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學夷生平與《詩源辯體》的刊刻及影響

楊 暉

(江南大學 人文學院, 江蘇 無錫 214122)

許學夷,字伯清,南直隸江陰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卒于崇禎六年(1633),享年71歲。關于許學夷的生平資料留存甚少,現多見于杜維沫點校并于198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源辯體》一書。據《點校后記》說,本書是以“惲毓齡于一九二一年購得一部,次年據以在上海用仿宋聚珍字排印”[1]448為底本,并將底本所附的序、跋及《許伯清傳》收錄作為本書的附錄。另外,我們還能從許學夷去世后的幾種《江陰縣志》中見到點滴記載。

一、許學夷生平

(一)許學夷的家世

從《詩源辯體》附錄的文獻可初探許學夷的主要生平事跡。其中,晉陵惲應翼的《許伯清傳》是了解許學夷家世的主要文獻?！对S伯清傳》記載:

許學夷,字伯清,先世汴梁人。其家江陰,則自宋太醫令堂始。堂十四傳至其祖璨,字世華,有隱德。生三子,叔曰道,字汝達,以歲薦,授聞喜丞,廉直不能順上旨,遷王官,歸著《綱目緒言》,迄于隋而卒。始娶章,生學閔,為諸生,以孝友稱,繼娶韓,生君。[1]432

許學夷家族上可追溯到元末的許恕,字如心,有《北郭集》被《四庫全書》收入“別集類”。他的祖父許璨,字世華,“以歲薦,授聞喜丞,廉直不能順上旨,遷王官,歸著《綱目緒言》,迄于隋而卒”。他的父親先娶章氏,生學閔,即許學夷同父異母的哥哥;后繼娶韓氏,生許學夷。從《許伯清傳》中看不出其家族有多少“顯赫”的記錄。另據謝明陽考證,許學夷前輩多有寫詩之人,但都影響不大,僅存少許詩作,更無彰顯的家世。(1)許學夷《贈邱念先社兄時梓澄江詩選》中有:“百年文質誰當備?一代彬彬實吾祖。(予八世從祖諱恕)”“吾祖”即他的八世祖許恕。許恕之子許節,許節之子許輅;許恕族弟許穆,許穆之子許雲,均有詩作傳世?！侗惫纺└接性S節《述古齊集》以及許輅、許穆、許雲詩各一首。許節、許輅、許雲等另有詩作,見《江上詩鈔》卷八、卷九。其兄學閔,生子國泰、國棟。國泰娶李氏為妻,生子萃亨、謙亨。國棟娶李氏為妻,生子許用。清兵入江陰,許用主張積極抵抗,后因城池被清兵攻破,抱母自焚。國泰妻李氏、子許謙亨也在清兵入城后自焚而死。許學夷娶鄧氏為妻,生一子四女。子許國安好學,但22歲夭折;長女出嫁吳士麟,次女出嫁陳所學,三女出嫁孫維默,四女出嫁徐步。其第四女在清兵江陰屠城時,同丈夫徐氏一門十五口投井而死,后被列入康熙本《江陰縣志》之《列女傳》[2]。在遭遇社會變故之際,許家后人的選擇可以見出許氏家人剛烈的性格。許學夷的次女婿陳所學辛苦集資,為許學夷出版三十八卷本《詩源辯體》,了卻老人心愿。

以上粗略梳理了許學夷的家族譜系。因無官方正史記載,對他家族的了解大多來自民間,以及方志中獲取的相關資料。在官方的正史中僅有《明史·藝文志》中“許學夷《詩源辯體》十六卷”的記載。

就生卒年看,許學夷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經歷了嘉靖、隆慶、萬歷、泰昌、天啟、崇禎等六朝,生活在社會動蕩的年代。他卒于崇禎六年(1633),此時的明代氣數已盡,并于十一年后的崇禎十七年(1644)再也無法維系而亡。

就學術時代看,許學夷生卒時間與當時幾位主要詩論家的生卒年相比,可以看出許學夷所處明代晚期詩壇的變化,如后七子領袖王世貞(1526—1590)、思想家李贄(1527—1602)、詩論家胡應麟(1551—1602)、公安派代表袁宏道(1568—1610)、竟陵派代表鐘惺(1574—1624)等幾位重要的詩壇領袖。王世貞卒年,許學夷27歲;李贄、胡應麟卒年,許學夷39歲;袁宏道卒年,許學夷47歲;鐘惺卒年,許學夷61歲。由此可見,許學夷親身經歷了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詩學變化。這些詩壇領袖應該對他的詩學思想產生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二)外游與交友

據零碎的史料記載,許學夷一生大多時間都生活在江陰,外游不多,交友不廣。

1.外游之地不多

許學夷行走的地方有限。惲應翼在《許伯清傳》中提到:“君不習湖海游,而湖海之士引領相慕,投詩寄訊者幾案常滿,夫豈虛聲以相召者耶!”[1]434李如一《許伯清詩小引》也說他“不客五侯,不游五岳”。但從留下的資料可知,他曾去過離江陰不遠的無錫惠山。萬歷三十五年(1607),許學夷受無錫鄒迪光(1550—1626,字彥吉,號愚谷,江蘇無錫人)的邀請,前往無錫惠山,客訪鄒迪光于惠山腳下的惠山園。鄒迪光《與許伯清》一文記載:

孟軻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足下詩詞行天下,而使人未易一識荊,胡為此自束縛而拘拘也?……澄江秋爽,檣繂易辨,愚公谷口有落葉代席,有林籟可當清商數部,有丹霞白云作紫絲步障,擬治缸酒于薜蘿外,奉廷玉舄,未審可否?[3]433

其中的“愚公谷”位于無錫惠山東麓,借山景入畫,引澗水成湖,布局巧妙,是著名的山水園林。(2)張岱《陶庵夢憶》卷七“愚公谷”條:“愚公谷在惠山右,屋半傾圯,惟存木石?；菟镐?繇井之澗,繇澗之溪,繇溪之池,之廚、清湢,以滌、以濯,以灌園,以沐浴,以凈溺器,無不惠山泉者?！眳⒁姀堘分?、馮興榮點?！短这謮魬洝の骱魧ぁ?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90頁。許學夷也留下《同徐振之登惠山》一詩:“宿雨溪流急,扁舟向晚移。山因泉得勝,松以石為奇。樓閣高卑稱,園林映帶宜。幽探殊不盡,策杖自忘疲?！盵4]239有人認為這首詩寫無錫惠山的“黃公澗”,時間正是徐氏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娶許學夷之女,并于是年游太湖?！缎煜伎湍曜V》記有:“與許氏完婚。始‘泛舟太湖’”。另在《詩源辯體》卷三十五也有:“鄒彥吉惠山園初成,予因游二泉,觀之,見其墻屋欄楯,事事皆異,正猶謝靈運衣物多改舊形制?！盵1]351就鄒迪光之《與許伯清》與許學夷之《同徐振之登惠山》及《詩源辯體》的記載,可以看出許學夷的確游過無錫。

許學夷還去過其他地方。其《游蘇堤》詩云:“青山縹緲接長堤,每為看山獨杖藜。繞岸垂楊籠霧后,滿湖新水湛玻璃?！贝嗽娰潎@杭州西湖自然景色?！队挝淞帧贰队稳祗谩?杭州天竺山有上、中、下天竺寺,合稱“三天竺”)兩首詩,也是他游杭州時留下的。另外還有《登煙雨樓》《驅車上東門》《揚子秋濤》等詩,煙雨樓應該是嘉興南湖的湖心島上的煙雨樓。除了上述點滴記載之外,似乎見不到許學夷其他外游的相關記載。這也可以看出他去的地方不多,且多集中在江南之地。

2.所交之友不廣

許學夷大多居住江陰,外出次數不多,所到之地極為有限,一生結交或有往來的朋友并不多。 在他的朋友當中,值得一提的,也是他最常往來者大約是他所創建的“滄洲詩社”詩友。這一詩社是許學夷在萬歷年間召集本地有名望的23位友人(3)“滄洲詩社”大約屬于“游戲式之詩社”,其成員有沈騖、徐益、吳元良、周俊、張嘉孺、黃繼元、荘正容、陳震、姜泰、黃明達、張純臣、周郁文、鄧汝舟、張驥能、宦進、周從文、釋隆修、陳康、黃汝宗、李可教、袁士雅、邱維賢、張玉真等23人。創辦而成。據崇禎本《江陰縣續志》卷二五《識馀》記載:“是社也,鷗機共息,駘背相班,惟風月各領人閑,庶江山不為捷徑。百年上下,應想見此一流也,此一時也?！边@大概是一個以娛樂游戲為特色的詩社。

另據謝明陽梳理,與許學夷有交往的人極為有限,主要有:東林書院萬歷十一年(1583)進士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宜興人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萬歷二十三年(1595)因貢選而任安定(今甘肅定西)知縣的惲應翼(字飛卿,號愚進);博學工詩的江陰人沈嗣光(字伯章,號鵝江);萬歷十三年(1585)舉人江陰人夏樹芳(字茂卿,號習池);藏書家江陰人李如一(字貫之,號近復); 嘗從顧憲成參究理學的江陰人郁庭芝(字元禎);旅行家和文學家江陰人徐霞客(字振之,號霞客);與許學夷論詩學的江陰人黃毓祺(字介子,號大愚);《圍爐詩話》作者,太倉人吳喬(字修齲,自號滄塵子)等等。

(三)許學夷的性格與精神特質

從所見的相關《序》與《跋》等資料中可看出許學夷的主要性格與精神特征。

1.性格之“負氣而多傲”

據乾隆《江陰縣志》記載,許學夷師從沈鵝江先生學詩。沈鵝江博學宏才,對許學夷在人品與詩品方面應該是有一定的影響的。但對許學夷個性的描述主要見于惲應翼的《許伯清傳》中的這一段:

君負氣而多傲,遇貴介或稍嚴,則悠悠忽忽,故為相戾。嘗曰“寧為蹠,不挾貴而驕;寧為丐,不羞賤而諂”。至若四方名公物色求之,則廉隅盡削,歡然相得也。持論既高,謂世無足與言,故每與客接,常謔浪鄙穢,隤焉自放,間識有相近者,則議論激發,風骨凜然。性疏略,不治邊幅,不理生產,杜門絕軌,惟文史是紬。[1]433

“負氣”指憑恃意氣,不肯屈于他人;“悠悠忽忽”形容悠閑懶散或神志恍惚;“相戾”即矛盾相背。這一段指出了許學夷遇“貴介”時“負氣而多傲”。這也是他自己所說的“不挾貴而驕”與“不羞賤而諂”。由此也可以見出他不諂媚權貴的個性。這一性格特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印證:

第一,對科舉選拔人才的無視。

科舉從隋朝大業元年(605)開始,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歷經一千三百年,是歷來士人爭得功名的重要路徑?？婆e本是選拔有用人才,后來漸漸忽略早先推舉的初衷,變成了士人做官的有效路徑?！扒捌咦印蓖跬⑾嗾f:“自夫科舉以來,在上者以文取士,而士之為學者,一切務為文詞之工,以應上之求,雖日教以《六經》、孔孟道義之實,然不工于文,則無進身之階,而士之習固自若也。茍能言矣,雖卑污茍賤者亦與其選;茍能文矣,雖浮薄輕佻者不在所棄。夫以斯人而登用之,安望其化民而成俗哉?！盵5]542王陽明在《萬松書院記》中也說:“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于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于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盵6]253科舉只關注到考試的方式,而忽略了科舉之本在于舉薦“明倫”之士。許學夷也認為“舉業”并不能選到優秀的人才,所以他并沒有走科舉的路,年復一年地應考。他是在江陰歷史上少見的被認為是有識之士而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人。許學夷的選擇,原因也許很多,但一定與他對朝廷選拔人才方式的認識有關。他的“三論”之一《論舉業》表達了他對科舉的看法:“三代立賢,尚矣;漢舉賢良,猶為近古。舉業本以明經,而其流大異,葩辭蔓語,童習而長試之,家以為賢子,國以為良士,是豈所謂經濟之學耶?”[1]432在許學夷看來,以“八股文”為考試內容,不合儒家正統,很難選出經世致用的“良士”,所以他“蚤謝帖括”,放棄科舉之路,這也是他走向“草根”詩論家的開始,間接反映了他性格中的“負氣而多傲”的一面。 夏樹芳在《詩源辯體序》中講到許學夷的詩時也說:“伯清許仲子自綺歲即能詩,其人高潔自好,五內如白雪,一切世故如涂足油不以相入,而獨翻空冥漠以為奇,望之如野鹿標枝,天倪自暢,宜其于詩有獨契也?！盵1]440“其人高潔自好,五內如白雪,一切世故如涂足油不以相入”的特征映襯了《許伯清傳》中的“負氣而多傲”的說法。

第二,對當時學術權威的不合作。

許學夷對當時的文壇領袖顧憲成的態度也間接地表現了他對權威的態度。顧憲成(1550—1612),字叔時,號涇陽,晚明思想家,萬歷八年(1580)中進士后歷任京官,授戶部主事,萬歷二十二年(1594)因朝廷推薦內閣大學士一事而得罪明神宗被革職。顧憲成回到家鄉無錫,同弟弟顧允成維修東林書院,偕高攀龍等講學。(4)《明史》卷二三一《顧憲成傳》記載:“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城與其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眳⒁姀埻⒂竦茸睹魇贰返?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3365頁。他們在“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盵7]3365顧憲成為擴大社會影響,招天下志士于旄下。萬歷三十年(1602),他曾聯系過許學夷,想與之會面,但被許學夷委婉謝絕。這一事件,一方面可以見出許學夷對權威的“悠悠忽忽”“不挾貴而驕”“不羞賤而諂”,另一方面也表達了他對政治的警惕,也是他不依附權貴的表現。對此,有許學夷《顧涇陽先生數寄訊招余,余未敢赴,今歲庚戎訪余江上,別后寄此謝之》一詩為證:“老馬伏皂櫪,本非騏驥儔。瘡皮半剝落,病骨寒颼飗。芻菽長不飽,羈縻不自由。監風忽長鳴,慷慨思九州。幸逢九方歅,千里來相求。欣然一剪拂,踠足臨道周。王良挾其策,非子控長辀。長驅望青云,滅沒焉得留?！盵8]這是顧憲成幾次致函邀請許學夷去東林書院不成,又親往江陰過訪他后,許學夷作詩以回應顧憲成的詩作,他以“瘡老”“老骨”自喻。按常理,在當時能夠攀附上顧憲成這樣的學術領袖,是許多“草根”夢寐以求的事,但許學夷委婉謝絕,也是他一向不依附“權貴”的表現。

第三,對當時詩壇名流序言的態度。

許學夷對與自己詩學思想不同的詩壇名人所作之序的不采納,也表現了他負氣與高傲的一面。如他對李維楨與鄒迪光所作序的態度就是如此。

李維楨(1547—1626)歷經世宗到熹宗等五任皇帝,曾在浙江、河南等地做官,宦海浮沉近三十年,位高爵顯,文章弘肆,聲名隆厚,也是晚明文壇盟主,《明史》稱他“負重名垂四十年”[7]4190。作為晚明名士,《明史·文苑傳》將他與唐寅、文徵明、徐渭、王世貞、董其昌等同列。萬歷四十年(1612),許學夷費時二十年的《詩源辯體》終告完結。全書詩論十六卷、選詩三十卷。成書后,友人吳伯乾前往南京,向時為文壇耆宿的李維楨求得一序。但因李維楨的序與許學夷詩學思想相差甚大,未被許學夷采用。許學夷在《詩源辯體》卷三十五第五一條中曾提到此事,他說:“李本寧論詩,散見其集諸序中,其持論多出于正。萬歷壬子,予《詩源》稍成,新安吳伯乾為予索本寧序,時本寧僑居秣陵,賓客旁午,而予又未有重名,公意忽之。其序云:‘三十年中,余兩度澄江,不聞有許伯清。隱而好學,未及從游?！势湮亩嗖幌嚓P。且以文中子劉迅編詩況予,則道途迥別。后湖海諸公多道及予,公始竟覽予書,悔之,然其集已行,無從更定,要亦不足為公累也?！盵1]349在許學夷看來,這可能是李維楨當時“僑居秣陵,賓客旁午”而沒有當真,草草作序了之,沒有表達他詩學的真正內容。也許,更大的可能是因許學夷當時名氣不夠,沒有引起李維楨的重視。

無錫名流鄒迪光的《序》也被許學夷棄之。許學夷好友顧南宇也向在無錫素有名氣的鄒迪光求得一序,被鄒迪光的“善《易》者不言《易》,伯清既善詩,又何心言詩?”之問了之。他在《詩源辯體》卷三十五第五七條記有:“鄒彥吉惠山園初成,予因游二泉,觀之。見其檣屋欄楯,事事皆異,正猶謝靈運衣物多改舊形制也。予《詩源》稍成,顧守宇欲為乞彥吉序,予心知不合,但言予《詩源》未成,成時當藉君乞序。南宇竟乞序歸,果不合予意?！盵1]351-352

在歷史上,以求名人作序推舉是多數人求官求名的終南捷徑,而許學夷因為與自己的詩學思想相左,對朋友熱心向當時名人求得的序不予采納,也說明了他不愿依附名人的性格。

崇禎十三年刻本《江陰崇禎志》卷四“許學夷”條有“冠蓋到門則避,饋遺至室則辭。行若繇、夷,真無愧矣?！边@里的“冠蓋”原指古代官吏的帽子和車蓋,借指官吏;“饋遺”意指贈與財物。此記載說明許學夷既不對官吏阿諛奉承,也不對財富趨之若鶩。這應該是對許學夷無視權貴最好的總結。

2.詩學研究之獨立精神

許學夷不參加科舉考試是他自己的人生選擇。他生活于江陰,不求官、不經商,潛心詩學,對體制的依賴程度不高,因此,他的獨立性相對增強。許學夷不靠體制維持生計,經濟上相對獨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他的精神獨立、詩學思想獨立。他的“十六卷本”與“三十八卷本”的刊刻過程頗費周折,已顯示了他經濟上的窘迫,但也正因如此,又帶給他思考問題之獨立精神。許學夷負氣而多傲,遇到貴人也不折腰,一是可以“不挾貴而驕”“不羞賤而諂”;二是可以“冠蓋到門則避,饋遺至室則辭”。這就使他的詩學探索可以不獻媚于所謂的朝廷貴族或文壇領袖,能夠做到“性疏略,不治邊幅,不理生產,杜門絕軌,惟文史是紬”[1]433。

許學夷在其《寒夜吟寄繆太質》中寫出了他的一生:“空庭夜靜霜月高,孤城擊柝哀鴻號。長歌悽斷白石裂,北風卷褐如錐刀。我生濩落困蓬蓽,飯牛躡履寧辭勞。眼中年少盡得意,塵埃齷齪非吾曹。嗚呼!人生各有適,山林何處無由巢?！盵8]他不依附于社會權貴與學術權威,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人生各有適”。許學夷選擇了著書立說之路,所以才有了他“惟文史是紬”,梳理傳統經典的頭緒,才有他“常刪輯《左傳》《國語》《國策》《太史》諸書,手錄參訂,計數百卷,十年而功始畢”[1]433。從30歲起,他便開始了他最看重的事業,即編著《詩源辯體》,至71歲終,正如他在《凡例》中所說的,“歷時四十年十二易稿始成”。他一方面在《短歌行贈黃祥孺》中勸黃祥孺追求功名,但自己卻不愿卷入官場,寧愿忍受生活上的窘迫,以保持精神品格之獨立。許學夷一生的追求并不在功成名就。同時,他生怕傾其一生的研究成果被他人竊取,所以在晚年有叮囑“館男”刊刻時的苦心。其詩《贈何無咎二首》之一:“四海一黃鵠,遨游失其群。飛飛千余里,暫息吳江濆。拊翼思遠舉,悲鳴振層云。金衣菊為裳,燦燦何繽紛。眾鳥非所匹,翱翔復何因。出入荇與荷,飲啄聊相親?！盵9]777此詩也表現了他獨立與超脫的不凡之心。

許學夷對佛教的認識以及與僧人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他的獨立精神。許學夷曾把自己的書屋稱為“維摩室”。惲應翼《許伯清傳》中也有:“晚年棲心物外,蕭然一室,窗外古石崚嶒,花竹交映,中設維摩像,顏曰‘維摩室’。每風雨幽寂,則明燈下帷,焚香宴坐?！盵1]434在惲應翼看來,許學夷是棲心物于外,精研詩學于內,并專門為許學夷作《維摩室記》,其中“許子一腔澹兮,其若漠忽兮,其若脫米鹽甕盎不入于心,一切浮沉起滅、靜躁寒暄,不關其慮”,“許子之內境清而外緣薄,居士本色業巳具在”,[10]正表現了他不關心時政、潛心學問的心態。另外,他也與一些僧人交流,留下一些詩句,如:《題坦然上人方丈》中有“落葉滿幽林,白云亂深圬。道人心自閑,獨看松間雨”;《過蓮若上人丈晚歸作》中有“相送出東林,蕭蕭溪樹晦?；厥姿祭淙?殘鐘暮云外”;《訪西禪大師》中有“寂寂禪關寄病蹤,蕭蕭晴雪落長松。林間盡日無人到,獨倚繩床對一峰”。而佛教人士也與他對詩,如西禪大師有與許學夷贈詩《答許伯清先生見贈二律》等,也說明了許學夷與僧人有多方來往。他與僧人的對答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現世生活的態度。

惲應翼曾在《許伯清傳》中對《詩源辯體》作出評價:“其書雖論述古人,而源流、正變、消長、盛衰,闡泄詳明,褒者得其髓,貶者砭其骨,宏博精詣,集詩學之大成,學者至是,而知有所歸矣?！盵1]433許學夷的詩論與創作都可以見出他精神上的獨立。

二、《詩源辯體》的刊刻及影響

萬歷十一年(1593),許學夷30歲時開始其《詩源辯體》的寫作。他“不治邊幅,不理生產”,曾言“博則弗精,吾業有所專耳”,專心于詩學研究。萬歷三十五年(1607),許學夷寫《詩源辯體》已15年,七易其稿。其友人梁維寧與許學夷相約,代為謀梓,但因故未果。到萬歷四十年(1612),許學夷已費時20年的《詩源辯體》終告完結,全書詩論十六卷,選詩三十卷。書成后,友人吳伯乾前往南京,向當時文壇耆宿李維楨求序,但因與許學夷詩學思想相左,未被許學夷采用。友人顧南宇也代許學夷向素負文名的無錫鄒迪光請序,同樣不合許學夷之意,也未被采用。爾后,在友人張畏逸、顧味辛的幫助下,并得眾多親友的資助,該書最終刊刻。

《詩源辯體》的十六卷“小論”部分,于1613年刊刻,另請了同邑賢達夏樹芳作序。這是許學夷詩論第一次以刊刻的形式公之于世?！对娫崔q體》萬歷本《自序》有“助刻十六卷本諸友姓氏”,所錄共二十一人,資助共計銀三十八兩七錢,米一石,白粟五斗,紙二百頁等。[1]443-444由此也可以看出,助許學夷《詩源辯體》十六卷本的“友人”多為友情助刊,甚為寶貴。又據崇禎本卷末《陳所學跋》語“貿易遺田,刻是書之半”,可見,財力的窘迫使他不得不放棄詩歌部分的刊刻。

從萬歷四十一年(1613)到崇禎五年(1632)近二十年,許學夷專心《詩源辯體》的修訂。他自己在《凡例》中描述:“或夜臥有得,即起書之;無燭,曉起書之。老病后不得手書,命姪輩代書?！盵1]2在這以后二十年中,他又兩度易稿,將十六卷詩論的《詩源辯體》修改十之五,增益十之三,成三十八卷定本;所選詩也增至三十八卷,總數已在萬首以上。

崇禎六年(1633),在《詩源辯體》三十八卷本完成的第二年年初,許學夷自知年壽將盡,將尚未梓行的《詩源辯體》本及自己的詩稿交付女婿陳所學和外孫陳冠生,囑托二人代為刊刻。是年正月,許學夷卒,葬于君山(江陰縣北)東阜之北,享年71歲。崇禎十五年(1642),陳所學父子在財力窘迫之下,終于將《詩源辯體》三十八卷刊刻,使得許學夷一生的心血得以保存。

許學夷在《詩源辯體》寫作過程中,其詩學思想就已經傳到周邊地區。惲應翼《許伯清傳》中有“持論既高,謂世無足與言,故每與客接,常謔浪鄙穢,隤焉自放,間識有相近者,議論激發,風骨凜然?！盵1]433許學夷以這樣的方式,與他人論詩,交流著自己對詩的看法。

他在十六卷本《詩源辯體》自序中曾提到:“館男徐振之亦為予傳是書,而吳中人多有抄本,然中多未竄定,恐予身后或有竊《化書》為己物者,會諸友醵金請梓,因先梓小論十六卷,余詩三十卷尚冀好事者成之?！盵1]443從這段表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一,許學夷的“小論”已在當時吳中流傳,甚至在其三十八卷本《詩源辯體》自序中說到“時湖海諸公已有竊為己說者”[1]2;其二,許學夷借歷史上曾有的《化書》一事表達自己的詩學思想被他人占有的焦慮。顯然,《詩源辯體》十六卷本的刊刻自然保住了許學夷的知識產權,但其所說的“流傳”是不能與今天傳播的速度與廣度相提并論的。明代刊刻的目的大約有兩種情況:一為商品營利而刻,追求經濟利益; 二為私家自己求人刊刻,作為私人之間的迎送之禮。許學夷刊刻《詩源辯體》的目的大約屬于后者。他與當時的詩壇領袖或詩人的交流并不多,地域也多在江陰本地,就算被視為“領袖”,也只是江陰“滄州詩社”的領袖,即乾隆《江陰縣志》所說的,“許伯清學夷業擅開元,功歸正始,蓋一社之領袖”。

明末清初目錄學家黃虞稷(1629—1691)的《千頃堂書目》記有“許學夷《詩源辯體》十六卷”[11]768,也許正因此,就有了《明史·藝文志》“許學夷《詩源辯體》十六卷”[12]2497的記載,這也多有偶然之故。

許學夷早期編撰《詩源辯體》設計分為詩論、詩選兩部分,詩論稱《詩源辯體小論》。這似乎已有當今“文學史”與“作品選”關系的影子。但由于經濟實力不濟,初刻了《小論》;在后來的修訂中,許學夷放棄了詩選的刊刻,讓《小論》獨立承擔“詩史”的功能,放棄開始的詩論、詩選并存的架構,形成今天我們所見的《詩源辯體》三十八卷本。

《詩源辯體》在清代影響如何呢?謝明陽《許學夷與吳喬的詩學傳承》一文,較為詳細地分析了兩者詩學思想之間的關系。據謝明陽考證,吳喬《逃禪詩話》中共提到許學夷十八條,征引《詩源辯體》的有十四條,直接提出批評的有四條。其中有兩條是對許學夷詩學思想最為重要的評論,現摘錄如下:

晚唐至今日,七百余年,能以才情自見者,如溫、李、蘇、黃、高、楊輩,代為乏人;知有體制者,唯萬歷間江陰許伯清先生,及亡友常熟馮班定遠,金壇賀裳黃公三人。伯清,聞而知之;定遠、黃公,見而知之者也。黃公詳于近體,凡晚唐、兩宋詩人之病,其所作《載酒園詩話》一一舉證而發明之,讀宋人詩集,有披沙覓金之苦,茍讀黃公之書,則晚唐、兩宋之瑕瑜畢見,宋人詩集可以不讀,大快事也。定遠古體、近體兼詳,嚴滄浪之說詩,在宋人中為首推,而所得猶在影響間,未能腳踏實地,后人以其“妙悟”二字似乎深微,共為宗仰,定遠作一書以破之,如湯之潑雪,讀之則得見古人,唐人真實處,不為影響之言所誤,大快事也。伯清先生所見體制之深廣,更出二君之上,自三百篇以至晚唐,其間源流正變之升降,歷歷舉之,如數十指,為古體、為近體,軒之輊之,莫有逃其衡鑒者,不意末季瀾浪之中,乃有是人。

……

余于三君,伯清先生,嚴師也;定遠、黃公,畏友也。皆如李洞之于閬仙,鑄金為像者也。而私心尚有所恨焉:黃公以重體制,反殢于偽,冒復古之李獻吉,而稱為先朝大雅才;定遠詩有體制,有才情,近代所鮮,而所見體制不及伯清之深廣,卻以此故,得神其才情;伯清得于體制者,盡善盡美,至矣極矣,其所自作,反束于體制,恐惟一字之踰閑,才情不得勃發。詩誠難事,駑才禿齒,惟自俯首息心而已。伯清之惑于二李更甚,惟定遠與余意合,比之優伶奴仆,不入士類。

吳喬將許學夷與常熟馮班定遠、金壇賀裳黃公相比較,稱贊許學夷對詩歌體制的研究已臻于完美,即有“盡善盡美,至矣極矣”之說?？傮w而言,雖然《詩源辯體》的詩學思想非常有價值,但在清代影響并不大。它得以留傳下來并進入“正史”,多得益于明末清初目錄學家黃虞稷。

黃虞稷(1629—1691),字俞邰,號楮園,明末清初晉江安海人,因受父親黃居中的影響,從小嗜書成癖,7歲能詩,16歲入江寧郡學,于典籍“問無不知,知無不舉其精義”,被明末清初當地藏書家丁雄飛視為知己。黃虞稷廣搜散見于各地的圖書,在家父藏書的基礎上增至八萬多卷,將藏書處改名“千頃堂”,成為江南屈指可數的大藏書家之一。當時名儒錢謙益在纂輯《列朝詩集》時,曾向其借書,有“得盡閱本朝詩文之未見者”的說法。錢謙益的絳云樓藏書被譽為東南文獻之歸,但他尚需借閱黃氏之書,可見千頃堂藏書之富、珍籍之多。

明末戰火紛飛,各地藏書樓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而獨“千頃堂”之書完好,難怪錢謙益在《黃氏千頃堂藏書記》中感嘆:“豈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呵護而能若是與?”[13]995因其藏書中有許學夷的《詩源辯體》十六卷本,于是進入他的《千頃堂書目》。在康熙年間,因黃虞稷參與撰修《明史》,就將《詩源辯體》十六卷本列入《明史·藝文志》當中。除此之外,在《江陰縣志》中也有部分記錄,但江陰并非詩學思想的中心,影響也就在江陰地界的周邊地區。除清代吳喬外,多數人沒有提及。汪泓認為,許學夷《詩源辯體》在清代影響不大的原因有三:第一,作為總集,詩選部分失傳,影響了該書的完整性;第二,《詩源辯體》的流傳與乾隆年間的禁毀書可能有密切的關系;第三,許學夷詩人地位清代以來一直未得以確立,也影響到《詩源辯體》的流傳。[14]94-99在萬歷四十一年(1613)刊刻《詩源辯體》十六卷本《自序》后有“張秀湖刻詩五十一板”,也就是有詩三十卷。而崇禎十五年(1642)刊出三十八卷本,終因財力不足,其詩三十卷未能刊刻。在陳所學《跋》中提及:“若是書而外,所選詩,自唐溯周,手錄四千四百七十五首,自宋迄明,手錄六千三百六十二首?！盵1]436可見,選詩的數量是非常大的。

許學夷傾其一生研究詩學,同時也勤奮寫作,作詩無數,時人李如一《許伯清詩小引》稱他“耳目之所悅,血氣之所暢,惟精心矻矻論詩作詩之間”。同邑張嘉孺評他的詩時說:“伯清諸體高古豪蕩,藻麗秀雅,恬淡纖秾,種種各異,而皆得其風神,有類古人之獨造,而非后世之矯飾者。以此與諸名家相角,孰優孰劣,負具法眼者當有定論?！盵15]遺憾的是,他的《伯清詩集》尚未梓印。

許學夷的命運正如惲毓齡1921年所作的《許伯清遺詩輯補》題跋所言:“士人空巷幽居,孤芳馨逸,萃畢生之力于一吟一詠,蘄掛名字于一朝之籍,又無達官聞人為之揄揚,甚或世局滄桑中,兵燹其不拉雜而摧毀之,僅僅為覆瓿之用者,亦云幸矣?！盵16]許學夷一生投入的詩學研究,雖然在清代并未有突出的影響,但其著作中的詩學思想在晚明是具有代表性的。今天,我們理應充分梳理與挖掘其詩學內涵,不能因為其“草根”身份而忽視其詩學的貢獻,也不能因前人未有足夠的重視而掩蓋其應有的詩學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