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辭登族、登地與商周東土鄧器*

陳 絜

烝嘗祭祖之禮，習見于先秦文獻，諸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詩經·小雅·天?！罚?，“絜爾牛羊，以往烝嘗”（《詩經·小雅·楚茨》），“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詩經·商頌·那》）者即是。傳統注疏之家一般認為秋祭為嘗、冬祭曰烝，是最具代表意義的祭祖禮。兩周金文則有“用烝用嘗”（姬鼎，《殷周金文集成》①2681）、“以烝以嘗”（陳侯午敦，《集成》4646）之習語，語詞“用”“以”可互訓，所述與文獻“烝嘗”同。金文“烝”字多從米，或作“”，或作“”，足見作為聲符的“”、“”二字，讀音一致，同為“登”字之異構。表烝祭義的“登”字，于殷墟卜辭又可寫作“”，如“其登（烝）于祖乙”（《小屯南地甲骨》②2619）者即是，此形構殆屬“”字省形，從廾、從豆的“”則屬會意字。此外戰國陳侯午敦（《集成》4648）“登（烝）”字作“”，可視作“”形訛體或“”形繁構。以上便是“登”字詞義訓釋的理由及、與四種基本形構的相互關系。

除去祭祀動詞，“登”在甲骨金文中往往用作國名、族名與地名，尤其在兩周金文中多可讀作“鄧”。例如河南省平頂山市滍陽鎮曾出一簋，大致年代在西周中晚期之交，其銘文（《集成》3775）曰“登公作雁（應）嫚媵簋”，據以可知，登公的族姓為嫚。又如旅順博物館藏登孟壺（《集成》9622，兩周之際）云“登孟作監嫚尊壺”，屬家族首領為出嫁女子作器，其“監嫚”之名亦可證明登氏嫚姓。此均與《左傳》桓公十一年鄭莊夫人“鄧嫚”、《左傳》莊公四年楚武夫人“鄧曼”之稱相吻合，故金文登公、登孟當分別讀作“鄧公”與“鄧孟”，也即《國語·鄭語》“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之鄧。兩周時期的嫚姓鄧國，大致坐落在今河南南陽至湖北襄陽之間，扼控南陽盆地至隨棗走廊這一中原王朝與南土間的交通要沖，“中州六器”之一的中甗（《集成》949，西周昭王）有“中省自方、登”之辭，與方地聯稱之登，殆與嫚姓鄧國有關聯，其地當與楚國“方城”（一說即今南陽方城縣）鄰近。這是我們見到的有關南土鄧地最早的文字記錄。通行意見認為，兩周嫚姓鄧國在南陽盆地南緣，也即今襄陽古鄧城遺址一帶③。是說大體可信。所以，如湖北襄陽（如余崗、王坡、山灣）、鐘祥文集鎮黃土坡及谷城擂鼓臺所出周代登器，就器物年代及所處地域范圍判斷，歸于嫚鄧是比較穩妥的。對此徐少華先生已有系統梳理④，可參考。此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登公簋蓋（《集成》4055），據銘文“登九月”“登公”之辭可知，此亦屬嫚鄧之器無疑。而陜西武功出土的西周晚期伯氏鼎（《集成》2643），雖為羋姓貴族伯氏夫婦所鑄，但以鄧歷紀時，故與南土鄧國相關的可能性自然更大一些，簡單說，伯氏應該是楚國貴族而徙居鄧國者。

不過某些傳世器以及山東昌邑、河南洛陽、陜西西安出土的部分登器，尤其是年代在商末周初的相關青銅禮器，其國別歸屬目前尚存分歧。過去曾有學者主張關中另有鄧族，那些無法歸入南土鄧國器的登器應屬關中鄧氏所有［1］63。是說雖屬缺乏證據的懸測之辭，但商周登器來源二途的思考，至今依舊有其啟示作用。當然，此類器物的真實源頭還得在山東境內尋找，殆與甲骨所載晚商東方登地、登族有關。今從卜辭登地、登族的地望說起，不當之處，祈請賜正。

一、卜辭所見東土登族與登地

據卜辭記載，晚商有登族，于武丁時期最為活躍，其代表人物便是“犬登”，例如：

（1）貞：犬登其，不若。（《甲骨文合集》⑤4641，賓組）

（2）貞：犬登亡禍。（《合集》4642，賓組）

（6）甲寅卜，亙［貞］：呼犬登執豕，。（《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⑦452，賓組）

“犬某”之稱于卜辭習見，如犬過（《殷虛文字乙編》⑧383，組）、犬系（《合集》5667，賓組）、犬鑄（《合集》5668，賓組）、犬（《合集》27909，無名組）、犬（《合集》27915，無名組）、犬大（《合集》27910，無名組）等。稍復雜的有“某犬某”，如缶犬冓（《乙編》155，組）、犬言（《合集》27923，無名組）、成犬敢（《合集》27914，無名組；29394，何組）、盂犬由（《合集》27907，無名組）、宕犬先（《合集》27904，無名組）、斿犬（《合集》27898，無名組）。結合在成犬畢（《合集》27925，無名組）、在畫犬中（《合集》27902，無名組）、在因犬雍（《合集》36424，黃組）諸例可知，名號“某犬某”由地名+職事“犬”+族名構成，“犬某”之稱則由職事“犬”+族名構成，后者與大家熟知的“寢某”“小臣某”等稱名形式類似。犬官的主要職責就是負責田獵，且任犬職者多出自田獵區周邊的土著，殆與其熟悉當地形勝地貌相關。所以“犬登”即為登族之人出任犬官后的稱謂方式，且登族族居地極有可能是在“泰山田獵區”周邊。

此外，還有徑稱“登”者，即登族首領之專稱，例如：

庚辰貞：左登比，亡禍。

例（1）為紀事刻辭，記錄登檢視卜骨兩對。例（2）則是商王命令登偵視戎地或戎族（戎地近戚，參《合集》20757，殆即《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之戎），同日還有商王會同東土沚族首領沚的占卜記錄。例（3）“左登比”為賓語前置句，文義同班簋（《集成》4341）“左比毛父”“右比毛父”，是講商王希望從左面會同登。同版亦見東土沚族首領伯或⑨，可知當時登族首領“登”或亦活動于今山東境內。

綜合上述材料可知，晚商自有一登族，其首領以族名為稱，且任王朝犬官以協助商王田獵，同時也受商王之命而參與必要的戰事活動。從登任犬職、與沚族首領等東土人物同辭或同版、且曾受王命偵視魯西南戎地等眾多線索推測，武丁時期登族的活動區域主要是在今山東境內。

晚商有登地，且一定坐落于殷東，卜辭有比較明確的線索，例如：

王其又（祐）于滳，在右石燎，又（有）雨。

即巛（淄）燎，又（有）雨。

王其呼戍（雩）盂，又（有）雨。吉。

叀兀（元）（雩）盂田，又（有）雨。吉。

登燎，叀豚。

叀羊。

叀小牢。（《合集》28180，無名組，圖1-1）

上引卜辭主題為求雨之祭，前后內容渾然一體。具體可分為三組：一、二兩辭為一組，圍繞求雨于滳而占卜燎祭地點，其中滳即東平鄣邑附近之水體；具體行祭地巛，可讀為淄，即《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之淄，也就是今天的柴汶。三、四兩辭另成一組，占卜由何人雩祭盂田，其中盂地在今泰山南麓一帶［2］。余下三辭又成一組，即占卜在登地燎祭時選用哪種犧牲。這里的登地，自當密邇滳、淄、盂諸地，可在汶水流域一帶尋其線索。

再如黃組卜夕卜辭有商王在登地駐蹕的占卜記錄：

庚戌卜，［在］登貞：［王］今夕亡禍。

圖1 “登”地卜辭拓片

就卜夕辭一右一左接續刻寫的行款規律言，廌地占卜日與庚戌日相隔一天，鬳地占卜日與庚戌相隔三天。也就是說，從登到廌、從廌到鬳最多都是兩天的行程，即壬子在廌，甲寅在鬳。廌即薦地，卜辭又作慶，為十祀征人方經由地，見諸《合集》36553+36550，大致坐落于今山東平陰、東平間。鬳乃甗字初文，《合集》31812、36345 等卜辭又從犬作獻，另如《合集》28403、29356 等則從虎作。據《屯南》1032+316 可知，甗地與習見東土田獵地襄關系密切，殆即《春秋》僖公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之甗，其地在今濟南歷城一帶⑩。薦、甗地望我們在其他文字中已有較為詳細的討論，于此不作展開。綜上可知，登地一定在殷墟以東區域范圍內。

戊戌卜，貞：王其田盂，亡災。

辛丑卜，貞：王其田盂，亡災。

壬寅卜，貞：王其田向，亡災。

戊申卜，貞：王其田盂，亡災。

辛亥卜，貞：王其田盂，亡災。

壬子卜，貞：王其田向，亡災。

《左傳》隱公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倍抛ⅲ骸班?，魯地?！保?］77王獻唐指出魯鄧大致在今濟寧、兗州一帶?，其說近理。這一魯國鄧地，適與卜辭東土登地坐落范圍相契合，所以卜辭所載登族、登地恐怕就是魯鄧之前身。這為商周東土登器的甄別，提供了比較可信的地理基礎。

二、商周東土鄧器舉隅

圖2

2.舉登鼎。傳世舉登鼎（圖3-1）為立耳柱足鬲形鼎，器腹飾大獸面紋。其形制紋飾、腹足比例與殷墟墓地M1713 所出亞魚鼎（《資料庫》NA0140）、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M54 所出亞長鼎（《資料庫》NA0118）、郭家莊商墓M160 所出亞止鼎（《資料庫》NA0190）等完全一致，為典型晚商器。內腹鑄“舉登”（圖3-1）二字，比照費縣朱田鎮所出舉器銘“舉”可知，舉登乃舉氏又一分族，也就是別居于登地的舉族分支。按晚商舉族大致盤踞在今濟南長清一帶，當時舉氏各分支則散落在今山東境內。如舉在費縣；舉（盜）在泗水、平邑間；舉棘在肥城一帶；舉則在長清，離母族最近［5］?？偟恼f來，在自然分衍下分族新居地去母族不太遠［6］。借此推測，舉登之登恐怕就是見諸卜辭的登地，該分支的居地殆在兗州周邊，而舉登器應該出自魯地。

圖3

3.串嶲登鼎與串嶲登觶。串嶲登鼎（圖3-2）為保利博物館藏品，形制紋飾與舉登鼎基本一致，唯柱足稍粗悍，亦屬典型晚商器。鼎內腹鑄銘文（《資料庫》NA1565，圖3-2）7 字，曰：“串嶲登作父丁彝?！贝畮Q登觶舊藏于潘祖蔭，有銘文（《集成》6443，圖3-3）曰：“串嶲登父丁?！北日斩縻懳目芍?，“登”亦屬族氏銘文的有機組成部分。按“串嶲”晚商器相對常見，如串嶲父丁豆（《集成》4658）、串嶲父丁卣（《集成》5068、5069）、串嶲戈（《集成》10861）等，“串嶲登”應視作串嶲族在登地的分支。程少軒認為晚商嶲族或與臨淄境內的紀酅相關［7］，是說應予重視。此外春秋時期古濟水以東、平陰以南有齊國屬邑酅，即《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之酅，杜注：“濟北谷城縣西有地名酅下?！保?］264這一酅地也應充分考慮?？傊畺|土有酅是確鑿無疑的。又“串”亦為晚商金文習見族氏名號，最需要注意的是冉串觚（《集成》7196、7197），其中“冉串”為作器者族名，“”為祭祀對象，也就是出自族、嫁入冉串族的已故女性?。晚商族盤踞于今汶水中游一帶，依照當時的交通條件及一般通婚范圍判斷，與族通婚的冉串族當然也不會離魯中地過遠。綜合以上線索推測，串嶲之族實為殷東舊族，其中一分支別族徙居于魯鄧，故以“串嶲登”名族。

4.登屰罍。登屰罍（圖4-1）1978年遼寧喀左縣小波汰溝出土。屋脊式蓋，蓋上有鈕。器腹呈四面體，直頸，方圈足。腹兩側各有一個獸頭形環耳，銜一圓環。腹前后兩面都有一獸頭形鼻。該器形制與河南省洛陽市北窯村龐家溝6 號墓所出晚商母罍（《資料庫》09780）、房山琉璃河燕國墓地M1149 所出子罍（《資料庫》NB1007）同。登屰罍通體飾饕餮紋，有八條棱脊貫穿上下。蓋內有族氏銘文“登屰”二字（圖4-1）。按屰族器常見，但以傳世器居多，其中出土地明確者有山東青州蘇埠屯墓葬所出屰爵（《資料庫》NB0249）與滕州市官橋鎮前掌大墓地M120 所出卣（《資料庫》NB0407），相傳出自安陽者則有亞屰方彝（《集成》9854）、亞屰勺（《集成》9910）與兩件屰戈（《集成》10632、10634）等，此外要注意的是三件屰目父癸爵（《集成》8964—8966）。由屰目器可知屰族曾任王朝目職，為商王偵刺邊鄙敵情，而京內所居成員乃屰氏分支，故系“亞”為稱，以示與母族之別。也就是說，屰族族居地或在王朝邊陲。而前掌大M120 出土卣則說明屰族與任姓史族通婚，依照當時的交通條件，作為姻親的屰、史二族，在居地上應該相距不遠，可能都在魯西南一帶。另據甲骨文記載，晚商有逆族，其活動區域多在殷東，結合屰爵出自青州蘇埠屯墓葬、卣出自滕州前掌大墓葬等線索，大致可推定殷商屰族為殷東故族。所以登屰之登恐怕與卜辭登族有關，其族居地或在屰地，也就是說登屰為登地登族之分支。

圖4

學界一般認為大凌河流域所出銅器為商周族群北向拓殖的遺存，甚至認為與文獻孤竹國有關。此類說法尚待商榷。其中最大的疑問是，所謂的窖藏坑出土器物除了族屬龐雜外，以大型重器為主，幾乎不見觚爵等核心禮器。而且器物年代早晚不一，晚商器、西周早中期甚至東周器，摻雜一起。單坑所出固然無法拼湊為成組禮器，即便鄰近眾坑所出器物全部打亂重組，依然形成不了完整的禮器組合關系。所以大凌河流域所出商周銅器，更像是后世藏家或商賈因戰亂等原因而埋藏于此。這批器物，從其族屬判斷，多數與東土故族相關，包括史、魚、、串嶲、何、冉、庚、亞、義、舟、亞微等。這也從一個側面佐證了晚商登屰類銅器或出自魯西南。

5.登爵。傳世商器，上海博物館藏，形制不明，僅鑄族氏銘文一“登”字（《集成》7478，圖4-2），歸入東土登器應該更合理。

在此需要進行說明的是，以上六組七器盡管都有一“登”字，但未必是同親緣組織之器。若純粹以復合氏族徽銘文加以系聯，恐怕會弄巧成拙。合理的推測是登盉、登爵、登屰罍與簋可能出自登地的核心族氏登族，而舉登、串嶲登則是遷徙于登地的東土異血緣團體。我們不能忽視族氏銘文中的地名要素，更不可過高估計晚商時期親緣組織的規模。

除了上述諸器，尚待討論的還有洛陽北窯西周墓所出登氏組器，以及陜西長安張家坡井叔墓地M163 所出登仲尊和傳世登小仲方鼎諸器。當然盂爵銘文所涉及的“登伯”是否為嫚鄧，亦須再斟酌。

1971年5月，洛陽博物館在洛陽瀍河西岸的北窯村南清理了一座西周早期土坑豎穴墓，墓向為353°，有腰坑，有殉犬，為典型殷遺墓葬。槨內出銅禮器9 件，計鼎1、簋1、卣1、尊1、斝1、觚1、爵2、觶1。卣、尊、斝、觚及其中一爵，均鑄“登作尊彝”4 字銘（圖5）。也就是尊、卣為一組，斝、觚、爵另成一組，成為該禮器組合的核心要素。此亦屬商遺墓葬禮器組合的典型特征。觶與另一爵則分鑄“戈”“戈父己”銘［8］。由此可知墓主為“登”，隨葬“戈”族器或另有其他原因。這里的“登”字一般理解為墓主私名，但商器與周初殷遺器不乏“族氏名號”+“作尊”或“作彝”之類的例子，如“爻。作彝”（甗，《集成》831）、“。作尊”（鼎，《集成》1767）、“。作彝”（卣，《集成》5025）、“天。作從”（尊，《集成》5688）、“或。作父丁寶尊彝”（鼎，《集成》2249）等，所以“登”為族名似更契合墓主的殷遺特征，他就是從東土登地遷至洛邑的登族“宗氏”首領。而且北窯墓地本身就是殷遺各族首領的聚葬地，目前見諸考古資料的至少有朿、方、、皇、亞、庚、史諸東方故族首領之墓［6］，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登作尊彝”之登更有可能是東土族名。

圖5

姬周王畿區所出西周早期登族器還有張家坡井叔墓地M163 所出登仲犧尊兩件（其一僅存蓋），銘文均作“登仲作寶尊彝”［9］（圖6-1）。此外還有出土地不明的傳世器登小仲鼎兩件（《集成》2528，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器；《資料庫》NA1828，流散于瑞士），其銘文曰：“登小仲隹友得，非敢，用作厥文祖寶，用尊厥辟福于向（？）宮?！保▓D6-2）這兩組器物恐怕還是與東土登族有關。至于人名用行字“仲”，即如東土朿族遷至洛邑后有家族成員稱“朿叔”（甗，《集成》896；卣，《集成》5303），體現的恰恰是東土殷遺徙居周王朝中心區域后對周文化的吸納，以達東西族群融合之目的。

圖6

最后爭議較大的還有盂爵（圖7-1）中的“登伯”。按盂爵為傳世成王器，前后輾轉于王味雪、陳介祺、毛淑美眾藏家之手，最后歸日本京都小川睦之輔。盂爵有銘文21 字，曰：

圖7

就形制及紋飾言，該爵為商末周初最為流行的樣式。而銘文“王初（祓）于成周”語，則有助于其年代的精確判斷。

按琉璃河黃土坡M253 所出圉器（甗，《集成》935；簋蓋，《集成》3825；卣，《集成》5374）、遼寧喀左小波汰溝所出方座圉簋（《集成》3824）等，均有“王（祓）于成周”語，這些器物其年代均在周初。而晉侯墓地所出叔虞鼎銘（《資料庫》NA0915）則曰：

就銘文內容推斷，叔虞鼎年代非常明確，應該在成周建成之后、叔虞封侯于唐之前所鑄。此中同樣提及“（祓）在成周”，所以周初所見以周王在成周行（祓）禮的大事紀年的器物恐怕均應歸入成世。至于“初（祓）于成周”與“（祓）在成周”是一次還是兩次，可以再討論?？傊?，將盂爵年代卡在成王時代問題不大，陳夢家的說法要重視［1］63。

經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結論：殷墟卜辭中的登地就是指《左傳》隱公十年魯齊鄭三國“盟于鄧”的兗州附近的魯鄧，卜辭登族就是指盤踞于魯鄧之地的首領之族。而商周之際的登器，多屬東土登族或居住登地的其他族氏組織的遺物，西周早期的姬周王畿內的登器也基本是東土登族西遷后的遺存，與南土嫚姓鄧國關系不大。

注釋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2007年版。文中簡稱“《集成》”。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華書局1980-1983年版。文中簡稱“《屯南》”。③此觀點參見石泉：《古鄧國、鄧縣考》，《江漢論壇》1980年第3 期，第89-96 頁；周永珍：《兩周時期的應國、鄧國銅器及地理位置》，《考古》1982年第1 期，第48-53 頁；唐蘭：《西周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00 頁；徐少華：《鄧國銅器綜考》，《考古》2013年第5 期，第62-75 頁。④參見徐少華：《鄧國銅器綜考》，《考古》2013年第5 期；《論近年來出土的幾件春秋有銘鄧器》，《古文字研究》第25 輯，中華書局2004年版。⑤中國社會學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1978-1982年版。文中簡稱“《合集》”。⑥“”字據成套卜辭《合集》8564 補，武丁時期方主要活動在今山東一帶，想必是殷東舊族，所謂西北少數部族斷無依據。⑦許進雄編：《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1979年版。文中簡稱“《懷特》”。⑧董作賓編：《殷虛文字乙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3年版。文中簡稱“《乙編》”。⑨歷組“伯或”即沚或之異稱，沚地在魯中一帶。參見陳絜：《“伯或征卲”與晚商沚族——兼論卜辭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釋中的輔助作用》，《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4 期，第4-19 頁。⑩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三，《叢書集成》（中華書局補足本）3048 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39 頁。?李學勤、齊文心、艾蘭主編：《英國所藏甲骨集》，中華書局1985年版。文中簡稱“《英藏》”。2294 有“叀王射鹿”之田獵占卜記錄，同版又有“叀馬呼射”“其至……祊，亡災”之辭，其中馬即東土原山一帶的馬族，祊地則在商邑（山東東平接山鎮鄣城村）左近。又《合集》29334“叀田”與“叀成田”對貞，其中成為汶水中游沿岸地名，所以地也應該在山東境內。卜辭、二地的關系，可以進一步討論。?轉引自孫敬明、趙仲泉：《山東昌邑出土商代鄧共盉稽考》，載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9 頁。?按“嶲”字亦有學者釋作“雞”，今暫不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制作：《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文中簡稱“《資料庫》”。?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武丁賓組卜辭有“摯其以”（《合集》1087）、“摯弗其以”（《合集》1088）之占，此中為生稱，是講殷東摯族向商王進獻族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