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時代實現大學生高質量充分就業的路徑

郭曉曄，李 艷，李長安

（1．北京市教育學會，北京 100045；2．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北京 100029）

當前，數據已經成為一種新型的生產要素，在推動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數字經濟作為一種嶄新的經濟形態，在不斷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新業態新就業出現的同時，也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格局與人才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1］當前，大學生就業難問題較為突出。因此，為促進大學生高質量充分就業，未來亟需推動勞動力市場適應數字經濟的發展，在高質量發展中強化勞動力市場改革，始終堅持就業優先戰略，為大學生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崗位。本文從數字經濟時代如何實現大學生高質量充分就業的路徑出發，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不斷強化就業優先政策

（一）繼續實施就業優先戰略

面對數字經濟對大學生就業帶來的沖擊，必須繼續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對就業需求端產生影響，也會對就業供給端提出新的要求。［2］因此，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就要從數字經濟發展的背景出發，將就業放到國民經濟發展的優先位置，將青年就業尤其是大學生置于就業工作的核心任務之一。［3］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前提。經濟發展是帶來就業擴大、就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最大力量，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充分發揮經濟拉動就業的功效，在發展中解決總量和結構性就業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持續的經濟高增長為我國長期保持較低失業率提供了堅實的保障，為大學生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崗位。據統計，四十多年來，我國GDP的年平均增長率接近9%。與此同時，無論是城鎮登記失業率還是城鎮調查失業率，都保持在較低的水平。

（二）不斷強化就業優先政策

進入21世紀后，我國開始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2018年，首次提出了就業優先政策，要求各項宏觀政策都必須將就業置于更加優先的位置。數字經濟對就業既有“創造效應”，也有“破壞效應”。因此，宏觀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當中，都應該對就業的影響進行科學的評估，大力發展就業友好型經濟，扶持就業友好型企業，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過程當中防止規模性失業的發生。［4］

（三）構建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大學生就業支持政策體系

適應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針對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一方面要完善政策體系，鼓勵和支持數字企業在創造就業崗位和吸納就業中發揮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順應靈活就業的趨勢，統籌推進社會保障改革，健全適合新就業形態靈活就業人員勞動用工特點的參保繳費政策和制度體系。建立多層次、相互協調和補充的政策體系，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及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形成政府、企業和社會團體相互協同的就業幫扶網絡。［5］進一步完善數字化就業公共服務體系，突出政策的靈活性和精準性。以數字化為牽引，推動就業公共服務擴面提質，增強就業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大力發展“互聯網＋”就業服務新業態，引導和鼓勵人力資源服務企業以創新性方式方法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個性化職業介紹、職業指導、創業培訓等。

二、打破就業壁壘，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就業創造效應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化技術逐漸在勞動力市場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意味著傳統的就業崗位有可能逐漸被數字技術所替代，這就要求政府在勞動力市場轉型中發揮好調控作用，讓更多的大學生能夠適應時代發展，參與到數字經濟這一新興業態中。

（一）發揮政府主導作用

許多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給勞動力市場會帶來顯著的“就業極化”現象，即中等技能勞動力的工作崗位減少，低技能和高技能勞動者的工作崗位增加，進而使勞動力市場出現“空心化”趨勢，不利于大學生就業。數字經濟時代的發展要求政府部門發揮主導力量，以數字經濟發展為契機，推動就業結構升級，有效發掘數字經濟就業增長點。

（二）構建政企高校等多方主體合作機制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數量、質量與結構等方面的供需關系發生變化。為適應數字經濟的轉型發展，滿足市場人才需求，應加快構建以各級政府為主導、企業積極配合的就業培訓體系與就業服務體系。政府可以通過稅收補貼、貸款優惠等手段，鼓勵企業主動承擔為大學生提供免費在職培訓的責任，提升大學生群體的職業素養。同時，政府也可以搭建企業與高校的合作機制，針對數字經濟不斷創造的新興崗位，充分調動優質教育資源，使高校充當“智庫”角色，針對不同類型的工作崗位與勞動力做好技能培訓規劃與課程設計，最大程度提高工作崗位與勞動者的匹配程度，滿足數字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在就業服務方面，可以構建由政府管控、企業搭建、高校指導的政企高校合作的就業服務平臺，為大學生提供更加專業、便捷、具有針對性的就業政策法規咨詢、職業培訓信息發布、職業指導和職業介紹、對就業困難人員實施就業援助、辦理就業登記、失業登記等服務。［7］

（三）注重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平衡

區域經濟發展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我國發展的重中之重，在一系列區域經濟重大發展戰略不斷被提出的現實情況下，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平衡的作用也應受到國家與政府的關注。在市場機制下，勞動力資源會自發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而數字經濟所特有的高度流動性更是促進了勞動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流動。當前我國各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區需要政府部門加大對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的傾斜力度。一方面依托數字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利用當地獨有資源優勢，因地制宜抓住發展機遇，提升數字經濟發展質量和水平，努力縮小與東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差距，使不同區域和勞動力都能享受“數字紅利”；另一方面也要通過政策傾斜鼓勵當地積極引入高端人才，借助人才優勢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針對被數字技術所替代的中低技能勞動力，也要利用互聯網大力展開職業技能培訓，緩解因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結構性失業風險，為勞動力失業再就業提供支持，延長中低技能勞動力的職業壽命。

三、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大學生應對變革的能力

數字經濟所帶來的替代效應和擠出效應，將會使低技能勞動者面臨失業風險，而新舊業態的不斷更替也會淘汰大批無法滿足數字市場需求的勞動者。由于缺乏與市場相匹配的人力資本，不少大學生無法快速滿足數字化工作崗位的要求，勞動力供給與勞動力需求不能完美匹配。因此，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現象大量出現。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是應對勞動力市場的最有效手段。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在防范化解失業風險方面，提升大學生的技術水平與職業素養，滿足數字經濟發展需求，提高勞動力市場供需匹配程度，顯得至關重要。因此，為確保數字經濟時代勞動力市場的高質量運行，需要從加強人力資本投入著手，以提高勞動市場的供需匹配度。

（一）健全職業技能培訓體系

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的建設，需要政府、企業與社會等多方主體協同發力，形成以政府部門為主體，企業和社會全方位支持配合的合作機制。首先，政府部門應發揮職業技能培訓的主導作用，積極組織技能培訓活動，在線上借助互聯網平臺，如微信、微博等官方社交媒體發布培訓信息，線下通過廣播、海報等傳統方式，引導勞動者積極參與，并在必要時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與資金支持，提高培訓補貼標準，規范領取程序。其次，就技能培訓的內容而言，各地政府應結合地方實際，圍繞行業企業發展要求與大學生自身特點，以需求為培訓導向，提高大學生的數字技術能力，使其盡快適應新技術新崗位的要求，最大程度促進培訓效果的實現。再次，就培訓的主體而言，政府部門可以通過給予當地企業一定的政策支持與財政補貼，提高大學生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積極性，在達到培訓結業標準后，盡可能地促使大學生與企業簽約，緩解摩擦性失業風險。最后，就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設而言，針對技能考核不僅要注重理論知識的學習，也應將實踐操作能力納入考核體系，避免出現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同時也應建立嚴格的職業技能資格認證等級，與高校開展合作，對通過考核的勞動者進行職業技能資格認定，促使更多大學生主動參與技能培訓。

（二）深化高等教育體系改革

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就業“空心化”問題，表明當前的就業技能需求發生了改變，對就業崗位提出了更高要求，針對新的就業崗位迫切需要提供新的知識與技能。我國高等教育體系已經逐漸無法滿足數字經濟的發展，為了避免勞動力市場需求與供給的脫節，我國不僅要做好職業技能培訓，同時也應加快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改革，改善教育環境，擴大數字經濟時代勞動力對市場的有效供給。第一，應繼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一方面國家要從教育“硬件”出發，財政扶持高校引入教學所需的各種技術設備，實現數字技術基礎設施的優化，超越傳統教學模式；另一方面，有關數字教育的思想觀念，課程設置以及技術人才的引進也需跟上改革步伐，從課上教學到課下實踐都要與數字經濟緊密結合，促進高等教育向數字經濟轉型。第二，職業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不容忽視，發展職業教育能夠緩解當前勞動力人才緊缺問題，滿足數字經濟的發展需求。深化職業教育改革，打造技能型社會，需要國家的大力支持與引導。比如，從頂層設計出發，在職業教育體系改革中完善職業教育管理制度，校企合作制度，職業技術資格認證制度等。第三，職業教育數字化是發展趨勢，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并未充分涉足數字經濟領域，仍局限于傳統職業教育領域，信息化教育水平滯后，尚未形成系統化的教育工作。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著我國高等教育體系進入改革行列，需要借助數據這一生產要素推動教育實現現代化，不斷擴大職業教育的覆蓋范圍，豐富職業教育類型，發揮職業教育多元化服務功能，培養具有數字應用能力的高技術專業人才。

（三）不斷提高基礎教育質量，在基礎教育中融入數字素養

基礎教育對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儲備至關重要，是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教育質量是教育事業的生命，也是體現和評價教育現代化的依據和標準。提高教育質量是教育的天職和永恒追求，教育質量最終要落實到課堂教學，落實到學生的高質量和現代化、人的高質量和現代化。提高教育質量就要從基礎教育抓起。在數字經濟時代，應該在基礎教育的知識學習、技能獲得、態度養成等過程中有機融入數字素養，在教材中納入“技能成才、技能報國”的相關理念，把勞動教育、技術技能教育和職業啟蒙教育結合起來。［8］

（四）通過終身教育促使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各類型勞動者勞動技能與時俱進

在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重構的時代，任何人都不能僅靠已有的知識過完一生。終身教育打破了固有年齡階段才能享受教育的刻板形態，主張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應加強對新知識、新技能和新技術的學習和培訓，這是人們獲得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能。終身教育也因此成為人們提升技能和建設技能型社會的重要途徑。當下，正是這樣一個時代。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就業崗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這些新崗位也迫切需要相應的從業者具備新的知識與技能，換言之，數字經濟對勞動者的就業技能有了新要求。要想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改善大學生就業質量，就應積極完善包括終身教育立法等在內的終身教育體系，確保各種類型的勞動力均能夠通過終身學習保持勞動技能的與時俱進，確保勞動力市場在數字經濟時代的高質量運行。也可以將由于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的勞動者納入職業教育培訓體系，促使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中實現“干中學”，減少摩擦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風險，延長職業周期，提高發展上限，助力終身學習型社會的早日構建，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源源不斷的輸送人才。［9］

四、規范平臺用工，促進大學生就業公平

數字經濟下市場經濟的主體依然是企業，不同的是形成了以互聯網平臺為依托的新經濟組織形式——平臺經濟。以數據為生產要素的平臺企業不斷興起，創造了新產業、新業態，為大學生提供了大量工作崗位。但在市場競爭中，平臺企業也存在許多用工不規范問題。因此，加強反壟斷監管，保障大學生就業公平，有利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和諧發展。

（一）促進平臺用工規范標準化

數字經濟下的新型勞資關系，表面上看勞動者享有了更大的自由權，可以靈活選擇工作時間與地點，但是平臺企業通過算法自動為勞動者分配任務，將勞動者完成工作時間精確到分秒，增加工作強度延長工作時間，平臺企業與勞動者始終處于不平等地位。部分招聘平臺利用大數據和算法優勢，故意設置歧視性條件，將部分大學生排除在平臺招聘范圍之外，造成了就業不公平的現象。規范互聯網平臺用工標準，應盡快從法律層面出發，針對不同工作類型與職業特點做出合理化規定，從宏觀上明確工作強度與行業規范，對于訂單分配、抽成比例等細節由行業協會與平臺企業進行協商，同時將平臺企業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落實納入企業評價體系，通過法律法規為勞動者提供更加堅實的支撐。

（二）優化勞動者收入分配格局

在數字經濟中，互聯網企業通過大數據監督勞動者，并從中抽取相應的費用作為企業利潤來源，但抽成比例、獎懲機制等標準都是由平臺企業自主制定，更是使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擴大勞動力群體的收入分配差距。針對平臺主導的收入分配，應盡快確立工作任務與強度相匹配的算法機制，就工資標準而言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優化靈活就業群體的薪酬獎勵制度。平臺企業應主動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如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安全保障等，暢通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溝通渠道與申訴反饋機制，保障靈活就業群體的合法權益，強化平臺企業社會責任感。嘗試推廣全民基本收入計劃（UBI），減輕因數字技術取代人類勞動力所導致的失業壓力。通過為所有公民或居民提供一定的定期無條件的現金補貼，UBI計劃可以確保人們在失去工作后仍能維持基本生活。這種經濟安全感有助于降低社會緊張和焦慮，為受到影響的勞動者提供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以便進行職業轉型。

（三）加強平臺經濟反壟斷監管

壟斷一定程度上能夠降低資源配置效率，但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數字經濟下的部分平臺企業憑借資本優勢，打破優勝劣汰的市場經濟法則，吞并或者擠壓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在取得一定市場優勢后，一方面提高價格損害消費者權益，另一方面也打擊中小微企業創業者的積極性，對傳統行業工作者也造成沖擊，不利于“穩就業”的實現。加強對平臺企業的監管，有利于促進公平競爭市場的實現，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首先要加快健全互聯網行業監管規則，確保監管權力的執行有法可依，同時聯合反壟斷監管部門、網信以及公安機關、行業協會等主體，建立多元行業監管體系，發揮部門優勢，破除平臺壟斷行為；其次監管部門可以借助數字技術優勢，實現反壟斷監管數字化，通過大數據精準識別平臺企業壟斷行為，實時監測及時制止壟斷行為。最后對于中小微企業，政府也可以給予適當經濟扶持，暢通融資通道，提高中小微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積極性，打造平臺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大學生創造更多創新創業的機會。［12］

（四）拓寬大學生職業發展空間

數字經濟下的靈活就業市場，勞動力資源具有極高的流動性，但同時也局限了大學生的職業發展道路，社會認同感也不高。靈活就業群體的工作安全與職業發展也是勞動權益保護的一部分，現有的職業技能培訓時間較短，水平較低，無法為包括大學生在內的靈活就業者提供相應的職業晉升機會。一方面在勞動者技能培訓中，平臺企業可以跟隨國家政策指導，為不同工作類型組織相應的專業技能培訓，將職業技能劃分初級、中級、高級，為達到結業標準的提供資格認證與晉升通道，為大學生提供職業晉升渠道；另一方面，靈活就業群體工傷事故頻發，平臺企業也應加強對勞動者的安全管理與培訓，主動為勞動者提供工作必需的安全設備，定期進行安全意識考核與抽查，切實提高大學生靈活就業群體的安全意識，讓他們擁有基本的安全保障。

五、高度重視技術倫理，實現大學生體面就業

技術倫理也被稱為技術道德。當前，技術發展過程中不講倫理、缺乏道德的行為較為普遍。這不僅損害了大學生的就業權益，也是加劇勞資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數字經濟時代，在技術快速進步且迅速被廣泛應用的時期，必須高度重視技術倫理的問題，并將技術倫理當作評判企業是否合法、合規以及是否履行社會責任的一條重要標準。也就是說，在技術進步與應用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技術的可能性，而且還要考慮技術使用的目的手段以及后果的正當性，充分認識到實現勞動者的體面就業才是技術進步的最大倫理。這是所有經濟與社會發展理論的根基，也是提高大學生就業質量和實現體面就業的重要途徑。技術進步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人的發展，必須突出技術的人性化、算法的合理化。平臺企業在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同時，要合理確定訂單數量、準時率、在線率等考核要素，根據實際情況合理調整配送時限，客觀分析差評原因，真正將勞動者當成技術和算法的主人而非簡單的遵從者，努力提高大學生的就業質量和實現其體面就業，從而促進技術進步與人的全面發展相統一。［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