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推進社會治理創新研究

肖 平，周明星

（1.中共天津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191；2.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成都 611130）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不斷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制度，在社會治理戰略定位、社會治理思維、社會治理格局、社會治理路徑等方面進行創新實踐，提出了諸多新觀點和新舉措，彰顯了中國之治的制度優勢。新時代社會治理創新，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了新的動力，不僅有助于深化對社會治理的理論認知，而且有利于加速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踐進程。

一、新戰略定位：將社會治理置于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考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將社會治理置于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從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大局出發，精準研判并妥善化解社會矛盾，將民生建設作為社會治理的重點，調動各方力量促成協同共治，明確了新時代我國社會治理的新戰略定位。

（一）創新社會治理是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于國家治理而言，深化改革的重點在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119，同時，針對國家治理中的社會建設問題，黨首次提出了“社會治理”的概念，并對其作了集中闡釋，明確其包括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有效化解和處理社會矛盾等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治理不僅是“社會建設的重大任務”〔2〕，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創新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3〕。我們黨將社會治理視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將其置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加以考量，通過將宏觀抽象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微觀可感的社會治理有機連接，實現了黨領導下的社會治理創新，推動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發展。

（二）妥善化解社會矛盾是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重要體現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領域”〔4〕，我們黨高度重視社會治理創新，精準研判并妥善化解社會矛盾，有力提升了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黨的十九大明確將“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5〕作為社會治理創新的要點，黨的二十大進一步提出“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6〕。新時代以來，我們黨不斷優化社會治理結構、改進社會治理方法，有效化解了社會矛盾，推動了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在處理社會矛盾糾紛時，改進了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方法，注重社會矛盾的疏通預防，強調源頭治理、綜合治理，依據法律規范公平公正地處理社會矛盾。

（三）民生建設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工作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國家治理在公共服務領域的延伸，是衡量國家治理體系合法性的重要標尺，更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落腳點。因此，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持續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注重民生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加快推進民生領域體制機制創新”〔7〕。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5〕。十四五規劃也將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作為創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8〕。我們黨圍繞民生建設這一主題，將保障和改善民生視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工作，不斷優化執政理念、改進執政方式和公共服務供給方式、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優化公共資源配置機制，有效保障了弱勢群體權益、促進了社會公平正義，有效推進了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

（四）促成協同共治是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法

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協同各方力量，形成社會治理系統合力，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治理主體方面，強調在黨的領導下政府、社會組織、公眾等各類社會主體的協同參與；二是在治理方式方面，改變原有單一剛性的“命令-服從”模式，逐步轉向柔性的“服務-認同”模式，強調社會成員的集體認同；三是在治理思維方面，通過公共資源共享，引導各社會階層以協商、對話、合作的方式參與社會治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9〕的現代社會治理結構，夯實了社會治理的制度基礎，推動了社會治理實踐的發展，構建出社會治理的基本框架，以協同共治有效推動了國家治理現代化。

二、新治理思維：從社會管理思維向社會治理思維的嬗變

思想是實踐的指南，科學的社會治理思維是社會治理實踐得以有效開展的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持問題導向，注重運用整體性思維，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實現了社會管理思維向社會治理思維的嬗變，推動了社會治理思維的創新。這既是基于我國社會發展形勢的合理調適，也是破解社會治理瓶頸的邏輯必然。

（一）堅持問題導向開展社會治理

問題導向是新時代我們黨推動社會治理實踐的重要思維方法。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堅持問題導向，針對我國社會治理領域存在的各類社會問題，調整治理理念，實現了由管理向治理的升華，使社會治理的效能不斷得到提升，解決了諸多社會治理難題。例如，在城市基層治理中，針對治理主體各自為政缺乏協調、治理對象動員難組織化程度低等問題，黨針對性地提出“深入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10〕的解決方法。據此，全國各地進行積極探索，形成了諸多市域社會治理的創新經驗。例如，北京市通過建立“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強制性快速響應機制和多部門資源整合機制〔11〕，實現了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協調聯動，為解決治理主體協調難問題提供了參考樣本；深圳市南山區通過“塊數據”推動基層智慧治理〔12〕，為破解條塊分割導致的治理對象數據不互通的難題提供了重要經驗。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踐作為基層治理新樣態，其對基層治理的基本單元與內在結構作了完善和優化，為化解其他基層治理難題提供了新思路。這些針對具體問題而展開的實踐探索及其經驗，足以說明堅持問題導向的思維方法在我們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重要作用。

（二）注重整體性思維在社會治理中的運用

整體性思維是系統論的重要內容，強調協調系統與要素之間、要素與要素之間、系統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維護有機整體的穩定性。我國的社會治理以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核心目標，必須協調解決各階層、各群體的具體利益沖突，這需要統籌調動政府、社會組織、公眾等各類治理主體共同參與其中，還需要綜合運用各種具體治理方案調解社會矛盾和糾紛，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社會的安定有序和平穩發展。我國社會治理的這些實際要求，需要我們黨運用整體性思維，系統研判社會治理發展的整體態勢，將各類治理主體、治理對象、治理空間、治理事務統籌協調起來，以應對社會治理難題。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在社會治理中運用整體性思維，實現了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的轉變，在具體社會治理實踐中，統籌全局、協調各方，以源頭治理、綜合治理、系統治理的方法，有效協調了社區治理、人口治理、城市治理、鄉村治理，推動了我國社會治理水平的整體提升。

（三）以政府職能轉變為重點推動社會治理思維轉變

政府職能轉變就是指政府要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逐漸從一些管不好、不該管的經濟社會事務中退出，將轉移出來的職能還權于市場和社會，積極引導社會組織、公眾等社會力量參與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新時代以來，黨中央提出政府職能轉變的重大部署后，各地黨政部門都積極展開了實踐探索。例如，北京推出了“接訴即辦”、浙江推出了“村情通”、新疆推出了“訪惠聚”、上海推出了“政務微信”、重慶推出了“志愿行動與民生服務”等?？v觀這些政府職能轉變的實踐探索，可總結出三個共性特點：一是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和黨員服務聯系群眾的作用，夯實基層治理的核心力量；二是將資源、服務以及管理下調至基層，積極培育社會組織，強化公眾參與，注重社會協同治理；三是以滿足人民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為社會治理重點，運用法治手段和現代信息技術加強服務，實現從“問題治理”向“需求治理”的轉變。政府職能轉變提升了社會治理效能，實現了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的思維轉變。

（四）以法治思維提升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離不開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規矩?！薄?3〕他還強調，要著力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在社會治理中“要樹立法治思維”〔14〕。新時代，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顯著提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建設完善了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的法治體系，有效發揮了法律的“他律”“鞭策”作用，運用法律解決社會治理中的矛盾和問題，提供制度化的社會治理方案；二是在社會治理實踐中協同發揮法治和德治的作用，在堅持法治的前提下，發揮德治的功能，共同促進我國社會治理水平的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們黨由社會管理思維向社會治理思維轉變的重要體現。

三、新治理格局：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的提出，是人民至上理念在社會治理領域的體現，反映了適應經濟基礎變化對社會治理內容的調整，體現了依據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社會治理內容的完善，映照了對古今中外社會治理經驗的借鑒吸收。

（一）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社會治理價值取向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薄?〕13這表明人民至上是我國社會治理的基本價值取向。在構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的過程中，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積極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社會治理需求，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從主體論、價值論等多個層面回答了新時代的社會治理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共建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堅持走群眾路線，相信人民群眾智慧、發揮人民群眾治理主體的作用，讓人民群眾共同參與事關自身根本利益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共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從過去的單向管理轉為雙向互動、從行政管制轉向多方協同，讓人民群眾共同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社會糾紛的化解。共享是指社會治理以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為根本任務，注重人民群眾利益的創造與實現，讓人民群眾共享社會治理的成果、共享美好生活?？偠灾?，在我國的社會治理過程中要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通過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目標。

（二）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調整社會治理內容

社會治理創新需要根據世情、國情、黨情的變化，尤其是經濟基礎的變化，適時調整社會治理的內容。1982 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指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2013 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使我國生產力得到快速發展，經濟基礎的規模明顯擴張、經濟結構也有了顯著變化，這要求社會治理的內容作出相應調整。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開放性、包容性、競爭性、平等性、多樣性等特點，積極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拓寬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積極吸納更多的利益相關主體參與社會治理，有效回應了不同利益主體的訴求，不斷調整社會治理內容，使我國的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

（三）依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完善社會治理內容

社會治理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方法，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我們黨的社會治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時代，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開始追求更高質量的美好生活，其具體表現為穩定的高額收入、良好的居住環境、優質的醫療教育、可靠的社會保障等要素。但由于目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美好生活的諸要素供給滯后于群眾的實際需要，諸多社會矛盾隨之而來。我們黨綜合把握人民群眾的需要，立足于我國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情況，著力建立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滿足人民群眾需要為目標，擘畫社會治理發展藍圖、確定社會治理重點任務，以回應人民群眾呼聲、保障人民群眾利益、滿足人民群眾需求為指針，著力解決民生工作中的重點、難點問題，使公共資源配置更加公平合理，逐步實現了公共產品及服務的全民共享。二是以促進人民群眾參與為導向，制定社會治理發展規劃、完善社會治理制度，在社會治理中落實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健全人民群眾利益表達和維護機制，堅持人民群眾事務自主協商、自主管理、自主辦理，讓人民群眾真正成為社會治理的參與者、受益人、衡量者，形成了黨委領導、多方參與的合作共治格局。三是以服務人民群眾為宗旨，推動社會治理改革，不斷提升黨的執政水平，積極促進政府職能由管理向服務轉變，全方位構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四）批判性借鑒吸收古今中外社會治理經驗

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新格局，需要正確對待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既要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社會治理經驗，又要選擇性吸收國外社會治理經驗中的精華。一方面，我們黨創造性轉化運用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處世之道及治理理念，使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實踐中實現了創新性發展。例如，中山市利用“孝”“和”“仁”“誠”等傳統文化元素開展全民修身行動，通過提升市民素質和道德修養，有效減少了鄰里矛盾、促進了社會治理；肇慶市以村史文化為切入點，推動村莊改造，促進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提升了鄉村社會治理能力〔15〕。另一方面，我們黨以科學辯證的態度對待外國經驗，批判地吸收國外社會治理經驗，創造風清氣正的社會治理空間場域。辯證地認識源于國外的社會治理經驗，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實踐為評判依據，客觀看待國外社會治理的具體制度，用消化、批判和融合代替生搬硬套，用自主創新代替照搬照抄〔16〕，通過對比借鑒逐步總結出我國社會治理的內在特質和基本規律。

四、新治理路徑：突出黨建引領強調多措并舉

為提高社會治理的質量，我們黨積極探索社會治理的路徑，突出黨建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將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充分發揮現代信息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引擎作用，推動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實現融合治理，多措并舉提升了我國的社會治理水平。

（一）以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創新

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發揮著總覽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在社會治理制度改革過程中，黨建引領已成為推動多方主體協同共治和提升社會治理體系整體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17〕。堅持以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創新，就是要在政治、組織、制度等各方面，將黨的領導貫穿于社會治理的具體實踐中。新時代，各地黨政部門積極推動黨建引領社會治理，進行了一系列社會治理創新探索。一是在政治上，將黨的社會治理理念融入到村規民約、鄉風民俗建設中，促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鼓勵黨員下沉到街道村鎮，發揮其在社會治理中的示范作用，以提升社會治理效能。二是在組織上，構建以基層黨組織為軸心、多元治理主體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網絡?？v向方面，做實網格黨建，構建起自上而下的從縣（區）到村（社區）的黨組織引領社會治理的網絡；橫向方面，充分發揮黨組織對私企、群團組織的引領作用，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三是在制度上，將基層黨建制度與社會治理機制有機融合，根據社會治理的區域特征進行調適，深入推進“黨建引領+村（居）民自治”等切實有效的社會治理制度的落實。

（二）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

黨領導基層治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是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必然選擇〔18〕?；鶎邮酋r活的社會“細胞”，是國家治理的基礎，是社會治理最基本的單元，也是各種利益關系、社會矛盾的交匯點和聚集點。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抓基層”在整個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強調“黨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也在基層，必須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19〕?！吧鐣卫砉ぷ髯顖詫嵉牧α恐卧诨鶎印薄?〕，基層社區的治理能力和服務水平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利益訴求的滿足，關系到整個社會治理質量和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須牢牢把握“抓基層”這一重要突破口，夯實基層治理力量。新時代，我們黨創新社會治理方式，將社會治理工作重心向基層下移，將人、財、物等資源下沉至基層，強調對基層的服務、指導、幫助，精準有效回應了基層群眾的各類訴求，進而完善了基層治理體系。

（三）發揮現代信息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引擎作用

在社會治理中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實現方式。當下，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正深刻改變著社會的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也為社會治理現代化賦予了新內涵、新技術、新方法。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推動社會治理，將有助于加速驅動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現。我們黨深刻認識到現代信息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引擎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善用科技，加快建設智慧城市”〔20〕，以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促進社會治理模式創新，著力推進社會治理智能化，增強社會治理預見性、精準性、高效性?；诖?，我國積極展開了現代信息技術融入社會治理的實踐。例如，依托5G 技術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建立統一的數據共享平臺，以大數據精準識別群眾訴求，通過“智治”提供個性化、普惠化的公共服務，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逐步推進跨地域、跨層級、跨部門的協同治理及服務共享。

（四）推動“三治結合”實現融合治理

推動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是打造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基本路徑和主要趨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三治結合”，針對城鄉社區治理提出了“促進法治、德治、自治有機融合”〔21〕的工作意見。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強調了“三治結合”的重要性，并調整了三者的順序，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22〕。于我國而言，在現代社會治理中，應努力推動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機結合，其中，自治是基礎，強調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法治是保障，以法律的權威性和強制性保障人民的合法權益；德治是導向，注重發揮道德的作用，通過道德約束和輿論引導，確保人民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機結合，充分發揮了自治的群眾自治功能、法治的國家強制功能、德治的道德約束功能，將各種社會治理主體、治理工具和治理規范統籌協調起來，在社會治理中形成了力量強大的組織共同體、行動共同體、價值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