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出土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文本特點研究

西仁娜依·玉素輔江

(蘭州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甘肅 蘭州 730020)

一、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

收藏于敦煌研究院編號為B52乙：17、B128：13、B157：15(共3葉)的回鶻文文本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北區，其中B52乙：17號殘葉為貝葉式，白麻紙，泛黃，纖維交織較勻，紙較厚，質較硬。葉面寬 25.3 厘米，高9厘米，文面高7.3厘米。上下有單線框。所幸該葉保存完整，兩面書寫，一面存漢文一行和回鶻文28行，共29行。另一面存回鶻文29行。字體為軟筆草體。每面回鶻文中都有夾寫漢字。(6)張鐵山《敦煌莫高窟北區B52窟出土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殘葉研究》，《敦煌學輯刊》2002年第1期，第13頁。注有“實義疏 第一卷 四十一頁”的B157：15號殘卷現存 3 片，它們是同一件文書，但不可拼接。兩面書寫文字，麻紙，纖維交織較勻，紙較厚，紙質較硬，文字間夾寫漢字，上下有單線邊框，為軟筆書寫。該文獻應譯自漢文。(7)彭金章、王建軍、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0頁。注有“疏卷第二 七十五頁”的B128：13號殘卷為單葉，正面、背面共存28行字，尺寸約為9.4×18.70厘米。(8)Zeynep Pnar CAN，Mehmet ?LMEZ，Eski Uygurca Abhidharmakoabhāya-īkā-tattvārthā Nüshalar üzerine，Ge?miten Günümüze Uluslararas Türk Dili ?renci ?altay，2021 Mart 22，Bildiriler，Kesit yay，stanbul 2021，p.193.

同樣收藏在敦煌研究院編號為D.0907的回鶻文《實義疏》殘葉大小約為10.80×8.70厘米，貝葉式，兩面書寫，有上下墨色欄線，回鶻文中夾寫漢字。正背面各殘存回鶻文18行。(9)張鐵山《敦煌研究院舊藏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殘葉研究》，第1頁。

甘肅省博物館的回鶻文《實義疏》編號為D13072，殘卷大小約為29.9×703厘米，卷筒形式，正面為漢文，結尾部分寫有“大般若經卷三百二十二”字樣。背面為回鶻文佛經疏注，字體為半草體。共存文字1249行。除了一些文字差異外，其內容與倫敦大英圖書館版本基本相同。(10)耿世民《蘭州本回鶻文〈俱舍論實義疏〉》，《耿世民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00頁。

倫敦大英圖書館藏的回鶻文《實義疏》編號為Or.8212-75A/B，是斯坦因(Aurel Stein)在1907年發現于敦煌伯編181窟(即敦煌研究院編第464窟)。這是現存回鶻文文獻中篇幅最長，保存最完好的寫本之一。該文獻由兩本冊子組成：第一冊149葉(298頁)，第二冊81葉(162頁)，共230葉(460頁)，每葉大小17×13.2厘米，存文字7015行。文獻寫在很薄、被卷起來的米紙葉面之外側，內側無字，紙質很好。每葉被綁在一起，沒有褶皺。而同一地點出土的其他回鶻文文獻殘卷使用很厚，棕色和黃色紙，與本文獻呈現出鮮明的對比。文獻字體為晚期出現的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字體一樣使用草書體，且出現d和t、s和z混寫的情況。文獻中出現夾寫漢字，文字自上而下垂直方式書寫，大多數面有15行字，也出現一面書寫 16、17 、18行，甚至20行字的情況。每葉邊緣都有漢文的頁碼。第一冊結尾部分，有押頭韻寫的佛教本生故事片段。下面將對倫敦大英圖書館藏回鶻文《實義疏》的譯者，文獻抄寫年代進行探討。

在文獻的首頁，我們能夠獲取關于譯者無念法師的信息。

我 無念 (名)叫 法師 長編(賓格) 做了

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名為無念的法師抄寫了這本書?！贝司渲小皌sop?n-?n q?ld?m”是“我編寫”的意思，“tsop?n”來源于漢語“長編”一詞。(11)inasi Tekin,Abhidharma-koa-bhāya-tīkā tattvārtha-nāma:The Uigur Translation of Sthiramati’s Commentary on the Vasbandhu’s Abhidharmakoaāstra:abidarim ko?vardi ?astr I, Text in Facsimile with Introduction,New York,1970, p. XXIV.而“aar?”這個詞則源自梵語“acaria”，意為“法師、大師”。根據以上信息可以確定，回鶻文《實義疏》的譯者或編者是名為無念(As?marta)的法師。根據《實義疏》首頁前無標碼的兩頁回鶻文題記和回鶻文《觀音經相應譬喻譚》第十一頁背面第5行內容可以確定，該文獻由沙州人土凱勒·鐵木爾·都海牙(Tük?l T?mür Tu-qya)和統阿不花沙彌(Tonga Buqaabi)抄寫。

根據文獻中使用的回鶻文草體風格，我們可以推斷該文獻應該寫于元代。此外，回鶻語名詞的賓格后綴-NX替代了早期回鶻語的賓格后綴-XQ，這也是元代回鶻語的典型語音現象。在《實義疏》(Or.8212-75A)首頁前有兩葉的跋文，其中，第一葉背面的兩行跋文和第二葉正面的三行跋文也提供了關于該文獻書寫時間的重要線索。

luu y?l ikinti ay be? ygirmik? m(?)n tük?l t?mür bu nomn? bitig?li t?gindim yamu sadu bolzun!

這句話的意思是：“本人土凱勒·鐵木爾于龍年二月十五日抄寫了這本書，善哉！”

另外，與回鶻文《實義疏》連同收藏在倫敦大英圖書館的《觀音經相應譬喻譚》(簡稱譬喻譚)第十一頁背面的第5行也有一段回鶻文題記。

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土凱勒·鐵木爾·都海牙于羊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沙州城抄寫了這本書?！?/p>

在《譬喻譚》16頁之后，還有一頁沒有標碼，其正面的題記如下：

這句話的意思是：“此冊子是我土凱勒·鐵木爾的，只寫了這一行。我統阿不花沙彌敬畏的讀了這部佛經，善哉、善哉！幸福的猴年二月初五在沙州城紀念書寫。但愿后人能夠見到?！?/p>

《譬喻譚》的字體也是回鶻文草體風格，紙張尺寸與《實義疏》相同(即17×13.2厘米)，紙質較薄。楊富學、薩仁高娃在他們的論文《敦煌本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研究》中已確認，回鶻文《實義疏》和《譬喻譚》書寫人應該是同一個人，且都是在1352年至1356年之間抄寫的。(12)楊富學、薩仁高娃《敦煌本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研究》，第122頁。本文獻是現存回鶻文文獻中篇幅較長且保存較完整的一部，對研究13-14世紀回鶻佛教文化與其他民族之間的關系以及研究敦煌一帶生活的回鶻人的語言、文化提供了很好的第一手資料。然而，由于寫本字跡潦草、語言深奧、哲理性強，研究之人并不多。

二、國內外研究情況

斯坦因(Aurel Stein)在1921年發布了一項對中亞和中國西部進行的考古詳細報告，其中提到了回鶻文《實義疏》。(13)Aurel Stein ，Serindia， vol Ⅱ，Oxford，1921，p. 925.此后，日本學者羽田亨(Haneda Tooru)在1924發表的論文中首次對回鶻文《實義疏》的文獻結構進行了分析。(14)耿世民《敦煌出土回鶻文獻介紹(續三)》，《語言與翻譯》1990年第1期，第44頁。然而，他錯誤地認為大英圖書館館藏的另一份編號為Or.8212-75A的回鶻文文獻中的《觀音經相應譬喻譚》是《實義疏》的一部分。羽田亨在他的研究中注意到Or.8212-75A中出現的所有紀年題識，包括蒙文的“光緒三十年”題記，但他并沒有對這些題記進行詳細分析，而只是做出了猜測，認為“光緒三十年”的書寫是后人所為。(15)楊富學、薩仁高娃《敦煌本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研究》，第118頁。

著名的回鶻文文獻專家耿世民在1987年發表過關于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的研究成果，(19)耿世民《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殘卷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第86-89頁。然而對于回鶻文《實義疏》的詳盡探討則暫時付之闕如。他在1990年《語言與翻譯》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敦煌出土回鶻文獻介紹(續三)》中簡要地提及了大英圖書館所珍藏的回鶻文《實義疏》及其相關的研究概況。(20)耿世民《敦煌出土回鶻文獻介紹(續三)》，第44頁。他在2002年的學術報告中介紹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回鶻文《實義疏》片段，他還細致地比較了該版本與大英圖書館版本的異同。(21)耿世民《蘭州本回鶻文〈俱舍論實義疏〉》，《耿世民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第397-408頁。張鐵山是國內首次對回鶻文《實義疏》進行研究的學者。2002年，他對甘肅省博物館所藏的、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北區B52窟的回鶻文《實義疏》殘卷進行詳盡的研究。他不僅概述大英圖書館版的回鶻文《實義疏》，還對上述兩種版本進行了詳盡的比對。他的這項研究涵蓋了文獻的考證和譯釋。(22)張鐵山《敦煌莫高窟北區B52窟出土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殘葉研究》，第13-21頁。楊富學在2001年和2004年發表的文章中，也對大英圖書館所藏的回鶻文《實義疏》進行簡要介紹。(23)楊富學《西域敦煌回鶻佛教文獻研究百年回顧》，《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66頁；楊富學《敦煌回鶻文化遺產及其重要價值》，《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第83頁。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在其博士論文《從敦煌出土回鶻文佛教文獻看漢語對回鶻文佛典語言的影響》中，詳細深入地介紹了大英圖書館所藏的回鶻文《實義疏》以及敦煌研究院所藏的編號為B157：15的回鶻文《實義疏》殘葉，并就此發表研究論文《敦煌莫高窟北區B157窟出土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殘葉研究》。(24)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敦煌莫高窟北區B157窟出土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殘葉研究》，《京都大學言語學研究》第24卷，2005年，第1-13頁。2010年，楊富學和薩仁高娃共同發表論文《敦煌本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研究》。在這篇論文中，他們詳盡地介紹該文獻的發現過程，進一步研究與該文獻相關的回鶻文和蒙古文題記，并確認了文本書寫的確切年代。(25)楊富學、薩仁高娃《敦煌本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研究》，第122頁。

三、文本特點

大英圖書館收藏的回鶻文《實義疏》以晚期草體寫成，譯者采用了節譯的方法，先從原文獻中選取部分重要內容進行翻譯，然后根據文意和自己的理解補充了一些內容。在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夾寫漢字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回鶻文佛教文獻中比較常見，尤其是在晚期的回鶻文獻中。張鐵山在《回鶻文佛教文獻中夾寫漢字的分類和讀法》一文中，對回鶻文文獻中夾寫漢字的現象進行了分類，包括以下三種情況：(1)先寫漢字，后附譯文；(2)根據上下文的意思，由譯者補加的漢字；(3)漢字變成譯文不可缺少的部分。(26)張鐵山《回鶻文佛教文獻中夾寫漢字的分類和讀法》，《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第99-104頁。

在大英圖書館收藏的回鶻文《實義疏》中，夾寫漢字屬于第一種情況，即先寫漢字，后附譯文。此外，文本中還大量使用了梵語、漢語、粟特語的借詞。為了更好地理解文獻，我們需要對這些夾寫的漢字和文獻中所用的借詞進行分析。首先，對于夾寫的漢字，我們需要根據上下文的意思來確定其含義。在第一種情況中，漢字通常用來標注一些特定的佛教術語或需強調的部分。這些漢字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含義。其次，對于借詞的處理，我們需要參考相關的語言詞典和文獻資料。梵語、漢語、粟特語的借詞在回鶻文中比較常見，這些借詞豐富了回鶻文的詞匯量，同時也為理解回鶻文文獻提供了更多的線索和背景信息。在分析借詞時，我們需要確定其來源和含義，并根據上下文的意思來理解其在文獻中的具體用法和含義。

(一)文獻中夾寫漢字的特點

本文獻中出現的大量夾寫漢字的情況中，夾寫的漢字部分與后附的回鶻語譯文是完全對應的。這意味著夾寫的漢字在文獻中起到了標注、解釋或強調的作用，與后附的回鶻語譯文相互呼應，共同構成了文獻的一部分。夾寫的漢字與后附回鶻語譯文的完全對應關系是該文獻的一個重要特征，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和解讀文獻內容。如：

a：今欲造論 amd? uγraduq-ta ?astr yaradγal?(英藏Or.8212-75A第13頁第一行)

現在 準備做(時位格) 論 欲造(副動詞)

b：此等諸論 munda-ta ulat? alqu ?asdr-lar(英藏Or.8212-75A第27頁第五行)

在此(時位格)等 一切 論(復數)

c：或六百行頌是論ym? alt? yüz k?z-ig kar?k ?rür ?asdr(英藏Or.8212-75A第29頁第13行)

或 六 百 行 頌 是 論

d：此有二意munda bar iki t?rlüg ab?p?ray-lar(英藏Or.8212-75A第33頁第九行)

在此 有 兩 種 意趣(復數)

e：故無學等an?n bo?γud-suz-ta ulat?(英藏Or.8212-75A第63頁第13行)

故 無學(時位格)等

或 也 蘊含(動名詞+時位格)等(復數) 隨 言

g：成善斷惡因?dgü-k? tük?l-lig bolmaq(l?γ)ay?γ-?γ tarγarmaq-l?γ t?ldaγ

(英藏Or.8212-75A第111頁第12行)

善(與格) 成就 成為(的) 惡(賓格) 斷(的) 原因

h：從生死泥sansar-l?γ k?k tidig-tin tard?p ta?γar?p(英藏Or.8212-75A第99頁第三行)

生死(的)天 泥(從格) 拉扯

i：云何仏弟子異 n?d?gin tngri burxan-n?ng t?ds?-lar-? ?ngi ?rür(英藏Or.8212-75A第105頁第11行)

云何 佛天(屬格) 弟子(復數+第三人稱領屬) 不同的 是

j：有余師說 bar ad?n baxs?-lar s?z-l?yür-l?r(英藏Or.8212-75A第133頁第六行)

有 余 法師(復數)說話(第三人稱+將來)

k：成正覺時 tük?llig bolm?? ?dt? k?ni tuymaq-qa(英藏Or.8212-75A第151頁第八行)

成就 成為 時間(時位格) 端正 察覺(動名詞+與格)

從上述例子可以明顯看出，大英圖書館收藏的回鶻文《實義疏》中夾寫漢字的部分確實屬于先寫漢字、后附譯文，且漢字部分與后附回鶻語譯文完全對應的情況。除了《實義疏》之外，還有如《說心性經》《常啼菩薩求法故事》《阿含經》等回鶻文佛教文獻中也有夾寫漢字的情況。這進一步證實了回鶻人在其宗教和文化生活中與漢文化的緊密聯系。從整個回鶻文佛教文獻中夾寫漢字的情況來看，信奉佛教的回鶻人和回鶻僧人曾處于漢字文化圈，具有閱讀和理解漢文佛教文獻的能力。他們可能通過直接接觸漢文佛教文獻，或者借助翻譯來理解和傳達佛教思想。

(二)借詞

在回鶻文《實義疏》中，出現大量的梵語、漢語及粟特語借詞，這是本文獻的另一大特色。為了準確起見，我們以日本學者莊垣內正弘(Masahiro Shōgaito)整理刊布的《古代ウイグル文阿毗達磨倶舎論実義疏の研究(Ⅰ―Ⅲ)》為底本，該版本借詞數量為梵語借詞187個，漢語借詞32個，粟特語借詞11個。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獻中部分漢語借詞和梵語借詞很少出現或未在其他回鶻文獻中出現過。這種情況進一步增強了回鶻文《實義疏》的獨特性和研究價值。同時，這也為我們提供了深入研究和理解回鶻語言文化、宗教和歷史的線索。

1. 部分梵語借詞

ab?dar?m

tik?

girant

kadyot

?azin

maxakalp

sanpan

sank?

sansar

nirvana

yukt?

2.部分漢語借詞

bax??

küün

tsop?n

?ig

bursang

3.部分粟特語借詞

sarvaγ

niznk

?mnu< sogd. ?mnw魔

?zrua

nizvan?

四、結語

回鶻文《實義疏》是譯自漢文，因此在回鶻文版本中出現了許多夾雜的漢字，同時也出現了大量的漢語和梵語借詞。這充分說明，在回鶻人的宗教生活中，漢語和梵語佛教文獻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此外，文本中出現的大量梵語借詞，也進一步證明了當時回鶻人除了擁有漢文本的《實義疏》之外，可能還擁有梵文本的《實義疏》?！秾嵙x疏》作為大乘佛教論著中的論疏，從其回鶻文譯本中可以看出，大乘佛教和《實義疏》曾經在回鶻人的佛教信仰中占據過重要的地位?；佞X文《實義疏》為我們提供了回鶻人的佛教信仰和抄經活動相關的很多信息，同時也反映了敦煌一帶的回鶻人使用漢語和漢字的情況。這為研究西域、中亞語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證據。對這一文獻進行細致的分析，不僅有助于擴展該研究領域，還能為了解絲綢之路河西走廊一帶的回鶻人的語言、宗教、文化和與其他民族之間的關系提供第一手材料，從而進一步證實中華民族歷史上各民族語言文化的接觸。自回鶻文《實義疏》出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盡管回鶻文《實義疏》已經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研究，但現有的研究仍然不夠完整和深入。與其他回鶻語文獻，如《金光明經》《彌勒會見記》等相比，回鶻文《實義疏》的研究仍顯得較為滯后。然而，正因如此，對回鶻文《實義疏》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通過深入挖掘其中的信息，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回鶻語言、文化、歷史以及宗教背景，同時也能為回鶻語文獻研究者和讀者提供更多、更完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