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明史講義》 編撰宗旨探析

劉會文

［內容提要］孟森在北京大學史學系任教期間編撰的《明史講義》，歷來被研究者簡單地視為授課講義，實則此書的編撰宗旨隱藏于“明史” 二字之中。孟氏筆下的“史” 字，特指史書，尤指紀傳體正史；那么所謂“明史講義”，也即研討《明史》 之講義。因發現清修《明史》 隱沒清先世及南明史實，孟森久有重修之志，又向往私家著述，章節體《明史講義》 就是對這一學術志業的嘗試和踐行。其編撰宗旨，是為將來重修紀傳體《明史》 提綱挈領、發凡起例。孟森推崇宋代歐陽修、司馬光的史學，尤其注重表彰《五代史記》 的知人論世之識和《資治通鑒》 的“法戒” 義例，視之為著史之學的兩大要義，并將其會通、貫穿于《明史講義》 全書，以修史之業自任，從而啟迪后學。孟森的史學，是以經世為宗旨的史學，《明史講義》 無疑是該宗旨的集中體現，并非整理史料、考訂史實的學術事業所能范圍，因而與傅斯年提倡的新史學保持著相當的距離。

自1932 年秋迄1937 年夏，孟森（1868—1938）以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為該系本科生講授“明清史” 課程，前后三次，并編著印發《明史講義》 《清史講義》，以為授課之用?！?〕孟森所授“明清史” 課程，分別開設于1932—1933、1934—1935 及1936—1937 三個年度。1937年秋，因抗戰全面爆發，北京大學未能如期開學，孟氏亦不復講授該課程，越年即病逝于北平。有關孟森晚年在北大史學系所開課程及明史、清史和滿洲開國史三部《講義》 編撰之原委，尚小明先生考證頗詳，參見氏著《孟森北大授課講義三種編撰考》，《史學史研究》 2006 年第4 期。明、清史二講義皆孟氏斷代史著述，日后成為明清史學者必讀之書?！睹魇分v義》 不若《清史講義》 精善，聲名之著，亦略有不逮，然系精心結撰之作，孟氏且曾以花甲之年，數訂其稿，〔2〕國家圖書館藏有孟氏《明史講義》 一部（索取號：MG／K248／3），系民國鉛印本，北京大學出版組印行，一冊裝。該書內封面以鋼筆署名蘇迪，其下記：Peiping Sept.1934 to June 1935.（Junior Class），知系署名者從1934 年9 月至1935 年6 月在北京大學聽課時所用的教材，所在班級為本科三年級，起止時間與孟氏第二次開設“明清史” 課程的時段相符，則此書蓋為北京大學出版組1934 年印本，取以校后文所引北京大學圖書館藏1936 年鉛印本，知孟氏在1934 至1936 年的兩年之內，對《明史講義》 頗多增補和修訂。然而查閱北京大學史學系1930 年代本科生名錄，并不見蘇迪其人，則署名者或為孟氏課上的外國旁聽生。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曹南屏副教授提示《明史講義》 這一版本的相關情況。又1936 年秋，孟森最后一次講授“明清史” 課程，所擬課程綱要曰：“明清史一課，據歷年授課經驗，因明清兩代史實豐富，不容出以簡略?，F已截每代為一課，分年間授。本學年再修訂《明史講義》，一年適畢?！?可見孟森在1936 年秋季開學以后，仍擬繼續修訂《明史講義》，凡此皆為孟氏晚年不斷修訂該書的明證，見《史學系課程一覽·課程綱要》，《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課程一覽》（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BD1936015。故出版問世以來，行用至今，飲譽亦隆。

《明史講義》 與《清史講義》 皆為孟森當年講授“明清史” 課程之講義，后又經弟子商鴻逵整理、合編為《明清史講義》，于1981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印行，所以歷來有關《明史講義》 的評介、導讀及研究，常與《清史講義》 相涉，但史學界對前者的關注程度明顯不如后者。既有研究成果主要產生于明史和清史學界，除肯定兩部《講義》 的整體學術水平和成就、研討書中所涉明清史領域的具體問題以外，多將關注點集中于二書體裁的革新、作者述史考史的功力、論史的見識及史觀的守舊等問題，雖然討論的重點因人而異，針對同一問題的見解也不盡相同，但在孟氏這兩部講義都體現出其治史方法受傳統史學影響較深、史學觀念也有濃厚的保守色彩這一點上，卻早已達成共識。如商鴻逵在表彰二書成就之余，仍從唯物史觀出發，承認其不足之處甚多，其根本即“在于所受治史的傳統方法影響，欲要求闡述階級關系和生產狀況等歷史關鍵問題，則為不可能”〔1〕商鴻逵《讀孟森著〈明清史講義〉》，《中國史研究》 1983 年第1 期。。王戎笙將兩部講義置于近代史學新舊遞嬗的進程之中，認為其編撰在總體上“還沒有完全克服梁啟超在《新史學》 一文中所批評的中國舊史學的四大弊病”，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 “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 “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 “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戎笙《孟森小傳》，楊向奎主編《清史論叢》 第8 輯，中華書局1991 年版，第32 頁。羅仲輝認為，兩部講義雖在編撰體裁上采用了新的章節體形式，但“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就明清兩朝‘正史’ 用新體裁做的改編”〔3〕羅仲輝《孟森先生〈明清史講義〉 的編撰特點》，楊向奎主編《清史論叢》 第8 輯，中華書局1991 年版，第16 頁。。楊向奎、何齡修也根據孟氏兩部講義所強調的“法戒” 觀念，得出“其史學思想陳舊、落后，為不爭之事實”〔4〕楊向奎、何齡修 《孟森學案》，楊向奎等 《百年學案》 上冊，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7 頁。的結論。

上述結論，雖不能說毫無先入為主的主觀成見，但從孟森兩部講義的材料來源、敘述重點及其所透露的史學觀念來看，卻仍然大體可以成立。然而自《明史講義》 問世九十余年以來，孟氏編撰該書的宗旨，書中所體現的修史理想，亦即孟氏著述與中國傳統史學最深層的聯系，卻并未得到充分而嚴謹的探討，〔5〕會文七年前曾撰文，探討孟氏《明史講義》 《清史講義》 及《滿洲開國史講義》 三書的關系及著述性質，但限于篇幅，未能對《明史講義》 的編撰宗旨及相關重要問題予以專門而深入的探討。今作此文，得以集中探討更多的問題，資料得到進一步擴充，相關論述也有較大幅度的調整和拓展。參見Liu Huiwen，On Meng Sen's teaching and lecture notes of Ming and Qing history at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1930s，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50，No.2，2017.甚至從未受到學界應有的關注，這對于探討孟森這樣一位史學大家的終身學術志業，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缺憾。

本文無意探討書中所關涉的具體問題，也絕不以后來史學眼光妄議前賢著述之得失。茲以既存研究成果為基礎，緊扣《明史講義》 文本，并參照孟森其他著述及相關史學觀點，鉤索《明史講義》 命名之本意，與編撰之義例、宗旨，表出作者編撰此書之苦心孤詣及其學術志業之所歸，以就正于海內外關注孟氏史學的學者?！?〕中華書局于1981 年印行商鴻逵編校的《明清史講義》，至2006 年，又以該版的明史部分為底本，出版單行的《明史講義》，此兩版為中國大陸目前最為通行、征引最為頻繁之本。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1981 年版經商先生整理，在內容上多有刪改，甚至與孟森著書本意大相違背，而2006年版也不免此病，這一點學界早有指摘。因此本文論次孟氏史學觀點，絕不敢根據此兩版；征引材料，一以其較早之本為據，即北大圖書館所藏該校出版組1930 年代發行的鉛印本《明史講義》（一冊裝），此本并未標明出版時間，但據尚小明先生所考，應系孟森1936 年最后一次開設“明清史” 課程時所發的講義，且為《明史講義》 最后定本，亦系商先生編校該書時所據之本，參見尚小明《孟森北大授課講義三種編撰考》，《史學史研究》 2006 年第4 期。有關《明史講義》 商氏整理本對原書之刪改，可參徐泓《讀孟森先生〈明史講義〉》，《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版。

一、研討《明史》 之講義

《明史講義》 歷來被研究者簡單地視為授課講義，而極少有人注意“明史” 二字；實則此書的編撰宗旨，即隱藏于此二字之中。自一般常識言之，書名問題似乎了無深意、無待詳究：所謂“明史講義”，即有關明代歷史之講義。故學者都因該書所述為有明一代之史實，則“明史” 二字自然指明朝史事，因而對于此書命名之曲折并不措意。會文以為，編撰歷史講義，理應敘次歷史事實，自不待言；然而揆諸孟森筆下“史” 字用例，如此尋常之書名，竟也暗含深意，別有所指。茲篇所考，即以搜集書中“史” 字用例為始，排比歸納，定其確指，不僅為研討其編撰宗旨之一助，抑于孟氏以及晚近諸家史學著述之通解，亦有所裨，蓋非細故也。

《明史講義》 分為兩編，第一編即《總論》。此編系全書綱領，道出作者史學觀念較多?！犊傉摗?目下第一章題曰“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因此章弁全書之首，且含“明史” 二字，自常理推測，孟森擬題之旨，必與書名中“明史” 之義不異。否則，書名與章題不合，體例自亂，孟氏著書，斷不出此。故《總論》 之第一章，與“史” 字含義及書名問題關涉極深，可不言而喻，不能不致辨于此?！睹魇吩谑穼W上之位置》 開篇即論：

凡中國所謂正史，必作史者得當時君主所特許行世。然古多由史家有志乎作，國家從而是認之。至唐，始有君主倡始，擇人而任以修史之事，謂之敕撰。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雜眾手而成之。唐時所成前代之史最多，有是認一家之言，亦有雜成眾手之作?！魇芳措沸匏芍??！?〕孟森《明史講義》，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北京大學出版組1930 年代鉛印本，第1 頁（索取號：916／1740）。本文征引《明史講義》，俱出此本。惟書中第二編第六章“流賊及建州兵事” 一節述明思宗自縊，有“帝遂崩，明亡” 諸語，第七章“魯監國事” 一節之末又述：“（壬寅，1662 年）十一月辛卯，魯王殂于臺灣，明亡?！?以同一部講義敘述明代史實，而竟有兩處不同的明亡記錄，可知即使是這一版本，也有不盡精善、未及刪定之處；孟森晚歲編撰《明史講義》，并未最終定稿。見該書第394、421 頁。

此節文字居全書之首。細繹其文，知此處所有“史” 字，皆指史書，而且特指紀傳體正史；若以“史實” “史事” 解釋其義，則不免張冠李戴?！懊魇芳措沸匏芍贰?一語，則顯然與書名“明史講義” 相照應。據此可以推知，書名及此處所謂“明史”，皆指清乾隆時修成頒布的《明史》 一書。

《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 之后，繼以第二章《明史體例》，此章起首即論：

史包紀志表傳四體，各史所同，而其分目則各有同異。明史表傳二門，表凡五種，其諸王、功臣、外戚、宰輔四種，為前史所曾有；又有七卿表一種，則前史無之?！?〕孟森《明史講義》，第4 頁。

讀此知孟森筆下“史” 字，特指紀傳體正史；而“明史” 自指清修《明史》 其書，則極為顯白。孟森撰為《明史體例》 一章，其用意即在研討《明史》 體例之得失，及其與此前二十三史之異同，則所謂“前史”，即指《明史》 以前二十三部正史，而絕非明以前歷代史事之謂也。

據此而論，《總論》 兩章的標題，若嚴格標點，當作《〈明史〉 在史學上之位置》 《〈明史〉 體例》。

以上所論“史” 字用例，尚可征之孟森其他論著，尤可證孟氏筆下，以“史”字當“正史” 之義，實前后不異，一以貫之。1916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其考證清代史事之論文集《心史叢刊一集》，孟森自序該書，開篇即言“有清易代之后，史無成書”〔3〕孟森《心史叢刊序》，《心史叢刊一集》，商務印書館1916 年版，第1 頁。，原孟氏之意，蓋指北京政府此時已開清史館，董修史之事，然其成書，則遙遙無期也。1931 年以后，孟森執教于北大史學系，編成《清史傳目通檢》，其《緒言》 自述編纂宗旨曰：“于是取《清史稿》 之列傳，與國史館之列傳，合為《通檢》 一編，以為讀清史而研究異同之助?！薄?〕孟森《清史傳目通檢·緒言》，《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1932 年第2 號。則“清史” 當指史書，包含《清史稿》 《國史列傳》 等在內，而絕非清代事實之謂，否則“讀” 字即不知所云矣。1933 年前后，孟氏為熱河新出土遼碑九種撰寫《跋尾》，考釋第一種《圣宗哀冊》 曰：“額稱‘文武大孝宣皇帝’，尊謚與史合?！?此處“史” 字，則指元修《遼史》。其余“可訂史誤” “撰人張儉，史有傳” 之類，〔2〕孟森《遼碑九種跋尾》，《國學季刊》 1932 年第3 號。案《國學季刊》 此號脫期，其出版發行已晚在1934 年春，參見劉鳳翥《跋孟森和陳寅恪給厲鼎煃的信》，《書品》 2009 年第5 輯。皆指《遼史》而言，而《跋尾》 前后文竟無“遼史” 字樣。此類例證，在孟氏全部著述中不勝枚舉?？傊?，無論早年晚年，其筆下“史” 字所指，皆系史書，尤指紀傳體正史，而絕非史實、史事之義。

凡以上所舉“史” 字用例，若以“史實” “史事” 解之，則捍格難通，前文已申之再三。孟森筆下，紙上之“史” 與客觀之“史實”，其義迥然不同，絕無混淆，試再舉二例如下。

《清史傳目通檢緒言》 論《清史稿》 為張煌言等人立傳之曲折，曰：“故不能補于明史，特補于清史，以平論明清史實者之氣?！薄?〕孟森《清史傳目通檢·緒言》，《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1932 年第2 號。此處“明史” 和“清史”分別指《明史》 和《清史稿》，而孟氏指稱明清兩朝史事則絕不用“明清史”，而代之以“明清史實”。今日學界習用“明清史” 一語，常指明清史事，若繩諸孟森筆下之“明清史”，適成鑿枘。孟氏序屠寄《蒙兀兒史記》 一書，論及六朝前后修史之不同：“至史之為書，六代以前，史家多以一心經緯史實，以鑄一代之史；唐以后惟歐陽《新五代》 為然?！薄?〕孟森《蒙兀兒史記序》，屠寄《蒙兀兒史記》 卷首，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刻本，第2 頁。則“史” 與“史實”，涇渭分明，區以別矣。

孟氏筆下“史” 字之確訓，尚可以同時史家著述佐證之。梁啟超在清季撰成《中國史敘論》，下距孟氏以專力治史，尚早十余年，然任公文中“史” 字取義，竟不稍異，至其“史” 與“史學” 之界定，則尤可與孟說并觀。此文開篇即言：“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薄?〕梁啟超《飲冰室文集》 第6 《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 第1 冊，中華書局1989 年版，第1 頁。則“史” 并非“事實” 本身，特“事實” 之記載耳。入民國以后，任公撰成《中國歷史研究法》，開篇又引申“史”義：“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其專述中國先民之活動，供現代中國國民之資鑒者，則曰中國史?！薄?〕梁啟超《飲冰室專集》 第73 《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 第10 冊，中華書局1989 年版，第1 頁?？芍菏纤^“中國史”，非中國“過去之事實” 之謂，實梁氏當時計劃中待撰之新體史書，以記述中國“過去之事實” 者也。梁氏筆下，“史” 與“事實” “史跡” 諸詞，亦絕不使淆亂，如《中國歷史研究法》 各章，第一章“史之意義及其范圍”，第三章“史之改造”，皆論史書；第六章“史跡之論次”，標題有“史跡” 一語，則與敘次史事有關。按之孟森之說，一一不謬，適可互相發明。

總之，梁啟超筆下之“史” 字，其取用之義，與孟森相近，皆指史書。然則孟森為《明史講義》 命名，其義本為當時、前代所習用，風氣使然，初非孟氏一家所得而私者也。

考辨至此，書名問題乃可得一通解。孟森筆下的“史” 字，與“史事” “史實” 諸義絕無關涉，通常都特指紀傳體正史，而此義為《明史講義》 命名之所本，至此也可以斷定。要之，凡孟氏筆下“明史” 一語，皆應施以書名號，方不謬于作者著書之本意。而所謂“明史講義”，即研討《明史》 之講義，而絕非今人所習用之義，謂研討明代史事之講義也。若嚴格標點，當作《〈明史〉 講義》。

二、重修《明史》 之志

《明史講義》 意在研討《明史》，但孟森編撰此書并不滿足于此，而有更深層的學術關懷和宗旨。孟氏認定清修《明史》 隱諱史事，不能傳信于天下后世，因而有重修之志?！睹魇分v義》 之作，正是為將來重修《明史》 提綱挈領、發凡起例。

孟森的修史之志，在《明史講義》 的《總論》 尤其是其第一章《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 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竟未引起學界的注意。在征引此章相關文字之前，尚須厘清該章標題中“史學” 及正文中“信史” 諸詞的含義。

孟森著書，遣詞用字，不涉模棱；筆下諸概念所指，分野極嚴，頗有“正名”的意味?！笆贰?之含義既已厘清，則孟氏筆下“信史” “史學” 諸語，亦可按圖索驥，循名責實?！笆贰?字既然特指紀傳體正史，顧名思義，則其所謂“信史”，自指可以傳信的正史；所謂“史學”，則專指與修史相關的學問，亦即著史之學，這與舊派史家的用詞習慣一致，而與今日通用含義大相徑庭。著史之學為“史學”一詞本來的所指，也是舊派史家最為尊奉的學問，其研討范圍，包括史書體例、史文書法、筆削、褒貶、法戒等，故而為新派史家傅斯年所頻頻攻駁?！?〕傅氏在1928 年發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論曰：“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見歐陽哲生編《傅斯年文集》 第3 卷，中華書局2017 年版，第3 頁。此問題牽涉孟氏史學觀念的深層，并標識了他與新舊史學的關系，當另撰專文加以探討，本文不能詳為論述，僅引其端于此。

據此而論，“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 這一標題的準確含義，為《明史》 一書在中國歷代著史之學上的地位，也即《明史》 正史資格的問題。在孟森看來，清修《明史》 存在兩大嚴重的問題，足以累及其信史品格與正史地位：一為隱沒清先世史實；一為不承認南明的正統地位。

《明史》 隱諱建州女真臣服于明朝及雙方征戰往來諸事實，自辛亥革命以來，已屢有學者加以指摘?！睹魇分v義·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 對此也不稍假借：

根本之病，在隱沒事實，不足傳信。此固當時史臣所壓于上意，無可如何，亦史學家所不敢指摘者。且史既隱沒其事實矣，就史論史，亦無從發見其難于傳信之處。故即敢于指摘，而無從起指摘之意。此尤見隱沒事實之為修史大惡也?！?〕孟森《明史講義》，第2 頁。

因其有違傳信之旨，大虧史德，孟森不慊于此書，乃一反清人表彰褒揚之成說，嚴詆而痛斥之，至以“修史大惡” 為言。

不但此也，《明史》 因隱沒建州女真事實，遂連累明文武官員凡與遼東有關涉者，或“削其在遼之事跡”，或徑不立傳，致全書前后不應，首尾橫決，體例自亂。孟森論其病根所在：

在史亦為文字之失檢，而其病根，則在隱沒而故使失實，此讀明史者應負糾正之責，尤為重要，甚于以往各史者也?！?〕孟森《明史講義》，第3 頁。

其意甚明，即《明史》 隱諱史實之病茍不能祛除，則此書不能與二十三史同尸正史之位。

曲筆文飾之弊，歷代正史多不能免，皆賴后世史家為之訂正增補；然而在孟森看來，《明史》 此弊，累及全書，遠非前史之比。此皆因清代發祥，大約與明朝開國同時：

從古于易代之際，以后代修前代之史，于關系新朝之處，例不能無曲筆。然相涉之年代無多。所有文飾之語，后之讀史者，亦自可意會其故。從未有若明與清始終相涉，一隱沒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孟森《明史講義》，第2-3 頁。

凡此絕非小疵之可以補訂考證濟事者，因而孟森遂有將《明史》 紀、傳、志悉行整理、補充之議：

凡為史所隱沒者，因今日討論清史，而發見明史之多所缺遺，非將明一代之本紀列傳及各志，統加整理補充，不能遂為信史?！?〕孟森《明史講義》，第2 頁。

所謂“信史”，即可以傳信的正史。史書不能征信，則非重修不足以傳世，孟森所論是否偏頗，暫且不論，但他主張對《明史》 “統加整理補充”，則已是重新修史之意了。

整理、補充以外，學者于《明史》 尚有糾正之責?！睹魇贰?不認南明弘光、隆武、永歷諸帝正朔，不僅未能列為《本紀》，甚至未能在諸王傳之外，單列《三王傳》，而是將三帝附入其始封王傳記之后，從而深沒南明史實。孟森論曰：

而于明南都以后，史中又草草數語，不認明之系統，此又夫人而知其當加糾正，不待言矣?！?〕孟森《明史講義》，第2 頁。

清乾隆時纂成《明史》，勒為正史，頒行天下，下距孟森講學北大，已近二百年?！睹魇分v義》 以《明史》 隱沒清先世及南明事跡，不能傳信，有失正史資格，故孟森發難，而有重修之說。

孟森重修《明史》 之志，尚有其他證據可尋。孟氏推重宋代歐陽修、司馬光，嘗論：

自唐以下，史家眉目，終以歐陽、司馬為標準，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孟森《史與史料》，《文獻特刊》 1935 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十周年紀念號?！跋颉?本作“響”，蓋誤。

按：此處所謂“史家”，根據孟氏筆下“史” 字含義，可知并非今日習見之義，泛指歷史學家，而是特指作史之家。孟森《明史講義》 開卷處也有相關論述：

唐以后則修史之責，皆國家任之，以眾手雜成為通例。其有因前人已成之史，又經一家重作，而精密突過原書者，惟歐陽修之《新五代》 足當之。其余皆敕撰之書為定本。私家之力，固不足網羅散失，以成一代之史也?！?〕孟森《明史講義》，第1 頁。

對讀以上兩則材料，“自唐以下” 即“唐以后”，所“不能至” 者，即以“私家之力” “網羅散失，以成一代之史” 也，則第一則材料中孟氏推崇歐陽氏的著史之學，可以在第二則材料中得到解釋：薛居正已修成《舊五代史》，而歐陽修以一家之力為之重修，成《五代史記》，而更精于原書。聯系到清乾隆時所修《明史》亟待整理、補充和糾正的種種缺陷，以及孟森生當兩百年以后，仍發愿以私家之力為之重修，成一新《明史》，使之更精于原書，可知此等處表面上是景仰歐陽修的修史之業，實際上無異于孟氏重修《明史》 之志的夫子自道?！靶南蛲?一語所透露的消息，尤其吃緊！

以上僅根據《明史講義·總論》 第一章相關文字，考見孟森所建重修《明史》之議，已極為顯白。實際上，孟氏自壯年即研討建州女真在關外之開國史，從而察覺《明史》 隱沒史實之病，故對于此書深致筆伐。早在1914 年，孟氏撰成《清朝前紀》（列為《心史史料》 第二種），對于此一公案，即多有發覆之論，而有重修《明史》 之說。如該書《女真紀》 引述《明會典》、陳仁錫《潛確類書》 所載女真史事后，論曰：

此可見明代于女真紀錄甚詳，而《明史》 概削之。清亡后當修《清史》，亦正當并修《明史》 也?！?〕心史（孟森）《清朝前紀·女真紀》，《心史史料》 第1 冊，時事新報館1914 年鉛印本，第9 頁。

又如該書《褚宴充善紀》 論《明史·食貨志》 中明與女真互市之史料：

史文所言至此。開元南關一市，始終未罷?！妒贰?僅言以待海西，諱建州不見明文。又于撫順開關設市，明徇董山之請，為建州興盛之一大關鍵，則更不著一字。此種無謂之史書，烏足行世，易代以后，必有重修，乃備事實，特尚非今日所能言也?！?〕心史（孟森）《清朝前紀·褚宴充善紀》，《心史史料》 第1 冊，第47 頁。

此兩處都已明言重新纂修《明史》，其躍躍欲試之意溢于言表，此時尚在《明史講義》 問世之前近二十年。由此可見，孟森在辛亥革命以后，即已立定重修《明史》之志；至晚年編撰《明史講義》，再申此論，不僅與壯年學術主張一脈相承，而且是對這一主張的踐行了。

《明史講義·總論》 設《明史體例》 為第二章，專門討論《明史》 體例問題，尤其是書中表、傳兩體分目之由來，以及與前代正史之異同，如 《七卿表》 系《明史》 始創；《宦官》 《流賊》 與《土司》 三種專傳，為《明史》 所增?！?〕孟森《明史講義》，第5-7 頁。依前文所論，凡此有關史書體例優劣、異同等問題的學問，都在孟森所謂的“史學”也即著史之學的范圍之內，這也深刻體現出《明史講義》 為將來重修《明史》 發凡起例的編撰宗旨。

商傳注意到《明史講義》 主要以正史敘述明代史實，而不引用《明實錄》 的相關記載，因而產生疑惑，并認為孟森在材料取舍上“太顯偏頗”?！?〕商傳《〈明史講義〉 導讀》，孟森《明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10-11 頁。羅仲輝解釋孟氏明、清史兩部講義主要取材于《明史》 和《清史稿》 的原因：

孟先生認為，《明史》 和《清史稿》 盡管在體例和內容上都存在著一些嚴重的缺點，但它們經過眾多史家的長期努力，充分利用史館里的豐富文獻，對前代史事的網羅超過了所有的私家著述。這是孟森先生所以要取材于《明史》 和《清史稿》的主要原因?！?〕羅仲輝《孟森先生〈明清史講義〉 的編撰特點》，楊向奎主編《清史論叢》 第8 輯，中華書局1991 年版，第16 頁。

商、羅二先生未曾措意于書名中“明史” 二字的特定所指，也未能深究孟氏隱藏于此二字之中的著述本意以及該書的編撰宗旨?！睹魇分v義》 既然是研討《明史》之講義，又因《明史》 并無正史資格，而有整理、補充和糾正之責，并非完全以考證為目的的歷史著述，所以孟氏編撰《明史講義》，自然是以《明史》 為研討對象和主要的材料來源，其他官私典籍都只是輔助材料。進言之，孟氏著述的根本目的，在史書而不在史事，在著史而不在史料的考訂，以故二先生所論皆不能得其要領。

要之，《明史講義》 設立《總論》 一編，既未提挈明代史實綱領，也未討論明代史料問題，而對于所謂“史學” 亦即著史之學的問題，則鄭重其事，詳予研討，這種史學著述的實踐，與同時期傅斯年所反復強調的“歷史學不是著史” “史學即是史料學” 等觀點，以及由此形成的重視擴充原始資料、提倡專題研究的風氣格格不入，甚至針鋒相對，幾成鑿枘。

三、知人論世之識與“為法為戒” 之義

《明史講義》 倡為重修《明史》 之說，然而修史不能不先定義例，義例既定，然后何人可以入史、何事可以傳后，方可準以下筆。前文已論及，孟森治史，崇尚私家著述，首重宋代史學，而對于歐陽修、司馬光則推崇備至。孟氏編撰《明史講義》，凸顯知人論世的史識，以法戒為義例，即受到二氏史學的深刻影響，而這一點尚未引起學界充分的注意。

《總論》 第二章《明史體例》 附有《明代系統表》，羅列明代列帝的世次、廟謚等內容，《明代系統表》 前有孟森識語，稱此系“所謂知人論世不可少之常識”〔2〕孟森《明史講義》，第7 頁。?！爸苏撌馈?四字在書中雖不顯眼，但卻值得注意?！睹献印とf章下》 有“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一句，為其最早的典故出處。但此處則是有取于歐陽修著述中的知人論世之識，并加以表彰。孟森在另一文章中論及：

《新五代》 自立義例，以知人論世之識，牖啟后人，極史之能事?！?〕孟森《史與史料》，《文獻特刊》 1935 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十周年紀念號。

“史之能事”，即撰作紀傳體正史之能事。據此可知，歐陽修史學中的知人論世之識為孟氏此旨的直接來源；而《五代史記》 的義例，則是包括是非、褒貶和筆削等在內的價值評判標準。在孟氏看來，史書的義例正是史家在掌握了充分的史料、史實的基礎上知人論世的依據，也是史書的靈魂。無論是史書的義例，還是史家知人論世的史識，其目的都在于啟迪后人、成就經世的史學?！?〕孟森年少時即已抱定經世致用的治學宗旨，終身不變，作者已撰專文，詳見劉會文《兼收并蓄與調和會通：孟森早歲讀書治學考述（1872—1898）》，《史林》 2023 年第3 期。

此外，書中又拈出《資治通鑒》 “法戒” 之說，以為“史之本義”，非此說不能當，遂表彰而引申之，不遺余力?！睹魇分v義》 論修史：

今欲知史之本義，莫重于為法為戒?！?〕孟森《明史講義》，第32 頁。

在中國傳統史學的語境之下，史書包含事、文、義三個層面，那么，“史之本義”指的就是紀傳體正史“義” 的層面的根本內容，易言之，則是紀傳體正史的根本義例?？芍?，在孟森看來，纂修正史，必須以法戒為根本準繩。按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 有“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4〕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資治通鑒》 第20 冊，中華書局1956 年點校本，第9607 頁。何齡修先生曾論及孟森“法戒” 之說，認為“是直接繼承司馬光的評判‘前言往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 的思想而來”，據何先生注釋，知系引自尹達所編《中國史學發展史》。今查尹書“司馬光的正統歷史思想” 一節正文，確曾征引司馬光“善可為法，惡可為戒” 諸語，但并未標注出處，也未提及孟森。又何先生認為孟森法戒之說，遠取自劉知幾《史通·直書》 《曲筆》 兩篇，則并無根據，論證略顯牽強。何先生認為此說師法傳統史學，立義陳舊，但對于孟森明、清史二《講義》 將其作為編撰義例這一點，則不暇詳論，也未據以鉤索孟氏修史之志。見何齡修《中國近代清史學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試論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為紀念他的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楊向奎主編《清史論叢》 第8 輯，中華書局1991 年版，第5 頁；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229-230 頁。諸語，此即《資治通鑒》 書名中“鑒” 字所取之義，亦為孟氏法戒說之所自出。意即纂修正史，須明著善惡，以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昭示于天下后世。由此可見，法戒與是非、褒貶、筆削等同為史家筆下的價值評判標準，只不過法戒偏重于政治層面，而是非、褒貶、筆削等偏重于道德層面。

總之，廬陵以重修《唐書》 《五代史》 之大典，涑水以勒成《資治通鑒》 之盛業，光照史壇，傳世不朽。二氏之學，俱為后世史家所景仰。孟森崇尚私家著述，表彰知人論世之學，引申法戒之義，語次上踵歐陽、司馬之武，以修史自任、以史學經世之意，班班可考。

孟森的史學觀念，既以知人論世為修史之能事、以法戒為最重要的修史義例，視之為著史之學的兩大要義，今欲一考《明史講義》 是否寄托其重修《明史》 之志，只需論列該書編撰是否有合于此二義即可。1932 年，孟森初次開設“明清史”課程，其課程說明言及講義編撰：

明清史據本校課程計畫……惟紀代講義，止編乾隆末年，其間亦自分段落。如明之開國、請難（應作“靖難”）、奪門、議禮等大關目，皆于一朝政治之變遷有關，本此作為綱領云?！?〕《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課程指導書·課程說明》（民國二十一年八月至二十二年七月），北京大學檔案館，BD1932012。

其中“開國” “靖難” “奪門” “議禮”，即是《明史講義》 第二編《各論》 之下第一至第四章的標題。而孟森筆下“政治” 一語，亦不盡同于今日習用之義，而有特殊所指，實與“資治通鑒” 之“治” 同義。由此可以考見，孟氏為《明史講義》 定下的編撰義例符合司馬光法戒之說。

茲排列該書《各論》 目次如下，并附以按語：

第一章 開國

第一節——太祖起事之前提（附群雄系統表說）；第二節——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第三節——明開國以后之制度；第四節——洪武年中諸大事（書前目錄缺此節，據正文補）

按：《明史講義》 最措意太祖所開創的各項制度，又將其變遷過程貫穿全書。此章即敘述太祖開國創制，第三節論：“明承法紀蕩然之后，損益百代，以定有國之規，足與漢唐相配?！裼诿髯鎰撘馑芍贫取柰ㄗC明之，見明祖經理天下之意?！薄?〕孟森《明史講義》，第48 頁。在孟森看來，此事與明代國運興衰最有關系。同時，又表彰太祖養士之功，〔2〕商鴻逵也注意到《明史講義》 所強調的太祖養士之功，見氏著《述孟森先生》，楊向奎主編《清史論叢》 第6 輯，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14-15 頁。認為太祖時“風氣養成，明一代雖有極黯之君，忠臣義士極慘之禍，而效忠者無世無之，氣節高于清世遠甚。蓋帝之好善實有真意，士之賢者，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3〕孟森《明史講義》，第101 頁。故而此章內容，在知人論世的同時，側重于“善可為法” 的一面。

第二章 靖難

第一節——建文朝事之得失；第二節——靖難兵起之事實；第三節——靖難后殺戮之慘；第四節——靖難以后明運之隆替；第五節——靖難兩疑案之論定；第六節——仁宣兩朝大事略述；第七節——明代講學之始

第三章 奪門

第一節——正統初政；第二節——土木之變；第三節——景泰即位后之守御；第四節——景泰在位日之功過；第五節——奪門；第六節——成化朝政局；第七節——弘治朝政局；第八節——英孝憲三朝之學術

第四章 議禮

第一節——武宗之失道；第二節——議禮；第三節——議禮前后之影響；第四節——隆慶朝政治；第五節——正嘉隆三朝之學術

按：以上三章，措意于太祖所定制度及其“經理天下之意” 得到延續或逐漸廢弛的過程。其下各節標題之中，如“得失” “慘” “隆替” “功過” “失道” “政治”等語，畫龍點睛，都有鮮明的是非、褒貶色彩，多系政治層面上的價值評判。很明顯，此三章內容，都貫穿了知人論世的旨趣，并側重于“惡可為戒” 的一面。此外，各章于政治大端以外，皆設專節敘述該時期的學術。孟森推崇宋明學術，尤重講學之風，以為深有裨于世道人心，影響于政治及士大夫風氣者，既深且遠，故其第二章第七節論：“明清兩朝士大夫大抵尊重儒學，尤尊宋儒之義理，至清中葉始偏重漢學，及清末而吐棄義理，遂卒有西國科學排斥宗教之習向。明則始終未有此變，故氣節操守，終明之世不衰，政教分合之故，讀史者不可忽也?！薄?〕孟森《明史講義》，第152 頁。按：此處經商氏整理，刪去“及清末而吐棄義理，遂卒有西國科學排斥宗教之習向” 一句，見孟森《明清史講義》 上冊，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118 頁；《明史講義》，中華書局2006 年版，第136 頁。第三章第八節論：“……故清議二字，獨存于明代，讀全史當細尋之，而其根源即由學風所養成也?！薄?〕孟森《明史講義》，第215 頁。第四章第五節又論：“明一代士大夫之風尚最可佩，考其淵源，皆由講學而來?！薄?〕孟森《明史講義》，第291 頁。據此可知，在孟氏看來，學風之演變，與“一朝政治之變遷”有關，所謂“政教分合之故”，宜加詳究。而此種章節設計，亦在為法戒張本，而頗有張之洞所謂“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4〕張之洞《勸學篇·序》，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 第12 冊，武漢出版社2008 年版，第157 頁。的意味。

第五章 萬歷之怠荒（正文標題作“萬歷之荒怠”）

第一節——沖幼之期；第二節——醉夢之期；第三節——決裂之期；第四節——光宗一月之附贅

第六章 天崇兩朝亂亡之炯鑒

第一節——天啟初門戶之害；第二節——天啟朝之奄禍；第三節——崇禎致亡之癥結；第四節——專辨正袁崇煥之誣枉；第五節——崇禎朝之用人；第六節——流賊及建州兵事

按：此兩章敘述太祖所定制度徹底崩壞和“經理天下之意” 盡皆廢弛，也即明朝最終衰亡的過程，其章節標題中“怠荒” “門戶之害” “奄禍” “致亡之癥結” “誣枉” 等語，也有明顯的是非、褒貶色彩，則這兩章內容，在貫徹知人論世這一旨趣的同時，仍側重“惡可為戒” 的一面。而“崇禎朝之用人” 及“流賊及建州兵事” 兩題雖未直接寄寓對朝政的褒貶，但其內容與明亡有直接關系，章題“天崇兩朝亂亡之炯鑒” 則鮮明地體現了《明史講義》 取司馬光法戒之說以為編撰義例，明著前世善惡，借以垂鑒后人的旨歸。

第七章 南明之顛沛

第一節——弘光朝事；第二節——隆武朝事（附紹武建號）；第三節——永歷朝事；第四節——魯監國事

按：此書于崇禎一朝之后，設專章講述南明史事，則旨在糾正《明史》 不認南明為正統、深沒南明史實的問題〔1〕商鴻逵在論列此章內容時，也強調了這一點，參見氏著《述孟森先生》，楊向奎主編《清史論叢》第6 輯，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15 頁。：“今特矯而正之，敘事雖不能詳，名義要不可終晦也?！薄?〕孟森《明史講義》，第397 頁。全書以“（壬寅，1662 年）十一月辛卯，魯王殂于臺灣，明亡” 作結，以為至此方為明代史事之全部。對于《明史》 所隱沒的清先世史實，書中雖無充分的整理、補充，但孟森已另著《明元清系通紀》，對清先世在關外的事跡予以全面而深入的發掘、整理和考訂。孟氏自序云該書“既為《明史》 所削而不存，又為《清史》 所諱而不著，則此一編，正為明清兩《史》，補其共同之缺也”〔3〕孟森《前編弁言》，《明元清系通紀》（五卷本）前編，北京大學出版組1934 年鉛印本，第1 頁。，這也從側面佐證了《明史講義》 的編撰宗旨，正是為將來重修《明史》 提綱挈領、發凡起例。

除了士大夫風氣以外，孟森還將“不得罪百姓” 論貫穿于全書，商鴻逵評介《明史講義》，曾指出這一點?！?〕參見商鴻逵《讀孟森著〈明清史講義〉》，《中國史研究》 1983 年第1 期。其子商傳繼承此說，亦有較詳論述，參商傳《〈明史講義〉 導讀》，孟森《明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7 頁。孟氏意在引申孟子民本之說，將“不得罪百姓”視為有明一代興亡的關鍵：太祖能得民心，奠定國基；子孫不能盡遵，遂至于衰亂滅亡。據此而論，書中所總結的“不得罪百姓” 論，實為孟氏知人論世的資鑒，也是法戒義例在書中的重要體現。

《明史講義》 的編撰，既然旨在貫徹知人論世之識，以“法戒” 為義例，并準以下筆，則史事之無助于知人論世，或無關法戒、有悖法戒者，概不闌入。時人已論及：

以其為大學講義，故全寫個人研究心得，未經自己研究者概不濫入，如明清對外關系大事，鄭和下西洋、耶穌會士東來、中俄尼布楚條約等等，講義幾不涉及……。傳統史學對先生有深刻影響，在兩斷代史所見最為明顯?！?〕楊向奎、何齡修《孟森學案》，《百年學案》 上，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7 頁。

揆諸孟森著書本意，并非列舉明代所有史事，麇集于一書之中；何人可法，何事當戒，取決于作者的抉擇去取。而書中之所以不涉及明與外洋交通，則是因為在孟氏看來，這些史事都無關乎法戒和政治得失，也無助于知人論世。這固然可以歸因于傳統史學的影響，但并非“全寫個人研究心得” 所致也。

觀《明史講義·各論》 目次及具體內容，可知此書敘述明代歷史，對于人物品鑒、世事得失再三致意，體現了通達的史識，借以表彰歐陽修的知人論世之學；又尤其注重表出朝政美惡、君臣功過，將其作為敘述取舍的標準，借以引申司馬光“善可為法、惡可為戒” 之說，并將其作為該書最重要的編撰義例。據前文所論，孟森將“知人論世” 視為纂修正史的能事之極致，將“法戒” 視為纂修正史的根本準繩，而《明史講義》 拈出歐陽修、司馬光二氏史學中的這兩大要義，加以會通，并貫徹于全書的編撰，絕非偶然。本文論述至此，已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證成孟森《明史講義》 的編撰宗旨，確實是在為將來重修《明史》 提綱挈領、發凡起例。

綜上所述，孟森推崇私家著述，久蓄修史之志，將著史之學置于極重要的地位，因不滿于行世已近兩百年的清修《明史》，而發愿為之重修?！睹魇分v義》 的編撰宗旨，即是以新式章節體的講義，為將來重修紀傳體《明史》 提綱挈領、發凡起例、樹立模范，可謂“以新瓶而裝舊酒”〔1〕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 引時人語，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 年版，第285 頁。。孟森推崇歐陽修以一家之力重修《五代史》，尤其注重表彰其知人論世之識，又再三引申司馬光《資治通鑒》“為法為戒” 之義，視之為最重要的修史義例，并將二者融貫于《明史講義》 全書的編撰，蓋將以修史之業自任，啟迪后學，示來世史職以軌則，而與傅斯年提倡的新史學始終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孟森的史學是以經世為宗旨的史學，《明史講義》的編撰無疑是這一學術宗旨的集中體現，并非搜集史料、考訂史實所能范圍。

歷來研究《明史講義》 的學者，多視之為一般的授課講義，而對于作者著述的微旨深意，則鮮有道及者，遂致孟森志業晦而不著，迄今九十余年，茲將其沉隱鉤索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