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胡煥庸線與互聯網研究的地理本性

曹小杰

(華南理工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互聯網從最開始就被想象為具有超越地理束縛的信息技術，但這種想象如今已被證實是不切實際的。由此引發的思考是，有關互聯網的學術研究與知識生產能否超越地理束縛還是說仍無法擺脫地理的束縛？本文以我國互聯網研究的文獻統計分析為依據，探討互聯網研究的地理本性及其與胡煥庸線的關系。

一、知識生產的空間政治

近年來，中國學術界人才流動多從中西部高校流向東部高校，這種單向性被稱為“孔雀東南飛”，以至于教育部多次對人才從西部流動到東部提出規范(比如，2013年教育部辦公廳發布《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高校人才引進工作的若干意見》，2021年教育部高教司吳巖司長提出“西部高校人才聘期內流出將取消相應稱號和經費”)，以規范招才引才行為。學術研究無疑深刻嵌套在政經結構之中，但行政力量的介入是否真能改變人才流動的方向，進而影響學術生產與傳播的空間分布？

以往研究更多聚焦學術研究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如有學者發現學術論文的發表數量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1]，尤其是高等教育財政支出容易引導“資源向胡煥庸線東側聚集”[2]。抑或是發掘自然地理對學術研究的決定性影響，如有學者倡導環境決定論，認為氣候舒適有利于智力活動[3]，沿海地區比內陸地區有明顯的區域創新優勢[4]。專門從空間政治視角分析學術生產與傳播的并不多見。

當然，泛泛討論空間與學術生產與傳播意義不大，而且很多看似空間的問題，都可以在其他維度得到論證。比如，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有學者發現中西部地區在數字經濟、金融等層面被賦權的速度快于東部，從而有望推動“胡煥庸線”的打破[5]。這在本質上仍是經濟因素碰巧以區域因素的方式被呈現——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高校分布也較多。而像我國比較頂級學術刊物的編輯部門主要聚集在胡煥庸線的東南部省份(尤其是北京)，則更多反映了社會政治文化因素的影響，同時可具象化為網絡、地理、知識、組織、文化等鄰近性因素的影響。

對中國社會科學的場域及知識生產的自主性問題，部分學者認為總體上是依附性的知識生產[6]，即深受經濟、社會、政治等宰制性場域的影響[7]。對因為單位與學術期刊之間的特殊關系所形成的區域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在具體研究領域是否依舊存在，有待進一步研究。與此同時，關于中國學術生產研究較多聚集學術期刊[8]、學者分布[9]等。對于跨區域的問題，蘇鑰機等[10]發現我國大陸和臺灣期刊的論文跨區域研究以及相互引用的比例都非常低。但中國大陸往往被視作整體與其他地區進行比較，其內部的多元化、層次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

對學術生產與傳播的計量學分析近年來已由圖書情報學向多學科擴散，但與對學術生產與傳播時間維度的大量實證分析不同[11]，對空間性的實證分析整體上是非常少的。部分學者以學術論文為依據對2000—2004年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省際學術影響進行了統計，發現“在新聞學與傳播學領域中地區的發展是極為不平衡的”[12]，存在以北京為領頭羊的差異巨大的四個梯隊，高等學校以及經濟發展的地區不平衡是重要影響因素。但該文沒有關注“胡煥庸線”的問題，實際上根據文章中統計的數據，很容易發現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術生產與傳播存在一條較為明顯的“胡煥庸線”，該線東南省份主導了中國的新聞傳播學：一是從論文生產來看，胡煥庸線上省份、西北省份、東南省份生產論文占比依次為10.31%、0.88%和88.81%；二是從論文被引情況來看，胡煥庸線上省份、西北省份、東南省份被引率依次為8.88%、0.29%和90.83%?！昂鸁ㄓ咕€”被忽略的情況在其他學術計量文獻中也存在。

本文將聚焦我國的互聯網相關學術研究，關注其在空間層面的分布性與趨勢性特征，尤其關注與空間有關的諸多因素，如人才流動、經濟發展、技術鴻溝、學術場域等是如何“政治性”地運作并影響這種學術生產與傳播的。在分析之前，需要先對我國互聯網研究的空間分布特征進行深入描述。本文基于“總體視角”的實證操作方法[13]，從1994—2018年人文社科頂級期刊抽樣，共得到1 188篇有關互聯網的研究論文，根據刊物來源、論文發表年份、作者、隸屬機構、學科屬性、作者省份、被引頻次及省份歸屬等指標進行統計分析，梳理出胡煥庸線對互聯網學術生產與傳播的空間建構性。編碼過程由包括筆者在內的兩名編碼員共同完成，編碼員間的斯考特信度為98.1%。

二、胡煥庸線作為界限：學術生產與傳播的地理本性

胡煥庸線是理解中國政經的重要地理分割線，具有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地理本性論”的決定性特征[14]。對“胡煥庸線”是否存在、能否突破以及如何突破等問題，我國學術界展開了持續討論[15]。有學者認為“胡煥庸線”深受自然環境、經濟發展和社會條件的制約，在現代科技條件下很難打破[16]。但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可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依托[17]，通過新型城鎮化[18]等措施，把博臺線(連接新疆博樂至臺灣臺北)建設成國家發展的戰略脊梁線[19]，推動打破“胡煥庸線”的束縛。相關研究已經非常豐富，但從信息化[20]、知識生產視角展開研究的并不多。對互聯網研究等特定學術領域與胡煥庸線的關系分析則更少。

本研究的許多發現證明胡煥庸線在互聯網知識生產和傳播層面同樣存在。如果以省級行政區為分析單位，胡煥庸線將中國分為三個部分：線上省份(包括黑龍江、內蒙古、山西、陜西、甘肅、四川、云南7個省級行政單位)，西北省份(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寧夏4個省級行政單位)，東南省份(剩下的23個省級行政單位)。

目前，暫未發現西北省份學者以第一作者或獨立作者的方式在頂級期刊發表論文的(當然不是說上述地區沒有互聯網研究學者或機構或沒有相關論文發表，可能與本文的抽樣有關)，因此對知識生產層面的分析只涉及線上省份與東南省份。從1 188篇獨立作者或第一作者論文來看，線上省份占6.82%，而東南省份占90.49%。從1 490位作者來看(有32位作者涉及跨省工作單位變動，將被兩個或以上省份統計)，線上省份占6.3%，而東南省份占90.87%。從362個研究機構數來看(極少數機構存在更名情況，更名前后均統計)，線上省份占9.92%，而東南省份占79.34%。

胡煥庸線東南省份的論文數和作者數，占比均在九成以上，在我國互聯網知識生產層面占據明顯的主導地位。值得說明的是，海外機構作者在我國期刊發表論文占了10.74%，如果剔除海外機構，東南省份研究互聯網的機構數實際接近中國總機構數的九成(88.89%)。當然，東南省份內部在知識生產上也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最為核心的地區實際上是北京、湖北、江蘇、上海、廣東和浙江，共同貢獻的論文數、學者數和機構數在區域內部分別占比79.72%、78.9%、69.79%。而江西、廣西、海南、貴州共同貢獻的論文數、學者數和機構數只占3.13%、1.95%、1.3%，亦即并非完全“滿”的空間、而是密中有疏的狀態。

從時間維度來看(見圖1)，不論是胡煥庸線上省份還是東南省份，頂級期刊論文發表數量總體上均呈增長趨勢。但東南省份的論文歷年發表數量均高于線上省份，且增長趨勢更顯著(線上省份線性擬合方程系數僅0.202 3、相關系數為0.391 2，而東南省份線性擬合方程系數為2.505 4、相關系數為0.616 2)。這意味著東南省份在互聯網研究領域的影響力將繼續增長，學術生產的胡煥庸線將進一步得到固化。這一點同樣得到學者空間分布的佐證。生產兩篇及以上第一作者或獨立作者論文的學者共有148位(這些高產學者共發表391篇第一作者或獨立作者論文)，其空間分布特征與總體論文的特征很吻合，線上省份占7.42%，東南省份占91.56%。

圖1 胡煥庸線上省份與東南省份頂級期刊論文發表趨勢圖(1994—2018年)

以上數據顯示，胡煥庸線東南省份主導了我國的互聯網學術研究，而且這種主導優勢呈現逐年增強的態勢，可謂互聯網學術生產的“東南部現象”。從學術傳播及其影響力來說，亦存在一條影響力胡煥庸線：此法則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即所有發表過獨立作者或第一作者論文的省份，被胡煥庸線西北省份引用的可能性在3.43%以內(波動范圍為0～3.43%，其中七成在1%以內)，而被胡煥庸線東南省份引用的可能性在68%以上(波動范圍為68.09%～91.67%)，被線上省份引用的可能性為8.33%～29.79%(八成以上在12.67%～19.54%)。

進一步分析發現，被影響力胡煥庸線所分割的空間亦不呈現均質化狀態，而是存在明顯的學術飛地。比如，黑龍江與云南是位于胡煥庸線上省份的學術飛地，而福建與遼寧則是位于胡煥庸線東南省份的學術飛地。它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胡煥庸線所假定的學術傳播與擴散的連續性想象，凸顯出在總體連續上的斷裂和跳躍。值得說明的是，我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許多高校也引領著有關中國的互聯網研究[21]，形成了更廣泛意義上的大中華地區的學術飛地。

從合作的情況可以進一步看出胡煥庸線對互聯網學術生產與傳播的空間建構性。486篇合作論文中，沒有出現過與來自胡煥庸線西北省份作者合作的論文。東南省份作者與來自胡煥庸線上省份作者進行學術合作的情況僅占4.21%(其中，線上省份內部合作為2.72%)。絕大部分的合作論文均是東南省份作者之間的合作，占比達93.07%。

總而言之，胡煥庸線明顯也是我國互聯網學術生產與傳播的空間分割線。而且從圖1兩條線的趨勢來看，胡煥庸線上省份與東南省份在互聯網學術生產的差異會越來越大。那么如何理解這種互聯網研究的地理本性呢？回到開篇所提到的人才流動、經濟發展、技術鴻溝、學術場域等因素，互聯網研究的地理本性是否可以通過這些因素來得到解釋呢？

三、從流動到技術：對兩種解釋的反思

互聯網研究高度依賴學者的工作，學者的流動可能帶來知識分布空間的改變，學者群體的穩定趨勢也會產生空間性固化。本文統計到的 1 490位作者，占比96.71%的學者在1994—2018年并未出現工作單位的變動，其中線上省份占6.3%、東南省份占90.87%，這意味著絕大部分的學者在一開始的初次就業可能就選擇在胡煥庸線上及東南地區，形成某種人才聚集效應。這種效應在長時段的累積過程中建構出現有的互聯網研究空間格局。

那么人才流動是否也對這種空間格局產生影響呢？正如開篇所述，學術界的“孔雀東南飛”現象曾經飽受關注，即市場經濟模式下人才往往從西北地區往東南地區遷移，使得東南地區人才濟濟而西北地區智力逐漸枯竭。胡煥庸線對互聯網研究的空間建構是否也存在學者“東南飛”的現象呢？本文發現(見表1)，在1994—2018年一共只有49位互聯網研究學者涉及工作單位變更(僅占總學者數的3.29%)。從東南流動到胡煥庸線上省份的學者有2位(冷伏海、楊宗凱)，從胡煥庸線上省份流動到東南省份的學者共3位(歐陽友權、張曉林、何明升)。單從人員流動來看，我國互聯網研究領域并不存在明顯的學者“東南飛”，甚至以胡煥庸線為界，也并不存在規律性的人員從西北省份流向東南省份的情況。更多時候是省級行政單位內部的流動，或者是胡煥庸線東南省份之間的跨省流動。

初次就業的地方選擇無疑深受學緣關系、家鄉情結、地方政策、教育機會、醫療條件等各種具體因素的影響，但從東南地區、線上地區與西北地區這個簡單分類來看，總體上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而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上由胡煥庸線所衡量和表征。但從人才流動的角度來說，的確存在經濟引導的可能性，但經濟并非絕對關鍵甚至唯一的影響因素。學者空間流動也存在特定的惰性，即首次工作的地區往往決定了后續工作單位的選擇。從便捷性上來說，除非有特別大的因素或動力能抵消流動所帶來的成本，以至于流動能給學者帶來明顯的溢出價值，不流動或就近流動無疑是很多學者相對理性的選擇。況且在現有的人事制度和政策導向狀況下，學術流動不全然是新自由主義的過程，它也是“不可言說”的學術政治實踐。但向什么機構流動、以何種方式從原單位離開，深受顯在與潛在學校政治的影響(1)參見：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浙金民終字第711號民事判決書：2012年6月18日《浙江師范大學與吳瑞華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這也解釋了在1 490位互聯網研究學者中，僅有3.29%會選擇流動的原因。

換一種去地理化的解釋視角，胡煥庸線對互聯網研究的影響是否由技術鴻溝來決定？比如，自1994年中國互聯網普及以來，互聯網技術的擴散本身是否存在三個區域的明顯差異？而互聯網研究與技術擴散及其鴻溝是否形成某種互文性？根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歷年數據(1997—2018)，以網民、域名和IPv4三項指標為依據，發現中國內地互聯網技術也存在一條顯著的胡煥庸線，西北省份平均占比0.88%、線上省份平均占比8.46%，東南省份平均占比84.81%。換言之，西北省份和東南省份存在明顯的技術鴻溝?；ヂ摼W的地區發展水平深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22]，但信息化并沒有帶來對胡煥庸線的打破(這與部分學者的觀點是不同的[23])。那么學術生產的胡煥庸線是否由技術胡煥庸線所決定呢？對二者進行的Pearson相關分析發現，1997—2018年線上省份的技術發展占比與學術生產占比不相關(相關系數僅為0.1)，東南省份的技術發展占比與學術生產占比也不相關(相關系數僅0.24)。這意味著互聯網知識生產深受互聯網技術的影響、技術鴻溝導致知識生產的鴻溝這個假設不成立。

互聯網研究帶有技術驅動的特征，互聯網越是發達的地區，相應的互聯網實踐和學術話題將越豐富，大量研究的出現當然與互聯網技術發展有關，但這并不意味著特定地區的學術生產與特定地區的互聯網發展相關。東南省份的學者完全可以研究西北省份的互聯網發展，反之亦然。過去數年部分西部地區抓住信息化機遇促使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如貴州、寧夏等地區利用氣候涼爽、電價優勢等大力發展數據存儲經濟，但來自這些地區的互聯網研究并沒有出現顯著增長。當然這并不是否認互聯網特定學術話題存在地域性，對西部地區尤其民族地區互聯網使用的研究，如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使用[24]、鄉村移動互聯網實踐[25]等，目前許多仍是由線上高校學者做出，只是相關個案至少目前看來仍非常少。

與西部高校較少互聯網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部高校的表現。單以北京為例，共有來自16個學科、79個機構總共415位研究者在頂級刊物發表了互聯網研究論文。需要說明的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于2011年改為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2018年，由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組建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17年，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并入社會科學院大學?；谑穼?，本文在統計過程中對這些機構不做合并處理，而是分別進行統計。當然，東部地區內部也存在較大差異。廣東省共有來自24個機構98位研究者在頂級刊物發表了互聯網研究論文，而福建省只有7個機構的31位研究者上榜。這也進一步說明互聯網知識生產深受互聯網技術的影響、技術鴻溝導致知識生產的鴻溝這個假設較難成立的，技術本身的發展不足以突破學術胡煥庸線。

綜上分析可以發現，流動和技術這兩個因素都不能(或至少不能充分)解釋目前中國大陸互聯網研究的胡煥庸線現象。學者初次就業選擇哪個區域往往具有決定性，并對后續流動產生抑制作用。流動被抑制也與開篇所提及的政策有關，尤其高層次人才的流動受限明顯。但要從更根本層面解決知識生產東高西低的局面，需要在硬件條件、激勵政策、人才培育等層面有實質性傾斜，以克服Krugman[26]有關經濟地理的第一本性(自然條件)、第二本性(人口、產品等)帶來的對知識生產的束縛。

四、結論及討論：學術胡煥庸線的啟示

學術研究無疑具有空間性。在沃勒斯坦等[27]學者看來，社會科學知識離不開國家所提供的空間范疇，政治疆界通過政經過程規定其他互動領域從而影響知識生產本身。盡管國家作為分析單位的自明性日益受到質疑，但是當我們將空間規定性從國家層面細分到一國內部的地方層面時，就會發現在許多領域中學術生產與空間的相互介入關系不是更弱而是更強。本文以互聯網研究為例對這種內部空間關系進行探索性的分析，發現我國的互聯網研究存在明顯的胡煥庸線現象，即不論是學術生產還是學術傳播均由東南省份主導。

這個發現的第一層啟示，可在知識社會學及其空間政治的層面做更多討論?；ヂ摼W學術生產作為總體學術生產的縮影，其空間層面的特征也深刻表征著總體學術生產的空間性。學術胡煥庸線的存在和難以打破，意味著知識再生產過程中存在空間不平等的再生產。在跨越政治文化語境時，這種空間不平等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對美國或西歐理論的批判，首先是空間意義上的批判，即對來自美國或西歐的理論滲透和殖民的警惕與有意識抵抗。作為抵抗的理論工具，在地化因此在很多學者[28-30]那里被不斷強調，幾乎成為批判主流的、西方學術霸權繞不開的共識性表述。

但正如本文所發現的，在特定政治文化語境內部，知識再生產過程中的空間不平等則并不直接可見，唯有通過系統分析才能使之顯現。胡煥庸線東南部的互聯網研究呈現絕對的主導地位，且更多被東南部學者引用，也就是說，在學術傳播或影響力方面也呈現出主導性。這種局面自1994年互聯網普及以來幾乎就沒有改變過。正如前面所發現的，西北省份學者目前暫未發現以第一作者或獨立作者方式在頂級期刊發表論文。這并不意味著西北省份缺乏互聯網研究者，準確來說，似乎意味著同樣是互聯網研究者，西北部地區比東南部地區缺乏資源來使其成長為更優秀的研究者。

當然，以省級行政區為單位進行的空間分析，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各省級行政區內部知識生產的不平等，正如東部、線上和西部省份內部各自存在不平等一樣?；蛟S聚焦過于細分的內部維度學術價值不大，但正如?？滤?，知識一旦按照區域、領地、移植、置換、過渡來加以分析，人們就會捕捉到知識作為權力形式和傳播權力效應的過程[31]68，從而讓我們更深入地理解知識再生產過程中的知識權力結構。限于篇幅，本文無法對互聯網研究重要理論的空間流動與擴散(包括跨越文化邊界的流動與在文化邊界范圍內的流動)做更為深入細致的分析，未來將另文論述。

第二層啟示指向對現實問題的理解。既然學術胡煥庸線受制于經濟胡煥庸線，在根本上體現為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歷史條件[15]的影響，突破是不容易的，那么究竟應該怎么辦？

為了促使教育公平、抵制新自由主義對教育對學術的滲透，近年來國家對學術資源與經濟資源的分配進行了干預，西部高校人才流失嚴重的現象得到了遏制?；ヂ摼W技術被視作從經濟上突破胡煥庸線的重要機遇，如西部不少省份加大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數字技術相關經濟的支持和投入，并且取得了部分成效。問題同樣存在并在本質上受到經濟社會綜合發展水平(即胡煥庸線)的制約(如2021年7月前后西部地區飽受關注的“虛擬貨幣交易與挖礦”新聞)。在教育和學術研究領域，互聯網相關專業和研究幾乎遍布各大院校，如新聞傳播學設置網絡與新媒體、社會學與人類學開展數字社會與互聯網人類學研究、政治學開設電子政務課程等，西部很多高校也不例外。但學術胡煥庸線總體上是經濟胡煥庸線的延伸(這一點呼應了此前的研究[32])，二者存在同構關系，技術發展并不足以突破經濟胡煥庸線，也不足以突破學術胡煥庸線。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今天對突破學術胡煥庸線是無能為力的。在影響知識生產的政經結構、科技水平、人員情況及地理距離等諸多因素中，借用現有針對政治、社會甚至媒介研究領域中的“拔河模型”(tug of war)[33-34]，可通過對諸多因素進行合理協調來改善，尤其現有政策的重心可放在吸引更多人才的初次就業就選擇西部上。除了在支持人才流入政策上做更多傾斜(如啟動經費、安家費、配偶就業等)、在限制人才流出政策上更為彈性靈活外(如文不隨人走、頭銜或帽子不隨人走等)，或許西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也可以有不同于東部高校的步調(“鐵飯碗”廢除可以等條件更成熟時再推進)，以避免“學術錦標賽”[35-36]給西部高校在引進人才方面帶來更明顯的沖擊。

總而言之，我國互聯網研究在空間特性上與胡煥庸線存在緊密聯系，并很大程度上能被后者所解釋，這意味著知識社會學也存在著某種“空間轉向”(spatial turn)的特性。本文對如何研究和解釋學術生產與傳播在不同空間的跨越以及這種跨越的啟示，提供了個案式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