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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騎士》的文學繪圖與生存之路

2023-02-24 09:08
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23年6期
關鍵詞:里斯烏托邦騎士

付 帥

(西安外國語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28)

《不存在的騎士》(The Nonexistent Knight)中,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通過文學繪圖將不同人物的存在方式賦予了視覺形狀,創造出了小說人物與社會關系的比喻性圖景。小說以古爾杜魯和阿季盧爾福隱喻了人類自誕生之初混同于自然環境,到現代社會徹底脫離于自然的兩種極端的存在,將二者走過的道路描繪為形狀相異的路線,直觀呈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存在樣貌。同時,小說通過郎巴爾多和托里斯蒙多的生存狀態書寫了現代社會人的身份認同焦慮,刻畫了二者經由焦慮的驅使在現實世界中投射的路徑,以及他們與大地深刻交融的足跡,提供了主體與環境緊密聯結的生存范例。

小說的文學繪圖借修女苔奧朵拉的畫筆展開,苔奧朵拉經由幻想以文繪圖建構了一個烏托邦,將眾多人物和事件編織成了有序的整體,使自己棲身其中,不斷超越現實框架的限制。苔奧朵拉的烏托邦繪圖隱含了深刻意義,其一,繪圖契合了現代社會人的生存模式,即在全球體系擴充的時代,人們需要通過想象建構出世界的整體,以具象制圖的方式厘清無序的生存背景,從而克服迷失之感;其二,卡爾維諾在敘事中設置了沖突的游戲,通過苔奧朵拉和布拉達曼泰身份的轉換突顯了幻想與實踐相結合的主題?!恫淮嬖诘尿T士》以視覺形象傳達出哲學命題,將人物與世界和他人的關系賦予了可觀、可感的形狀,為讀者建構了參考框架,引發了對現代社會個體存在狀態的批判與思考。

一、遠古與現代:兩種極端的生存圖景

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三部曲中的三個故事分別書寫了現代人的殘缺與分裂、自我的喪失以及生存的焦慮,三部曲之一的《不存在的騎士》通過對不同人物命運的描繪隱喻了現代社會中的存在議題。視覺形象在卡爾維諾的文學創作中占據著重要位置,他在《美國講稿》中提到:“構思一篇故事時,我頭腦里出現的第一個東西是一個形象?!碑敯研蜗筠D化為文字時,他“首先尋找一個與視覺形象相等的表達式,再看它是否符合既定的風格,最后使之逐漸變成故事的主宰?!盵1]這一創作特色在《不存在的騎士》中有明顯體現,小說通過文學繪圖為人物不同的存在狀態賦予了不同的路線形狀,并將其統合在同一故事背景中,直觀呈現出形態各異的生存圖景。

《不存在的騎士》中,古爾杜魯和阿季盧爾福分別隱喻了人類自誕生之初混同于自然環境,到現代社會徹底脫離于自然的兩種極端的存在,卡爾維諾以文繪圖,描繪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存在樣貌。古爾杜魯以荒誕不經的形象在小說中出場,他路過鴨群便蹲下身子走路,以為自己是鴨群中的一員;他潛入水塘,便把自己當作青蛙,應和著周圍的蛙叫聲。除了沒有固定的形象,古爾杜魯也沒有固定的名字,人們叫他古迪·優素福、本·瓦·優素福、本·斯坦布爾……“他只是一個活著但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人?!盵2]23卡爾維諾通過這一形象隱喻步入文明社會之前的人類,“我們從原始人緩慢進化成非自然的人,原始上由于與天地渾然一體,因而與生物沒有區別?!盵2]132-133在描繪古爾杜魯的足跡時作者寫道:“另一條歪歪斜斜、縱橫交叉的線是古爾杜魯走過的路。每當他看見一只蝴蝶飛舞,就立即騎馬追逐,他以為自己不是騎在馬身上而是坐在蝴蝶背上了,于是離開道路,在草地上亂竄……轉了許多圈之后,這位流浪者又回到走在大路上的主人身邊?!盵2]75這種混混沌沌、不斷異化為周圍事物的存在原形與動物無異,由于沒有自主意識,被動地生存于環境之中,他的足跡是“歪歪斜斜”“縱橫交叉”的,每一步腳印都由周圍與之共在的事物決定著。

與古爾杜魯相對,小說通過阿季盧爾福隱喻了人類步入現代化社會之后的另一種極端的生存情景,表現了“廣泛散布于當今社會各行各業中那一類型人的精神面貌”[2]133。首先,現代社會的分工將人們從古代社會完整的自然秩序中抽離,使原本處于自然整體性中的同質的、穩定的個體自我消失了,如席勒所言,現代的機械生活由無數個沒有生命的部分組裝而成,原本處于自然整體性中的人,如今只與整體的一小部分聯系在一起,僅僅成為自己事業的一個印記,為了使現代社會整體的抽象得以微弱存在,個體的具象生活不得不被抹殺[3]。小說中阿季盧爾福即是一個被抹殺了具象個體存在的“不存在的騎士”,支撐起一副空鎧甲的是他的騎士事業,他依靠完美的行事為自己贏得了軍銜和榮譽,對他而言,自我存在的一切意義都寄托在騎士身份之中。但另一方面,從自然秩序中抽離又導致了阿季盧爾福自我歸屬感的匱乏,他在尋求存在的實感與堅持自我個性之間搖擺不定,時而羨慕常人的肉身,時而又為自己強大的信念自豪陶醉:“死人啊,你有我從來不曾有過并且永遠不會有的東西:這個軀殼……我可以說是得天獨厚,我沒有它照樣也能干活,而且無所不能?!盵2]47由于徹底脫離客觀世界,沒有肉體去感知周圍的環境,也沒有任何現實存在的事物為他的行為擔保,這種不安造成了阿季盧爾福自我確證的難題,使他脆弱的自豪感時刻能夠轉變為身份認同的危機,因此當即將失去騎士封號時,他義無反顧前往求證,“從法國到英國,從英國到非洲,又從非洲回到布列塔尼……”[2]99小說如此描繪阿季盧爾福的足跡:“我在紙上畫出一條直線,每隔一段拐個彎,這是阿季盧爾福走過的路線?!盵2]75阿季盧爾福將路途上的一切都納入理性的計算中,對周圍的一切活動著的自然景物都視而不見,幾經曲折便很快到達了目的地。在急于達成目標這一工具理性的推動下,阿季盧爾福不僅行走的路徑是最為便捷的直線,而且周圍的自然之物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都成為了他任意否定的對象,最終,他的足跡消失在了樹林。阿季盧爾福的焦慮源于現代社會脫離完整性的人自我確證的焦慮,但他應對焦慮的策略不是與實存的事物建立起聯系,反而是追求一種空洞的信念,這樣的個體勢必離自然的整體性越來越遠,無法繼續存在下去。

古爾杜魯和阿季盧爾福作為遠古時期和現代社會兩種極端的存在,一個沒有意識個性,一個沒有生理個性;一個徹底失去自我,一個無法與周圍的共在的事物產生聯系;一個走過的路線是彎彎曲曲、纏繞混雜的曲線,一個則是高度抽象、與世隔絕的線段,二者的生存都難以為繼,存在之路需要由小說中的其他人物繼續鋪展下去。

二、流動的主體:焦慮裹挾下的生存之路

在古爾杜魯和阿季盧爾福兩種極端存在都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小說主題由郎巴爾多和托里斯蒙多展開,通過描繪二者投射在現實世界的足跡,小說書寫了現代社會人的存在焦慮,以及在焦慮的驅使下人們與世界建立的緊密聯系,展現了主體意志與客觀世界相聯結的生存范例。

郎巴爾多的焦慮來自對人生目標的確立,他對目標之追尋是從為父復仇開始的,他迫切想達成這一目標以確證自己實存于世界上:“明日夕照時我將是什么樣呢?……我將在走過的大地上留下自己的一道痕跡嗎?”[2]41當復仇任務完成后,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輕松自由,“仿佛腳上生出了翅膀,可以飛起來了?!盵2]35隨即他又不安地開始尋找下一個目標,面對戰死沙場的死尸表明了自己的意志:“死人呀,我眷戀我的追求。不喜歡你的安寧?!盵2]48對于郎巴爾多來說,人生的意義在于不斷地行動和實踐,這種急于追求下一個目標、尋求存在實證的欲望所體現的正是一種現代社會人的存在焦慮?,F代文明權利、科技的發展伴隨著宗教的失落,隨之而來的是人類歸屬感和自我身份的喪失,個體成為了支離破碎的存在物,尋找不到生存的意義,如同存在主義對此的剖析——人是沒有本質的,先存在于世而后才能設想和創造自己,這一前提條件為個體帶來了無法回避的自由和無法超越的主體性,使其找不到可以依靠的東西,也無法遵循既定的價值觀和秩序,所以一旦被投入到世界上,人就必須為自己所作的一切負有責任[4]。生存狀態的無序和自身不可逃避的自由使郎巴爾多感到無法在現實世界中定位自己,也無法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映射自己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以及與他人的關系,因此他急于建立起一種目的感,希望通過一個又一個目標的達成留下存在的印記,最終,他追隨布拉達曼泰的腳步而去。郎巴爾多行走的路線始終與周圍的人和事物深切關聯,他以此方式驅散個體自由所帶來的無依無靠的虛無感,從而應對存在的困境。

對于托里斯蒙多來說,存在焦慮表現為尋找“在他之前就存在的,與他相分離的那一切”[2]134。他將人生的意義寄托于找到自我生命的來源“圣杯騎士團”。托里斯蒙多的尋找也是一種應對存在危機的策略,他以此想象出一張世界的示意圖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通過這種圖示克服精神上的無家可歸。經由想象的投射活動是主體與世界互動的精髓,可以建立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幫助自我在世界上導航[5]。對托里斯蒙多而言,象征圣杯騎士居住地的森林和溪水便是可以驅除無所依托的焦慮、確證自身存在的地方,因此他將行走的目標投射在世界上這些角落,一步一步地搜索每條溝壑,足跡遍布所有基督教國家的森林,“從南到北、由東至西地橫穿直越……尋找圣杯騎士們的秘密宿營地?!盵2]99森林和溪水幫助托里斯蒙多建構了一張他與世界產生聯系的網絡,為他指示了前進的方向,從而緩解了自由存在的人在無序的環境中的迷失感,與此同時,當圣杯騎士使他的理想破滅時,他又很快離開了森林轉而尋求下一個目標,為自己構筑起新的意義網絡。

郎巴爾多和托里斯蒙多是被存在焦慮裹挾的現代社會人的典型代表。在探究人類文明發展過程時,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用啟蒙主體、社會學主體和后現代主體三種模式梳理了人們身份的演變,啟蒙主體被賦予了理性和意識,社會學主體的內核則由啟蒙主體的自給自足轉為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形成,在這一過程中,對主體的認同已變得更加開放、多變,由此而產生了更為不確定的后現代主體,此時主體的穩定性消失,內在于其中的是相互矛盾的、不斷改變著的自我身份,人們面臨的是令人眼花繚亂、轉瞬即逝的可能身份的多樣性[6]。鮑曼(Zygmunt Bauman)稱這種現象為“認同的流動性”——個體身份的不穩定,以及缺乏持久的、可信賴的參照點成為了當今社會人們焦慮和痛苦的核心[7]。人類從原始社會步入現代社會,即如同古爾杜魯經歷啟蒙獲得了自我意識,隨即將自己投入到社會文化認同當中,自我身份的確定更加依賴于周圍的人和事物,正因如此,郎巴爾多和托里斯蒙多只有主動去尋找“參照點”,不斷制定目標、踏上征程,并遵循環境的需要和自身意志的改變做出新的抉擇,因此他們腳下的路線既不像古爾杜魯一樣歪歪扭扭、飄忽不定,也不同于阿季盧爾福的固執僵硬、與客觀世界徹底脫離,而是時時變換,且與現實大地深刻交融在一起:“在這張紙上標出布拉達曼泰的路線、郎巴爾多的路線和陰郁的托里斯蒙多的路線,對于我是何等的困難!也許必須在這平坦的紙面上劃出一道微微凸起的線條,這只能用別針從紙的背面劃出,而這條向上凸起并向前伸延的路線一直是混合與浸潤著地球上的普通泥漿,也許感情、痛苦和美正在這里面,真正的消耗和運動正在這里面?!盵2]92凸起的線條和浸潤泥漿的路線象征著郎巴爾多和托里斯蒙多自由意志與現實世界的深刻交融,二者腳下的足跡映射出了現代社會人的生存特征。

《不存在的騎士》以軍營為據點,以事件為引線,將眾多人物的生存狀態、存在選擇和不斷變換的腳步統合在了同一個故事世界中——古爾杜魯混同于自然環境,他的足跡彎彎曲曲,與周圍事物混雜纏繞在一起;阿季盧爾福徹底脫離于現實,腳下的路線呈現為僵化的線段,最終消失在樹林;郎巴爾多和托里斯蒙多的選擇和實踐與周圍的世界和人物緊密關聯,他們所走的道路成為了刻畫在紙上的凸起的線條。

三、想象的力量:烏托邦繪圖與現實的結合

《不存在的騎士》將人物不同的存在方式賦予了視覺形狀,創造了小說人物與社會關系的比喻性圖景,這幅圖景由小說中的修女苔奧朵拉繪制而成,通過這種方式,小說既影射了現代社會人通過具象制圖以確證自身存在的生存模式,同時又賦予了它更深一層意義,突顯了烏托邦幻想與實踐相結合的主題。

現代社會導致了人們身份認同的流變,引發了存在主義危機,個體與他人、社會整體關系的建構成為了生存的第一要務。尤其在全球化的體系中,個體置身于一個其無法完全把握的世界,通過周圍的人物和故事映射自身在空間中所處的方位,就成為了個體理解和想象世界的一種手段[8]1-2。想象和繪制自己所在的時空整體是持久、復雜且多變的活動,塔利(Robert T. Tally Jr.)認為,現代社會需要一種富有想象力的投射,將自然、文化和社會混亂和變動的元素帶入一個有序的整體,因此某種烏托邦項目可以被比作繪圖本身,它可以使人的生存超越自身所在空間框架的限制[8]148??柧S諾讓小說中的修女苔奧朵拉擔任了烏托邦項目的繪制工作。首先,小說的故事情節全部經由苔奧朵拉之筆記述,當人物關系變得錯綜復雜時,她便將“寫”改為了“畫”:“為了如我所設想的那樣將故事寫下去,必須在這張白紙上變出峭壁突兀、砂石遍地、刺柏叢生的圖景?!盵2]91“也許畫一張地圖將會幫助我把故事講得清楚一些……然后,用箭頭、叉叉和數字標明這位或那位英雄的足跡?!盵2]92苔奧朵拉繪制了古爾杜魯、阿季盧爾福、郎巴爾多和托里斯蒙多等人的路線形狀,描繪出了不同存在路線相交織的圖景。更為重要的是,苔奧朵拉不僅是故事情節的繪制者,同時也是參與者,她將想象的色彩繪入情節當中,把自己和其他人物的存在納入了同一個不斷生成、變換的時空整體,有如為自己建構了一個烏托邦??梢哉f,小說中所有的人物和情節都存在于苔奧朵拉建構的烏托邦中:“這會兒我畫阿季盧爾福乘坐的海船……這根箭頭指示船的航向,我再畫另一個箭頭表示鯨游的方向。啊,它們相遇了?!薄拔矣眠@條曲線表示小船的航程,我想讓它直駛圣馬洛港?!薄艾F在我在布列塔尼海岸的這一處畫一個大叉……在我的這張圖紙上指向各個方向的線條交錯糾結在一起了?!盵2]93-98小說中的人物在苔奧朵拉的圖紙上游走于世界各地,越過各種地貌,分離又匯合,隨著人物在時空中的移動、相遇,故事也由此誕生。苔奧朵拉繪制出了一張自我與他人、自我與時空整體關系的藍圖,這一世界藍圖并非真實可信,但通過富有想象力的投射活動,將眾多的人物和事件編織成了一個有序的整體,從而讓混亂、不可知的世界變得明晰且易于理解,她將自己放置在這一幻想出來的烏托邦里,時而馳騁沙場,時而隱居修道院,不斷超越著現實框架的限制,從而將自身的存在之路層層鋪展。

苔奧朵拉的繪圖不僅影射了現代社會人通過具象制圖以厘清混亂無序的生存背景,使自己棲身于難以理解的世界的方式,其深刻意義還在于突顯了烏托邦幻想與實踐相結合的力量??柧S諾通過敘事設置了一種沖突的游戲,借苔奧朵拉之筆記述故事情節,小說結尾又通過情節轉折將苔奧朵拉和布拉達曼泰變成了同一個人。小說中,隱居修道院的苔奧朵拉在畫筆下“穿越了幾個國家,跨過了幾大洲幾大洋”[2]120,當她的心被郎巴爾多的熱情點燃時,她的筆也“從某個時候開始跑起來,向著他跑去,它知道他不久就要到來”[2]121。隨即她脫掉了道袍,翻出了頭盔、馬刺和披風,重新成為了一名武士,去迎接郎巴爾多的到訪。修女苔奧朵拉和女武士布拉達曼泰身份的轉換,象征著將幻想轉變為現實的實踐,點明了作者力圖通過這一人物所要表達的主旨,即“內心的智慧與外在的活力應當是一個統一體”[2]136。苔奧朵拉的烏托邦幻想契合了現代社會人的生存之道。在全球體系無限擴充的今天,人們對生存現狀的清晰概括愈發難以實現,因此富有想象力的生存哲學必須發揮出力量,只有通過想象把握現實,構想出一個秩序整體,才能夠從現實原則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從而使更全面、更接近現實的表現成為可能[9]。在談到藝術想象的革命性功能時,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曾說:“只有通過藝術的語言表達出來,‘沒有焦慮的生存’這種說法才能免于遭受責難,而在更為現實的政治乃至哲學語境中,這樣的生存則普遍會被詆毀為像烏托邦那樣不切實際?!盵10]烏托邦是烏有之鄉,是永遠無法抵達的完美棲居地,《不存在的騎士》則通過苔奧朵拉的藝術畫筆,繪制出了個體存在的生存愿景,確證了烏托邦幻想與實踐相結合的可能。

如塔利所言,圖像是通過講故事產生的,而故事又在圖像中以某種方式被重新講述,《不存在的騎士》的文學繪圖編織了一幅布滿了形態各異足跡的畫卷,將眾多人物與世界和他人的關系賦予了可觀、可感的視覺形狀,將個體存在統合在了變動、無序的生存背景中,直觀呈現出了一幅生存眾生相,這一圖像又為小說的敘事提供了本體論層面的意義,暗含著對當今社會人們如何緩解存在焦慮的啟示,如怎樣在“認同的流動性”中擺脫先驗自我以確證新的身份,怎樣建構自我與他人、社會的親密聯系,以及怎樣在生存愿景中培育知行合一的意義感。這些都為讀者建構了參考框架,能夠幫助讀者探究個人與現實世界的關系,進而引發對現代社會個體存在狀態的批判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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