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白俄羅斯的研究現狀與接受動因分析

吳靜之，張盛豪

（南開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071）

引言

國內學界對莫言在俄國的接受與傳播已經進行了初步的研究與探索，但卻相對忽略了同屬俄語文化圈的白俄羅斯①鑒于白俄羅斯在20 世紀國家版圖上的動態變化，本文中的白俄羅斯主要指涉的是文化意義上的審美空間，而非政治意義上的地理空間。對莫言的接受與研究。進入21 世紀后，中國與白俄羅斯的關系逐步趨于穩定，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范圍日益擴大，白俄羅斯漢學界對中國文學的譯介、傳播和接受也呈持續升溫態勢。2012 年莫言因“通過幻覺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成為白俄羅斯漢學界的新興學術研究點。從整體上看，莫言在白俄羅斯的傳播和接受主要受到俄國漢學界的制約性影響，目前處于研究起步階段。

一、莫言創作在俄語學界的譯介與傳播

20 世紀初，白俄羅斯學者對中國的悠久歷史和中國文學的延續性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而中國文學在白俄羅斯的接受現狀與白俄羅斯的雙語制官方語言體系密不可分。1995 年，白俄羅斯憲法宣布了兩種官方語言——白俄羅斯語和俄語，這兩種語言在文化一體化方面發揮了積極性作用。白俄羅斯漢學界對中國文學的接受也順勢建立在“雙語”資料的研究基礎上。受俄語文化圈的影響與制約，白俄羅斯漢學界對莫言的接受和研究與俄國漢學界基本趨同——對作家的研究與接受相對比較邊緣化。受白俄羅斯的雙語制國情的影響，我們自然無法忽略俄國漢學界對莫言的翻譯、介紹和研究。

目前，白俄羅斯漢學界仍然借助俄語譯本來研究莫言的創作藝術?！岸韲R界對莫言創作表現出漠視與輕視的傾向，呈現出遮蔽與邊緣的態勢?！盵1]據考證，在莫言榮膺諾獎后，俄國《文學報》自2012 年10 月至2013 年12 月底，僅發表了3篇關于莫言的文章。[2]而且直到2013 年5 月俄語學界才著手翻譯了莫言的獲獎演講辭《講故事的人》。如今，在俄國和白俄羅斯尚無俄語版的莫言全集問世，整體上對莫言的譯介和研究仍處于基礎起步階段。

截至今日，俄語學界已經翻譯了莫言的六部代表作品。盡管《酒國》的片段于2007 年就被翻譯成了俄文，但俄語學界對莫言的關注和研究仍處于基礎認識階段。2014 年后，在“中俄經典與現當代文學互譯出版項目”的積極推動下，莫言的作品被陸續翻譯成俄文。自2012 年至2020 年，莫言的六部作品——酒國（2012 年譯）、《豐乳肥臀》（2013 年譯）、《變》（2014 年譯）、《生死疲勞》（2014年譯）、《紅高粱家族》（2018 年譯）和《蛙》（2020 年譯）均被完整地翻譯成俄文。其中，俄國漢學界重點關注的是《酒國》和《豐乳肥臀》這兩部作品。在此基礎上，白俄羅斯漢學界主要借助這些俄文譯本來研究莫言的創作藝術。

從接受目的看，白俄羅斯漢學界對莫言的接受和研究主要出于建構獨聯體國家話語政治的基本需要，其中，對莫言所描寫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產生了一定的認同感，因而對莫言的研究興趣較為濃厚。最重要的是，莫言作品中所體現的文化價值和審美取向，尤其是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得到了白俄羅斯漢學界的肯定和贊同。

二、莫言作品在白俄羅斯的研究與接受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日益強大，逐漸成為有擔當的世界大國，這就進一步激發了白俄羅斯讀者對中國文學的閱讀期待。然而，盡管白俄羅學界日趨重視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研究，但其研究初衷和意圖并非出于對中國文學的審美意義和文化觀念的認同，而是基于時代語境的必然要求、國家利益的政治考量和國際關系的現實需要。

如前所述，白俄羅斯漢學界主要借助俄語資料來研究莫言的創作特點，并且將莫言與2015 年諾獎得主——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進行比較研究。白俄羅斯研究者沙娜扎蓮（Н.М.Шахназарян）對莫言和阿列克謝耶維奇進行了細致的平行研究，比較歸納了他們的異同之處。沙娜扎蓮認為兩位作家都是具有原則性和創造性的獨立作家，也都關注“小人物”的心路歷程，但是，由于他們的生活經歷和文化語境完全不同，所以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創作個性和創作藝術。

首先，莫言與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生活背景、受教經歷和身份歸屬存在明顯差異。莫言自稱是“說書人”（Сказитель），改革開放的契機和“小家園”（малой родины）情結對其世界觀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當代作家形成了樂觀向上、肯定生命的人生觀；而阿列克謝耶維奇則是新聞記者出身，她以反法西斯戰爭、阿富汗戰爭和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等宏大歷史為創作背景，通過非虛構手法再現了俄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現實危機，呈現了大歷史事件對“小人物”的創傷性影響，所以作家對現實生活持悲觀態度。

其次，兩位作家的整體創作建立在不同的文化系統之上。在沙娜扎蓮看來，莫言的創作主要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和高密鄉土文化的影響，在其作品中能夠看到蒲松齡的短篇小說和沈從文的抒情散文的創作影響；而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則建立在東斯拉夫文化傳統之上，主要受到俄羅斯正教文化的制約。

再次，二者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理解各異。在創作個性方面，莫言的童年記憶和豐富閱歷塑造了作家獨特的詩意風格；而阿列克謝耶維奇則無法回避政治語境，她在創傷意識和新聞實踐的基礎上完成了“超文本”書寫。此外，他們的戰爭觀受到不同的文學傳統的影響。兩位作家都認為戰爭是反人性的，只不過莫言受到佛教思想的生死觀影響，而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反戰書寫“可以追溯到歐洲，俄國和白俄羅斯文學的文學傳統，與拜倫、狄更斯、托爾斯泰、貝科夫和阿達莫維奇一脈相承?！盵3]P165

最后，創作藝術的傾向不同。在藝術處理方面，兩位作家均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但是，不同于阿列克謝耶維奇對“俄國古典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技巧的繼承，莫言更多受到馬爾克斯（Г.Г.Маркеса）和?？思{（У.Фолкнера）的“魔幻現實主義”（маг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影響，由此形成了“幻覺現實主義”（галлюцинаторный реализм）的敘述特征。

此外，沙娜扎蓮認為《透明的紅蘿卜》“從關于自己的故事開始，作者來到了一個關于祖國和世界的全球故事?！盵3]P165其中，莫言的創作由小見大，主題從自我書寫升華到全人類命運，具有一定的全球意識和普世價值。而《檀香刑》雖然運用了西方文學的藝術技巧，但是仍延續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寫作傳統。奧爾謝夫斯卡婭（А.С.Альшевская）認為《生死疲勞》結合歷史事件和神話，審視了20 世紀5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事件。[4]

總之，從研究方法看，白俄羅斯學者主要采用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批評方法進行研究，探討了莫言創作背后的社會性和歷史性的因素。

三、接受動因分析

白俄羅斯漢學界對莫言的接受和研究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從俄語文化圈對白俄羅斯漢學的整體關影響看，蘇俄漢學界的研究傾向對白俄羅斯的漢學研究產生了主導性和制約性的影響。而俄語學界對莫言的身份定位又在很大程度上干擾了研究者對作家創作的研究興趣。此外，基于獨聯體國家構建本民族話語的必要性，白俄羅斯漢學界將對莫言的研究與本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進行比較分析，潛在地表達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提升。

首先，白俄羅斯對中國文學的理解受到蘇俄漢學研究的根本性影響。從世界文學在俄國的接受現狀看，“中國文學仍然沒有進入俄國翻譯最多的十大外國文學作品之列”[5]。這是由于俄國漢學界長期受到“西歐中心主義”的影響，知識分子更傾向于譯介西方文學作品。此外，19、20 世紀之交，在俄國知識分子和思想文化界廣泛流行的東方罪惡觀點也影響了接受者的認知視野，甚至干擾了俄語學界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集體認知，繼而規約著俄國主流思想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既定闡釋。[6]這種文化誤讀使得俄語學界對東方文化和中國文學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

白俄羅斯漢學的起步和發展建立在蘇俄漢學研究的前期基礎上。白俄羅斯學者主要借助俄語資料來研究中國文學，俄語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語言媒介作用，因為它不僅是“國家內部不同共和國代表之間交流的中介, 而且也成為連接聯盟各國人民的民族文化與外部世界的橋梁?！盵7]一方面是因為間接翻譯在蘇聯時期相當普遍，另一方面則在于白俄羅斯學者真正掌握漢語的研究人員少之又少。這種以俄文譯本為中介資料的研究局面直到2016 年才被打破。因此，白俄羅斯學界只能通過“復制”俄語譯本來翻譯中國文學。蘇俄漢學界對中國文學的研究態勢從根本上影響著白俄羅斯學者的接受姿態，或者說，中國文學在俄國和白俄羅斯的傳播與接受具有極大的相似性。

其次，對莫言的關注和接受與俄語學界對作家的身份定位息息相關。俄語文化圈對莫言的身份定位和研究傾向具有明顯的一致性。筆者通過Яндекс 搜索發現，俄語學界在介紹莫言的創作經歷時，赫然突顯了其作協副主席的頭銜。駐華記者塞利瓦諾娃·斯韋特蘭娜（С.Светлана）介紹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莫言在‘諾獎得主’中的出現，不僅忠于國家政策，還是中共黨員，中國作協副主席?！盵8]還有人對莫言的獲獎性質進行闡釋，認為作家的獲獎事實與國際政治態勢密不可分，甚至坦言：“中國作協副主席很有可能真的是個好作家，但政治學家一致認為，莫言的獲獎原因并不在此：他們聲稱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是面對中國的政治轉向，因為以前從來沒有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的官方作家，這與西方世界有著永恒的矛盾?！F在，挪威委員會正試圖通過頒獎給中國官方認可的作家來彌補和改善與北京的關系，這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歷史上尚屬首次?！盵9]由此可見，莫言的“官方作家”身份被標簽化了，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干擾了白俄羅斯研究者的接受心理。實際上，俄語學界對莫言的身份定位是一種文化誤讀，正如李楠所理解的：“這樣的解釋無疑是對莫言——這位躋身于世界當代文學的作家的侮辱，是歐洲批評界自己在出丑。事實上，我們面前的這位絕對不是中國克隆的馬爾克斯、不是‘中國佳能’，而是作家莫言——原生的莫言，是承續了中國傳統經典的、超越了區域性文學的、真正意義上的諾貝爾式的作家?！盵10]

再次，白俄羅斯作為獨聯體國家建構本民族話語的時代需要。自1991 年8 月25 日白俄羅斯恢復獨立起，白俄羅斯人的民族心理和國別身份產生了急劇的變化，該民族的文化建構和民族認同問題也日益凸顯。在羅曼諾娃（С.В.Романова）看來，“隨著白俄羅斯自治國家的建立，正在積極尋求民族問題和民族認同的解決方案，從而實現與俄語文學的分離和獨立?！盵11]言外之意是，白俄羅斯的民族認同與文學發展緊密相連，確保本民族文學的獨立發展是解決民族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5 年10 月18 日，阿列克謝耶維奇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事件極大地激發了白俄羅斯的民族自信心。在獲知阿列克謝耶維奇獲諾獎后，白俄羅斯的信息門戶網站TUT 隨即發布了題為：《今天，明斯克時間14：00，瑞典皇家科學院為新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頒獎。有史以來，白俄羅斯公民——作家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維奇第一次獲得了該獎項》[12]。報紙《今天星期六》也報道說：“諾貝爾文學獎，可能是世界上所有獎項中最引人注目的，它屬于白俄羅斯作家！”[13]古布斯卡婭（О.Н.Губская）針對這些報道評論道：“在這些例子中，已經存在差異——誰是白俄羅斯的贏家？——該國公民或白俄羅斯作家。原則上，這種差異并不明顯，但對白俄羅斯人來說卻異常不同?！盵14]因為獨立后的白俄羅斯與此前龐大的蘇聯相比，變成了一個“小”國家。積攢了二十余年的民族自卑感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獎后開始冰釋。正是出于這種民族自豪感的驅使，白俄羅斯研究者才對莫言和阿列克謝耶維奇這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展開了平行研究，以期在比較視野中提升文化自信。

結語

綜上所述，莫言在白俄羅斯的譯介、傳播和接受有著復雜的文化背景，受俄語媒介的影響，白俄羅斯漢學界對莫言的接受和研究尚處于基礎認知階段，而且對莫言作品的俄語譯本具有極強的依賴性，使得我們無法孤立地研究莫言在白俄羅斯的傳播和接受。白俄羅斯研究者主要將莫言的作品置于比較研究的視野中，通過平行研究分析了莫言與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創作藝術，凸顯了二者的差異性書寫。因此，白俄羅斯漢學界對莫言的接受和研究既體現了他們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研究興趣，也積極推動了白俄羅斯建構本民族話語的有效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