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重要經驗與啟示

羅慶宏

(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 教學科研部,江西 井岡山 343600)

黨內法規因黨而生、因黨而立、因黨而興。它對規范黨員行為,提升黨的組織管理水平,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戰斗力發揮著重要作用。一百多年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緊緊圍繞服務黨的事業發展大局,與黨的發展、壯大、興旺相伴相隨。在這個過程中,黨內法規建設既有成功的經驗,又有失敗的教訓。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高質量發展,需要對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經驗教訓進行認真梳理研究,總結規律性認識,從中獲取信心、啟迪和篤定前行的力量,為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供更多歷史鏡鑒和更好歷史滋養。

一、中國共產黨創建和大革命時期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要有嚴明的制度和嚴格的法規,從黨的綱領到紀律,都必須建立起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黨性和本質要求必須依法治黨、依規治黨。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便帶領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偉大社會變革。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一系列黨內法規制度來保持自身的先進性、純潔性和戰斗力,依靠這些黨內法規制度,黨壯大了組織隊伍,加強了組織建設,規范了組織管理,提升了黨在革命運動中的影響力、領導力。然而,由于黨早期處于幼年階段,對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缺乏經驗,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創建至大革命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出現不少偏差,既取得不少經驗,也留下了不少教訓。新時代推進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汲取中國共產黨創建和大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即: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注重夯實階級基礎,加強黨員教育培訓。

(一)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是大革命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重要經驗

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基本要求。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由于黨的政治方向正確,黨的組織隊伍和自身建設都有較快發展。在中共一大綱領和中共二大黨章確定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革命任務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從建黨時只有50多名成員,短短兩年就發展到420名,并領導發動了100余次大大小小的罷工斗爭,工人參加人數達到30余萬,黨的領導力、影響力迅速提升。但在“二七慘案”發生后,陳獨秀認為“幼稚的無產階級只有先聯合資產階級進行‘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然后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1]。1923年6月,黨的三大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該宣言指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2]P276,“我們希望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2]P277,“以造成國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勢力,以樹立國民革命之真正領袖地位”[2]P277。黨的三大還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該決議案指出:“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盵2]P259在這樣一種導向下,黨當時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合作。由于黨的政治方向發生偏差,黨的政治路線改變,黨的建設遭受了嚴重曲折。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中共中央對黨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方針產生質疑,同時認識到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重要性,首次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并在會議通過的《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中予以明確,黨的政治路線不斷朝著正確的方向修正,相應地黨的組織路線也逐步回到正確的道路上,黨組織得到迅速發展,中共黨員人數由黨的四大時的994人發展到黨的五大時的5.7萬余人。由此可見,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是否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直接決定黨能否發展壯大和黨領導的革命事業能否順利前進。新時代推進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必須要牢牢堅持正確政治方向。

(二)必須夯實階級基礎是大革命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寶貴經驗

推進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夯實階級基礎,這是大革命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一條寶貴經驗。在黨創建和大革命時期,由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處于起步階段,黨的組織建設也處于探索階段。當時為了盡快發展黨組織,一度忽視發展對象的階級基礎、自身覺悟和革命意愿,搞串聯式發展。由于“黨沒有穩固的無產階級基礎”[3]P789,當面臨嚴峻形勢時,黨組織的戰斗力便大大減弱,這在大革命失敗前后表現尤其明顯。大革命時期的中間派人數眾多,他們在政治上往往搖擺不定,當革命形勢勝利發展時,中間派往往大批地轉向共產黨;當革命形勢遭受挫折或低落時,許多中間派便轉向國民黨。大革命失敗后,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黨不得不重新轉入地下。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黨內的不堅定分子有的登報脫黨,有的隱姓埋名,有的向敵人投降懺悔,有的甚至向國民黨反動派告密并協同搜捕共產黨人。1927年底中共中央發布的《中央通告第十七號——關于黨的組織工作》指出,“反動勢力的壓迫一來,整個的黨即完全瓦解:逃亡的逃亡,消極的消極,怠工的怠工,反叛的反叛。武漢反動至今,由五萬而降至不及兩萬,不及兩萬的黨員中,積極的分子至多不過五分之一?！盵4]P723由此可見,沒有真正把廣大工人組織起來,沒有真正聯合廣大勞動人民,沒有建立起鞏固的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是黨在這個時期不斷遭受挫折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這個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重要缺陷。因此,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注重夯實階級基礎,持續鞏固階級基礎。

(三)必須加強黨員教育培訓是大革命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重要經驗

加強黨員教育培訓是黨在大革命時期就積累的一條重要經驗。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明確提出要成立教育工人的研究機構,重點研究如何使工人在斗爭中樹立共產主義思想。1924年5月,中央發布《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明確指出并強調“黨內教育的問題非常重要”[5]P197。在黨創建和大革命時期,加強黨員教育培訓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教育,堅定黨員的理想信念;二是提升黨員的文化素養,增強其對黨的方針、政策、指示、法規、制度等的理解與貫徹執行。黨認為,社會上不可能有許多“現成的黨員”等著我們去發展,即使發展成為黨員后,也要不斷對其加強教育培訓。為此,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專門發布《組織問題議決案》指出,“社會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們的黨后,才有受到黨的訓練及真能了解黨的理論之機會,我們決不可妄想在中國的社會能夠得到許多現成的黨員”[2]P524。由于黨注重黨員教育培訓,黨組織總體上是健康穩步向前發展,人數也由建黨初期的50多個人發展到大革命失敗前夕的5.7萬多名黨員,成為當時一個極具影響力的群眾性大黨?？v觀歷史,回到當前新時代,加強黨員干部的理論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提升黨員干部的整體素質和執政能力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重要著力點。大革命時期的黨員教育培訓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后,中國共產黨將工作重心由城市逐步轉移到農村。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局部執政,是中國共產黨探索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規律的重要階段。這個時期,黨制定了大量的黨內法規制度,為重建恢復鞏固黨的組織、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黨進行根據地建設提供了有力保障。新時代推進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汲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即要著眼于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注重系統科學,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強化制度執行。

(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一度忽視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自中國共產黨創建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承擔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功能,體現出了較強的政治性、組織性和紀律性,但由于經驗不足,在這方面一度出現松懈,使黨員隊伍質量受到嚴重影響,黨組織戰斗力明顯不足。例如,在發展黨員方面,蘇區中央局連續發布《中共中央征收黨員的九一八號召》《征收黨員運動提綱》《關于紅五月工作的決議》《征收新黨員運動提綱》等,要求在短時間內快速大量發展黨員?！巴粨羧朦h”運動使蘇區黨員數量迅速增加,一方面固然充分體現了群眾的覺悟與黨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標準把控放松、程序手續不嚴等亂象,嚴重影響了黨員質量,影響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黨員數量多不等于戰斗力強,大黨也不等于強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曾經輝煌的大黨失去政權的事實說明,一個執政黨不管資格多老、執政時間多長、人數有多少,一旦忽視自身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便會失去人民的擁護,最終垮臺。以史為鑒,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必須著眼于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發力,才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才能完成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不夠系統科學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經歷了相對較長時間,各類法規制度數量繁多。然而,考察這一時期的黨內法規制度可以發現,這些法規制度與黨的成長階段、所處環境、發展需要、斗爭策略等密切相關。由于黨創建至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處于起步階段,形式不夠規范、分類不夠明確,黨內法規制度顯得“雜亂無章”。例如,中共一大黨綱雖然是一個綱領,實際上擔負著黨章的功能,詳細規定了入黨手續和組織架構、保密要求、監督等規范性內容。這一時期,大多黨內法規是以決議、通知、通告等形式出現,內容上既有關于形勢任務的判斷,也有加強黨對革命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規范性要求。一個法規文件涉及黨的組織、黨的領導、黨的自身建設、黨的監督保障的一個或幾個方面,這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尤為突出。就同一個問題、同一類事項反復作出規定也是常見情況。此外,梳理這些法規制度,幾乎找不到“本條例即日生效,原有關條例自動廢除”的表述,這也導致很多制度規定新舊交織,大大削弱了黨內法規制度的嚴肅性和可操作性。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隨著全國各根據地的發展,黨的建設不斷深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也得到快速發展,數量不斷增加、內容規定與時俱進,但碎片化、應急性特征明顯,黨內法規的權威性、嚴肅性、有效性均有待加強,科學、規范、系統推進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要求越來越迫切。這為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啟示,即黨內法規制度要系統科學架構。

(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貫徹落實不到位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強化制度執行。這也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一條重要經驗。糾治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在貫徹落實中出現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必須緊盯“關鍵少數”。192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通告第五號——巡視條例》指出,巡視的目的是為了了解下級是否真正清楚上級的戰略部署和工作計劃并執行;是為了幫助下級確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工作計劃和方法;是為了改造黨的組織。這表明黨在早期就注意強化制度執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內部黨的組織一度松懈,組織紀律渙散,會議不開,各種指示精神、決議、通告等也不積極傳達。毛澤東對此進行系統總結并寫進了古田會議決議,指出了紅軍在組織紀律和制度執行方面存在的普遍現象,提出了解決辦法,要求“舊的基礎厲行洗除”,“嚴格地執行紀律,廢止對紀律的敷衍現象”等[6]P90。這份決議正是因為強化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包括強化了組織紀律和制度執行而成為紅軍建設史上的里程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了好的制度如果不抓落實,只是寫在紙上、貼在墻上、鎖在抽屜里,制度就會成為稻草人、紙老虎”[7]P59,“沒有督查就沒有落實,沒有督查就沒有深化”[8]P396。歷史已經證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只有強化制度執行,嚴格監督問責,才能彰顯其權威性和嚴肅性。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要貫徹落實到位,確保黨內法規制度具有生命力。

三、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

盡管黨自成立便著手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即從1921年至1938年黨內都沒有一個清晰的法規制度概念,直到1938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由于張國燾分裂黨,以及王明在長江局工作期間擅自發表一系列與黨中央不一致言論等問題,毛澤東才代表政治局作了《論新階段》的報告,首次提出了“黨規”的概念。毛澤東指出:“應制定一種黨規,把它當作黨的法紀之一部分。一經制定之后就應不折不扣地實行起來,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并使之成為全黨的模范?！盵9]P646此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更加目標清晰地、穩步地向前推進。新時代推進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汲取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即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服務黨的事業發展大局,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基本前提,科學理論指導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有力保證,堅持問題導向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動力機制,抓住“關鍵少數”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重要抓手。

(一)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緊緊圍繞服務黨的事業發展大局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服務黨的事業發展大局。這是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的一條重要經驗。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形成的黨內法規制度,涵蓋了黨的組織、宣傳、統戰、隊伍、紀律、軍事等各方面內容,貫穿黨的建設各個方面。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3部黨內法規、1945年4月中央發布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七大修訂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對黨員的責任與義務,各級黨組織的職責、全黨重大原則等進行了規范。這一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強化了黨員干部在政治上要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強調要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要維護中央權威。組織方面的法規進一步規范了黨員干部的活動規則、組織生活和組織制度。人事安排方面的法規制度,強調要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進行人事調整與安排,用法規制度提升黨的隊伍建設和領導力。作風建設方面的法規制度進一步細化了黨的紀律建設和作風建設?？梢钥闯?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高了全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和號召力。雖然這一時期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帶有著特殊時代的歷史局限性,如規范性不足、穩定性不夠、體系化不全、執行中寬嚴失度等,但從總體上看基本適應了抗日戰爭形勢任務和黨的自身建設的需要,在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和黨領導的民族解放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理,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緊緊圍繞服務黨的事業發展大局這個主題。

(二)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執行了正確的政治路線

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基本前提。這是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的一條重要經驗。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健康發展得益于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引導。延安時期正確的政治路線是逐步形成的,有一個歷史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正確的政治路線指引著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方向和著力點,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為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形成和貫徹提供了制度保障。1935年瓦窯堡會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937年洛川會議制定全面抗戰路線。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對黨的政治路線作出全面概括。當時的政治路線非常明確,就是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進行全面抗戰,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在這樣一種正確清晰的政治路線指引下,黨內法規制度有序展開,并為實現黨的政治路線服務。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3部黨內法規明確中央委員會及各級黨的委員會的活動規則和機構設置以鞏固黨的組織,1938年3月發布《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要求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以使黨肩負起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重任,發布《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1941年7月)《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1942年9月)等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法規制度以實現思想和行動的統一,發布一系列紀律作風方面的黨內法規制度以保障全黨沿著正確路線前進?？傊?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是與黨的政治路線密切關聯的,是在黨的政治路線的指引下形成和發展的,并為黨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和執行提供法規制度保障,其有效與否與黨的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直接相關。

(三)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得益于科學理論指導

科學理論指導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有力保證。這是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的一條重要經驗。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由于特殊的環境和黨員隊伍的成分構成,毛澤東思想著重強調“從思想上建黨”,同時也強調“紀律建黨”和“依規治黨”。關于“紀律建黨”,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報告中指出:“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盵10]P374到了解放戰爭后期,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升華,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將之納入建黨的目標:“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盵11]P1480關于“依規治黨”,1938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指出:“為使黨內關系走上正軌,除了上述四項最重要的紀律外,還須制定一種較詳細的黨內法規,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盵12]P528“黨內法規”這一概念由此正式走上了歷史舞臺。毛澤東關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重要論述為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供了科學的思想理論指導。以史為鑒,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遵循科學理論指導。

(四)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堅持問題導向

堅持問題導向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動力機制。黨內法規制度來源于實踐,服務于黨的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同一歷史時期的不同歷史階段,黨面臨的社會環境、承擔的歷史任務、解決的重點問題都不一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也需針對問題,與時俱進。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面對國內抗戰救國浪潮的高漲,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地舉起抗戰救國的大旗,瓦窯堡會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力量遠遠落后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1938年3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要求“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13]P466。黨員隊伍快速增長導致黨內階級成分十分復雜,小農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泛濫,1939年8月中共中央又發布了《關于鞏固黨的決定》,要求放慢發展黨員的速度,切實提高黨員的質量。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針對分散獨立的游擊戰爭環境帶來的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組織上的自成系統,以及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還有張國燾的叛逃,王明在長江局與中央分庭抗禮,于同年11月制定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3部黨內法規,重申“四個服從”原則,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當抗日戰爭進入艱苦復雜的相持階段后,為了統一領導各種抗日力量,應對日寇的進攻和國民黨的破壞,1942年9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確立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原則。隨著抗戰艱苦時期的到來,中共中央于1943年3月通過了《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對相關部門裁撤、合并,提高了行政效率,減輕了人民負擔,為全黨樹立了“精兵簡政”的榜樣。正是因為聚焦解決問題,才實現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蓬勃發展和與時俱進。由此可見,堅持問題導向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動力機制。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堅持問題導向。

(五)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抓住了“關鍵少數”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充分發揮其示范引領作用,為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供抓手。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已經體現出抓“關鍵少數”的鮮明特征。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對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以及各級黨委會的委員應該遵守的政治紀律作出了具體詳細的規定。1941年7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對“關鍵少數”的行為作出了明確規定,“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一定的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眾對于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14]P446?！拔覀兊狞h更進一步的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黨,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盵14]P443因此,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關鍵少數“要增強自身黨性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于全黨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盵14]P443該決定還指出了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違反黨性的傾向,規定了6種糾正違反黨性傾向的辦法。其中心思想就是強調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全黨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歸根結底,是為了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抓“關鍵少數”,使我們的黨成為堅固的整體,能夠擔負起當前的任務。1942年2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指出:“在目前條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應該是第一位的。而在職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應該是第一位的。這是因為一切工作,包括國民教育工作在內,都須經過干部去做?！盵15]P146這些都是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抓“關鍵少數”的重要舉措,對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四、解放戰爭時期

解放戰爭時期,隨著革命隊伍的快速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為適應時局發展,及時制定、完善了相關黨內法規制度,嚴肅了黨內政治生活,嚴明了黨的紀律,鞏固了黨的團結,加強了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解決了黨內、軍內存在的許多突出問題,為解放戰爭勝利提供了強有力制度保障,為黨的法規制度建設積累了豐富經驗。新時代推進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汲取解放戰爭時期的經驗,即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維護黨中央權威,加強統一領導;要適應時局發展,及時完善制度;要著眼戰略全局,抓住關鍵環節;要深化思想建黨,推動制度治黨。

(一)解放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維護了黨中央權威,加強了統一領導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極大地克服黨內、軍內的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就捍衛黨中央權威、嚴明黨的紀律、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出臺了一系列黨內法規制度,保證了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同時緊密聯系群眾,為奪取全國政權作了政令暢通的準備。例如,1948年9月,在解放戰爭進入最后階段,中共發布《關于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要求全黨同志貫徹“四個服從”,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強調“必須完全實行列寧這一著名的規定:在問題尚未決定以前,允許自由發表意見,進行辯論;但在問題一經多數決定和上級批準以后,即須完全服從,堅決執行,不得反對”[16]P517。該決議還針對野戰軍作出規定:“野戰軍,因為處在激烈的作戰環境,行動迅速頻繁,不宜一般地規定召開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只應在情況許可的條件之下,經過上級批準,有限制地召開這些會議?！盵16]P516為捍衛黨中央權威,中共中央強調“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手里”[11]P1346,并將建立和完善請示報告制度作為重要突破口,從制度上鞏固黨中央權威。又如,為嚴明黨的紀律,發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等法規文件,明確強調了紀律的極端重要性。這些法規制度在當時維護了中央權威,加強了統一領導,為黨領導革命奪取全國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對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必須要維護黨中央權威,加強統一領導。

(二)解放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適應時局發展,及時完善制度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適應時局發展,及時完善制度。這是解放戰爭時期的一條重要經驗。解放戰爭時期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堅持問題導向,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為突破口,妥善處理中國革命面臨的許多矛盾和問題。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中國共產黨圍繞土地問題、物價問題制定頒布一系列黨內法規制度,推動解放戰爭不斷取得勝利。例如,1946年3月發布《關于精兵簡政問題的指示》,既減輕人民群眾負擔,又更好地鞏固了解放區。1946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要求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隨后各解放區開始了農民運動,但僅過了兩個月,就暴露出一些嚴重問題,侵犯了中農的利益。為此,中共中央及時作出了一系列決策部署,在1947年9月全國土地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及時調整,如“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等等[17]P757。1948年9月發布《關于健全黨委制》,強調要“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一切重要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16]P497。該法規還規定,黨委會須分為常委會和全體會兩種,并且必須貫徹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的原則。這一時期為適應時局發展,黨內法規制度不斷完善,明顯改變了過去軍隊與地方時有不協調的現象,黨內講民主、講原則的氛圍較之前濃厚許多。對此,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鄧小平還特意提到中央在一九四八年發布的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指出其對加強黨的集體領導起了重大作用。解放戰爭時期的黨內法規制度不斷完善及時適應了當時的時局發展,為解放戰爭全面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三)解放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著眼戰略全局,抓住關鍵環節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定黨內法規制度成功運用了辯證思維、戰略思維,既著眼于系統性的構建又著眼于現實性的操作,既著眼戰略全局又緊抓關鍵環節。例如,對于土地改革?？谷諔馉巹倮?以反奸清算、減租減息為內容的群眾運動廣泛深入地開展,農民群眾迫切要求獲得土地。中共中央決定把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1946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充分認識解決土地問題的重大意義,必須以最大的決心和努力,放手發動與領導群眾完成土地改革。1947年7月至9月制定并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提出徹底進行土改,“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17]P757;對于經濟工作。黨制定了指導解放區經濟建設的若干黨內法規制度,如1946年3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解放區經濟建設的幾項通知》,提出了關于各解放區開展輸出貿易、吸引自由工業家投資、改造敵偽工業、培訓經濟干部、調整勞資關系等方面原則性規定。1948年4月發布的《中央關于應吸收技術人員參加企業管理委員會給華東局的指示》,明確企業在成立正式管理委員會時,除重視廠長、經理和工人代表外,還必須重視有知識、有經驗的工程師、技師及職員,吸收其加入管理委員會;關于軍事工作。中國共產黨面對蔣介石接受日本投降后的形勢,1945年8月發布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于改變戰略方針的指示》,指示我軍及時改變戰略方針,以必要兵力著重奪取小城市及廣大鄉村,擴大和鞏固解放區,作持久打算。另外,為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1947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在軍隊中組織黨委會的指示》,以避免單純首長制的缺點,也有利于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及時出臺類似的法規制度,是黨著眼戰略全局,抓住關鍵環節的結果。這些舉措對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從戰略全局抓住關鍵環節完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四)解放戰爭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深化了思想建黨,推動了制度治黨

思想建黨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經驗。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黨的中心工作逐步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一些干部的思想不能與形勢的變化發展相適應,不能正確理解黨的城市路線、方針、政策,還停留在用農村革命的老方法、老視角來看待和分析城市管理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在黨員干部中還存在著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主觀主義等不良作風。又由于革命的勝利果實越來越大,驕傲自滿的情緒也來騷擾干部,導致一些干部經不起考驗和各種誘惑,放松了個人要求和警惕性,貪圖享樂、腐化等現象也開始滋生和蔓延。對此,1948年7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創辦高級黨校(馬列學院)的決定》,規定學習內容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主,要求學員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毛澤東指出,“我黨的理論水平,必須承認還是低的,必須提高一步”[18]P416,并且嚴肅指出許多工農干部缺乏對馬列主義基本觀點的認識。他要求黨員干部特別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要挑選一些馬列選集來讀,包括《聯共(布)黨史》《列寧主義概論》《帝國主義論》等,五本不夠就十本。[19]P1381948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印發《關于黨校教學材料的規定》指出,目前黨內已出現了忽視革命理論的傾向,經驗主義已成為黨內思想中的主要危險,因此決定除馬列學院著重學習理論外,各局、各分局以及各區黨委所辦的縣級或縣級以上的黨校也必須認真學習理論知識。中國共產黨在硝煙炮火中不忘黨的思想建設,不斷劃出思想上的“高線”和“紅線”。同時,注重加強制度治黨,用制度推進政策落實、鞏固思想建設成效,由此改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作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干部生活作風,解決了當時出現的一些突出問題。例如,1948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與陜甘寧邊區政府、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聯合頒布《陜甘寧晉綏邊區暫行審計條例》,對審計工作作出了具體規定,以避免黨員干部出現精神松懈、居功自傲、不思進取、以權謀私、腐敗墮落的不良傾向。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央又敲響“進京趕考”的警鐘,提出“兩個務必”“六條規定”,為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筑起了一座座“制度堡壘”、打好了一針針“思想疫苗”。這些歷史經驗對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深化思想建黨、推動制度治黨具有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