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成因、功能及價值闡釋*

李福凌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要始終贏得人民擁護、鞏固長期執政地位,必須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盵1]63提出“大黨獨有難題”的重大理論命題,表明中國共產黨作為百年大黨,能夠以歷史主動精神和政治反應能力,以高度警醒和清醒認識的憂患意識,應對當前治國理政各領域存在著的各種問題、難題和復雜多變的風險挑戰。同時,黨所彰顯出的創新自覺與創新自信,不僅意味著概念創新和命題創新,而且意味著話語創新和理論創新,體現了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話語自覺[2]。隨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要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3]。本文對“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成因、功能和價值進行闡釋,表明提煉“大黨獨有難題”這個獨具中國特色政治話語的、有標識性和原創性概念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也為建構破解大黨獨有難題的話語體系進行初步的理論探索。

一、 “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成因歸納

“大黨獨有難題”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大理論命題。進入新時代,黨的建設在新的偉大工程中面臨諸多前所未有的難題,主要圍繞“中國共產黨人能不能在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堅持住黨的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4]31這個本質問題而展開。這個本質問題,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向我們黨提出的時代之問,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向我們黨提出的世紀課題。黨的二十大深刻總結了全面從嚴治黨十年期間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繼續要求全黨必須居安思危。當前,盡管“大黨”的內涵可以從諸多角度予以界定,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無疑構成了獨有難題產生的本體論基礎[5]。據此,對“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生成原因探究,必須將其置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本體論語境中加以詮釋,以其鮮明底色和本質屬性貫通歷史、理論與現實。

(一) 歷史方位: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經驗總結

政黨和政黨政治是人類文明形態發展的重大成果。對于“大黨”概念的起源與流變的考察,要將其置于世界歷史發展的宏闊背景之中加以審視。法國歷史學家、政治家托克維爾在其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曾對“大黨”的概念進行闡述。他指出,“被我稱為大黨的政黨,是那些注意原則勝于注意后果,重視一般甚于重視個別,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黨”,并且相較于普通政黨,大黨的“行為比較高尚,激情比較莊肅,信念比較現實,舉止比較豪爽和勇敢”[6]196。然而,托克維爾所闡述的“大黨”,終究是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框架內構建起來的形象,其本質仍然是維護代表剝削階級的資產階級政黨的利益。19世紀30至40年代,歐洲工業革命的勃興帶來了生產力的極大解放,生產關系迎來劇烈動蕩,隨之也引起了社會關系的深刻變革,“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7]401。由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嘗試將“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的概念相關聯,并在歐洲革命的特定歷史語境中形成了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為“無產階級政黨”概念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各種矛盾疊加激化。列寧結合俄國革命實際,首次提出“新型無產階級政黨”概念,從黨的綱領、組織紀律、指導思想等多方面豐富了“無產階級政黨”概念的義項和內涵。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首次精確闡述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理論,實現了“無產階級政黨”概念義項和內涵的新拓展[8]。

中國共產黨從建設“大黨”到“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提出歷程,是對黨的百余年奮斗歷史經驗的總結提煉。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對建設“大黨”進行過辯證思考,并清醒地認識到 “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9]277,雖然“大有大的難處”[10]343,但“現在擔負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的任務,需要我們建設一個大黨”,并且這個大黨“不是一個‘烏合之眾’的黨,而是一個獨立的、有戰斗力的黨”[11]179。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大黨”的使命任務、歷史方位和戰略策略各不相同,所面臨的問題各異,但“大黨”運行的政治邏輯始終不變,始終是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故而,在中國共產黨“大黨”屬性的百年演進歷程中,接續實現了從“無產階級政黨”到“革命政黨”到“領導全國政權的黨”到“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再到“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概念的嬗變,在對“大黨”屬性的充盈中,逐步深化了共產黨的執政規律。進入新時代新征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的戰略高度,提出了“大黨獨有難題”的理論命題?！按蟮臉幼印弊鳛椤按簏h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出場邏輯,具有特殊指向性。以大黨治理難題為圓心,漸次向外拓展指向大國治理難題和全球治理難題,其覆蓋面之廣表明中國共產黨的特殊之處,體現了“大黨”的價值追求和利益追求。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后,中國共產黨將“大黨獨有難題”置于現代化的時空坐標下予以審視,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發展與創新。同時,建設能夠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始終是黨的一項歷史性課題,也是黨直面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和時代之問,破解獨有難題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二) 理論語境:中國共產黨先進理論品格的生動寫照

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是中國共產黨的制勝法寶和根本經驗,也是提出“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動力所在。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始終高度重視理論指導、理論斗爭、理論創新和理論武裝。而先進的、科學的理論話語,必然能夠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乃至于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這既是約束干部、團結群眾的文化基礎,也是制定決策、治國理政的政治基礎。換言之,“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生成,充分彰顯了百年大黨的高度理論自覺、理論自信和廣闊理論視野,是中國共產黨先進理論品格的生動寫照。首先,“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源自高度的理論自覺。理論自覺體現為對理論重要作用的自覺認識,對理論發展規律的自覺把握,對理論指導實踐功能的自覺運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對馬克思主義一以貫之的堅持、旗幟鮮明的捍衛、與時俱進的發展乃至實事求是的運用過程中,不斷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不斷進行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這種理論自覺使黨始終能夠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始終保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狀態,為黨始終保持清醒的認知狀態和有效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提供了充分的智力支持。其次,“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源自高度的理論自信。理論自信體現為對科學理論真理性、正確性的堅信,對科學理論民族性、人民性的堅守,對科學理論實踐性、創新性的堅持。因而,理論自信的本質,源于黨始終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12]27。由此,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貫徹群眾路線對夯實群眾基礎、筑牢執政根基的重要意義,在新時代新征程增強走好群眾路線的堅定信念。這既是黨的根本性質和宗旨所在,也是黨勇于并且善于進行徹底的自我革命的底氣、勇氣和信心所在。再次,“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源自廣闊的理論視野。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是在不斷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產生的,因而“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13]33。通過總結鏡鑒蘇聯和東歐等大黨老黨長期執政而失敗的慘痛教訓,比較研究世界政黨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增強了對于自身大黨地位、境遇、趨勢的省思?？梢哉f“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是在多重挑戰的疊加下所提出的,既涵蓋馬克思、恩格斯所思考的怎樣“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14]12的執政難題,也立足毛澤東和黃炎培所探討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傳·莊公十一年》)的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問題,還鏡鑒蘇東劇變所引發的對如何“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12]390的歷史性課題的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世界歷史性”,促使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能夠有法、有力、有效地應對新時代黨所面臨的考驗與危險,“確保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15]13。

(三) 現實旨歸: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訴求的具象表達

“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同“黨的自我革命”的政治概念作為矛盾的兩個方面,二者對立統一于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之中。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決不能有松勁歇腳、疲勞厭戰的情緒,必須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1]64。毫無疑問,大黨獨有難題與黨的自我革命將長期存在,二者呈現出一個不斷拾級而上的發展過程。因而,“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便具有了重大的現實意義與價值。新時代“大黨獨有難題”的核心要義在于,如何保持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長期執政的目標得以實現和存續。歷史與實踐證明,“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執掌好政權尤其是長期執掌好政權更不容易”[16]1436。而作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自我革命著重強調黨內存在著的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邊緣化等突出問題。換言之,黨的自我革命訴求所蘊含著“由破到立”的創新思維,能夠精準地預測、描述乃至把握“大黨獨有難題”的各種形態,始終把握難題的內核,進而促進其理論命題的證成并指導實踐。首先,自我革命規定了“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目標指向。黨的自我革命的根本目標指向,并非僅停留于自我革命的過程或者浮于從嚴治黨的表面,而是為了切實防止黨因長期執政而有可能喪失革命性和憂患意識的問題,確保黨始終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是其價值歸宿。因此,對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而言,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同其執政地位、時間和能力有著天然的聯系,必須始終增強黨拒腐防變的能力,保障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各方面的肌體健康,進而真正發揮出黨要管黨的功能與效果。因此,提出“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目標指向,就是要明確和深化在黨的建設中事關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從而確保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如何能、何以能的問題得到解決。其次,自我革命廓清了“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范圍邊界。自我革命本身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特質,“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對著問題去的,諱疾忌醫是自我革命的天敵”[17]。因此,自我革命所要解決的是更為深層次、根本性的“頑瘴痼疾”,這也就對“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范疇進行了有效的規范和限制。從時間維度來看,對于“大黨獨有難題”的分析要從共時性和歷時性視角進行切入,縱橫比較得出經驗。從空間維度來看,對于“大黨獨有難題”要從各領域和各方面系統考量,將那些已經出現或尚未出現的影響黨的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破壞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的消極因素合并同類,必須考慮自我革命的治理成本問題,提高其效率效能。據此,提煉生成“大黨獨有難題”這個具有標識性的命題概念,能夠明確目標,實現自我革命的精準化、高效化。再次,自我革命建構了“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發展路徑。概念命題來源于社會實踐,同時也會引導全黨全社會凝聚共識、智慧和力量,去尋求解決問題難題的方法路徑。毫無疑問,“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提出,是黨的自我革命現實訴求的理論反映和時代呼喚,這表明黨具備能夠正視問題、勇于糾錯、主動預防以保持清醒狀態的政治理性,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對方法論層面的深度思考的理論結晶。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大黨獨有難題”的具體問題是不斷變化的,過去的難題可能會逐步被克服,新的難題逐漸會出現,而抽象命題的固化與具體難題的變化并不沖突。由此,“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才能夠不斷在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張力與界限中逐步得以推進,使黨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時刻警惕以保持清醒的狀態。

二、 “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功能演繹

“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本身具備多重功能。從類型學視角介入,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型政黨、學習型政黨和先鋒型政黨,其功能主要體現在政治引領、思想辨析和問題導向幾個維度,這些功能實現了對“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先占與主導、抽象與回歸、建構與重構,有助于全方位、深層次、多角度地理解和展開“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演繹脈絡,為黨統一思想、協同行動奠定基礎。

(一) 政治引領:使命型政黨對理論命題的先占與主導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天然地具備對“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先占與主導能力。所謂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是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與把握為前提,以人民至上為價值宗旨,以實現自身民族、國家的解放或發展為自覺使命,以推進世界大同、實現共產主義、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最終使命,具有強烈的歷史主體意識與舍我其誰的責任擔當情懷的一種政黨類型[18]。據此,“使命型政黨內蘊著崇高的使命引領與強烈的責任擔當的本質特征”[19]。一方面,這種本質特征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的政治坐標,清晰地刻畫出馬克思主義長期執政黨建設的標準尺度,也為提出“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提供了在政治、思想、組織、時空等象限合法性的依據、路徑和適用限度,體現出黨對“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先占的必要性。唯物史觀認為,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因此,對“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率先提出和先占,有助于在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過程中,持續發揮出其組織、鼓舞、激勵、批判和推動的作用,進而使大黨真正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并實現對黨員領導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爭取團結,得到他們的支持擁護,提高他們的政治認同,以凝聚力量來克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黨內黨外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而“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只有真正被黨員領導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所理解、認同和掌握,才能切實地體現和發揮出使命型政黨在政治上的先進性、主動性和引領性。換言之,作為使命型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將代表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的“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置于黨員領導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之中,才能發揮出改造實踐、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另一方面,使命型政黨的本質特征直接決定了“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提出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爭取人民群眾為基準的,因而只有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才能實現政治引領的目標與方向。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提及,存在政黨的自覺性與民眾的自發性的矛盾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政黨相較于人民群眾,既熟諳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又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能夠肩負起滿足人民群眾短期和長遠利益的使命。因而,使命型政黨主導提出“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能夠實現黨以理論自覺、政治引領來帶動廣大人民群眾突破眼前、短期、個別甚至虛假的利益,克服表面現象所營造的自發性的利益訴求。同時,也要辯證地看待理論自覺與利益自發的關系問題,必須要有所區別。概言之,馬克思主義長期執政黨要擔負使命, 就必須以自身對規律把握的自覺性、理論引導的自覺性來超越民眾利益訴求的自發性,從而始終確保黨對創新理論命題的設置、主導和引領能力。

(二) 思想辨析:學習型政黨對理論命題的抽象與回歸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提出“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既是黨由大而強的重要標志,也是黨重視學習的生動體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因而科學地提出問題乃是認識和解決問題的關鍵環節。事實上,重視學習、善于學習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正是得益于持續不斷的理論學習和理論武裝,中國共產黨能夠避免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出現各層面、各部分、各階段的危害黨的執政地位和能力等問題難題,同時在以先進理論為指導的前提下,能夠及時吸收有益經驗而避免偏差、糾正錯誤?？梢哉f,學習型政黨的內在特質,決定了黨必須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吸納新生政治力量、全面增強黨的執政本領和全面提高黨的領導的全方位的本領自覺,為新時代實現黨的長期執政進而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更好贏得民心提供了路徑遵循。一方面,“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正是黨通過不斷的理論學習,在黨的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的社會實踐基礎之上,抽象凝結成對大黨執政的現實問題的理性思辨的產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只有加強學習,才能增強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主動性,才能使領導和決策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無知而亂的困境”[12]404。這種對大黨長期執政難題的抽象總結,是對大量感性經驗的衡量和批判性反思的結果,因而具有一般性意義。同時,我們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通過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遇到的獨有難題進行歸納總結,進而透過現象剖析本質,升維成具有先進性、科學性和規律性特征的理論范式,轉換為治黨治國戰略和策略層面的智力資源,始終確保贏得人民擁護、鞏固長期執政地位、應對前進道路上復雜的風險挑戰、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效果的實現。因此,在學習型政黨的推動之下,對“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抽象和概念化的轉換,實際上提升了大黨的理論素養,推動了大黨的理論創新,實現了大黨的理論武裝。另一方面,“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同學習型黨組織的建設歷程密切關聯,只有真正落實到黨的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真正實現先進的指導思想理論的回歸,才能避免理論脫離實際和群眾,才能避免黨失去靈魂與迷失方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落到研究我國發展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來,落到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有效辦法上來”[4]80。因而,“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回歸,首要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并且“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15]30,這既是黨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也是黨突破教條主義而實現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同時,理論命題在回歸實踐的過程中,在直面黨的執政的問題和難題中,能夠不斷得到檢驗和完善,進而持續推動理論命題的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

(三) 問題導向:先鋒型政黨對理論命題的建構與重構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是馬克思主義先鋒型政黨。所謂先鋒型政黨,是指政黨先于現代國家而產生,現代國家由政黨締造而來。從政黨與國家的關系來看,先鋒型政黨往往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支柱,國家的發展也完全由先鋒型政黨所主導推動。從政黨與階級的關系來看,先鋒型政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從根本上同社會整體利益相同。歷史與實踐證明,先鋒型政黨具備在組織上始終保持先進性,在目標上始終保持引領性,在功能上始終保持整合性,在運作上始終保持全面領導的鮮明特質[20]。正是在這些鮮明特質的共同作用下,先鋒型政黨能夠以自我革命的實踐原則和以問題為導向的歷史主動精神,克服乃至解決各種風險挑戰和問題難題。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先鋒型政黨自我革命的實踐原則促使“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得以建構提出。正如列寧所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21]352。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作為世界第一大黨,沒有什么外力能夠打倒我們,能夠打倒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22]120真正強大的政黨正是在自我革命中鍛造出來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鄭重的大黨和強黨,“我們的任務是要維護我們黨的堅定性、徹底性和純潔性”[21]349,這就要求黨必須時刻檢視自身,聚焦發展中的問題,著力破解突出問題,就要首先從觀念層面開始建構理論命題,并逐漸實現其概念化的目標。而在先鋒型政黨的推動下,“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建構,能夠有效實現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對其的理解和認同,從而形成共同觀念。換言之,建構理論命題是保證黨始終贏得人民擁護、鞏固長期執政地位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先鋒型政黨以問題為導向的歷史主動精神,表明“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將不斷重新構建,其實質是對現有理論命題建構的揚棄?！按簏h獨有難題”理論命題自提出后,其命題的內涵、外延將不斷豐富拓展,且伴隨著黨的長期執政建設和對執政黨建設規律的運用,其命題將逐漸得到深化。而在深化過程中,來自思想和思想間的矛盾、思想和行動間的矛盾、行動和行動間的矛盾將不會停止,各種問題難題也就仍會層出不窮。胡喬木同志在1991年《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要求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的思想,并且要求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所作的決定統一全黨的行動。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黨內的思想不一致、行動不一致是難以避免地常常發生的,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大黨尤其難以避免?！盵23]722因此,先鋒型政黨的特質決定“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被建構提出后,必然會對不同時空場域、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生產力水平語境下的理論命題重新構建演繹,只有聚焦問題,以問題為導向,才能更好確保黨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才能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三、 “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價值透視

“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提出深刻體現了中國特色政治話語優勢,具有重要的價值意蘊,有助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堅定政治立場的過程中更好把握“兩個大局”,在保持理論清醒的過程中深刻領悟“兩個確立”,在凝聚力量共識的過程中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不斷推動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能力的提升發展。

(一) 堅定立場:有助于全黨今后高度把握“兩個大局”

“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世情國情黨情問題的認識日益深化,黨的建設理論也更趨成熟,有助于中國共產黨人更好地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其組織規模之大、黨員人數之多,都是獨一無二、前所未有的。且黨的奮斗歷程與黨的自身建設經驗也證明,“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能使力量倍增”[12]395的科學性和正確性。同時,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而,要更好發揮出黨的組織力量,就要確保廣大黨員領導干部在理論上保持清醒,因為理論上的清醒,是實現政治上堅定的基礎與前提。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黨員領導干部要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尤其在面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是否善于統籌“兩個大局”成為衡量各級黨員領導干部政治本領和政治能力的標準與尺度。在“兩個大局”的歷史方位中,黨既面臨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顯現所帶來的外部壓力,同時黨自身“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將長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將長期存在”[1]64,多種矛盾相互疊加,多種難題同時出現。堅定的政治立場便成為黨破解難題的重要法寶。由此,對“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率先提出以及深刻認識,既有助于廣大黨員領導干部更好統籌“兩個大局”,洞悉內蘊其中的機遇和挑戰,正確理解世界變局中存在著的各種矛盾,并對其本質展開分析;也有助于中國共產黨在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發展進程中,繼續剖析和澄清世界變局與世界歷史間的辯證關系,以正確的歷史觀堅定大黨的政治立場,持續破解諸多大黨獨有難題,確保黨始終站在歷史正確和人類進步的一邊,進而在堅定政治立場中實現政治引領,切實做到胸懷天下,以世界眼光關注人類前途命運,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智慧和力量。

(二) 保持清醒:有助于全黨內外深刻領悟“兩個確立”

“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提出,彰顯出中國共產黨勇于進行理論探索的品格特質,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有助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吨泄仓醒腙P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盵24]11一方面,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21]249,否則“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話”[21]344。當前,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壯大成為擁有9 600多萬名黨員、49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在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長期執政、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最大馬克思主義政黨。歷史與實踐證明,黨的事業的興旺發達、黨的建設的成功推進離不開堅強的領導核心。同時,只有科學理論的指導,才能確保黨破除思想迷霧,始終保持理論上的清醒,才能夯實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政治基礎。因而,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是黨的百年奮斗歷史邏輯、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和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實踐邏輯的有機統一。換言之,從實然層面來看,“兩個確立”有助于提升全黨攻堅克難、化解矛盾、駕馭風險的能力,從而有效化解已經產生和將要產生的大黨獨有難題。另一方面,“新的先進的思想和理論,它們是為社會上先進勢力的利益服務的。它們的作用就是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前進,而且它們愈是確切地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需要,它們的意義就愈大”[25]214。提出“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充分認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后,所做出的必然選擇。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對“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進行思考的同時,將進一步加深對大黨獨有難題的特殊性、時代性、必要性的思考辨析,在辨析中全面、多維、深刻地體會和領悟“兩個確立”對于破解大黨獨有難題的現實意義和價值,從而確保中國共產黨在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防范和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以及推進黨的自我革命中始終保持清醒。

(三) 凝聚共識:有助于全黨上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識更加深入,是新時代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關鍵所在,有助于全黨上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新時代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從嚴管黨、治黨所取得的重大政治、理論、制度和實踐成果。歷史與實踐證明,偉大的事業需要凝聚共識、凝聚力量,尤其是“治理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如果沒有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如果沒有全黨全國思想統一、步調一致,什么事也辦不成”[26],更何況要克服和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因而,率先從思想認知和話語表達上提出且強調“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能夠使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對維護政黨權威和擁護領導核心有更為深入的理解,從而實現全黨思想上的解放,全國行動上的統一,切實發揮出大黨的優勢。一方面,以大黨獨有難題的話語作為切入點,有助于從意識層面推動全黨上下深入理解和維護黨的領導核心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是否能夠切實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衡量無產階級政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認為的,“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27]287。同時,也如列寧所言,“隨著人們歷史創造活動的擴大和深入,作為自覺的歷史活動家的人民群眾在數量上也必定增多起來”[28]416,并且“偉大的革命在其斗爭過程中會造就偉大的人物,使過去看來不可能發揮的才能發揮出來”[29]712,但是其前提是“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7]712。因此,在強調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決定作用的同時,也承認和肯定領袖人物作為人民群眾的杰出代表,在推動社會變革、歷史發展和文明進步中具有開創性、引領性作用,為正確認識黨的領導核心的形成條件和地位作用奠定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只有全黨有核心,黨中央才有權威,黨才有力量,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只有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核心、全黨的核心,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才能落實到位,全黨全國全社會的力量才能得到凝聚,否則就會出現各自為陣、各自為政的消極局面,從而直接阻礙黨和國家偉大事業的實現進程,進而使得大黨獨有難題無法得到解決,陷入停滯而難以自我革命的危險境地。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之所以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恰恰是出于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現實要求。因為,權威的“應用范圍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30]277。這也是提出和建構“大黨獨有難題”理論命題的時代背景和意義所在?？傊?全黨上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就是要解決黨的領導虛化和弱化問題,確保黨和國家的事業始終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