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機制研究

汪發亮

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機制研究

汪發亮

（馬鞍山職業技術學院 經濟貿易系，安徽 馬鞍山 243031）

作為組織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組織結構演變深受文化因素的影響。組織結構演變中的路徑形成與突破涉及不同層面的文化因素，現有研究中缺乏將文化分層機制與組織結構演變進行整體互動分析的視角。研究發現，文化分層與組織結構變革存在深層互動關系。當組織內外部文化環境發生變化時，組織變革領導者必須認識到各層面文化因素對組織產生的積極與消極影響，通過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機制模型，加強組織學習，積極建構高效組織結構。

文化；組織結構；演變；機制

組織結構是有效開發社會資源的前提。[1]每個組織都有與之相對應的機構。組織結構受組織內部因素影響，也深受社會環境的影響。組織與環境是相互依賴的關系，組織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進行結構變革已經成為一種生存常態。[2]在社會轉型、變革急劇加速的當代，國內組織面臨一個復雜度、不確定性很高的環境。組織如何依據自身發展水平、結合組織內外部環境采取適當的結構變革關涉組織生存發展。如何獲取精進信息，摒棄不利因素，優化形成有效組織結構，成為當下各類組織生存發展的當務之急。

本文立足中國社會文化背景，基于動態“過程”視角，借鑒組織行為理論審視組織結構演變，綜合中西方組織結構與文化研究成果，深度理解組織結構文化優勢，嘗試建立一個基于文化視角觀察組織結構演化機制的系統動力學模型。

一、文獻回顧

國內外的組織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關注組織結構?？ㄆ澓涂ǘ魈岢觥敖M織結構，本質上就是人類設計出來的一種系統，它可能因為事故而解體，也可能超越時空的轉移和生物機體的凋謝，而持續數世紀之久”[3]。戴維斯認為“人類社會存在著雙重現實：一方面是規范體系，另一方面是即存秩序……這兩種秩序不可能完全一致，也不可能徹底的分裂”[4]。斯格特則認為組織結構是組織參與者關系的模式化和規范化[5]，他將戴維斯的兩種結構分別稱為“規范結構”和“行為結構”。上述經典的組織結構言說側重概念的可操作性和可測量化，但相對忽略了組織內行動者的真實行動結構。社會學家通過正式結構和非正式結構分析，彌補了組織研究的這種缺憾。[6]正如社會學家波普諾所言，正式結構中每個成員都分擔了特定的組織任務，很明確何地、何時、誰用何種方式來實施決策，成員位于組織層級中的地位，正式結構以顯性的形式存在。非正式結構則是由群體成員的互動所形成的人際關系，是隱性的存在方式?？梢?，社會學家認定的正式結構概念與斯格特的規范結構概念相似，兩者有交集且又互為彼此，然而，非正式結構概念卻完全隸屬行動結構的范疇內。

國內學者從自身研究角度也給出了各種定義。何波等認為組織結構是指組織內部各有機要素相互發生作用的聯系方式[7]，它決定組織中職權層級數和管理者的管理幅度，確定了如何將個體組合成部門、部門再組合成組織的方式。胡河寧提出組織結構是一個組織內各構成部分及其確定的關系形式。[8]該結構是人們對組織的一種抽象認識，看不見摸不著。上述定義皆較為抽象，蘊涵了組織結構的靜態和動態兩面，有益于對組織研究深刻理解。為更詳盡地分析探究特定問題，本文以戴維斯與斯格特的觀點為基礎，構建了一個新的組織結構定義。

在深度分析國內外各種組織結構概念優點與極限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背景，本文界定可操作性強的組織結構概念模型如下：規范結構包括顯性規范結構和隱性規范結構，以組織結構圖為框架，包括職務崗位說明、組織規章制度等客觀性范疇；行動結構是指組織中的成員實際參與的活動，既含嵌入規范結構中的規范性活動和“隱性規范”所有活動，還包括游離于規范結構之外的對組織造成影響的組織成員行動結構。[9]上述定義用圖示表示如下：

圖1 組織結構概念模型

文化作為一個概念框架，它以語言為基礎，通過感官系統傳遞至大腦，經過編碼演繹，最后以有形或無形的慣習、制度、思想等方式留存。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C·諾斯認為“文化是指經由教育與模仿而代代相傳，并影響行為的那些知識、價值及其他因素”[1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認為德語中“文化”概念的核心是指思想、藝術、宗教，其傾向于指人所取得的成就及那些已經存在的人的產品，較為強調民族差異和群體特征。費孝通認為“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記憶而維護著的社會共同經驗”[11]。當前是過去的投射，每個人都是過去歷史的縮影。一個人身上凝聚著當前時代的特點，也投射著民族過去的生活。對于個人而言，歷史不是點綴飾物，而是實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礎。梁漱溟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是極其實在的東西”[12]。文化的本義包含政治、經濟、軍事，乃至一切。中國文化以儒家道術為中心，專注于人與人的關系，研究儒家哲學就是研究中國文化。[13]儒家哲學博大精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儒家至理名言無不成為文化的一部分而流傳至今。民族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習慣、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社會規范等所構成的一個復雜的有機整體。[14]在歷史的發展潮流中，經過一代代先哲們的實踐沉淀、思考提升、揚棄創新而最后定格為一個民族的特征。組織文化是當地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反映，會進一步發展當地文化和民族文化。

從人的思維到社會制度及各種人造物等多個層面，人類生活在文化中也被文化形塑。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以促進組織結構完善，提升組織績效為旨歸，本文對文化進行以下三個層面界定。其一是理念文化，指以實現組織目標為導向，組織中大多數人尤其組織內外各級管理者及核心決策者關于組織發展的認識、構想及價值取向。其二是制度文化，指影響組織發展的組織內外各層次社會、經濟、政治、法律、管理等明文制度及風俗習慣等非明文制度。其三是器物文化，指為實現組織目標所需配備的各種器物，即包括生產組織產品所需器物，也包括提升組織人員生產組織產品能力所需器物。

二、組織結構與器物文化互動機制

長期以來人類學家就認為文化系統是社會生活中秩序與模式的主要來源。作為組織秩序與模式表征的組織結構，其外在表現首先是由其器物文化體現出來的。

（一）器物文化的演進與擴張促使組織結構不斷更新換代

從古到今，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大，無論國與國還是人與人之間，器物文化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先進器物的發明與推廣促使各地組織結構不斷更新換代。

從古代歷史來看，人們往往通過考古發掘出來的器物文化解讀還原當時的社會組織結構及各地區社會組織結構之間的聯系。如人們通過對各朝代墓葬的發掘獲得墓志銘、陪葬品及墓室構造等大批量器物文化資料，在深度解讀的基礎上進行各時期的縱向與橫向比較分析，可還原出大量的政治、經濟、家族等組織結構及其演進機制模型。

從近代歷史來看，幾乎每一項重大器物文化的出現都會促發社會組織結構的巨大變革，如瓦特蒸汽機等近代器物的發明與推廣大大促進了近現代工業組織的發展，使得大批農民轉變身份而成為工人，進而促進城市化發展及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導致國家政府結構的資本主義化與鄉村傳統宗族結構的解體。在企業組織層面，蒸汽動力輪船的大規模應用與推廣促進了遠洋貿易的興起，一批跨國企業組織結構不斷出現。此外，在先進器物文化支撐下，近代西方列強通過國際貿易、殖民戰爭等方式在全世界掠奪資源，客觀上輸出了先進器物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諸多地區的社會組織結構變革，如日本明治維新便是在西方先進器物文化的沖擊與震撼下采取了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面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促成了政府、學校等一系列社會組織結構的更新換代。

進入現代社會，高速公路、電腦互聯網、智能手機等器物文化的大規模出現與使用，促進了電商組織結構、虛擬企業組織結構等多種組織結構的蓬勃發展。

在微觀層面，器物文化對各種社會組織結構的影響無處不在。每當一個能提高組織生產力、有利于促進組織目標實現的器物出現，在市場競爭壓力下，便能很快在組織間推廣，對組織結構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比如，自從網絡購票系統上線以后，窗口售票部門規模被大大壓縮，國內鐵路系統根據需要增設了信息化部和規模龐大的客服部門。在阿里巴巴、京東等現代電子商務模式的沖擊下，國美、蘇寧開始成立電商網站部門。

組織結構中受到器物文化影響最大的便是其顯性規范結構。當我們進入一個組織，便能從組織的門牌了解組織的業務范圍，從組織的辦公場所、辦公設備等了解其顯性規范結構的各個方面。

總的來說，器物反映顯性規范結構，顯性規范結構配置應有器物。

（二）組織結構對器物文化激發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所有組織要實現自身的目標都離不開對器物文化資源的合理配置與運用，而器物文化資源的配置都是按照組織結構的框架進行的。比如中央通過文件方式對各直屬機關事業單位的顯性規范組織結構進行規劃設置，并按照組織結構設定的等級對各級職員的辦公用房、公車、參與考察培訓級別及待遇等一系列器物文化資源進行配置。

除了顯性規范結構外，隱性規范結構對器物文化資源也具有重要配置作用。這種配置差異性，一方面來源于宏觀經濟層面的差異，另一方面，在特定組織、個人層面則來源于社會關系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等核心資源的差異性。我國儒家文化講究人倫觀念，即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差序格局”。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這也導致社會關系資本的差異成為器物文化資源分配的隱形規范結構之一，并由此衍生了“跑部錢進”等社會現象。此外，在社會經濟效益引導下，名主任醫師、名教授專家等文化資本雄厚者也普遍在所供職組織內外獲得相對同級別普通同事更多的器物文化資源。

與時俱進的組織結構將會激發器物文化的使用與創新。如央視紀錄片《公司，公司！》指出，在西方，80%的發明創造都是由創新型公司實現的。從家庭作坊、家長制公司、股份公司、有限責任公司、職業經理人制公司，每一次公司治理組織結構的更新都會激發一輪新的器物文化資源大發展。

（三）器物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宏觀動力學模型圖示

可構建器物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宏觀動力學模型圖示如下：

圖2 可構建器物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宏觀動力學模型

三、組織結構與制度文化互動機制

組織是為利用社會機會而被創造出來的。隨著時間推移，組織會在制度引導下不停演化，其演化結果會不斷反饋到制度制定者手中，進而影響到下一步制度的調整與重置。

（一）制度文化結構化機制分析

組織因制度化機會而生，制度在提供組織發展機會的同時往往普遍附帶著對組織顯性規范結構的要求。如我國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必須成立股東大會，其由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組成。此外，公司必須按照法律要求成立顯性規范結構，否則將面臨制度化懲罰。在延續幾千年傳統集權制國家管理體系下，國內各種資源大都按照行政級別采用自上而下的分配方式，作為分配主要指針的制度文化體系普遍對所轄組織顯性規范結構有具體的要求。如我國中央、省、市、縣（區）各級政府組成部門除了級別和規模不同以外，其他基本一樣，體現著一種“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制度化結構邏輯。

我國民族眾多、幅員遼闊，各地風俗習慣差異很大。在傳統儒家文化里，人民普遍按照差序格局原則指導自身的行為習慣，在明文制度化文化建構組織顯性規范結構之外，實際運行的更多是圍繞權力核心構筑的以情感性關系、混合性關系、工具性關系三類人群組成的同心圓式組織隱性規范結構?；趥鹘y非明文制度化風俗習慣構筑的組織隱性規范結構在社會尤其是鄉村與熟人社會中規范著大家的生活，人們遇事總習慣于按照村規民約解決問題而非訴諸工具性的法律制度。

傳統制度化文化影響非止于鄉村社會，隨著大規模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村委會蛻變成了社區居委會。傳統血緣社區的疏離在城里得到異樣的重構，同鄉會、商會、同學會、校友會，情感性或混合性關系得以重建，傳統制度文化持續建構著人們的行動結構。

隨著時間推移，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機會逐步釋放，有為的政治經濟組織領導者總是習慣于在既有的制度框架邊緣尋求突破，以求得市場競爭優勢。在這一進程中，曾經對組織生產性活動效率具有激勵作用的制度逐漸落后于組織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甚至成為組織發展的障礙。至此，明文制度文化對組織實際行動結構的約束力漸趨勢弱，非明文制度文化開始主導組織行動結構演化進程，進而在特定時期促使明文制度發生變遷，即促使制度制定者順應社會需求把非明文制度的合理性加以顯性化，進而帶動隱性規范組織結構的顯性化。

（二）組織結構制度化機制分析

制度是一種社會的博弈規則，是一些人為設計、塑造組織或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制度促成了組織或人們在政治、經濟與社會領域里交換的激勵。組織效益的增長來源于產品與服務的生產及其增值性溢價交換。在依法治國、治理組織的行為假設下，明文制度文化的創新有賴于調整創新承載具體功能的組織結構。如為推進全國不動產登記管理工作，自然資源部調整組織結構設置，增設不動產登記局。

無論集體決策抑或個人獨斷，遵循“合法性原則”的明文制度調整與創新均以組織結構特定模塊之名做出，并以組織結構各模塊內嵌功能及處理流程來兌現制度實施的形式與有效性。從頂層制定到基層實施，組織結構對制度化文化影響無處不在，抑或延伸、抑或闡釋、抑或修正，流變的組織結構造就了流變的制度化文化。

（三）制度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宏觀動力學模型圖示

可構建制度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宏觀動力學模型圖示如下：

圖3 可構建制度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宏觀動力學模型

四、組織結構與理念文化互動機制

何為理念文化？從文化系統化、層次性的角度而言，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公式：文化=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如果把文化比作一棟雄偉的建筑，理念文化相當于建筑設計方案，制度文化相當于建筑施工圖及施工相關管理制度，器物文化則相當于建筑施工材料。無論身居廟堂之上，還是地處江湖之遠，理念文化與組織結構耦合互動不斷。

（一）理念文化結構化機制分析

理念文化根植于三類對組織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人員之中，擁有組織資源者如總經理、機關事業單位一把手，擁有經濟資源者如上市公司重要股東，擁有文化資源者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智庫專家學者。他們基于各自地位、價值觀從不同層面對組織結構演變機制產生影響。

組織資源擁有者理念文化的執行與兌現將對組織結構尤其現行規范結構產生直接影響。如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提出的“從嚴治黨，懲治這一手決不能放松，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這一反腐敗理念。為有效執行這一理念，國家對各級紀委的領導組織結構進行了調整，一是改為垂直管理為主，二是提升紀委書記在各級黨委地位，三是增設紀委辦案科室、增強辦案力量。

文化資源擁有者的理念文化對組織結構演變起著決策參謀作用。當今世界已進入知識信息爆炸時代，大中型組織決策者制定合適組織結構所需信息量越來越大，為此，普遍配置參謀機構或參謀人員，這些人員普遍憑借自身在特定領域的專業優勢提供專業意見，在不同時期對組織結構演變產生影響。此外，一些學者通過著書立說方式廣泛傳播自身理念文化，進而對國家、社會、企業等組織結構產生影響。如日本商業之父澀澤榮一通過撰寫《論語與算盤》這一經典著作并印刷過千萬冊，在日本社會廣泛傳播其思想，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日本社會輕商、賤商的傳統思想，進而從思想上大大推進了日本社會各組織結構的巨大變革。這種源自以促進思想認同為導向的信息傳播方式，首先會改變受傳者所在組織的隱性規范結構，進而產生大量內嵌于隱性規范結構中的隱性規范行動。隨著時間推移，根植于合理性邏輯的隱性規范結構得以在市場競爭機制引導下大規模擴散，進而得到社會普遍認同，終至于在特定時點完成合法化進程，上升為顯性規范結構及其主導下的顯性規范行動。

經濟資源擁有者對組織結構演變的影響來源于維護及拓展所獲經濟資源的理性需求。鑒于組織結構對資源的層級配置及導向作用，經濟資源擁有者一方面對自身所掌控組織的結構進行建構，如公司大股東對公司組織結構的話語權；另一方面會對外圍上層組織結構進行滲透，如西方大公司股東對國會議員和總統選舉進行資助甚至自身參選以便在頂層設計層面維護及拓展所獲經濟資源的社會組織結構。近代如紅頂商人胡雪巖，當代如諸多商界巨子紛紛當選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莫不如此。

（二）組織結構理念化機制分析

中國傳統文化里“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理念文化影響深遠，普遍規范著人們生活中的語言與行為。長幼有序體現著血緣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家譜為典型范例。尊卑有別則更多體現社會地位的差異，這種差異宏觀上以基于各種資源占有量多寡的社會分層組織結構，微觀上以組織內部的組織結構形式體現出來。從出生時進入血緣社會組織結構到上學、工作后進入社會分層組織結構及工作單位內部組織結構，人們的理念文化得以在結構規范中生成。

理念文化是一種手段，其價值在于提供擁有者得以求生的手段。當我們從出生到會記事起，便融入血緣社會的組織結構中，通過父母親朋的教育和自身的觀察摸索漸漸明了自身在該組織結構中的位置及相應的行為言語規范。此外，通過與該組織結構中其他位置人員直接或間接的持續性接觸與觀察，習得各結點之間的言語行為規范?；谘壗Y構的長期穩定性，這些行為規范得以反復強化，進而深度根植于人們的頭腦之中，構成人們理念文化的初始重要組成部分。

（三）理念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宏觀動力學模型圖示

可構建理念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宏觀動力學模型圖示見圖4。

當人們進入學校、加入社團等，便開始步入各種社會化組織結構之中，開始體會一種新的結構分層劃分標準及結構中各節點的行為言語規范。有賴于血緣社會組織結構的傳導機制，孩子們在老師和家長的表揚批評、各種榮譽的發放及違規懲罰的現象中漸漸習得組織結構的運作機制及價值導向，進而形成教育組織結構化的理念文化，并以該理念文化指導自身在社會組織結構中的行為言語規范。

圖4 可構建理念文化視域下組織結構演變宏觀動力學模型

畢業后，人們陸續進入工作崗位，開始體驗競爭性社會組織結構的多樣性。在工作崗位上，一開始人們會較單純地按照顯性規范結構要求行事，亦步亦趨，形成自身初步工作理念文化。隨著時間推移，大家便慢慢感受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隱性規范結構的現實及其各種價值觀的多樣化及評價方式的多元化。至此，人們開始知道從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組織結構的巨大差異中習得“入鄉隨俗”“隨機應變”等理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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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Wang Faliang

As the core issue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research, the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factors. The forma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paths in the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volve different levels of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existing studies lack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stratification mech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deep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stra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hange. Wh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changes, the leader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ust recogniz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of cultural factors at all levels on the organization,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rough the mechanism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volution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actively build an 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ultur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volution; Mechanism

2023-06-15

安徽省高等學校質量工程項目（2022cjrh047）

汪發亮（1975－ ），男，安徽繁昌人，馬鞍山職業技術學院經濟貿易系副教授，碩士，華東師范大學訪問學者。

10.13685/j.cnki.abc. 000714

C936

A

1671-9255（2023）04-0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