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還是下鄉：普及化階段我國省域高校布局的分化與重構

王韻晨，徐軍偉

（1．寧波大學 研究生院，浙江 寧波 315211；2．浙江藥科職業大學，浙江 寧波 315500）

高校布局結構是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關聯的重要紐帶。隨著我國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內涵式發展階段，高等教育穩步進入了普及化新階段。至2035年，我國將總體實現教育現代化，邁入教育強國行列。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需要構建與國家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辦學規模，與現代產業需求相銜接的學科專業體系，與區域經濟發展相匹配的類型層次，以及與區域人口體量相對應的布局結構。同樣，我國各省正面臨著進入普及化階段后的重大布局變化與特色發展，呈現出了繽紛多樣的辦學格局，考察其分化類型、典型特征與關鍵動因，對于解決省域高等教育及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問題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省域高校的布局概況

（一）高等教育的階段演進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高等教育在百廢待興的大地上成長，在文革時期砥礪前行，在高考政策恢復、全面改革開放、高校持續擴招等背景下日漸壯大，經歷了精英化、大眾化直至普及化的全過程。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大學如同傳說中的象牙塔，受制于經濟條件、地理位置等原因，高校聚集于少數中心城市；在1999—2002年間，我國高等教育迅速進入大眾化階段，部分高校布局至中小城市，高等教育地方化開始萌芽；在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后，各個地級市、乃至部分發達地區的縣域城市紛紛開始發展本地高等教育事業，引入高?；蛑苯优d辦高校，加快推動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地方化進程。

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首次超過50%，從戰略追趕進入自主成長的新階段，正式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的新時代邁進。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升至57．8%，普及性、全民性、多樣性、終身性和卓越性是實現普及化后的鮮明特征。［1］在新時代高等教育高質量內涵式發展背景下，高校如何實現爭取自身進步與適應社會發展、兼顧保障辦學規模與注重發展質量，是現階段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與此同時，高校布局結構有了新的動態：在高校紛紛向中小城市布局和擴張的“高等教育地方化”潮流中，出現了一種反向布局的“逆潮流”現象，即部分落戶于非中心城市的高校迫切回到中心城市辦學。

（二）現階段我國高校的布局結構概覽

截止2022年，我國已有3012所高校，高等教育在規模上實現了新突破。就結構分布而言，高校布局結構呈現外部均衡、內部非均衡、整體均衡、區域非均衡的特點，區域人口逐漸成為影響高等教育布局結構的關鍵性因素。［2］從布局來看，東部省份高校明顯多于西部省份；在省域內部，省會城市、一般中心城市、縣域之間高校布局密度也具有一定的梯度落差。根據日本學者天野郁夫對美國高等教育普及化實現之后的特點研究可知，“都市化”與“地方化”始終是推動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動力。［3］21世紀以來，我國高等學校布局結構不斷調整，整體上呈現向下延伸的“地方化”，非中心城市高校向中心城市遷移的“都市化”現象，與美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兩個發展方向相似。普及化階段，我國高校為何同樣出現“地方化”與“都市化”兩種截然不同的動向，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么？未來又應當如何發展？

二、普及化階段部分省域高校布局的分化類型與典型特征

（一）高校辦學的分化類型

高校辦學分化，即高校的“進城”和“下鄉”，是指高校辦學布局中出現的截然相反的兩種動向?！斑M城”指高校原來辦學地在非中心城市，由于發展需要，校區由非中心城市遷址至中心城市或省會城市，或在中心城市建立分校區?！跋锣l”是指高校原來辦學地在省會城市或中心城市，并遷址至非中心城市或在非中心城市建立分校區。

1．部分省屬高校向省會集聚。地市高校向高級別中心城市聚集，是高等教育“進城”的重要表現之一。省會城市是一省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具有一般地級市所不具備的綜合發展優勢。地市高校囿于所在城市的發展有限性，在辦學進程中的人才引進、招生就業等方面無法獲得快速突破，難以在自身發展與外部競爭中取得顯著優勢。于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中，許多地市高校做出與高等教育地方化浪潮“相左”的舉動，即離開現有辦學地，嘗試通過在省會城市建立分校區或將辦學主體遷移至省會等方式，獲得學校發展的新契機、新空間。

以山西省高校為例，山西師范大學是山西省重點大學，在臨汾市辦學六十余年，2021年3月時臨汾市政府與太原市政府分別做出批示，明確山西師范大學將搬遷至省會太原；山西農業大學原辦學地為晉中市，2019年山西農業大學將位于太原市的山西省農業科學院辦學地作為了學校的太原校區，并于2020年將學校注冊地改為太原市，成為一所名副其實的省會高校；2021年9月，在開封市辦學已有一個多世紀的河南大學正式啟用位于鄭州市的龍子湖校區，并于2022年2月將注冊地變更為鄭州市。無獨有偶，此類校區布局調整現象在河南、安徽、山東等地都陸續出現，更多高校希望通過“進城辦學”躋身省會高校行列。

2．部分重點高校在沿海城市興辦校區。國內部分重點高校，由于原校區所在地市經濟發展水平總體落后于沿海城市，使得學校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弱于沿海地區同級別高校?；诖?，一些重點高校為防止陷入此類困局，尋找新的發展機遇，紛紛在我國沿海發達城市興辦異地校區，在辦學分化中走特殊的“進城”路線，即跨省建立異地校區，新校區的辦學地多選擇如深圳、青島、珠海、蘇州等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沿海城市。如東北地區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由于在威海、深圳開辦了分校，有效扭轉了生源質量下降、優秀師資流失趨勢，尋求到更多的財政支持及更好的產學研轉化平臺，保持了競爭力，在東北高校排名普遍下滑的背景下，本部區位劣勢最明顯的哈工大排名卻基本保持穩定且略有上升。［4］在此背景下，為防止異地校區的無度擴張、原校區傳統優勢轉移對高等教育公平有不利影響，教育部關于高?？缡≡O立異地校區的政策不斷收緊，部分高校的異地校區計劃隨之被叫停。

3．部分重點高校在周邊地市建立分校區。與非中心城市高?！皵D進”發達城市的情形相反，也有高?！疤与x”中心城市，選擇在省內異地建立分校區的辦學模式，即省會城市或中心城市高校向周邊地市遷移或建立校區，但一般不會跨省，仍屬于高校的地方化范疇。仍以山西省高校為例，太原理工大學是山西省唯一的“211”重點建設高校，因其原校區占地面積、校園設施等難以支撐學校繼續發展。為進一步改善辦學條件，遂將學校遷移至辦學空間更為充沛的晉中市明向校區，新校區占地面積超過原三個校區面積總和。與此相似，蘭州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水平院校受制于原校區的空間限制，均已陸續在周邊地市設立校區，為日后發展提供空間保障。

就中心城市而言，屬地高校遷至周邊城市并非一味失血，同時也能為自身帶來一定的發展機遇。一方面，整體外遷高校大多擁有悠久的在地辦學歷史，其與城市之間的關聯并非僅體現在地域范圍之內，而更體現在長期辦學的理念對城市文化的影響中，城市與高校間的合作關系一般不會因為地理位置疏離而淡化；相反，高校騰空原校區能為中心城市貢獻一番新的發展機遇，不論是新引入小規模高校、轉作其他高校校區或留作其他用途，都能極大地豐富城市的文化體系與結構。另一方面，在周邊地市增設校區，除了高校自身緩解硬件設施壓力外，也能為原所在中心城市遷移部分教育功能，如北京高校外遷通州等，都為省域內高等教育合理布局和地方教育資源公平配置做出巨大貢獻。

4．部分獨立學院遷址至縣域。獨立學院縣域辦學是我國高等教育布局調整的重大變遷之一。獨立學院是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時期為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向更多適齡人口提供高等教育服務的特殊產物。獨立學院依附于母體高校的辦學資源，同時與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或者個人合作，利用非國家財政性經費舉辦，具有獨立法人地位。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中的新興產物，其辦學實踐的進步步伐遠超于理論研究進度，前期辦學質量良莠不齊。直至2008年，教育部出臺《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要求獨立學院校園占地面積達到500畝以上，生均教育占地面積需達到30平方米以上等相關要求。上述要求使得原處于中心城市的獨立學院面臨著拓寬學校面積、承擔高昂地價的困境。相比之下，搬遷至周邊縣區等非中心地區，不僅可減免土地成本，收獲縣級政府為學校無償提供建設用地、全額投入校園建設費用等政策“大禮包”，同時，釋放原中心城市的校區也能為母體高校提供更多發展機會與想象空間。于是，在諸多因素和利益訴求的影響下，獨立學院遷址至縣域的高校地方化案例開始涌現，這一現象在浙江省尤為突出，如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由杭州市搬遷到桐廬縣，浙江師范大學行知學院由金華市搬遷到蘭溪市，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由寧波市區搬遷至慈溪市等。［4］

（二）高校辦學分化的典型特征

我國高等教育資源大多圍繞著區域增長點或增長極集聚，后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進而對社會產生影響。高校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是高校在辦學中出現的兩種典型分化特征。其中，“極化效應”指高校向一些較發達地區集聚，形成高等教育資源高度集中，具有規模效應，自身增長迅速，并能對本地區產生強大輻射作用的發展現象?！皵U散效應”是指較發達地區高校的教育資源、要素和部分辦學活動向外擴散，對落后地區產生帶動作用，同時解決原集聚產生社會問題的發展現象。

1．高校都市化與城市極化效應。高等教育發展史就是一部高校與城市互動發展、融合發展的壯闊歷史。一直以來，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要素是高校在都市化辦學過程中的重點關注方面。例如我國長江三角地區，現有“雙一流”建設高校35所，列入“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8所，形成以“雙一流”高校為核心層、由幾百所高校組成的“高校群”。隨著長三角地區“城市群”發育壯大、形成規模，“高校群”成為了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進程中高端人才、前沿科技、創新思想的重要策源地。高校通過緊密匹配所在城市現代產業的發展需求，不斷優化學科專業設置、提高人才培養質量，［5］積極參與城市主導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做大做強做優，為學校的學科專業建設提供堅實支撐，為學校畢業生提供高質量就業創業的機會和環境。

高校因城市而興，城市因高校而盛。不平衡發展是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客觀規律，尤其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表現最為突出，各種生產要素加速向增長極回流和聚集形成極化效應，高校置身其中并深受影響。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的迅速發展產生吸引力和向心力，便捷交通、良好基礎設施等硬條件以及政府高效運作、靈活支持政策、公正法律制度、人才引育等軟條件，促使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源源不斷地轉移到核心地區。高校與城市活躍區域間的地理臨近性，促成了二者間的互動發展、相得益彰，這也是高校多在中心城市辦學的重要原因。中心城市具有較高的資源稟賦優勢，而高校辦學選址及活動則有著匹配城市極化效應的天然傾向，學校辦學地往往首先出現在中心城市或者集中在城市市區，或可以將其稱之為城市的區域知識創新中心，如美國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日本筑波科學城、新加坡、以色列海法等，規模效應顯著。而后在原辦學地達到飽和時，向低等級城市如縣域城市逐步擴散，同時帶動城市發展由單一活躍區域發展走向縣市普遍增長?？梢哉f，極化效應影響下的中心城市高校辦學既是一個完整的高等教育概念，也是一個十足的區域經濟概念，而與之相關的種種外部要素則是推動城市和高校由單點發展走向普遍增長過程所必需的。

2．高校的去中心化與城市的擴散效應。2017年，《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就明確提出“推進高等教育分類發展、合理布局，高等教育資源向新的城鎮化地區、產業集聚區、邊境城市延伸”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浙江、江蘇、廣東、福建等省份相繼出現一批高校特別是獨立學院主動下沉到經濟發達、交通便利、產業集聚的縣域，進行整體或部分遷建辦學的現象，［6］而這一趨勢正是高等教育去中心化或稱之為地方化發展的重要體現。為此，中心城市高校及其相關學科專業必須采取辦法加快融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融入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去。高校主動下沉到縣域開展辦學，緊密對接經濟發達縣域、產業聚集區，建立良好合作關系，一方面，獲取更為寬綽的辦學空間，深入理解一線行業企業人才培養和技術創新需求；另一方面，順應共同富裕背景下廣大縣域產業結構升級對高等教育應用型轉型的需求，充分挖掘當地創新要素資源。

增長極理論認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于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然后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城市擴散效應即良好的基礎設施、資本與技術高度集中、自身增長迅速的中心城市，輻射促成教育、醫療、技術等要素從本區域向周圍次一級地區擴散，帶動其他地區迅速發展的現象?；仡櫄v史，高等教育精英化時代的高校主要集中于省會城市和中心城市辦學，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的高校大多集中在地級城市，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的高校將向何處布局？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一個區域具有50萬人口就需要辦一所大學。［7］以經濟發達的江浙地區為例，省會城市或中心城市高教事業發展興盛，同時兩省內的大部分縣域人口均超過50萬，GDP也超百億，具有發展高等教育的強烈需求與基礎環境。目前，一些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已經實現了“縣縣辦大學”，而且部分縣城也在跟進中，進一步凸顯了城市平臺效應，城市與高校之間進入了相互成就的新階段?？h域政府加大對高校的辦學資源投入，吸引多所高校遷入，既為“蜷縮”在省會等中心城市的高校提供新發展空間，又拉動了縣域崛起中的都市圈、產業群建設。

三、普及化階段省域高校布局分化的關鍵動因

（一）高校補短板：高校布局分化的內在驅動力

1．高?！斑M城”，提升軟實力?！败泴嵙Α备拍钭钤缬晒鸫髮W教授約瑟夫·奈提出，在國際關系中用于描述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包括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國際形象、政治話語等國際影響力方面。不同于硬實力，軟實力不可物質化、不可計量，不可脫離硬實力單獨產生作用。［8］“高校軟實力”概念由國家軟實力演化而來，滲透于辦學環境、日常教學、制度構建、校園文化等多個方面，與高校硬實力相輔相成，對高校的發展發揮隱性而長期的影響。高?！斑M城”，實現自身“都市化”，其內部動力在于實現自身軟實力的提升。

無論是重點高校異地辦學，還是地方高校進入省會，這些高校已經在原有城市具備了一定的辦學實力，并深知所在的非中心城市難以為高校未來繼續成長提供更好的資源。提升“軟實力”，走向更大的城市，是這類高校獲得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提升師資力量。教師是立教之本、興教之源。高校發展至一定階段時，需要不斷引進高層次人才、青年博士等新興力量，而非中心城市在人才引進方面存在競爭力不足的天然缺陷。高?！岸际谢痹谝欢ǔ潭壬夏軌蚧鈱W校人才引進困難，幫助高校實現整體師資水平提升。第二，提高生源水平。與人才引進相似，學生填報入學志愿也受到高校所在城市發展水平的影響。生源水平的提高能夠為學校教學、科研、產學研發展以及就業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源頭性的質量保障。第三，豐富多元的教育環境。中心城市往往已存在多所高校，在多年的辦學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建立了完善的辦學制度、形成了多樣化的資源共享方式。非中心城市高校的遷入不僅可以利用已有的公共辦學資源獲得自身發展，也能為形成更具規模性的城市高等教育共同體提供新力量。同時，高?！斑M城”也是自身視野的拓寬、發展潛力的挖掘，是非中心城市高校達到一定辦學水平后繼續提升辦學實力的明智之舉。

目前除長三角、粵港澳等地區外，我國大部分地區的省會城市與一般城市在各方面的差距依然明顯，而在目前一流建設以及各種排行榜的驅動下，地方高校希望能夠在更有天時、地利的環境中辦學，所以高校向省會城市遷移也就順理成章，這是一種內生動力。

2．高?！跋锣l”，提升硬實力?！坝矊嵙Α弊钤缫策\用于對國家經濟、軍事、科技實力的描述，是看得見、摸得著、可支配的物質力量?！案咝＾k學硬實力”是基于國家硬實力概念提出的，用于描述高校辦學具備的物力財力、科研與教學硬件、校園面積等可支配資源。高校硬實力是學校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是軟實力賴以發揮作用的基礎。高?！跋锣l”，進行地方化，究其內部原因在于提升自身“硬實力”。

無論是重點高校在周邊地市建立分校區，還是獨立學院將校區落戶于縣域，都是高校進行地方化，提升硬實力的內在需求。硬實力的提升首先體現在學校占地面積上，“下鄉”就是高校以較低成本極大可能地提升以占地面積為主的高校硬實力，以及校區所在地政府給予的財力、硬件設施等支持。物理空間是一切物質資源與精神財富存在與發展的載體，中心城市高校若想在原校區周邊繼續拓展辦學用地面臨巨大困難。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師生數量增加，將校區的拓展轉向周邊地市或非中心城區，既解決了高校占地面積與校舍數量等自身發展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支出。除了為高校免費提供辦學用地外，高校遷入地政府還會為校舍建設以及人才引進提供財力支持。同時，地方化是高等教育普及化與高等教育社會服務職能的內在要求。中心城市周邊地市工業發達，需要大批創新型人才與新興力量。在獨立學院轉設、高校建立分校區的潮流中，高校專業設置與產學研的發展更應當緊密結合地方產業發展。深入產業界，互通實踐經驗與理論創新，將地方產業發展與人才培養相結合，充分利用地方經濟發展基礎，是中心城市高效破解硬實力提升困局的理想方式。

（二）城市增長極：高校布局分化的外在驅動力

1．高校進城是城市增長極的極化效應。城市規模仍在擴大。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布局結構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所在城市或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這意味著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并非在全域內同時提高，而是在資源稟賦作用下，在某一地區或城市優先發展起來。

一般來說，經濟越發達，城市舉辦高等教育的辦學資源就越充足，高校辦學的發展基礎就越穩固。［9］省域范圍內，中心城市的經濟發展速度往往快于非中心城市，且在發展中不斷吸納資源尋求進步。GDP往往被認為是衡量一國或一地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10］以2017年～2020年間太原和臨汾、鄭州和開封兩組城市GDP變化為例，四年間太原和臨汾市每年GDP總量之差從2062億元漲至2648億元，鄭州和開封的每年GDP差額從7195億元漲至9632億元。與之對應的高校數量，太原和臨汾分別為41所、5所，鄭州和開封分別為68所、7所。

同時，地方政府也更傾向于扶持具有一定實力，尤其是可以沖擊“雙一流”的地方高校，這種各類教育資源向地方強校的聚集流動，是典型的極化效應現象之一。在此背景下大學將自身辦學觸角伸向省會或省內大城市的布局變化在逐漸增多，而這一現象也在悄然改變著我國高校的整體布局，如安徽師范大學擬將位于合肥的肥西師范學校成建制并入安徽師范大學，在蕪湖辦學半個世紀后躋身“省會大學”之列等。這些原本在非省會城市發展的地方高校，受需求、資源和空間等要素的影響，于是紛紛開始“向往”或“過上”了省會生活。

我國長三角、粵港澳等地區經濟發達、產業興盛。部分重點高校在此類發達地區沿海城市興辦校區也成為城市發展的現實所需。高水平師資、高素質生源的涌入為城市注入新鮮活力，隨之帶來的新理念、新科技為周邊產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持。因此，地方政府也愿意向重點高校伸出“橄欖枝”，為地方發展提供無限的可能性。外部需求、資源和空間等是高等教育辦學必不可少的重要要素，在政府的統籌和調控下，各地形成了城市、產業與大學之間的穩定共存關系。許多高校在深圳、珠海、佛山、東莞等沿海城市布局建設校區或研究院，使得優質的高校資源加快聚集。以深圳為例，近年引進大量重點高校資源，僅“985”工程高校在深圳組建的分校區或研究院就已超過30個，讓這座新興城市有了更長遠的發展動力和能量源泉。

2．高校下鄉，是城市增長極的擴散效應。一方面，疏解中心城市部分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外遷勢在必行。高校資源集聚的省會城市交通擁堵、空間不足等問題日益突出，已無法滿足眾多高校進一步擴建發展的需求。根據經濟學增長極理論，增長極發展到一定階段，各類生產要素由增長極向周圍相對欠發達的地區擴散，將形成擴散效應。結合高等教育辦學實際，對于省會城市或一線城市來說，擴散效應既是一種功能疏解，也是一種反哺。城市孕育了大學，充滿前景的城市也能為大學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和辦學空間。［11］以北京市為例，全年本?？坪脱芯可谛Ｉ_到百萬人規模，高校事業發展與辦學空間之間的矛盾已然突出。市政府先后在沙河、良鄉等地建立大學城，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學校辦學空間狹窄問題，疏解了北京市的非首都功能，騰退出了大量市區土地。

另一方面，滿足非中心城市建設需要。擴散效應對于非中心城市來說，意味著主動或被動承接部分大學的布局，包括辦學空間受限的中心城市高校校區、轉設的獨立學院等。高校降低辦學成本、改善辦學條件的同時，密切了高校與社會的發展關系，對鄰近地區產生溢出效應。因而無論從高校建設成本、辦學空間等硬條件，還是推動區域高等教育一體化的戰略考量來看，非中心城市都有條件且有必要承接其高教資源的溢出和延伸，特別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遷入，意味著主要教學資源、高學歷人群等的流動，對當地健全設施配套、打造宜居宜業環境、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等作用不言而喻。例如2020年湖北省政府工作報告強調，鼓勵在漢高校與武漢周邊縣市合作辦學、建設產業研究院。陜西省咸陽市楊陵區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業科學學科領域進入ESI全球學科排名前1%，大大帶動了當地經濟產業發展；四川省廣漢市中國民用航空飛行學院是全球辦學規模最大的飛行培訓機構等，高校在非中心城市因地制宜，能為地方帶來得不菲成績。

四、關于普及化階段省域高校未來布局的思考

普及化階段省域高校辦學存在群體差異性，高校未來布局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上還有較大空間，需要遵循高等教育辦學規律和學校辦學實際有序推進。

（一）水大魚大：堅持高校發展規劃與布局調整的前瞻性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高校辦學成績斐然，各省域高校紛紛制定更新中長期發展規劃，設置中長期辦學目標，依據調整辦學布局。毋庸置疑，無論高校選擇“進城”追求都市化辦學和提升辦學軟實力，或者“下鄉”去中心化和強化硬實力，都是普及化階段下不同發展階段高校追求自身發展的最優選擇，都足以在構建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過程中引起“鯰魚效應”，而自我完善與不斷變革正是一直以來推動高等教育向前發展的不懈動力。

高校因城市而興，城市因高校而盛。在高校與城市的高頻次時空互動中，城市對高校的支持度、高校對城市的貢獻度、高校與城市的融合度，是未來衡量高校辦學質量的關鍵評價標準，而由此生成的新的高等教育質量觀將在高校與城市的時空邏輯中拓展延伸和持久長存。面向高等教育高質量內涵式的未來發展趨勢，省域高校布局勢必將打通城鄉辦學二元結構，打造串聯中心城市與非中心城市的高等教育走廊，實現省域高校在多元環境中高等教育“一體”和城鄉辦學“兩面”的動態發展格局。因此，我們預設省域高校的“布局優化”原則，就應首要考慮“優化”的邊界和程度，并按照邊界程度來進一步思考優化原則。

同時，鑒于高校辦學布局的前瞻性需要和人為主觀特性，合理的高校辦學布局并非是無限的，而是存在一定的條件限度。首先，“優化”既應注重超期謀劃，又應保持審慎態度，要尊重高等教育發展規律，充分考量高校辦學布局規律及政策文件關聯度，創設多維度的優化路徑，實現各種優化手段的優勢集合。這種對“優化”條件限度的輪廓勾勒，是我們預設高校布局結構的重要前提，也是探尋省域高校布局優化路徑的重要參照。其次，價值理性應優先于工具理性考慮，高校布局優化必須重視人的價值和訴求，遵照高等教育與人的初心關系，實現社會發展、高等教育發展和人的發展的平衡統一，避免簡單以滿足社會發展或滿足產業升級等優化策略取向作為高校辦學調整的單一工具性前提。最后，采用錯位競爭方式，明確高校自身的辦學定位與辦學目標，根據學校特色和所處省市辦學環境，對標目標高校和兄弟高校發展現狀，科學規劃學校中長期發展目標和階段性目標，加快實現特色發展。

（二）行穩致遠：堅定高校高質量內涵式發展的步伐

高等教育主要通過科研創新和知識溢出對社會發展產生影響，而高校布局優化不僅要強調“適契性”地服務社會，還要強調通過社會的批判、規約及導向等能力帶動高校發展行進。

省域高校布局變化是推動學校高質量內涵式發展的建設途徑之一，在“進城”或“下鄉”的選擇之間應當堅守幾點理念。首先，擁有腳踏實地的辦學心境，正如別敦榮所言，學鎮模式施行的一個前提是高校本身以及相關政府管理部門不浮躁，能夠沉下心來。在省域高校辦學布局變化過程中，應當允許高校在所在地區的“自然生長”，按照合適的節奏，有序地與當地深度融合，相互促進發展。其次，不必在加速社會中追名逐利，不必苦于尋求在各類排名或評價指標體系中的一點排名進位，布局調整旨在真正提高自身辦學水平，提高社會服務能力。最后，應對布局在中小城市的高校實施專門性評價方式，基于高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實情與地方需要，將評價體系向產業合作、校企合作、成果轉化等應用性方向調整，在財政撥款上給予非省會高校更多支持等，大幅提高省域高校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