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寶釵詩觀及其實踐價值

錢志富，毛佳怡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浙江紹興 312030）

筆者近日重讀《紅樓夢》，發現《紅樓夢》中塑造的典型人物薛寶釵不僅在貌上“艷冠群芳”，不輸林黛玉，而且詩才上更是與林黛玉不相上下，堪稱卓絕，尤其令人驚異的是，薛寶釵較之林黛玉還有相對完整的詩歌觀念，這就不得不令人要重新審視薛寶釵這個重要人物了。

1 詩歌“寄興寓情”觀及其實踐

薛寶釵詩歌觀的核心是，詩歌不過都是“寄興寓情”，不“要見了做”[1]253。故事是這樣的，賈府三小姐探春突發妙想，想邀請大觀園諸詩人雅集秋爽齋，正巧當日賈蕓正要給怡紅院送來白海棠，一時成為大觀園新聞，于是就將詩社臨時命名為海棠社，而且擇日不如撞日，各位詩翁便要做起詩來。這時候，二小姐迎春突然說，連海棠都沒有觀賞過，這詩怎么做呢？大觀園諸詩人中，迎春不僅性格懦弱且詩才平平，對詩歌的理解是典型的“題材決定論”或者叫素材決定論，一定要親自見過才能進行創作，所以有此一問。值得注意的是，“題材決定論”曾經占據中國現代詩歌思想的主流。詩歌“要見了做”，這是迎春的詩歌觀，也是許多當代中國詩人的詩歌觀念。自然，古人也有所謂“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歷是鐵門限”的詩學命題。當迎春說完“都還未賞，先倒做詩”之后，寶釵立馬回應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做”。寶釵可能害怕別人誤解她輕視親身體驗對詩歌創作的決定性作用，立即補充說：“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要等見了做，如今也沒有這些詩了”[1]253。從詩歌創作的原理上說，題材對于詩歌創作具有一定的規定作用，而且作者一定要有相對豐富的人生閱歷，詩歌本身具有某種情境特征，“見了做”也是常見的詩歌創作現象。金圣嘆評杜詩，每每贊賞他在“見了做”上下的功夫?？墒?，“見了做”只是詩歌創作的一般性原理，詩歌的創作還有特殊性原理，就是不一定要等到見了才去做。文學理論里面有一種現實主義的理論，強調題材對于文學創作的制約作用，認為文學的創作必須來源于生活，沒有生活，就沒有創作。俄羅斯文藝理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更是從美學高度肯定了生活對于寫作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生活是創作的美學源泉這樣的著名命題。依此原理，創作者需要深入生活，細心地體察全面的社會生活。所以，“見了做”差不多就是文學或者詩歌創作原理上的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講，薛寶釵的這種詩歌觀念是突破性的一種創見，具有某種原創性。

今天審視薛寶釵的這種詩歌觀念，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一是，薛寶釵的這種詩歌觀念是她對整部中國古代詩歌創作歷史的理性總結。在她看來，詩歌創作的重點是“寄興寓情”，而不是對客觀現實冷漠地模擬和描寫，詩人要抒發自己的主觀情感，發表對于社會人生的主觀認知，這個才是詩歌創作的重中之重。她的這種觀念直接承接了孔子的“興觀群怨”說?！霸娍梢耘d”“詩可以怨”，詩人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主觀情感，這是詩人至高無上的特權。二是，詩歌創作中由于抒發主觀的情志必然引發一種想象力爆發的神思，這種神思能夠突破現實世界的物理時空，進入一種靈性的心理時空，詩人可以“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剎那間繽紛的意象紛至沓來。薛寶釵當然沒有對她自己的詩歌觀念進行理論性闡發，可是她一提出這樣的見解，愚鈍如迎春這樣的人也立馬響應，馬上就啟動詩社的組織工作，讓各位詩翁進入詩歌創作的準備狀態了。探春和林黛玉及薛寶釵等各騁詩才，啟動神思，在沒有見到白海棠的情況下提交了滿意的詩歌答卷。探春寫出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林黛玉寫出了“偷來梨蕊三分白，借來梅花一縷魂”，而薛寶釵寫出了“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這樣的妙句。果然，詩歌是可以在不見原物的情景之下創作出來的，而且可以是杰出的作品。三是見了才能做，容易束縛思想，詩歌創作不能回避“見”，詩人的詩歌創作不能閉門造車，詩人要奔向廣闊的社會人生，可是詩人要處理好“見”和發揮想象力的關系，不能被“所見”限制住。大詩人艾青曾經談到他詩歌創作中的成敗得失，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國統區寫出了《向太陽》《火把》和《他死在第二次》這樣的成功的作品，可是到達延安之后，卻寫出了像《吳滿有》這樣比較失敗的作品；到了五十年代，艾青寫的失敗的作品還包括《藏槍記》等。他后來總結說，凡是自由地發揮想象力的時候創作出來的就是成功的作品，可是一切按現實來的沒有發揮出想象力的卻是失敗的作品?，F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價值在于強調題材對于創作的激發作用，可是如果沒有想象力的參與，現實主義只能是一種“偽現實主義”。艾青強調聯想與想象對于詩歌創作的作用，盡力回避客觀地、冷漠地描摹現實，這是其成為中國現當代最偉大的詩人的原動力。艾青的創作經驗對薛寶釵的詩歌觀念是一個重要的驗證。

自然薛寶釵的詩歌觀念透射出的是作為詩人和詩歌理論家及詩歌批評家的曹雪芹的詩學思想，曹雪芹替他筆下的人物作詩，堅持詩歌創作的第一原則就是“寄興寓情”，不“要見了做”。當然，文學作品中的典型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靈魂，他們也能夠“活在”我們的生命進程之中。因此像薛寶釵這樣的典型人物是可以掙脫他的創造者的主觀束縛而具有獨立自主的思想的。

2 “詩題不宜過于新巧及不限韻”詩觀及其實踐

薛寶釵詩歌觀念的第二條是，“詩題不宜過于新巧”。故事是這樣的，大觀園舉辦海棠社大獲成功之后，史湘云艷羨不已。史湘云詩才卓絕，不讓林薛。史湘云不但一下子補了兩首令人贊嘆的海棠詩，還要親自起社，邀眾人題寫菊花詩。當史湘云到蘅蕪苑跟薛寶釵一起討論擬定菊花詩題的時候，薛寶釵給她提出了一條中肯而且有可操作性的建議，那就是詩題不宜過于新巧。古人作詩，有某種競賽的性質，常常擬定一定的題目，而且限韻。定題且限韻，是為了增加作詩的難度，以測定做詩人的詩才。有的詩歌組織者常常為了增加作詩的難度，出一些刁鉆古怪的詩題且用險韻。薛寶釵明確反對刁鉆古怪的詩題和險韻，說：“詩題也別過于新巧了，你看古人中哪里有那些刁鉆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呢？”應該說，薛寶釵的這條詩歌觀，緊扣她的詩歌要“寄興寓情”的詩歌命題，只要作者能夠抒發他的主觀的情思和深刻的思想，就夠了?？鬃铀^“辭達而已矣”就是這個意思。為了說服史湘云，薛寶釵道出了詩題過于新巧和韻過險所帶來的弊端，“若題目過于新巧，韻過于險，再不得好詩，倒小家子氣”[1]259。薛寶釵主張詩歌創作要大氣，所謂大氣，就是要抓住詩歌創作的核心，不要過于在細枝末節上用功夫。在薛寶釵看來，詩歌的正途只在抒發詩人的主觀情思，詩的技巧只是為表達詩人的主觀情思服務的，因此詩要質樸大氣，詩歌離不開普通受眾，只有普通受眾能夠接受的東西才是好東西。一切刁鉆古怪的東西，都不會為普通受眾所喜愛。薛寶釵的這種為普通受眾著想的詩歌觀念，咋看起來有點“普羅”意味呢？其實，薛寶釵的這種詩觀跟中國新詩史上的詩歌大眾化運動所提倡的還是有區別的?？桃獯蟊娀档驮姼璧膶徝罉藴蔬@件事在薛寶釵那里肯定不會得到同意的。

薛寶釵秉承孔子推廣的儒家詩教，認定作詩需溫柔敦厚，她的詩歌風貌跟林黛玉的纖巧風流是兩個路數，一直深受大觀園眾詩家推崇。大觀園詩觀評論家李紈對薛詩的評價是“含蓄渾厚”。的確，薛寶釵的詩是寫得渾厚、質樸而大氣，讀來滋味盎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薛寶釵回避詩題上的過于新巧，可是她并不反對詩歌藝術在創新維度上的追求。的確，跟別的藝術形式比較，詩歌是最具有某種先鋒性的藝術。一部詩歌史，就是從內容到形式的創新的歷史。薛寶釵說：“詩固然怕說熟話”，薛寶釵是承認詩“怕說熟話”的。所謂熟話就是說話時不夠巧妙，就是平面化和庸?；?，就是失去了審美新鮮感的令人生厭的套話和空話。詩歌應該拋棄平面化和庸?；?，詩歌需要一些必要的陌生化。俄羅斯著名詩歌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說，詩歌需要去除熟悉化，要使石頭成為石頭，借助陌生化技巧，詩歌可以獲得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都t樓夢》曾經借香菱之口表達了對王維詩歌“無理而妙”神奇效果的禮贊。中國新詩史是一部借鑒西方詩歌藝術史經驗的歷史，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后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降，詩歌界常常出現惡意先鋒化和陌生化的現象，詩歌里面的話，常常是讓人看不懂的黑話，謎語一般，大家都看不懂。薛寶釵說：“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也不可過于求生；頭一件，只要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1]259?！安豢蛇^于求生”，的確是一種詩歌創作上的忠告。所謂“過于求生”，不正是一種惡意先鋒化和陌生化的體現嗎？當然在薛寶釵那個時代，也就是曹雪芹生活的那個時代，這些西方的概念還沒有出現，可是道理是一樣的。

經過商討，史湘云與薛寶釵確定了擬定菊花詩題目的原則，即新鮮大方?！靶迈r”就是追求某種程度上的創新和先鋒性，有意避開俗套；“大方”就是給選取題目的詩歌作者留下“寄興寓情”的空間，避開小家子氣。她們一共擬定十二個菊花題，從《憶菊》開始，一環套一環，環環相扣，包含《訪菊》《種菊》《對菊》《供菊》《詠菊》《畫菊》《問菊》《簪菊》《菊影》《菊夢》，最后是《殘菊》，展現在諸人面前的完全是一個多樣開放的系統。作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詩情萌發狀況選適合自己的題目來做，史薛林探等大觀園詩翁涉及的詩社題目最后連韻也不限，放得開得很。談到詩的韻，薛寶釵說：“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韻所縛？咱們別學那小家派”[1]259。薛寶釵又一次拿詩歌創作的小家子氣開刀。實踐證明，這種放開，大大地激發并解放了詩歌創作的生產力。等詩社開啟時，每一題都有人認領，每一題都有好詩和警句產生。連常常落第的怡紅公子賈寶玉也一下子認領了《訪菊》和《種菊》兩題，雖然他的詩沒有林黛玉、史湘云、探春和薛寶釵寫的詩那么寄興高遠、寓情醇厚，但批評家李紈也認可了他，說：“你的也好，只不及這幾句新雅就是了”[1]266。賈寶玉自己也覺得他的“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等是得意之句，只是不及林黛玉的“口角噙香對月吟”和史湘云的“清冷香中抱膝吟”等詩句新巧有韻致。

《紅樓夢》中多次描寫大觀園中諸翁結社吟詩的盛況，應該指出的是，這種即興式的現場感的創作要出好詩的確不易。詩當然可以即興創作，曹植七步成詩，他敏捷的詩才的確令人驚嘆?？墒?，詩歌的精品也需要苦吟。李白詩才敏捷，即興創作而精彩紛呈是可以的，可是杜甫的好多詩歌作品卻是苦吟的結果，所謂杜甫“詩律老更細”強調的正是苦吟。更有像孟郊、賈島那樣的詩人，不苦吟是出不了好詩的。永和九年的蘭亭雅集被千古傳誦，可是當年的那些諸多杰作現在誰還知道呢？好在王羲之的書法名篇《蘭亭集序》流傳下來了?！都t樓夢》作者自己在詩歌創作上天才卓絕，給他作品中那么多人物以集體即興創作的機會，而且涌現那么多精品，這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太容易找到的。

薛寶釵的“詩題不宜過于新巧”以及“不喜限韻”的詩歌觀念反映出曹雪芹某種前衛的詩學思想，曹雪芹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離他那個時代二百多年后會是一個自由詩的時代，而且產生出那么多杰出的甚至堪稱偉大的詩人。

曹雪芹詩學思想在核心觀念上體現了某種對孔子所主張的詩學思想的承接性，他借薛寶釵之口對孔子的“興觀群怨”思想進行了通俗化，使得孔子詩學具有某種可操作性，而在放開限韻和不可過于新巧方面具有某種前衛性和先鋒性。

3 薛寶釵詩歌觀念對中國詩歌當下創作的啟示

值得注意的是，《紅樓夢》中的天才詩人林黛玉也是有自己的詩歌觀念的。她曾經指導香菱寫詩，跟薛寶釵一樣，她的詩歌觀念也比較開放，她看輕詩的一切所謂的規矩，什么對仗，什么平仄，在真正的詩面前，都可以讓位的。當然，無論是薛寶釵或者是林黛玉，不過都是曹雪芹筆下的人物，她們的詩歌觀念都是曹雪芹本人的詩學思想的反映。正如前面所說，薛寶釵和林黛玉等的詩歌觀念在曹雪芹那個時代是比較前衛和先鋒的。在那個時代，連散文也是韻律化的，何況詩？詩律和韻是無論怎樣也不能拋棄的。只是，今天回過頭來看，卻真正有意思的是，那樣嚴苛的詩律到了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居然受到徹底顛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引發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運動，更直接地說，就是白話文運動。文廢駢，詩廢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提出的“作詩如作文”竟然成了新詩創作的金科玉律?！都t樓夢》里面只認“寄興寓情”，寬待平仄和韻，在今天看來，的確是非常前衛和先鋒的。胡適嘗試白話詩，只要白話不要詩，連必要的凝練也不要，的確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墒?，胡適引領的這場詩歌革命在某種意義上的確解放了詩的生產力。新詩百年，自由詩的創作取得了輝煌的實際的成績，產生了不少大家名家及其影響深遠的詩歌作品，成為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產。胡適對《紅樓夢》這部古典白話文學經典的推崇，在新文化運動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的確引發了一場新的文學和文化的革命運動。

如今新詩已歷經百年，其中經歷過由鐵腕人物推動的大眾化運動，也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先鋒化運動。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轟轟烈烈地發動了一場新民歌運動，就是詩歌大眾化運動的一種極端化模式。歷史證明，極端大眾化傷害到了詩歌最起碼的審美標準，也使得詩歌喪失了自己強勁的生產力。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一些中國詩人推動了中國詩歌全盤西化甚至惡性先鋒化的運動，他們甚至否認詩歌抒發個人的主觀情思，借用西方理論家所謂的“情感謬誤”學說以及“思想謬誤”學說，顛覆詩歌原有的情感和意義的表達，結果產生了一大批晦澀難懂的所謂詩歌作品。在筆者看來，無論是極端大眾化抑或是惡性先鋒化，都是在走極端，都是在犧牲詩的生產力。

薛寶釵的詩歌觀念對我們當下詩歌創作的重要啟示是，詩歌首先還是要堅守“寄興寓情”的本位立場，詩歌當然要創新，可是在創新上要避免小家子氣。薛寶釵在詩歌創作上反對“見了才能做”的題材決定論，可是她并沒有反對阻斷現實，從她協助史湘云擬定菊花詩題的具體操作來看，“及物性”仍然是她詩歌觀念的核心內容。因此，筆者在此梳理出薛寶釵的兩條重要的詩歌觀念，希望能夠對當下的詩歌創作有一點啟示，能夠把詩歌創作在態度上端正到“寄興寓情”上來，既要保留詩歌創作上一定的先鋒性、創新性，提升詩歌的藝術性，也要避開詩歌創作上的小家子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降，中國詩歌界逐漸接受了西方形式主義詩學思想，認為詩歌的藝術元素只在形式表達，跟內容無關，所謂“情感謬誤”，只要詩歌“寄興寓情”就在藝術上錯了。有的詩人對情感的表達深惡痛絕，甚至叫囂說在創作的時候要讓情感死得很難堪。這不僅是小家子氣的問題了，是徹底否定詩歌的正途和大道。薛寶釵的“寄興寓情”觀，對糾正形式主義的詩歌之弊應該是一劑良藥。

當然，在言說西方的時候，應該清楚地認識到，西方的詩學思想并非全是形式主義或者先鋒的東西，“寄興寓情”在大多數西方詩人那里仍然是他們詩歌創作上的正途和大道，就是西方形式主義和先鋒性的東西也仍然有借鑒的價值和意義。臺灣詩人洛夫和余光中都對西方有所借鑒和繼承，自然也對偉大的中國詩藝傳統有所繼承和借鑒。當然，他們各自的詩路歷程的確不一樣。詩人洛夫曾經穿著厚厚的西方先鋒主義詩藝之靴寫出了諸如《石室之死亡》這樣讓人讀不太懂的作品，可是他很多時候回顧傳統，拋棄惡性先鋒主義的詩藝之靴，寫出了如《長恨歌》《湖南大雪》等膾炙人口的好詩。

由上可見，薛寶釵的詩歌觀念對中國當下的詩歌創作具有相當多的啟示，中國詩歌如果要回歸正途，必須要堅持薛寶釵所倡導的“寄興寓情”創作原則。如前所說，薛寶釵的詩歌觀反映的自然是曹雪芹的詩學思想，曹雪芹的詩學思想對當今中國詩壇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希望詩壇能夠回歸正途，避免詩歌創作上的小家子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