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結合”視野下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的思考
——以貴州省鳳岡縣為例

李坤梁

(中共鳳岡縣委黨校 科研辦,貴州 遵義 564200)

在鄉村振興過程中,自上而下用好用活政策,自下而上激活激發內生發展動力,對于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具有重要意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1]鑒于此,本文以“兩個結合”為指導思想,以貴州省鳳岡縣的鄉村振興實踐為研究對象,就如何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進行了討論。

鳳岡作為一個以農業發展縣域經濟的縣,自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圍繞農村經濟、農村治理和農村公共服務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包括“三資轉換”(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三項改革”(農村基層治理方式改革、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農村金融服務改革)、“四大工程”(生態產業發展工程、土地整理復墾開發和村莊整治工程、新型農民培訓工程、公共服務均衡化工程)、“四個優化”(優化組級地域設置、優化基層黨組織服務功能、優化村居自治機制、優化各基層組織之間的關系)等,并取得了一定成績。黨的十八大以來,鳳岡立足新時代新常態,從解決社會主要矛盾著手,進一步探索了“雙有機”“四引四變”“黨群直議”等發展路徑。截至2022年底,鳳岡有省級鄉村振興集成示范點2個,市級2個,縣級13個。

一、破解產業發展“只興不盛”問題

鄉村振興中產業發展“只興不盛”的實質是發展的產業并不在農民習以為常的產業體系中,抑或沒有把農民作為產業發展的主體,產業選擇傾向于“短平快”。破解之道關鍵在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從“主體”“主線”和“主題”切入。

(一)產業何以“興”:以農民為主體

農村的基本生產方式仍然是以家庭為單位。生產要素的投入受限于“家庭”的相對獨立性,進而影響了農業產出效益的提高。青壯力逐漸脫離土地,脫離村莊,進一步使得農村生產生活趨向于“小”和“散”。農村產業發展要“興”,必須要處理好“小農”與現代農業的關系。馬克思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邏輯出發,依據歷史發展演變規律,分析了小農經濟的形式和特征,認為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最終是要消亡的。結合我國歷史實踐,開展農民合作,應在遵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的基礎上,發揮集體經濟組織的引領作用,加強合作社的建設與治理。[2]鳳岡從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入手,解決家庭分散經營帶來的供給側過剩難題,挖掘合作社的優勢功能,推廣“公司+合作社+農戶”組織模式,引民入社,讓農民以其擁有的閑置資源入股合作社,促進農村市場化發展。在農民轉化為“股東”的前提下,建立以農民有收益為核心的利益鏈接機制,即“235”比例分紅(20%返還給農戶,30%給合作社理事,50%用于合作社發展和公益事業)。同時,統籌中央財政銜接資金和東西部協作資金,以債權投資入股的方式與企業合作,按投入資金的5%進行收益分紅(其中,80%利益聯結給脫貧戶和監測戶,20%用于村集體經濟發展)。如此一來,生產經營方式從以家庭為主逐漸轉向和過渡到市場化,促進了小農戶生產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

理清產業發展主體還要善于抓住農民群體中的“關鍵先生”。在惠農強農政策的帶動下,不少地方的農村都匯集了一批有志之士,有了人才流動形成的“洼地效應”。在馬克思的人才思想中,“人才”是來自人民群眾、反映時代要求、推動歷史進步、在物質生產活動與精神生產活動中作出較大貢獻的人。[3]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新鄉賢作為農村人才隊伍的有機構成,被賦予了提升鄉村德治水平的期待。鳳岡通過傳頌“古賢”、挖掘“今賢”、培育“新賢”,全力打造“仁孝鄉賢”品牌,大力實施“雁歸”“鳳還巢”等計劃。鳳岡在農村各行業各領域挖掘掌握一定技藝技術的人才,以鄉情為橋梁,以政策為紐帶,動員在外能人返鄉創業或支援家鄉建設,實施“鄉村掌墨師”人才振興工程,并將人才分為產業引領、經營管理、技術技能、社會治理和鄉土文化等五個類型。多年來,鳳岡已認定“鄉村掌墨師”12000余人,扶持回鄉創業人員3000余人。

(二)產業何以“盛”:以產品為主線

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生產資料分散,不適應勞動的社會化,會導致市場疲軟,從而影響市場主體的競爭力,最終帶來社會整體生產水平的下降。在生產、消費、分配都圍繞家庭展開的生產方式中,農村資源稟賦難以得到充分發揮,容易過剩和閑置。因此,從生產的角度看,產業要“盛”,亟需引入新的“潤滑劑”,把生產推向市場,把消費拓展到農村以外。當然,引入企業也需注意“水土不服”的問題,要以地方實際和發展需要為基準點,不盲目,防止“圈地”和資源擠占損害農民切身利益。鳳岡通過大抓產業、抓大產業,實施“十百千萬”工程(培育一批年收入10萬元的家庭農場、年收入100萬元的專業合作社、年產值1000萬元的產業帶、資產上億元的龍頭企業),培育引進一批種養、加工、營銷龍頭企業,探索對家庭小作坊進行專業化、規?；?、現代化改造并租用,讓資源變成可以產生收益的資產。截至2022年7月,鳳岡培育引進10萬元的家庭農場11家,100萬元的農民專業合作社2家,1000萬元的種養循環小區2個,億元的龍頭企業1個。有效的經濟由生產、流通、消費、分配組成,由“產品”到“商品”的“一躍”體現了經濟的活躍度。鳳岡引貨出山,廣泛開展農產品產銷對接活動,搶抓東西部新一輪協作機遇,深化與珠海市香洲區部門、企業的農產品產銷對接。深入實施“數商興農”和“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促進農副產品直播帶貨健康發展。完善農產品流通骨干網絡,加快建設物流園區,深化交郵融合,打通農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三)產業何以可持續:以綠色為主題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人和自然界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4]只有在保護自然生產力的前提下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才能最大限度地釋放自然生產力的潛能。[5]生態和發展的矛盾在一定程度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鳳岡是一個典型的內陸山區傳統型農業縣,自2000年以來先后進行了“建設生態家園,開發綠色產業”“實施四綠 工程”“建設有機鳳岡,發展三生產業”“建設有機田園,發展生態經濟”“保住綠水青山也是政績”“產業促生態、生態帶產業”“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以及全域有機和全產業鏈有機“雙有機”等方面的探索。從這個歷程來看,鳳岡堅持綠色有機就在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進而實現人與人的和解,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保護我們的“家園”也是生態美學家園意識的理論體現和實踐驗證。截至2021年,鳳岡茶葉產量6萬噸,產值50億元,其中出口達2000噸;肉牛綜合產值達20億元;新增綠色、有機認證企業14個;創建歐標茶園5萬畝;輕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90.09%(3.56萬畝)。

二、既要塑形,也要鑄魂

2017年12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優秀鄉村文化能夠提振農村精氣神,增強農民凝聚力,孕育社會好風尚。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要形成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煥發文明新氣象。鳳岡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通過建材本地化、人才本土化、庭院產業化來塑形,實現鄉村為農民而建,營造屬于農民的“家園”,防止不切合實際的項目安排;通過法規、村規、家規“三規”貫通引領農民群眾在傳統鄉約禮治的“合情”中走向“合理”,把過去由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轉變為由下而上的鄉村善治,讓村莊能由內而外體現“和美”;通過文物、文脈、文明“三文”連通,讓“文”能真正“化人”;通過賢人、能人、眾人“三人”聯動,激發群眾內生動力,由此為鄉村振興鑄魂。

(一)塑形:鄉村為農民而建

鄉村振興需要通過以鄉村建設來塑形。黨中央多次強調,鄉村建設不是大拆大建。要破除大拆大建,確保鄉村為農民而建,最為直接的方式就是讓農民參與其中,讓農民結合傳統文化并從中取智謀劃。從村莊實際出發,勾勒出原住居民的理想居住規劃,從文物中挖掘文脈,在保存既有特色的同時去鄉村規劃的同質化,在鄉村建設中就地取材,即建材本地化。張家寨以“雷打樹”勾畫村莊“明德”的價值觀體系,頗有代表性。具體規劃不以高大上、城市化為目標,而是通過全過程民主方式讓農民自己參與設計、規劃,即人才本土化。如此既能節省開支,又能把村莊建設成為農民自己想要的、宜居的村莊。解決鄉村規劃問題后,讓農村“留得住人”則是塑形的進一步要求。解決“留得住人”的問題關鍵在于實現“自給自足”。結合傳統農耕實現庭院產業化,構建有利于鄉村經濟流通的生產體系和宜業環境,有助于讓農民在家門口就能實現增收,緩解以外出務工收入為主要來源的家庭經濟體系帶來的“空心化”矛盾,進而實現鄉村有農民、鄉村有產業。

(二)鑄魂:傳承提升農耕文明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近年來,關于“三治融合”的研究在探尋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與并行不悖的實踐做法方面,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我國農耕文明有著內在統一的制度體系以及和而不同的道德標準,而連接這兩者最為關鍵的因素就是“人”。因此,要有效融合“三治”,就必須要處理好農耕文明中的制度體系、道德標準以及農民群眾三者的關系。以家庭為單位、世代沿襲的小農式精耕細作,在農村形成了以家、族、宗親為歷史邏輯的群落,進而形成各具特色的“鄉約禮治”,即村規、家規(家訓)。隨著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展,基于小農思想而產生的“鄉約禮治”亟需以“理性”為主的法律法規來糾偏,真正實現“三治融合”。

一種制度的執行與延續并非是口口相傳就能全部實現的,往往是基于一定的載體,即所謂的“以文化人”。那么在農村中,“文”何以“化人”呢?在農業現代化的沖擊下,耕作方式逐漸從以勞動力投入為主演變為以機械化投入為主,但農民心里的“鄉愁”還需在農耕文明中的“文物”里尋見。當前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鄉村中留存的文物對于21世紀以后出生的人而言意義在逐漸淡化。這就說明文物僅是過去某種生活方式的物象再現,亟需對其進行傳承和提升,理清從過去到現在的歷史邏輯與現實意義,即“文脈”,進而感發現在的人們,形成“文明”。事實上,這也正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現實需求。諸如高價彩禮、低俗婚鬧、濫辦酒席等不良鄉風在“三文”連通的過程中逐漸得到有效治理。不管是從制度到理念,還是從理念到制度,都處在意識形態層面,要具體產生效果,還需“人”來參與實踐。以家庭為單位形成的村落群居,受限于歷史、地理、人文等因素,個體之間呈現出差異性,容易導致制度或者理念在人群中不能產生整齊劃一的效果?！叭恕甭搫涌梢詫崿F理念或制度由點向面的鋪開,激發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內生動力,凸顯農民的主體地位。其中,“賢人”體現的道德引領作用,“能人”體現的是技術推廣價值,“眾人”體現的是群體效應。

三、黨群直議:糾治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

2021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強調,我們要繼續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把人民當家作主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黨治國理政的政策措施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黨和國家機關各個方面各個層級工作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來。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薄盎鶎用裰魇侨^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體現?！眱灮l村治理體系,糾治鄉村振興中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為鄉村振興提供良好治理基礎,尤其需要體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以及自我監督的基層自治效能。

鳳岡在實施“村并居”以后,公共服務、公共財政等方面形成了一定優勢。同時,隨著勞動力結構、生產方式等的變化,村落聚居的特征逐漸不夠明顯,基層自治能力出現“疲軟”,農民參與基層治理的作用有所減弱。如此下去,容易滋生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為此,鳳岡讓黨員、群眾共同投入農村事務的協商、決定和執行,建立“村黨支部+組議事會”機制,推行“黨員提、群眾議,群眾問、黨員答”的黨群直議模式,做到問計于民、問需于民、創建為民。這一模式擴大了農民對基層治理的參與面。大家的事大家定,也就是通過直議的模式集眾智,農民自己“謀”,把行政主導的項目需求轉化為農民由內而外的鄉村建設需求;大家的事大家干,也就是在支部的引領下,發揮議事成員和村民代表作用,農民自己“做”,利用農閑時間投工投勞;大家的事大家管,也就是農民自己“守”,通過農民自主選擇的產業以及規劃的鄉村建設,確保鄉村振興的可持續性?！包h群直議”的實質是堅持黨的領導,讓干部發揮主導作用,讓農民發揮主體作用,進而實現多方協商?！包h群直議”凝聚了分散的村落,讓農民走進基層治理的核心端,全過程參與、全過程決策、全過程執行,管理、服務、教育以及監督以村民為中心,有效融合了法治、自治和德治,完善了基層直接民主制度體系。

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對應的是鄉村“住得下”——宜居,鄉村“留得住”——宜業,鄉村“美麗和諧”——和美。鳳岡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鄉村發展致力于構建適應“農業”的產業、經營以及制度體系,帶動農民增收;鄉村建設以“農民”為出發點,為農民而建,打造宜居鄉村;鄉村治理推進“三治融合”,加快和諧村莊建設?？v觀鳳岡的鄉村振興實踐,其核心在于一個“農”字。邏輯起點界定了公共政策的元目標是解決“三農”問題,也就是把政策需求轉到了鄉村內部。如此有助于破除大拆大建現象,以及過度行政化帶來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邏輯理路明確了政策執行要基于農民主體作用的發揮,使其有更廣、更深的參與。如此有助于防止鄉村發展撇開農民,避免出現產業“只興不盛”、缺乏可持續性的問題。邏輯歸宿上把政策效果的檢驗放在了農民的感知之上,真正實現了鄉村為農民而振興,讓農民成為最終受益者,把“鄉村”的概念從物體構建的外在感官上升為美學概念的“家園意識”,而不是一時的建設潮。鳳岡構建適應農村發展的產業、經營體系,以“黨群直議”激活農民群眾的內生動力,以“綠色有機”走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農業綠色發展之路,以“三化”為鄉村塑形,以“三規”貫通、“三文”連通、“三人”聯動鑄魂,總體上是較為完整的鄉村振興路徑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