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引領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的思想與實踐
——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為基本線索

黃仁國

中外人文交流受到學界較多關注是在2010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建立之后。2010年前后,中美雙方都沒有對人文交流做出明確界定,只列舉了一些具體事宜(1)有關中美人文交流高層措施機制首次會議情況,參見:黃仁國.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分析[J].現代國際關系,2010(8):9-16.有關毛澤東時代中美人文交流的情況,參見:黃仁國.教育與政治、經濟的三向互動: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201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見》,對新時期發展對外人文交流的地位和作用、目標、原則、方法、領域、主體等作出說明,強調了黨和國家的領導地位,明確了對外人文交流的外交屬性,提出了服務國家改革發展和對外戰略的目標指向,突出了主體的多元互動和客體的人文屬性。

對外人文交流已經成為中國外交戰略和具體外交實務中的重要支柱,已融入對外交往的各個領域。作為一個新的外交話語,它與不同職能部門分管的民間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1.5軌外交、二軌外交、多軌外交等,既有聯系,也有不同。它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如,強調國家元首、首腦的引領作用,調動中央與地方、政府和社會的積極性,挖掘各地方、各部門、各類組織和群體在對外人文交流中的潛力和資源,發揮文化在對外交往中的基礎性和長效性作用。

毛澤東時代的對外人文交流是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通過“請進來”和“走出去”的方式,推動科學、教育、文化、體育、新聞等領域的人員往來、項目合作、資源互換等,服務于建設一個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交流的內容包括有利于治國理政、軍事斗爭、經濟社會發展、科學文化進步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術,且不同階段側重點不同。對于尚未建交的國家,主要是通過貿易渠道和民間渠道,采取文化先行的方式,促進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鑒。對于已建交的國家,主要是通過政府間相關條約和協定指導具體交流活動。梳理毛澤東在不同歷史階段引領對外人文交流的思想與實踐,有助于理解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的發展演進。

一 分析框架

分析評論毛澤東引領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的思想與實踐,屬于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的范疇。國外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啟動較早,其分析框架也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

第一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主要關注毛澤東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因素。如,唐納德·克萊因、邁克爾·亞胡達和謝爾頓·西蒙都是從毛澤東的革命思想出發研判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變化(2)參見:Klein D.W..“Peking’s Leaders:A Study in Isolation”[J].The China Quarterly,1961(7).Simon S.W..Maoism and Inter—party Relations:Peking’ Alienation of the Japan Communist Party[J].The China Quarterly,1968(35).Yahuda M.B..Chinese Foreign Policy after 1963:The Maoist Phases[J].The China Quarterly,1968(36).。

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現代化視角被提及。如,莫里斯·邁斯納注意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現代工業革命及其國際比較(3)參見:Meisner M.J..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M].New York:Free Press,1986.,但它并沒有引起學界關注中外人文交流史。這時的費正清學派,對毛澤東的對外人文交流思想和實踐總體上仍持懷疑態度。如,托馬斯·魯賓遜認為,從1963年到1965年底,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實踐是贏了面子,輸了里子;喬納森·波拉克認為,毛澤東把與美國改善關系更多地看成是解決中國安全困境的辦法,而不是通向經濟與技術進步的道路。(4)參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M].謝亮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221-225,472.

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人文關懷的視角受到重視。如,何笛論及毛澤東對美國人民的積極看法;施拉姆認為,毛澤東試圖按照西方現代化的標準改造中國,他開創的政治制度為人民更多地參與公共事務提供了可能;蒲樂安以綠色政治為視角對毛澤東的婦女觀作了批判性考察,理查德·桑德斯論及毛澤東時代環境保護方面對蘇聯和西方思想的借用和借鑒。(5)參見:He Di.The Most Respected Enemy:Mao Zedong’s Percep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J].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7).Schram S.R..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The legacy of a ruler[J].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7).Dirlik Arif,etc.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C].Atlantic Highlands N.J.: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1997.Sanders Richar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Lessons of the Mao and Deng Years[J].Third World Quarterly,1999(6).這一階段的成果,主要關注的是中國向外國學習的問題。

第四階段是21世紀以來,受全球史研究興起的影響,中外人文交流史,特別是其中的文明互鑒受到重視。首先,毛澤東對國外的影響受到重視。如,朱利安·布赫研究毛澤東對法國青年的影響,安德魯·羅斯研究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影響,齊澤克研究毛澤東對第三世界的影響等。其次,人文交流的作用受到重視。如,凱瑟琳·史密斯認為,1965年至1979年,中美科技、文化和體育等人文交流對中美關系正?；鹆送苿幼饔?瑪格麗特·邁克米倫認為,毛澤東需要美國的技術來發展經濟;基辛格在《論中國》中提及一些中美人文交流方面的內容。但是,革命史敘事仍然影響很大,如,麗貝卡·卡爾論毛澤東外交思想和阿里夫·德里克論毛澤東對第三世界和美國的影響。(6)參見:Ross Andrew.Mao Zedong’s Impact on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est[J].Cultural Politics,2005(1).Julian Bourg.The Red Guards of Paris:French Student Maoism of the 1960s[J].History of Euroean Ideas,2005(4).Zizek Slavoj.Mao Zedong:the Marxist Lord of Misrule[A].Mao Tes-Tung.On Practice and Contradction[M].New York:Verso,2007.Smith Kathlin.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S.-China Relations:1965—1979[J].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2006(1).MacMillan Margaret.Nixon and Mao: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M].New York:Random House,2007.Kissinger Henry.On China[M].NewYork:Penguin Books,2011.Karl R.E..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A Concise History:Asia-Pacific:Culture,Politics,and Society[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Dirlik Arif.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ird World/Global South[J].Interventions,2014(2).

國內重視資料整理,有關毛澤東和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的史料不少,但相關學術研究則起步較晚。1992年,石仲泉主編的《毛澤東研究述評》中沒有專論毛澤東外交思想的文章,45篇文章中只有一篇論及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1993年,受當時國內外形勢影響,外交部舉辦了毛澤東思想研討會,毛澤東的對外經濟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民間外交、創建新型外交等與人文交流有關的思想被提及,但未引起史學界重視。除毛澤東傳記、年譜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同時期國內外相關人物的回憶錄等“旁引性文本”外,史學界在較長時間內主要是從冷戰史的角度關注大國間的人文交流,其中有些內容間接與毛澤東引領中外人文交流有關,如,顧寧在評冷戰的文化遺產時考察了毛澤東時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基本線索,沈志華根據中俄雙方檔案文獻考察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7)參見:裴堅章.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顧寧.評冷戰的文化遺產:中美教育交流(1949～1990)[J].史學月刊,2005(12):77-83.沈志華,李丹慧.戰后中蘇關系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010年以來,史學界不斷有學者關注毛澤東時代的中外人文交流史實。如,楊奎松在論述1960年代中國外交的轉向時大量引用了人文交流的史料,李斌等考察了學習蘇聯運動,沈志華關注了在華蘇聯專家,蔣華杰從革命外交的角度探析了新中國1950至1965年的夫人外交史,李正華論及“兩彈一星”研制中的科技交流。(8)參見:楊奎松.1960年代中國對外政策的轉向(上)(下)[J].江淮文史,2012(6),2013(1).李斌,葉健君.“向蘇聯老大哥學習”運動紀實[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蔣華杰.革命外交的張力:關于新中國夫人外交的歷史考察(1950—1965)[J].中共黨史研究,2016(50).李正華.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國防尖端科技[J].湖南社會科學,2017(1).也有學者關注毛澤東時代中外人文交流的使命與歷程。如,劉京輝論及“著力蘇東陣營”和“援助亞非拉”(9)參見:劉京輝.中外人文交流的使命與歷程——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1-2.。

綜上,21世紀以來,國內外學界都注意到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外人文交流史,其不足之處主要是:缺乏能夠融通革命、現代化、后現代和全球史等敘事的分析框架;缺乏長時段寬領域的綜合研究;對毛澤東引領對外人文交流的思想和實踐的研究與中外人文交流史的研究還存有兩張皮的現象。究其癥結,主要是:國外有關毛澤東外交思想的研究有過不同的范式或敘事,各種敘事均有其合理性,但往往偏重于某一個方面,難以將國際政治領域中的政治、軍事等“高級政治”和人文等“低級政治”融通起來;國內學界從哲學、政治學、軍事學、馬列·科社、黨史·黨建、國際問題研究等學科研究毛澤東外事活動的較多,而從人文交流史的角度研究的較少,現有成果多側重理論建構和文本解讀,缺少史料考訂和動態分析?；诖?有必要以中外人文交流史為主線,建構一個從宏觀、中觀與微觀等層次融通國際關系領域中的“高級政治”與“低級政治”的動態分析框架,深入研究與中國發展道路相聯系的、以毛澤東引領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為中心的國際社會相關力量在全球、區域及雙邊關系中的競爭與合作的演進態勢。

二 演進脈絡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在國內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對外關系上則是爭取國際社會的承認和為國內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力衰弱,經濟文化落后,百廢待舉,通過對外人文交流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爭取外援、促進友好合作,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無疑是長期的任務。但是,當時冷戰格局已經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出現平行發展的趨勢,而中蘇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10)所謂中蘇歷史遺留問題包括中蘇邊界問題、蘇聯在中國東北特殊權益問題、中蘇兩黨關系問題等。尚未解決,新中國很難實行平衡外交。從大國外交和中國傳統重陸輕洋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先處理好與陸路強鄰蘇聯的關系,再處理好與海上強鄰美國(11)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通過軍事占領日本、強化美蔣特殊關系、軍事援助菲律賓等舉措,已經成為中國的“海上鄰國”。的關系,在當時具有歷史必然性。而近代中國以西方為師救國圖強的艱難曲折經歷更加強化了中國人民另辟工業化蹊徑的念頭。當然,世界由分散走向整體的總體發展趨勢并沒有因為兩極格局的出現而根本改變,工業化本質上就是全球化,新中國外交政策定位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反映的就是對這種世界發展大勢的洞悉。只不過,后來的朝鮮戰爭和中蘇兩黨關系的惡化等,使新中國的對外人文交流在向先進國家學習的進程中屢遭強大的外部阻力,加上兩岸對峙、“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失誤等,新中國的對外人文交流呈現明顯的波浪式發展態勢,一段時間內還不得不在物力和財力都非常緊缺的情況下由以學習型為主轉變為以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型和相互支持型為主,“文革”初期則出現了幾近中斷的極端情況。由于確立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宏大目標,由于堅持了獨立自主,最終迎來了改革開放后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人文交流新時期。因此,考察毛澤東引領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的發展演進,必須與當時的軍事斗爭、意識形態斗爭和工業化、現代化等要素結合起來,統籌思考國際形勢的發展演變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態勢。

對外人文交流是國際關系的晴雨表,但由于其特有的低敏感度,它并不總是與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關系的重大變化完全同步,而是有時滯后有時超前。盡管如此,考察首腦外交引領人文交流的發展演進,國內外重大事件和首腦角色的變化等仍然是重要的自變量。其中,國內外重大突發事件是刺激特點自變量,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是環境特點自變量,首腦及其角色的變化是被試特點自變量。據此,毛澤東有關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的思想與實踐大體上可以分為五個發展階段。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前為第一階段,這是開展對外人文交流的準備階段。毛澤東發布了關于接收舊中國人文交流遺產、規范涉外禮儀、啟動人文交流以了解和學習外國經營管理和經濟建設經驗等一系列指示。毛澤東訪問了蘇聯,出訪前和訪問期間,就中蘇人文交流作了一系列準備和實踐。如,1949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東分局電,指出:‘斯大林同志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壽,中央決定送山東出產的大黃芽白菜大蘿卜大蔥大梨子作壽禮?！銈儾少徤狭懈黜椢锲?大黃芽白菜大蔥大梨大蘿卜)時,請注意選擇最好的?！?1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53.山東的農產品大黃芽白菜、大蔥、大梨、大蘿卜以前曾是貢品,屬于中國傳統美食。借祝壽活動推動中國傳統美食走出去,即是將人文交流與經貿合作聯系起來。這一階段,除了面對面的交流外,毛澤東還通過書信、電報、報刊等渠道與蘇東國家、周邊國家、歐美國家、非洲地區的政府官員、政黨領袖、非政府組織、專家學者等發生聯系。期間也有斗爭,但更多的是相互支持。這表明,新中國的對外人文交流,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中國既愿意虛心向外部世界學習,更愿意為外部世界貢獻自己的力量,新中國通過對外人文交流要展示的新形象就是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所說的“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的形象。由于朝鮮戰爭的爆發,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的準備階段被外部力量打斷了。這一階段的對外人文交流,時間太短,雖有新創,主要的還是近代以來中外人文交流的延續,表現為新舊共存的發展態勢。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到1953年7月朝鮮戰爭結束為第二階段。朝鮮戰爭使毛澤東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國家工業化和保障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因此,這一階段的對外人文交流,他主要關注的是如何服務戰爭與壯大和平民主陣營,如何加快國家工業化發展和促進民心相通。為此,針對朝鮮,采取以賑濟、收容、培訓等為主的援助型人文交流;針對蘇聯和東歐,采取以學習為主的人文交流與合作,開展面向蘇東國家的大規模留學運動,加強了對蘇聯軍事技術和理論的學習;針對美國,開展反對美國細菌戰的國際人文合作,親自指揮反對美軍屠殺戰俘、虐俘暴行、扣俘訛詐的輿論斗爭。此外,毛澤東還就援助周邊國家,與英國、德國開展人文交流,處理中日民間交流問題等作了一系列指示。這一階段,中外文化藝術交流開始發展起來,毛澤東親自接見了多起國外文化藝術代表團。同時,對外人文交流中的一些問題也暴露出來了。如,1951年4月17日,師哲在關于陪同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參贊費德林到濟南等地參觀的情況的報告中反映了各地招待外賓的一些問題。21日,毛澤東轉發了師哲的報告,并在起草給各中共中央局和華南分局的負責人等的批語中強調:“各地招待外賓的缺點,請加注意,爾后不要過分和不適當”(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30.。這一階段是中國外交“打掃干凈屋子”的階段,也是對外人文交流的轉型期。從國別看,已由以對美人文交流為主轉向了以發展與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和對我友好國家的人文交流為主。為了反對境外敵對勢力利用人文交流干涉中國內政,黨和政府加強了對人文交流工作的領導和管理,包括對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采取登記和接辦辦法等。為了反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和制裁,加強了黨和政府領導的針對未建交國家的民間外交。這一階段,傳統的依賴型對外人文交流進入低谷,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為原則的新型對外人文交流開始興起。

1953年8月毛澤東出席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到1959年4月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為第三階段。這是毛澤東全面展示其元首外交、首腦外交引領對外人文交流的階段。毛澤東在出席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的“要提倡謙虛、學習和堅忍的精神”(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49.,可以看作是這一階段開展對外人文交流的一個指導思想。他提出學習外國、民族品牌技術出口和反對大國主義的思想;主張以解決華僑問題為切入點,爭取港澳華僑投資,爭取全世界一切進步力量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援助;與周恩來商議派留學生到歐美留學,指示向世界各地派遣中國記者;參觀蘇東國家、日本等國在華展覽會;接見外國文化、藝術、電影、學術、體育、新聞、青年、婦女、宗教等領域代表團,增進對各自國情和發展道路的相互了解。針對中外人文交流中的具體問題,基于第二次訪問蘇聯的經歷,強調要培養自己的人才,調整留學生、實習生派遣政策,提出學習和獨創相結合,發展教育以趕上英美,探討比蘇東各國搞得更快更好的辦法;在拒絕與蘇聯共建長波電臺、聯合艦隊后,指示加強翻譯美日的東西,研究國際問題;在“大躍進”的狂熱后,指示糾正對外關系中的驕傲、急躁和輕敵現象,強調通過參加國外展覽會和博覽會扭轉出口減少的困境。這一階段是中國外交“請客”的階段,中國曾試圖以學術交流、文藝交流等形式通過第三國打開中美關系大門,但沒有獲得美方的積極回應;1958年炮打金門后,為警示美方,中方曾短期放棄以人文交流解凍中美關系的政策。這一階段的對外人文交流,是服務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取得了重要進展。如,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國際書店通過貿易渠道購買國外科技文化書籍取得新的突破,與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書商建立了書刊貿易關系,北京圖書館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等同國外科學機構交換圖書的工作也不斷拓展。隨著1956年全國“向科學進軍”熱潮的高漲,以及同年蘇共二十大之后,中國以蘇為鑒思想的形成,國外學術成果的翻譯介紹也出現了明顯的轉折,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和新興獨立國家的學術成果的引進和譯介出現了明顯的上升。因此,雖然中國與西方國家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不多,作為物質載體的人文資源的跨國、跨境流動卻走出了一條明顯的上升線?？梢哉f,新中國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便奠定了吸引全球人文資料向中國流動的基礎。

1959年4月底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為第四階段。按照毛澤東個人的設想,這一階段是退居二線,集中精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研究。他組織精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思考四個現代化問題。但是,中蘇關系的變化,使他由專注黨際外交轉而再次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事實上的最高和最終決策者。在遭遇中蘇人文交流寒流后他開始思考突困的辦法。針對蘇聯召回在華工作的專家、新疆群眾外逃、中印邊境沖突等一系列事件,毛澤東強調既要堅持中蘇論戰又要保持對蘇人文交流,并加強國際協調。突困的辦法包括:支持亞非拉反帝斗爭,強調重視增強受援國能力建設;擴大對西歐、澳新、日本民間交流,增加國外設備進口;試圖打開中美人文交流渠道;加強對外刊物建設,傳播中國聲音;發展尖端技術,確保國家安全;批示規范接待外賓工作。這一階段,中國仿制的導彈發射成功,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逐漸成為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中國與法國正式建交。盡管對外人文交流出現過一些過頭的做法,但值得肯定的是,這是開始嘗試跳出冷戰圈的重要階段,為以后開展全方位的對外人文交流奠定了思想基礎和實踐基礎。這一階段,國外學術成果的引進和譯介繼續發展,專事譯介工作的內部刊物增多,涉及的學科不斷拓展。有資料顯示,到1966年“文革”前,北京圖書館的國際圖書交換和贈送工作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曾超過了當時英、法、蘇、日等國國家圖書館的交換工作(15)楊仁娟.北京圖書館國際書刊資料交換工作的回顧與展望[J].圖書館學通訊,1987(3):94.。從資料互換的角度看,這一階段已經初步實現了吸引全球人文資源向中國流動的目標。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到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為第五階段。毛澤東錯誤估計國內外形勢,發動“文化大革命”,導致對外人文交流激進化、極端化,并一度中斷、停滯。這一階段,他指示糾正在歐洲、非洲等地外事活動中擺闊氣、講排場等風氣;提出反對對外宣傳強加于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反對排外等思想,強調對外要謙遜;在珍寶島沖突、蘇軍入侵新疆裕民縣等事件后,仍堅持慰問蘇聯水災、地震;加強對外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援助;批示擴大技術進口;指示開展婚禮外交、葬禮外交、乒乓球外交、熊貓外交;認為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國抬進聯合國;放寬對美人文交流,會見一些美籍華人科學家。綜合起來看,毛澤東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不應以國家關系的變化而影響對外人文交流的發展和不應以意識形態親疏來決定對外人文交流的方向等思想。從1971年開始,中美人文交流的發展帶動了中國與西方國家人文交流的發展,來華留學生出現變化,這些新氣象倒逼中國在科教、旅游等領域不斷調整政策。這一階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繼續分化,東西方關系出現緩和,20世紀7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進入滯漲時期,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因1970年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和1971年重返聯合國等而進一步提升,這些都為中國獨立自主地創新對外人文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國際環境。1971年之后,隨著中國逐步放寬外國人入境管理,對外人文交流呈現出新的特點,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開始增多。中國成功地跳出了冷戰圈,終于實現了“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戰略目標。改革開放后,中外人文交流很快出現人員往來和資料互換共同發展的良好態勢。

三 引領方式

1949年10月至1959年4月,毛澤東有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和全國武裝力量統帥三重身份;而1959年4月底至1976年9月,則主要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前后角色的變化,在具體分工方面是有區別的。從直接的外交活動而言,前期包括了政黨外交、元首外交和軍事外交,后期則主要是政黨外交和部分軍事外交。從影響外交活動的權力而言,前期的權力主要來自黨章和憲法授權,后期則增加了因個人威望而引申的權力,而且越到后來這種引申的權力越大。由于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一直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最高和最終決策者,他所從事的外交活動,實際上是首腦外交。但是,制度化的權力和引申的權力是不同的,引申的權力必須經過制度化的權力才能得到落實,所以,1959年4月以前毛澤東直接引領對外人文交流的案例較多,而1959年4月以后則是以間接引領為主?？紤]到具體的對外人文交流分屬于不同職能部門和群眾團體管理,分清直接引領與間接引領就顯得更有必要。

一般說來,國家元首、國家首腦在引領對外人文交流時主要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是作為個人和所擔負的角色親自參與對外人文交流的策劃,一是通過政治組織結構、媒體、個人威望等以具體的方針、政策和思想等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對外人文交流。前者屬于元首外交和首腦外交的一部分,是具體的外交活動實踐;后者則主要是國內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側重于國家發展和外交戰略的具體決策或影響相關決策。具體來說,毛澤東引領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通過首腦對首腦的外交引領雙邊人文交流發展

通過首腦對首腦的外交推動簽署雙邊文化科技等交流合作協定,是首腦外交引領人文交流的最高層次。如,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訪問蘇聯,與斯大林進行三次會談,就主要問題和原則問題達成一致。其中,1950年1月22日第三次會談時,毛澤東提出“新的條約應當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合作?！?1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84.2月14日,毛澤東在克里姆林宮與斯大林共同出席《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兩個協定的簽字儀式?！吨刑K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第五條規定了發展和鞏固兩國經濟與文化關系的精神和原則。17日,毛澤東致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劉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由李富春、王稼祥、劉亞樓、葉季壯、賽福鼎組成代表團,李富春負總責,與蘇方商談有關民用航空、專家合同等問題。又如,1953年11月13日,毛澤東會見金日成率領的朝鮮政府代表團,商定兩國政府代表團會談的主要問題。23日,毛澤東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的《中朝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等文件(17)其他文件即《中朝兩國政府談判公報》《中朝關于鐵路的議定書》《中朝關于技術人員的協定》《中朝關于留學生的協定》《中朝關于民航的換文》和《中朝關于難童的換文》。這7份文件都與兩國人文交流有關。的簽字儀式,儀式后,設宴招待金日成和他率領的朝鮮政府代表團。在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期間,中國先后與波蘭、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越南、埃及、敘利亞、蘇聯、南斯拉夫、蒙古、越南、朝鮮、伊拉克等國簽訂了文化合作協定。此后至1972年,又與幾內亞、古巴、印度尼西亞、加納、埃塞俄比亞、坦噶尼喀、索馬里、馬里、挪威、阿爾及利亞、也門、中非共和國、剛果(布)、尼泊爾、柬埔寨、阿富汗、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亞、蘇丹等國簽訂了文化合作協定。除蘇東國家和挪威外,其他都是新興獨立國家。(18)參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綜合研究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合作協定匯編:第一集[G].北京: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1982:目錄1-4.

首腦對首腦的外交是兩國關系改善的重要指標,是發展政府間人文交流的重要基礎;首腦間面對面的交流本身也是傳播文化的重要渠道。如,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毛澤東會見尼克松時,雙方就哲學、政治文化、民間交流等問題進行了深度交流。會談內容經過兩國媒體傳播后,對于認識兩國文化和推動雙邊文化交流均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會見了66個(19)同一地緣實體僅國名發生改變不重復統計。國家和地區的117位(20)該國家領導人領導職位發生變化時不作重復統計。國家元首(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國王、皇帝等)、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黨首(總書記、第一書記、主席等)、行政首腦(部長會議主席、總理、首相等)、議會領導人(主席、議長等)等正職國家領導人。

首腦對首腦的外交不限于會談、會見、宴請、出席各種儀式等面對面的交流,還有書信、電報、電話等電訊交流以及其他一些非見面溝通等交流形式。后者也常常成為發展雙邊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如,1950年3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為北京人民大學與南京大學我們曾向蘇聯政府聘請六十名教授和教員(關于此問題,我在莫斯科時一有專函給你)?，F在北京人民大學已招收了三千以上的學生并已開始上課,該校教育計劃是以蘇聯教授、教員教課為主而制訂的,沒有蘇聯教員,課程無法進行。因此希望按照我們已提出的計劃物色教授和教員,并迅速派他們到中國來?！?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07.可見,首腦之間的交流,既可以解決雙邊人文交流的原則性問題,也可以解決其中的一些具體問題。但解決具體問題多半限于有著良好溝通渠道的首腦之間,如毛澤東與斯大林。

(二)通過與國外各界各層次人員的交流推進中外人文交流

首腦外交還包括出國訪問時在所在國與該國和他國各階層人士的接觸,在所在國各種場合的演講、講話、致辭、題詞和參觀訪問等各種活動;以及在國內會見來訪的外國各階層人士和各種代表團、國際組織代表,會見在華外籍人士,與國外各階層人士和從事人文交流的國際行為體的非見面交流等。其中,與首腦外的各階層人士和國際組織的非見面交流多半是一些禮儀性的致電、復電、致信、復信、題詞等。

毛澤東的出國訪問活動不多,只有兩次出訪蘇聯。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慶祝典禮。訪問期間,除了出席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大會、招待會、宴會等外,還先后出席了14日至16日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以及16日至19日的68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團參加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次訪問,在與蘇聯各界接觸方面,他率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在莫斯科紅場觀看閱兵式和群眾游行;在克里姆林宮葉卡捷琳娜大廳會見蘇聯各界著名人士——蘇共中央各部負責人、蘇聯政府各部部長、蘇聯元帥,蘇聯科學院主席團全體委員、科學院所屬各研究所的負責人,著名的科學家、工程師、詩人、作家、畫家、作曲家,婦女和青年代表,蘇中友好協會和社會團體的負責人,蘇共莫斯科市委負責人和各大報刊總編輯;致信蘇聯《真理報》編輯部,感謝蘇聯人民對中國代表團所表達的誠摯的情誼。在往返途中,11月2日出發途經伊爾庫茨克、鄂木斯克,20日離開莫斯科途經伊爾庫茨克,毛澤東多次與蘇聯當地黨政領導人和群眾代表接觸。此外,這次訪問蘇聯,毛澤東還多次與蘇聯外的政黨代表接觸,利用黨際外交了解各國情況、世界形勢,宣傳中國主張。

毛澤東與國外各界各層次人員的交流大多是在國內進行的。他經常會見首腦之外的各種黨政軍代表、前政要、其他各階層人員、國際組織代表,以及經濟、科技、教育、文化、藝術、宗教、婦女、青年等代表團。在與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國家建交前,政黨外交、會見前政要及各階層人士和代表團都是推進雙邊關系發展的非常重要的形式。這些活動,對于增進外國對中國的了解,進而推進雙邊經貿往來、文明互鑒,最終實現關系正?；?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沒有建立外交關系的情況下,通過人文交流推動務實合作、國際協調,是新中國民間外交的重要渠道。其中,以中日關系最典型。為了推進中日民間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毛澤東在1955年至1956年見會見了一些日本客人和藝術、文化、議會代表團。1955年10月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了日本恢復日中、日蘇邦交國民會議議會長久原房之助。5日,毛澤東在政協禮堂觀看日本歌舞伎劇團的演出,并會見了劇團負責人和主要演員。15日,在會見以眾議院議員上林山榮吉為團長的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時,毛澤東說:“我們之間的社會制度雖然并不一致,但這個不一致并不妨礙我們相互的尊重和友誼?！薄拔覀兓ハ鄮椭?互通有無,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這并不是能強制建立的)?！?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452.11月28日,毛澤東會見了以前首相片山哲為團長的日本擁護憲法國民聯合會訪華團。1956年10月6日,毛澤東在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會長、日本商品展覽會總裁村田省藏等陪同下參觀了日本商品展覽會。11月6日,毛澤東會見了日本岡山縣文化學術訪華代表團。這些活動表明,毛澤東引領中日關系的發展并不限于政黨外交,而是非常重視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等各領域交流的互動。尼克松訪華后,中日迅速建交,此前20多年的中日人文交流功不可沒。

毛澤東多次看望、會見在華工作的外籍專家,對他們的工作表示感謝和支持。1950年3月2日,在訪蘇歸國后,毛澤東和周恩來看望了在沈陽工作的蘇聯專家。1958年9月13日,毛澤東視察武漢鋼鐵公司時,會見了在武鋼幫助工作的蘇聯專家。15日,毛澤東視察武漢重型機床廠時,會見了在那里協助工作的蘇聯專家。1963年1月12日,毛澤東在南昌會見了在中國工作即將回國的巴西專家卡瓦略夫婦。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了斯特朗、柯弗蘭、愛德樂、愛潑斯坦、李敦白(23)斯特朗,美國進步作家和記者,后4人參加《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詩詞的翻譯工作。。6月18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在中國工作了四年的桑給巴爾專家阿里夫婦。1965年3月19日,毛澤東在武昌東湖客舍會見了外國專家柯弗蘭、愛德樂、艾潑斯坦等,就準備發表的《評莫斯科三月會議》一文征求他們的意見。1966年9月8日,毛澤東在閱讀陽早等四位美國專家給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寫的一張大字報后,批示有關主管領導:“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請你們討論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樣做。如何請酌定?！?2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625.1967年8月14日,毛澤東閱讀了錫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桑穆加塔桑給在中國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的信。信中就他訪問中國后透露了同毛澤東的談話內容表示歉意,并托李敦白找康生或劉寧一代為解釋。毛澤東批示:“康生同志:這類事,不要去責備發表的同志。一般談話,公布也不要緊?！?2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10.8月16日、21日,毛澤東兩次會見了來中國翻譯、校對、出版阿爾巴尼亞文《毛主席語錄》的阿方專家莫依修和穆希。

(三)通過留學生和海外華人華僑推進對外人文交流

毛澤東兩次出訪蘇聯都接見了中國留學生。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大禮堂接見了在莫斯科學習的近三千名中國留學生和實習生,發表了重要講話,講解國際、國內形勢,提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2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48.到學生俱樂部,勉勵中國留學生“和蘇聯朋友們要親密團結”“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謙虛”,并祝留學生們“身體好、學習好、將來工作好”。還參觀了莫斯科大學中國留學生宿舍。(27)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50.

毛澤東重視海外華人華僑在對外人文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與外國客人和代表團交流時,多次闡述中國政府的華僑政策,明確海外華僑要遵守所在國法律,強調不在海外華僑中成立共產黨組織。毛澤東晚年親自接見了美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李振翩夫婦,會見活動和照片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這對于激勵海外華人學者為國服務和鼓勵中國學生出國留學、中國學者出國訪學等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四)引領國內各種力量參與對外人文交流

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集體領導制。毛澤東引領國內各種力量參與對外人文交流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審閱批示相關人員或部門的報告、電報等文件和在召開的各種會議上發表意見兩種形式。其中有不少意見后來成為指導對外人文交流的方針和政策。

審閱報告、電報等文件主要是針對具體的問題。如,1950年7月12日,毛澤東審閱由劉少奇起草的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稿。電報稿說中共中央已組織派到蘇聯的宣傳工作參觀團45人。毛澤東批示:“以后派這類參觀或考察團,以人數少而精(五人左右真能思考問題者)、研究問題少而專更為有益,并帶好的翻譯員?！?2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62.此后,除極少數多學科代表組團赴蘇聯學習時人數稍微多一些外,一般專業學術交流活動派出的代表團人數非常少,且回國后必須撰寫出訪報告,并向國內相關專業單位介紹交流體會。1952年9月17日,毛澤東審閱外交部13日關于擬接受朝鮮技術人員、技能者600余人來我國實習給中國駐朝使館的復電,批示:“小平同志:此電所說,與我們商定者不符。外交部發此電未先送審,請你查詢告我為盼?！?2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601.18日,毛澤東收到鄧小平來信后批示:“周、鄧閱,送章漢夫同志:……以后請加注意,除例行事務外,凡較重要的外交復文,均須送總理及我審閱之后,再行發出,以免出亂子?！?3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601.24日,毛澤東審閱了章漢夫的檢討,并作出批示。這是強調對外人文交流必須嚴格按照既定政策辦,要加強對各個環節的監督管理。1952年11月7日,毛澤東審閱了楊成武4日關于同華北軍區的蘇聯顧問團交談情況的報告,批示周恩來:“似應允許顧問參加黨委會議。此件可轉各處參考,并要各處均照此作出檢查報告。以上請酌定,如必要請找聶及蕭華、蕭向榮一談?！?3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623.11日,毛澤東審閱了中央軍委關于同意蘇聯顧問參加部隊各該級黨委會議給楊成武并告各大軍區等的電報稿,加寫了一段話:“凡有蘇聯顧問之單位,務必徹底解決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蘇聯專家學習的問題,凡不虛心學習者應受到批評?！?3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624.這是強調尊重在華外國專家。1953年5月25日,毛澤東審閱了劉少奇13日轉報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五月制訂的《顧問團工作守則》,批示修改意見。27日,毛澤東致信王稼祥,要求在《顧問團工作守則》上加上“尊重越南民族獨立及越南人民的風俗習慣”(3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04.等文句。29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修改后的《顧問工作守則》,由對外聯絡部發給中國駐越南顧問團總顧問羅貴波。這是強調尊重派駐國主權和風俗等。1957年4月27日,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組織部18日《關于我國向蘇聯派遣留學生、實習生問題的報告》后,批示陳云,請他與有關人員研究派遣留學生、實習生問題,嚴格控制,統一解決,指定一個機關統一管理;提出以后應當少派,派去的要精,品格惡劣或程度太低的要調回。5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當年起只派遣研究生,今后基本不派出高中畢業生。1971年2月7日,毛澤東審閱周恩來報送的國家旅游局《關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國人來華旅行的請示報告》后,批示:“人數可略增加,右派也可來一點?！?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68.同月,毛澤東審閱了周恩來19日報送的外交部關于美國人來華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在處理美國人來華問題上,擬遵循以下原則:以我為主,有選擇、有計劃、有步驟地批準一些美國人來華,除對我友好的進步人士和有聲望、有影響的中間派人士外,還可視情況批準某些有作用的右派人士來訪”(3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70-371.,并建議“恢復外交學會,從事對外活動”(3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71.。毛澤東批示:“大體可以。凡沒有主動申請訪華者不邀?！?3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71.這是表示可以放寬來華條件,不必拘泥于來訪者的政治傾向。

在主持、參加的各種會議(含座談)上發表意見,可以起到方針、政策方面的引領作用。如,1953年6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議討論并批準了周恩來6月13日關于聘請蘇聯專家的程序、統一管理專家工作及文教政法系統增聘專家等問題的報告。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主持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并致開幕詞說:“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為了保衛國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我國人民應當努力工作,努力學習蘇聯和各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3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83.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說:“必須很好地繼續發展同偉大的先進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親密合作,也要發展同資本主義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合作”(3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57.。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講話,號召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說:“凡是外國的好東西,有用的東西,我們就要學,并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4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514.4月2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在闡述“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時,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具體方針。1958年6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成員和各組組長會議,強調“要以我為主,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4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79.1960年4月30日,毛澤東同在天津主持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后的譚震林、廖魯言及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負責人劉子厚、萬曉塘談話,在談到學習外國經驗時,說:“現在還要學習外國,不能說現在連一點書都不抄了。人家書上是正確的東西,而我們沒有書,這一部分還得抄?！薄叭砍屯耆怀际切味蠈W?！?4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84.顯然,毛澤東熱衷于盡力發展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人文交流,主要是立足于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用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最終形成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綜上,毛澤東在引領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時具有明顯的交融式特色,即以上下交融、內外交融的方式協調各方力量,并在反復實踐中不斷調整和完善相關政策。這種交融是以人為中心的立體式動態交融,是一種有序的交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有序交融的重要保障。而正是這種獨具特色的以人為中心的立體式動態交融,保證了對外人文交流能夠切實服務于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對外戰略,保證了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在顯示階段性特點時又具備了連續性。

四 主要經驗

毛澤東對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的引領,主要是立足于當時中國的具體實踐,解決的是當時存在的比較突出的問題。

(一)敢于和善于學習

毛澤東引領中外人文交流時,最關心的是如何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近代以來,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下,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內外危機,被迫納入西方主導的條約制度體系。先進的中國人沒有停止過對民族復興的追求。但是,在如何學習外國先進經驗方面,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找到正確的道路。晚清政府長期堅持“中學為體”,不愿觸動封建統治根基,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繼續“沉睡”,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才開始局部地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失去了數十年學習趕超的機會。甲午戰爭慘敗后,中國社會經濟有所變革,中外各方面交流均有所發展,但清政府卻因外辱日烈而逐漸走上盲目排外的道路?！缎脸髼l約》之后,清政府又走向“崇洋媚外”的另一個極端。代表著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北洋軍閥和南京政府等,看不到中華民族覺醒的偉大力量,妄圖依靠帝國主義實現中國的發展,在向外國學習方面同樣找不到正確的方向和依靠的力量。新中國成立后,對外人文交流很快表現出重心下沉和貼近民眾的新特點。如,派遣出國訪問的代表團中增加了工人、農民、解放軍等方面的代表,改變了舊中國依靠少數知識精英學習外國和傳播中國文化的交流模式;對于來華訪問的代表團,擴大接觸范圍,讓更多的不同階層的人民群眾能夠近距離地接觸外國友人,并與他們對話、聯歡。無論是“走出去”還是“請進來”,都特別重視交流成果的宣傳和推廣。新中國對外人文交流的全面性也是前所未有的。新中國不僅依靠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發展與我建交國家的人文交流,還以民間外交的形式發展與我未建交國家的人文交流;不僅增加了對蘇聯、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文交流,還大力發展與新興獨立國家的人文交流;在與一些國家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流無法進行的情況下,利用第三方平臺發展與這些國家的人文交流,通過貿易渠道和書刊互換發展與這些國家的文化資源互換;從交流的內容看,不限于科學技術,還包括近現代以來的人文社會科學;從交流的形式看,當時各國出現了的主要人文交流形式中國都已采用。這些范圍廣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交流活動的發展,既是建立在認識到并主動承認中國經濟落后、科技落后和文化落后的基礎上,也是建立在充滿民族自信、民族自尊的基礎上,完全摒棄了舊中國歷屆政府抱殘守缺、畏縮不前、消極被動的做法。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主動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的偉大變革。毛澤東明確提出要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經驗并將這些經驗轉換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以服務于中國制定的國家發展戰略,改變了近代以來認為只有西方才是中國學習的榜樣、中國必須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趨等錯誤認識,也避免了只學習蘇聯的錯誤傾向。中國人民從此真正認識到,世界很大,每個國家都有其長處,值得學習的國家很多,中國有能力和信心在向外國學習的過程中夯實自己的發展道路。這種觀念的轉換并不容易,如,在向蘇聯學習的過程中,一些人認為蘇聯經驗不如美國,對近代沙俄侵略中國的歷史心懷怨恨,對現實的中蘇關系心存疑慮,學習積極性不高,毛澤東的不少講話就是針對如何向蘇聯專家學習取經的。中蘇政治關系惡化后,毛澤東仍然強調要保持中蘇人文交流,表達了不以現實中的國家政治關系變化而改變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態度。

敢于學習還包括勇于試錯,有錯就改。善于學習包括以我為主,辨析取舍,勇于創新。學習對象理論上是包括所有外國的,且不以意識形態親疏和國家關系遠近為取舍,而以中國是否需要和外國經驗是否值得學習為標準,但在具體執行時這些原則也有難以把握的一面。改革開放前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曲折,在某種程度上是與國外參照物的選擇以及學習過程中的教條主義等有關聯的。

(二)秉持互利原則

新中國發展對外人文交流另一個偉大變革是強調互助互利。新中國與外國簽訂的政府文化合作協定及其年度執行計劃等,體現的就是對等、互惠、相互尊重等原則。毛澤東特別反對單向的受援和單向的對外援助,強調文化合作應該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他對從事外事工作人員提出的要求,如前面提及的規范涉外禮儀,規范接待外賓工作,糾正對外關系中的驕傲、急躁和輕敵現象等,強調的就是改變對外交往的作風,使外事工作真正體現相互尊重。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后,1950年3月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東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講話,強調:“我們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要積極地做一些工作,要與蘇聯建立經濟建設的互助,文化建設的互助。從現在起經過多年之后,這種互助會發生很大影響?！?4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98.這種“互助”思想即“要互相依靠,不要互相依賴”。1957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主持華東五省一市第一書記會議時,曾插話說:“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互相依靠,依靠蘇聯,但不要依賴?！?4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67.這表明,即便是學習強國,也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要堅持以自己的力量為基點,不能重復過去依賴帝國主義的老路。

毛澤東還多次強調包括人文交流在內的所有交流活動都必須以“不互相損害”為原則,尤其反對利用人文交流干涉他國內政。1954年9月30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會見由印度政府總理尼赫魯妻子、印度國會議員烏瑪·尼赫魯率領的印中友好協會訪華代表團時,說:“我們應當增加相互的接觸和來往,不互相損害,而互相幫助?！?4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90.12月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緬甸總理吳努和夫人時說:“不滿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赡艿?。但是我們決不利用跑來的人去損害緬甸政府的利益。這就是互不干涉內政,同時也是互利的,因為互利就不能互相損害。我們既然講合作,就不能互相損害,否則就合作不好?！?4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18.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二次會見吳努和夫人,再次強調:“不論大國小國,互相之間都應該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關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損害的關系?！?4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22.1955年5月26日,毛澤東在會見印度尼西亞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時說:“我們的關系不是互相損害,而是互利,不僅在商業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進行合作,萬隆會議就是一個例子?！?4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81.

互助互利促進了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鑒,使中國在國際上的朋友越來越多,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

(三)展示真實的中國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也體現在他對發展中外人文交流的引領中。它反映的是一種高度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以及大國擔當。

1960年3月15日,在專列上召開華東六省一市第一書記會議時,毛澤東提出:“外賓參觀,要使他們看好壞兩種,不能只看好的,使他有比較,就是講老實話?！?4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44.17日,毛澤東在會上繼續強調:“外賓參觀,不要只讓看好的,把缺點藏起來。要好的、壞的都給看,才有比較。任何民族、國家,都有缺點和正確的方面?！?5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48.1963年5月5日,毛澤東在上海文化俱樂部會見馬里文化代表團時,“他建議代表團參觀人民公社不要都看好的,看一個好的,看一個壞的,比較一下?！?5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16.這表明,毛澤東希望通過人文交流展示一個真實、立體的中國,真正發揮人文交流的文明互鑒功能。

針對不少新興獨立國家希望通過人文交流學習和借鑒中國經驗,毛澤東特別重視在對外交往中客觀地介紹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闡釋中國道路的個性色彩和曲折經歷。毛澤東在會見外國客人時多次強調“中國的經驗只能提供參考”。1956年4月29日,他在中南海會見拉丁美洲幾個國家共產黨的代表時說:“中國的經驗有好的,有壞的;有成功的,有失敗的。即使是好的經驗,不一定跟別的國家的具體情況相適合。作為參考則可,照抄則不可。照抄經驗是要吃虧的,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失敗的教訓很值得研究,能使人少走彎路。成功的經驗在一國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國如果一模一樣,不改變形式,反而會導向失敗?！?5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573.1970年5月1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時說:“中國基本上還是個落后的國家。過去我們一些事情做得不好,走了彎路。我們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會主義經濟這一套?！?5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96.7月20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由副主席拉馬爾率領的剛果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會代表團時說:“我們走的彎路,你們不要再走了?！薄八涂腿说介T口時,毛澤東再次說:你們不要走我們的彎路?！?5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12.8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南也門總統委員會主席魯巴伊和外交部部長比茲時說:“我們走的路是S形路,是個彎路,就是說我們犯過許多錯誤,遭受過許多挫折?，F在稍微聰明一點,也沒有資格向你們逞英雄,只是把我們犯過的錯誤告訴你們?！?5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17.

(四)樹立可親的國家形象

毛澤東心目中的未來中國是一個強大而又使人可親的新型國家。1957年3月19日,他在起草準備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中寫道:“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薄爸袊鴳斒寝q證法發展的國家。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展,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5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18-119.這一思想反映在對外人文交流中,就是反對大國主義和強加于人。

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致開幕詞時強調:“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于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5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627.11月1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紀念孫中山》一文,說:“中國人在國際交往方面,應當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961年11月2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巴西、厄瓜多爾、玻利維亞、薩爾瓦多四國共產黨和巴拿馬人民黨派來中國學習的學員時,毛澤東問:“中國人對你們有沒有大國主義?”(5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54.

1968年3月,毛澤東多次強調對外宣傳工作中“不要強加于人”。12日,毛澤東審閱關于一項援外工程移交問題的請示報告,刪去“舉行移交儀式時,應大力宣傳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說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績,是我們忠實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關于國際主義教導的結果,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一句,并批注:“這些是強加于人的,不要這樣做?！?5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53.27日,毛澤東審閱修改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起草的中共中央祝賀緬甸共產黨進行武裝斗爭二十周年的電報稿,修改后批示:“有修改。請注意:以后不要在任何對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謂毛澤東思想,作自我吹噓,強加于人?！?6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57.29日,毛澤東審閱康生3月28日關于緬甸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要求在中國公開發表其紀念緬共武裝斗爭二十周年聲明的報告,批示:“這些材料,請你們酌定,我不看了。一般地說,一切外國黨(馬列主義)的內政,我們不應干涉。他們怎樣宣傳,是他們的事。我們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得太多,不應說得不適當,使人看起來好像有強加于人的印象?！?6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58.同年5月29日,毛澤東審閱外交部《關于加強宣傳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歐、北美革命群眾斗爭的建議》時,也批示“要注意不要強加于人”(6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67-168.。1974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長沙聽取了鄧小平匯報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談到美國總統福特來中國訪問時說:總而言之,不能強加于人。來也可以,來來往往。談得成也可以,談不成也可以?！?6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558.這表明,毛澤東的“不要強加于人”適用于中國所有對外關系。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從對外人文交流發展演變的情況看,改革開放前,中國領導層并沒有主動制定和長期采取對外封閉的政策,而是依據國內外實際情況,在非常艱苦的國內條件下,在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中,盡力開辟對外人文交流的渠道,以此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并為人類文明的共同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