麹氏高昌國“閉關窟”初探

夏立棟

(中國社會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101)

一、“閉關窟”洞窟遺存

“閉關窟”廣泛分布于火焰山山脈三條河谷中的多處石窟寺中，包括吐峪溝南端的吐峪溝石窟、木頭溝中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和斯爾克普溝中的忙得古力石窟等遺址，共計6座洞窟。洞窟具體情況詳述如下。

1.吐峪溝西區中部高臺石窟寺第36窟(12)關于本文的洞窟編號，吐峪溝石窟東區北部、西區中部高臺石窟寺遺址使用近年來考古發掘后發表的洞窟編號，其余洞窟由于尚未發表新編窟號，仍使用吐魯番文物局原有編號。其他各處遺址皆使用吐魯番文物局編號。經過多時期重修改建的洞窟，以洞窟編號后附加[1]、[2]、[3]的形式表示洞窟第一、二、三期的情況。

該窟位于吐峪溝西區中部高臺石窟寺上層平臺崖面高處，遠離下方窟群，孤特獨峙，幽隱僻靜，難以登臨，以山體通道與正下方的第37窟相互連通(圖1)。洞窟前壁和窟頂大部殘毀，規模較大，平面呈縱長方形。洞窟方向125°(東南)，寬268、殘高236、深384厘米。四壁侵蝕殘毀嚴重，窟頂皆已崩塌。地坪之上右壁與前壁轉角處開鑿圓形山體垂直通道，下通第37窟正壁右側小室。通道上端置一條形石板和一根橫置的粗木椽，其上原應系綁繩索。通道內壁鑿出兩道對稱分布的腳窩。通道直徑100、高613厘米。洞窟壁面無涂層，巖體裸露(圖2)。

圖1 吐峪溝西區中部高臺第36窟位置(筆者拍攝)

圖2 吐峪溝西區中部高臺第36窟平、剖面圖(筆者繪制)

2.吐峪溝西區南部下層石窟寺第2窟(吐編)上方洞窟

該窟位于吐峪溝西區南部下層石窟寺崖面高處，通過山體通道與下方第2窟北側的僧房窟相連通。洞窟開鑿規整，平面呈縱長方形，方向125°(東南)，寬330-350、高190-230、深510厘米。正壁中央開一圓拱形淺龕，寬60、高135、深38厘米，略容一人結跏趺坐于其中。淺龕正上方開三個近方形槽孔，右側另開一方形槽孔和五個淺小的圓孔。壁面左側上方與左壁相接處開一圓拱形小龕。左壁中部開一圓拱形甬道，寬66、高132、深98厘米。甬道內端連接一近橢圓形不規則禪龕，龕底略高于甬道地坪，寬112、高107、深40厘米，僅容一人結跏趺坐于其中。甬道入口左側上部開一方形槽孔，右側上部開一圓拱形小龕。右壁中央原計劃開一淺龕，已刻劃出左、右兩側和上方緣線，并在三方線槽圍合而成的區域內鑿出一部分不規則弧面，但未再繼續開鑿，寬50、高70、深10厘米。龕左側中部開一縱長方形小龕。壁面左側上端與正壁相接處開一方形小龕。前壁右側崖面崩塌，左側與左壁下方相接轉角處殘毀，壁面原是否開窗情況不明?？唔敒槠巾?。地坪之上右壁與前壁轉角處開鑿圓形山體垂直通道，與正下方僧房窟窟頂相互連通。通道內壁鑿出五列均勻分布的腳窩，各列腳窩上下交錯排布，便于手腳并用，上下攀爬。通道直徑90、高724厘米。洞窟壁面無涂層，巖體裸露(圖3、圖4)。

圖3

圖4(圖3 吐峪溝西區南部第2窟上方洞窟山體通道，筆者拍攝；圖4 吐峪溝西區南部第2窟上方洞窟平、剖面圖，筆者繪制)

3.柏孜克里克石窟第8窟上方洞窟

該窟位于柏孜克里克石窟北部崖面區段第8窟正上方崖壁高處，通過垂直山體通道與第8窟相互連通。洞窟形制規整，由前、后兩部分組成，方向90°(正東)。

前部為洞窟主體部分，平面呈縱長方形，寬236、高152、深434厘米。正壁右側敞口，與洞窟后部相通。左壁前端上部開一縱長方形小龕。右壁后部上端與窟頂相接處開一圓拱形小龕。前壁崖面皆已坍塌殘毀?？唔敒槠巾?。右壁前端前方殘存土坯壘砌的低矮土臺，性質不明。

后部體量較小，位置整體較前部向右側偏移，寬254、高140、深135厘米。左側于地坪之上鑿一大型斂口、鼓腹、平底的袋狀地窖，口徑65、腹徑110、底徑86、高130厘米。右側為山體通道上端開口，開口處先于地坪之上鑿出一近橢圓形敞口，敞口左、右兩側各鑿出兩個對稱布局的長方形槽孔，原用以搭置懸于通道正上方的兩根方形木枋，便于抓扶出入洞窟。敞口下方鑿出通道上口，亦于口沿周緣鑿出四個對稱分布的方形槽孔，位置與上層敞口槽孔略微偏轉，原亦當架設兩根方形木枋。通道內壁鑿出兩列對稱分布的腳窩。通道直徑90、高600厘米。洞窟壁面無涂層，巖體裸露(圖5、圖6)。

圖5

圖6(圖5 柏孜克里克第8窟上方洞窟內景，筆者拍攝；圖6 柏孜克里克第8窟上方洞窟平、剖面圖，筆者繪制)

4.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0窟上方洞窟

該窟位于柏孜克里克石窟北部崖面區段第10窟所在的山體南側崖面上部，通過“L”形山體通道與斜下方的第10[1]窟相互連通。洞窟規模較大，形制復雜，密閉隱僻，孤深幽邃。

第10[1]窟主室右壁后端小室正壁開一斜向上的圓拱形通道，通道上方接續一橢圓形垂直山體通道，可供出入該窟。同時，斜向通道上端向南側另向下鑿出一道東西向臺階，臺階下端向南轉折，可能為另一段接續的山體通道或一密室，現已被淤泥填塞，情況不明。山體垂直通道內壁鑿有兩排對稱分布的腳窩，可借以上下攀援，出入上方洞窟。上口鑿為方形臺面，并于臺面上方的南、北兩面鑿出對稱分布的四個方形槽孔，用以嵌置木枋，便于抓握進入上部甬道。通道長徑140、短徑84、高440厘米。

通道上口連接一大型東西向甬道，高大狹長，自東向西隨臺階逐級攀升，南、北兩壁開有斜向成排分布的通道、列龕，西端被山體倒塌堆積封堵，寬94、高300、全長1120厘米。甬道東端南壁開一通道，外接崩毀崖面，可供站立眺望。甬道南壁于垂直山體通道正上方開一道斜向上的狹長山體臺階，末端于崖壁上開一小型不規則孔洞，可向外瞭望。垂直山體通道西側為甬道的主體部分，鑿有斜向上攀登的臺階。臺階東端北壁開一圓拱形禪龕，寬113、高103、深75厘米，僅容一人結跏趺坐于其中。北壁中部開一曲折悠長的圓拱形甬道，甬道入口為一寬大的圓拱形敞口，敞口中央為內收的南北向甬道，甬道末端又折向西北，連通一規整的橫長方形窟室?？呤宜谋谄街?，平頂，寬380、高196、深335厘米。北壁西端開一圓拱形禪龕，寬98、高130、深90厘米，僅容一人結跏趺坐于其中。南壁西側開鑿有一排三個均勻分布的圓拱形小龕，與北壁中部、西端的甬道入口、禪龕交錯分布，寬58、高56、深44厘米。洞窟壁面無涂層，巖體裸露(圖7、圖8)。

圖7

圖8(圖7 柏孜克里克第10窟上方洞窟甬道西側及兩側列龕，筆者拍攝；圖8 柏孜克里克第10窟上方洞窟平面圖，筆者繪制)

5.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7窟上方洞窟

該窟位于柏孜克里克石窟東南部崖面區段第47窟上方崖壁高處，下方正對僧房窟第47[1]窟，高出第47[1]窟窟頂約500厘米。原開鑿山體通道與第47[1]窟相互連通，現已殘毀不存。洞窟大部崩塌，僅存后部，平面呈縱長方形，縱券頂，方向125°(東南)。

6.忙得古力石窟第4窟

該窟位于忙得古力石窟上層窟群南部崖面高處，左下方通過垂直山體通道與第5窟相互連通，高出第5窟窟頂約300厘米(圖9)。洞窟實為一敞口大龕，規模較小，平面呈橫長方形，洞窟方向178°(東南)，寬244、高205、深164厘米。正壁開一圓拱形淺龕，寬161、高155、深85厘米。左、右側壁規整平滑，前部崖壁崩毀。洞窟左側于山體內開鑿一圓形山體垂直通道，與下方第5窟主室窟頂連通。通道內壁鑿出四列對稱分布的腳窩，通道直徑90、高300厘米。洞窟壁面無涂層，巖體裸露(圖10)。又據德國探險隊所攝照片(13)此據德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德國探險隊所攝B 1566：Bartus und seine Arbeiter bei der H?hlengruppe照片。引自https：//themen.crossasia.org/deutsche-turfanexpeditionen/？lang=en。，此窟北側崖面原開鑿有另外兩座與該窟形制相同的洞窟，三者毗鄰成排分布，現由于山體崩塌，皆已不存。

圖9 忙得古力第4窟(筆者拍攝)

圖10 忙得古力第4窟平、剖面圖(筆者繪制)

二、“閉關窟”的洞窟特征

本文所述的6座“閉關窟”開鑿時代集中，形制特征鮮明，營造規制統一，呈現出高度一致的設計規劃理念，是流行于麹氏高昌國時期的一種特殊類型的禪定窟。

(一)洞窟營造規制高度統一

洞窟類型統一，較為廣泛地分布于火焰山不同河谷的多處石窟寺之中。吐峪溝西區南部下層石窟寺第2窟上方洞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第8窟上方洞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7窟上方洞窟所在的石窟寺規模極小，皆只有一處洞窟組合，各組合中僅有一座僧房窟。洞窟下方皆與一座僧房窟相互連通，皆為營建于崖壁高處的長方形洞窟或大龕，表明這批洞窟流行于同一時期、集中開鑿營建，并非后期增建補鑿，此類洞窟與其所屬的洞窟組合是同時規劃設計營建的。

(二)洞窟高險難達

洞窟皆位于各石窟寺崖壁高處，兩側及上方皆為自然山體，高出下方洞窟5-7米，遠離寺院主體窟群。洞窟通過垂直山體通道內壁的腳窩攀爬上下，下方的僧房窟是出入此類洞窟的唯一通道，與寺院人眾相互隔絕，孤懸絕壁，難以通達，清冷幽靜。

(三)窟內設施簡易

洞窟內部皆未配設塑像、壁畫，壁面未敷抹泥層，無任何裝飾，山體鑿面裸露于外?？弑诓煌恢描徲行沃?、大小不同的小龕，表明其功能存在較大差異，可能分別用以放置衣物、飲食器具和油燈等生活用器。吐峪溝西區中部高臺第36窟通道上部橫置的粗木椽及其上系綁的繩索不但可借以攀援出入洞窟，亦可上下吊送食物及其他物品。通道旁側放置的條形石板可移置封堵通道，將洞窟封閉隔絕為一處獨立密閉的空間。

(四)集中營建于麹氏高昌國時期

吐峪溝西區中部高臺石窟寺第36窟屬于吐峪溝西區中部高臺第28-39、52-61窟洞窟組合，西區南部下層石窟寺第2窟上方洞窟屬于第1-5窟(吐編)洞窟組合。柏孜克里克石窟第8窟上方洞窟、第10窟上方洞窟皆屬于第8、9、10窟洞窟組合；第47窟上方洞窟屬于第45[1]、47[1]+48[1]、49[1]、50[1]、51[1]窟洞窟組合；忙得古力石窟第4窟屬于第2、3[1]、4、5窟洞窟組合。筆者在對高昌石窟進行分期研究時，已論證上述各處石窟寺的幾組洞窟組合營建時代為六世紀至640年的麹氏高昌國時期(14)夏立棟《高昌石窟分期與譜系研究》，《考古學報》2022年第2期，第201-224頁。。因此，本文所論“閉關窟”亦當開鑿于此期。

綜上，這批“閉關窟”集中營建于麹氏高昌國時期，是當時寺院僧團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洞窟，承擔著特定功能需求，并被僧徒反復頻繁使用。同時，洞窟開鑿于崖壁高處，通過腳窩攀爬高峻的垂直山體通道進出，窟內皆無造像，只鑿出少量簡易生活設施，表明此類洞窟不會被作為僧人日常生活起居的僧房窟。一旦艱難抵達洞窟后，會于其中居留相當一段時間，不會每日上下出入，亦當不會于其中舉行禮懺性儀式活動?？呤仪屐o幽暗，飲食用度皆通過山體通道吊送，不會與寺院中的其他僧人或世俗信眾會面或存在過多信息交流，適于行者長期幽閉修行，寂然入定，顯現出濃厚的禪修氛圍。

三、“閉關窟”的洞窟功能

五六世紀的禪、律漢譯本中常見僧徒須于閑靜處禪修的規定。如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七“師子吼菩薩品”言“身寂靜心不寂靜者，或有比丘坐禪靜處，遠離四眾，心常積集貪欲、瞋、癡，是名身寂靜心不寂靜”(15)[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27，《大正藏》第12冊，第526頁。。鳩摩羅什等譯《禪秘要法經》卷上“行者若見此事，當起懺悔。乞適意食，調和四大，極令安隱。當坐密屋無鳥雀聲處”(16)[后秦]鳩摩羅什等譯《禪祕要法經》卷上，《大正藏》第15冊，第250頁。。卷下“見此事時，當于靜處，一心安坐，勅諸同學，皆使清凈，不令憒鬧”(17)[后秦]鳩摩羅什等譯《禪祕要法經》卷下，《大正藏》第15冊，第262頁。，《禪法要解》卷上“取是相已，至閑靜處，若樹下，若空舍，以所取相，自觀不凈”(18)[后秦]鳩摩羅什等譯《禪法要解》卷上，《大正藏》第15冊，第286頁。。佛陀跋陀羅、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第四“明四波羅夷法之四”記“乞食已還，至彼寂靜處安坐，謂于空地、山澗、巖窟、冢間，敷草正坐”(19)[東晉]佛陀跋陀羅、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4，《大正藏》第22冊，第254頁。。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第三十四“受戒揵度之四”記“佛言：‘自今已去，新受戒比丘，樂閑靜須依止者，聽余處依止，即日得往還。若不得，新受戒比丘樂靜處者，聽無依止而住’?！?20)[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34，《大正藏》第22冊，第804頁。高昌新發現的“閉關窟”與禪、律經本所言的“靜處”“閑靜處”“密屋無鳥雀聲處”情況相合，應為經本、碑銘中所言的“定窟”類型。

“閉關”一詞最早見于題為龍樹菩薩造、后秦筏提摩多譯《釋摩訶衍論》卷第五“一者兩難閉關門”(21)龍樹菩薩造，[后秦]筏提摩多譯《釋摩訶衍論》卷5，《大正藏》第32冊，第633頁。，而文意模糊不明，且此論注疏頗多，皆釋為晚期之作，或說為新羅僧月忠撰，或說成于武周時期，難以為據。初唐時，僧傳中開始明確出現僧人閉關修行的記載。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一“習禪六”記唐潤州牛頭沙門法融(594-657年)“還隱幽棲，閉關自靜，房宇虛廓，唯一坐敷”(22)[唐]道宣撰，郭紹林點?！独m高僧傳》卷21，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800頁。。其后，唐至五代、北宋續有禪師、律師閉關?！独m高僧傳》卷二十三“明律下”記唐箕山寺沙門慧進“以律假緣求，非文不合，因即閉關，自讀八十余遍”(23)[唐]道宣撰，郭紹林點?！独m高僧傳》卷23，第872頁。?！端胃呱畟鳌肪淼谑恕案型ㄆ庇浱莆淞觊_元寺慧昭“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24)[宋]贊寧撰，范祥雍點?！端胃呱畟鳌肪?8，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459頁。?！杜f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馬裔孫傳》記后周馬裔孫“每閉關養素，唯事謳吟著述”(25)[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卷127《馬裔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671頁。。禪僧之中，北宋善昭《汾陽善昭禪師語錄》記淳化四年(993年)其師歿，碌聰等道俗千余人請其主持，“昭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26)[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18，《大正藏》第49冊，第662頁。之后的禪宗文獻中大量出現禪僧閉關活動的記述。雖然“閉關”用語及高僧閉關行狀至初唐時期才明確出現，但本文所論洞窟的主要特征與初唐及之后的閉關用窟頗為一致，原初即可能用以寂心安坐、深入禪定，與僧傳中高僧閉關活動相類。

目前所知的麹氏高昌國時期的禪定窟包括僧坊窟、禪龕和“閉關窟”三種類型?！伴]關窟”與前兩類洞窟在空間位置分布、洞窟形制、使用時段、容納人數方面皆存在較大差異，反映出洞窟使用方式上的明顯不同。

(一)空間位置分布

僧坊窟皆與塔廟窟、佛殿窟及僧房窟形成完整的洞窟組合，共用前室，相互毗鄰排布，在造像內容和洞窟功能上相互關聯、補充，很少單獨出現。禪龕獨立開鑿于僧房窟周邊崖面，與僧房窟關系緊密?！伴]關窟”則開鑿于石窟寺中遠離主體窟群的崖壁高處，幽僻隱蔽，難以攀爬進入，屬于獨立性極強的一類洞窟。

(二)洞窟形制

僧坊窟規模較大，由主室和對稱開鑿于主室正壁及左、右壁的多個小室組成。主室壁面繪制禪修過程中指示禪觀內容與次第的禪觀壁畫。三壁所開小室體量較小，僅容一人坐臥其中，室內壁面鑿有放置生活用物的橫長方形大龕及圓拱形小燈龕，部分洞窟小室壁面繪制樹下禪僧觀想白骨、膨脹死尸、半骨半肉死尸和怪獸的不凈觀壁畫。禪龕規模頗為淺小，為一簡易的敞開空間?！伴]關窟”則需通過山體垂直通道進入上方窟室，壁面鑿有禪龕和少量放置生活用物的大龕及圓拱形小燈龕，窟內未配設塑像、壁畫，壁面未涂刷泥層。

(三)使用時段與人數

僧坊窟用以接納每年五、六、七三月至山寺結夏安居的城中寺院僧人，(27)夏立棟《〈貞元六年造窟功德記〉與唐西州寧戎窟寺》，《敦煌研究》2020年第2期，第18-25頁。供多位僧徒同時集中修禪，并具備成套的禪修儀式。(28)夏立棟《石窟空間與儀式秩序：重建吐峪溝東區第30-32窟禪觀程序》，《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4期，第20-34頁。各窟中每一小禪室可供一人棲止禪修，此類洞窟一般鑿有5個小室，有的鑿出7、8個小室，最多者鑿出12個小室，可見其最多可同時容納5-12人。禪龕可從朝向推知，僧徒應于每日早、晚時段入龕坐禪，以避免日光直曬燥熱，難以深入三昧，禪定冥思。且各龕僅容1人結跏趺坐于其中?！伴]關窟”則開鑿于山體內部，具有極強的封閉性，似不會受季節、氣候、日曬等外界因素的太多限制。洞窟同次容納的僧人多寡不一，并無定數。柏孜克里克第10窟上方洞窟開有兩個容一人結跏趺坐的禪龕，同時又有規模較大的縱長方形窟室，可同時供3位以上僧徒入定修禪。吐峪溝西區南部下層第2窟上方洞窟已于正壁、左壁鑿出兩禪龕，并計劃于右壁再開一龕，表明洞窟已可能同時被2人使用。忙得古力第4窟及其北側則原鑿出成排分布的3座禪龕，可供3人同時使用。

總之，“閉關窟”是與僧坊窟、禪龕極為不同的禪窟類型。使用僧坊窟的季節性極強，每次使用時段可達三月之期，主要為城中寺院僧團提供雨安居期間棲止禪修的場所。禪龕可供長住石窟寺中的個體僧人每日早晚使用，各次坐禪時長較為機動靈活?！伴]關窟”的使用時間和時長則不受過多限制，主要根據禪修者的禪修內容和預期目標而定，每次進入洞窟長期禪修的僧人數量不定，入窟修定的僧人應被同寺僧眾知曉、護持、照料，并當安排專人哨衛、提供日常飲食等必要物資。以此可知，能夠進入“閉關窟”長期修行禪定的行者應已具有相當深厚的禪行經驗，或已是寺院僧團中具備相當地位資望、期待于禪修階段中取得突進的高僧大德，非一般比丘、沙彌所可堪當。

四、余論

禪窟的形制特征反映出禪修過程中僧人對洞窟的具體使用方式，不同類型的禪窟指示出僧徒禪法實踐過程的差異。麹氏高昌國時期的這批“閉關窟”與僧坊窟和禪龕在形制與功能上存在較大差別，體現出高昌禪法另一方面的內涵。同時，吐峪溝西區中部高臺石窟寺、西區南部下層石窟寺，柏孜克里克石窟第8、9、10窟等各石窟寺或洞窟組合中，皆同時包含一座僧坊窟和一至兩座“閉關窟”，表明這兩類不同類型的禪定窟被寺院僧眾同時使用，直觀地映現出僧團所行禪法的復雜樣貌。不同類型禪定窟的形制差別和組合使用情況既可能反映出同一禪法體系內不同階段禪修實踐方法的不同，又可能指示出麹氏高昌國禪法的多元構成。另外，龜茲石窟寺遺址中亦見與高昌“閉關窟”形制特征接近的11座洞窟，包括克孜爾石窟谷內區第112A、112B、113A窟，后山區第228、229窟；托乎拉克艾肯石窟北區東部的2座洞窟；庫木吐喇石窟窟群區第75、76、78窟；溫巴什石窟的1座洞窟。(29)[意]魏正中《區段與組合——龜茲石窟寺院遺址的考古學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8-168頁。據《比丘尼傳》卷四記高昌國仙窟寺高僧法惠初赴龜茲出家，修學禪律。后從高昌郎中寺馮尼之勸，再赴龜茲隨金華寺直月悟道，修習龜茲禪法。(30)[梁]釋寶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傳校注》卷4，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89頁。這表明麹氏高昌國時期流行的禪法或與龜茲禪法存在密切關聯。此問題關涉塔里木盆地北緣禪法的體系構成及其與石窟寺譜系的內在關系，容待他日探賾詳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