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建構的構成特征及其與社會變遷的關系*

劉嘯蒔,傅 銳,俞俊杰,金國敏,李 丹,彭凱平

(1.揚州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揚州 225002;2.美國費城兒童醫院,費城 19146;3.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084;4.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上海 200062;5.上海師范大學心理學院,上海 200234)

1 引言

文化(culture)有諸多定義,或主觀或客觀、或物質或社會等;它涉及知識、信念、價值、態度、規范、思想等在代際間或者群體間的累積(Triandis,2002;喻豐,彭凱平,2018)?？缥幕芯勘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自我觀不盡相同,其中一種重要的差異表現為自我建構(self-construal)的不同。Markus和Kitayama(1991)從人們如何理解自我與他人關系這一角度出發,認為西方個體主義文化下的個體傾向形成獨立自我建構(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強調自己不同于他人,關注個人的自主性和獨特性,傾向于將自我看作與他人相分離的獨立實體;東方集體主義文化下的個體傾向形成依存自我建構(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強調自我與周圍人的關系,注重人際間的相互依賴和群體目標,傾向于將自我看作是周圍社會關系中的一部分。

過去的30年間,該理論在社會與人格心理學(Cross et al.,2011;劉艷,2011)、發展心理學(Greenfield,2009,2016)和認知神經科學(Han &Humphreys,2016;Wang et al.,2017)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自我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論框架。然而,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不少諸如中國這樣的傳統集體主義國家,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在時代變遷的過程中發生了顯著變化(蘇紅,任孝鵬,2014)。研究發現,單單用獨立自我和依存自我很難把握全球各種文化間自我建構的差異(Kagitcibasi,2013;Vignoles et al.,2016)。自我建構是否有更為豐富的結構內涵?社會變遷過程中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自我觀如何變化?以上兩個問題,為當下文化與自我建構的研究帶來了新的挑戰。本文試圖對研究者近期在這兩個問題上的推進進行分析,指明未來可能進一步探究的方向。

2 自我建構的構成特征

一直以來,關于獨立自我和依存自我是一個維度的兩端點,還是兩個不同的維度就存在著爭議(Kagitcibasi,2005;徐江 等,2016)。從概念上來看,獨立自我往往包括自己獨立于他人,強調一個人的獨特性,優先于他人的個人目標,自我觀點的直接表達等;而依存自我則包括,將自己視為與他人聯結,優先考慮他人感受,為他人犧牲個人目標,保持關系和諧等(Markus &Kitayama,1991;Markus &Kitayama,2010)。有研究者將其視為兩個正交的維度,分別討論兩個維度的功能(Singelis,1994)。然而,另有研究者將獨立自我和依存自我作為一個單一維度的兩極,使用二者的差值來代表個體的自我建構(Knyazev et al.,2017;Wang et al.,2017)。此外,不少研究發現自我建構的二因子結構在一些樣本中適用性不佳(Christopher et al.,2012;Hardin et al.,2004),且很多有關自我建構構成特征的比較研究中也未能發現預期的文化差異(Cross et al.,2011;Oyserman et al.,2002),兩維度的文化差異并不穩定(Levine et al.,2003)。面對這些問題,有研究者對自我建構的構成特征進行了新的解構。其中,Kagitcibasi和Vignoles近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視角。

2.1 Kagitcibasi的自主-關系自我

Kagitcibasi(2013)發現西方很多傳統理論將與他人的分離視為自主性發展的必要條件,關系聯結常常被視為與自主性不相容。她認為這是由于西方文化對個體主義過度推崇,從而將獨立自主和人際關聯置于相互對立的境地。在一些現代化的集體主義國家中,人際距離的遠近并不會影響到一個人自主性的發揮。她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發展出兩個維度,并明確了維度兩端的含義。一個維度是能動性(agency),兩端分別代表自主(autonomy)和他律(heteronomy);一個維度是人際距離(interpersonal distance),兩端分別代表分離(separation)和關聯(relatedness)。個體在一個維度上得分的高低,不能直接推論其在另一個維度上得分的高低。Kagitcibasi認為,在極端的個體主義國家中,個體發展的目標可能是自主-分離;在極端的集體主義國家中,個體發展的目標可能是他律-關聯,但對于逐漸城市化的發展中國家的個體而言,個體自我觀更可能朝向多元的方向發展,而非向單一獨立或依存方向變化;獨立自主和人際關聯的整合,即自主-關系的自我(autonomous-related self),是個人發展的最佳目標(Kagitcibasi,2005,2013)。

2.2 Vignoles的多維自我建構模型

Vignoles等(2016)在維度區分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他聯合世界各地的六十多名學者,對自我建構的維度進行了深入的探究。他們認為只有將自我建構進行更為細微的區分,文化差異的比較才更有意義。例如,獨立自我的內涵包括差異性、自主性和自我表達等,并非一個單一構念?？赡苣承┪幕牟町愺w現在差異性上,另外一些文化的差異體現在自主性上。

具體而言,為了更好的探究自我建構是否可以分離出更多的維度,他們首先整合了5個最常用量表的項目,對16個國家的2924名高中生和大學生的測量進行主成分分析,首次分離出7個維度。在這之后,他們又選取了33個國家55種文化群體的7279人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對模型再次檢驗。結果表明,相較于以往的單維、二維、三維模型,七維模型(見表1)的確能更充分恰當地在個體和文化層面上描述自我建構。

表1 自我建構在不同作用領域的具體表現

更為重要的是,Vignoles等(2016)發現,在所有七個維度上,東南亞和西方文化差異的比較中只有“差異與相似”、“自我表達與和諧”達到顯著。研究還發現,盡管歐洲內部具有很大的異質性,但是相比亞洲和南美等地區,歐洲整體上非常強調個體的差異性和情景互動的一致性(Vignoles et al.,2018)。這些結果,打破了研究者慣常對東西方文化的認知,也進一步說明,大多數文化體系都會在某些方面強調獨立性,在另外一些方面又強調依存性。

然而,無論是Kagitcibasi的自主-關系自我,還是Vignoles的多維自我建構模型,還需后續在更多的研究中檢驗其有效性。實際上,目前多數研究者仍然延用獨立自我和依存自我的劃分方式。不同研究中獨立自我和依存自我的文化差異不穩定(Levine et al.,2003),除了可能是自我建構的維度劃分本身存在一定問題外,其本質上可能反映的是文化自身的時代變化(Greenfield &Patricia,2017)。這需要將自我建構的文化差異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變遷的視角下去審視,這也是接下來將探討的問題。

3 社會變遷背景下的文化與自我建構

盡管,有研究者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集體主義國家(Oyserman et al.,2002),但隨著城市化和現代化推進,中國過去40多年間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的文化價值觀也在不斷變化中。一項針對中國1950 年到2009年獨特性需要的代際變遷的研究發現,中國父母在給孩子取名時使用常見名字的百分比逐漸下降,這說明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人的獨特性需要逐漸增強(Cai et al.,2018)。楊國樞和陸洛(2009)指出,雖然西方文化背景下“個人取向的自我實現”與華人社會當中“社會取向的自我實現”之間存在著對立,但現代社會中的個體在交融文化的影響下,可能會發展出多元的自我實現取向。然而,理論上如何具體解釋這種現象,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有什么規律?直到最近10年,研究者才詳盡地提出文化、社會變遷與個體發展的理論。由于相關理論非常龐雜,本部分僅對涉及社會變遷與自我建構關聯的理論進行闡述。

3.1 Greenfield的社會變遷理論

20世紀下半葉,世界上很多國家陸續出現了大規模的城市化和區域性的經濟制度調整。如何深入理解這一全球性的變化并分析其對個體發展的影響,逐漸成為發展心理學家所面臨的重要議題。Greenfield在前人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變遷和人類發展理論(Greenfield,2009,2016,2018),該理論旨在探討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態環境如何改變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和學習環境,進而影響個體的發展。

通過對過去兩個世紀全球社會生態環境變化的分析,并借助相關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理論和實證研究,Greenfield總結出兩種典型的社會生態環境:一種稱作禮俗社會(gemeinschaft)。這種社會背景中的人們更多生活在農村,在家接受非正規的教育,掌握一些簡單的技術,能自給自足。另一種社會生態環境稱作法理社會(gesellschaft)。這種社會環境中的人們主要生活在城市,接受正規教育,接觸的是高科技產品和商業化經濟。該理論認為當某一社會向法理社會變化時,人們都傾向于有更多的個人主義文化價值觀、更加獨立的社會行為和更抽象的認知發展。與此相反,朝向禮俗社會的變化更易引發人們的價值觀、行為和認知出現相反的變化模式,表現為更注重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觀和相互依存的人際交往,以及更具情境化的思維方式等。上述觀點得到了很多實證研究的支持(Bianchi,2016;García et al.,2015;Zhou et al.,2018)。比如,研究發現,在墨西哥,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提升,人們表現出越來越少的合作行為,而越來越多的競爭行為(García et al.,2015)。

總體而言,Greenfield認為,目前世界上大多數社會變革的主導方向是從禮俗社會到法理社會的轉變。這也意味著文化價值觀從依存取向向獨立取向的轉變,并進一步促進個體更為獨立、更關注自我、更少社會歸屬(Greenfield,2016,2018)。但Greenfield的理論也存在如下幾點不足:(1)暗含文化優勢論。將受教育程度低的、技術落后等作為禮俗社會的象征,并由此引發集體主義的傾向;(2)該理論認為隨著社會的教育水平、科技和商業化程度的提升,人們的價值判斷、態度和行為會越來越朝個人取向發展,卻忽視了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融合現象(買熱巴·買買提,吳艷紅,2017;黃梓航 等,2018)。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國家在保留本國文化特色的同時,積極借鑒了西方的歷史經驗,逐步推動現代化進程。

3.2 Chen的多元建構理論

相比Greenfield的理論認為社會變遷的方向是單向且唯一的,Chen(2015)提出了一種“多元建構主義”觀點(pluralist-constructive perspective),以探討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價值觀的共存以及持續的社會變遷對個體社會化和人類發展的影響。多元建構觀主要有以下兩點啟發:

首先,該理論強調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共存和整合。在全球化背景下,傳統的集體主義社會可以更多地接觸到個體取向的價值觀,而西方個人主義社會也可以很容易接觸到以關系為導向的價值觀。然而,個體取向的上升,并非意味著關系取向的下降(Kagitcibasi,2017),而是在新的社會形式中將新的價值觀與“傳統”價值觀進行整合(Chen,2012;楊宜音 等,2016)。其次,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可能在個人發展過程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例如,即使在個人和自主價值觀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國家中,社會取向的價值觀也可能促進社會責任和人際互動的發展,這有利于發展積極的社會關系,維護人際和諧,最終促進個體的社會情感健康發展(Maccoby,1998)。另一方面,自主的價值觀可能使傳統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中的個體有機會發現獨特的內在品質,加強能動性,進而促進個體對所屬群體的貢獻(Kagitcibasi,2012)。

綜上,Chen的理論主要強調社會變遷過程中,多元文化價值觀的共存與整合,一方面強調個體的獨特性,注重自主與獨立,另一方面也強調集體的重要性,注重合作與奉獻。而Greenfield則認為,隨著經濟、教育和科技的進步,文化價值觀會向獨立取向的方向逐步推進,自我的認知和行為也將更為獨立?？傮w而言,Greenfield的理論更傾向用對立的視角看待獨立和依存的價值取向,Chen(2015)的多元建構理論則認為,變遷會帶來文化交融,獨立和依存的價值觀可以并存發展。

4 研究展望

從前面的探討可知,一方面,關于自我建構的構成特征研究有一些新的發現,通過對既往研究的整合,研究者發展出一些新的維度劃分方式。另一方面研究者開始以動態的視角,關注文化的動態變化,探究社會變遷背景下文化對自我觀的影響。

然而,很少有理論同時注意到兩者的關聯。比如,Greenfield(2009,2018)看到了文化變遷對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卻仍然是對立地分析獨立和依存取向的價值觀,沒有看到文化價值觀更為細致的變化。同樣,Chen(2015)提出了多元建構理論,但“多元文化”的內涵并不明確。Vignoles等(2016)分離出自我建構的七個維度,這些維度在社會變遷背景如何發生變化尚待研究。Kagitcibasi(2005,2013)的自主-關系自我的提出緣起于其對土耳其人時代變遷過程中自我觀變化的研究,還有待在其他文化中進一步檢驗模型的合理性?？傊?上述每一個理論都有自身的不足和優勢,因此將不同的理論觀點進行整合,互為補充,將使理論更為完善。首先,文化間差異比較可以更多樣化。除了傳統的東西方比較外,西方國家之間和東方國家之間的比較,非洲和南美地區的差異比較,可以發現文化間更為細微的差異。當然,還可以關注文化內部不同地區間的差異(Liu et al.,2018)。其次,這些差異可以放到一個更長遠的社會變遷的視角下進行,分析不同年代隨著經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個體自我建構的變化。Greenfield(2009,2018)認為隨著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變化,文化價值觀將從集體主義向個體主義變化;但綜合來看Chen(2015)的多元整合視角更具有適應性。除了Markus和Kitayama(1991)獨立和依存自我的劃分方式外,Kagitcibas(2005,2017)和Vignoles(2016)的模型則為自我觀變化特征提供了另一種參考框架。

自我建構的跨文化研究已經進行多年,在考慮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時代變遷的影響,還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參與。研究的深入既需要理論的多樣性,也需要方法的多樣性。如果僅僅考慮自我建構的文化差異,采用一些橫斷面的“共時性”研究就已足夠。如果要考慮社會變遷的影響,則最好能設計“歷時性”研究,即在不同的年代點收集數據。這樣的設計可能跨越幾十年,需要幾代人的努力。這一方面,縱向研究就顯得尤為必要。這需要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中采用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聚焦。一個啟示是,研究人員應該避免方法中心主義:盡可能使用各種方法來檢驗某一理論觀點,而后將不同層次的研究進行整合,從而更好地理解文化與自我觀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