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至》“一勿遺”與夏桀北逃新探

王宏宇

(哈爾濱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史學界對于夏桀潰敗并逃亡的史事看法基本一致,只是關于夏桀逃亡的具體路線有多種說法,主要有:其一是“東逃說”,該說是根據《史記·夏本紀》《尚書·湯誓》的記載衍生出的觀點,認為夏桀戰敗后先逃往山東的定陶一帶,再敗后被放逐南巢,這種觀點被古代的眾家學者秉持;其二是“南逃說”,該說是楊升南提出的觀點,他認為夏桀經魯山逃到今南陽,在商湯的繼續追擊下,夏桀逃到今隨州厲山,最后逃到南巢[1](P89),杜金鵬也持類似觀點[2];其三,馮蔚然認為夏桀是乘船走水路抵達安徽巢湖的[3];其四,《帝王世紀》有“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的記載,所以按照李賢注引《帝王世紀》的說法,鳴條之戰發生在陳留,夏桀在陳留附近戰敗后南下,這種觀點歷來不被各家所重視;其五,孫淼認為南巢在鳴條附近,中條山就是南巢(歷)山[4](P319)。此外,陳立柱對夏桀南逃之事也持懷疑態度,他認為先秦時期名為巢的地點有很多,例如位于山西的巢水。陳立柱從事理和當時地望混亂的角度淺述了巢地不太可能在今天的安徽境內,但他并未對夏桀逃亡的具體路線和南巢的確切位置提出自己的看法[5]。史學界大多支持夏桀逃到了今巢縣巢湖一帶,質疑夏桀南逃的學者應屬少數。

南巢位于安徽巢縣的說法可以追溯到《淮南子》,因有“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山死”的記載,其中“同舟浮江”的字樣模糊地指出了南巢可能位于今巢縣附近。韋昭在為《國語》作注時明確表示:“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盵6](P172)兩漢之間的揚雄、漢末的鄭玄和唐代孔穎達也都贊成此觀點,但《尚書孔傳》卻沒有指出南巢地望所在?！渡袝讉鳌分皇钦f“南巢,地名” ,除此之外并未做過多解釋,因此孔穎達云:“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钡綎|漢末年,南巢位于巢縣的觀點才明確出現,但這種觀點出現時間較晚,且憑據并不充足。

夏桀南奔巢諸說各有合理之處,但礙于當時能夠看到的出土文獻較少,可能對于某些突兀的地方沒能解釋得盡善盡美。隨著出土文獻的發掘,夏桀南逃諸事呈現出了許多矛盾混亂之處,所以有必要將傳統文獻與出土文獻結合在一起,重新審視這些此前尚未解答的問題。

一、《尹至》“一勿遺”與夏桀逃亡行跡的聯系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尹至》一篇講述了伊尹帶“吉志”夜見商湯,并與其定下謀略攻滅西邑夏之事。按照《尹至》前四簡所述,伊尹夜見商湯后,商湯得知夏桀“弗虞其有眾”,夏民皆愿“余及汝皆亡”,伊尹得出了夏主“惟茲虐德暴僮亡典”的結論,并言說夏的種種不祥,為最后攻夏做足了情報工作與輿論宣傳。商湯在攻破夏都西邑后,對“夏播民”發出了趕盡殺絕的號令。有關商湯討伐夏桀的軍事行動,見于《尹至》的最后一簡,其釋文為:“湯盟質及尹,茲乃柔大禜。湯往征弗附。摯度,摯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夏播民入于水,曰: ‘戰’ 。帝曰:‘一勿遺?！盵7](P128)

在戰爭勝利后,商湯托天帝之口發出了“一勿遺”的號令,金文和楚簡中均曾出現類似的詞語(1)金文中所見為“勿遺壽幼”。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53頁。,其意為對夏民趕盡殺絕。雖然前四簡中沒有直寫商湯的德行,但是記載了此時夏桀不德導致百姓欲與其同歸于盡,同時也記載了“夏有祥”這樣的災異事件,使商湯伐夏桀大有吊民伐罪之意。既然商湯站在了正義的一方,夏的臣民又強烈地表達了對夏桀的不滿,商湯又為何對“夏播民”發出趕盡殺絕的命令呢?所以“一勿遺”的記載與前四簡所表達的內容相比顯得很突兀。在傳世文獻中,商湯的形象始終是仁君,甚至留下了“奚為后我”的典故。在出土文獻中,商湯的形象依然賢明,例如《尹誥》《湯處于湯丘》二篇,通過商湯問政伊尹與小臣,從側面襯托出了商湯的仁德。對商湯追擊夏桀這段歷史,《尚書孔傳》曾言“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這與《尹至》中“一勿遺”的記載有很大出入。夏桀若真的奔南巢,商湯沒有必要大開殺戒,“一勿遺”的記載既不符合商湯素有的形象,也于理不通。

學者邢文曾試圖解答“一勿遺”的相關問題[8],他認為“曰:‘戰’。帝曰:‘一勿遺?！敝械摹皯稹弊謶鳌吧ⅰ弊?即“曰:‘散’。帝曰:‘一勿遺’” 。按照邢文的解釋,“一勿遺”的命令不是要將夏民屠戮殆盡,而是商湯要收攬夏散于戰火中或者不便攜帶而丟棄的寶玉,這也能對應上《尚書·湯誓》“俘厥寶玉”[9](P194)的記載,但此說也有一些不合理之處。第一,“勿遺”二字在金文中也曾出現,例如“勿遺壽幼”[10](P53),其意為勿論年齡大小皆斬盡殺絕,相比之下《尹至》一文中的“一勿遺”乃是追擊夏桀之時所發戰令,殺戮的性質尤為明顯。第二,通過僅有的文獻無法判斷“俘厥寶玉”所俘厥的寶玉究竟是誰的,作為夏方國的三朡自己擁有用以祭祀的寶玉也是合理之事,所以很難將“一勿遺”與俘厥夏的寶玉直接聯系起來。第三,商湯發出“一勿遺”戰令之時應還未兵臨夏桀城下,夏桀不會輕易丟棄重要的寶玉?！兑痢分猩虦窃谖饕刂畱鸷蟀l出的“一勿遺”戰令,《尚書·湯誓》則語湯“遂伐三朡”后“俘厥寶玉”。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盵9](P194)若寶玉真是夏桀從都城一路攜帶至三朡,夏桀絕不可能倉促間就丟下寶玉,因為此時商湯和夏桀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尚書孔傳》所載的“湯緩追之”就是最好的證明。既然發出“一勿遺”戰令之時夏桀還沒有丟棄寶玉,那“一勿遺”所對應的就不可能是寶玉。更何況“散”字不僅能對應夏人丟棄散落的寶玉,還可以對應散落的夏民?！跋牟ッ袢胗谒钡摹安ァ弊钟辛魃⒅?將“一勿遺”解釋為收攏夏逃亡的民眾應更為合理,此舉也能體現出商湯收服民心的手段和仁德。綜上,邢文的觀點應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尹至》最后一簡的主要內容就是圍繞商湯伐夏的軍事行動書寫的,所以理應聚焦于夏桀失敗后的軍事動態解釋商湯的反常行為。從傳世文獻、近年整理發布的戰國竹簡、《尹至》前四簡的記載來看,商湯都是以有道明君和愛惜民眾的形象出現的,加之夏桀并不得民心,夏民早有叛意,商湯不太可能毫無緣由地對夏民趕盡殺絕。彼時的夏桀已經失去了國都,并且夏民散亂奔逃在外,商湯一反常態地大改仁君形象對“夏播民”趕盡殺絕,這說明夏桀仍有相當的力量可以對商湯造成威脅。夏桀在敗后極有可能沒有南逃,而是北上進入晉南夏人故地繼續抵抗,商湯恐其死灰復燃,因而才有“一勿遺”的戰令,因此夏桀南逃之說值得商榷。

二、夏桀“東逃說”與“南逃說”

夏桀東逃的說法源于《尚書·湯誓》中“遂伐三朡”的記載。三朡相傳為定陶,但孔穎達作疏時認為“‘今定陶’者,相傳為然”(2)雖然孔穎達認為此說不足為信,但后世多采用,并以孔穎達“相傳為然”的話作為信史。,也就是說定陶之說只是傳言,并沒有太可信的證據。從戰爭形勢來看,商湯因為“夏有祥”而自西向東攻打夏,這次出兵不僅是應和天象,從夏桀“未接刃而桀走”的記載可知,夏桀只是擺了個迎戰的架勢,結果卻是未戰而逃。夏桀從伊洛一帶敗走,而商人的主要勢力就在豫東、豫北一帶,定陶臨近豫東、豫北,在如此緊張的戰事中夏桀逃到臨近敵方勢力之處,無異于自投羅網,更何況夏桀還帶有部分夏民,所以此行不可能過遠,逃往定陶之說不可信。楊升南在《湯放桀之役中的幾個地理問題》中認為,夏桀東逃定陶之說乃是歷代對地望認識錯誤導致的,此說甚是[1](P85)。

夏桀南逃到安徽境內南巢的說法,為歷代學者所認可,但其中可疑的地方同樣很多。楊升南先生認為夏桀先是經由魯山到南陽,商湯繼續追擊其到歷山(隨縣厲山)[1](P88),于是,徹底失敗的夏桀最終順漢水而下抵達南巢。楊先生此說較夏桀東逃之說合理一些,但對于夏桀最后逃往南巢之說也有些許解釋不通的地方。第一,結合“一勿遺”的記載來看,夏桀逃亡的南巢、蒼梧并非是夏人久居之地,也非是夏桀理想的避難之所,若夏桀蟄居于此,則對商王朝構不成任何威脅,商湯沒有必要對出逃的夏民斬盡殺絕。第二,《容成氏》載夏桀自鳴條之戰敗后,“桀乃逃之南巢氏”,《淮南子·主術訓》:“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盵11](P627)據兩條史料所載,夏桀在鳴條戰敗后隨即逃往焦或巢,而焦或巢應該不會離鳴條太遠。關于鳴條的地望有四種說法,分別是山西安邑、河南陳留、南夷之地、東夷之地。南夷之地的說法源自于鄭玄,但這種說法沒有其他佐證,不足為信;東夷之說源自皇甫謐,此說是皇甫謐曲解妄改所得,同樣不足為據;鳴條在山西安邑或河南陳留的說法較為可靠。無論鳴條在山西安邑還是在河南陳留,焦、巢之地都應在其附近(3)焦字則與巢字相通,焦門、巢門、巢三者應為一地。,而非今安徽巢縣。第三,陳立柱指出:“夏桀敗績鳴條,是在商人一路追擊包圍下戰敗的,南逃巢縣的可能性顯然不大?！盵5]且陳立柱認為周秦到漢魏的文獻中有關“巢”的記載較多,說南巢在廬州一帶應是附會之說。第四,商湯自西向東迂回行軍奇襲夏桀,所行之路經由的方國必為親附自己的勢力,夏桀一路并非暢通無阻。按照楊升南的說法,夏桀從魯山被一路追擊至南陽、歷山,在如此倉皇逃跑之際,籌措船只從漢水入巢湖更是談何容易。

綜上,夏桀在戰敗后向東長途奔逃進入商人勢力范圍,顯然不合理。夏桀若經南陽南逃,路途更為遙遠,所攜民眾與寶玉皆有不便,同樣不合理。從夏桀狼狽的戰敗形勢和《容成氏》《淮南子》的記載來看,西邑、鳴條與巢三地相隔都不會太遠,若西邑、鳴條都在晉南,巢自不會遠在安徽。

三、夏桀“北逃說”

文章認為,夏桀在位于今二里頭遺址的西邑戰敗后,先向北逃竄至晉南安邑(今山西夏縣附近),而后再敗逃到巢水(今山西襄陵鎮附近)。

《尹至》語湯“自西翦西邑”,西邑是西邑夏的簡寫,其代指夏都斟鄩,夏桀在西邑戰敗后出逃,西邑應是其出逃的始點(4)關于夏人所在,歷來有東西二種說法。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認為夏人居西,而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則語夏人“率在東土”。從《尹至》“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的記載以及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情況來看,夏人居西的說法更為合理。。夏都的具體位置主要有兩種說法,其一是位于山西安邑,其二是位于伊洛地區的二里頭遺址。夏都在安邑的說法源自《尚書孔傳》“桀都安邑”的記載,孔穎達語:“桀都安邑,相傳為然?！编u衡指出:“桀都安邑說本不見于先秦記載,且今在禹王城(古安邑)內又未發現夏文化遺址[12](P239)?！币虼恕拌疃及惨亍睘楹笫烙瀭?安邑可能只是夏桀的避難所,算不上國都。二里頭遺址是夏都的說法在考古發掘中得到了有力地支持,在二里頭文化四期至二里崗下層文化早期(商文化),遺址一直保持繁榮的跡象,宮殿區、鑄銅作坊等仍繼續使用,其它遺跡未見毀滅性破壞,反而有興盛的跡象(5)還有一種不同的觀點認為,二里頭遺址不是夏都斟鄩,而是夏都河南城?！赌印し枪ハ隆分杏涊d商湯攻打夏都時,只是都城西北角起火,并未破壞全城。尹松鵬、楊華《二里頭遺址與夏桀末都河南城》,《華夏考古》2022年第1期,第49-55頁。,這與《尹至》《呂氏春秋》《史記·殷本紀》中記載的湯伐桀相關史事符合。夏桀在被商湯襲擊后“未接刃而走”,說明西邑之戰中城市并未受到嚴重的破壞,商湯在攻占夏都后,繼續保留為新朝服務的手工業作坊、相應的管理機構等,反映在考古學上,就是在具有強烈軍事色彩的偃師商城的鎮撫監控下,二里頭遺址繼續保持繁榮[13](P26)。從傳世文獻和考古資料來看,夏桀末都西邑即伊洛地區的偃師二里頭遺址。

夏桀在西邑之戰中未作抵抗便倉皇逃竄至鳴條之野(6)《史記·夏本紀》作“桀走鳴條”,《史記·殷本紀》作“桀奔于鳴條”,《呂氏春秋·簡選》作“登自鳴條”。,在鳴條夏桀與商湯展開了決戰。關于鳴條的地望之爭上文已述,鳴條位于東夷或南夷的說法并不可靠,至于鳴條在陳留一帶的說法也不被古今一些學者所認可,如譚繼和認為,當時夏朝在東方的與國顧、韋、昆吾已經被商人所滅,陳留地區已經不是夏人控制的勢力范圍了,夏桀不可能跑到自己勢力范圍之外迎敵[14]。再結合出土文獻《尹至》來看,夏桀是被商湯襲擊后倉皇出逃的,說他在陳留主動迎擊商湯的說法很難成立,況且單憑古陳留有鳴條亭就認為鳴條在陳留的觀點本身就很牽強?？装矅J為鳴條“地在安邑之西”,《括地志》也載“鳴條戰地,在安邑西”,鳴條即今天的山西夏縣。結合《尹至》中商湯繞路襲擊夏桀的記載,伊洛之東早已經是商人的勢力,伊洛的西南方正是商人的進軍路線,鳴條在山西安邑的說法應更為合理。從考古遺存來看,位于晉南夏縣的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與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類型時間上共存,二者可以看做是保持不同的生活關系,但是認同同一國家的人群[15]。二里頭遺址作為當時的國家核心聚落,有著先進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當夏桀戰爭失敗并帶領部分“夏播民”逃至晉南后,晉南地區的生產力大為進步(7)這些變化反映在考古遺存上就是,在東下馮遺址的第三期開始有青銅器鑄造,出現了銅鏃、銅鑿及制造銅斧的石范等。。在東下馮遺址中區發現的屬于第三期的雙重壕溝,加上東下馮遺址第三、四期鏃的大量出現,與史書記載的夏商 “鳴條之戰”在時間和地理位置上都高度吻合,結合上述文獻與考古資料來看,鳴條之戰應發生在今山西夏縣境內。

鳴條之戰再敗后,夏桀帶領“夏播民”逃到了巢地,巢應位于今山西襄陵鎮巢水附近。夏桀被放逐南巢的說法源自《尚書·仲虺之誥》中“成湯放桀于南巢”的記載,但是“南巢”具體在哪里,孔穎達說“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據考證,關于夏桀逃亡安徽巢縣的說法最早是在兩漢之間,鄭玄認為“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 ?？追f達借《周書》中有“巢伯來朝”以及《尚書孔傳》中“南方遠國”的記載判斷,巢伯所在之地就是夏桀奔逃的南巢。鄭玄的時代距離夏桀敗亡之時已經相去甚遠,可信度不足,孔穎達更是直接將巢伯與南巢相聯系,同樣缺乏說服力。陳立柱先生認為,由于周代多有封故帝王苗裔與改封之事,導致國名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春秋戰國時傳聞所注疏的經文反不如魏晉隋唐的地方志可信[5]?！短藉居钣洝肪硭娜辶昕h載:“潏水,一名巢山水,源出縣東南。巢山。在縣北十五里?！盵16](P903)也就是說在襄陵縣北有巢山,縣東南有巢山水,因此不排除位于巢山南部的巢水被稱為南巢的可能性?！兑痢酚小安ッ袢胗谒?《尚書·仲虺之誥》有“成湯放桀于南巢”,水與南巢皆可能是巢水的簡寫。同時,考慮到商湯發出了“一勿遺”的戰令,在如此緊迫的戰爭形勢下,夏桀很難短時間內由今山西境內翻越太行山逃至今安徽巢縣附近,因此夏桀戰敗后的主要活動范圍應在晉南。從史料的可信度和戰爭形勢兩方面來分析,夏桀所逃奔的巢位于今晉南地區襄汾縣襄陵鎮更為合理。此外,還有一些佐證可以說明夏桀在西邑之戰后選擇了北逃(見圖1)。

圖1 商湯進軍路線及夏桀逃亡路線示意圖

從湯的行軍路線可以推測出夏桀的出逃路線。據《尹至》《呂氏春秋·慎大》的記載,商湯出于天象和軍事的考慮,從豫東的亳興兵向西行軍,迂回至夏西邑的西面后,襲擊了夏桀。陳民鎮認為,商湯從豫北地區一路南下掃平韋、顧、昆吾等親夏勢力,解除了后顧之憂后,便聯合陜西的有莘氏奇襲夏桀[17],結果是“未接刃而桀走”。如此一來,商湯發動奇襲最核心之事乃是所經由之地皆為己方或親附的勢力,否則奇襲之事就無從談起,也不會發生夏桀不戰而敗走的反常記載。從最終夏桀敗亡的結果來看,商湯行軍路線上所有方國都已經歸附商人或者被商人攻滅。商湯從豫東的亳出兵后,掃蕩了大量的親夏方國,如《詩·商頌·長發》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庇秩纭豆疟局駮o年》云:“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盵18](P3848)通過判斷韋、顧、昆吾、有洛、荊這些被商滅亡方國的位置,即可管窺出商湯的行軍路線。傳統觀點認為,韋、顧、昆吾在豫北一帶,但商在豫東,夏都在伊洛,若依韋、顧在豫北之說,那么商湯的軍事行動就顯得有違常理。鄒衡在進一步考察韋的地望后認為,韋應在今鄭州附近;楊升南在進一步考察顧的地望后認為,顧在鄭州西北。有洛在今天的洛陽,荊則在今南陽,商湯攻打韋、顧、有洛與荊的目的是清除出兵路線中親附夏桀的勢力,以防止這些方國阻礙商人行軍或者為夏人通風報信。從這些方國處所的地理位置來看,商湯自亳(今商丘)興兵,經韋、顧(今鄭州)西進后繞到了夏的西邑(今偃師)之西奇襲夏桀。此時,西邑的東方、南方皆已在商人勢力范圍的輻射之內,西方又有位于合陽的商人盟友有莘氏。戰敗的夏桀若向東逃亡到定陶,不僅要翻越太行山脈,還會進入商人的勢力范圍;若西向而行,則會受到地處合陽的商湯盟友有莘氏的阻截。而位于南陽的且親附于夏的方國荊,此時已被商人征服,南下同樣于理不合,故而此時的夏桀只有北逃這一條路徑。

另外,《尚書·湯誓》有“遂伐三朡”的記載,《史記·殷本紀》同樣有“湯遂伐三朡”之語,三朡應是夏桀在鳴條之戰失敗后繼續逃竄中的一個落腳點,考察三朡的地望所在也可判斷夏桀的逃亡路線。

朡國乃鬷夷所建之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載:“帝(舜)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庇纱丝芍?三朡乃董姓豢龍氏之后所建之國,杜預《左傳》注曰:“河東汾陰縣有董澤?！薄逗鬂h書·郡國志》也有相關記載,可見鬷夷的生活范圍就處于晉南地區,三朡作為鬷夷所建的方國自然也不會脫離這個區域。由于董姓鬷夷也有豢龍氏的稱謂,后世學者也有把其與龍方相聯系者,如彭邦炯就認為甲骨文中的龍方與虞夏的龍人有淵源,他說商代的董姓龍氏就生活在汾水下游到大河沿岸[19],陳夢家也在《殷墟卜辭綜述》中指出龍方可能與匈奴有關[20](P83)。由此可知,三朡是位于晉南地區的支持夏的方國,夏桀在戰敗后曾逃往此處駐足。

四、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傳世文獻的梳理以及對《尹至》中的記載考察后發現,夏桀南奔安徽巢縣的說法可信度并不高。結合湯伐桀的相關史事來看,夏桀在“西邑之戰”失敗后極可能沒有南逃,而是向北進入了山西南部繼續頑抗。商湯為了不留后患一路追擊,在鳴條(今山西夏縣)再敗夏桀,夏桀而后又奔逃到晉南巢水(今山西襄陵鎮)。由于晉南地形復雜,商湯忌憚夏桀依托這里的有利地形率領殘留的夏人繼續作亂,出于軍事角度的考慮才發出了“一勿遺”的戰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