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風潮與國民黨干部培養模式的轉變

王 琛

1937 年7 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奉令西遷，先至江西廬山牯嶺，1938年1 月中旬再遷湘西芷江。①政治大學編?。骸墩未髮W校史稿》，臺北：政治大學，1989年，第88—89頁。在芷江，政校發生了學生反抗學校當局的學潮。芷江風潮是政校前十年絕無僅有的學生運動，在政校歷史上十分罕見；加之政校兼具政治與教育雙重屬性的特點，發生如此規模的學潮，尤為值得關注。揆諸文史資料中所載各種回憶和觀點，多將此事視為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的反映。②如承紀云：《國民黨中央政治學?！?，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8卷《政治軍事編20—8》，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794頁。但當時兼任政校校長的蔣介石，在時隔一年后對政校師生的公開演講中，更側重關注政校的管理制度和教育方針，而非解決派系問題。③蔣介石：《對于中央政治學校的訓勉與期望》，1939 年1 月3 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6 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4頁。經歷此次風潮的學生，也完全否認此次學潮源于國民黨內的派系斗爭，而是校方“不明教育原理，視青年如無物，知控制而不知疏導，重權威而不尚理性”所致。④樊中天：《問君之志幾時酬？——憶抗戰時期中央政校四、五事》，《河北平津文獻》（臺北）1993年第19期，第30頁。

芷江風潮是政校前十年辦學問題的集中體現，揭示出國民黨政黨人才培養路徑的困境和局限性。張靜通過對浙江大學“驅郭風潮”的研究，探討了學校負責人的治校理念和措施對學潮的生成能夠產生較大影響。⑤張靜：《國立大學與國民政府——以抗戰爆發前浙江大學校長更迭為主線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4期。學界對于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學潮已有相當充分的研究，研究時段尤其集中于1942 年以后，運用的史料多來自于公文、函電、報刊和“上層”政要的記載，而學潮的主角——學生，多處于“失語”的狀態，對內遷師生身體和心靈上的關注有待加強①黃道炫：《傾聽靜默的聲音》，《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5期。，也較少關注到政校這種特殊性質的學校。對于芷江風潮，雖然崔明忠與張晶萍的學位論文中有簡略涉及②崔明忠：《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研究（民國十六年至三十六年）》，碩士學位論文，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年，第198—201 頁；張晶萍：《民國外交學研究——以中央政治學校外交學系為中心（1930—1949）》，博士學位論文，中共中央黨校，2017年，第65—72頁。，但事件所反映出政校辦學定位與管理邏輯的矛盾性，除汪正晟從教育內容的角度進行過揭示外，少有深刻的論述。③辛曉征關注到了政?！包h化教育”的困境，但未關注到芷江風潮對政校改制和對國民黨政黨人才培養方式轉向的影響。李村：《從中央政?？础包h化教育”的失敗》，《政學先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第291—294頁。汪正晟曾從教學內容的角度揭示了這種矛盾的特性，具有學術創新性。汪正晟：《中央政治學校公共行政教育的困境與出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8年第102期，第44—52頁；Chen-cheng Wa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One-party State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Case of the Central Politics School （1927-1947），”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8， no.6 （2014）， pp.1773，1777.本文擬以此次事件為考察中心，以《陳果夫日記》，和當年5 月政校學生根據他們保存的各種文件、會議記錄所編著的《護校運動史》，及其他相關檔案等材料為基礎，考察芷江風潮發生的背景、學生所提要求的背后動因，以及此次風潮對政校改制、國民黨政治人才培養途徑轉向的推動作用，窺探政校前十年的制度實施成效和學校運轉的結構性問題。

一、學潮發生的多重誘因

五四運動后，青年學生參與政治的熱情空前高漲，各派政治勢力將青年學生視為重要的政治資源，積極拉攏和爭取。④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第427—435頁。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國民黨也吸引了大量青年學生。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和政權統治范圍的擴大，更多地吸納和培養青年黨政干部，成為國民黨組織工作的重點，中央政治學校即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⑤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第3 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270 頁；楊仲揆：《剛毅木訥的學者革命家——丁惟汾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3 年，第141—142頁。政校初名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1927 年5 月5 日由國民黨中常會和各部部長聯席會議決定設立。1929年6月根據蔣介石的提案，黨務學校改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⑥《請修改中央黨務學校名稱及組織案》，1929 年6 月，會3.3/38.12，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以下藏所簡稱“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不另注。

政校雖參照?？拼髮W的規程設置，但作為國民黨的“黨?！?，與普通?？茖W校又有所不同。在人事方面，政校由蔣介石兼任校長，丁惟汾任教育長，顯然具備較高的政治地位。但實際上，蔣介石無暇顧及政校工作，丁惟汾對管理政校也意興闌珊。丁惟汾先是在學校成立之初就提請辭職而未獲批準⑦《請辭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案》，1929年6月29日，會3.3/39.8，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后又因個人及工作等各種原因長期居留上海、河南和山東等地⑧《丁惟汾先生大事年表》，葉飛鴻主編：《丁惟汾先生史料匯編》，臺北：“國史館”，2014年，第3402—3405頁。，1934 年回到南京后曾短期駐校負責了近兩年校務。⑨《羅家倫電蔣中正》，1935年3月15日，“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80200-00215-013，“國史館”藏。至1936 年，丁惟汾意將這一職務推讓給戴季陶⑩丁惟汾：《呈為請準辭去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職務事》，1936 年底，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檔案七一一-20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但戴并未就任，遂改由陳立夫代理。?《陳立夫代理中央政校教育長 已到校視事并向學生訓話》，《中央日報》1937年6月22日，第8版。然而陳亦不常駐校，直到1938 年1 月才由其胞兄陳果夫在長沙接任。?《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1月18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此外，校長之下雖設有校務委員會，但由于校務委員多系黨政要員，事務煩冗，無法真正做到定期集會并議決校務。

中央黨務學校時期，學校下設教務、訓導、總務三處，平行辦事。1929 年黨務學校改組為政治學校后，訓導處被裁撤，改設訓育委員會；訓育委員由校長從教員中選聘，隸屬于教務處。①中央訓練部：《中央政治學校章程修正兩點通過》，1929年9月5日，會3.3/52.10.2，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教務處與總務處平級，掌管全校教務，各系主任均對其負責，還兼管訓育委員會、軍事訓練部和圖書館等機構?？倓仗幾畛鮾H設有文書、庶務、會計三科和印刷所，其職權范圍并不能與教務處相比。②《中央政治學校章程》，1929年9月5日，會3.3/52.10.2，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在校長、校務委員、教育長均不能長期負責校務的情況下，政校日常事務只能由教務處主任和總務處主任商酌辦理。教務處主任一職為全校樞紐，由余井塘、羅家倫、程天放歷任，至1935 年底劉振東接任；而總務處主任始終由吳挹峰擔任，歷經十年未曾發生變動。

吳挹峰出身行伍，早年曾與同學陳果夫創辦《礪言報》，北伐戰爭中在軍事委員會參謀廳任職。③《吳挹峰先生行述》，“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匯編》第16冊，新北：“國史館”，1998年，第45頁。他辦事果決而專斷，精于理財，隨著在校資歷的增加而逐漸展現出對校務決策權的企圖心，1932 年被力行社人員攻擊為“攬權操縱”。④《特種調查報告第三號：政治學校CC 團（復旦系）之主要分子》，1932 年4 月25 日，大黨057/004，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尤其是1935 年程天放離職后，繼任的教務處主任劉振東事事仰仗吳挹峰，少有主張。⑤《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1月18日。加之本隸屬于教務處的軍事訓練部，在陳果夫的建議下改隸總務處⑥陳果夫：《中央政治學校改進計劃》，1935 年12 月26 日，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匯編》第2集，臺北：政治大學校長室，1977年，第171頁。，訓育委員會在建制上也逐漸不再隸屬于教務處，歸屬性模糊。⑦《中央政治學校十周年紀念刊》（單行本），1937年5月20日，南京：京華印書館，“學校章程”第2、3頁。教務處事權縮小，總務處職權擴大，吳挹峰遂于1935年后獨攬校政，成為政校的實際負責人。⑧《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75頁。該書亦收錄于李景文、馬小泉主編：《民國教育史料叢刊》428《中國教育事業·學校概況》，鄭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139—260頁。本文采單行本頁碼，不另注出版時間。

政校直接隸屬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嚴格的訓練，造成實行黨治的政治建設人才為宗旨”。⑨中央訓練部：《中央政治學校章程修正兩點通過》，1929年9月5日，會3.3/52.10.2，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但是，對于如何辦好這樣一所學校，并無可借鑒的經驗。曾長期擔任教務主任的學者羅家倫，對政校的發展影響深遠，1929 至1934 年間，羅家倫對政校寄予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和法國巴黎政治學校的期待。⑩《校務委員羅志希先生以法國政校相勉》，《中央政治學校?？返?0 期，1934 年10 月1 日，第5—6 頁；政治大學編?。骸墩未髮W校史稿》，第54頁。這種以學術為導向、重視西方學科培養經驗的定位雖屢屢被以陳果夫為代表的“黨人”質疑?陳果夫：《陳果夫致羅家倫函》，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師友函札》，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6年，“函札”第461—465頁。，卻始終未發生根本改變。?除上述兩篇汪正晟的研究外，另可參見其博士學位論文，現已出版。Chen-cheng Wang， The Central Politics School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Nationalist China： Toward a Statecraft beyond Science， Lexington Books， 2023.

在學生管理層面，政校則呈現出輕思想引導、重身體控制的傾向。政校的訓育委員多由周炳琳、薩孟武、阮毅成等黨派色彩并不濃厚的知識分子擔任，羅家倫也被認為“長于教務而短于訓育，對于學生之訓練，全偏于學科，而忽于思想”。?《特種調查報告·政治學校概況》，1932年4月，大黨056/025，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因訓育工作無法令黨務人員滿意，在軍事訓練部移歸總務處后，“專以整理內務為學生操行標準，懲罰開除，擅作威?！?，令學生人人自危。?《中央政治學校全體學生上陳果夫呈文》，1938年2月13日，轉引自《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75頁。過于強調培養學生吃苦耐勞的樸素精神?《中央政治學校參觀記》，《中央周報》1934 年第340 期，第6 頁；《介紹一個貧苦實干的大學：南京中央政治學?！?，《現代青年》（北平）1936年第2卷第1期，第43—44頁。，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壓制學生的傾向，特別是吳挹峰，“學生有孤志稍高，鋒芒稍露，于吳氏微表不滿者，動以開除相脅”?《第一次上教授書》，1938年2月1日，轉引自《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41頁。，故被認為“對學生過份嚴厲”，學生們對其“恨之刺骨”的怨望其來有自。①鐘襄袞：《我的求學經過》，《湖南文獻》（臺北）第15卷第1期，1987年1月15日，第53頁?？茖W理性化的文官培養模式、掌握固有事權和人望的教授群體，與不斷擴張、旨在嚴格控制學生的身體和意識形態的黨意之間形成巨大的張力，抗戰全面爆發前，政校內已然蟄伏著不少隱憂與危機。

1937 年8 月淞滬會戰爆發后，日機開始轟炸南京，軍民大量傷亡。政校紅紙廊校園內，用于臨時躲避空襲的“防空壕”溝坑縱橫交錯。②耿修業：《從傳習學舍到芷江》，陳明章發行：《學府紀聞：政治大學》，臺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38頁。此時的政校已無法維持正常的教學秩序，國民政府教育部倉促決定東部地區高校內遷。③《教育部檢發〈戰區內學校處置辦法〉的密令》，1937年8月19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教育”（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頁。8 月22 日晨，政校張貼命令，要求學生于當日上午十時前到下關碼頭集合。由于運力不足，學校規定每人只準自帶一個箱子，兩個人合帶一個被包。④《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第八期同學畢業紀念刊》，中央政治學校檔案00031-001-00012-1，湖南省檔案館藏。在日軍飛機轟炸之下，政校師生倉皇辭廟，離開南京。廬山暫駐期間，不少政校學生希望參加抗戰和從事實際工作的愛國熱情，被校方勸阻消解，造成了前者對于后者“冷血”的觀感。⑤徐鐘珮：《余音》，臺北：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第147頁。中秋過后，廬山數度降雪，物資供應困難，入冬后政校更難在此立足。⑥耿修業：《從傳習學舍到芷江》，陳明章發行：《學府紀聞：政治大學》，第40頁。12 月5 日，政校全體師生下山。學生們不慊于學校令他們再丟掉部分物品，自行扛行李下山，對校方嚴禁雇傭勞力的命令也抱有抵觸情緒，但最終只得遵令而行。⑦《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3頁；徐鐘珮：《余音》，第148頁。在寒冷的12 月里，政校學生開始了長達一個月的艱苦跋涉。輾轉南昌，抵達長沙后，學校命令二年級全體學生北上走水路赴芷江；三年級學生走陸路南下，經湘潭、湘鄉赴邵陽；四年級學生暫留長沙，等候派赴各地實習。一路朝夕相處的政校同學被分成三部分，面臨著分別，又有首都南京陷落的消息傳來，一時愁緒彌漫。⑧君蘋：《遷校記·分道揚鑣》，《中央政治學校?？返?45期，1939年2月11日，第7頁。但此時校方并未決定將學校遷移至何處⑨直至1938年1月初，蔣介石復電陳果夫，始決定將芷江作為校址?！蛾惞蛳壬沼洝罚ㄊ指澹?，1938年1月6日。，學生們認定這種“流寇式的行軍”漫無目的，更加劇了他們的迷茫和不滿。⑩俞錫光筆述、李叢整理：《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輾轉遷徙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巴南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巴南文史資料》第13 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巴南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1996 年編印，第163頁；《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5—6頁。

1938 年1 月中旬，各路師生均抵達芷江。學生們向聞湘西民風剽悍，在他們剛到芷江的第一天夜里，離縣政府不遠處即發生命案，加深了學生們對此地閉塞偏僻、市面蕭條、文化落后的成見。?《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第八期同學畢業紀念刊》，中央政治學校檔案00031-001-00012-1，湖南省檔案館藏?！皼]有一份外來的報，更沒有一本新出的雜志”，讓從東部地區遷到這里的學生們大感失望。?東辰：《遷校記·芷江生活》，《中央政治學校?？返?54期，1939年12月11日，第9頁。政校遷芷系臨時決定，校方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校舍，更缺乏防空地下室一類的基礎設施。?中央政治學校：《為函知利用城垣籌建防空室由》，411（084）-001，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縣檔案館藏。學生畢業前要實習，校方也未能與縣政府做好溝通協調?中央政治學校：《為函準著學生謝瑕前來報到請賜指導由》，411（084）-019，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縣檔館藏。，甚至連找一張像樣的芷江縣地圖亦不可得。?中央政治學校：《為備價購用縣地圖由》，411（084）-024，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縣檔案館藏。這樣的環境使學生們愈發苦悶，“想著在重巒疊岱的那邊正點燃著抗戰的烽火”，而幾百個滿腔熱情的青年“卻滯留在這冷落的古城里”，心中充滿了憤懣與失意。?東辰：《遷校記·芷江生活》，第9頁。

二、學生“驅吳”與“爭人格”的訴求表達

初到芷江，正值學生們驚魂未定、心中苦悶之際，1938 年1 月28 日，總務處主任吳挹峰在未廣泛征詢意見的情況下，徑行宣布了學生每月膳費減少2 元的辦法，芷江風潮由此發端。政校招生之初，規定學生在校膳宿、制服和講義等費用全部由學校公費供給①《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招生簡章》，1932年，MG/D693.74-40/10，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縮微文獻。，吸引了“不少清寒子弟都愿來政校就讀”。②陳立夫：《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第355頁。國民黨中央原定發給該校學生膳食經費每人每月10 元。③《中央政治學校十周年紀念刊》（單行本），1937年5月20日，《十年紀要》第17頁。1937 年9 月因抗戰爆發，學校經費按7折支領后，學生膳食經費縮減為每人每月7 元。到芷江后，吳挹峰認為芷江柴米和肉價較南京為便宜，“本地學生伙食，均不上四元”，故將政校學生膳費減為5 元，其余2 元由學校保管。④《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10頁。學生們則認為，芷江柴米和肉價雖低，但日常用品價格高，例如一瓶墨水售價就要1.2 元。且學生中不少籍隸蘇、浙、魯、冀省，家鄉多已淪陷，難以得到家中的資助，“有十分之九腰里已莫名分文”。加之原有行李物品因校方限制和規定，大半早在離開南京和廬山時即已被丟棄，所以他們希望保留兩元膳余費用，以補貼日常生活所需。⑤《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8、12、41頁。

當學生們最初派代表與吳挹峰交涉此事時，雙方各持己見，僵持不下。吳挹峰堅持學生不應完全依賴學校，反問學生：“你們沒有家了嗎？難道你們將來討老婆生兒子還要我吳主任來管嗎？”完全沒有考慮到學生的實際情況，深深傷害了學生們的自尊心。交涉過程中，吳氏態度強硬，甚至以“如果一個中國官長被日本兵包圍時，難道因為要挾而承認什么條件嗎”來表示自己的立場決不動搖，這讓學生感覺到吳挹峰將他們視為仇敵，感情上無法接受。因此，學生們的情緒漸趨激烈，爭取膳余費用的簡單訴求，迅速演變成“驅吳護?！?，對吳挹峰多年的不滿終于爆發。

1938 年1 月30 日，正值除夕，政校500 余名學生舉行全體集會，正式向吳挹峰請愿，其訴求主要是爭取膳余經費，但已開始質疑政校幾年來的教育方法和吳挹峰的領導地位，大有清算之勢。其中有學生代表稱“我們已經過了幾年的非人生活了”，并指責吳氏：“十年來，你應該有一點反??！”⑥上段及本段至此的引文見《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11、14頁。然而吳挹峰并未妥協。當天，政校全體學生自發召開大會，推選代表，成立代表團和相關組織，下設文書、糾察、交集、事務四股（后又增設情報股），并以全體學生名義，電呈蔣介石、陳果夫和國民黨中央，歷數吳挹峰罪過，“請予撤換，以肅紀綱”。⑦《中央政治學?？倓罩魅螀寝诜灞豢剡`法案》，1938年1月31日，監0106.2，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正月初一上午，學生們再次召開全體大會，將目標集中在“驅吳”上，編寫《吳挹峰劣跡表》，分為“剛愎自用，擅作威褔”“壟斷經濟，跡近貪污”“不學無術，措置無方”“假公濟私，人格卑劣”和“護校運動開展后，吳氏之卑劣手段”五大類，并臚列了大量事例作為佐證。⑧《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52—57頁。

2 月1 日，學生代表團召開會議，決定選派代表赴重慶、長沙兩地，向蔣介石和陳果夫請愿。他們策略性地自請處分，借愛護學校、遵守紀律、崇敬和服從校長的名義，將集體行為進一步合理化。為爭取教授們的支持，政校學生還向教授們上書，指責吳挹峰借口嚴格訓練，而使“作育革命人才之學府，等于奴化教育之機關，斷喪青年，危害黨國”。學生們將他們的行為定義為“爭人格”和爭做“政校的主人”的運動。⑨《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41、24、68頁。然而，學生們的努力收效甚微。校務委員戴季陶和丁惟汾等雖多次接見了學生代表，然而總體意見仍不出“勸學生聽挹峰兄之話”⑩《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3月2日。，令學生們相當失望。教授們盡管因吳挹峰在遷校過程中不發薪水、不許多帶行李，或平日越權干涉教務、隨便開除學生而“均對挹峰不滿”?《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2月25日。，然而多數仍保持沉默；少數如英文教授許孟雄等明確表示了對學生的支持，“受到同學們的稱頌和敬仰”，但也于事后辭職離校。?吳光珍：《懷念許孟雄老師》，政大九期同學：《政九憶往》，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第363頁。

陳果夫本對吳挹峰主導政校工作中所暴露出的問題早已有所認識，認為吳挹峰氣量褊狹，且辦事專斷集權、不能用人，“集事而不能信人，個人苦，組織壞”，且“不能依法應付事”。他分析這種局面的形成，是由于原教育長丁惟汾“太不問事”，教務處主任劉振東過于軟弱所致，罪不僅在吳氏一人。①《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1月18日。正當陳果夫下決心對政校加以整頓時，風潮發生，陳氏2 月1 日在長沙接到了學生自芷江發來的電報。但他第一時間將重點放在了學生“電文中開口就說請開除吳主任”，認為其措辭“不太懂理”，對吳挹峰攻訐太甚，本能地從師生倫理的角度出發，認為學生存在較大過失，并未調查學生們憤怒的深層原因。②《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2月1日。為進一步了解校內情況，2 月3 日至4 日，陳果夫又連續兩天約見了政校蒙藏學校主任吳鑄人、教務處副主任王鳳喈，并派王鳳喈于6日前赴芷江處理學潮。③《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2月3日、2月4日、2月6日。

盡管陳果夫在聽取請愿學生代表戴新泉和李賚的報告，掌握了更多信息后，態度有所松動，但為時已晚。④《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2月7日。2 月10 日，王鳳喈銜陳果夫之命，與教員鄭震宇等一行抵達芷江。因上級并無撤換吳挹峰之意，王鳳喈向代表們透露吳氏將會留任，學生們聞訊后“群情激憤，甚有倡即日退學離校者”。⑤《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70、78頁。2 月12日下午，王鳳喈等人召集學生訓話，再次傳達了陳果夫關于“同學應該痛自反省，學校綱紀不容破壞”的意見。學生們頓時嘩然，在次日的《護校日刊》上，再度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和失望：

我們是人，我們是中央政治學校的堂堂大中學生，然而永遠沒有人把我們當作人看，當作有良知有理性的大中學生看？！在以前我們還只以為只有一個吳挹峰把我們當作牛馬當作奴隸，但由于昨天的情形，我們知道把我們當作牛羊當作奴隸的人還多得很。⑥《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70—72頁。

在芷江風潮發生后，學生們并未罷課，秩序相對穩定。⑦薩孟武：《中年時代》，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80頁。吳挹峰此時一方面下令停止軍事訓練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令其親信、軍事訓練部大隊副吳章璞，拜會駐芷江121 師副師長及保安旅旅長。此舉被學生們認為是誘導學生破壞秩序，然后再以學生“破壞學校秩序罪名”訴諸武力。此外，吳挹峰還意欲“收買”和分化部分學生，敉平學潮，學生得知后，反抗情緒再次達到高潮。⑧《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28、37—38、82、86—87頁。身在長沙的陳果夫雖然不斷收到各方信息，然而終究不能準確把握校內動態和學生心理。面對如此紛繁復雜的局面，陳果夫決定親往芷江，并電請余井塘同往。⑨《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2月17日。

陳果夫要到芷江的消息迅速傳遍政校。2 月19 日、20 日連續兩天，無法確定陳氏具體到芷日程的政校全體學生自發整理隊伍，張燈結彩，燃放鞭炮，出城迎接，他們將解決風潮的最后希望寄托在陳果夫身上。⑩《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90—91頁。為彰顯權威，吳挹峰勸陳果夫，如果學生未經軍事訓練部統一組織前來迎接，則不必下車；陳果夫不以為然，堅持只要學生出城迎接，自己“必須下車，以禮還禮，即所以教學生入正軌之道”。2月20 日下午，陳果夫一行抵達芷江，在“距城五里之處，學生站隊出迎”，陳果夫則“下車還禮”。?《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2月20日。事態看似朝向積極的方向發展。

三、陳果夫主導下的人事嬗遞與機構重組

到達芷江的當晚，陳果夫因發燒未能立刻接見學生，次日清晨始接見學生代表，“僅致問候之意”。劉振東受陳果夫的委派，主持總理紀念周，宣布了恢復軍事訓練部職權的決定。學生們擔心此舉措意在限制他們活動的自由，他們包圍了鄭震宇，要求其為在長沙向陳果夫“說了不少學生的壞話”給出說法。陳果夫聞訊后，認為這是學生在報復教員，更加不滿。?《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2月21日。當日下午，陳果夫斷然拒絕了學生代表吳思琦等請示全體代表晉謁他的請求，并態度嚴厲地責問他們為何包圍鄭震宇，阻止恢復軍事訓練部。2月22 日下午，陳果夫主動提出接見10 名學生代表。代表們進行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陳述，陳果夫始終不發一語①《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98—99、107頁。，僅決定第二天召集全體學生訓話。②《教育長條諭三條》，1938年2月22日，政治大學檔案23-177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陳氏此時想的并非僅是如何解決問題，而是從管理技術出發，“使各盡其詞，則明日訓話時可不許學生說話”。③《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2月22日、2月24日。

次日，陳果夫在芷江縣黨部召集政校全體師生訓話。他承認這次運動是全體學生的共同意志，且“動機純良，系真正愛護學?！?，但因代表領導不當產生了諸多過失，如電文語多要挾，在國難期間“麻煩校長”，更屬“破壞紀律、侮辱師長”的行為。陳氏表示，吳挹峰“十年來不無功績”，其過失在于“過于負責任，過于省錢”。但學校的用人行政，學生無權過問，吳氏的其他問題，應由其轉呈蔣介石處決。學生們的過錯，則由劉振東負責徹查，并令學生“敬候處決，即日恢復常態”，禁止他們再出《護校日刊》和舉行會議。有學生當即要求發言，被陳氏制止。

當日下午，全體代表組委聯席會議召開，各部院學生發生分歧，爭辯激烈，不少學生提出“組織保留，活動停止”的辦法，得不到全校同學支持的代表團已無法再主導學生，運動陷入停滯。④《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2月23日。正因這次聯席會議，校方認為學生不遵命令、破壞紀律，于25 日張貼布告，對主要組織者吳思琦和陳繼俠予以處分。劉振東本想出面緩解學生們的憤怒情緒，將對吳、陳二人的處置解釋為“不開除任何同學的暗示”，結果反而激發了學生的逆反心理。⑤《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104頁。28 日，劉振東在紀念周報告中，又將學生們分為好的、壞的、多數、少數幾種，學生聞之大嘩，在雨中佇立良久，等陳果夫出面解釋；陳氏則因學生對劉振東“太無禮貌，秩序大亂”，自始至終沒有接見他們。⑥《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108頁；《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2月28日。此事之后，申請退學的學生數量增加，對抗到底的決心愈發堅決。⑦《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108頁。

面對難以收拾的局面，3 月3 日下午，陳果夫再次向全體學生訓話，正式宣布了校方對此次風潮的最后處理決定：吳挹峰聽候蔣介石處置，吳章璞免職，吳思琦等9 人給予記過、勒令退學和開除學籍等處分，并批準了楊學彬等29 名學生的退學申請。學生們在會上紛紛要求發言，仍被陳果夫拒絕。散會后，參與學潮卻未受處分和申請退學未獲批準的學生再度集合開會，“群情激憤，議論紛紜”，最后決定以全體名義向陳果夫請愿收回處分學生代表的命令，如無結果，則全體同學與被處分同學共進退。他們派代表面見陳果夫，雙方僵持，學生們紛紛取下?；?，表達退學的堅定意志，陳果夫見狀“俯首靜思，若不勝悲疼”。⑧《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3月3日；《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112頁。直到3 月8 日，每天都有學生自動離校離芷，總數不下70 人，事態已完全失控。⑨《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109、111、113、117頁。蔣介石對此甚至電示陳果夫：“不得已、不能化導時，即準全體退學可也?！雹狻蛾惞蛳壬沼洝罚ㄊ指澹?，1938年3月6日?？梢娝呀涀龊昧送＾k政校、重新整頓的準備。

看到退學離校的學生收拾行篋、送別同學泣不成聲的情景，陳果夫頓悟到吳挹峰的個人進退和人事調整已不足為慮，政校的改革才急不可緩：“所成問題者，即諸生所期望之學校改革，予有理想政校計劃告知，且予不僅改革本校，尚欲改革全國。教育育人，決不敷衍?！?《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3月7日。此時，陳果夫開始真正重視起風潮期間政校學生提出的“改革政校、刷新政治”口號，這是他們透過自身視角，從制度層面表達的對于政校數年來培養方式的不同意見。學生們擬好的《改革學校意見書》，內容分為精神訓練、組織改進、教學改進、人事調整等4 大項28 小項，其中包括軍事訓練部應歸屬教務處且不應有訓育權，取消訓育委員會，“在不背黨義范圍內，許學生有組織學術團體之自由”，不專以內務作為考核學生品行的標準，“請勿限制教授之思想，以便網羅人才”等方面。?《護校運動史》（單行本），第58—61頁。自3 月8 日起，到3 月下旬離開芷江，陳果夫多次召集政校各處、系、部、院負責人，商議教務改革、總務改革、部門改組等各方面問題。①《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3月8日、3月9日、3月10日、3月11日、3月14日、3月15日、3月17日、3月18日、3月19日。3 月21 日，陳果夫一行啟程北上，赴武漢參加國民黨臨時全代會，直到5月中旬才重返芷江。

陳果夫離芷后，政校暫由劉振東負責處理風潮善后事宜。3 月22 日，劉振東召集會議，將學生膳費恢復到每人每月9 元。會議決定改組訓育委員會，并重新明確了教務處與訓育委員會的隸屬關系。3 月30 日，訓育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規定國民黨政校區分部開會時要由訓育委員出席指導，學生所有課外活動也歸訓育委員會管。②《第二次教育會議記錄》，1938年3月22日；《第一次訓育委員會紀錄》，1938年3月30日，政治大學檔案23-177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4 月初，訓育委員會根據陳果夫的指示召開會議，強調訓育工作應注意學生實習、日常生活、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訓育人員應讓學生充分發表意見，而非偏重于消極防止與制裁，積極注意課外活動對鍛煉體格與陶冶性情的重要性等。③楊玉清：《肝膽之剖析：楊玉清日記摘鈔》，1938年11月15日，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7年，第237頁。隨后，訓育委員會制定了《訓育大綱》，確定了六項訓育方針，和集體指導、個別指導、一般考察、個別考察等訓育辦法，試圖從制度設計上彌補之前的工作缺失。④《中央政治學校訓育委員會訓育大綱》，1938 年4 月15 日經第三次訓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檔案五-1444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但這種管控的松動并未持續，經歷了芷江風潮后不久，政校即恢復了訓育處的設置。陳果夫認為，原先的訓育委員會均由教員組成，“有一部分教員卻偏重于教書，而把做人方面許多道理忽略了，本來我們想寓訓于教，事實上是教重于訓，不能達到合一的目的”，以致“負責的人太多了，倒不如有專人負責來得好”。⑤陳果夫：《三年半來在校工作之回顧》，1941 年8 月10 日，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匯編》第2集，第193頁。因此，陳果夫呈請蔣介石和中常會取消訓育委員會，恢復訓育處。⑥《中央政治學校增設及裁并機構的文書》，政治大學檔案23-180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此后，新生自入學伊始就要接受所謂的“始業教育”，每學期、每周都有相應的訓育內容，隊部、黨部都參與其中，將體育鍛煉、軍事訓練、職能練習與思想規范相結合，建立起嚴密的訓育工作體系。⑦《中央政治學校訓導工作提要》《中央政治學校訓導綱領》《中央政治學校訓導辦法與規則》，朱燕平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文獻類編（1927—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1—176頁。訓育處后改稱訓導處，幾乎控制和包辦了學生在上課和軍事訓練之余的所有活動，無論是學生社團，還是論文比賽、籃球比賽、游泳比賽、英語演說競賽、參觀革命史跡展覽會、校慶紀念、話劇公演等活動，均在其掌控之中，學校對學生的控制能力大為增強。⑧《中央政治學校一九四二年一至六月重要工作報告及有關文書》《中央政治學校一九四二年七至十二月重要工作報告及有關文書》，政治大學檔案23-1779、23-178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值得一提的是，風潮中離校的學生四處漂泊，“大多數一心想上河南前線，從事政工，但是請纓無門”，頗感迷惘。陳立夫在武漢接見了他們，并勸他們回校。在場的學生紛紛應允，“輾轉相告”，離漢赴渝。⑨耿修業：《卻顧所來徑》；潘煥昆：《雪泥鴻爪錄》，政大九期同學：《政九憶往》，第270—271、302頁。8 月底，半數以上自動離校的學生回到政校，陳果夫接見了他們，詳詢其經歷和感想。當校內又發現攻擊同學、批評學校的標語時，陳果夫更愿相信“退學歸來者似無此孟浪”。⑩《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8月24日、8月29日。當學生們面對1939 年初蔣介石對風潮嚴厲的批評時，仍感到其“態度雖是嚴峻，但語氣中有慈愛，似乎蘊涵著：他這牧者終于尋回了一群走失的羔羊?！?耿修業：《卻顧所來徑》，政大九期同學：《政九憶往》，第271頁。這些反映出學校和國民黨當局，更多地將這些高中畢業、涉世未深的學生視為“子弟”而非“革命戰士”。?蔣介石：《中央政治學校教育的要旨》，1943 年5 月20 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0 卷（演講），第181頁。既強調傳統師道尊嚴的尊卑秩序和現代政黨的嚴格紀律，又難以割舍中國儒家傳統中“有教無類”和“強恕而行”的教育邏輯，構成了國民黨政黨人才培養的另一個復雜面向。

四、政校改制：政黨干部何以養成

因應風潮的人事調整和機構重組漸次觸及到學校定位和辦學方針的調整，國民黨針對政黨人才培養的思路也逐漸發生改變。如何培養出更多國民黨政權需要的基層政治干部，建立起高等教育和選官制度之間的有機聯系，是陳果夫思考改革政校乃至整個國民黨干部政治參與體系的更深層次問題。

長期以來，國民黨高層“對政校教育的重點即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強調大學部之重要性，另一種則強調訓練文官考試及格人員之重要性”。①馬星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新聞出版公司主編：《“中華民國”大學志：丁惟汾先生八秩榮慶祝賀論文集》，臺北：中國新聞出版公司，1953年，第12頁。在陳果夫的教育規劃中，也早有設置“太學”作為國家最高學府的構想。作為太學系統核心的“育才院”分訓練、進修二部，分別訓練“經考試院高等文官考試及格及大學畢業從事實際工作若干年，經太學入學考試及格者”和“現任公務人員”。②《中國教育改革之途徑》，《陳果夫先生全集》第1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52年，第60、62、66頁。1935 年，陳果夫根據這一構想，向蔣介石提出過一份《改進計劃書》，認為“本校教育程度應逐漸提高。并應于三年之內，一部分招收大學文法科畢業生，以二年之嚴格訓練，其數目逐漸較招收高中畢業生為多”，且“應由政府規定某種官吏必須經本校二年之嚴格訓練后，方得任用?！雹坳惞颍骸吨醒胝螌W校改進計劃書》，1935年12月26日，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匯編》第2集，第169—171頁?？梢?，陳果夫心中理想的政校，就是“太學”的雛形和基礎。

上述計劃書的原則隨著陳果夫入主政校、芷江風潮的爆發和風潮中學生提出改革學校的希望，被重新正視并漸次展開。5 月25 日晚，陳果夫將此計劃書交給教務主任周炳琳閱看。周氏認為，陳氏數年前的這份計劃書“與彼現時所想者同”，因此謄抄一份帶回，二人就徹底改革政校初步達成一致意見。④《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5月25日。7月，政校從湖南芷江遷至重慶。9 月，大學部恢復招生，錄取200 余人，由陳果夫親自核定名單。⑤《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9月2日—9月5日?？箲鹌陂g急需大批政治人才，但“大學部需時四年才畢業，且若干科系畢業人數不多，頗不經濟。因此有停辦大學部，開設短期專修班以造就大量人才之議”，加之陳氏早已有之的計劃，大學部很快便不再作為政校的唯一主體，政校改制正式拉開帷幕。

1939 年6 月，國民黨中常會討論了蔣介石提出的政校改制案。蔣的原意在于，“以該校之入學考試為高等考試初試，畢業考試為高等考試之復試，訓練畢業后，由中央分發任用，凡公務人員以后必須經此訓練，始為正途”，至于訓練時間與科系“由該校與考試院商洽決定之”。然而，吳稚暉、葉楚傖、甘乃光等均表示了不同意見，多傾向于戴季陶多年前提出的“訓練”辦法。蔣氏欲以政校入學及畢業考試代替公務人員高等考試的想法，顯然將政校的地位、職權過度抬升至與考試院接近的程度，被部分中常委認為與五權憲法相抵觸。故中常會決定，改制“原則通過”，最終形成了“此后公務員高等考試，應分初試與再試，初試及格者，一律入中央政治學校訓練，期滿舉行再試，及格后依法任用”的決議。⑥《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123次會議速紀錄》，1939年6月15日，會5.3/361，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根據這次會議的決定，政校四年制的大學部停止招生，專辦公務員訓練事宜。⑦《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9年6月15日。盡管大學部招生最終在1941 年恢復，但其重要性已遠非戰前可比。⑧《據中央政治學校區黨部呈送代表大會通過提案請分飭辦理等請相應函達查照核辦由》，1940 年3 月20 日，教育部檔案五（2）-52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大學部學生感受到，改制后的政?！叭藬刁E增，上下親和力，四周寧靜感，自不如前”⑨封思毅：《感念南泉教澤》，《南泉別后：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十一期畢業五十周年金慶紀念集》，出版地及出版社不詳，1995年，第260頁。，大學部學生人數所占全校學生數量的實際比例也大大降低。⑩《政治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冊》（單行本），1947年5月20日，《統計》第3頁。

政校改制，將公務員訓練部分為高等科和普通科，作為政校的主體和辦學重點。①《中央政治學校改組辦法》，政治大學檔案23-134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常會規定，考試院公務員高等考試初試及格人員，均須至高等科受訓，期限為四個月至六個月；畢業后參加再試，及格者由考試院依法任用。普通科則由公務員普通考試及格人員入選受訓，其組別視考試院所招考人員類別而定，受訓期限為一年。②中央政治學校社會服務處編?。骸墩ＶT》（單行本），1944年6月，第5、36頁。此外，政校還設立了專修部，各專修班修業年限為兩到三年不等；同時舉辦人事行政人員訓練班、黨政軍人事管理人員訓練班、法官訓練班等短期訓練班。③《政治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冊》（單行本），1947年5月20日，《校史》第10—11頁。一批批周期短、數量多的干部而非學生被訓練出來，故有人以“行政機器零件的制造所”喻之。④楊玉清：《略談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01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114頁。蔣介石不滿足于將政校辦得像“普通的大學一樣”，希望政校學生“不一定要求怎樣高深的學理”，但對社會各科基本常識“務要特別注意”⑤蔣介石：《中央政治學校創設的宗旨和教學的方針》，1940 年5 月20 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7卷（演講），第340、344頁。，與以往“養成高深學問”的期待已然大不相同。⑥蔣介石：《勖勉中央政治學校學生》，1929年9月14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演講），第434頁。國民黨這種由長時段的人才培養，到短時間內干部訓練的路徑轉變，力求與1920 年代國共合作時所辦的各類短期訓練班，及1930 年代蔣介石為“剿滅”中共、鏟除異己勢力所辦的軍官訓練團一脈相承，力求與戰時國民黨的基層干部需求相適配，并帶有濃厚的軍事化色彩。不獨政校如此，備受蔣介石重視的三青團干訓班、黨政訓練班及在此基礎上開辦的中央訓練團，均體現出這一干部培養的路徑轉變。⑦《陳果夫先生日記》（手稿），1938年10月21日，1939年3月31日、4月2日。

試圖建立起政校畢業生分發任用同政府選官制度之間的聯系，也是政校改革的一項重點。根據學校戰前的章程，學生畢業后本應由學?！鞍雌涑潭燃澳芰?，呈請中央黨部，并得中央黨部轉送國民政府選派工作”。但實際上，一方面，黨務學校和政校隸屬于國民黨中央黨部，而其學生又無正式文憑，故教、銓兩部對于該校學籍畢業生遲遲“未予敘列，致不得與?？茖W校同受甄審銓敘”。⑧《中政校前辦黨務學校畢業生按專校畢業生同等資格銓敘案》，1937年3月27日，會5.3/40.13，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另一方面，政校關于畢業生分發任用的規定也并未在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選任程序中得到制度化的體現，不少師生均已看到政校畢業生只能通過校務委員“用私人名義，向各界介紹”的結構性弊端。⑨程天放：《我與政大》，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匯編》第2集，第234頁。由于缺乏嚴格的制度保障，政校學生時常有在揣著公文或介紹信前往某機關單位任職時，遭遇對方“不買賬”而被迫再往他處謀職的尷尬境遇。⑩葉尚志：《本校的創立、改制、及其使命》，1975年12月18日，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匯編》第2集，第287頁。1936 年，有人即提出政校學生修業和實習完畢后，應“請考試院舉行考試，此項考試標準與高等考試相同，考試及格者準予畢業，同時亦即取得高等考試及格資格，于是由中央函國民政府分發任用”。?《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之用途與統制》，1936年，“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80200-00275-004，“國史館”藏。然而這一方案僅停留在規劃層面，并未真正實施?？箲鹑姹l進一步增加了政校畢業生的就業困難，學潮發生時，“政校畢業同學失業者共二百余人，而第八期在校同學提前畢業，分發湖南各縣充副鄉鎮長，每月生活費十二元”，薪資微薄，升遷無望，使學生均感到“報國無路，轉趨消極”。?《康澤呈蔣中正中央政治學校已令在校團體同志不得參加任何組織故團體在政校之聯絡員亦無形撤銷據查本次學生風潮實非團體方面所為》，1938年3月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80200-00282-002，“國史館”藏。

政校改制后，高等科與普通科的訓練學員的任用有了明文規定，大學部卻不盡相同。盡管校方也努力修補完善，如商承考試院重新厘定了已畢業政校學生的任用資格，規定大學部畢業并任三年以上行政工作，及各學院畢業并任兩年以上行政工作的政校畢業生，“經考試院銓敘部審查屬實，俱認為具有公務員任用法所稱薦任官之資格”。①《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通告》，1939年11月6日，政治大學檔案23-134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由于“政治學校向不給予學位”，教育部也根據政校部分學生的需要，開具了部分已畢業學生的學歷文憑證明，政校大學部畢業生“與其他國內第一流大學”畢業生享受同等權利，蒙藏班、新聞專修班等學生則“比照?？茖W校畢業資格”。②教育部：《為發給證明書事》，1940年8月1日；《中央政治學校公函》，1942年12月24日，教育部檔案五-252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但是，對于在讀和之后就讀于大學部的政校學生，學校依然規定“學生畢業后由本校按其程度及能力呈報中央黨部（或由中央黨部轉送國民政府）選派工作?！雹邸吨醒胝螌W校學則》，1944年11月修訂，政治大學檔案23-36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與戰前相比并未發生明顯改變。當然，陳果夫利用掌握“侍三處”的機會，為畢業生的分發任用提供便利，設立政校畢業生指導部，增強同學會的聯絡功能，反映了政校當局在“制度以外”仍企圖對政治資源強化控制的主觀愿望。

結語

清季以降，隨著傳統教育的式微和科舉制的廢除，大量邊緣知識分子和青年人懷抱著極大的熱情參加革命、投身政界。然而如何在現代政治中建立起教育與選官制度之間的有機聯系，形成對他們的政治文化輸入和政治錄用的完整閉環過程，是革命黨在取得軍事上的階段性勝利并著手建政后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中央政治學校的建立與改制，是國民黨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和嘗試。作為“黨立最高學府”，政校自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著接受、維持和輸出國民黨政治文化，并實現其政黨社會化的職能。④關于學校系統承擔政治社會化功能的問題，可參見阿爾蒙德、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第83、98—99頁。然而在抗戰“國難”關頭，政校學生不僅未能如其他普通高校學生一樣“共體時艱”，反而發動學潮，將矛頭直指學校當局，要求“刷新政治”，其抗爭意涵和象征性十分明顯，難怪蔣介石大為光火。

長達五個月、缺乏規劃和明確目的地的艱苦跋涉，戰爭狀態下青年人面對家鄉失地、首都淪陷的擔憂，對自身和國家前途的苦悶情緒，以及物質待遇方面的困窘等，都是學潮發生的誘因。學生們本來在戰前已對獨攬校政的總務處主任吳挹峰極為不滿，終因政校遷到芷江時吳氏宣布減低膳費而發動“驅吳護校運動”。芷江風潮的發生，以及從吳挹峰、劉振東到陳果夫、蔣介石，在處理風潮過程中的遲緩表現和不夠靈活的處置方式，都表明國民黨當局對戰時青年心理缺乏理解，終不能改變青年與國民黨漸行漸遠的趨勢。

盡管如此，芷江風潮除了促進政校在組織、人事和訓育等方面的調整，最終也推動政校進行了根本性改制。政校改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辦學的性質和定位始終未能明確清晰。傳統育人模式、自西方傳入的高等教育內容，與現代政黨干部培養要求之間形成巨大的張力。為培養出更多符合政黨需要的干部而非未脫稚氣的青年學生，校方和國民黨最高當局逐漸放棄了學院式、長期培育政黨人才的單一教育模式，由前十年以專門培養高中畢業生為主的模式，改變為以訓練大學畢業、通過考試院高等和普通考試、即將踏入政界服務的公務員為主的短期訓練模式，并配合以嚴密的訓育工作體系和對政校畢業生的任用考核制度，構筑成為一張覆蓋面廣、控制力強的巨大網絡。在當局看來，這有助于培養出更多符合國民黨政權需要的干部。然而其成效究竟如何，則是另一個問題。在不到十年之后，政校學生為反對蔣經國接任教育長爆發了更大的學潮，使蔣介石徹底心灰意冷，他在評價陳果夫、陳立夫治校失敗“應負其責”的同時，憤而辭去擔任了20年的中央政治學校校長一職。⑤《蔣中正日記》（手稿），1947年4月21日、4月22日、4月26日，“國史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