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集體經濟與多元治理體系雙向嵌入發展
——基于南昌市A村案例分析

諶 潔，李輝婕，鐘雨微，翁貞林*

（1.江西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45；2.江西農業大學 人文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45）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完善鄉村治理體系，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兼具適應市場化改革、讓產權關系和組織邊界更加清晰，整合農村集體經濟“統”的功能和家庭經營“分”的功能，為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和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筑牢經濟支撐①2016年，《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各地在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創新實踐中，依據當地資源稟賦，形成經營型、聯營型、租賃型、服務型、混合型等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1]，為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有效探索。。與“強國家-弱社會”的威權治理不同［2］，鄉村多元治理體系是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主體，運用“三治融合”治理機制和民主協商的治理方式，組建以國家-社會共治為特征的鄉村公共治理格局。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帶領廣大農民追求共同富裕，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奠定經濟基礎，而多元鄉村治理體系構建和諧有序的鄉村治理環境，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奠定社會基礎。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鄉村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與多元治理體系之間是否能夠發生有效的雙向嵌入與協同互動，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關鍵環節。

既有研究主要從交互基礎、交互機制、交互動力等方面探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多元治理體系的協同關系。一是基層黨建在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和鄉村治理體系交互嵌入中的基礎作用?；鶎狱h組織是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和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根本力量［3］，以“楓橋經驗”［4］“塘約經驗”［5］為代表，推動從“政經合一”到“政經分離”的鄉村內生發展邏輯轉變［6］，形成多種“黨建+”治理模式［7］和經濟發展模式［8］。二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多元治理體系之間的交互機制。農村集體經濟與鄉村治理具有內在交互關聯［9］，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為農民富裕、農村生態創造前提條件［10］，在經濟交往層面實現鄉村社會的再組織［11］。通過補位治理場景降低鄉村治理成本［12］，多元鄉村治理能有效提升鄉村社會凝聚力［13］，通過秩序重組［14］、自治賦能［15］、人才支撐［16］等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三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多元治理體系交互發展的動力來源。周向陽等［17］認為下沉資源對農村經濟和基層治理具有激活作用，劉偉等［18］和張英魁等［19］認為鄉村精英參與共治對重構鄉村秩序具有促進作用，江亞洲等［20］和徐蔚姌［21］認為通過利益聯結機制強化基層自治可推動鄉村社會協同發展。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多元治理體系協同發展的重要意義及其必要性達成普遍共識，在鄉村主體及其利益不斷分化的趨勢下，基層黨建的核心引領是承載國家治理介入、重構鄉村社會共治環境的內在訴求與必然路徑。然而，關于農村集體經濟與鄉村治理體系相互嵌入關系發生過怎樣的歷史變遷，如何對兩者的交互嵌入進行整體性理解，如何在新征程中構建符合時代要求的協同發展動力機制，既有研究尚未構建系統的理論認識框架和實踐探索路徑。本文以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理論為框架，通過對南昌市A 村建設進行案例分析，以國家-社會共治格局的有效構建為指向，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多元鄉村治理體系雙向嵌入的要素與機制進行解構，探尋雙向嵌入的動力機制，以期為深入理解兩者協同互促的內在機理提供理論框架和經驗借鑒，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供理論支撐和現實路徑。

二、理論分析

嵌入性理論最早由制度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22］提出，該理論指出經濟系統的自我調節是一種烏托邦式幻想，經濟系統作為社會子系統之一，其合理結構的形成依賴于對社會系統的有效嵌入。近年來，嵌入性理論被引入我國廣泛應用于社會治理領域，用以探討國家治理嵌入社會并主導社會公共治理的具體機制與現實路徑等問題。

（一）嵌入性理論邏輯的引入

1985 年，美國學者Grannovetter［23］開創新經濟社會學并引發嵌入性理論的流行性運用［24］?？傮w來看，該理論是一種社會關系研究，包括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主體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社會環境子系統之間的關系等。采用關系性嵌入框架，可以清楚地梳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多元治理體系雙向嵌入形成國家-社會共治格局的過程：國家治理作為外在力量通過基層黨組織介入鄉村振興過程，是通過鄉村社會內部子系統之間的有效互動實現。一方面是多元鄉村治理體系把國家治理主體及客體資源嵌入集體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是集體經濟發展生成基層社會秩序反向嵌入多元治理體系，這種有效互動培育出能與國家治理力量對接和聯合的鄉村社會秩序，推動新型農村經濟與多元治理體系從“脫嵌”轉向“互嵌”，形成“強國家-強社會”為特征的國家-社會共治格局并推動鄉村社會協同發展。

嵌入性理論邏輯有助于理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社會發展變遷的內在過程?？傮w來看，農村集體經濟經歷了提留服務期、動力弱化期和新型集體經濟發展3個階段，“鄉政村治”的治理體制則經歷了孕育形成、“一事一議”和“一核多元”3 個階段［25］。農村集體經濟和鄉村治理作為鄉村社會兩個重要子系統，兩者之間經歷了嵌入、脫嵌、再嵌入的結構變化。

第一，改革開放起始到農村稅費改革之前，農村集體經濟與鄉村治理實現了村域范圍內的有效互嵌。改革開放后，鄉村社會從“政社合一”裂變為集體經濟與鄉村治理兩個子系統：一方面，國家賦予農村進行集體提留的經濟權力，以滿足鄉村治理的資源需求；另一方面，各行政村成立以群眾自治為基礎的村民委員會，執行公共治理職能。集體提留來自農民稅收，農民可以通過村委會等自治組織表達和監督公共需求的供給過程，推動鄉村社會資源支撐與治理決策在村域范圍內的適度匹配，實現鄉村社會管理模式的穩定轉型。

第二，農村稅費改革后到黨的十八大以前，集體經濟與鄉村治理之間出現脫嵌現象。2005年，農業稅的取消和項目制的推廣，使得鄉村治理資源的供給主體與需求主體在制度對接中出現一定偏差：一方面，國家采用項目制替代稅費提留為鄉村供給治理資源，農村集體經濟在制度懸置中失去發展動力；另一方面，鄉村公共治理普遍推廣“一事一議”制度，但能評、能議、能辦的“事”局限于項目制清單，很難覆蓋基層運行中生成的各類服務需求。由此，集體經濟與鄉村治理之間出現脫嵌問題，涉農惠農資源出現傳導性耗散，對惠農政策的推進產生不利影響。

第三，黨的十八大以來，集體經濟與鄉村治理體系的重新嵌入出現新的契機。從黨的十八大到黨的二十大，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農村工作，一方面，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釋放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運行的制度空間，為農村集體經濟的自主發展奠定基礎條件；另一方面，基層黨建的強化推動鄉村“一核多元”治理體系的形成，統合基層自治組織構建國家-社會共治新格局，為鄉村社會協同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國家治理力量向農村社會的滲透介入，激發農村社會秩序再造，推動鄉村公共服務供需的過程性匹配，實現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鄉村治理體系的有效嵌入和協同發展。

系統反觀改革開放以來集體經濟與鄉村治理嵌入關系的發展歷程，發現嵌入結構形成的關鍵在于經濟資源與治理目標、公共供給與公共需求之間的有效匹配。此外，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階段中，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多元鄉村治理體系相互嵌入的實現，需要在兩個子系統的運行過程中實現深度融合與交互，以國家治理介入激發鄉村秩序再造，方能推動資源供給的有效傳導和公共需求的有效生成，進而實現鄉村治理資源與治理目標、公共供給與公共需求在突破村域的國家范圍內重新對接與平衡。

（二）構建嵌入性分析框架

嵌入性理論邏輯的引入，有助于理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社會發展變遷的內在機理，由此構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多元鄉村治理體系相互嵌入的分析框架（圖1）。多元鄉村治理體系通過制度設定確立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核心引領地位，以人事任命、工作機制等組織關聯通道，將國家治理主客體資源嵌入并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則將經濟發展中生成的精英人才、經濟成效、共參意識等要素輸出，充實鄉村治理人才隊伍、公共資源和民主程序，從而實現對多元治理體系的反向嵌入和能效推動。

圖1 新型集體經濟與多元治理體系雙向嵌入機理

1.集體經濟對多元治理的嵌入機理 （1）經濟精英嵌入。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瓶頸之一，是人力資本大量外流導致公共治理人才梯隊不健全，阻礙了多元治理體系的有效構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通過鄉村產業的有效鏈接，一方面能吸引鄉村精英回流、培育人才成長，另一方面可提升經濟主體對鄉村治理的參與需求。黨組織吸納經濟精英不斷發展壯大，有利于充實“一核多元”鄉村治理體系人才隊伍。

（2）經濟成效嵌入。近年來，國家對“三農”工作高度重視，涉農財政支出逐年上升，2021年達到2.2萬億元，但我國有超過50萬個行政村，平均到每個行政村的公共建設支出有限，且財政支出很難在資金缺口和投入時點上全部滿足農村公共建設的需求。在下沉資源無法匹配基層需求時，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資源支持能夠及時回應基層訴求，成為基層公共產品供求對接的重要支撐，有利于提升鄉村治理效能。

（3）共參意識嵌入。有關研究表明，集體經濟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能夠顯著增進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的共享水平和共治水平［26］。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有效發展，能夠通過股份經濟形式和市場經營方式構建資產共享的產權基礎，進而構建民主治理結構和共享分配方式，促進多元主體的民主秩序和協同治理，提升“一核多元”鄉村治理體系公共服務效能。

2.多元治理對集體經濟的嵌入機理 （1）治理組織嵌入。多元治理體系以黨組織為核心，發揮政治引導和智力支撐作用。一是通過基層黨組織書記與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一肩挑”的制度設計，實現對集體經濟管理主體的嵌入，確保新型集體經濟堅持社會主義基本道路的基礎信念和政治方向；二是構建基層黨組織與基層各類自治組織的關聯運行體系，通過人事滲透、決策集中，帶動各類自治組織為新型集體經濟發展提供參考方案和支撐主體。

（2）治理目標嵌入。2020 年決勝脫貧攻堅，鄉村治理的階段性目標從實現小康轉向推進農村農民共同富裕，推動集體經濟轉變功能定位和發展方向。一是推動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鼓勵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創新發展，引導集體經濟的功能定位從保障公平向兼顧效率擴展；二是推動集體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收益分配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程序，引導集體經濟的發展目標從服務支撐向共治共享轉變。

（3）治理資源嵌入。多元治理體系通過黨組織的核心領導實現反哺資源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傳導和嵌入。一是資源直接嵌入，即明確用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優惠政策和支撐項目，減少項目資源的傳導性耗散；二是資源間接嵌入，即用于農村公共事務的項目資源，采取一定的關聯方式助推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三、案例分析

A村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中心城區以東25 km，南靠浙贛鐵路，交通便利，地勢平坦。截至2021年12月，全村共有25個村民小組，1 476戶，總人口6 426 人，是一個傳統農業行政村。A 村發展經歷了明顯的轉折過程，2012年以前，是遠近聞名的“落后問題村”“經濟薄弱村”，而2012年之后，新一屆村黨支部將自上而下的涉農補貼資源和村內經濟資源進行有效整合，通過治理村莊環境與發展富民產業“雙輪驅動”，推動鄉村治理和產業發展取得綜合成效。2019年入選“全國鄉村治理示范村”，2021年集體經濟收入達到60 萬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6 萬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39.4%。A 村的發展歷程及其經驗具有典型意義，課題組于2021年7月對A村進行駐村調研，主要聚焦于A村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和鄉村治理協同發展路徑及其成效，并選取50 戶農戶進行問卷調查，對A 村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和“一核多元”鄉村治理體系雙向嵌入的協同機制和實踐成效進行剖析。

（一）構建雙向耦合的嵌入機制

A村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核心引領作用，構建雙向開放的人才管理機制、資源整合機制和過程管理機制，使各類制度要素在鄉村社會不同子系統之間的流動具有連接機制和對接平臺，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和多元治理體系的協同發展構建雙向耦合的嵌入機制。

1.雙向耦合的人才管理機制 A 村構建雙向耦合的人才管理機制，為人才要素雙向嵌入提供制度平臺。一是雙向耦合的人才吸納機制，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以經濟動能吸引鄉賢返鄉創業，“一核多元”治理體系為鄉賢回歸創造社會環境；二是雙向開放的人才引用機制，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吸納和培育的經濟精英可以通過加入黨組織和自治組織參與鄉村治理，“一核多元”鄉村治理體系培養的黨員干部可以通過組織任命和先鋒作用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

2.雙向耦合的資源整合機制 A村發揮黨組織的資源傳導作用，加強基層社會網絡核心的向心力，實現政策資源在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和鄉村治理體系兩個子系統之間的雙向耦合。一是“一核多元”治理體系統合自治組織發揮民主監督作用，保障自上而下的惠農政策和資源更好地匹配基層公共建設需求；二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帶動本地資源參與鄉村產業和村莊建設，提升國家惠農資源的杠桿作用和整合效率。

3.雙向耦合的過程管理機制 A村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建立雙向耦合的過程管理機制，主要包括民主決策機制、目標管理機制、監督檢查機制，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和“一核多元”治理體系之間的雙向嵌入提供過程保障。一是通過過程管理機制確?！耙缓硕嘣敝卫眢w系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目標、發展方向、收益分配的過程引導和治理保障；二是通過過程管理機制確保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對鄉村治理的資源支持和監督參與。

（二）推動雙向嵌入的協同發展

A村構建“一核多元”治理體系，以黨建引領確保政治方向和法治規范，自上而下有效輸入治理理念和社會價值目標，重新組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和“一核多元”鄉村治理體系的雙向嵌入協同機制，實現集體經濟和鄉村治理的協同發展。

1.多元治理推動集體經濟發展 一是以組織嵌入優化集體經濟制度設計與管理決策，推動新型集體經濟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A 村致力于構建“一核多元”治理組織體系。一方面廣泛吸納鄉村精英壯大村黨支部，A 村黨員數量從不足百人增至2021 年的139 名，支部數量也從4 個增加至6 個，2018 年改組為村級黨委；另一方面推動組建各類自治組織，推選出5 位德高望重的老黨員組成村務監督委員會監督村干部履職情況，推動村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25 個村民小組協商民主理事會，組織家鄉發展委員會為A 村爭取發展資源和治理謀略。A 村黨委把基層組織力量統一在集體經濟發展的共同目標之內，拓展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思路和資源，2021 年A 村集體合作社服務全村種植水稻467 hm2，實現100%機耕機收，農業產業逐漸轉向規?；洜I，村干部牽頭組建的農業企業帶動135 戶農戶發展養殖農業，促進集體經濟收益和村民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長，鄉村旅游接待參觀者800 人，為集體經濟增收24萬元。

二是“一核多元”鄉村治理體系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治理目標嵌入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目標，探索出土地等集體資源突破生存保障性功能、釋放市場化潛能的具體路徑。A村村民土地流轉、規?；N植意愿不強，2017 年底全村農地流轉不足15%，遠低于全省農地流轉40%的平均水平。為優化土地資源效益、推動村民共同富裕，A村黨委黨支部發動家鄉發展委員會的力量尋找市場合作機會，形成“雙抱團發展”模式：一是由村集體出面將土地集中后一并流轉給第三方企業發展產業；二是加入本縣經濟較發達的鄉村開拓集體產業，帶動A 村集體經濟發展?！半p抱團發展”解決了A 村土地經營權流轉行為中交易成本過高問題，使A 村土地流轉租金從每公頃7 500 元上升到約12 000 元，2021 年A 村土地流轉102 hm2，出租砂場1個，集體經濟中土地流轉及其服務性收入達到36萬元。

三是“一核多元”鄉村治理體系將自上而下的涉農惠農資源嵌入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實現治理資源對集體經濟資源的有效撬動。A 村有著近千年的歷史，古時被稱為梓溪，曾是遠近聞名的“相國村”，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有待開發的旅游資源。2012年以來，南昌市農業農村局啟動“五位一體”綜合示范村建設，A村在新一屆黨委村黨支部帶領下，爭取到項目資源6 000萬元，通過家鄉發展委員會的力量發動捐資4 000萬元，形成約1 億元資金打造“相國”故里美麗鄉村，完成40 戶江南民居新戶型，A 村由此被建成綜合示范村，不僅推動項目資源對集體經濟在地資源的有效撬動，還通過其有效結合推動鄉村旅游和集體經濟的發展。

2.集體經濟提升治理成效 一是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培養了一大批經濟精英和管理人才，壯大了鄉村治理人才隊伍，提升了干群聯系的緊密度和信任度。A村集體經濟收入從2012年的“空殼”狀態發展到2015 年突破30 萬元，2021 年達到60 萬元，其持續發展中涌現出大批經濟精英和管理人才，這些新興人才不斷壯大A 村黨組織及各類自治組織人才隊伍，為鄉村治理提供主體基礎。2014 年，A 村制作1 500 余張干群聯系卡，2015 年在25 個村小組中設置書記信箱，緊密了干群關系，夯實了鄉村治理的群眾基礎。調研數據顯示，A 村62%的村民知道可以通過聯系村干部、村民理事會等提出關于村內公共事務議題，90%以上的村民了解村內公共事務的決策程序，70%的村民認為聯系村干部有助于表達公共訴求，基層黨組織的公信力得到大幅提升。

二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為鄉村治理提供資源支撐，補充國家涉農財政公共供給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鄉村服務時效性和滿意度。A村“一核多元”鄉村治理體系利用集體收入支撐一系列鄉村公共項目的建設，重建劉氏宗祠、村部小學，修建彭家、甘家、思溪、南頭、觀前、田西、西溝、北溝、南頭、田垅、岡上、中心公路等12條村級公路和四劍水渠、二干一分水渠、恒里水渠等3條主要灌溉水渠，使A 村從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落后村轉變為設施齊全的美麗新村。調研數據顯示，該村66%的村民認為近年來村莊經濟狀況得到改善，近半數村民認為村莊基層民主有所提升，78%的村民認為村內公共設施、公共項目得到及時修建和維護，96%的村民對村內公共項目成效和村組生產生活秩序表示滿意，充分體現出村級自治的有效構建和積極效應。

三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過程培育深厚的共參意識，推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邏輯和工作模式。A村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對村莊環境和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推動A 村創立“1+3”模式基層協商民主工作：“1”指村黨委，負責統籌安排本村的協商民主工作；“3”指協商民主理事會、村務監督委員會、村民委員會，3 個機構各司其職、分工協作、互相監督。共治邏輯的完善，增加了鄉村事務決策透明度，提高了鄉村集體經濟狀況和公共服務水平。調研數據顯示，該村92%的村民對集體公共事務賬目總體較為滿意，76%的村民認為村民自治擴大了農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大多數村民認為村莊經濟狀況和公共服務得到同步提升，72%村民認為村莊和諧環境有所改善。

四、結論與討論

基于嵌入式理論分析框架的構建，對A 村新型村集體經濟和鄉村治理的機理與成效協同發展進行剖析，主要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體系中領導核心地位不可動搖，通過黨組織的凝聚力激活各類組織的合作精神，通過黨組織的帶動力激活各類組織和集體成員的發展動力，通過黨組織的規范領導力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方向。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組織統領作用，是推動鄉村社會協同發展的根源力量和基本前提。二是農村精英在集體經濟發展中“頭雁作用”日顯重要，需進一步總結各地“領頭雁”工程成效經驗，繼續推進“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重點關注致富能人、本地大學生、退休人員和退伍軍人等人群，發揮農村精英在集體經濟中的“頭雁作用”，通過傳播先進技術、帶動鄉村產業切實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三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需要因地制宜把握和選準主導產業，城市化發展經驗表明，農村居民收入提高、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的主要動力是二、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農村集體經濟的產業依托，要遵循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和發展規律以及縣域縣情現有的產業發展現狀，因地制宜慎重選擇。

黨建引領及雙向嵌入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和多元鄉村治理體系的協同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同時需要處理好農村社會內部關系及改革聯動問題。一是處理好行政村與村民小組的關系。農村集體資產由村民小組范圍內的集體成員共同享有，但村民小組的設置與變更由行政村委員會決定，如何發揮村小組作用，選優配強村小組黨支部書記，推動管理重心下移和單位下沉，讓基層黨組織在集體資產保值增值與村集體經濟發展中起關鍵引領作用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之一。二是處理好村民自治與農村精英嵌入關系。大部分農村社會仍然存在多種經營、規避風險的“村社理性”，需要農村精英的嵌入與工商資本的引入，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如何構建利益共享機制，既防止“精英俘獲”和資本逐利、與民爭利，又克服農戶短視行為和農民集體非理性，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之二。三是適時推進改革盤活農村發展資源，2015 年啟動的農地三項制度改革，2019 年啟動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2020 年又啟動新一輪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說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任重道遠，如何通過深化改革激活人才、土地、資本等三大要素，壯大新型集體經濟、推進鄉村治理，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