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傳統尚變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周耀杭

中華民族的辯證思維一直強調和推崇發展變化,“尚變”的思維貫穿中國古代哲學的全過程,是中國古代推動思想理論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尚變觀,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為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前進發展注入了不竭之力。

一 中華傳統尚變觀

中華民族辯證思維中“尚變”思想源遠流長,在與“不變論”“漸變論”“外因論”等形而上學的斗爭中,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中國古代先哲們用“動靜”“常變”“漸驟”“變革”等哲學范疇來表達和概括事物的存在形式和發展狀態,這些思想理念引領著中國歷代社會關于保守與變革、守舊與維新、改良與革命之間的重大斗爭。

一是闡釋“常變”的發展觀。對于事物的變動性,《易經》便蘊含變易的思想意識,“易”的一個重要含義即“變化、變遷”?！兑捉洝分械呢赞o講的“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介于石,不終日”等觀點就是樸素辯證法發展觀的體現。在《詩經》中也有不少對發展變化觀念的論述。如,“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等。古人通過觀察星象、卦象,從大自然的角度表現發展變化,認為平時月食也常有,習以為常而不憂心;現在日食又出現,嘆息此事為兇耗。西漢初年的賈誼講道:“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鵬鳥賦》)他認為,萬物的變化和發展是永不停歇的,而且變化乃是萬物的本質。唐代劉禹錫“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問大鈞賦》)的觀點;北宋王安石“尚變者,天道也”(《論議·河圖洛書義》)的論述;北宋張載“變,言其著;化,言其漸”(1)張載.張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8:70.的論道,都豐富了人們對事物發展變化的深刻認識,闡釋了事物發展變化的外在表象。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率先從本體論上闡釋宇宙萬物的永恒變動。他講道:“太虛者,本動者也。動以入動,不息不滯?！?《周易外傳·卷六》)他認為任何事物都在不停地運動和變化著,物質和運動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在動靜問題上,他認為動是動,靜亦是動,是靜中之動。這深刻闡釋了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辯證法和本體論哲學。

二是闡明“漸驟”的發展觀。一方面關于“漸變”的發展觀,道家創始人老子明確了天地萬物都處于不斷發展變化的進程之中。他講道:“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薄疤斓厣胁荒芫?而況于人乎?！?《道德經》)戰國時期《管子》一書提出“漸謂革物當以漸也”,說明漸變是事物變革的基礎要素。商鞅在闡述其變法理念時主張“世事變而行道異”(《商君書·開塞》)的原則,認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治國之方,皆隨時而變”(《史記·商君列傳》)。他提倡改革和變法,并作出“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商君書·更法》)的論述來回擊保守派的頑固守舊思想。韓非在荀子“積微者著”發展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事物發展更替的必然規律。他講道:“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謂常?！?《韓非子·解老》)他認為萬物有存有亡,忽生忽死,先盛后衰的變化,不能叫做永恒。西漢賈誼也繼承了荀子的“積漸”觀點,認為“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察”(《漢書·賈誼傳》)。他從社會環境安定和危亂的形成出發,說明事物都有一個從小到大、從量到質的逐漸發展變化過程,故而細微之處,不可不察。東漢王充認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事物總是“有所漸化”而后發生質變;人與物的成長發展都不會“卒成暴起”的,而是一個漸變的發展過程。三國時期楊泉在《物理論》中借自然現象來闡明事物運動漸變的表象。他提出“積風成雷,熱氣散而為電”,即認為自然界的這種現象都是由陰陽二氣的氣積所導致的漸變的結果。

另一方面,關于“驟變”的發展觀,道家老子不僅認識到事物的普遍變化發展,還直觀地看到事物的量變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質變。他講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道德經》)等。這些論述表明老子已經認識到量變和質變之間的辯證關系。荀子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都是經過積累和醞釀,達到一定的“量”后才產生新事物的。他說:“不積小流,無以成江?！?《荀子·勸學》);“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荀子·儒效》)他用哲學思維闡明了人的思想品質是通過生活實踐中的不斷積累逐漸成形和發生變化的。戰國末期的《易傳》還提出了“窮則變,極則反”的變化原則,闡明一切事物在變化過程中,當量的積累達到一定極值,就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東漢王符在《潛夫論》的《慎微》篇里具體論證了《易傳》中“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的觀點。他認為“圣人常慎其微也”是因為“積微成著”(《荀子·大略》),這說明事物的發展是由微小積累到量變再到質變的規律和過程。王夫之用“榮枯代謝而彌見其新”(《張子正蒙注·大易》),闡明事物在進行微小的變化還未達到質的界限以及事物發展由量到質的飛躍,進而“推故而別致其新”(《周易外傳·無妄》)。

三是闡發“變革”的發展觀。崇尚“變革”是中國古代尚變觀的代表性觀點,尤其是在明清以來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先賢們對“變革”的發展觀有了新的闡述。王夫之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等的樸素辯證法宇宙觀,把“天地之化日新”(《思問錄·外篇》)概括為量的積累和質的更新,并把量的積累稱為“內成”,把質的更新稱為“外生”,具有“內生通而自成,外生變而生彼”(《周易外傳·卷五》)的特點。他認為事物由“內成”到“外生”要發生激烈的變革,但這種疾風暴雨式的變化在人類社會現實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且并非壞事。對此,王夫之講道:“勢極于不可止,必大反而能有所定。故《易》曰:‘傾否,先否后喜’,否之已極,消之不得也,傾之而后喜?！?《宋論·卷八》)所謂“大反”即是指由于某種時勢的不斷發展而爆發的社會劇變。王夫之認為社會經歷過這種劇變后,便由“否”變為“喜”,社會便會向前飛速發展。魏源、龔自珍面對逐漸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局面及腐朽落后的封建統治,寄希望通過“變革”來救亡圖存。龔自珍渴望找尋一股力量來打破封建主義的思想禁錮,進而改變暮氣沉沉的政治局面。他認為事物有“立”必有“反”、有“順”就有“逆”,只有經過“反”和“逆”,事物才能正常發展,而人應當發揮以“逆”來治亂的能動性。魏源十分贊賞龔自珍的變革精神,他從進化歷史觀的高度提出“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默觚治篇》)的變革觀點,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的救亡路線。這種“變古”思想充分彰顯了推動事物變革的發展觀。

二 毛澤東對傳統尚變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縱觀中華傳統尚變觀,多數思想家長久圍繞常與變、故與新等問題開展論爭,并在論證事物運動發展的問題時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毛澤東在深刻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提煉和改造了中華民族辯證思維中“尚變”傳統及有關哲學范疇,揭示了事物發展變化的動力和源泉,闡發了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變量因素,指明了變革和斗爭是社會發展演進的主要路徑,豐富和發展了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并在指導中國革命和社會建設的實踐中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運用,展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高超的中國智慧、濃厚的中國氣派。

(一)“矛盾運動是事物發展的動力”

唯物辯證法認為無論是自然界、人類社會還是人的思維都是在不斷地運動、變化和發展的,事物的發展具有普遍性和客觀性。發展的實質就是事物的前進、上升,是新事物代替舊事物。毛澤東在古代先賢對事物發展變化認識的基礎上,在《矛盾論》中對中國哲學史上的“常變觀”進行了系統分析,運用辯證法的宇宙觀對事物發展的問題進行了科學的闡釋。

矛盾問題作為唯物辯證法的中心,最根本的在于它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動力和源泉。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對矛盾的普遍性作了完整的概括:“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5.他指出:“沒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5.這表明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他還用古代哲學用語“一分為二”來表述矛盾?！耙环譃槎?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4)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選讀(哲學部分)[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13.“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統一?！?5)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選讀(哲學部分)[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436.所以,矛盾即是運動、事物和過程。任何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終結都要經過矛盾的發展轉化。一切事物的內部矛盾決定著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著一切事物的發展。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關系說明了矛盾運動和推動事物發展的內在機制,回答了矛盾為何發展及怎樣發展的問題。毛澤東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6)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5.“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7)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3.他又說:“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8)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3.矛盾運動之所以會成為事物發展的動力,是因為同一性和斗爭性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矛盾各方組成的統一體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各方相互聯系組成的統一體。只有矛盾統一體才能使各方面發生相互作用,形成矛盾運動,推動事物的運動發展。其次,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各方能夠相互滲透和利用。一切新事物的發展都要利用舊事物中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因素,同時矛盾各方的矛盾也可以為其他矛盾的發展所利用。例如,在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提出“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9)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4.,通過利用敵對勢力之間的內部矛盾來發展革命力量,贏得戰略主動。再次,矛盾的同一性為斗爭性提供發展條件。毛澤東指出:“對立的同一性、合致、統一、常住性,被包含于對〔立〕的斗爭中,不過是對立的斗爭的一動因。靜止被包含于運動之中,為運動之一動因。認識同一性、常住性、靜止性是辨別斗爭或運動的條件,是必要的;然而,他是暫時的、相對的,并且即是斗爭、運動之一動因?！?10)毛澤東哲學批注集[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92.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雙方產生斗爭并實現斗爭。最后,矛盾的斗爭性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起到推動事物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變化的作用。毛澤東指出:“無論什么事物的運動都采用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著的因素互相斗爭所引起的?！?1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2.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事物的矛盾運動,推動事物的發展變化。毛澤東通過分析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處于永恒的運動變化和發展之中,與古代形而上學的不變論或有限的發展論區分開來。

(二)要做到“胸中有數”

毛澤東繼承中國哲學史上將“漸驟”作為完整哲學范疇的辯證觀點,批判了古代尚變觀中把“漸驟”割裂開來片面強調“漸變”或“驟變”的形而上學觀點,認為量變和質變是事物發展過程中彼此銜接、互相轉化的兩種基本狀態。尤其是他對事物發展過程中量的作用的全新認識和實踐應用,指引著中國革命不斷走向勝利。

面對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各種復雜情況,毛澤東非常注重把質量互變的辯證法運用于革命斗爭的實際中,將“胸中有數”作為黨在一切實際工作中的重要原則,強調對于一切情況和問題都要進行量的分析,明晰事物發展的運動過程,更好地抓住問題的關鍵。毛澤東指出:“胸中有‘數’。這是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1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42.因此,全面認識事物的發展變化就必須關注量的累積,注意決定事物的質的數量界限,把握事物發展變化的度。

首先,進行量的分析要有“數”,是指事物具有一定質的量。毛澤東在革命的各個時期都十分重視對事物發展的量的分析,將階級力量、敵我雙方實力等各種量的現狀及其發展變化視為制定黨的政策和策略的基礎。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了解到中國農村的發展情況,分析了農村經濟的特點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情況,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1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的著名論斷。之后他又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提出無產階級只有和貧農、中農結成堅固的聯盟,才能領導革命到達勝利。毛澤東通過對調查研究中“數”的統計分析,找到了中國革命的中堅力量和革命道路。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的多篇文章都詳細地列舉了敵人兵力的各種統計數字,分析戰爭不同階段敵我軍事力量的變化情況,從而制定出正確的戰略戰術。例如,在解放戰爭第一階段,敵軍有四百萬人并占據三億人口的土地;而我軍只有一百二十萬人和一億人口的解放區。面對數量上的巨大懸殊,毛澤東強調人民解放軍的作戰方針是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而不是以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對量的精準分析,使黨領導的革命能夠根據時局發展大勢制定正確的革命路線和作戰策略,確保革命的最終勝利。對于黨領導的群眾運動,毛澤東要求必須對群眾的意見進行調查,通過對群眾的擁護、反對和中立的數量統計來判斷革命運動的成效以及決定革命的前進方式。因此,對于基本的量的分析是對事物發展的認識基礎,也是黨制定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

其次,進行量的分析要有“界”,這是指決定事物質的數量限度?！罢l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1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為了團結起最廣泛的革命力量,就必須對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進行分析。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毛澤東對農村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占人口的多少和各有土地的多少,農村封建剝削的程度,農村各階級和階層對革命和土地改革擁護的有多少、反對的有多少、處于中間狀態的有多少等,都十分關注,并作了明確的數量統計和分析。在解放戰爭的土地改革工作中,毛澤東特別注意尋找區分政策界限的數量界限,根據中國農村封建剝削程度的實際情況明確指出:“有剝削收入的農民,其剝削收入占總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應訂為中農,以上者為富農?！?1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69.毛澤東一方面通過明確剝削收入來劃分富農和中農的身份,另一方面通過確定百分之二十五剝削收入的數量界限,將普通中農與富農區分開來,通過明確兩條不同的界限來進行有針對性的統戰工作并保障土地改革工作的順利進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正是對客觀事物“度”的兩條極性界限的清晰認識,才使毛澤東在艱苦的斗爭中能夠對革命的主觀力量和客觀力量進行有效把握,避免主觀主義錯誤,引領革命走向勝利。

最后,進行量的分析要有“變”,即是指事物發展中客觀條件的變化。事物的發展變化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這就要求我們要把握事物的量的變化和事物發展的度,掌握發展時機,適時進行轉化,贏得發展主動。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毛澤東十分注意敵我力量對比的變化和戰爭態勢的發展進程,并以此為依據正確地進行軍事戰略的制定。他帶領黨和軍隊進行的四渡赤水、萬里長征、撤離延安等經典戰役和戰略轉移,都是基于對敵我力量和時局變化的正確分析所做出的正確決策。遼沈戰役后,一貫擁有政治優勢和軍事指揮優勢的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的層面上鞏固了原有的優勢,在量的層面上也占據了優勢,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及時提出和敵人進行戰略決戰的作戰方針,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正是毛澤東從質和量兩方面進行對比分析,精準把握事物發展變化的關鍵節點,才能正確地制定人民軍隊的作戰方針,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

(三)“不斗則已,斗則必勝”

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演變的內在動力。在任何社會中,階級之間都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利益沖突,這種矛盾和沖突推動了社會的變革和進步。在社會向前發展的過程中“變革”與“斗爭”往往不可分割。毛澤東特別關注矛盾斗爭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把斗爭、奮斗視為自然界的基本法則,認為在舊中國,若要實現社會變革、救亡圖存,只能通過斗爭來改變。同時,他還重視競爭抵抗的觀點,強調在競爭中突出比較和斗爭來推動社會的發展。

在《〈老子道德經〉評語》中,嚴復將老子自然無為的思想融入自由,認為:“故今日之治,莫貴乎崇尚自由。自由,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16)盧云昆.社會劇變與規范重建:嚴復文選[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457.毛澤東駁斥道:“人現處于不大同時代而向往大同,猶如人處于困難之時而向往平安?！?17)莊福齡,楊瑞森,余品華.毛澤東哲學思想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11.毛澤東對嚴復取消斗爭的立場進行批判,強調自然和社會的一切都處在抵抗斗爭的狀態中,而“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18)毛澤東早期文稿[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59.即是自然抗爭的體現。

毛澤東對先秦時期“武競文爭”文化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彰顯了對抵抗斗爭的創新運用。毛澤東強調要通過競爭給予人民群眾強大的精神動力和奮進力量。關于革命戰爭,毛澤東認為,戰爭的外在表現就是一種競賽,是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綜合對決。他指出:“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里,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陀^因素具備著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19)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87.在社會主義的建設熱潮中,競爭是增進自強意識的有力手段。毛澤東強調:“提高勞動熱忱,發展生產競賽,獎勵生產戰線上的成績昭著者,是提高生產的重要方法?！?20)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708.

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21)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0.客觀事物之間差別對比越鮮明,矛盾和特征就暴露得越深刻,人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就越清楚,解決矛盾和問題的方向就越清晰。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是為了提高人們思想的鑒別力、免疫力,增強正確思想的戰斗力、凝聚力和生命力。只有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用正確的、先進的思想克服錯誤的、落后的思想,才能解決人們的思想矛盾,促進人們的思想不斷發展進步以及對事物本質的更深刻認識,為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斗爭和各項事業提供強大推動力量。

三 毛澤東對傳統尚變觀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的時代價值

毛澤東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尚變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更新了傳統尚變觀的思想內涵,對新時代以尚變思維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更新中華傳統尚變觀,豐富和發展了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的運動發展觀深刻揭示了“天不變,道亦不變”(《舉賢良對策》)的形而上學宇宙觀和古代樸素尚變思想的歷史局限性。具體而言,毛澤東立足量變質變的辯證關系原理科學闡明了運動與靜止的關系,不僅使古代肯定質變的尚變觀變得更為徹底,而且使其具有了更為堅實的理論基礎。毛澤東對中華傳統尚變觀批判性繼承改造和創造性運用發展的過程,既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豐富唯物辯證法發展觀的過程,也是一個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毛澤東在對中華傳統尚變觀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的同時,注重將其中的優秀思想與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相結合,向人們更通俗詳盡地揭示出事物發展變化的內因與過程,更好地引領黨和人民把握革命斗爭和國家建設的規律和發展。例如,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引用《呂氏春秋》的名言“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提醒我們世間萬物都處于永恒的運動中。以古人從自然現象中領悟的哲理教育吾輩青年,欲引領時代獲得不竭之進步動力,須保持運動變通,亦須從運動中體悟制勝之術。

其次,增強民族復興偉力,掌握歷史發展主動。毛澤東對傳統尚變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具體表現為在推進民族復興偉業中對主動性和靈活性的把握。一方面,主動性是人們在執行計劃的行動中掌握和運用客觀規律的程度。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主動權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聰明的領導者從虛心研究和正確地估計客觀情況,正確地處置軍事政治行動所產生的東西?！?2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2.睿智的指揮者能夠對客觀情況進行正確的評估,做正確主觀的指導,從而爭得事態發展的主動權和擺脫被動的狀態,扭轉事物發展的劣勢。另一方面,靈活性是人們在執行計劃的行動中依據客觀情況的變化所做出判斷和行動的能力?？陀^事物是不斷變化的,人們的認識和行動也要隨著客觀事物的變化而變化。要適應這種變化,就需要人們依事物發展的時間、地點、對象等客觀條件作出判斷,采取正確的應對措施或方法,這是達到目的的重要條件。因此,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必須在各項工作中掌握實際工作的主動權,做到“審時度勢”,在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中做到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推動各項實踐活動圓滿完成。

最后,激發創新創造活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毛澤東創造性運用和發展傳統尚變觀的一個主要特質就是不斷面對新情況、形成新思想、解決新問題。這種創新創造特質在現代化強國建設進程中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堅持發展前進,敢于破舊立新。毛澤東不僅指出創新是世界發展的動力,而且還著重強調人民群眾作為歷史的主體,其首創精神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力量源泉。毛澤東曾反復強調:“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23)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23.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是自覺的、主動的、創造性的精神,社會的發展進步離不開人民群眾創造性精神的發揮,這也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重要精神動力,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二是明確前進方向,敢于拔新領異。創新創造不僅是對舊事物更替的簡單推動,更重要的是強調敢于否定舊事物和創造新事物,新的事物總是在對舊事物的批判和否定中產生的,這也是創新創造的實質。毛澤東對傳統尚變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緊緊圍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展開的。面對教條主義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的嚴重損失,毛澤東以敢破敢立的氣魄,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要發揮我們的創新創造能力,為革命事業找到正確的方向和道路。創新創造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來不斷取得輝煌成就的寶貴品格,成為中國共產黨永葆朝氣、充滿活力的原因所在。理論的創新推動實踐的創新,引領著偉大的實踐。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同時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24)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81.新時代的中國正經歷著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現代化進程。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就必須將創新創造的精神力量作為發展動力,根據新的實踐創造出新的思想、理論、政策,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深厚的基礎。

結 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推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改革舉措。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經過不懈努力,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顯著增強,管黨治黨寬松軟狀況得到根本扭轉,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態不斷形成和發展,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2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4.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交織。連續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26)習近平.在文化傳承座談會上的講話[J].求是,2023(17):5.這些發展理念、舉措和重要論述既同毛澤東對中華傳統尚變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一脈相承,又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賦予中華傳統尚變觀以新的時代內涵,必將引領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征程中取得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