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視角下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影響因素及其層次結構

摘 要：農民工返鄉創業有利于農民工承擔教育和陪伴子女、贍養老人等因長期外出務工而缺失的家庭責任， 促進了城鄉融合，改善了農村的產業結構，帶動了現代農業、旅游業以及三產融合發展，做實了鄉村人才振興，有效推動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以安徽省1 069名返鄉農民工為研究對象，首先構建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探討人口學特征、務工經歷、日常生活、發展規劃四個方面對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通過ISM 模型揭示了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表層、中層、深層因素，最后基于這三層視角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研究發現：代際、受教育程度、務工類型、收入增長情況、務工生活滿意度、理想婚姻對象戶籍來源、未來定居地點規劃顯著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受教育程度、務工類型是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中的深層根源因素；收入增長情況、代際、理想婚姻對象戶籍來源是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中層間接因素；務工生活滿意度、未來定居地點規劃直接關系到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因此，建議增強返鄉創業農民工的創業學習意識，提高返鄉創業技能培訓的質量；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生活調研，把握其需求特點；加強創業政策支持，提升流出地在公共服務、營商環境等方面的質量。

關鍵詞：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ISM模型；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F3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23）06-0107-12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15年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以來，在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經過城市務工、經營的歷練和積累后選擇返鄉創業。據國家發改委統計，截至2022年3月底，全國返鄉創業人數累計達到1 120多萬，其中70%是農民工［1］。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來，中國政府在對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基礎教育質量提升、社會保障水平提高、人居環境改善等方面加大了建設投入，竭力推動城鄉融合，縮小城鄉差距，這也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發展環境。返鄉創業有利于農民工承擔教育和陪伴子女、贍養老人等因長期外出務工而缺失的家庭責任，同時，農民工也可以借助代際合作的模式解決創業帶來的高風險、低收益問題［2］。

返鄉創業是農民工綜合其內外部資源后的理性選擇結果，并不是每個有條件的農民工都愿意選擇返鄉創業，只有有意愿的農民工才會積極整合資源、開啟創業之路，因此對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進行深入研究是一個基礎性問題。創業意愿的概念最早由Bird［3］提出，它是指潛在的創業個體是否愿意開展某項創業活動的主觀態度，也是創業行為最恰當的衡量指標，是了解創業行為的關鍵之處［4］。已有研究表明，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影響因素涉及多個方面。在人口學特征因素方面，較多文獻從性別、代際、受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狀況等角度對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開展研究，但因研究對象和調查樣本的差異，不同學者的研究結論也存在較大差別。劉俊威等［5］認為，性別、代際、受教育程度顯著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而婚姻狀況則對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影響不顯著。但朱紅根等［6］認為，婚姻狀況顯著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關于非人口學特征因素，現有研究多從人力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心理資本對返鄉創業意愿影響等方面開展。呂誠倫［7］在2016年根據湖南省相關調查數據發現，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心理資本顯著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劉溢海等［8］則在2016年收集河南省的數據得出，經濟資本正向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

上述研究對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識別出返鄉創業者的一些重要特征，這些因素對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影響是否同等重要，以及它們在發揮作用時的交互關系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诩扔形墨I和實地調查，本文結合問卷調查數據，利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因素，同時基于ISM模型探究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各因素間內在的聯系，從人口學特征、務工經歷、日常生活滿意度、發展規劃等四個維度探討其對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影響。

本文的貢獻之處是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找出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主要因素的基礎上，利用ISM模型進一步分析各影響因素間的邏輯關系，識別出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表層直接因素、中層間接因素以及深層根源因素，并深化了對農民工返鄉創業影響因素的認識。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因素較多，綜合現有研究成果，歸納出三個層面的主要原因，分別是農民工個人、家庭和環境［9］。農民工返鄉創業是在務工地推力和家鄉拉力的綜合作用下發生的理性選擇行為，是務工積累與家鄉情懷共同作用的結果。經濟基礎、專業技能、經營經驗與社會資本等務工積累是返鄉創業的基礎性條件。只有具備了這些前提條件，農民工才能調動個人和家庭資源，在家鄉良好的創業環境中把務工經歷變成事業，實現自己當老板的夢想?；诖?，本文研究假設的理論邏輯是，不同代際和教育程度的農民工，在各種務工積累基礎上，形成不同的務工生活滿意度和發展規劃，這些因素從根本上影響了農民工的返鄉創業意愿。

（一）代際、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學特征與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

隨著時代的發展，農民工早已不再是同質性群體，代際差異的出現對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城市融入、發展規劃等方面存在顯著影響［10］。參照學界關于農民工代際劃分的研究成果［11-12］，本文中新生代農民工指的是在1980年及以后出生、戶籍地在鄉村、常住地在城市、進城從事非農業工作6個月及以上的農村流動人口。他們大多跟隨父輩一起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流動，在戶籍地或者父母務工的城市里初中畢業后就開始工作；他們不再像第一代農民工那樣以掙錢養家糊口為主要目的，更多的是為了體驗城市生活、開闊眼界、積累發展資本、尋找發展機會等［13］；他們雖然長期在城市生活，卻往往由于戶籍身份及經濟實力不足等難以融入城市，也不擅長傳統農業，但是他們對農村充滿感情并有在家鄉做出一番事業的強烈意愿［14］。更為重要的是，我國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面貌在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一系列國家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宏觀政策推動下已經有了根本性改變，具備了諸多讓青年人在家鄉就可投身于非傳統農業的創業條件。由于所處生命周期的階段、社會經歷、成長環境以及家庭責任的不同，不同代際的農民工的返鄉創業意愿存在著很大差異［15］。

已有研究發現，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受人力資本因素的影響較大。人力資本泛指人的知識、經驗、制度與習慣等，具備較高人力資本的農民工擁有水平更高的生產能力，可以將其轉化為經濟價值［16］。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可以根據其受教育年限進行分類，即小學以下、小學、初中、高中及以上。對于農民工而言，其人力資本水平取決于其受教育程度。一般而言，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資本水平越高，二者呈現正向關系。因此，受教育程度對農民工的返鄉創業意愿有較大影響。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不同代際的農民工的返鄉創業意愿不同，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創業意愿更強。

H2：受教育程度正向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越強。

（二）工作類型與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

創業者要想獲得成功需要具備一些基本能力。一個成功的創業者在發現新的創業機會時，會充分調動所需的創業資金，帶領整個團隊成員制定合理的創業計劃和有效的內部激勵體制，在恰當的時機做出必要的管理決策，將有用的信息轉化為產品、科技和市場［17］。只有創業者具備了必要的經營管理知識以及一定的管理經驗，才能對創業過程中出現的困境做出及時有效的管理決策［18］。因此，外出務工過程中在管理方面積累的經驗和技能會對農民工決定是否返鄉創業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

大多數農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他們的經商經驗和創業知識主要來源于外出務工期間的工作積累。他們在外務工經商的過程中，通過不斷地觀察、學習、體悟、實踐和反思鍛煉自身的創業素養，為后期返鄉創業奠定了基礎。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工作類型顯著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個體經營者和合伙經營者更愿意返鄉創業。

（三）務工生活滿意度與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

農民工決定返鄉創業的原因是多樣的，具體包括經濟動因、追求事業的成就、社會生存環境的再選擇等［19］。此外，農民工城市務工階段的生活滿意度也會影響其返鄉創業意愿。目前農民工已經發生了代際更替的變化，農民工進城務工的目的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更看重發展而非生計。但即便是更注重開闊視野、積累發展經驗的新生代農民工，其最主要目的仍然是提高經濟收入，因為他們未來的事業發展不管是留在城市還是返鄉，都必須以較好的經濟實力為前提。經濟收入從根本上決定了農民工的城市生活滿意度，有了滿意的經濟收入，才能為其在城市生活發展提供條件，也才能為其返鄉創業等多元性選擇打下基礎。農民工務工生活滿意度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其經濟實力更強，經商水平更高，適應能力更強，發展選擇余地更多。同時，收入滿意度高、經濟實力強的農民工往往適應能力較強，城市社會網絡嵌入質量較高，在識別創業機會、獲取創業資源等方面有更多優勢，更有利于返鄉創業［20］。參照Cerase對回流移民的分類［21］，這類返鄉創業農民工是發展基礎良好的保守型或革新型回流創業者，他們回到流出地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4：務工生活滿意度正向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對務工地生活滿意度越高的農民工越愿意返鄉創業。

（四）未來定居地點規劃與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

企業的創立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包括創業者的稟賦特征、企業的組織形式以及創業者的創業行為等。創業者的創業行為會受到勞動力獲取的難易程度、交通運輸的便捷程度等區域創業環境的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需要集合當地的勞動力要素市場、資本要素市場、技術要素市場等眾多要素市場，并在特定的空間中將各種產品和服務進行生產和組合，憑借商品市場流動性強的特點將產品和服務銷售出去［22］。因此，農民工返鄉創業能否成功除了與創業者個體稟賦有關外，創業者所在區域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宏觀條件也顯著影響著創業的成?。?3］。

隨著在外務工時間的增長，教育子女、贍養老人等家庭任務逐漸來臨，農民工必然要面對未來安居樂業地點規劃選擇的問題。對于農民工來說，定居點無論是選擇在務工地還是在農村老家，都蘊含著不同的就業機會和區域行業創業優勢，會影響到農民工的創業資源利用與個人和家庭的未來發展規劃。因此，不同經歷和條件的農民工會基于各自的積累、認知和判斷做出不同的選擇，進而產生不同的返鄉創業意愿。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5：未來定居地點規劃顯著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相較于選擇在務工地城市定居的農民工來說，那些選擇回家鄉農村定居的農民工更愿意返鄉創業。

三、數據、變量與模型建立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課題組在安徽省兩個返鄉創業示范縣的調研。課題組在參考已有研究文獻的基礎上，設計了本次研究的調查問卷。為確保問卷質量，課題組于2022年10月，在安徽省返鄉創業示范縣W縣和L縣進行了小規模的試調查。試調查主要運用兩種方式進行，一是邀請符合本文研究對象特征的返鄉農民工填寫紙質版問卷，并對相關問題進行解釋確保問卷填寫的有效性；二是通過面對面訪談的方式，針對問卷的主要內容與返鄉農民工進行交流討論，刪改某些存在歧義的問題，以提高問卷的效度。在試調查期間，兩個縣共發放問卷60份，訪談對象16位。根據試調查結果進一步修改之后，最終的問卷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調查對象人口學特征、務工經歷、日常生活和發展規劃。課題組師生2023年3月通過分層抽樣的方法開展正式調查，從兩個縣的全部鄉鎮中隨機各抽取10個鄉鎮，從這10個鄉鎮中再各抽1個村，最后在選中的每個村各發放70份問卷，對返鄉農民工開展調查。最終L縣回收問卷675份，W縣回收問卷608份，共回收問卷1 283份，有效問卷1 069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3.32%。

（二）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

本文將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作為被解釋變量，該變量是取值為有創業意愿和無創業意愿的二分變量。返鄉后“無創業意愿”賦值為0，“有創業意愿”賦值為1（見表1）。

2.解釋變量

根據上述研究假設，本文選取了四個維度共18個變量，構建了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影響因素的模型，變量名稱、編碼、數量及比例如表2所示。

（三）模型設定

1.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

本文中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變量的取值為無創業意愿和有創業意愿兩種，符合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的定義，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其模型表述如下

Pi=F（y）=11+e－y（1）

式（1）中Pi為具有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概率，y表示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意愿，y=1表示農民工具有返鄉創業意愿，y=0表示農民工沒有返鄉創業意愿。其中，y是變量A、B、C、D的線性組合，即

y=β0+χA+δB+γC+ηD（2）

式（2）中A為農民工的人口學特征因素，包含性別、代際、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B為農民工的務工經歷因素，包括工作類型（個體經營者、合伙經營者、工廠/公司/政府等單位的工作者、包工頭）、加班情況、工資增長情況、社會保險購買情況；C為反映農民工日常生活的因素，包括住房情況、務工生活滿意度、子女務工地受教育情況滿意度、理想婚姻對象戶籍來源；D為農民工的未來發展規劃維度，具體體現在受到不公平待遇經歷、對農民工受歧視現象的認同度、未來定居點規劃。β0為式（2）的常數項。

對式（1）、式（2）進行處理可以推導出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的公式，即

lnPi1－Pi=β0+χA+δB+γC+ηD+ε（3）

2. ISM模型

解釋性結構模型也稱為ISM模型，是在分析復雜的社會經濟系統問題時常用的方法之一。其原理是將復雜的系統分解為若干個子系統要素，結合人們的實踐經驗和計算機技術，通過構建一個多級遞階結構模型，對影響因素及其相互關系進行整理，揭示系統內因素間的關聯性和層次性，從而發現關鍵因素及其內在聯系［24］。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因素眾多，且它們的關系具有關聯性和獨立性兩大特征。因此，本文采用ISM模型來分析各影響因素間的關聯性，明確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表層直接因素、中層間接因素以及深層根源因素。

本文用Ti（i=1，2，…，k）表示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因素，k是指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因素個數，T0表示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诟鱾€影響因素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即“互為前提”或者“相互影響”，本文確定了可達矩陣M，具體形式見式（4），即

M=（R+I）λ+1=（R+I）λ≠（R+I）λ－1≠…≠（R+I）2≠（R+I）（4）

式（4）基于布爾運算法則對矩陣進行處理，即進行冪運算，其中I的含義是單位矩陣，取值范圍位于2到k之間（包括2和k）。本文想要進一步明確鄰接矩陣R的元素組成，因此需確定式（5），式（5）中i=0，1，2，…，k;j=1，2，…，k。

rij=1，Si與Sj有邏輯關系0，Si與Sj無邏輯關系（5）

最高層的影響因素確定公式見式（6），式（6）中的P（Si）的含義是指矩陣M，即可達矩陣，從Si出發可以連接到的所有影響因素的集合，Q（Si）的含義是指可以連接Si與矩陣M的全部影響因素的集合。

Li={Ti|P（Ti）∩Q（Ti）=P（Ti）;i=0，1，2，3，…，k}（6）

P（Si）={Sj|mij=1}，Q（Si）={Sj|mji=1}（7）

式（7）中mij和mji均為可達矩陣M的影響因素。首先，本文可從原始可達矩陣M中將L1中各個影響因素對應的行與列進行刪除，即可確定剩余層級之間的影響因素；接著，根據式（6）和式（7）對M1進行計算，得到位于第二層的影響因素L2；然后，從M1中去掉L2中影響因素對應的行與列，得到矩陣M2，再重復上述操作，可以確定各個影響因素所在的最終層次。最后，根據有向邊能夠將相鄰層級以及同一層級的影響因素進行連接的原理，可以獲得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影響因素的層次結構圖。

四、實證分析

（一）基于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的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影響因素確定通過方差擴大因子法發現各個影響因素間的VIF值均小于10.0，初步判斷構建的模型并無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利用SPSS26.0軟件，對數據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處理，結果如表3所示。根據表3可知，能夠顯著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因素有代際、受教育程度、工作類型（個體經營者、合伙經營者）、收入增加次數、務工生活滿意度、理想婚姻對象戶籍來源、未來定居地點等。

從表3顯示的數據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在人口學特征維度中，代際以及受教育程度和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呈現正向相關關系，即農民工的代際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返鄉創業意愿可能性越大，假設一（H1）和假設二（H2）得到驗證。即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新生代農民工的創業意愿是第一代農民工的2.323倍；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個等級，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是上一個等級的1.178倍。

第二，在務工經歷維度中，工作類型與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呈現正向相關關系，即工作類型為個體經營者或合伙經營者的農民工的返鄉創業意愿更大，假設三（H3）得到驗證。工作類型為個體經營者的農民工，其返鄉創業意愿是非個體經營者的2.226倍；工作類型為合伙經營者的農民工，其返鄉創業意愿是非合伙經營者的2.255倍。

第三，在日常生活維度中，務工生活滿意度和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呈現正向相關關系，即農民工城市務工生活滿意度越高，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可能性越大，假設四（H4）成立。農民工務工生活滿意度每增加一個等級，其返鄉創業意愿是上一個等級的1.667倍。

第四，在發展規劃維度中，未來定居地點規劃和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呈現正向相關關系，即未來定居地點越靠近農民工的家鄉，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越強，假設五（H5）得到驗證。未來定居地點每增加一個等級，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是上一個等級的1.142倍。

（二）基于ISM模型的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影響因素的解釋性結構分析

本文使用S0、S2、S3、S5、S6、S10、S13、S15、S18分別表示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代際、受教育程度、個體經營者、合伙經營者、收入增長情況、務工生活滿意度、理想婚姻對象戶籍來源、未來定居地點。項目組成立ISM小組，在綜合了數位返鄉創業農民工訪談內容的總結概括、對調研數據進行的統計推斷以及對相關文獻的梳理探究的基礎上，確定了各個變量間的邏輯關系，具體如表4所示。

根據表4，本文用數字更好地展示了各個影響因素之間的對應邏輯關系。表5的相關數據表明了各個影響因素間有無影響，其中“1”的含義為行因素對列因素存在直接或者間接影響，“0”則表示二者之間并不存在影響關系。

根據表5和式（4）可得表6，再根據式（6）和式（7）得到L1={S0}。然后，抽取掉原可達矩陣M中有關于S0的要素，得到一個新的矩陣，依次類推進行計算，最后得到L2={S13，S18}，L3={S2，S10，S15}，L4={S3，S5，S6}，詳見表7所示。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S0位于第一層，S13、S18位于第二層，S2、S10、S15位于第三層，S3、S5、S6位于第四層。本文利用有向箭頭將同一層次和相鄰層間的影響因素進行連接，得出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影響因素間的關聯與層次結構圖（見圖1）。

由圖1可以看出，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因素可分為三個層級關系，務工生活滿意度、未來定居地點是表層直接因素，收入增長情況、代際、理想婚姻對象戶籍來源是中層間接因素，受教育程度、個體經營、合伙經營是深層根源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個體經營以及合伙經營直接影響了收入增長情況；收入增長情況、代際、理想對象戶籍來源影響了返鄉創業農民工在未來定居地點上的選擇；收入增長情況對農民工務工生活滿意度有直接影響，而務工生活滿意度和未來定居地點的選擇則最直接地影響了返鄉創業意愿。

五、結論與政策建設

（一）研究結論

1.受教育程度、務工期間的工作類型在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中發揮著深層根源作用。受教育程度可以反映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水平，受過高層次教育的農民工的返鄉創業意愿更加強烈，二者呈現正向相關關系。不同工作類型意味著農民工在外出務工經歷中積累的經濟資本（如創業所需的啟動資金）、社會資本（如創業所需的人脈）、人力資本（如工作積累的行業產業技能）有差異，這些差異對于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有不同的影響。

2.務工經濟收入、代際、理想婚姻對象戶籍來源是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的中層間接因素。積極的返鄉創業意愿取決于農民工立足于自身經濟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不斷積累基礎上對創業機會的識別與把握，務工期間積累的經濟資本對農民工的返鄉創業行動有著重要推動作用，有了合適的經濟資本才能把創業意愿落地。代際的不同意味著農民工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對返鄉創業政策的支持力度也有很大差別；返鄉創業表面上看是農民工的個人行為，但實際上是大家庭的集體行為，創業中需要夫妻雙方乃至直系血緣和姻親大家庭成員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乃至日常家庭生活上的大力支持。有返鄉創業意愿的農民工往往更愿意選擇同縣甚至同鄉的異性作為婚戀對象，近距離的婚姻能給農民工家庭帶來諸多生產和生活上的便利［25］，這些便利有助于農民工全身心地投入返鄉創業這一高風險事業。

3.務工生活滿意度、未來定居地點直接關系到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務工地生活滿意度是農民工在城市務工生活幸福感的直接體現，影響其返鄉創業的意愿，二者具有正相關關系。未來定居地點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返鄉農民工未來精力和各類創業資本的投入方向，未來定居地點規劃在戶籍地的農民工更傾向于返鄉創業。

（二）政策建議

有返鄉創業意愿與能力的農民工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中自帶鄉村認同感和歸屬感的最重要的人才，是鄉村人才振興工作中最值得挖掘和推動的重要主體，是新時代背景下城鄉融合發展的最有效的橋梁和紐帶。根據研究結果，本文對于各級政府切實推動農民工返鄉創業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建議。

1.增強返鄉創業農民工的創業學習意識，提高返鄉創業技能培訓的質量，進一步助力返鄉創業者把務工經驗積累轉化為高質量的創業能力。

較高的受教育程度意味著農民工可能具有更多的創業認知和更深入的創業思考，同時，外出務工期間不同的工作類型也會給農民工帶來不同的行業經驗和經商經驗積累。要把這些創業認識、思考和行業經驗更有效地轉化為創業能力，需要農民工自身積極主動地進行創業學習，更需要政府提供針對性強、系統專業的創業培訓。勞動力輸出地政府可以通過構建多層次和多主體的培訓體系，加強政府、社會組織以及企業間的合作，逐步提高返鄉創業農民工的創業能力。

2.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研究，把握其行業職業、收入消費、婚戀家庭等方面的需求特點，為指導和吸引更多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決策參考。

從理性行動視角看，農民工返鄉創業是為了追求更高的經濟收入和更好的發展前景。農民工返鄉創業有失敗的風險，這會導致農民工的收入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同時也會影響到其就業帶動人員的收入。對于政府而言，可以加強對農民工返鄉創業活動風險防范指導，根據農民工創業的行業、產業特點提供必要的創業項目政策補貼。前文研究結果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創業意愿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兩倍以上，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返鄉創業的主力軍，因此，回流地政府可以借春節前后農民工大量返鄉的機會，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收入、婚戀家庭、生活消費等方面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關心他們的工作生活和未來發展，并將調研成果作為推進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工作參考。

3.加強創業政策支持，提升流出地在公共服務、營商環境等方面的質量，以增強返鄉創業農民工在家鄉定居和長期干事業的信心。

影響農民工返鄉創業后生活滿意度的因素包括收入增長情況、子女受教育情況、參與父母日常健康照顧以及對農村生活方式和對在家鄉創業前途的認同等多個方面。因此，人口流出地的各級政府要吸引更多農民工返鄉創業和提高返鄉創業質量，應在支持各類返鄉入鄉創業人員政策框架內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更友好的創業環境，在改善農民工子女教育環境方面，在創業指導、金融信貸支持、數字賦能創業幫扶［26］、人居環境改善等領域給予更多配套成體系的政策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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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f migrant workerswillingness to return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WANG Jie1，2

（1. School of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 Hohai University， Nanj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helps migrant workers to shoulder their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such as education， accompanying children and supporting the elderly， which are often missing due to long-term migrant work. It promote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mproves the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driv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tourism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mplement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takes 1069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in Anhu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our aspec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work experience， daily life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on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for entrepreneurship. On this basis， ISM model is used to reveal the surface， middle and deep factors affecting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for entrepreneurship. Finally，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se three perspectiv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generation， education level， income growth， life satisfaction of workers， ideal marriage object and future location planning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Second， education level and work type play a deep root factor in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hird， income growth， generation and the sourc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 ideal marriage object are the middle-level connecting factors that affect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Fourth，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future settlement place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enhance th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consciousness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ial skills training， and strengthen the work and lif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and. We will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outflow areas.

Keywords：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for entrepreneurship;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SM model; rural revitalization

（編輯：蔡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