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視域下美國與東盟海洋安全合作：戰略動因、發展態勢與現實困境

李雪威 李佳興

【內容提要】隨著美國與東盟戰略關系的持續升級，雙方合作日益密切，海洋安全因其重要性和緊迫性而成為雙方深化合作的關鍵領域。美國作為雙方海洋安全合作的助推者，期望深度挖掘東盟的戰略價值，實現美國“印太戰略”與東盟“印太展望”的深層對接，增強介入東南亞海洋事務的能力，塑造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國與東盟基于務實目標確定合作方向，促進海洋安全合作制度化發展，構建日益緊密的海上軍事合作網絡，推動海上非傳統安全合作的持續深入，延伸海洋安全合作層次，打造“同盟+伙伴”的印太海洋安全合作體系。盡管美國與東盟在海洋安全合作中已取得一定進展，但也面臨雙方海洋安全訴求存在差異、東盟在印太海洋安全架構中被“邊緣化”以及東盟內部分歧等問題，未來雙方合作的發展趨勢仍充滿不確定性。

東南亞地區位于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樞紐地帶，美國在“印太戰略”形成伊始便強調要突出東盟“中心地位”，優先發展與東盟主要成員國的合作關系。東盟則倡導開放包容的多邊主義，出臺《東盟印太展望》，致力于構建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秩序，并將美國視作重要的合作伙伴?；诿绹坝√珣鹇浴迸c東盟“印太展望”的耦合，美國與東盟彼此戰略依存度逐步提高，并于2022年11月正式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隨著美國與東盟安全合作的增多，美國加大對印太地區事務的介入，與域內國家間動態博弈日趨復雜，地區安全環境經受重大考驗。海洋安全因其復合性與模糊性成為美國與東盟“印太框架”下國家安全戰略關注的重點，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就成為雙方的優先選擇。印太視域下，美國意圖擴展戰略同盟及伙伴關系，通過海上安全供給促成東盟戰略轉向；東盟則期望借助美國的援助來應對印太海域的安全威脅，對沖地緣政治風險。雙方將海洋安全合作的重心集中在東南亞海域，兼顧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通過制度化發展保障合作的持續推進，構建印太海洋安全合作網絡。美國與東盟的海洋安全互動無疑會對中國周邊海域安全環境產生深刻影響。在縱橫交織的國際戰略格局之下，分析美國與東盟海洋安全合作的戰略動因、發展態勢及現實困境對于中國把控周邊海洋安全形勢、制定相應對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美國與東盟海洋安全合作的戰略動因

印太視域下，出于地緣政治博弈的考量，美國對東盟戰略地位的認知顯著提升，雙方的合作邁向新階段。近年來海洋安全日益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其戰略屬性受到各國的重視。美國意圖提升介入印太海域事務的能力，塑造美國主導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而東盟因為其關鍵的地理位置成為美國推動海洋合作的必然選擇。加之東南亞海域的安全形勢愈發復雜，域內缺乏主導國家，東盟在海洋安全能力建設上需要依賴外部力量。因此，美國與東盟推動海洋安全合作的背后擁有深層戰略動因。

第一，美國意圖從地緣價值與體系價值入手，深度發掘東盟的戰略價值。冷戰后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領導力呈現波動下滑的趨勢，加之印太地區權力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促使美國提高對東南亞地區的戰略關注度，推出“印太戰略”來提升自身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為穩固印太地區“主導者”的身份，美國選擇能實現其戰略目標最大化的盟友及伙伴進行合作。東盟因其地緣價值、體系價值及其戰略主動性而成為美國重要的合作伙伴。

一方面，印太視域下美國重視東盟的地緣價值。東南亞地區扼守亞洲與大洋洲、印度洋與太平洋的交通要沖，是美國介入印太地區海洋事務的關鍵樞紐。冷戰結束后，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一度呈下降趨勢。隨著奧巴馬政府的全球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美國開始加強與東盟的接觸與對話，但并未在發展與東盟的關系上投入足夠的戰略資源。特朗普政府大力實施“美國優先”“單邊主義”政策，在其執政初期很少直接涉及東南亞相關議題，對東盟地緣戰略的定位尚不清晰。隨著“印太戰略”的推進，美國才愈發重視東盟的地緣價值，明確表示“東盟在美國描繪的‘印太戰略’圖景中扮演著中心角色?！?1)“Remarks on‘America’s 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 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s：//kr.usembassy.gov/073018-secretary-pompeo-remarks-on-americas-indo-pacific-economic-vision/，訪問時間：2023年3月28日。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旨在遏制和打壓中國，從歐亞大陸東南部封堵中國的崛起空間，期望弱化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可信度和影響力。(2)王麗娜：《拜登政府“印太戰略”評析》，《現代國際關系》2023年第4期，第123頁?；诎莸钦膽鹇圆渴?，美國尋求與東盟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系，持續發掘東盟的地緣價值，進一步壓縮中國的地緣生存空間。

另一方面，印太視域下美國重視發掘東盟的體系價值。美國強調盟友及伙伴關系在“印太戰略”中的關鍵作用，重視加強盟友與和伙伴之間的戰略承諾，凝聚更為廣泛的利益共識，拓展盟友和伙伴國家的覆蓋范圍，塑造以美國為主導的安全體系。東盟國家中既有美國的條約盟國也有美國的戰略伙伴，是美國印太安全體系中的關鍵一環。美國在官方場合雖然不斷重申尊重東盟規范，在東盟框架下推進各項合作，但也迫使東盟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以此提升東盟對美國的依賴性，試圖進一步拉攏東盟來構筑美國主導的印太安全體系。2022年11月美國與東盟雙邊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3)“President Biden and ASEAN Leaders Launch the U.S.-ASE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asean-leaders-launch-the-u-s-asean-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訪問時間：2023年11月20日。2023年3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正確認識并采取措施增進與東盟關系法案》(PATRTNER)，都表明美國兩黨對于建立牢固的美國—東盟關系的強烈意愿。(4)Joaquin Castro，“House Passes Bipartisan Castro/Kim Partner with ASEAN Act to Strengthen U.S.-ASEAN Relations，”https：//castro.house.gov/media-center/press-releases/house-passes-bipartisan-castro/kim-partner-with-asean-act-to-strengthen-us-asean-relations，訪問時間：2023年5月14日。

此外，美國對東盟戰略吸引力的增強也激發雙方合作的深層動力。東盟的戰略目的是保持政治穩定、維護地區安全與提高經濟韌性，在其戰略布局中，需要美國的支持來強化東盟“中心地位”。而美國在印太地區積極構建安全與發展框架，意圖塑造由其主導的地區安全秩序等方面，擁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國際號召力，因此成為東盟依賴的對象。目前，美國正在印太地區構建一系列多邊安全與發展合作機制，如提出“印太經濟框架”，啟動“印太海上安全倡議”，構建“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落實“藍點網絡”計劃，發展“智慧城市伙伴關系”，為東盟提供“安全+發展”的保障平臺。鑒于此，東盟勢必會選擇與美國深化戰略合作，主動參與到美國的印太地區戰略框架中，期待美國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滿足自身的利益需求。

第二，美國意圖通過雙方海洋安全合作實現“印太戰略”與“印太展望”的深度對接?！睹绹√珣鹇浴放c《東盟印太展望》的出臺給予雙方升級合作關系的契機。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用“印太”取代“亞太”。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布《印太戰略報告》，首次對“印太戰略”進行系統論述，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構想。(5)“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U.S.Department of Defence，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訪問時間：2023年11月16日。此后，東盟基于各國對印太地區的戰略認知與評估，于2019年第34屆東盟峰會通過《東盟印太展望》，表明其正式接受印太概念。(6)張潔：《東盟正式接受了“印太”概念》，《世界知識》2019 年第15期，第32頁。為適應新的國際安全形勢，2022年2月拜登政府出臺《美國印太戰略》，重新詮釋了美國對印太地區的秩序構想。然而，美國“印太戰略”實質上是遏制與競爭戰略，而東盟“印太展望”主要突出區域合作的愿景，雙方的戰略基調并未完全一致。

為提升“印太戰略”的執行能力，美國積極推動與東盟“印太展望”的深層對接。隨著海洋安全熱度的迅速提升，各國在印太海域展開多維戰略博弈，促使海洋安全成為雙方戰略合作的關鍵議題。一方面，海洋安全的重要性在美國一系列印太政策中逐步凸顯。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解決印太海洋領土爭端，建立海洋伙伴關系。2019年《印太戰略報告》指出美國國防部意圖開發海上作戰新理念，與印太地區盟國及伙伴提升海軍間協同能力。2022年《美國印太戰略》突出強調要保障南海、東海航行自由權利，加強海洋領域互聯互通建設，提升在印太海域的國防軍事部署，增強綜合威懾能力，并主張與東南亞國家加強合作來共同應對海洋安全挑戰。(7)“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訪問時間：2023年11月20日?！?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強調美國對印太地區的重要性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明確海洋安全在美國“綜合威懾”中的重要地位。(8)“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訪問時間：2023年11月17日。另一方面，東盟也深刻意識到海洋安全的重要性。2015年東盟出臺《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藍圖(2025)》，將海洋合作納入安全議程之中。2017年2月，東盟地區論壇通過《海洋安全工作計劃(2018-2020)》，明確海洋安全合作的優先地位。海洋合作被《東盟印太展望》視為四大“發展支柱”之一，主要從預防海洋爭端和有效推動海洋治理兩個方面構建戰略路徑，具體關注海洋領土爭端、海上航行自由、海洋資源可持續管理等領域。2023年8月《東盟海洋展望》正式發布，明確指出要支持《東盟印太展望》，推動海洋合作向多元化、外向化發展。(9)“ASEAN Maritime Outlook，” ASEAN Secretariat，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3/08/AMO-1.pdf，訪問時間：2023年11月28日。

海洋安全作為雙方印太視域下的關鍵議題，自然成為美國“印太戰略”與東盟“印太展望”深度對接的重要端口。美國期望通過構建與東盟的海洋安全合作網絡，為東盟提供海上安全保障，切實提升“印太戰略”在東南亞地區的適應性，與東盟“印太展望”產生更多的互動關系，協同推進戰略架構逐步向行動落實。

第三，基于海洋安全威脅認知，美國意圖增強介入東南亞海域事務的能力，塑造印太海洋安全秩序。一方面，美國與東盟擁有共同應對海洋安全威脅的需求。從傳統安全領域來看，美國認為其在印太海域的絕對統治地位正在經受挑戰，地區權力結構的演變加劇美國的危機感。美國連續多年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對中國海軍建設能力進行評估，認為中國已擁有世界上數量最龐大的海軍。(10)“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Department of Defence，https：//media.defense.gov/2023/Oct/19/2003323409/-1/-1/1/2023-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DF，訪問時間：2023年11月23日。2020年美國發布《海上優勢：以一體化全域海上軍事力量制勝》稱，“中國在南海海域部署多層級艦隊，推動南海軍事化，進行海上非法擴張行動，損害美國海洋戰略核心利益?！?11)“Advantage at Sea：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 Defense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https：//apps.dtic.mil/sti/trecms/pdf/AD1118532.pdf，訪問時間：2023年11月20日。東盟也十分忌憚中國海上軍事實力的提升，特別是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文萊等與中國存在島礁主權爭端的國家。這些國家海上裝備現代化水平較低，海軍能力處于劣勢地位，進一步加劇他們的不安全感。(12)Stephen Burgess，“Confronting China’s Maritime Expa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Vol.3，No.3，2020，pp.112-114.美國與東盟還稱中國正在利用海警、海上民兵、漁船等在南海采取一系列“灰色地帶”行動，以低于戰爭門檻的方式“侵蝕”沿岸國家的海上利益。(13)劉琳：《“印太戰略”背景下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系解析》，《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2年第6期，第101頁。

從非傳統安全領域來看，東南亞海域存在的多元化海上威脅與挑戰日益成為頑疾。一是海上恐怖主義、海盜、跨國犯罪等對海上國際戰略通道的威脅。東南亞海域荒島眾多，成為阿布沙耶夫組織、伊斯蘭祈禱團等恐怖勢力盤踞的地方。新加坡海峽長期受到海盜與武裝搶劫的威脅，馬六甲海峽與緬甸海成為海運毒品的“重災區”。(14)Asyura Salleh，“Illicit Maritime Drug Trafficking as an Evolving Threat to Southeast Asia’s Maritime Security，” https：//amti.csis.org/illicit-maritime-drug-trafficking-as-an-evolving-threat-to-southeast-asias-maritime-security/，訪問時間：2023年5月2日。二是氣候與海洋環境惡化對東南亞地區的威脅。氣候變化帶來的海洋變暖現象使東南亞漁業資源受到巨大損失。同時，印太地區產生了全球近一半的塑料垃圾，東南亞國家每年產生超過3100萬噸的塑料垃圾，成為該地區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主要源頭。(15)Danielle Fallin，“Oceans of Opportunity Southeast Asia’s Shared Maritime Challeng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September 12，2021，p.5；Trajano and Julius Cesar，“Plastic Pollution in Southeast Asia：Wasted Opportunity？”https：//dr.ntu.edu.sg/bitstream/10356/159410/2/CO22011.pdf，訪問時間：2023年5月25日。三是海洋資源過度開發給海洋經濟發展帶來嚴峻挑戰。東南亞海域64%的漁業資源處于被過度捕撈的中高風險區。(16)Kim DeRidder and Santi Nindang，“Southeast Asia’s Fisheries Near Collapse from Overfishing，”https：//asiafoundation.org / 2018 / 03 / 28 / southeast-asias-fisheries -near-collapse-overfishing/，訪問時間：2023年5月21日。非法捕撈活動對東盟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高達60億美元，達到歷年峰值。(17)Asmiati Malik，“IUU Fishing as an Fishing as an Evolving Threats to Southeast Asia’s Maritime Security，”https：//amti.csis.org/iuu-fishing-as-an-evolving-threat-to-southeast-asias-maritime-security/，訪問時間：2023年4月28日。

另一方面，美國意圖維持海洋優勢地位，以“重返制海權”為導向，以“全域集成”為戰略重點，加強海洋事務的介入能力，塑造充滿競爭色彩的海洋安全秩序。東南亞海域長期缺乏主導國家，該海域又面臨上述復合型海洋安全威脅，而東盟成員國海上安全能力無法有效應對現有的挑戰，因此對美國產生安全依賴。美國海洋戰略突出“重返制海權”，試圖運用海上軍事資源、能力、權威和行動來實現安全目標，(18)“Naval Doctrine Publication 1：Naval Warfare，” U.S.Defense Department，https：//www.govinfo.gov/app/details/GOVPUB-D207-PURL-LPS2123，訪問時間：2023年11月24日。將海上軍事部署、海上執法介入和海域態勢感知等方面的資源更多投向東南亞海域，借機提升海上綜合威懾能力，達到拒止對手利用海洋的目的。此外，美國期望以“全域集成”方式介入東南亞海域事務，建立“全頻譜行動”的能力，(19)陳曉晨：《美國海洋戰略轉變背景下對太平洋島國地區的海洋安全介入》，《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3年第3期，第134-135頁。兼顧海上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治理，維護有利于美國海洋霸權的規則體系，確保其影響力在東南亞海域的廣泛存在，進而塑造由美國主導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20)韋宗友、張歆偉：《印太戰略視角下的拜登政府南海政策：權力、規則與秩序》，《南洋問題研究》2023年第1期，第57頁。

二、美國—東盟海洋安全合作發展態勢

為應對來自海上安全的多維挑戰，美國與東盟不斷強化海洋安全制度化合作，兼顧海上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領域，延伸海洋安全合作層次，構建美國與東盟及東盟成員國的多元安全合作網絡。

第一，美國與東盟的海洋安全合作向制度化發展。東盟在區域合作中追求一體化建設，重視維護集體安全，延續東盟作為區域規范、制度“供給者”的角色，鞏固東盟在區域安全實踐中的“中心性”。(21)葛紅亮：《東盟“中心性”區域安全實踐評析》，《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3年第5期，第48頁。同時，美國也注重海洋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建設，主動參與并構建涵蓋東盟在內的海洋安全合作機制，提升安全議程的塑造能力，滿足東盟對海洋安全機制建設的需要。

一方面，美國積極參與到東盟主導的合作機制之中。在美國—東盟峰會框架下，各國領導人形成深化海洋安全合作的政策共識。歷屆美國—東盟峰會尤為突出南海安全議題，如“航行自由”“島礁軍事化”等，倡導雙方共同應對海洋安全挑戰。2022年5月，美國—東盟特別峰會指出要升級多邊海上安全合作，重視維護海洋非傳統安全、維護海上航行自由及建立南海區域沖突預防機制等。美國宣布提供6千萬美元支持東盟海上安全能力建設，順勢強化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22)ASEAN Secretariat，“Joint Vision Statement of The ASEAN-U.S.Special Summit，”https：//asean.org/joint-vision-statement-of-the-asean-u-s-special-summit-2022/，訪問時間：2023年2月22日。在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機制中，美國試圖采取擴充觀察員國的方式制衡中國，極力拉攏英國、加拿大以及歐盟介入到地區防務談判中。美國還通過“小多邊”模式滲透到東盟防長擴大會議，建立美國與東盟成員國國防部長的直接聯系，企圖在南海問題上獲得更多話語權。(23)Hoang Thi Ha，“Repositioning the ADMM-Plus in a Contested Region，”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No.13，February 10，2021，p.4.在東盟地區論壇之中，美國愈發重視海洋安全議題的討論，多次強調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不斷夸大海上安全威脅來拉攏東盟。2022年9月，美國與國際海事組織(IMO)共同主辦東盟地區論壇首次海上安全研討會，制定針對印太地區港口和航運安全的合作措施。(24)“IMO Hosts the First Workshop on Maritime Security by ASEAN Regional Forum，”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Pages/WhatsNew-1747.aspx，訪問時間：2023年3月1日。

另一方面，美國主動構建覆蓋東盟的海洋安全機制。2015年6月，美國啟動“東南亞海上安全倡議”，為東南亞國家提供為期5年約4.25億美元的海上安全援助?！皷|南亞海上安全倡議”的重點是加強海域態勢感知并向建立共用作戰圖(COP)的目標發展，美國期望通過該倡議來提升與東盟在南?？罩信c海上信息的共享能力，建立常態化合作機制。(25)Prashanth Parameswaran，“America’s New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 for Southeast Asia，”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4/americas-new-maritime-security-initiative-for-southeast-asia/，訪問時間：2023年3月5日?！?019年美國財年授權法案》將該倡議授權延長至2025年，并正式更名為“印太海上安全倡議”，涉及范圍擴大至南亞地區。升級之后的“印太海上安全倡議”被納入美國“印太戰略”范疇內，獲得美國政府更多的政策關注與資金支持。在“印太海上安全倡議”支持下，美國與東盟進一步開展海上作戰聯合訓練，推動海上裝備現代化發展，建立聯系緊密的情報、監視、偵查系統，保障信息網絡與通信系統的安全。

2022年5月，在“四方安全對話”(Quad)領導人東京峰會上，拜登發布建立“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IPMDA)聲明，以太平洋島嶼、東南亞和印度洋為關鍵區域構建聯系緊密的“海事圖”(Maritime Picture)。(26)“Fact Sheet：‘Quad Leaders’Tokyo Summit 2022，”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quad-leaders-tokyo-summit-2022/，訪問時間：2023年2月24日?！坝√Ｓ驊B勢感知伙伴關系”將日、 印、 澳等國家拉入到美國主導的海洋安全合作機制內，是對“東南亞海上安全倡議”“印太海上安全倡議”的繼承與發展，美國可以與伙伴共享近乎實時的衛星數據，并通過在新加坡以及印太諸多島國的信息融合中心對這些數據進行快速處理和分發。(27)劉琳：《“印太戰略”背景下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系解析》，《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2年第6期，第96頁?！坝√Ｓ驊B勢感知伙伴關系”框架下，美國協同其強大盟友幫助東盟進一步提升海域態勢感知能力，合作應對海上突發安全危機事件，構筑印太海域安全信息共享的“同盟陣線”。

第二，美國與東盟構建日益緊密的海上軍事合作網絡。一方面，美國與東盟舉辦聯合軍事演習，增強海上威懾能力。在海上多邊軍事演習層面，美國主導“環太平洋軍事演習”(RIMPAC)，拉攏更多的國家加入其中，培訓他們的海上聯合作戰的能力，達到維持美國海上影響力的目的。自1971年該演習創立以來，東盟就是其中重要的參與者。隨著南海局勢不斷升溫，2018年美國以中國在南海的所謂“島礁軍事化行動”為由取消對中國的邀請，而越南則首次應邀參加，直接反映美國欲拉攏越南并激化地區矛盾的企圖。2020年和2022年的兩次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中，東盟海軍在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指導下進行軍艦協同作戰能力訓練，提升海軍互操作性。另外，美國與東盟在內的印太國家每年定期舉辦的“東南亞合作與訓練”(SEACAT)，主要集中在東南亞海域進行演習。歷屆演習行動分為岸上階段與海上階段，實景模擬復雜的海上安全狀況，并在美國的指揮下進行海上協同作戰訓練?！皷|南亞合作與訓練”演習側重于提高美國印太伙伴的海域態勢感知能力，促進各國使用標準化的策略、技術和程序應對海上突發事件，及時制止海上非法行為、有效應對海上安全危機。(28)“SEACAT 2022 Concludes，Consistently Develop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U.S.Indo-Pacific Command，https：//www.pacom.mil/Media/News/News-Article-View/Article/3141982/seacat-2022-concludes-consistently-developing-regional-cooperation-and-maritime/，訪問時間：2023年4月24日。在海上雙邊軍事演習層面，雙方主要依托“東盟—美國海上演習”(AUMX)、“聯合海上戰備與訓練演習”(Exercise CARAT)來加強合作。2019年9月，美國與東盟十國首度完成“東盟—美國海上演習”，雙方在聯合特遣部隊指揮下共同行動，針對海域態勢感知、分布式作戰和海上目標跟蹤等領域進行實景訓練。(29)“First ASEAN-US Maritime Exercise Successfully Concludes，” Commander，U.S.7th Fleet，https：//www.c7f.navy.mil/Media/News/Display/Article/1954403/first-asean-us-maritime-exercise-successfully-concludes/，訪問時間：2023年3月2日。美國與東盟在“聯合海上戰備與訓練演習”中加強海軍人員、安全專家之間的聯系，擴大美國海軍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30)聯合海上戰備與訓練(CARAT)是美國太平洋艦隊與東南亞幾個東盟成員國舉行的一系列年度雙邊軍事演習，文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是主要的參與國。2022年的系列演習中，美國與印度尼西亞重點關注兩棲作戰能力；美國與泰國的演習使用P-8反潛巡邏機進行海域跟蹤訓練，提高兩國海軍跟蹤和追擊超視距目標的能力；2023年美國派遣第13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MEU)赴新加坡開展海上軍事演習，彰顯雙方牢固的海軍關系。

另一方面，美國通過軍隊能力建設來幫助東盟提升海上安全能力。由美國海軍陸戰隊組成的東南亞海軍陸戰隊輪換部隊(MRF-SEA)于2023年9月向東南亞地區展開第二輪部署，與菲律賓海軍陸戰隊、印度尼西亞海軍陸戰隊、馬來西亞皇家海軍開展安全合作行動，增強在直升機聯合行動、兩棲作戰、海岸防御行動、連排級聯合實彈演習和海軍作戰行動中的互操作性，提升東盟海軍的機動性。(31)Dzirhan Mahadzir，“Marines Kickoff Regional Southeast Asia Deployment，” https：//news.usni.org/2023/10/03/marines-kickoff-regional-southeast-asia-deployment，訪問時間：2023年11月13日。同時，美國還在東南亞地區設立安全援助組織(SAO)，執行安全援助任務，協調制定軍事合作計劃，增強軍事技術與信息交流。美國將東盟成員國納入“國際軍事教育與訓練”(IMET)項目，為東盟軍官提供培訓資金，提升東盟海軍的專業作戰能力，促進美國與東盟之間的海上防務合作。

第三，美國與東盟持續深入推動海上非傳統安全合作。在海上執法領域，雙方形成以美國海岸警衛隊為主導的合作網絡。2013年美國提出“東南亞海上執法倡議”(SEAMLEI)，該倡議2019年與“泰國灣海上執法倡議”(COTI)合并以實現職能升級，建立跨國海事機構間合作伙伴關系。(32)初始成員國包括美國、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越南，2018年增擴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參見：“Disscussion Paper on Promoting Information-Sharing Between the Southeast Asia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Initiative(SEAMLEI)and the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 in the Area of Maritime Security，”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https：//admm.asean.org/dmdocuments/2022_Jun_16th%20ADMM_Phnom%20Penh_22%20June%202022_6.%20Discussion%20Paper%20on%20Promoting%20Information-Sharing%20Between%20SEAMLEI.pdf，訪問時間：2023年5月17日。在“東南亞海上執法倡議”支持下，美國幫助東盟提升情報收集、監測和監視、海上攔截等能力，為東盟提供基礎設施援助，并開發海事執法課程為東盟海岸警衛隊提供培訓。同時，美國海岸警衛隊聯合東盟海岸警衛隊參加“東南亞合作與訓練”“聯合海上戰備與訓練演習”，從應對海盜、海上走私問題向應對海上危機與突發事件轉型，拓展海上執法合作的內容。在2022年5月的美國—東盟特別峰會上，拜登總統宣布由美國海岸警衛隊牽頭向東盟進行物資與技術援助，協助建設東盟海岸警衛隊，提升東盟海事執法能力。(33)“Fact Sheet：U.S.-ASEAN Special Summit in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12/fact-sheet-u-s-asean-special-summit-in-washington-dc/，訪問時間：2023年3月18日。未來，關島地區有可能成為美國海岸警衛隊在東南亞地區的作戰中心，以便美國向東盟提供技術訓練、機構發展、設備供給等能力支持。(34)Nguyen The Phuong，“The U.S.Coast Guard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Vietnamese Perspectiv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No.98，2022，p.4.

在海洋漁業資源保護領域，美國與東盟建立起漁業管理伙伴關系。海洋漁業是東盟的支柱產業，(35)東盟一直是魚類和其他漁業產品的主要生產國。東盟十國合計占全球魚類產量的四分之一。在世界前十大魚類生產國中，有四個來自東盟(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和菲律賓)。美國以技術優勢為依托，致力提升東盟對漁業資源的監管與保護能力。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與東南亞漁業發展中心(SEAFDEC)共同建立海洋與漁業伙伴關系項目，以打擊非法、不報告和不管制(IUU)捕撈、加強漁業管理、保護海洋生態系統為合作目標。(36)“The Oceans and Fhishers Partnership，”United States Agenc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A00TWW7.pdf，訪問時間：2023年11月25日。在海洋與漁業伙伴關系項目支持下，美國與東盟聯合制定“蘇祿—蘇拉威西海次區域漁業管理生態系統方法”(EAFM)，提高東南亞漁業管理機構快速評估生態資源的能力，實現數據驅動下的漁業可持續發展。(37)“Overview of the Sulu-Sulawesi Seascape Sub-Regional Plan：Taking an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Management，” USAID Oceans and Fisheries Partnership，https：//repository.seafdec.or.th/handle/20.500.12067/989，訪問時間：2023年5月20日。另外，美國還幫助東盟開發電子追溯信息系統，監測東南亞附近海域漁業資源捕撈情況。美國國際開發署通過亞洲可持續漁業(SUFIA)項目與東盟秘書處合作，幫助東盟建立需求驅動的技術服務模式，升級人工智能應用水平，加強區域IUU捕魚風險的數據評估。(38)“The Sustainable Fish Asia Local Capacity Development，Private Sector Landscape Assessment Report，”United States Agenc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A00ZKFB.pdf，訪問時間：2023年10月35日。

在海洋環境保護領域，美國與東盟積極探索海洋污染治理合作路徑。2017年，在美國國務院支持下舉辦了由公私部門共同參與的首屆美國—東盟海洋環境問題會議，對海洋塑料污染、海洋保護區管理、珊瑚與紅樹林保護、藍色經濟等十個環境議題進行討論，探索建立區域框架公約、諒解備忘錄、藍色經濟發展協議等合作方式。(39)Jan Laarman，“U.S.-ASEAN Conference on Marine Environmental Issues，” https：//www.terravivagrants.org/u-s-department-of-state-u-s-asean-conference-on-marine-environmental-issues-in-the-seas-of-southeast-asia/，訪問時間2023年3月21日。特別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領域，美國各部門與東盟開展深入合作：在美國—新加坡第三國培訓計劃(TCTP)中為東盟提供處理固體塑料垃圾的技術支持；美國國務院制定“城市廢棄物回收計劃”(MWRP)，通過技術援助引進創新治理方法，幫助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與越南緩解海洋塑料污染；美國國際開發署通過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提供組合貸款，激勵東南亞地區的私人資本投資塑料垃圾回收項目。(40)“U.S.Actions to Address Plastic Pollution，”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s：//www.state.gov/u-s-actions-to-address-plastic-pollution/，訪問時間2023年5月19日。

第四，美國與東盟成員國的海洋安全合作呈現出層次化特點。目前，美國與東盟之間的合作已經很大程度上被美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的雙邊合作所替代。由于東盟強調整體協商原則，弱化強制性規范，偏好通過多輪談判與磋商來達成合作共識等，這可能會增加合作的成本，影響合作效果。因此，美國主動與東盟成員國延伸海洋安全合作的層次，增加雙邊安全合作內容，提高合作效率。受東盟成員國的戰略地位、合作基礎、安全能力等因素影響，美國與東盟成員國的海洋安全合作層次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美國與老撾、東帝汶、文萊、緬甸、柬埔寨等東盟成員國建立的常規海洋安全合作關系，老撾是內陸國，東帝汶、文萊、緬甸、柬埔寨等國海洋權益爭端并未凸顯，地緣戰略的重要性較低，且海軍實力較為薄弱，難以成為美國海洋安全合作體系中的重要伙伴。因此，美國與上述國家開展海洋安全合作主要以海上聯合軍事演習、軍艦互訪行動等常規合作為主，合作模式相對單一。

第二類是美國與泰國、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建立的較為緊密的海洋安全合作關系。上述國家海域面積相對廣闊，海軍現代化水平較高，并且處于地緣爭端的關鍵地帶，長期受到美國的戰略關注，因此合作程度較為深入。在海洋安全機制建設領域，美國與泰國簽署《2012年美泰防務聯盟共同愿景聲明》《美泰戰略聯盟和伙伴關系公報》，并通過美泰戰略對話深化兩國的海洋安全防務合作；美國與越南簽署《推進雙邊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防務聯合關系愿景聲明》《海上合作協議》，并定期舉辦美越國防政策對話(DPD)；美國與印度尼西亞簽訂《海上合作諒解備忘錄》，并圍繞海洋安全建立一系列高層非正式磋商機制；美國與馬來西亞建成全面伙伴關系后，雙方高層官員對話愈發頻繁，多次發表涉及海上安全合作聯合聲明；美國與新加坡重新修訂《關于美國使用新加坡設施的諒解備忘錄》《防務合作協議》，并簽署新的國防軍事合作諒解備忘錄，(41)全稱為《關于在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建立新加坡共和國空軍戰斗機訓練分隊的諒解備忘錄(MoU)》。同時根據該協議，新加坡空軍將在美國關島基地建立訓練分隊，美國則獲得新加坡承諾，長期開放其?？哲娀?。參見：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y，“Singapore and US Sign Agreement for Fighter Training Detachment in Guam，”https：//www.mindef.gov.sg/web/portal/mindef/news-and-events/latest-releases/article-detail/2019/December/07dec19_nr，訪問時間：2023年6月10日。繼續深化雙方海上防務關系。在海洋傳統安全領域，美國向越南提供海上武器裝備等援助，支持越軍提升巡邏、偵察等海上安全能力，并增加軍艦互訪交流次數，開展軍艦保養與維修、美越聯合軍演等行動。(42)宋清潤、楊耀源：《美國與越南海上安全合作的發展與制約因素》，《和平與發展》2020年第5期，第53-54頁。美國與馬來西亞定期開展年度海上演習(MTA)、“貝薩馬勇士”(Bersama Warrior)演習，延續海上安全合作，為馬來西亞在南海地區的行動提供軍事與外交支持；(43)李忠林、陳煒：《“印太戰略”視域下美國—馬來西亞海上安全合作：態勢、動因與限制因素》，《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第33頁。美國與新加坡進行兩年一度的“太平洋獅鷲”(Exercise Pacific Griffin)演習，為新加坡海軍提供海上實戰訓練的機會，提升兩國協同作戰的能力。(44)“U.S.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Singapore，” 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singapore/，訪問時間：2023年4月4日。美國海軍在新加坡設有后勤指揮部，進行瀕海戰斗艦和P-8反潛巡邏機的輪換部署，為南海巡邏、多邊海軍演習提供保障。在海洋非傳統安全領域，美國注重與東盟成員國海岸警衛隊的合作，向其提供警衛隊快艇、巡邏艇、掃描鷹無人機(Scan Eagle UAS)等先進裝備，并舉辦聯合執法培訓及演習，提升海岸警衛隊海上執法能力。另外，美國與上述國家在海洋環境保護、漁業保護以及港口建設等領域合作成果豐富。例如，美國國際開發計劃署牽頭與印度尼西亞海洋事務與漁業部聯合推出有關建設漁業保護區和恢復紅樹林生態系統、海洋生態系統的行動計劃，并合作加強印太地區的港口和漁業管理。(45)“Fact Sheet：Strengthening the U.S.-Indone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hite House，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3/fact-sheet-strengthening-the-u-s-indonesia-strategic-partnership/，訪問時間：2023年4月1日。

第三類是美國與菲律賓建立的最為廣泛、深入且系統的海洋安全合作關系。菲律賓處在南海最東端，扼守第一島鏈的咽喉地帶，地理位置極其關鍵，因此美國十分重視與菲律賓進行海洋安全合作。在海洋安全機制方面，2014年美菲簽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根據該協議美軍可以使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重新部署艦船、飛機、武器和軍隊，實現在菲律賓境內更長時間、更大規模的軍隊輪換駐留。(46)張潔：《南海博弈：美菲軍事同盟與中菲關系的調整》，《太平洋學報》2016年第7期，第32頁。2017年美菲續簽《后勤支援互助協定》，允許美軍使用菲律賓港口、機場等后勤設施。此外，美菲建立“2+2”部長級對話機制，針對南海以及臺海問題互換意見，進行高級別對話磋商。菲律賓是美國在印太地區重要的安全受援國，2015年至2022年期間，美國國務院授權向菲律賓提供超過4.63億美元的安全援助；2018至2022年期間，美國國防部向菲律賓提供2.37億美元的安全援助。(47)“U.S.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the-philippines/，訪問時間：2023年5月6日。美國向菲律賓銷售C-130T運輸機、偵察艇、突擊艇和輕型支援艇以及AN/SPS-77“海上長頸鹿”搜索雷達等海上軍用設備，銷售額達到10.33億美元。美國期望在菲律賓獲得更大范圍的軍事基地使用權，2023年2月雙方達成協議，在《加強防務合作協議》的基礎上繼續開放四個新的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這意味著美國進一步將軍事力量投送至南海邊緣，并試圖將軍事基地向臺灣地區靠近，增強第一島鏈對中國的遏制。(48)Premesha Saham，“Reinvigorating United States-Philippines Defence Partnership，”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reinvigorating-united-states-philippines-defence-partnership/，訪問時間：2023年2月28日。2023年9月，在南海局勢緊張之際，美國幫助菲律賓升級海軍防御基地，并開展聯合巡航行動，為菲律賓的挑釁行為站臺。(49)“U.S.，Philippines Begin Three Days of Joint Patro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USNI News，https：//news.usni.org/2023/11/21/u-s-philippines-begin-three-days-of-joint-patrols-in-the-south-china-sea，訪問時間：2023年11月25日。在海上非傳統安全領域，美國注重提升菲律賓的海上執法能力。2022年美國副總統哈里斯(Kamala Harris)為加強美菲同盟而提出安全合作新舉措，向菲律賓提供750萬美元支持菲律賓海事執法機構的能力建設，升級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統(VTMS)并延長C1/D船員簽證的有效期等。(50)“Fact Sheet：Vice President Harris Launches Initiatives to Support U.S.-Philippines Maritime Cooperation，”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21/fact-sheet-vice-president-harris-launches-initiatives-to-support-u-s-philippines-maritime-cooperation/，訪問時間：2022年3月20日。

三、美國與東盟海洋安全合作的現實困境

盡管美國與東盟的海洋安全合作取得一定進展，美國在印太海域的影響力逐步增強，東盟海上安全能力有所提升，但基于雙方合作訴求的差異，美國始終無法在合作中真正保障東盟的“中心地位”，而東盟內部對美國的安全援助也產生了分歧。

第一，美國和東盟海洋安全合作的訴求存在明顯差異。盡管海洋安全合作是雙方“印太框架”下的優先發展領域，東南亞海域的現實安全挑戰也促使雙方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但基于國家利益和戰略意圖的不一致，美國與東盟在海洋安全訴求和發展訴求上存在明顯差異。

從安全訴求方面來看，美國“印太戰略”旨在通過海洋安全合作來維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權力優勢，制定美國主導的海洋規則，塑造有利于美國霸權的國際海洋秩序。在當今中美競爭的國際格局下，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強勁的“挑戰者”，通過構筑同盟及伙伴體系平衡中國在印太地區與日俱增的影響力。據此判斷，美國的安全訴求聚焦于地緣競爭，意圖拓展海外戰略空間，從“保護盟友”轉向“提升盟友能力”，以分擔其戰略壓力并增強防務體系韌性，構建全面競爭型印太海洋防務體系。東盟“印太展望”旨在通過合作來保障自身海洋安全利益，包括妥善解決海洋領土爭端、維持航行自由權利、制止東南亞海域違法犯罪行為、維護海洋環境與資源可持續發展等。與美國相比，東盟在印太地區的安全訴求更加直接且迫切。然而在美國主導的海洋安全體系中，東盟被視作遏制中國的戰略工具，其安全訴求難以受到美國的重視，安全利益也未能得到根本保障。長此以往，若美國的安全架構無法滿足東盟的安全需求，東盟在合作中的戰略滿足感會持續走低，雙方海洋安全合作的“離心力”將繼續擴大，東盟將選擇在別處尋求安全保障的可能性增強。(51)《東盟已經沒有時間重新定位中美大國競爭中的緩沖角色了》，南華早報，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58143/asean-running-out-time-recast-role-buffer-us-china-great-power，訪問時間：2023年4月10日。

從發展訴求方面來看，東盟“印太展望”提出藍色經濟、海洋貿易、綠色航運、海上基礎設施建設等目標，重視海洋發展領域合作，旨在利用海洋推動東南亞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盡管美國相繼提出“藍點計劃”“印太經濟框架”，但上述領域并非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內容，且所提供的戰略資源有限，難以滿足東盟的多元發展訴求。因此，東盟將會尋求更加廣泛的合作伙伴來拓展海洋發展路徑，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命運共同體”倡議以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合作框架為東盟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印太視域下，東盟不愿意成為大國地緣競爭的“緩沖地帶”，也不愿意助推南海問題國際化，引發地區安全局勢的持續升級，所以東盟主動尋求與中國開展海上安全對話，在管控南海危機、發展藍色經濟、保護海洋環境等重要領域開展合作。這勢必會使美國對東盟心生不滿，弱化美國支持東盟海洋安全建設的信心與決心。

整體來看，美國在雙方海洋安全合作中占據主導地位，是海上安全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著力構建符合其霸權利益的海洋安全秩序，從而忽視東盟維護印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本訴求。東盟在諸多領域需要依賴美國來提升安全能力，但當這種依賴關系難以扭轉時，東盟會逐步喪失戰略自主性，進而淪為美國“印太戰略”的工具。在美國與東盟海洋安全合作非對稱關系的作用下，東盟的戰略訴求會進一步受到蠶食，進而引發東盟成員國的警惕與不滿。

第二，東盟在印太海洋安全合作中被美國“邊緣化”。盡管美國在多個場合支持東盟的戰略“中心地位”，但卻在印太地區不斷制造“小多邊”安全機制，促使東盟被“邊緣化”。(52)吳凡：《美國—東盟海上執法安全合作的動力與困境》，《現代國際關系》2022年第8期，第28頁。例如，“四方安全對話”作為美國“印太戰略”主要的安全合作機制，構建起了美、 日、 印、 澳四國之間緊密的海上軍事伙伴關系并將軍事演習范圍延伸至南海地區?！八姆桨踩珜υ挕痹诤Ｑ蟀踩献鬟M程中的協同力度與緊密關系是東盟難以企及的，在理念、價值取向以及機制安排上損害東盟參與印太事務的中心性?！八姆桨踩珜υ挕迸c東盟在制度與規范層面形成競爭關系，并顯現出相互排斥的傾向，進一步擠壓了東盟戰略實施的空間。(53)Kei Koga ，“Institutional Dilemma：Quad and ASEAN in the Indo-Pacific，”Asian Perspective，Vol.47，No.1，p.28.基于不安與矛盾態度，東盟對“四方安全對話”普遍采取謹慎觀望而非積極參與的策略，(54)劉阿明：《東盟對美國印太戰略的認知與反應》，《南洋問題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頁。加劇印太地區安全合作的制度困境?！皧W庫斯”(AUKUS)聚焦于提升成員國間軍事協調能力，推動成員國利用網絡信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技術快速實現軍事化和同盟化，標志著三國防務合作水平達到了新高度。(55)楊飛、方長平：《美國“印太”小多邊合作的布局與前景》，《現代國際關系》2022年第10期，第3頁。美英澳還簽訂《海軍核動力信息交換協議》(ENNPIA)，共享海軍核動力推進系統信息，推動三國發展共同防御能力?！皧W庫斯”正成為美國在印太諸多同盟關系中具備最強核打擊能力、擁有最先進軍事科技及最強海軍實力的安全組織，意味著美國將采用更加直接的方式介入印太安全事務，進而削弱了東盟“中心地位”與影響力，降低東盟安全機制在印太地區的實際功能。(56)Mingjiang Li，“ASEAN’s Responses to AUKUS：Implications for Strategic Realignments in the Indo-Pacific，”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No.4，2022，p.277.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柬埔寨等國對于“奧庫斯”的成立表示強烈反對，認為該框架會進一步加劇印太地區的軍備競賽，嚴重損害東盟的安全利益與戰略自主性。

目前，印太地區安全體系正經歷全面變革，美國在“軸輻”體系中期望盟友及伙伴國家承擔更重要的職能，共同增強軍事威懾能力來分擔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安全防務壓力。美國致力于打造“四方安全對話”和“奧庫斯”為代表的“小多邊”機制，借助盟友的力量維持印太地區的安全秩序，澳大利亞、英國、日本、印度等國自然成為美國深化安全合作的首要選擇。而東盟所倡導的包容性安全、共識性合作等理念難以滿足美國現實戰略需求，(57)Felix Heiduk，“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The Asianisation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SWP Research Paper，November，2022，p.29.致使其對美國的戰略優先級相對弱化。所以，即使東盟在美國印太海洋安全體系中的戰略地位有所提升，但相對地位卻在下降，難以避免被“邊緣化”。

第三，東盟內部對與美國的海洋安全合作存在多維度分歧。雖然東盟期望在對外關系上能以整體形象出現，形成共同的立場與觀點，但在涉及安全利益時，東盟內部往往難以實現真正的統一與協調。隨著印太地區權力結構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東盟難以避免地陷入大國博弈之中，而美國的“陣營化”策略將東盟推向國際競爭的前沿地帶，引起東盟內部對美國的海洋安全援助的質疑。

首先，東盟主要成員國利益訴求存在差異。東盟內部并不是所有國家都關注海洋安全議題，而是擁有各自特別關注的領域。例如柬埔寨更加關注國內政治穩定，緬甸更加關注民族宗教議題、新加坡更加關注氣候變化議題、文萊更加關注經濟發展議題、老撾更加關注反恐議題。(58)ASEAN Studies Centre，“The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2019 Survey Report，”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January，2019，p.11.由此看來，海洋安全議題雖然重要，但并非是所有東盟成員國的優先議題，尤其是那些海上實力相對弱小，影響力較低的國家，無法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海洋安全領域。盡管美國極力推動與東盟成員國的海洋安全合作，但是部分國家難以做出積極回應，致使美國與東盟的海洋安全合作難以實現全面突破。

其次，東盟主要成員國的海洋戰略路徑存在差異。印度尼西亞作為東盟第一大經濟體，在海洋發展戰略上長期奉行獨立自主的原則。(59)王勇輝、程春林：《拜登政府“印太戰略”下美國—印尼戰略伙伴：進展、邏輯與限度》，《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3年第2期，第76頁。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蕾特諾·馬爾蘇迪(Retno Marsudi)曾公開表達不愿陷入中美大國競爭漩渦中的戰略立場。(60)Tom Allard and Stanley Widianto，“Indonesia to U.S.，China：Don't Trap Us in Your Rivalry，”https：//www. reuters.com/article/uk-indonesia-politics-foreign-minister-idUKKBN25Z1YN，訪問時間：2023年4月15日?！叭蚝Ｉ现c”戰略反映了印度尼西亞增強其在印太海域核心地位的目標，旨在對沖美國“印太戰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盡可能降低印度尼西亞對美國的依賴性。泰國是東盟第二大經濟體，與中國關系長期保持平穩發展。2014年政府更迭后，泰國加大與中國的防務合作，尤其在海上安全領域進展迅速，除常規軍事武器交易外，雙方還在潛艇基地建設等領域規劃合作方案。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羅慕爾德茲·馬科斯(Ferdinand“Bongbong” Marcos Jr.)力圖打造深層次美菲安全合作關系，但前任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執政期間疏遠美國的“外交記憶”仍對美菲安全合作產生影響。(61)Herman Tiu Laure，“Duterte Weighs in Amid Opposition to US' EDCA Military Bases，”https：//www. globaltimes.cn/page/202304/1289992.shtml，訪問時間：2023年6月1日。

最后，東盟主要成員國的南海政策存在差異。南海地區是東盟“印太展望”關注的重中之重，但東盟主要成員國的南海政策卻存在分歧。依據東盟內部對域外國家干預南海事務的不同態度可分為三大陣營：以菲律賓、越南、新加坡為首的陣營助推“南海議題國際化”，期望借助域外國家的力量來保障其海洋利益；以文萊、馬來西亞、老撾、柬埔寨等國為主的陣營反對域外國家介入南海爭端，主張維護東盟處理海洋議題的獨立自主性；(62)Ebonine Victor，“From Collectivity to Separativity：Capturing ASEAN Divide in South China Se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Vol.2，No.1，2017，p.8.印度尼西亞長期扮演著“調停者”的角色，通過國家間制衡來靈活參與地區博弈。東盟主要成員國南海政策的差異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而美國頻繁在海洋安全合作中拉攏域外盟友介入南海議題，激化地區安全形勢，嚴重侵害沿岸國家的安全利益。因此東盟與美國在涉及南海地區的安全合作中必然會出現步調不一致的現象，可能會導致海洋安全合作走向分化。

結 語

海洋安全已然成為美國與東盟“印太框架”下合作的重點領域。美國期望在印太地區構建由其主導的海洋安全體系，增強其印太海域軍事資源部署，利用海洋安全合作來進一步拉攏東盟，意圖強化東盟對美國安全依賴性，迫使東盟“選邊站”。東盟則期望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對沖地緣政治的安全風險，維護其在印太地區的“中心性”。目前，美國與東盟的海洋安全合作逐步向制度化推進，兼顧海上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并且在國家間的雙邊安全合作中呈現出層次化態勢。美國與東盟海洋安全合作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雙方的戰略期待，頗具針對性地提升了雙方應對海上綜合安全挑戰的能力，但同時也加劇了地區安全矛盾，尤其是雙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主要集中于南海地區，裹挾著美國“印太戰略”中強烈的遏制與競爭意圖，刻意破壞中國竭力維護的安全環境。當然，印太視域下美國與東盟的海洋安全合作還面臨諸多困境，如雙方訴求存在明顯差異、東盟在合作中被美國“邊緣化”以及東盟內部對美國的多維度分歧等，致使未來的合作趨勢尚不明朗。

中國可通過探索與東盟海洋安全合作的有效路徑，對沖美國介入印太海域事務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一方面，以南海問題為突破口與東盟建立危機管控機制，弱化沖突所帶來的安全風險，并積極參與到東盟的安全框架之內，增強彼此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另一方面，針對東盟的海洋安全需求開展務實合作，建立緊密的海上防務合作關系，繼續深化在海洋環境、藍色經濟、海上基礎設施建設等既有優勢領域的合作，探索海上執法與監管的協作模式，共同應對多元化海洋安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