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弱者和反抗者的交織
——《家》與《寒夜》人物形象分析

劉介華

(江蘇安全技術職業學院 基礎教學部, 江蘇 徐州 221011)

巴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從20世紀跨入21世紀的文學大師。他的作品影響了整整幾代人,無論是其處女作《滅亡》,還是后來的“激流三部曲”的《家》和《寒夜》,又或是后來的《隨想錄》,無不滲透著作者對以往生活的回憶,體現著作者對社會的深層思考,從而喚醒當時的青年。從《滅亡》中的杜大心到《家》里的覺新、覺慧,再到《霧》里的周如水,最后到《寒夜》里的汪文宣,沿著這一創作軌跡,我們不難發現巴金先生所擅長的是對知識分子的塑造。在塑造這些知識分子的過程中,巴金先生又集中塑造了兩類突出的形象:一類是以覺新、汪文宣為代表的軟弱者、忍耐者,他們雖然接受了許多新思想,但還是成為了舊社會的犧牲者;一類是以覺慧、曾樹生為代表的反抗者,他們想擺脫家庭的束縛,成為了走出家庭、邁進社會的反抗者。正是因為有這兩類形象的鮮明對比,才使得當時的社會青年有了對封建禮教、國統區黑暗社會的深刻認知,鼓舞更多的青年人走出家庭的牢籠,走進更廣闊的社會。巴金先生是那個時代用作品影響青年一代的啟蒙者之一。

一、以覺新、汪文宣為代表的軟弱者

(一)軟弱者形象分析

覺新是作者在《家》中描寫最深刻、著墨最多的一個人物,也是作者在眾多軟弱者形象中刻畫最生動的一個。覺新作為封建大家庭的長房長孫,從小受到封建大家庭禮教的毒害與束縛,在他的潛意識里他的所作所為、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他作為長房長孫的身份。面對高老太爺的意愿,他不敢也不能反抗,只能一如既往地順從,放棄繼續學習的機會到實業公司去做事,和他不愛的瑞玨結婚。這些都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軟弱,對任何事情都是服從、順從,無力甚至是不敢掌握自己的命運。他不僅自己順從,還影響和帶動其他人跟他一起順從,這就是封建禮教長期毒害的結果。他的身上已然看不到青年該有的精神狀態。在他的意識當中,順從長輩的意志就是天經地義,忤逆長輩的意愿就是大逆不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無論怎么反抗也沒有什么結果,于是他選擇了放棄——用軟弱、順從犧牲了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業、愛情和自己認為的一切美好事物。這就是中國舊式青年慘痛的悲劇和寂寞如死灰般的人生[1]!

自從巴金先生形象地刻畫了覺新這個軟弱者之后,他又塑造了一群軟弱者形象,如《家》中的枚少爺、《霧》中的周如水,以及《寒夜》中的汪文宣。

跟覺新一樣,汪文宣也是一家之主,曾經也對生活充滿夢想,但是最終被社會的“寒夜”所吞噬,在黑暗的國統區一步一步地走向毀滅。社會動亂、工作、生活以及身體疾病等各方面的壓力同時向汪文宣襲來,他落入了社會乞食者的隊伍。他從內心深處開始詛咒這個可惡的世界,并痛恨這個世界的不公——“別人可以升官發財,而我們卻要奉公守法”[2]69。雖然有著對社會的諸多埋怨,但為了生活,心地善良而又軟弱無能的他只能將這種苦楚往肚子里咽,并對自己說:“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盵2]78但是他的一味忍讓、屈從并沒有換來別人的同情,反而更使他感受到來自領導、同事的無情和冷血,“周主任的表情和吳科長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著‘死’”[2]79。在面對國民黨粉飾太平生活的丑惡嘴臉時,汪文宣被他們的謊言氣到吐血,卻只能將這種情緒表現為“低聲抱怨”“無聲的抗議”。在內心深處他對黑暗社會、國民黨統治是憎惡與仇恨的,然而他又無力抵抗,只能默默承受社會對他的種種壓迫、冷酷和無情。在這樣令人窒息的社會和工作環境中,他只能用痛苦折磨自己的心,“我也會說謊了”,說著違心的話,干著違心的事。本身就脆弱、不堪一擊的他只能選擇忍辱負重、懦弱茍安。

在工作中不遂心,在社會中看不到光明,在家庭生活中也不如意,所有這一切對他來說是那么痛苦、那么煎熬。汪文宣孝順母親,關心妻子。在面對妻子和自己的母親水火不相容的情感沖突時,他夾在兩者之間無力回旋,只能自怨自艾。毫無反抗能力的他被冷酷的現實一步步逼上了絕境,在他撒手人寰的時候,他憤懣地向社會反問:“我做了什么錯事呢?我一個安分的老好人,為什么我該受這懲罰?”[2]125

(二)軟弱者形象形成的原因

從《家》《寒夜》中我們看到了封建家庭的軟弱者覺新與深受社會、家庭、工作三重壓力,而懦弱茍安的知識分子汪文宣。雖然他們生活的年代和社會環境不同,但是他們的結局如出一轍,汪文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四十年代的覺新性格的翻版,也是對覺新形象中年情懷的繼續探索”[3]。是什么原因使他們成為了軟弱者呢?

1.罪惡的社會制度是他們悲劇產生的根本原因

覺新生活在中國舊式的封建大家庭中,靠的是祖上的資產,不必為了生活而到處奔波。由于父親過早去世,作為長房長孫的他不得不成為高家的第三代頂梁柱,挑起這“半死不活”的封建家庭的重擔,不僅要處理家庭的種種瑣事,還要像傀儡似的做著別人要求他做的事。他的內心有一百個不愿意,但是又不能不做。他沒有選擇的權利與自由,這一切的罪惡都來源于封建制度,來源于封建禮教對青年的束縛。

《寒夜》中的汪文宣不是封建大家庭中的大少爺,只是一個在黑暗的國統區忍受著來自社會、工作、生活三重重壓的小知識分子。年輕時的汪文宣可不是這般模樣,他曾經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有志青年,讀大學時就有了創辦鄉村教育之理想,大膽地與曾樹生自由戀愛、結合。但是當他們一家三口逃到重慶之后,一切都發生了改變:以前對自由、愛情、理想的美好憧憬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現實生活的重重壓力。一家三代只能住在破爛不堪的用板壁隔開的昏暗的陋室之中。為了賺取微薄的收入,汪文宣每天干著重復單調的工作,校對著糾纏不清的譯文,小心翼翼地周旋于領導、同事之間,忍氣吞聲、懦弱茍安。他有多厭惡、多憎恨國統區的黑暗,內心深處就有多痛苦、多矛盾、多煎熬。無論是覺新還是汪文宣,他們的軟弱都是被這罪惡的社會制度一步步“逼”出來的,只不過汪文宣與大少爺覺新相比,他面對三種苦痛時無疑要比覺新更無助、更彷徨、更絕望。

2.性格軟弱是他們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

經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之后,一批批青年想要從封建的思想牢籠中掙脫出來,接受新世界、新思想所帶來的饋贈。生活在上世紀20年代的覺新、上世紀40年代的汪文宣也不例外,但他們雖然接受了新思想,最終卻沒能走出舊世界,而是成為了軟弱者,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們性格的軟弱。為了承擔長房長孫的義務,為了能夠撐起龐大的封建家族,覺新先是放棄了去國外深造的機會;后又放棄了與自己情投意合、青梅竹馬的表妹結合的機會,任人擺布地接受長輩安排的婚姻;為了避免所謂的“血光之災”,聽從了長輩的意愿而葬送了妻子的性命,又因為自己的軟弱致使表妹憂郁死去。在一次次面對各種選擇時,他總是一味地妥協、順從、忍讓,殊不知一次次的妥協、順從、忍讓換來的是自己的“人生苦難”,最終使自己走向毀滅。

汪文宣是可悲的甚至是可憐的,“老好人”的形象最終也沒有使他得到社會的眷顧。在工作中,對于工作的不滿,既不敢訴之于言,也不敢形之于色,只是在心里默默自語和承受[2]11。不論是看到上級領導的目光還是聽到吳科長無意哼出來的聲音,都讓他覺得是在警告或者在責怪自己,這就導致了他在領導、同事面前總是小心翼翼,生怕說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只能在內心深處默默承受、煎熬。在家庭中,既不能給曾樹生家庭的溫暖,又沒有能力解決婆媳之間的矛盾,使得這對婆媳的關系日益緊張,最終落得兩邊都不討好。甚至在曾樹生跟別的男人去蘭州之后,他依舊只報喜不報憂,自己病情加重時,也善意地編織謊言隱瞞自己的妻子。應該說他的軟弱性格是造成他悲劇的最主要原因。

軟弱已成為這兩個人物共同的代名詞,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用麻木自欺、軟弱退讓當擋箭牌。即使他們內心有欲望和要求時,也從不敢期望,不敢采取任何的措施和行動去捍衛和爭取,只能眼睜睜地一次次錯失“良機”。他們永遠沒有改變自己現狀的勇氣和行動,更談不上反抗。

二、以覺慧、曾樹生為代表的反抗者

(一)反抗者形象分析

《家》中不光有封建家庭的軟弱者和犧牲者覺新,還有一個反抗者覺慧。他的出現無疑給當時的青年帶來了希望和出路。覺慧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具備了先進青年的許多特點,時常與青年們一起討論時事政治,熱衷于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并用實際行動來批判自己痛恨的黑暗社會現實。在封建大家庭中,只有他一人孤身奮戰,敢于做“冒天下之大不韙之事”——愛上并追求婢女鳴鳳。尤其是在小說的最后,隨著高太爺的死亡,這個象征封建禮教的大家庭也隨之崩塌、瓦解,這使得覺慧又做出一個大膽舉動——不同意將要分娩的瑞鈺搬出去,想要幫助覺新改變一味委曲求全的個性。這些都表現出他與封建家庭、勢力作斗爭的勇氣和反抗精神。正是因為有了覺慧的敢作敢為,才能凸顯出覺新的軟弱、覺民的勇敢。覺慧有些時候也會表現出一些軟弱性,這是由于從小到大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不可避免受封建思想的影響而導致的。當鳴鳳被送去做馮樂山的姨太太時,他沒有上去勸說更沒有阻止,反而為自己找了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掩飾自己內心的軟弱。鳴鳳投水自盡后,他才深刻意識到自己的軟弱與幼稚,痛恨自己“把她拋棄了”,對覺民說:“我害了她。我的確沒有膽量……我從前責備大哥你沒有膽量,現在我才曉得我跟你們一樣。我們都沒有膽量。我也恨我自己!”[4]正是鳴鳳的死給了覺慧當頭一棒,驅除了他內心的軟弱,讓他勇敢地選擇擺脫封建家庭的束縛,毅然決然地站到封建家庭的對立面,走向外面更為廣闊的新世界。

在《寒夜》中也有一位反抗者曾樹生,她雖是女性,卻表現出不輸于男性的反抗精神。與巴金筆下的其他女性不同,她有獨立的人格、經濟意識,敢于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選擇出逃,雖然最終沒能完全地獨立,但這種行為在當時女性抗爭的道路上已成功跨出了一大步,尤其是與自己的丈夫相比,更顯出她的勇敢。

曾樹生已經擺脫了封建思想的枷鎖,具有了五四新女性意識,她與汪文宣一樣接受過高等教育,同時也追求個性解放、人生價值。因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他們自由戀愛、成家。當這些理想落實到現實中,成了“水中撈月”時,曾樹生沒有像汪文宣那樣被社會、工作、家庭折磨得一味妥協,她還勇于出逃、敢于反抗,哪怕最后出逃沒有成功不得不歸來,但出逃本身就是一種對自己命運的反抗。與覺慧相比,她的反抗更像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她的反抗一是對長期以來處于男權壓迫下女性屈從地位的反抗;二是對長期以來傳統的倫理制度下,女性未作為與男性同等的“人”的反抗。令人欣慰的是曾樹生走出家門成為社會職業女性,從家庭中掙脫出來獲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有了一定的自我選擇空間,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己的社會價值。

(二)反抗者形象形成的原因

1.時代的孕育和呼喚造就了反抗者的“出走”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一個動蕩的時代,社會的劇烈變化引發了社會思想的裂變。隨著五四運動的到來,西方民主思想的快速傳播給廣大的中國青年帶來了猛烈的思想沖擊。他們開始逐步認識到中國幾千年來封建制度的種種罪惡,而家族制度又是束縛自由、扼殺人性的“萬惡之首”。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社會上崛起了一批青年,要從封建的思想牢籠中掙脫出來,去尋找獨立、自由的新生活。覺慧和其他的年輕人一樣接觸到這種新思潮,被這種新思想所鼓舞。覺慧的離家出走絕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時代的呼喚使他走上了義無反顧的反抗之路,這也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真實寫照。

和上世紀20年代的“反抗者”相比,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反抗者則在深度和廣度上更進了一步。他們大都是出現在社會轉型、時代動蕩的時期,在新時代個性解放的旗幟召喚下,他們勇敢地走出舊家庭,尋找自己的理想。反抗的大軍中不光有男性的身影,還有女性的光芒。曾樹生就是從反抗隊伍中走出的女性代表。五四運動舉起了反封建禮教的大旗,壓抑了幾千年的女性意識也慢慢覺醒。經過接近三十年的發展,女性的反抗意識日益增強,受過新思想教育的曾樹生就是在這個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作為一個接受過個性解放思想影響的新女性,盡管做的是在別人眼中被視為“花瓶”的工作,但在曾樹生自己心中卻認為是對自己獨立人格的一種自我證明,證明自己在社會中具有獨立的個體地位。無論是在小說的開篇還是在汪文宣患病的時候,她想離開這個家的想法從未改變。她不想像汪文宣似地掙扎在生存的邊緣,想要在生存之上找到生活的意義、價值,想活得痛快一些,作為獨立的個體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2.反抗——反抗者骨子里的“基因”

覺慧是一個受五四初期民主主義思想影響的封建大家族反抗者形象,他的反抗性格是在見證封建大家庭如何殘害青年的過程中一步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開始覺慧是通過參加學生請愿活動來表達自己的反抗意識的,但那時他的反抗意識并不是很明顯。后來鳴鳳的投湖使他看清了封建制度對婦女的戕害,他的反抗意識發展成了一種反抗行為。他勇敢地與封建勢力進行斗爭,繼續參加進步活動,宣傳新思想,從行動上支持二哥逃婚,在家族內聲討長輩們所謂的“捉鬼”行為。他反抗意識堅決、行動堅定,最終這兩件與封建家族正面交鋒的事情都取得了勝利。這顯然是與覺慧本身的反抗意識分不開的。最終將覺慧的反抗行為推向極致的是大嫂瑞玨的死。在后來的一次次事件中,他沒有妥協退讓,而是不屈服、不動搖,勇敢地站出來反抗封建禮教、封建勢力?？梢哉f,他是高家唯一一個敢于反抗的人。

巴金的作品中,還塑造有如琴、鳴鳳等許多女性形象,但只有曾樹生完成了女性命運的抗爭,這和她的反抗性格是分不開的。自從一家三口來到重慶,曾樹生與汪文宣的理想在現實面前破滅后,為了不依附家庭、丈夫,她找了一份銀行“花瓶”的工作,盡管有時也會有抱怨,但是她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尊嚴和人格獨立。在家庭生活中,她始終把自己當作是一個“人”,一個獨立的個體。她秉持著“我是我”的信條,為了實現對獨立生活理想、自由的追求,最終毅然決然地脫離了死氣沉沉的家庭的束縛,去勇敢地找尋幸福、創造幸福。不管實現與否,追求幸福是每個人的權利,曾樹生的反抗行為是與她追求獨立、自由、平等的性格分不開的。

三、結語

在那個激情動蕩的時代,巴金先生站在時代的前沿,創作出兩類鮮活的人物形象:軟弱者、反抗者。軟弱者的形成有社會及自身性格的原因,值得欣慰的是,更多的青年從反抗者身上感受到了對新文化、新生力量的呼喚,同時也反映出作家對時代的思考、回答——舊的在滅亡,新的在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