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之間的互動
--人文地理學視野下的《望春風》研究

張學超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望春風》是格非201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用第一人稱講述了儒里趙村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半個世紀的變遷。該作品發表以來,有學者關注它在格非作品序列中的轉型意義[1],有學者關注它的日常生活書寫[2],有學者關注作品中的文化鄉愁和故鄉修辭[3-4],也有學者探討其敘事藝術[5-6]。本研究從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視角研究《望春風》。

人文主義地理學吸收了現象學和人類學的方法,關注不同地理經驗中蘊含的不同的情感和文化,探索個體、群體與地理環境之間的意義互動。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提升了人的價值,隨后興起的社會科學卻重群體輕個體?；诖?人文主義地理學之父段義孚指出:“在‘人文主義地理’的表述中,我把‘人文’和‘地理’并列,以此強調它們相互緊張甚至敵對的關系?！盵7]187也就是說,人文主義地理學關注客觀地形的變化,也關注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生存和文化,強調人的客觀生存空間和環境的社會建構,也注重兩者之間的關系?！锻猴L》雖然以書寫儒里趙村為中心,但是也寫了不同于儒里趙村的幾處地理空間,著意于主人公趙伯渝與儒里趙村之間的意義互動。因此,本研究從人文地理學的視角出發,研究主人公趙伯渝和儒里趙村等地理環境的意義互動過程。

一、空間與地方:儒里趙村之外的空間

《望春風》是以第一人稱講述的關于儒里趙村半個世紀變遷的小說。主人公趙伯渝自幼在儒里趙村長大,晚年又回到已是廢墟的儒里趙村生活。即使主人公中年時期很長時間不在儒里趙村生活,但儒里趙村的地理環境及文化一直是他認知陌生地方的重要參照,儒里趙村是主人公的情感歸屬地。雖然儒里趙村是全書書寫的重心所在,但格非仍然花費很多筆墨去描述主人公在邗橋鎮、青龍山、龍潭和新豐鎮這些地理空間的活動。這些在儒里趙村之外的空間,與儒里趙村這個地方構成了鮮明對照。

對地方和空間理論的關注,一直都是段義孚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所在。段義孚認為,地方(spase)這個詞語不只是指用磚石組成的實體存在,也可以以虛擬的形式存在[8]。這種實體存在由大到小可以排列為地球、祖國、家鄉、城鎮、社區、家乃至于沙發,虛擬的存在指在影視、繪畫、音樂、舞蹈、文學乃至記憶中存在的地方。無論是實體存在還是虛擬存在,關鍵在于這個地方能否給人以穩定感和安全感,是否維系著一種既定價值。從主人公趙伯渝的角度出發,在《望春風》中描述的儒里趙村、邗橋鎮、青龍山、龍潭和新豐鎮這些地方,只有儒里趙村符合“地方”的定義。因為儒里趙村是主人公自幼長大的地方,他生命中所有重要的第一次經驗,全都發生在這片土地上,這個世界在他心中印下的最初圖景即來自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即使在中年時期,他有很長時間輾轉在外地,儒里趙村仍然以一種虛擬存在被他的記憶頻頻召喚,成為他在異鄉中的些許精神寄托,幫助他渡過很多難關。至于他所經過的邗橋鎮、青龍山、龍潭和新豐鎮,則屬于段義孚人文地理學中對“空間”的定義。

地方與空間不太一樣。在段義孚的論述中,地方與空間的關系,相當于故鄉與遠方、地球與外太空之間的關系,“地方意味著安全,空間意味著自由”[9]3?？臻g的范圍比地方大,意味著未知性和開放性?？臻g有自由的一面,也有危險的一面,尤其是在曠野中。人在曠野中有極端的自由,但極端的自由也意味著缺乏已有經驗模式的引導,反而會讓人無所適從,產生無助感和畏懼感。地方有封閉的一面,也有一套穩定的價值系統,給人以穩定感和安全感。邗橋鎮也好,龍潭也好,對于從小在儒里趙村的封閉環境中長大的主人公趙伯渝來說,都是未知的遠方,是陌生的空間,而不是匯聚著諸種價值的地方。

在邗橋鎮、龍潭這些空間中,主人公感到這些空間的威脅性和不適性。主人公成年后因母親的關系一直在南京郊外邗橋鎮上做一名圖書管理員,但邗橋鎮對于主人公來說只是一處空間,并不是匯聚價值的地方[9]112。從主人公的經驗出發,這里有兩處與儒里趙村不一樣。第一,為了把磚窯廠生產的東西運輸到外界,這里有一條火車鐵軌。這是主人公首先感到的差異,因為儒里趙村的道路是千年古道,一千年前的祖先走在上邊,一千年后的子孫還是走在上邊,而火車和鐵軌則是現代文明的象征,意味著工業化和現代機器生產。第二,工作空間和休閑空間分離。在邗橋鎮的廠區,一到周末廠區便很少有人,工人們都選擇坐火車去附近的上海、南京度過周末。這與主人公在儒里趙村的經驗完全不同,在儒里趙村,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產和休息都在村莊內部完成。對儒里趙村的村民來說,耕地種田往往伴隨著和別的村民聊天說笑完成,工作和休閑之間的界限并不分明。因此,邗橋鎮對于主人公來說是一個陌生的空間,他在邗橋鎮上既沒有熟悉的行為準則,又沒有直接可效仿的榜樣。在邗橋鎮這處空間內,主人公因為不適應工廠內部的逢迎巴結,很長時間都是一名小小的圖書館管理員,這種沒出息的行徑也直接導致他的老婆婚內出軌,和一名有前途的技術員有染。

和邗橋鎮一樣,青龍山、龍潭和新豐鎮對主人公來說也是陌生的空間。邗橋鎮上的磚瓦廠因為虧損嚴重,被迫轉型,廠區圖書館被新董事長看中,準備建成私家別墅,于是圖書館就被拆了,主人公離開了廠子,去青龍山采石場傳達室工作。不久,他又輾轉到龍潭一家建筑工地打零工,沒干多久,就又換了工作,在新豐鎮中心小學做勤雜工。無論是青龍山和龍潭,還是新豐鎮,對于主人公來說,這些地方和邗橋鎮一樣,只是一處單純的空間,遠遠不是像儒里趙村那樣蘊含著諸種價值的地方[9]112。段義孚認為,過于頻繁的空間流動會造成心理傷害,使得空間淪為一個暫時休息站,無法轉化為蘊含著種種價值的地方。段義孚關注地方的文化因素,探索人與地理環境的內在聯系,以人的生存境遇為旨歸,考察人對地方理解的不斷變化,即人地之間的互動,但空間與地方并非截然相對[9]4。第一,經過人類活動的改造,陌生的空間可以轉化為擁有既定價值的地方。第二,兩者都是一個人健全成長的必備要素,“一個完整堅定而又不斷成長的自我似乎需要靜與動、穩定與變化、地方與空間的不斷交替,每一方的持續因文化和個性而異”[8]。主人公在邗橋鎮、青龍山、龍潭和新豐鎮這些空間中頻繁轉換,本身就說明了他試圖把這些空間轉化為地方的失敗。這也是主人公回鄉之后,即使面對的是滿目瘡痍,但仍能感到些許安慰。因為邗橋鎮或采石場,主人公從未想過定居在那里,那里只是人生歷程中一處暫時容身的空間,而儒里趙村則是一個包含著種種情感寄托的地方,即使淪為廢墟,主人公仍能憑借情感和記憶去重建人地之間的良性互動,獲得自我存在的意義感。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從青龍山、龍潭到新豐鎮,主人公的遷徙之路其實是離儒里趙村不斷靠近的過程。正如主人公所說:“從表面看,我不過是在頻繁地變更工作,漂泊無著,而實際上,卻是以一種我暫時還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鄉之路?！盵10]341也就是說,正是在他試圖把邗橋鎮、青龍山、龍潭和新豐鎮這些空間轉化為地方失敗后,他選擇了另外一條路去重建人地之間的良性互動,即返回故鄉儒里趙村這個地方。對于主人公來說,儒里趙村作為一個地方有它不能被取代的特性。

二、地方的特性:儒里趙村的禮儀和野蠻

地方區別于空間的最大特點是能夠給人親切感。地方是劃定了范圍的空間,在封閉性中包含著熟悉和舒服,給人以安全感和親切感。一個地方之所以成為地方而不是空間,意味著“這里”與“那里”不同,即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特性?！锻猴L》自始至終體現著儒里趙村作為一個地方的既定價值,這表現在村名、禮儀、神秘文化及野蠻暴力中。

儒里趙村這個村名本身即標示著這個地方的特點。儒里趙村的村民常常嘲諷旁邊的窯頭趙村。段義孚指出:“地名似乎只是一些名詞,毫無意義,很難記憶,然而地名一旦變成形容詞,便擁有了獨特的景觀、聲音、氣味及獨特的歷史底蘊?！盵7]142“儒里”“窯頭”,不只是地名那么簡單。在這兩個地名背后,是兩個關于村莊起源的敘事。刀筆吏趙錫光在給村里孩子的開蒙第一課中,就是講述兩個村子雖都姓趙,但儒里趙的祖先是高門望族中的讀書人,而窯頭趙的祖先只是一個燒窯工人。通過這樣一種“顯赫的歷史”的敘事,儒里趙村村民從小相對于窯頭趙村村民就有一種讀書人的優越感。主人公趙伯渝第一次遠行是去南京郊外邗橋鎮磚窯廠當工人。按照當時的社會標準,他在儒里趙村只是一介平民,而磚窯廠的工人則是吃國家飯的公家人,對他來說這是一個身份上的巨大轉變,他之所以能娶到雪蘭,也是得益于這一身份的轉變,可是當他來到磚窯廠時,卻對這樣的工作不是很滿意,“早知道去那個地方燒窯做磚瓦,去窯頭趙豈不是更省事?”[10]229也就是說,在主人公的意識中,即使是做一名吃國家飯的工人,也是不光榮的,因為這不是讀書人的事業。

村民們對禮儀文化的看重最直接的體現是在趙孟舒批斗事件上。趙孟舒是舊社會的大地主,也是一個精通琴棋書畫、文化修養極高的人。當他命運遭際不太好時,儒里趙的村民處處都在維護他。他公然詆毀新生的人民政府,德正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勸他少說幾句。到了鄉里開萬人批斗大會的時候,他寧可一死也不愿意接受侮辱,是村民好說歹說勸他去走個過場,而且車接車送。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儒里趙村之所以發生人民群眾給地主趕車這樣的怪現狀,根源在于這個地方對文化和讀書人的尊重,趙孟舒是和附近村子里的理學名家周蓉曾齊名的文化人,并且還專門為陳毅元帥撫琴助興。這種對文化的過分看重還體現在刀筆吏趙錫光“做人不必穿金戴銀,凡事要能觸景生情”的家訓上;梅芳說話每次都引用古典詩詞;從小在儒里趙村悠久文化滋養下長大的趙禮平,在發跡成為朱方集團董事長后,仍不忘附庸風雅出版了一本由自傳、講演錄和打油詩拼湊而成的書。

儒里趙村的封閉性也包含著神秘文化、排斥個性和野蠻暴力的一面。算命是《望春風》中著墨很多的事情,主人公的父親趙云仙是一位四里八鄉聞名的算命先生。算命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相關人物伏羲、周文王、王充、李淳風等也都是名盛一時,相關著作《易經》《素書》《推背圖》《冰鑒》也是真真假假神神秘秘。不過在趙云仙對主人公的童年教育中,他認為算命的關鍵是察言觀色,對這種充滿神秘主義的行為進行了祛魅的解釋,認為根源在于人心的脆弱。正如趙云仙自己的解釋,算命先生所發揮的功能類似于現代社會心理醫生所發揮的疏導功能,幫助心理困難的人重新梳理經驗,邁過眼前難以邁過的坎。因此,盡管趙云仙在活著時被人輕佻地稱呼為“大仙”,但在他死后,村民一旦遇到難以解釋的事,總是想到要是趙云仙還在就好了。

在儒里趙村的封閉性文化中,天然地排斥與眾不同和有個性的人。比如趙禮平,他從小就是一個好勇斗狠的人,個性很強,但這里的文化不喜歡有個性的人,因為有個性意味著對千年傳承下來的規則的否定。因此,在儒里趙村這個地方,趙禮平英雄也無用武之地,只能當一個劁豬的豬倌。即使從事這樣一個被村民看不起的職業,他依然發揮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不斷改善母豬交配技術,憑自己的本事做到了公社獸醫站站長。不過即使趙禮平當上了站長,私下里也攢了不少錢,以成功者自居,但村里人仍然認為趙禮平是一個鄉巴佬,更看重在縣城繅絲場當質檢員的同彬,因為同彬會說普通話,在村民眼中,會說普通話是有文化的標志。

和這種封閉性文化所適應的是主人公趙伯渝這樣缺乏個性的人。小說里雖然趙伯渝是第一主人公,但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被安排的,他是一個缺乏主動性的人。作為全書第一主人公,他的名字在二十多萬字的小說中竟只出現過一次,是在主人公的嬸子去世前,嬸子叫了他一輩子“呆子”這個不無侮辱性的稱呼,連他的本名都已經忘記?！拔艺f,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趙伯渝?！盵10]269這種設計蘊含了作者的特殊用心,意味著像主人公趙伯渝這樣的人,與儒里趙村這個地方的其他人并無不同,他就是那種本土本鄉產生的沒有個性的人。這種封閉性還體現在村民把唐文寬說的英文理解為“怪話”。儒里趙村野蠻和暴力的一面最明顯的體現是女性的包辦婚姻。春琴為了給父母沖喜被安排嫁給德正時,年紀還很小,正在長身體,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得這個正在發育的身體開始生兒育女。在這樣一個封閉的地方,人們的言談行事依據的不是法律,而是傳承千年的道德倫理,所以類似刀筆吏一言不合把一個懷孕婦女踢到河里的事情經常發生。

當然,儒里趙村的文化也在時代變遷中發生變化,傳承千年的倫理文化在市場經濟變革下面臨崩潰。以趙禮平為例,在市場經濟改革之前,他的個性和能力都被村民視為異類,成為奇形怪狀的代名詞。到了20世紀90年代,乘著經濟改革這股春風,性格中敢于冒險的趙禮平一躍成為朱方集團的董事長。他在道德、婚姻中公然違背傳承千年的公序良俗,用金錢消解了倫理。首先,為了讓高定國對自己廠子的虧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不顧高已有家室,為高追求年輕的女知青小付。其次,在婚姻上巧取豪奪。他想娶趙寶明的二女兒趙麗娟,但因為多年前欺負趙寶明大女兒趙麗華未遂,兩家結怨,加上同姓不婚配的古禮,趙寶明不同意他的求婚,準備把女兒嫁給一個老實的小木匠,但趙禮平憑借“抵得上二十個萬元戶”的權勢讓木匠退了親,又哄騙趙麗娟不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他私訂終身。最后,他有一次看見一對父女賣煎餅,對女孩的健康和活力著迷,遂幫助女孩開了一家美容院,讓這個淳樸、孝順的女孩變成了撒潑、任性、動不動對老父親惡語相加的女人。

儒里趙村作為一個地方,蘊含著諸種可以穩定心靈的既定價值,也是一個文化氣息濃厚的地理空間。它在帶給人們親切感和安全感的同時,也天然具有封閉性的一面,匯聚著種種神秘文化,排斥個性的發展,也充斥著隨處可見的野蠻和暴力。段義孚指出:“人類既需要空間,又需要地方。人類的生活是在安穩與冒險之間和依戀與自由之間的辯證運動。在開放的空間中,人們能夠強烈地意識到地方?！盵9]44為了重新恢復人地之間良性的意義互動,主人公只能選擇重返故鄉,重新回到包孕著諸種價值關懷的儒里趙村的懷抱,重新獲得生存的意義,消除在陌生的空間中所產生的焦慮。

三、人地之間的互動:主人公對于個體意義的追尋

主人公趙伯渝與儒里趙村這個地方之間的意義互動是一個過程。童年時期,他自然地處于儒里趙村的懷抱之中,天然甚至被動地接受儒里趙村種種價值的滋養。這時候他并不清楚這種人地之間互動的意義,他就像生活在水中的魚兒感受不到水的存在一樣。為了擺脫地方的封閉性,也為了尋找母親,他離開了儒里趙村,來到了青龍山、龍潭和新豐鎮。在這些空間,他遭遇了個體身份危機,試圖把這些空間轉化為地方的努力均失敗。在這樣的背景下,他選擇重返儒里趙村,試圖重建人地之間良性的意義互動。這個過程也體現在主人公觀察儒里趙村的目光變化中,有論者指出:“前者是小孩子的感性認識,后者是成年人的目光達到對故事的疏離,以審視姿態展開人物的命運書寫?！盵4]也就是說,童年時期,主人公對村莊的理解一派天真,表現在敘事形式上,前半部分小說中有很多主人公尚不可理解的情節,這正好與敘述者即主人公此時的年齡相匹配。當他暮年重回儒里趙村時,他已經能夠從人情物理乃至命運層面去理解村民的遭遇。這種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過程體現了主人公與儒里趙村人地之間互動變化的過程。

主人公的離去或歸來,從來都是附屬于他對于意義的個體追尋。主人公幼年時母親不在身邊,父親又意外死亡,所以他比別的村民更在意存在的意義問題。段義孚指出:“成年人會離開家或者故鄉去探索世界,會走路的兒童會離開母親的身側去探索世界,地方卻留在原地不動,其展現的是一種穩定性和永久性的形象。母親是會走路的,但是對于孩子而言母親代表著穩定性和永久性。當需要母親的時候,她幾乎總是在場?！盵9]22地方和母親因為都能給人以穩定和安全,所以兩者有類似之處。在文學傳統中,也一直有大地母親的稱呼,當人類表達親切的地方,如祖國、故鄉、母校時,總是用“她”這個人稱代詞。對母親的尋找,也是試圖解釋自身存在合法性和意義的途徑。正是為此,主人公才選擇離開自幼成長的儒里趙村,奔赴陌生的南京郊外邗橋鎮。

段義孚并非單方面理解地方的價值和意義,他指出,這種能給人帶來穩定感和安全感的地方,也有可能限制人的發展潛能[8]。這種辯證性的思考使得段義孚的人文地理學具有了深度。小說情節中最巧妙的設計便是,作者設置了讓主人公先離開儒里趙再返歸的情節。小說中間一段時間,故事的主場轉到了南京郊外邗橋鎮,但儒里趙作為一個地方的既定價值不時彌漫在書中,一方面是面對著陌生的空間,主人公不斷召喚出儒里趙的地貌、生活方式、村民習性和娛樂方式,另一方面是對儒里趙舊人舊事的想念?？梢哉f,主人公雖不在儒里趙,但一直擁有著儒里趙作為一個地方提供給他的穩定感和安全感。這種情節設計蘊含的意義很像博爾赫斯《兩個人做夢的故事》[11]所揭示的,一個人有時并不知道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和價值,只有歷盡千難萬險去外邊尋找財富之后,他才能最終發現自己庭院中埋藏的珠寶。段義孚曾舉例說他在異域的沙漠中進一步了解了自身,而且還是自我意識中被忽略的一面,因為無邊的陌生沙漠景觀讓他發現了自己一直以來對于真誠的強烈需求[8]。經由這次離開,主人公趙伯渝一方面認識到儒里趙在自己心中具有價值源泉的地位,另一方面發展了自己的潛能,擁有了寫作能力。這種寫作能力在主人公人地互動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儒里趙村成為一片廢墟后,主人公人地之間的良性互動產生危機,春琴的存在和對儒里趙村村民的寫作記錄才使得主人公修復了這種危機,重新開展良性的人地之間的互動。

20世紀90年代,中國全面啟動市場經濟改革,儒里趙村被趙禮平的朱方集團開發。主人公再回到這里時,站在自己家門口的位置,已不能從廢墟里認出自己的家。在段義孚那里,無論是實體存在的地方,還是虛擬存在的地方,其中價值濃度最高、最有資格被稱為地方的是家。他指出:“理想的家,無論如何應該是穩定的,離開一段時間回來后我們希望家應該保持原樣,我們的自我意識取決于這種穩定。當我們賴以生長的四鄰被毀壞后,我們就會感覺我們人格的一部分喪失了?！盵8]也就是說,在人地之間互動的大范圍中,最直接最強烈的是人與家之間的互動。所謂互動,指一方的情況會影響到另一方的情況。賀知章的千古名句“鄉音無改鬢毛衰”,是說地方沒有改變,可自己卻已經因老邁而面目全非,是人的改變導致了這種人地之間良性互動的失敗,并由此產生莫名惆悵。在《望春風》里是地方的改變導致了互動的失敗。因為主人公趙伯渝在他的生命經歷中所學到的各方面的第一次經驗,都是在這個家中完成的,這個家一旦消失,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在這一刻變得不完整和恍惚起來,那些所有在這個家里學到的第一次經驗都變得陌生起來,良性的人地之間的意義互動突然遭遇危機。

這種對儒里趙村的商業開發,不同于之前村里個人庭院的修葺和改建,也不同于追求理想主義愿景下對磨笄山的推平,而是對村莊的毀滅性拆除,傳承千年的房屋、道路和樹木全部毀于一旦。在格非那里,伴隨著這種商業性拆遷,傳承千年的江南文化也被連根拔起?！白鳛橹腥A文化腹地的一個標記,一個存在于詩歌和紙上的美麗家園,近一千年來中國的精神與文明意義上的核心,‘江南’的當代命運,與我們民族整個的傳統文明的坍塌大概是一個‘同構’的關系吧?！盵12]與主人公這種經驗類似的是古典文化中“麥秀黍離”典故的描寫。典故中的兩個故事都是人見到曾經熟悉的建筑化為廢墟所產生的震撼性體驗。這兩個故事都強調了有動物出沒在廢墟里更增加其悲涼。實際上,主人公的這種對空間面貌更改產生的強烈體驗,與19世紀40年代波德萊爾面對改造后的巴黎街景如出一轍。在當時的皇帝拿破侖三世支持下,巴黎開展城市改造運動,由總設計師奧斯曼組建“美化巴黎委員會”,重塑和修建了城市的主干道、下水管道、煤氣路燈、林蔭大道和音樂步行街。這種對整個巴黎的拆建運動產生的城市新面貌,極大顛覆了波德萊爾幼年時對巴黎街道的記憶。這種完全的陌生刺激了波德萊爾對于資本主義時代“現代性”經驗的發現。格非在作品中同樣強調了觀看比想象具有更強烈的體驗。雖然主人公已經知道儒里趙村被拆遷,但“只有當你站在這片廢墟之上,真切地看到那美麗的故鄉被終結在一個細雨迷蒙的春天,我才知道,我當初的幻想是多么的矯情、譫妄!”[10]330

主人公能夠在已成廢墟的儒里趙村重新恢復人地之間良性的意義互動,得益于春琴的存在。主人公和春琴不顧倫理、輩分同居在一起,過上了一種沒有電視、報紙、自來水、煤氣、冰箱和鄰居的原始生活,只能通過光影變化判斷時間,靠種植果蔬自給自足,但有一種大自在、大解脫在其間。段義孚指出,動物不會為了照顧受傷的成員而停頓在某個地方,“停頓使一個地方有可能成為一個感受價值的中心……人類會這樣做,這事實上有助于加深他們對于地方的情感”[9]112。段義孚認為,地方給人的親切感受來自特定人際關系的親切感[9]112。在《望春風》中,給主人公趙伯渝這種親切感的就是春琴。春琴是主人公從小愛慕的對象,卻嫁給了德正生兒育女,春琴在兒子死后被兒媳百般虐待,兩人才來到已成廢墟的儒里趙同居。這和張愛玲《傾城之戀》中白流蘇范柳原二人與香港的關系相似,香港本是戰亂之地,充滿了危險和傷害,但意外地成全了范白二人的愛情。

格非有感于前一部作品《春盡江南》結局過于悲慘,“《望春風》里我想讓悲劇性的人物散發出一些肯定性的力量。在這個過程中我將烏托邦的觀念做了些改造。當‘我’和春琴忘掉了外部世界,確實能夠相濡以沫……看到冬天下大雪,‘我’半夜起床看到一個女人躺在身邊,仍然會有一種‘生活沒有白過’的感覺”[13]。主人公趙伯渝和春琴在廢墟上過上了具有原始色彩的烏托邦生活,如同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兩個人就構成了世界,兩人在廢墟上生存,儼然成為同彬口中的“世界的中心”。主人公在這樣的關系和生活中,重新回到儒里趙村這個地方的價值系統中,開展人地之間的良性互動,找到個體存在的意義。

四、結語

《望春風》作為格非準備多年的小說,也是他“告別鄉村書寫”的作品。通過對儒里趙村半個世紀興衰存亡的描述,格非對自己已成廢墟的江南故鄉完成了告別,也寄托了格非對人與地方之間關系的深度思考。趙伯渝是儒里趙村廣大村民中的一個,為了尋找母親以解釋自己的存在之謎,他走出了儒里趙奔向了邗橋鎮等陌生的空間。在邗橋鎮、青龍山、龍潭和新豐鎮,他和這些空間的意義互動完全失敗,找不到個體生存的意義和價值。最后,他和春琴回到已是廢墟的儒里趙村,互相依靠自成天地,重新與儒里趙村展開意義互動,最終找到個體生存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