、股東，也可包括供應商以及顧客。?80 年代以后，利益相關者理論進一步發展，弗里曼重新定義了利益相關者，將之拓展到公眾、社區、環境、媒體甚至政府等范圍；?布萊爾（M.M.Blair）將利益相關者構想為一種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公司治理理念，是對自由放任、損害公眾利益的股東資本主義的一種修正和限制；?米切爾（Ronald K.Mitchel）則對利益相關者進行了分類。?社會民主黨人還在90 年代將這一公司治理模式改造成社會政治概念，提出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既不同于傳統社會主義僅追求工人階級利益，也不支持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是強調利益相關者的包容共享。?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主張兼顧多方需求，因此，比較注重經濟活動中的道德因素，在2007 年歐美金融危機即將爆發之際，弗里曼與帕爾馬（Bidhan Parmar）、馬?。↘irsten Martin）共同指出，商業道德至關重要，經濟活動不考慮倫理是錯誤的。?

（二）不同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間的主要差異

對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重視所表明的是兩個事實：一是股東資本主義在20 世紀80 年代隨全球化而得勢，已使不少經濟學家和其他人士預感到了它對社會的利益相關性的破壞；二是在戰后相當長時間里，盡管為股東服務深刻影響了企業觀念，但各國所實際踐行的，其實更多的還是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在這方面，德國和日本更為典型和直接。

資本主義的“標準模式”是股東導向的自由競爭，耶魯大學教授漢斯曼（Henry Hansmann）和哈佛大學教授克拉克曼（Reinier Kraakman）合作撰文指出，美英兩國都認為治理模式的選擇攸關生死，因此，股東首位標準模式在它們的經濟活動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然而，在20 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一直存在著對“標準模式”的批評反思并出現了其他替代方案，包括美國的管理者導向模式（manager-oriented），德國的勞工導向模式（labor-oriented）和在法國與亞洲大多數國家中仍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導向模式（state-oriented），德國的勞工導向模式又被稱作“萊茵模式”（Rhineland Capitalism）或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日本的國家導向模式又被稱作發展型資本主義或“政府協調主義干預經濟”。不同的經濟模式在以往也有過競爭，在戰后相當長時間內，勞工導向模式和國家導向模式取得的成功更加令人矚目。然而，80 年代晚期以后，股東導向模式重新主導了潮流，同時，利益相關方模式也受到很多關注，漢斯曼和克拉克曼認為它不過是以往的勞工導向模式的變種。?關于戰后美德日三國經濟體制的比較已有很多，在此不再贅述，其主要差別見表1。

（三）不同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皆曾體現利益相關

在二戰結束到20 世紀70 年代后期這段時間內，全球化還未充分展開，投資還有很強的國界限制，三種經濟模式間雖然存在著差別，但無論德國、日本，還是美國，它們的經濟體系以及企業與整個國家和社會之間，總體來說都有著較強的利益相關性，只不過在程度與方式上有所分別。與美國相比，德國、日本的企業與社會和國家的利益相關更加直接，不僅為民眾創造就業機會，還吸納員工共同參與決策，制定公司長遠發展戰略，將相關多方的利益納入公司戰略決策計劃等。

20 世紀中下葉的美國經濟體系，常被人稱作“管理資本主義”，美國的企業與社會、國家的利益相關，部分是直接的，如資本家的投資為很多人創造了就業機會，盡管有貧富分化，但畢竟還是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共享；部分是間接的，如企業為國家上交大量稅收，為國家創建福利制度、推進福利措施提供了財政支持，這是約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推出“新邊疆”政策，林登·約翰遜（Lyndon B.Johnson）提出“偉大的社會”計劃的基礎所在。同時，國家還限制了企業為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而損害社會的經營行為，如反對壟斷，強制金融行業實行分業經營等。美國在戰后一度縮小了貧富差別，貧富分化雖然還一直存在，但那時產業資本主導了美國經濟，富人與窮人仍然構成了利益相關者。?特別重要的是，政治對資本形成了有效的規制能力，主要體現在貫徹國家意志，對富有者收稅很高，不允許資本勢力左右政治，比如為了營造公平的競爭氛圍和保證政治資源的公正分配，美國曾對政治捐款額度的上限作了規定，直到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最高法院于2014 年4 月2 日在“麥卡琴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中，判決限制選舉政治獻金的合計金額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自此個人政治獻金不再有上限。

表1：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美國、德國、日本的經濟模式比較

國家對資本的駕馭，是構建利益相關的重要保證。這在日本和德國更為明顯，即便在美國，經歷20 世紀30 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后，也曾一度建立起政治權力對資本運動的有效規制。1935年羅斯福（F.D.Roosevelt）推動通過的《瓦格納法案》《社會保障法》《財產稅法》，就是當時有效遏制資本主義野蠻生長的立法舉措。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貝利（A.A.Berle）觀察到，50 年代美國一些具有計劃性的工業制度，已遠遠擴展到向來被認為有自然壟斷性的企業范圍以外。貝利還注意到，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經濟不受政治干預的理念，已遭到一定程度的顛覆，在這場“資本主義革命”推動下，政府和私人的財產不可分地混合在一起，只要私人企業不能滿足社會的標準，可能就會失去國家對它的保護。與20 世紀下半葉后期所興起的“經濟學可以不講道德”論相反，貝利提出了公司需要有“良心”，而且它應該制度化，使得受公司權力控制的個人和集體能夠把它作為一個權利來使用。?也就是說，政治的標準是決定經濟的最后因素，公司的經濟活動需要與社會的總體需求相協調，這也是戰后“內嵌式自由主義”的由來。

二、轉向股東資本主義：觀念、政策與制度

20 世紀中下葉的大部分時間里，“利益相關”是不同模式的資本主義所共同奉守的圭臬，不過，與歐陸國家不斷強化經濟平等不同，進入60年代后，貧富分化在美國重新拉大，但當時產業轉移還沒有大量發生，總體來說仍維持了國家內部的利益相關性。然而，80 年代后，隨著全球化大潮徐徐展開，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觀念雖然仍受到很多關注，但從實踐層面來看，這一時期恰恰也是“股東至上”在觀念、政策和制度等多個方面漸占上風，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不斷失勢的時期，以往資本受到政治駕馭的局面被再次改寫，資本政治化和政治資本化現象出現，而在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占有優勢地位的時期，國家對市場是有很強協調和干預能力的，政治對資本形成了有效的節制。

（一）觀念轉向

在推動經濟意識形態向股東至上主義的轉變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扮演了重要角色。1962 年，弗里德曼出版《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書，其思想格調與貝利完全相反，強調的是經濟自由對政治自由的重要性，認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弊多利少，政府的職能范圍應受到限制，且盡可能地通過市場和價格制度來加以調節。弗里德曼反對關于企業需要承擔超過自己的股東和會員利益之上的社會責任的看法，宣稱，“公司是擁有它的股東的一個工具”，“企業僅具有一種而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和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之內，利用它的資源和從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潤的活動”。?弗里德曼后來曾被聘為里根（Ronald W.Reagan）政府的經濟顧問，由他和另一些知名經濟學家組成的“芝加哥學派”，信奉市場力量的自我調節能力，主張不應該限制大公司的擴張，這些觀念在全世界都產生了廣泛影響。

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擔任總統期間，美國國會還出臺過加強對企業監管的法案，然而，美國工商利益集團的經濟意識形態在此期間也開始逆轉戰后以來對利益相關主義的強調，將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學派的經濟自由理論推廣到更大的社會層面。美國商業組織“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自1972 年成立以來就不懈地推動解除企業管制的立法，1997 年起該組織發布的每份聲明文件都贊同“股東至上”的原則，凸顯公司的首要任務就是讓股東受益，實現利潤最大化?？死寺蜐h斯曼在2001 年宣稱，以往關于管理資本主義與勞方導向資本主義、國家導向資本主義，以及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與股東資本主義間的爭論，已以股東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出而“終結”，全球的公司治理和資本主義模式正在向股東導向模式趨同。?這些觀念也反映在了當政者的思維中，突出的表現就是80 年代“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的出籠。里根政府的司法部甚至將芝加哥學派的一些信條寫入法規，比如在反壟斷政策上，對大企業的并購和壟斷市場行為采取了寬松方針。

到20 世紀90 年代，利潤的提高和股價的上揚取代了以往的財富共享理念，成為檢驗企業是否成功的新試金石。這些新的企業觀念和經濟思想一起匯成了廣為人知的經濟“新自由主義”思潮，它成為最近幾十年來影響世界很多國家的決策和制度的關鍵性經濟意識形態。

（二）政策和制度變更

進入20 世紀80 年代后，上述思潮已鮮明反映在美英等國的經濟政策和制度的調整上，其總體取向是親近資本和減少國家干預。無論是美國的里根政府（1981 年—1989 年）還是英國的撒切爾政府（1979 年—1990 年），都曾不遺余力壓制工會的議價能力，全面壓縮各項社會福利開支，同時大力推進私有化措施，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所得稅率，減少對企業和資本流動的管制。

在這些調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融自由化政策。自20 世紀60 年代末開始，金融自由化進程已在美國啟動。1973 年，麥金農（R.J.Mckinnon）和愛德華·肖（E.S.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為金融自由化奠定了理論基礎。?1970 年，尼克松政府批準成立“金融機構和金融管制總統委 員 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提出了使金融機構具有靈活性，金融業務自由化和打破商業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業務分工的一系列建議。1973 年，尼克松政府又向國會提交了一份《關于金融制度改革的咨文》。?在金融創新產品的沖擊和金融利益集團的游說下，美國政府、國會和金融管理當局自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后期開始，對金融法律法規進行了各種修改，使得美國金融公司突破了以往的分業經營限制，轉向了高度自由化的混業經營，其政策變化見表2。

其次，在公司政策和制度上，逐步放松對企業的管制。政治權力向親商政策轉移，并非始于20 世紀80 年代初的里根和共和黨人，正如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 Schiller）研究指出，早在尼克松政府時期，為克服當年美國因發動越南戰爭而帶來的危機，就曾給計算機、軟件等信息科技行業予以大量政策優待，政府的角色受到嚴格限制，企業幾乎不承擔任何社會福利責任，以工程師為主要勞動力的科技企業規避了傳統工會文化的影響。這促使了70 年代以來美國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但也醞釀了硅谷科技企業、傳媒業、金融業等領域的職業知識階層與傳統工人階級之間的文化隔閡和政治疏離。?在70 年代末的卡

特總統任期內，由民主黨人掌握的國會已改變以往對資本的警惕態度，在工商界利益集團的游說下，否決了由卡特提出的建立消費者權益保障機構議程，并阻撓勞工法改革提案的投票，通過了關于取消貨運、鐵路、電信和航空等具有自然壟斷特征行業的管制的法案，以及有利于公司高管的新破產法和養老金法案、稅法法案。1978 年，由第95 屆美國國會通過的破產法，不僅允許破產公司的管理層保留原職，還讓他們完全控制整個破產重組過程，這改變了過去四十多年來的傳統，在此之前，破產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必須辭職，公司高管會被來自外部的破產托管人取代。?里根政府時期對企業的“松綁”，在金融政策和制度上體現得特別明顯。到90 年代克林頓政府時期，信息資本主義獲得了更加迅猛的發展，且進一步放松了對金融部門的管制。它們共同推動了美國歷史上相比以往更大的企業合并浪潮，資本的集中化給予技術和金融領域巨大的推動力，使之產生了更大的壟斷性經濟權力。?在政治不斷為資本的擴張清除路障的同時，企業主導國家政策的做法甚至獲得了政治支持，2010年1 月美國最高法院部分推翻了2002 年限制競選捐款金額的競選融資改革法，聲稱該法律違反了公司參與政治問題公開討論的自由演說權，“除民權運動時期之外，最高法院都特別地保守，并且偏向資本家”。?再次，在稅收政策上對資本讓利。與戰后相當長時間內，企業和富裕人群曾負擔高昂的稅率顯著不同，70 年代后期以來，該稅率顯著降低。1978 年，美國國會阻止了卡特提出的堵塞富人繳稅漏洞和逃稅的法案，通過了新的綜合稅法法案，不僅沒有實現增稅，反而推出了減稅措施，包括對投資者的最高資本利得稅由49%大幅度削減到28%，企業繳稅的最高稅率由48%降為46%。綜合稅法中還塞入了一個小字印刷——“401（K）條款”的法規子規，改革了向普遍雇員們提供終身養老金的大部分舊企業制度，把總額原本達數千億美元的養老金支出的重擔轉移到雇員身上，這有利于增加公司利潤和首席執行官（CEO）的獎金，卻使大多數中產階層必須自己承擔養老金的支付。在此之前的美國終身養老金保障體系中，公司需要保證每月簽發一張養老金支票給退休職工，直到他們離世。在新的401（K）條款下，公司不再提供每月按時簽發的養老金支票了。?里根當政期間，資本所得稅、遺產稅以及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都被削減，七年內，最高所得稅率從70%下降到28%。?巴特爾斯（Larry M.Bartels）分析了當代美國經濟不平等現象加劇的成因，并詳細論證了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時期在2001 年和2003 年的兩次減稅，“大幅減少了美國富人的聯邦稅負”，“減稅的大部分好處都流向了前5%的納稅人”。?當前美國對富人征收的稅率在35%以下，這與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92%）、肯尼迪政府時期（77%）形成了強烈對比。?

表2：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美國的金融政策法規調整

（三）企業形態的改變

上述政策與制度變遷，推動的是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逐漸淡出，和股東資本主義的不斷強化。盡管20 世紀80 年代，美國有不少州通過了強調利益相關的公司法，但國家總體的政策與制度調整是有利于股東資本主義的，實際的進程也是股東資本主義勝出。這個進程又與全球化的進程相一致，在此過程中，企業發生了由“社會存在”向“孤立存在”的變遷，重大變化包括：其一，由先前內嵌于社會性網絡，為眾多利益相關者服務，轉為外在于社會，主要為股東服務，由先前兼顧利潤與社會效益，轉而追求利潤至上；其二，企業在全球投資和組織生產，實現跨國經營，對某個相對確定的“母國”的依賴不復存在，其利潤存放也越出了“母國”的范疇，金融資本的跨境流動尤其如此；其三，在與政府的博弈中，企業利用各國都想獲得更多投資的發展主義導向，誘逼各國政府對企業讓利，從而獲得了相當大的稅收主動權，這在美英等國同樣如此，甚至更甚。在股東資本主義贏得主動的情況下，企業以往為國家負擔的兩個主要責任——為盡可能多的民眾提供工作機會，創造稅收為國家給民眾提供福利創造條件——因此流失。這也是企業與一國民眾的利益相關性逐漸弱化的過程，并且是在企業有國籍的情況下發生的。今天，很多跨國企業去國籍化，利用離岸公司和避稅天堂逃脫交稅義務的行為屢見不鮮。

三、“第三條道路”：“趨同”中的堅持

進入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股東資本主義所向披靡，漢斯曼和克拉克曼在21 世紀來臨之際宣告，股東導向模式戰勝其他主要競爭模式已成定論，公司管理者惟一能做的事，就是為股東（包括非控制股東）的經濟利益行事，遍觀發達國家，盡管各國在公司治理制度、股權、資本市場與商業文化上仍有差異，但有關公司形式的基本法律已高度一致，未來將進一步趨同。?誠如這兩位作者所說，80 年代世界各國還曾驚羨日本和德國的經濟成就，認為日德公司的優異表現，是采用了異于股東導向模式的更為優越的治理結構的結果，然而，進入90 年代以后，美國強勁的經濟表現與德國、日本和法國的略遜一籌又形成新的對比，股東導向模式也因此勝出。英國和法國在趨同上表現得更為明顯。撒切爾政府時期，英國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先后將包括英國石油公司、電訊公司、航空公司等在內的27 家主要國有企業全部或部分私有化；壓縮社會福利開支，包括減少住房補貼，提高養老金提取年齡限制，削減教育經費等；出臺就業法、工會法、工資法等法案，打壓工會力量，解除或減輕企業責任。法國的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政府也在80 年代放棄了戴高樂主義，轉而采取了類似美英兩國的措施，而在此之前，戴高樂主義指導下的法國，戰后曾長期推行“五年規劃”制度，嚴格規范金融市場，扶持戰略產業，保護農業及某些非競爭性的產業，這些政策曾幫助法國在較長時間里實現了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同時又為全民福利的普及提供了良好保障。?

21 世紀前后的一段時間內，利益相關者模式在倡導它的人那里也遭受了不少懷疑。曾任法國保險公司總裁的經濟學家阿爾貝爾（Michel Albert）是“萊茵模式”概念的提出者，他在90 年代初曾對德國等萊茵河流域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極為稱頌，認為它一方面在經濟上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在社會領域方面也更加平衡。然而，他又悲觀地預計，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不顧環境成本、社會公平的“壞”的資本主義，未來有可能壓倒德國、日本的“好”的資本主義，原因在于，對世界市場的爭奪，在沒有社會福利、工會或污染控制的國家使用廉價勞動力，以及害怕被沒有追求長期生存和利潤興趣的資本蛀蟲接管等種種因素都誘使身在各地的公司經營者傾向于減少因關注利益相關而帶來的高社會成本。90 年代后期美國經濟相對良好的表現，讓阿爾貝爾一度擔憂起“萊茵模式”的未來，他從另一個方向提出了漢斯曼和克拉克曼同樣的問題：21 世紀的資本主義是否都將趨同于新美國模式（neo-American capitalism）？?

德國在70 年代曾經歷小規模的經濟危機，80年代以后全球化時代來臨及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給德國帶來了很大的國際競爭壓力。1982年，在施密特（Helmut Schmidt）擔任總理期間，時任財政部長的施泰因（Peer Steinbrück）提出了對德國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1990 議程》，在十點內容中，多個方面已有向股東資本主義靠攏的跡象。德國在此期間的社會思潮也發生了有利于股東資本主義的變化，一些新保守派人士和市場主義思想家認為德國“萊茵模式”創新能力不足，主張仿照美國模式用新的生產體制與游戲規則來取代舊的體制和規則，呼吁以資本市場和跨國公司全球網絡的統治為基礎的“市場國家”來取代德國傳統的“社會國家”，重點又在于解除市場管制，推進私有化，降低稅負和縮減國家轉移支付。在1982 年—1998 年科爾（Helmut Kohl）擔任總理期間，德國效仿美國的“里根經濟學”、英國的“撒切爾主義”和1983 年法國密特朗政府實施的“緊縮政策”，減少政府管制，加強經濟自由，推進私有化。聯邦政府退出了在一些企業參股，推動一些非上市公司實行改組上市，對小規模企業和不動產則采取直接拍賣和出賣的措施。?繼科爾擔任總理的施羅德（Gerhard Schr?der）在2003年推出《2010 議程》，改革德國的福利制度和勞動市場政策，主要措施包括鼓勵就業的勞動政策，簡化解雇保護協定，改進工資協議法，企業盡可能為員工提供培訓機會以及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這些舉措相當程度上是對施泰因《1990 議程》的繼承和應用，又被施羅德政府之后的默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政府所延續。

同期的日本在經濟思潮上發生了類似于德國的變化，與之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曾深刻影響日本經濟意識形態和經濟政策有所不同，經歷房地產泡沫后的日本經濟學界在20 世紀90 年代所流行的一種理論，是經濟與法制系統的國際競爭將導致某種全球趨同（global convergence），最大可能是朝向基于美國經驗的“國際化”或“標準模式”。日本學者在關于“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討論中，反復探究的是這樣一個問題：日本的“政府協調主義干預經濟”是否真的能夠成功轉型為“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政策和制度選擇上，日本政府90 年代提出要構建“自由、公平與國際化”的金融市場，1996 年推進金融監管大改革，將日本金融監管方式由行政指導模式（administrative guidance）轉變為主要依靠法律及相應司法解釋（legal rul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的法治模式，以往以銀行為中心的、高度管制的金融市場調整為以市場為中心的、更加透明的金融體系。?在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期間（2001 年—2006 年），日本曾推進過郵政民營化改革，意圖將國有的郵政公社股份化、私有化，這一改革后來擱淺。日本公司的治理結構在此期間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紛紛縮小董事會規模，包括削減非執行董事的人數。這種變化先是在美國發生，后被日本和歐洲國家效仿，其主要表現包括在董事會中任命大量獨立董事，減少董事會成員數目，設立諸如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等外部人士居多的掌握實權的董事會委員會，強化董事會成員與機構股東間的聯絡，將管理者薪酬與股票價值密切關聯。

總體來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隨著私有化在全球的高歌猛進，很多國家的公司私有性質越來越強化，社會性質越來越淡化。不過，德國、日本向美國“標準模式”的靠攏，仍然是有保留的。吉爾平曾比較過美國、日本、德國在經濟體系包括企業治理結構上的不同，他認為90 年代各國經濟趨同程度提高，但即使如此，到了21 世紀初，各國經濟的基本差異仍不可小覷，美國、英國和其他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經濟較為相似，德國經濟和歐洲大陸的公司型國家具有許多共同點，日本和一些亞太地區國家的“發展型資本主義”與美國和德國都有所不同。他發現，在美國企業強調利潤和保護股東利益的同時，日本企業仍沒有放棄考慮對參與者（包括雇員和分包商）承擔責任。?70 年代末以來，美國對養老金制度進行了改革，傳統的以養老金固定收益計劃為主的退休金保障方式式微，401（K）條款以及養老金固定繳款計劃日漸普及，雇主不再對雇員養老金的投資盈虧負責，轉而由雇員自行承擔。日本在2001 年后也逐步引入養老金固定繳款計劃，但大多數企業雇主仍為其雇員管理和投資養老金，并未出現由雇員個人對養老金投資盈虧負責的責任轉移現象。日本的企業與雇員之間仍保持了很高的利益相關，這較好地保障了日本人退休后的生活。

德國同樣如此，它的經濟體系中密布著各式各樣的制度網絡，市場主體主要受到自行規定的行為準則的約束，這與美國大為不同。社團主義市場經濟傳統上注重共同利益，并不相信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著名的關于惡行產生公利的“蜜蜂的寓言”?，德國《基本法》規定：“財產權負有責任，對財產的使用應當同時有利于公眾利益”。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財產權的“責任”如何實現？德國司法的解釋是市場的既定規則要以社團主義經濟體制的現實為導向，它包括了依據個人能力征稅的原則和共同決策機制。?如何征稅和企業決策奉行什么樣的價值導向，是決定資本運動是否承擔了社會責任的主要體現，股東至上資本主義在全球化進程中造就的利益疏離，關鍵成因就在于跨國公司紛紛選擇了逼迫政府減稅和避稅、逃稅的策略，以及公司運營者做出了單純從股東利益考慮，著眼短期利潤的決策，而將企業雇員的福利保障、技能培訓等統統推給社會。德國的《2010 議程》在部分層面弱化企業對雇員的責任的同時，又在另一些方面加強了企業對雇員的責任，比如要求企業對每一個尋求培訓崗位并具有培訓能力的人提供培訓機會，如果企業未能履行承諾，將追索企業的培訓費；在改進工資協議方面，仍設置了不觸及職工參與權，不取消行業工資待遇普遍適用協議的前提，這些都鮮明體現了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特征。?

德國、日本在向股東資本主義的“標準模式”趨同的過程中，還努力維護以往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一些傳統，比如與美國的金融業與制造業逐漸分離成兩種互不相關的產業業態不同，德日兩國大銀行的主要職責仍是向制造業投資，金融業與制造業的緊密聯系使得銀行的投機行為較美國要少得多；在德日兩國以及北歐國家，企業所有權相對集中，股權不像美國那樣分散而是大宗持有，銀行融資占有重要地位，這使得股票市場的重要性也遠遠不如美國，企業投資仍更加重視長遠利益而非短期股價和股票期權。這種權衡與選擇，在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德國總理施羅德眼中，乃是“第三條道路”。這種主張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98 年出版的《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一書中有較好的反映，該書對純粹的自由市場和高福利社會建設都表達出了不信任，力主社會公正和解放性政策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追求，但這要以社會的廣泛參與和重建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為前提，“不承擔責任就沒有權利”的原則適用于任何一個人。?90 年代后期到21 世紀初，包括德國、英國在內的不少歐洲國家，都曾一度在“第三條道路”的指引下，糾正在此之前過于激進的私有化、自由化政策，致力于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

四、比較與反思

到底是股東資本主義優于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還是相反？今天對這兩種資本主義模式進行比較時，已處于與20 世紀90 年代極為不同的時空場景和時代氛圍。三十多年前，世界正在經歷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美國和歐洲都沉浸在“資本主義陣營戰勝社會主義陣營”的喜悅中，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全世界都認為美國和歐洲的現在就是其他國家的未來，這一點似乎不言而喻。然而，進入21 世紀后，先是2008 年的歐美金融危機，接著是近年來美國和歐洲不斷加劇的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美國和歐洲越來越以“問題”而非“答案”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此可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歷史的終結”所表達的樂觀主義，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暗含的不確定感，時代特征上的這種巨大轉變，也提醒人們在看待資本主義不同模式的觀念爭執與實踐作為時，需要從更長遠的時間維度來對它們進行比較，所比較的內容不能僅僅局限于誰更有效率，還要看它們在保障經濟平等、促進社會和諧和維護政治秩序上的差別。

（一）經濟效率之比較

這是首先要關注的方面，不同資本主義類型的爭論，以往的焦點話題正是誰的效率更高。1996 年刊登在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的《利益相關者的資本主義》一文，對二戰結束到90 年代中期幾個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效率做出了比較：戰后到80 年代，奉行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長率都高于美國和英國，直至80 年代后期，美英兩國的經濟增長率逐漸趕上甚至超過德日。?80 年代末至21 世紀初，股東資本主義曾志得意滿，似乎給資本主義模式孰優孰劣的內部之爭劃上了句號，然而，2008 年金融危機以后一段時間，美英兩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減緩，相反，德國經濟表現向好，經濟增長率在2010年達到4.18%，大大高于美國的2.56%和英國的1.95%。1970 年—2020 年的五十年間，德國的經濟效率總體不輸美國，展現了注重利益相關的社會市場經濟的活力，日本在20 世紀下半葉曾長期表現優好，但最近三十年持續低迷，對此的一種解釋是，德國在經濟體制上既吸收了美國的一些優點，又避開了其不足，“德國經濟有一些特征與美國的政治經濟體系很相似，有一些則與日本的政治經濟體系很相似，但是在其余方面與美國和日本卻很不相同”?。曼也指出，1960 年—1980年，歐洲的社會市場經濟的表現勝于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1980 年—2000 年，兩者并不存在明顯的差異。?股東資本主義90 年代后的一段時間內曾表現出更高的效率，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09 年3 月6 日的報告中指出，2007 年—2008 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乃是緣于不完善的金融體系規制和市場約束的失敗，?這也可以說是股東資本主義的一次挫敗。

美國今天在經濟上仍表現出較高的效率，近些年來新的技術、新的業態，大都是在美國出現的，承載這些新技術和業態的大公司，也是產生于美國。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成功適應了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德國公司的效率并不低于美國，其大公司的成長雖沒有美國耀眼，但一大批精耕于某些前沿性技術，精準對向某些特定需求的中小型公司，卻牢牢地占據了自己的市場份額。經歷20 世紀70 年代的經濟危機后，德國曾出現大規模失業現象，以往應對失業的方式統統失靈，許多人因此認為，這種現象是德國社團主義經濟體制在全球競爭壓力下，靈活性不足、成本過高的結果，“勞動力與福利國家的過高成本勢必導致市場競爭力的喪失”，然而，在經歷2008 年的歐美金融危機后，德國經濟相對優好的表現，又使人們得出相反結論：“恰恰是這種為后工業時代量身定做的生產模式使超過三分之二的德國企業賺取了豐厚的利潤”。?相比之下，日本的發展型資本主義（會社主義）在適應經濟全球化上相對表現不佳，特別是90 年代房地產泡沫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以來，以政府規制及政府、官僚和財團“鐵三角”的庇護為特征的日本模式，被視為不能適應國際競爭的虛弱封閉的“溫室”體制，“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長期關系使得事后變更規則的可能性提高，結果阻礙企業事前開展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在美德日三個國家中，美國和日本各走了兩端，即美國是市場放任型，日本是政府主導型，德國則處于中間狀態——政府與市場共同治理，在二戰結束以來的七十多年里，德國維持良好經濟效率的時間是最長的。

表3：五國經濟增長率對比（1970年—2020年）（%）

還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德日等國在20 世紀90 年代后向美國“標準模式”的趨同，是否達成了更高的經濟效率？答案已體現在最近三十年來表3 所示的五個國家長期經濟增長率變化上。1996 年日本仿效美國開展金融大監管改革，構想通過金融自由化及配套的金融體制轉型，培育更有效率的資本市場，引領經濟復蘇和創新經濟增長方式，然而，結果不盡如人意，日本經濟低迷的狀況并無根本好轉。?英法兩國在向美國趨同后，經濟狀況在80 年代后期一度有所改善，但進入90 年代后又陷入重重困難，在做出“第三條道路”的回調后，經濟表現在90 年代后期到21 世紀初有所好轉，但不久就遭遇2008 年的金融危機，在重新經歷凱恩斯主義的經濟調節后，最近幾年來經濟狀況有所好轉。相比之下，德國保持經濟景氣的時間最長，更多反映了“萊茵模式”的長期有效而非股東資本主義之功。

（二）經濟平等之比較

一種經濟模式是優是劣，不僅要看其經濟效率，還需要看它在增進公共福利上是有利還是不利，生產性環節和分配性環節共同構成了對經濟制度優劣的評價準則。19 世紀中期到20 世紀前期的經濟全球化，從當時不少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來看，大大高于以往，但所造成的經濟不平等，也大大高于以往，“鍍金時代”的說法，正是對當時現實的反映，它給世界曾經帶來的災難，已經眾所周知。經濟高速增長而經濟不平等加劇的原因在于：社會財富的增加并不會自動助益于公共福利的普及，在沒有強有力的利益協調和分配機制的情況下，財富增殖只會形成“馬太效應”，富者更富而貧者更貧，或說，相對貧困的程度被進一步拉大。二戰期間及戰后相當長時間內，是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受到更多歡迎，各國普遍對經濟平等更為關注的時代，50 年代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在經濟平等上做得更加出色，但到了60 年代后期，北歐國家后來者居上趕超了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歐陸國家也在80 年代超過它們。從70年代起，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不平等擴大得最明顯，尤其是美國。?美國經濟學者伯杰（Peter L.Berger）在蘇聯解體前夕說：“如果有人想改善大量窮人的生活，運氣最好的賭注仍然是資本主義，培植經濟增長的政策較之專注于再分配的政策，更有可能使收入差距趨于平等?！?這可能是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事實，甚至在七八十年代仍基本如此，然而，卻明顯不是資本主義在21 世紀的現實。進入21 世紀以來，股東資本主義的興起加劇了經濟不平等，而對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堅持盡可能抑制了經濟不平等的擴大，盡管德國、日本的經濟不平等程度，相對自身來說也有所加大。

（三）社會連帶感與政治秩序之比較

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在引發經濟不平等，產生利益疏離和制造政治撕裂上的差別也是明顯的。近幾年，因政治紛爭激烈而引發關注最多的兩個發達國家美國和英國，都是奉行股東資本主義的典型國家，筆者曾分析了美國社會由利益相關到利益疏離的演變及對政治認同的破壞作用，經濟平等的惡化已顯著傳導為政治場域的對立，（51）這不僅表現在2016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在2018 年、2022 年的美國中期選舉和2020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也是一覽無余。相比之下，仍相當多保持了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特點的德國和日本，盡管社會問題也比以往有所增多，但并沒有演化為激烈的內部政治紛爭，其成因雖然并不完全在于經濟因素，但經濟因素所占的份量無疑重要。德日兩國政治撕裂程度不如美英兩國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其政治領導人或執政黨能夠長期獲得選民支持，德國總理默克爾自2005 年當選執政，成功連任四屆，直到2021 年退休，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2012 年第二次擔任首相后，一直連任到2020 年，成為日本戰后任期最長的首相。在民主選舉制度下，政治領導人和執政黨長期在朝，反映這兩個國家的政治紛爭相對較小，政治秩序穩定性相對較高。

值得注意的是，從經濟因素考慮，美國、英國這些年來政治上的混亂現象增多，并不僅僅來源于經濟不平等，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全球化進程中這兩個國家內部不同群體、地區的利益關聯度發生了重要變化，這也直接影響到社會連帶感的強弱，進而影響到政治認同。注重短期利潤的股東資本主義，在全球化的空間條件下，更容易改變一國企業與該國其他企業、機構和公民的利益相關性，進而使一國內部的不同群體、地區間發生利益疏離并演變為政治撕裂，這在美國表現得極為明顯，英國的脫歐公投和蘇格蘭獨立公投也是如此。與之相對，由于資本市場遠沒有美國和英國發達，銀行在企業融資中仍據有關鍵位置，德國、日本的企業一直注重長期利益和生產性秩序，與本國銀行、企業和機構間的業務關聯始終十分緊密，對雇員的福利保障和技能培訓也仍然予以足夠重視，由此抑制了不同群體、地區間的利益疏離。德日以銀行為關鍵中介的交叉持股和關聯公司經營結構，不太容易被外國公司控制和并購，這種制度設計可謂是全球化內化的“防彈衣”，是在建構政治共同體的內部利益粘連的同時，又防止這種利益相關性被外力所破壞。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前提條件之一是利益共同體，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也許在有些時候不如股東資本主義有效率，但在維護國家內部的利益相關和社會連帶感上，明顯比后者有著效能優勢?；诖?，是否有利于塑造國家內部不同群體、地區間的利益關聯，也應是衡量經濟模式優劣的重要方面。

（四）資本與政治關系的轉變

不同的資本主義類型在維護社會連帶感和政治秩序上的差別，又與它們對資本與政治關系的塑造上的差別直接關聯。美國和英國以“自由市場”為導向的股東資本主義，更容易突破主權國家對資本的限制，使國家為資本所役，進而瓦解國家作為利益共同體的經濟結構，其表現在多個方面，比如產業向外轉移，從而減少制造業的就業人口；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分立，從而抑制制造業的發展；跨國公司誘逼國家對其減稅或者選擇逃稅，從而動搖國家的財政基礎。這種類型的資本主義還充分利用國家對外拓展經濟利益與政治影響的需求，依靠國家力量打破國家間的壁壘，構造有利于全球資本流動的國際環境。在經濟全球化尚未形成或其早期，由于全球市場的不足，國家與資本聯手開拓海外市場，對國家是有利的，因為投資主要在原料和初級產品，而外部世界主要是原料來源地和市場，終端產品還是在國內，因此，有利于促進本國就業、財富積累和利益共同體生成。在全球性的生產、貿易和投資市場形成后，海外不再僅僅是原料供給地和市場，而是演變成生產地、研發地和短期利潤的投機場所，資本對某個相對固定的具體國家的需求大大減弱，由此開始增強對國家的博弈能力，國家在其內部進行利益調節，抹平不同階層所得差距的能力因此受到沖擊。

在經濟全球化語境下，維持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和政治對資本的節制，是十分困難的。曼認為，直到今日，政治權力對資本主義仍有著普遍的限制，“因為它們繼續將資本主義分割為民族資本主義”，“民族利益的觀念和私有資本家利益一起主導著全球經濟；而且在現代社會里，兩種利益之間存在著張力。雖然資本主義的多樣性是有限的，但是受民族限制的資本主義的數量卻很大”，并指出，很多大的跨國企業擁有雙重身份——國家身份與國際身份，“資本主義是世界經濟的事實賦予了它常規化、制度化的全球性權力”，“對于資本主義的這種權力，只有民族國家和民族認同才能與之抗衡”。（52）然而，20 世紀80年代以來包括德國、日本在內的很多國家向美國經濟模式趨同現象的發生，也說明在全球化條件下，堅持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和規制資本會遇到很大挑戰。如何既利用好全球化在經濟上的好處，又盡可能抵制其對民族國家作為利益共同體的解構性，很難做出兩全其美的選擇。德國、日本仍在相當程度上維持了國家內部的利益相關性，所以國內社會撕裂相對較小，政治紛爭不那么激烈，從中需要做出的反思，是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的選擇，不應以效率壓倒公平，以及國家的經濟政策和制度選擇，應駕馭經濟全球化而不是遷就經濟全球化，以免產生利益疏離，造成政治上的負作用。當然，美德日三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維護利益相關的差異，也在于不同的政治體系在抵御資本對政治的侵蝕的能力上“先天”就有分別，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資本與政治關系的演進方向與程度。吉爾平指出，美國聯邦政府管理經濟的權力分屬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各州也分享了這一權力，這“大大限制了美國政府實施連續有效的全國經濟戰略的能力”，也使私營部門并不十分在意政府的政治意愿，這與大藏省獨家管理日本金融體系迥然不同，同樣的這種職責，在美國是由財政部、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其他幾個獨立有效的聯邦機構分擔，它們還受到立法和司法部門的制約。（53）青木昌彥也認為，美日兩國在政府形態上有別，前者是規則依存型政府，民間對政府有相對較大的談判力，日本是關系依存型政府，協調部門、職能部門與民間企事業團體間的相互關聯，使得職能部門不能無視公益，企業也需要尊重職能部門的意志而對自己的行動做出自我約束。（54）與美國偏向依從習慣法，日本主要倚靠行政管理有別，德國的成文法體系高度發達，在憲法上就對企業行為和經濟活動的社會性做出了規范，這使得德國的資本意志難以僭越政治意志。

五、結語

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與股東資本主義在20世紀90 年代的爭論主題，是這兩種資本主義哪一種更有效率。轉至今日，更需要比較的是兩種資本主義誰更有利于維護經濟平等和促進政治和諧。相比經濟效率的降低，陷入政治紛爭對國家的挑戰更大，良好的政治秩序仍可為提升經濟效率創造條件，一旦政治失序，國家可能面臨大范圍的混亂。股東資本主義也許比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更有效率，但當這種效率的受益者是少數群體時，其效率越高，對經濟平等和政治和諧的損害也越大。這已反映在美國的財富總量近些年來仍在明顯增長，但其階層分化和政治撕裂卻日益嚴重上。

在經歷最近十余年來的金融危機、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后，經濟思潮又在向戰后一段時間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回調，去道德化的經濟思考重新受到質疑，相反，越來越多的人重新強調起經濟活動不能僅僅關注效率，也要關注其社會與政治后果。當前美國拜登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有回歸羅斯福新政和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一些跡象，突出表現在加強對大公司的規制，比如加大力度對四家巨型數字互聯網公司開展反壟斷調查，發出國際倡議設置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日本現任首相岸田文雄在2021 年當選后，提出將推行增長和分配并重的“新資本主義”政策，加大對企業的監管，要求企業不能只追求自身利益和資本收益，還需要重視公共利益和社會道德。當然，對兩種資本主義孰是孰非的爭論，仍不會停止，在2019 年美國“商業圓桌會議”重新提出建設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目標后，鄭志剛評論認為，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是很難實施的，股東中心的地位仍不可撼動。（55）

從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與股東資本主義的爭論，以及對美德日三國經濟體制的比較中，需要厘清的一個歷史事實，是發達國家在20 世紀中下葉普遍經歷了對其經濟體制的改造，其要又在于重構資本與政治的關系，建立國家對資本的節制能力，塑造不同社會構成間的利益相關性，使資本運動有利于促進國民福利的增長和社會連帶感的提升。二戰前后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受到更多更大的關注，乃是20 世紀中下葉很多國家重構政治與資本關系時的“初心”，它又是對19 世紀以來的全球化和資本運動在進入20 世紀后陷入失敗的反思，在那一輪全球化的后期，對自律性市場的癡迷，發生了波蘭尼（Karl Polanyi）所說的“脫嵌”，即自由市場和資本運動意欲脫離社會整體需求，進而導致了普遍的社會瓦解，在很多國家和全球層面都帶來了巨大的政治災難。（56）20世紀晚期以來股東資本主義對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勝出，實際上已背離20 世紀中下葉工業化國家在重建其經濟社會體制時的“初心”，打破和顛覆了國家即政治權力對資本運動的節制。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向股東資本主義的轉變，是在全球化進程中發生的。主要原因是對全球化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發生了全球化內化的現象，“國民經濟”及與之相關的利益調節機制被瓦解。

今天的世界正在重現一百年前的場景。在對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與股東資本主義利弊得失的長期觀察比較中，一個重要啟示是：在當前全球化面臨“終結”之際，堅持“利益相關”相比以往時候更加顯得必要。當代世界在股東資本主義的沖擊下，普遍面對著政治體的利益基礎塌陷，進而政治撕裂愈發加劇的現象，重塑政治體的利益相關性，正在重新成為時代性問題，它構成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引起更多的關注和反思。

注釋：

①關于利益疏離、政治撕裂，參見程亞文：《經濟全球化、利益疏離與政治撕裂——當代世界經濟政治的新轉折》，載《外交評論》2019 年第6 期；關于全球化內化，參見程亞文：《城市化、全球化內化與政治動蕩——對20 世紀下半葉以來泰國政治紛爭的觀察》，載《學術界》2020年第2期。

②［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4 卷下冊，郭忠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06頁。

③如羅伯特·吉爾平的著作《全球政治經濟學》，其中一節的標題就是“是否有一種體系比其他體系優越？”，此處的“優越”主要指的是經濟效率。參見［美］羅伯特·吉爾平：《全球政治經濟學》，楊宇光、楊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頁。

④Anonymous,“Stakeholder Capitalism: Unhappy Families,”The Economist,Feb.10th,1996,p.23.

⑤比如1979 年，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出版了《日本第一》一書，他在描述“日本的奇跡”的同時，使用了“啟示：西方能否向東方學習”這樣的章節標題，參見Ezra F.Vogel，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Cambri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進入20 世紀90 年代后，德國不少人開始主張仿照美國模式用新的生產體制與游戲規則來取代舊有體制和規則，參見［德］維爾納·阿貝爾斯豪塞：《戰后德國經濟史》，史世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397 頁。美國學者布魯斯·安倫森也描述了這種變化，參見Brucea E.Aronson,“Japa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stings Business Law Journal,Vol.11,No.1(2015)，p.90。

⑥參見崔之元：《美國二十九個州公司法變革的理論背景》，載《經濟研究》1996 年第4 期；張維迎：《所有制、治理結構及委托-代理關系——兼評崔之元、周其仁的一些觀點》，載《經濟研究》1996年第9期；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載《經濟研究》1996年第6期；樊剛：《“不道德”的經濟學》，載《讀書》1998 年第6 期；盛洪：《道德、功利及其他》，載《讀書》1998年第7期；姚新勇：《“不道德”的經濟學的道德誤區》，載《讀書》1998年第11期，等等。

⑦［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4 卷下冊，第538—540頁。

⑧Harold Perkin,The Third Revolution: 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6.

⑨［美］羅伯特·吉爾平：《全球政治經濟學》，第166頁。

⑩R.E.Freeman,Bidhan Parmar& Kirsten Martin,“Stakeholder Capitalism,”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74,No.4(2007).

?趙英嫻：《技術創新及其利益相關者分析》，載《科學對社會的影響》2006年第2期，第12頁。

? R.E.Freeman,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Boston MA:Pitman,1984.

?M.M.Blair,Ownership and Control: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21century,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1995;M.M.Blair,“For Whom Should Corporations is Run: An Economic Rationale for Stakeholder Management,”Long Range Planning,Vol.31,No.2(1998),pp.195-200.

?Ronald k.Mitchell,Bradley R.Agle & Donna J.Wood,“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and Salience: Definingm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2,No.4 (1997),pp.853-886.

? Vivien A.Schmidt & Mark Thatcher (eds.),Resilient Liberalism In Europe’s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14.

?R.E.Freeman，Bidhan Parmar& Kirsten Martin,“Stakeholder Capitalism,”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74,No.4(2007),pp.303-314.

?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Vol.89(2001),p.439，443,448,468.

?如［美］菲迪南德·倫德伯格的《富豪和超級富豪——現代金錢權勢的研究》（山西大學編譯室、蔡受百、姚曾廙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版）一書，列舉了20世紀60 年代美國社會的新富豪，其財富來源大多數仍以實體產業為主。

?［美］阿道夫·貝利：《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革命》，鐘遠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年版，第23、26—29、57—60頁。

?［美］米爾頓·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張瑞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44—145、147頁。

?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Vol.89(2001),p.440.

?R.I.McKinnon,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E.S.Shaw,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吳婷婷：《美國的金融自由化進程：經驗、教訓與啟示》，載《金融發展研究》2010年第8期，第14頁。

?王維佳：《網絡與霸權：信息通訊的地緣政治學》，載《讀書》2018 年第7 期；［美］丹·席勒：《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網絡與尼克松時代》，翟秀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文澤爾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42 頁；張麗娟：《對美國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解讀》，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 年第4 期，第95—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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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4 卷下冊，第430頁。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第41—42頁。

?［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4 卷上冊，第193頁。

?［美］拉里·M·巴特爾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方卿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頁。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第68頁。

?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Vol.89(2001),p.439.

?劉慧：《歐洲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演變》，載《德國研究》2019年第4期，第82—83頁。

?Harold Perkin,“The Third Revolution and Stakeholder Capitalism:Convergence or Collapse?”The Political Quarterly,Vol.67,Iss.3 (1996),p.206；［法］米歇爾·阿爾貝爾：《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楊祖功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中文版序言。

?［德］維爾納·阿貝爾斯豪塞：《戰后德國經濟史》，史世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3、356—357、393—401頁。

? Brucea E.Aronson,“Japa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美］羅伯特·吉爾平：《全球政治經濟學》，第135—136、148頁。

?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是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和經濟倫理的基本隱喻，其理論主旨是弘揚私欲，相信市場對私人惡行具有神奇的轉化和凈化力量，認定出于道德情懷的行為不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參見［荷］伯納德·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肖聿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德］維爾納·阿貝爾斯豪塞：《戰后德國經濟史》，第380—381頁。

?肖巍、錢箭星：《從德國〈2010 議程〉看福利制度改革》，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4 期，第140—147頁。

?Giddens,A.,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

?同注④。

?［美］羅伯特·吉爾平：《全球政治經濟學》，第150頁。

?［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4 卷上冊，第211頁。

?張麗娟：《對美國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解讀》，第95—96頁。

?［德］維爾納·阿貝爾斯豪塞：《戰后德國經濟史》，第369—370頁。

?［日］青木昌彥、奧野正寬（編著）：《經濟體制的比較制度分析》，魏加寧等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0頁。

? Brucea E.Aronson,“Japa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4 卷上冊，第208頁。

?［美］彼得L·伯杰：《資本主義革命》，吳支深、柳青譯，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再版序言第5頁。

（51） 參見程亞文：《經濟全球化、利益疏離與政治撕裂——當代世界經濟政治的新轉折》。

（52）［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4 卷下冊，第510—515、539—540頁。

（53）［美］羅伯特·吉爾平：《全球政治經濟學》，第169—171頁。

（54）同注?，第194—198頁。

（55）鄭志剛：《利益相關者主義V.S.股東至上主義——對當前公司治理領域兩種思潮的評析》，載《金融評論》2020年第1期。

（56）參見［匈］卡爾·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黃樹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