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廢科舉之后
——張之洞對新學制中舊學教育的籌劃

王亞飛

光緒二十九年(農歷癸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廷頒行《奏定學堂章程》(后文稱癸卯學制),這是一個全國性的近代學制,對近代中國的學術文教轉型產生深刻影響。但正如周予同所說,癸卯學制“最足以引起吾人注意的,是對于經學的注重”,(1)周予同:《中國學校制度》,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第130頁。既有研究已注意到其偏重舊學,尤其是強調經學的傾向,惟多從負面評價之。(2)在清季時人的表述中,常以“中學”(與西學相對)、“舊學”(與新學相對)指中國傳統學問,不過“中學”有時是“中等學堂”的簡稱。為避免歧義,本文一律使用“舊學”,并不存價值判斷。因該學制由張之洞主持擬定,其中的“《學務綱要》、經學各門及各學堂中國文學課程”更是由其“手定”而成,(3)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年譜》卷八,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173頁。故時人對學章的異見和負面評議皆集矢于張之洞。后之研究者一般將癸卯學制的舊學色彩濃厚歸咎于張之洞,這多少夸大了張氏在清季“新教育”中的話語權勢,且有簡化問題之嫌。

張之洞主持甚至直接參與擬定新學制,其間固然灌注了他的文教思想和學術理念,(4)許同莘就說癸卯學制“名雖學章,實公(張之洞)晚年學案也”。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年譜》卷八,第180頁。但正如陸胤所提示的,既要“注重張之洞對政教事業的持久關懷”,又不可輕忽他“在‘京師’這一特殊環境下調停新舊的難處”。(5)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頁。惟張之洞面臨的難處和困境遠不止于此。新式教育自興辦以來即弊端叢生,尤其是舊學在其中處于邊緣位置,加之教授的效果不理想,使得學堂招致各方的批評,因此張之洞在新學章中安頓中西學時,必須盡力“調停新舊”;而清廷中央的辦學方針,也是左右“新教育”進程的重要因素,其“舊學不可棄”的辦學旨趣制約了新學制的中西學配置,卻為既存研究相對忽略。

張之洞在厘定新學制時,試圖將興學堂、?？婆e二事并舉;清廷在頒行癸卯學制的同時,也奏準了《請試辦遞減科舉折》,可見學堂與科舉的關聯。而目前關于停廢科舉的研究,往往忽略一個重要的關節:作為文化載體的舊學在科舉罷除后的學堂時代如何傳承?(6)既有關于停罷科舉的研究多從以下角度切入:地方督撫和中央樞臣的合謀;清廷在制度層面設計了諸如保留舉貢優拔生員考試、獎勵學堂出身、為士子寬籌出路等善后措施;在趨新士人及其掌控的輿論鼓噪下,形成科舉必廢的強勢意見等。毫無疑問,上述面相皆不同程度推動了科舉的壽終正寢,惟忽略了學堂與科舉互動的一面。相關研究可參閱:周振鶴:《官紳新一輪默契的成立——論清末的廢科舉興學堂的社會文化背景》,《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戴鞍鋼:《清末新政與科舉停廢》,《歷史教學問題》2015年第2期;張仲民:《“不科舉之科舉”——清末浙江優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歷史研究》2019年第3期,等。這不僅牽涉科舉的罷廢,也關乎學堂的興辦。如何安頓舊學實際是科舉與學堂之爭的焦點。職是之故,每每當清廷修訂或頒行新的學制章程時,朝野新舊各方均注目于舊學各科的課程設置,張之洞擬定新學制也無法回避安頓舊學的問題。

在清季激進趨新已成主流的思想氣候中,張之洞仍相當重視經學、“中國文學”等舊學,并將之置于顯要位置,看似逆時代潮流而為,實則診斷出科舉與學堂之爭的一個重要癥結所在。在新制中提升舊學的比重,不失為當時調停新舊的務實之舉。對上述相關問題的檢討,不僅有助于理解張之洞在規劃新學制的舊學教育時的苦心和用意,又能從教育建制轉型視閾下學科和知識銜接的層面審視興學堂與?？婆e的勾連,從而增進對癸卯學制舊學色彩濃厚和科舉停罷進程的認識。

清季辦學的中西糾葛

清末士人在面對國家的衰弱時,普遍認為“圖存救亡,舍教育無由”。(7)張謇:《柳西草堂日記》(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四日),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8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版,第566頁。正如嚴復所說,自“中國維新以來,他議或有異同,乃至興學,無賢不肖智愚,萬喙一聲,皆以為不可更緩”,(8)嚴復:《復旦公學募捐公啟》,汪征魯、方寶川、馬勇主編:《嚴復全集》第7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頁。形成了空前的辦學共識?！靶陆逃奔热怀休d著救亡圖存的重任,于是興學堂的同時廢科舉理應成為一種不可逆的趨勢和抉擇,但實際上,質疑“新教育”和反對停罷科舉的聲音也同樣彌漫朝野。這很大程度上皆與如何安頓中國傳統舊學有關。若此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不僅影響新學制的學科構建和知識配置,而且還整體制約從科舉到學堂的轉型。

當時趨新之風頗濃,葉昌熾即說“舉世競談新學”,(9)葉昌熾著,王季烈編:《緣督廬日記鈔》第3冊(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頁。甚有“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之勢。(10)鄧實:《國學保存論》,《政藝通報》1904年第3號。在這一風氣的推助下,新式學堂亦走上偏重西學的途轍。以外語為例,當時的諸多學堂唯外語是尚,出現“都會之區,通商之埠,外國語學校到處林立”的局面。(11)《論中國教育宜急圖改良之法》,《大公報》1904年12月10日,“論說”,第3版。不少辦學者甚至認為,“西史”“地理”等西學,也“不過為練習方言起見”。(12)按:方言即外語,參見《痛哭中國學界之前途》,《大公報》1905年2月26日,“論說”,第2版。相形之下,學堂普遍不重視舊學。光緒三十年(1904)二月,湖南武岡的一位學生認為學堂的經學課程鐘點甚少,每星期“僅占一次”,導致學生“雖云畢業而大旨未窺十一”,如此下去,“假如科舉即廢,學堂遍興,天下之人才取于學校,天下之師范半出于大學堂,十年之后,中國之經學愈亡而不可復矣”。(13)李鐘奇:《上學務大臣條議》,《湖南官報》1904年第603號,“專件”。學堂中的舊學被西學嚴重擠壓,導致教授效果不理想。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湖北學務處總辦鄭孝胥在“考學堂漢文”時,發現學生“幾無能成篇”。(14)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820頁。

由于中西學的比例偏頗,致使時人對學堂有“專重西學,不重經學”的負面觀感。(15)《科舉不廢之原因》,《新民叢報》第38、39號合本,1903年10月4日,“紀事·內國之部”,第224頁。學堂被斥為“洋學堂”,入學者則被目為“洋學生”。(16)《論學校亟宜注重國文》,《申報》1905年4月6日,第1—2版。山西士人劉大鵬甚至把學堂學生稱為“外洋各國之民”。(17)劉大鵬著,喬志強標點:《退想齋日記》(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頁。以“洋”冠名學堂和學生,適表明新學大行其道而舊學邊緣化。蒯光典對此批評道,“人知學校之宜講西學,而不知其必先中學也”。(18)蒯光典:《金粟齋遺集》卷六《議兵》,《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8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頁。換言之,講西學幾乎是時人的“常識”,舊學則被視作不急之務而被輕忽。學堂本是承載圖存救亡的希望所在,惟其辦理不善,使得士人頗難取舍。曹元弼注意到時人對學堂的這種復雜心態:“方今扶危救否,發憤自立,莫急興學。而一或不慎,又適以速天下大亂。抱薪救火,愈甚無益,失之毫厘,謬以千里?！?19)《曹元弼與黃紹箕書》(時間不詳),俞天舒輯:《黃紹箕集》,《瑞安文史資料》第17輯,政協瑞安市文史資料委員會1998年版,第345頁。

辦學出現弊端,不僅使學堂招致負面觀感,還影響士人對停罷科舉的態度。學堂辦理不善成為反對停廢科舉者的重要理由,他們擔心罷廢科舉專重學堂將有“士人競談西學,中學將無人肯講”的流弊。(20)張之洞:《請試辦遞減科舉折》(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4冊,武漢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頁。光緒二十九年(1903)春間,御史李芍華在向清廷奏遞的條陳中,“力陳學堂之弊,萬不足以得人才,且詳陳科舉之不可廢”。(21)《大公報》1903年4月5日,“時事要聞”,第2版。三月,在京師大學堂教授史學、輿地的屠寄亦表示,“國家不變法,不廢科舉,學堂難于辦得好”。(22)《寄(屠寄)致竹君(趙鳳昌)》(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編:《趙鳳昌藏札》第4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554頁。同年閏五月初三日,陳黻宸在與孫寶瑄談論“張之洞創議停罷科舉”之是非時,認為“學校興辦不善,科舉豈可驟廢!”(23)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中冊)(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三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81頁。不難看出,學堂辦理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左右著停廢科舉的進程,而士人對學堂的非議多集中于其輕忽舊學。

而與此同時,科舉有礙“新教育”的發展,幾乎是時人的共識。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曾屢次與管學大臣張百熙論及“非請?？婆e則學校難成”,并請張氏“鼎力主持”廢科舉。(24)吳汝綸:《與張尚書》(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第3冊,黃山書社2002年版,第437頁?？娷鯇O也因“科舉不停,學校不興”,而感嘆“可惜時光”。(25)繆荃孫:《藝風堂書札·致金武祥(四十七)》,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麟主編:《繆荃孫全集》,《詩文2》,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頁。在吳汝綸、繆荃孫的眼中,科舉的存在阻滯了興學的進程。在新式學堂弊端已初現的情形下,廢科舉與興學堂之間形成一種騎虎難下的困局。當時湖北學政胡鼎彝“考錄遺才”時所命之題,或揭示出官方的兩難:

科舉進身易,學堂進身難,不廢科舉則學堂不興,科舉果可廢歟?若專重學堂,則今日日本、上海游歷學生猖狂悖謬,學堂又可恃歟?宜如何而去科舉之弊、懲學生之奸,其策安在?(26)《命題卓識》,《申報》1903年9月24日。

盡管清廷已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發布改書院、設學堂的上諭中,認定“興學育才實為當今急務”,(2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27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頁。且從邏輯上言,“廢科舉、興學堂,似宜人材輩出矣”,但學堂并未帶來明顯的“自強效益”,所見所聞反而是學堂辦理的種種“不善”。尤其是“學子輕浮之習,比前較甚者,則以徒趨重新書,而置五經、四子書于腦后”,(28)鄭觀應:《答楊君弨伯、梁君敬若、何君閬樵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后編》(一),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08頁。這一當時普遍存在的“重西輕中”辦學趨向,使得士人對學堂存有其偏重新學、荒廢舊學的負面觀感。

清季時人在面臨學堂和科舉的抉擇時,實際是一種糾結而復雜的心態。在新學致用的主流認識下,中國舊學本已少有人問津,在新式學堂的傳授情形也不樂觀,若廢科舉而不對學堂的中西學比重進行調整,舊學勢必進一步衰微。在舊學的安頓和講授問題上,士人已對學堂形成負面觀感,更因此而擔心如遽廢科舉會為“舍孔孟而向西學”的風尚推波助瀾。朝野士人對學堂辦理成效的質疑和對舊學凋零的擔憂,是后來張之洞在京修訂學堂章程時遭遇的思想氛圍。清廷在停廢科舉時也一度踟躕難決,其考量之一即在于舊學的堪憂現狀及其安頓問題。張之洞在擬定癸卯學制時的安排正切中了這個問題。

學堂課程不“遠乎科舉”

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入京覲見,得旨應允,他于四月二十日抵京,直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出都。(29)張之洞此行入京,實抱著入參軍機的希冀,但未能如愿,主持制定新學制,只“可以說是一個意外的收獲”,參見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學制的制定》,《河北學刊》2002年第6期。當張之洞尚在北上途中旅次于保定時,管學大臣張百熙即在慈禧太后面前“免冠頓首”,表示自己“有舉學堂相讓之意”。(30)《寄(屠寄)致竹君(趙鳳昌)》(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編:《趙鳳昌藏札》第4冊,第555頁。張之洞抵京后,張百熙與另一管學大臣旗人榮慶于閏五月初三日以“學堂為當今第一要務”,而張之洞為“當今第一通曉學務之人”,奏請添派張氏會商學務。(31)張百熙等:《奏請添派重臣會商學務折》,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頁。同日,清廷發布上諭,要求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將現辦大學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實商訂,并將各省學堂章程釐定”。(3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29冊(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三日),第140頁。榮慶也在當日記到,“學堂奏請派張督會商事務”。謝興堯整理:《榮慶日記》(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三日),西北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頁。在湖北興學有年的張之洞由此參與全國學務。張之洞修訂的學章,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奏準頒布,是為癸卯學制。(33)應該指出的是,諭令只是要求張之洞會同兩管學大臣修訂學制,但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下旬,任教于京師大學堂的屠寄告訴趙鳳昌,因張百熙、榮慶彼此不諧,“微有意見”,對學務均推諉不問,于是張之洞“獨揮巨筆,改訂章程,行且定矣”?！都?屠寄)致竹君(趙鳳昌)》(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編:《趙鳳昌藏札》第4冊,第560頁。

在京厘定學制的張之洞以科舉為興學的障礙。他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八月初致軍機大臣瞿鴻禨的信中表示,“若非變通科舉辦法,稍示歸重學堂之意,各省學堂安得大興?”(34)張之洞:《致瞿子玖(十四)》(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九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96頁。同年十一月,他在總結“奉旨興辦學堂已及兩年有余,而至今各省學堂仍未能多設”時,更是將之歸因于科舉。張之洞指出,科舉不停則士子皆以為朝廷之意并未專重學堂,導致“人情不免觀望”,“入學堂者,恃有科舉一途為退步,既不肯專心向學,且不肯恪守學規”。(35)張之洞:《請試辦遞減科舉折》(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4冊,第171頁?？婆e為興學障礙應是當時士人共同的觀感。早在戊戌年間,即使聲言“變法不能太驟”的翰林院編修徐兆瑋卻“獨于學校一事,惟恐其不驟”,明確主張“非停止科舉,不足以壹生童之趨向”。(36)徐兆瑋:《與昭文令郁憲丞同年辭中西學社經董書》(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徐兆瑋著,徐昂千點校,《虹隱樓詩文集》(下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46頁。

而前引湖北學政胡鼎彝的考題中所言各種“學堂之弊”,同樣成為“新教育”發展的障礙,張之洞對此也有洞見。當京師大學堂有學生致書湖北學生“會議生事”時,張之洞要求武昌知府梁鼎芬將原信速寄北京,以便查對筆跡,懲戒主事之人,并再三叮囑梁氏要勸諭鄂省諸生“守法率教,專心力學”,以“保全湖北學生聲名”,如此他在京即“有辭于排阻學堂諸人”。當時,東京、上海等地屢起“學潮”,京師大學堂“亦復囂然不靖”,京朝官對學務“交口詬病,多方阻擾”,張之洞在京則極力與“當道諸公”斡旋,力勸“不可因噎廢食”,以免“頑固者益得逞其阻力”,否則“天下學堂永無振興之望”。(37)張之洞:《致武昌梁太守》(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子刻發),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輯第22冊,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611—613頁。

此時,張之洞力主將停罷科舉和興辦學堂二事并舉,但在二者之間,他明確以后者為重中之重。無論是停罷科舉,還是剔除“學堂之弊”,皆是為推行“新教育”開道。舊學荒棄即為一種突出的“學堂之弊”,因此如若張之洞制定的新學制無法妥善安頓傳統舊學,勢必落人口實,停罷科舉恐怕一時仍難以企及。如此一來,科舉議廢而不廢,學堂謀興而不興,各方仍將在科舉與學堂之爭的牽扯中拉鋸。反過來說,修訂學章、規避學堂之弊也是在為停罷科舉張本。正如關曉紅所揭示,“只有減少興學阻力,推進新式學務的發展,學堂育才取得顯著成效,以此為前提,科舉去留才會變得相對順理成章”。(38)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第101頁。

前文已述,學堂辦理不善,特別是“重西輕中”的辦學趨向牽動著科舉與學堂之爭。新學制的中西學課程設置更是與此緊密相聯。四川學政吳郁生即指出,若“使學堂課程遠乎科舉,則士不豫附;近乎科舉,則其實無別于書院”。(39)《四川學政吳郁生奏請頒定學堂一定課程折》,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下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782頁。學堂課程的具體配置確實是一個重大問題,必須同時處理好與學堂和科舉的“遠近”關系。對此,張之洞的思路是:學堂教育輕忽舊學已遭受士人的嚴重詬病,而科舉又是推行“新教育”的阻礙,惟停廢科舉又會因擔心舊學式微而引起守舊之士的激烈反對,但若新式學堂下舊學教育的目標和實際效果皆遠優于科舉時代,則既可減少維護科舉者的理由,又能在相當程度上改觀對學堂的負面評議,進而推動“新教育”的發展,可謂一舉兩得。(40)陸胤曾提示,張之洞堅持在新學制中增加經、史、“中國文學”內容,未嘗沒有為遞減乃至停罷科舉預做鋪墊的用意(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第194頁)。該思路對本文的寫作頗有啟發,但陸胤并未深入展開。更重要的是,張之洞重訂學章時有意增加經史舊學的比重,既有借此減少停廢科舉阻力的目的,也有以此規避此前學堂輕忽舊學之弊的用意。張之洞曾公開表示,希望利用學堂這副“良藥”,使“廢科舉一事自不費力”。(41)《大公報》1903年7月4日,“時事要聞”,第2版。若要毫不費力地廢除科舉,勢必要妥善安頓好舊學。

秉承上述思路,張之洞在新學制中大幅提升經史舊學的地位和比重,并多次將修訂新章的舊學教育作為停減科舉的重要依據,而在述及癸卯學制的舊學教育時,更是以科舉時代為參照,竭力彰顯前者的目標和理想愿景皆遠優于后者。這也就是吳郁生所提醒的學堂課程不可“遠乎科舉”。據朱貞研究,此前張百熙制定的壬寅學制“西”多于“中”,舊學并不顯要,且經學的重要性也未得到體現,史學和文學的地位卻有所提升;而張之洞主事時修訂了壬寅學制中小學階段的課時比重,經學課程明顯增加,蒙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和中學堂分別由1/6、1/6、3/37—3/38增加到2/5、1/3、1/4左右。(42)朱貞:《清季學制改革下的學堂與經學》,《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張之洞的調整不可謂不大,不僅整體上提升舊學的比重,而且獨標經學的地位,更創設經科大學,這在分科治學的癸卯學制中顯屬特異之舉。除此而外,張之洞還對舊學的“講讀研求”之法有較此前更趨細密化的詳盡設計。

在奏呈癸卯學制前,張之洞向軍機大臣瞿鴻禨表示:

在不肯停減科舉者,不過云學堂規矩未善,興辦未廣,未必遽有人材,故不肯遽?？婆e。然現擬各學堂章程,注重中學根本,于防弊之法似已周密。(43)張之洞:《致瞿子玖(十四)》(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九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96頁。

新學制“注重中學根本”正是反駁“不肯停減科舉者”的重要依據。(44)張之洞在癸卯學制中通過強化管理、增加倫理教育等方式來體現其所謂“防弊之法”,也是力圖彰顯學堂“優勝”于科舉,惟與本文討論的主旨不甚相關,故對此不擬申論。而在大約同時的《請試辦遞減科舉折》中,張之洞更特意指出:

議者或慮停罷科舉,專重學堂,則士人競談西學,中學將無人肯講。茲臣等現擬各學堂課程,于中學尤為注重。凡中國向有之經學、史學、文學、理學,無不包舉靡遺。凡科舉之所講習者,學堂無不優為;學堂之所兼通者,科舉皆所未備。(45)張之洞:《請試辦遞減科舉折》(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4冊,第171頁。

張之洞原本試圖將該折納入新學制,但因樞臣意見參差而不果。(46)“本來《奏定學堂章程》中有《遞減科舉章程》”,但因諸樞臣對遞減科舉意見尚存參差,未盡一致,故張之洞決定將學章與《遞減科舉折》分別奏遞,“科舉單獨附片,實源于此”(詳見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第101頁)。張之洞擬將《遞減科舉折》嵌入癸卯學制,正說明在京制定新學制的張之洞力圖將罷廢科舉、興辦學堂二事并舉,但最終分別奏陳,表明遞減科舉(進而廢除之)在當時遭遇強大的阻力,這又進一步提示張之洞在學堂章程中提升舊學比重的“必要”。但該折仍在很大程度上與癸卯學制相互配合。張之洞在該折中之所以將新式學堂拔高到全面超越科舉的程度,正因癸卯學制不僅“于中學尤為注重”,且對中學各科“包舉靡遺”,實際上是力圖從根本上否定科舉繼續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與此同時,又可消解科舉停罷后“中學將無人肯講”的疑懼。

在張之洞親自擬定的《癸卯學制·學務綱要》中,“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條明確指出:

蓋數十年來科目中人曾讀“九經”而能講解者,不過十分之二三。若照此章程(癸卯學制)辦理,則學堂中決無一荒經之人,不惟圣經不至廢墜,且經學從此更可昌明矣。(47)張之洞:《奏定學務綱要》,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第493頁。

在“學堂兼有科舉所長”條也說:

凡詬病學堂者,蓋誤以為學堂專講西學,不講中學故也?，F定各學堂課程,于中國向有之經學、史學、理學及詞章之學,并不偏廢。且講讀研求之法,皆有定程,較向業科舉者尤加詳備。查向來應舉諸生,平日師無定程,不免泛騖,人事紛雜,亦多作輟,風檐試卷,取辦臨時。即以中學論,亦遠不如學堂之有序而又有恒,是科舉所尚之舊學,皆學堂諸生之所優為。學堂所增之新學,皆科舉諸生之所未備。則學堂所出之人才,必遠勝于科舉之所得無疑矣。(48)張之洞:《奏定學務綱要》,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第503—504頁。

所謂“誤以為學堂專講西學,不講中學”,適可與前文所述時人視學堂為“洋學堂”對讀。張之洞針對此點立論,強調“科舉所尚之舊學”,學堂無不優為。而張之洞放言“決無一荒經之人”“經學更可昌明”“學堂所出之人才,必遠勝于科舉”,多少有些懸想成分,意在通過夸大其詞的方式塞反對學堂者和反對廢科舉者之口。從這種言說方式不難看出,張之洞意在通過標舉“新教育”的優勝之處,以推動停罷科舉,興辦學堂。

張之洞的苦心和用意并未逃過批評者的眼光。據在京參與學務的張鶴齡透露,張之洞與軍機大臣王文韶因“裁減科舉”一事而“大相齟齬”。(49)《張鶴齡致盛宣懷函》(光緒三十年六月十三日),上海圖書館編:《盛宣懷檔案選編》第9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90頁。張之洞在初擬的奏稿中原本打算坦承王文韶的反對意見,但管學大臣張百熙卻認為應刪去“折內除大學士王某及與政務處王大臣會商意見相同兩語”,可見在處置停廢科舉時的慎重。黃薇整理:《張百熙、瞿鴻禨往來書札(上)(113)》(時間不詳),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1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頁。對此,士人夏曾佑在報刊上發文稱,張之洞力主廢科舉遭到王文韶的反對,卻又在京師大學堂中添加“經史”課程,此舉不過是將京師大學堂造成廣雅書院、兩湖書院的翻版而已。(50)按:廣雅書院為張之洞督粵時所辦,兩湖書院則為其在鄂督任上所辦,均注重經史之學。他批評張之洞“有廢科舉之名,無廢科舉之實”,所謂“無廢科舉之實”,正是針對新學制中仍有經史舊學(且其比重較之前的學章有大幅提升)而言,他因此譏諷“竭力主持廢科舉”的張之洞與“竭力反對之”的王文韶實為“同志”,不必相煎太急。(51)夏曾佑:《論國家將以學堂為書院》(原載《中外日報》1903年10月6日),楊琥編:《夏曾佑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頁。在夏曾佑看來,張之洞一面主張廢科舉,另一面又在新式學堂中增加舊學課程的比重,顯然互相抵牾,殊不知王文韶輩的意見才是理解這一吊詭行為的樞機。

除夏曾佑外,當時的趨新輿論也說癸卯學制“自初等(小學)至高等(小學),除《爾雅》、‘公穀’外,十三經已具其十。雖向之科舉時代,專門讀經者,中才亦所不及也”。(52)《教育雜談》,《直隸教育雜志》1906年第19期,“雜談”,第1A—2B頁。宣統元年(1909),顧實更是借用“日人某詆我學堂為科舉之變相”來抨擊癸卯學制對讀經的重視。(53)顧實:《論小學堂讀經之謬》,《教育雜志》1909年第4期,“社說”,第58頁?！耙詫W堂為書院”“學堂為科舉之變相”這些來自“對立方”的詰責,適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張之洞制定新學制時的思路和做法。在面臨學堂課程“遠乎科舉”與“近乎科舉”的兩難抉擇之間,他選擇了后者。

“舊學不可棄”與新學制的擬訂

當停廢科舉之爭塵埃落定后不久,曾為張之洞幕友的羅振玉在《教育世界》上發表文章,主張亟應修訂頒行不及兩年的癸卯學制。盡管此時羅振玉對新學制的批評實已相當尖銳,認為“章程早改訂一日,早得一日之益”,不過他仍肯定張之洞擬定癸卯學制時“因科舉未停,故窒礙之處甚多,其苦心結構,在科舉教育并行之時,已稱盡善”,(54)本段及下段關于羅振玉的論述,皆出自羅振玉:《學部設立后之教育管見》,《教育世界》1905年第110號,“論說”,第1—2頁。實際上對張之洞面臨“窒礙之處甚多”的處境抱有同情之理解。

羅振玉認為科舉未廢時本“已稱盡善”的癸卯學制,不適宜于“專一育才于學?！钡膶W堂時代。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在得知“有詔廢科舉,專以學堂取士”后,雖也承認“科舉在今日誠可罷”,但仍認為癸卯學制“尤未妥善,必須重加訂定,方可培植人才”,否則“恐十年之后,圣經賢傳束之高閣,中國文教息滅,天下無一通品”。(55)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第1冊(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頁。羅、惲二人皆主張重訂癸卯學制以因應后科舉時代的學堂教育,但取向和思路卻截然不同。

比較而言,羅振玉和惲毓鼎的意見顯然一新一舊。張之洞通過擬定新學制以推動廢科舉、興學堂,與趨新的羅振玉大體上為同道,只是羅氏走得較張之洞更遠。有意思的是,在羅振玉看來還不夠“新”的學堂章程,于惲毓鼎而言還不夠“舊”,即使癸卯學制已全面地大幅提升經史舊學的比重,惲氏仍從“圣經賢傳”的角度批評學堂章程“未妥善”。退一步說,如若張之洞在修訂學章時并未提升舊學的比重(或提升的比重并未如此大),其將招致惲毓鼎輩的批判無疑要激烈得多,不難想見,新式學堂的興辦進程和罷廢科舉的歷程也將更加曲折多磨。

顯然,在無論是趨新者還是相對保守派看來,癸卯學制與其心中的目標均有不小的距離。當更趨新的一方逐漸掌握話語權勢后,張之洞為推動教育改革而在新學制中對舊學做出的苦心安排,不但未得發覆,反而成為負面評議的集矢所在。實際上,自《勸學篇》刊行后不久,張之洞在趨新士人及其掌控的輿論中即愈來愈呈現出“守舊”的形象,而有關其晚年由趨新轉向保守的評議對時人及后之研究者影響相當深遠。(56)參見郭書愚:《“新舊交哄的激進時代”:以張之洞和存古學堂的“守舊”形象為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張之洞在京修訂學章時,對壬寅學制原擬舊學課程方案的重大變革,尤其是他對經學的注重,正是時人關注和爭議的焦點,也是其“守舊”形象的重要“證據”和淵源。但若以中立之心看,張之洞對癸卯學制的舊學課程實付出了極大心血,其力圖構建一個遠勝于科舉時代的舊學教育愿景,以便從根本上否定科舉存在的意義,進而減少“新教育”推行的阻力和壓力。此舉雖從舊學入手,且對舊學有一定程度的偏重和傾斜,但若就其最終的落腳點和隱伏的理想愿景而言,或許可以說張之洞是在走“曲線趨新”之路。

張之洞此次在京為修訂學堂章程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門人許同莘就說,癸卯學制的“《學務綱要》、經學各門及各學堂中國文學課程,則公手定”。(57)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年譜》卷八,第173頁。曾為張之洞幕僚的王國維也說,“今日之《奏定學校章程》,草創之者沔陽陳君毅,而南皮張尚書實成之”,而其中的經學、文學二科更是張之洞的“最得意之作”。(58)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2冊,中華書局1928年版,第30—31頁。這在當時已廣為人知。目前所見時人對學章無論正面或負面的評議皆系于張之洞一人。有意思的是,負面評議恰由張之洞的“最得意之作”而起。后之研究者一般將學章注重舊學的傾向完全視為張之洞的主張,這多少有些過于夸大張之洞在清季“新教育”中的話語權勢。

學務作為清末新政最重要的“政事”之一,且“新教育”潛在的弊端和停罷科舉可能導致舊學的進一步式微和士人的疏離,皆緊密關系到清廷政權的穩固,是當權者們極為關切的問題。在處理罷廢科舉與興辦學堂的問題上,慈禧太后持相當審慎的態度。光緒二十九年(1903)五月,張之洞在覲見時即向慈禧太后“力陳科舉不廢學堂不興之說”,她當時未置可否,而是諭令張之洞“下去會同大學堂擬一章程來看”。(59)《大公報》1903年6月10日,“時事要聞”,第3版。顯然,她有所顧慮,如若在學堂章程尚未規劃周全時即遽然停廢科舉,極有可能引起朝局震蕩,于己不利。同時,科舉的罷廢和學堂的興辦在很大程度上以完備的新學制為轉移。張之洞修訂學堂章程時面臨的壓力可以想見。

至同年六月底仍有消息說,對于張之洞“屢爭廢科舉”的舉動,“皇太后均默然”。(60)《大公報》1903年8月21日,“時事要聞”,第2版。當時學堂章程尚未擬定妥善,應是慈禧太后對“爭廢科舉”一直默然以對的重要原因。這些見諸報端的消息絕非無稽之談。就在清廷頒行癸卯學制后的第二天,曾對學制章程“參酌審訂數次”的張鶴齡,在一封致盛宣懷的私函中透露:“只因裁減科舉一節,王相(文韶)持之甚堅,故遲遲至今始奏上耳?！?61)《張鶴齡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上海圖書館編:《盛宣懷檔案選編》第91冊,第402頁?？梢娍婆e問題始終是牽扯新學制出奏的癥結所在。后來張之洞竭力彰顯癸卯學制注重舊學的特點,并將學堂與科舉進行對照,強調學堂的舊學教育目標和前景皆遠優于科舉,如果考慮到慈禧太后的上述態度,張之洞此舉既有針對維護科舉者(如王文韶)及“排阻學堂諸人”的用意,也可在某種程度上視為對慈禧太后上述顧慮和擔憂的正面回應。

就在張之洞緊鑼密鼓地草擬全國學堂章程時,輿論傳出慈禧太后“于萬機之暇,頗注意五經、四子等書”的消息。她要求將《書經淺說》繪圖,用官話演說《孟子》,以便頒給學堂作為課本。(62)《注意經書》,《大公報》1903年9月30日,“時事要聞”,第3版。慈禧太后注重經書的舉動,在科舉與學堂之爭相持不下時實有表態的作用,意在強調中國傳統學問,尤其是經學在新舊教育制度轉型進程中不可動搖的地位。久歷宦海的張之洞身在京城,對實際掌權者慈禧太后的態度和舉動應有所察知。進而言之,張之洞在京主持修訂學章,慈禧太后對舊學的態度無疑是其重要的考量。

實際上,“舊學不可棄”正是當時清廷最高統治者興辦教育的重要指針。光緒三十二年(1906)五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在召見即將赴日考察學務的湖北提學使黃紹箕等人時,就明確向其強調“舊學不可棄”。黃紹箕與張之洞頗為接近,次日即將在京召見情形悉數電知已回湖廣總督本任的張之洞。(63)《京黃提學司來電》(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午刻發、亥刻到),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輯第106冊,第632頁。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十六日,新任直隸提學使傅增湘在京請訓時,慈禧太后同樣告誡傅氏:“學科自以中國學問為重,其洋文、算學等,不過稍求新知識,并未嘗有大用處?！?64)傅增湘著,王會庵整理:《藏園筆記二篇》,《近代史資料》總80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13頁。慈禧太后對“洋文”“算學”等新學的定位和看法姑置不論,至少她明確認定學堂當以“中國學問為重”。這與她此前對廢除科舉的審慎、對經書的注意是一貫的。不難看出,慈禧太后對經史舊學的態度相當明朗而堅定。郭書愚在考察清季官方對保存國粹學堂的態度演變時,也已經注意到慈禧太后對傳統舊學的關注,與當時學部“較濃郁的趨新氛圍”有明顯距離。(65)郭書愚:《清季中央政府對保存國粹學堂的態度演變》,《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因此,或可退一步說,如果張之洞所擬癸卯學制對舊學的安頓遠不及慈禧太后的預期,實則很難得到她的首肯而迅速頒行全國。易言之,慈禧太后對癸卯學制的舊學教育規劃大體是肯定的(至少不反對)。

因此,當時人及后之研究者多將眼光聚焦在張之洞身上,進而把“新教育”在建制層面對舊學的注重完全歸咎于張之洞時,實則忽略了清廷中央的興學取向對張之洞的影響。甚至可以從某種程度上說,癸卯學制對舊學的注重及其對中西學的配置,也是慈禧太后等清廷統治者的辦學態度和觀念的體現。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將張之洞的影響從癸卯學制中抹去,實際上,其中的不少建制皆延承著張之洞早年的辦學努力和學術取向。(66)郭書愚、王亞飛:《“中體西用”之外的“參酌中用”:張之洞辦學實務的前后沿承與嬗替》,《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癸卯學制之所以能沖破各方阻力,得以奏準頒行,顯然與慈禧太后的肯定和支持分不開?；蚩烧f,其中隱含的辦學傾向是清廷中央高層與張之洞等學制擬定者共同分享的興學觀念。

余 論

張之洞在癸卯學制中大幅提升舊學的比重,時論有謂其“以學堂為書院”“學堂為科舉之變相”,后人也多視之為“守舊”“封建”。但實際上,此舉或可視為當清季的教育改革在科舉與學堂、新學與舊學糾纏難解時,張之洞的“因病而藥”。當張之洞擬定新學制時,興辦有年的新式學堂“專重西學,不重經學”,被時人指為“洋學堂”,學生也被呼為“洋學生”;士人則擔心科舉停罷后“中學將無人肯講”;清廷中央也秉持著“舊學不可棄”的辦學旨趣。而大約一年以前,當張百熙奏進壬寅學制時,當軸諸公“多吹求”其中的“各種新學名目”。(67)《大公報》1902年8月26日,“時事要聞”,第3版?！靶露嘤谂f”的壬寅學制甫一頒布即遭到各方的反對,很快被棄置,這才有張之洞重行厘定之舉,可謂殷鑒不遠。如若不對此進行調適折中,張之洞難免要步張百熙的后塵。

提升舊學(尤其是經學)的地位和比重,看似逆勢而為,實則診斷出科舉與學堂之爭的癥結所在。張之洞的苦心安排,是以退為進的“曲線趨新”,也是調停新舊時的務實之舉。何懷宏注意到,科舉廢除時各方“雖有種種憂慮擔心,當時社會上總的反應卻大致接近于是無聲無息”,“似乎這并非是一個延續了千年以上,且一直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制度的覆亡”。(68)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歷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15頁。就當時而言,張之洞所擬新學制“注重中學根本”,“于中國向有之經學、史學、理學及詞章之學,并不偏廢”,可以說,這樣的教育建制極大地消解了科舉停罷時的種種憂慮。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張之洞本一貫秉承“國家”高于“圣教”的取向,而癸卯學制作為一種落實其“中體西用”觀念的制度,也把重心放置于“西學為用”上,進入學堂體制的舊學經其整合后,縮減了大量內容,顯非傳統故態。因此,張之洞是“以簡化的方式保存傳統”而非對舊學照單全收。(69)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31—141頁。新學制中規劃的舊學教育,已不可與其原本的樣態同日而語,而是竭力采取“守約之法”,用意也在為可以“致用”的新學騰挪更多空間。也即是說,舊學雖進入新制且比重較此前的壬寅學制有大幅提升,但這均建立在學堂教育整體上以西學為重的前提之上。時人和后來者并未認識到張之洞的苦心孤詣。

盡管今人在述及清季的教育改革時,多將興學堂、廢科舉并稱,但在研究中難免顧此失彼,將之打為兩橛。實際上,?？婆e與興學堂是一體之兩面。張之洞將興辦“新教育”和停罷科舉并舉,通過大幅提升經史舊學的地位和實際比重,既能借此減少全面興辦學堂的阻力,也可以此塞反對廢除科舉者之口。此舉確曾在推動停廢科舉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若由此引申來看,檢討清季頒行的歷次學堂章程時,將停罷科舉的具體進程納入其中,注意其間的相互勾連,或許會給研究者理解學制擬定者對舊學的態度、偏重程度及其在學制中具體配置的差異提供新的視角。具體而言,在考察壬寅學制偏重西學而不重舊學的問題時,就應注意到其時主持者張百熙尚未真正慮及以學堂完全取代科舉。易言之,張百熙并未打算把壬寅學制的出臺作為科舉停罷的依據,而是視之為科舉的補充。二者并非替代關系。既然“科舉與學堂并行”,科考作為“成功的階梯”自可繼續引導士子研求舊學,學堂教育則可更多偏向可以致中國于富強的西學,經史舊學也就不必占重要位置。

其實,張百熙對停廢科舉的態度是相當明晰的。當他受命為管學大臣后禮請吳汝綸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時,就對吳氏說:“今時雖孔孟復生,亦不能廢科舉?！备匾氖?在他看來,“科舉用策論,與學堂固一條鞭也”,(70)按:清廷已在此前(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發布廢八股、改試策論的上諭。如此則已無廢科舉之必要。(71)郭立志編:《桐城吳先生(汝綸)年譜》卷二,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73),臺灣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壬寅學制規定逢鄉、會試之期,學堂學生可請假與試,恰為入學者在科舉與學堂之間的左右逢源開了方便之門。(72)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七月,京師大學堂學生紛紛赴開封會試,在堂學生不過三十余人,“徒存大學堂外觀而已”?！秾W堂近聞》,《大公報》1903年9月10日,“中外近事·北京”,第3版。這進一步可佐證張百熙以學堂為科舉之補充的思路。壬寅學制不重舊學,或可由此得到部分索解。

也就是說,張百熙擬定壬寅學制時,雖為學堂教育的發展規劃了藍圖,但并未走到廢除科舉以“專重學堂”這一步。而后來張之洞修訂學章時,則明顯比張百熙走得更遠,他努力以納科舉于學堂的方式,畢其功于一役地解決科舉與學堂之爭。惟當時新式學堂普遍偏重西學,科舉停廢后“中學將無人肯講”的憂慮彌漫朝野,因而張之洞不得不在新學制中提升舊學的比重以因應之,這即是羅振玉所謂的“苦心結構”。探討科舉與學堂之爭,要時刻注意二者之間復雜而緊密的勾連,并將之“見之于行事”到具體的研究中。

需要說明的是,在趨新方面癸卯學制雖遠不及此前的壬寅學制,但與西潮沖擊前舊學涵蓋的范圍及其研求之法相比,進入癸卯學制的舊學內容已屬“損之又損”,講授方式也力求有別于過去。(73)張之洞曾在戊戌年間的《勸學篇》中系統闡述研讀舊學的“簡約之法”,但若將之與癸卯學制的相關內容對讀,則會發現后者比前者走得更遠。在西學為重的時勢下,簡化舊學以傳承之是其戊戌以降一貫的思想。盡管如此,新學制的頒行仍未挽回舊學式微的頹勢。約兩年后,張之洞即承認“奏定學章雖聲明各學堂均須注重經學、國文,然風氣所趨,科學既興,舊日文學已漸就輕忽荒疏,十年以后中學必致頹廢冺滅,實有道喪文敝之憂”,(74)張之洞:《致京學部榮中堂、嚴侍郎鑒并轉孫中堂、張冶秋尚書》(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巳刻發),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輯第37冊,第451—452頁。清廷因此又走上修訂學堂章程的老路。

宣統年間,學部對癸卯學制中小學堂的課程進行了兩次調整,惟其方向不是繼續提升舊學的比重而是相反。(75)整體上如此,當時的調整相當細密,如舊學內部也有升降,尤其是經學的顯要地位不再,而國文則明顯上升。這樣的調整顯然與張之洞的上述憂慮相悖,而此時他為保存國粹也另辟蹊徑,轉而乞靈于專門性質的“存古學堂”。不過,在國家危亡迫在眉睫之際,“救亡若救焚矣,生命第一,財貨次之”,“周鼎商彝”“秦碑漢石”雖“非不重可寶也”,然其重要性遠不及“生命財貨”,(76)補青:《論教育思想之趨勢》,《直隸教育雜志》1908年第6期,“論說”,第15—16頁。故張之洞的反復擘畫,難敵風氣所趨,在當時終究顯得有些曲高和寡。而與此同時,經過分科教學的條理后,舊學雖仍能在新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過已“從整體一塊被劃分為經學、史學、文學等科目課程”,其原有形態和價值難以維系。(77)桑兵:《歷史的本色:晚清民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頁。舊學與新制如何兼容并進的問題,仍值得后人繼續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