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文明到數字文明：智能時代人機二元關系構建研究

任博

■管理學

從工業文明到數字文明：智能時代人機二元關系構建研究

任博

（東北財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隨著AI、大數據、云計算等前沿技術的廣泛應用，人類社會已由工業文明進入數字文明。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和象征，對于機器人的研究已歷經程序控制機器人、自適應機器人、智能機器人三代發展歷程。未來，通過對智能技術的深度發展與應用，將進一步加快“意識機器人”時代的到來。強人工智能顛覆了人的主觀邏輯和感受認知，如何正確探索、建立人機關系是目前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独献印分械恼軐W思想，“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為智能時代人機關系構建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工業4.0；社會5.0；智能時代；機器人；人機關系

一、引言

人與機器（技術）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學界關心的重點問題[1]?！皺C器人”一詞在字面意思上本身就符合“天人合一”的中國哲學思想，機器與人的不可分割性構成了近代機器人的發展框架。國際上對機器人的普遍定義為能夠通過編程或自動控制來執行作業或移動等任務的機器。其發展歷史源遠流長，在中國古代，有春秋后期著名木匠魯班制造的三日不下之飛鳥；蜀漢丞相諸葛亮發明的“特行者數十里，群行三十里”的木牛流馬；《隋書》也曾記載楊廣命人造器的故事：“帝猶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于抃”。公元前4世紀，希臘數學家Archytas設計出水和蒸汽動力的機器鴿子；1923年，捷克著名劇作家、科幻文學家、童話寓言家Karel Capek在其戲劇作品《Rossums Universal Robots》中首次提出Robot一詞，并討論了機器人的發展對人類社會的影響。1927年，無聲片時代杰作《大都會》首次在大熒幕上展示了機器人形象，并反映了人類對于機器人不受控制的恐懼感。自20世紀初，各類機器人被予以設想、研發及應用，如開發仿人機器人平臺、機器人技術在建筑工業中的應用、水體清洗機器人項目的設計與制作等。隨著科技進步與發展，機器人愈發呈現出智能化發展趨勢，如2016年至2017年，以深度學習為代表的阿爾法圍棋多次戰勝人類圍棋大師；近年，波士頓動力公司多次發布Atlas機器人相關視頻，隨著Atlas機器人版本的升級，其展現的功能也越來越完善，能夠流暢的完成跳遠、躍障及后空翻等高難度動作?？偟膩碚f，業界通常將機器人發展劃分為程序控制機器人、自適應機器人、智能機器人三代發展歷程，第一代系指只有操作器（手）的機器人，以可編程序或示教再現方式工作，不具有對外界信息的反饋能力；第二代系指裝備了各種傳感器，諸如力覺、觸覺、視覺等傳感器的機器人，具有對外部信息的反饋能力、能適應客觀環境的變化；第三代系指智能機器人，其具有高度的自適應性及自治功能[2]。不可否認，機器人的產生和使用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是生產工具——機器長期進化的產物、是人類體力和智力解放的集中體現、是人類進入新的技術革命的重要標志之一[3]。但是，機器人的發展在帶給人類工作與生活上便捷的同時，也引發了人類關于機器人未來發展的擔憂與討論，如對社會就業、經營管理及社會教育等方面的挑戰與影響[4]。如果“不受控”機器人出現，自然人和機器人的關系將會從人機關系發展到跨人際主體間關系[5]。

對于強人工智能時代的機器人，學界更為擔心其成為主體擁有類似于人甚至超越于人的智慧和情感后，對人類可能會產生威脅，進而取代人類，像“智人”戰勝其他物種一樣統治世界[6]。關于人類與機器人之間的關系構建，目前主要分為人權派和“人機和諧”派兩種觀點，學者Stephen Petersen對機器人奴役的道德性進行了探討，并捍衛了機器人奴役的允許性[7]。而學者Erica L. Neely則主張在道德層面慷慨對待智能機器人[8]。從本體論和心理學的角度看，關于未來人與機器人之間的關系構建似乎沒有那么簡單，尤其當類人機器人具有一定主觀意識行為時，我們人類需要進一步細思在人機關系中如何自我定位。因為從強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兩個方面考量，強本體論主張人形機器人實際上變成了人類，而弱本體論主張人形機器人只是看起來變成了人類。另一方面，強心理學主張人們會把機器人想象成人類；而弱心理學則主張人們會把機器人想象成一臺機器，或者至少不是人類[9]。鑒于科學界關于人機關系的研究爭論多樣而復雜，本文以《老子》中的哲學思想，“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為依據，從管理基本職能角度出發，論述不同時期管理主體與管理客體之間的關系變化，研討智能時代人與機器人之間的矛盾與解決對策，進而提出人類創造機器人，卻不據為己有；發展機器人，卻不自恃其功；賦能機器人，卻不自以為主宰的主張。以此促進人與機器人之間“陰陽結合”、融冠發展的生存關系，共同應對來自未來的未知挑戰，為智能時代人機關系構建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二、管理基本職能：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需要

管理學家把“關系的發現”視為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管理革命的兩個前沿之一，并提出了相互依賴原則，即組織的成功部分地取決于利益相關者的選擇和行為[10]。而管理職能是針對整體管理過程的內在邏輯劃分，能夠充分圍繞管理目標、管理方法等管理內容緊密聯系于管理者及管理對象。因此，管理職能對于任何一項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倫理關系作用。1916年，管理學家法約爾在其著作《一般管理與工業管理》中首次總結并提出管理中的計劃、組織、指揮、控制和協調五大職能。隨著人類科技飛速發展，社會環境的變化要求管理乃至管理職能的不斷迭代升級，管理變革與科技進步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11]。面對機器人的發展，機器人自身安全和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尤其是機器人在應用過程中對傳統倫理和道德關系的沖擊和影響日益凸顯[12]。雖然現代管理學對于管理職能的研究仍處于持續探討中，但總的來說，學界普遍認為管理主要涉及四項基本職能，即計劃職能、組織職能、領導職能和控制職能。通過對管理職能的梳理與明確，能夠清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其他存在形式之間的倫理關系，為新時期人機關系的正確建立奠定基礎。

（一）計劃需要：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禮記·中庸》指出，“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莊子云：“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由此可知，計劃工作是事態進展結果的客觀反映。正所謂運則事順、籌則業通，運籌作為中國古代先賢的睿智與思想體現之一，在軍事、經濟、農業等諸多領域發揮了建設性作用。如“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劉邦在夸贊張良的同時，也充分地肯定了雄才大略者對于戰事前期部署規劃的重要作用；《管子·乘馬》中關于市場的論述中寫道：“是故事者生于慮，成于務，失于傲”，突出了事先謀劃在經濟發展中的影響；成于北魏末年的農學專著《齊民要術》記載了豐富的農事籌劃經驗，為農業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計劃作為管理職能中的需要構成，體現了人對客觀事物的超前認識、也是人們對未來行動的擬定方案[13]。20世紀中期，世界第一臺工業機器人實現了特定危險工作的替代作用。由此，機器人從概念提出到藍圖設計再到社會實踐，不再僅僅停留在意識范疇內，而是人類思想認識從抽象到具體的實踐過程，是人類切實行動從計劃到落實的真實表現。機器人產業發展半個多世紀以來，已經廣泛服務于工業領域、服務領域及其他特種領域，融合了諸如傳感技術、控制理論、信號處理、人工智能、概率和統計等復雜技術?？梢哉f機器人的誕生與發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深層計劃需要，這在其功能分類的前瞻性及科技集成的先進性上能夠提供必要的佐證。管理的計劃需要與老子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哲學思想是高度相關的，先“生”后“為”繼而“長”，“不有”“不恃”亦“不宰”，在機器人發展時間序列與人類活動要求上為人與機器人之間的關系走向做出極富預見性的判斷性刻畫，提醒人類在與機器人共生發展過程中，只有進行科學的統籌安排，才能突出無為而治的管理效能與關系解決方案。

（二）組織需要：齊家治國，后平天下

人類的管理實踐活動的成果是系統戰略思維的產物，沒有組織的行動無法點亮人類文明的璀璨曙光，管理源自實踐并指導于實踐，現代管理學中的組織職能是基于管理目標而開展有針對性、系統性的行為，是區別于按照管理目標或宗旨而建立的諸如各類集體、團體等名詞形式組織的動詞形式。老子言：“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將各類資源、要素合理的進行配備與設計，才能激發并實現管理的預期效果。國內外對于管理活動中組織職能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至中國古代春秋末年，東方兵學鼻祖孫武談及敵我分析時指出需要從五個方面進行研究，“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即組織中成員的目標（目標一致）；天，即組織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天氣變化）；地，亦是組織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地理條件）；將，即組織中的管理者（管理能力）；法，即組織結構及管理者保證組織運行所采取的動作或行為。毛主席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指出，“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背浞值卣f明了組織的重要作用。歲月輪轉、時過境遷，千百年來人類所主動建立的或被動融入的組織類型、組織環境、組織構成及組織關系等方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引發人類對現階段及未來一段時間管理中的組織及組織職能的重新思考?？茖W知識的深度應用推動了機器人產業的發展，人類積淀的科學技術構建了復雜的學科分支與知識體系，進而支撐機器人向類人機器人乃至意識機器人的發展。隨著信息革命和基因工程技術發展，半機器人(部分人類，部分機器)、機器人、軟體機器人和基因工程“超級人類”應運而出，更加需要額外的倫理工具和概念來確定他們的適當角色[14]，“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對于“家”“國”“天下”之間關系的辯思為未來“人-非人”組織及組織職能的適應性構建與轉變帶來了新的思路。

（三）領導需要：嫂溺援手，通權達變

管理者通過指揮、激勵共事者，以有效實現組織目標的行為是管理職能中領導的重要作用。上世紀五十年代，諸如管理過程學派及行為科學學派在內的諸多管理理論在西方經濟發展進程中百花齊現。七十年代，盧卡斯和司徒華提出權變管理理論。強調管理者應根據具體條件的變化情況，建立相應的組織結構、設計配套的管理機制、采取對應的領導方式，該思想曾在推動福特、通用及克萊斯勒等國際巨頭公司的應變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適宜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機制需要適宜的人才隊伍去執行與發展，因此，適宜的領導方式在組織和諧運行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富含中國文化的權變思想由來已久，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在中國古代，男女授受不親是人人必須遵守的治國綱紀，但向溺水的嫂子伸出援助之手是特殊緊急情況下的變通行為，充分體現出古代“原則與變通”完美結合的文化思想?！度龂尽ぞ砣な駮は戎鱾鞫分赋觥叭魬獧嗤ㄗ?，以寧靜圣朝”，《漢晉春秋》指出“應權通變，弘思遠益”，從行為到結果看，通權達變可以實現安家定國的既定目標；從行為到行為看，通權達變是基于對未來長久利益的深思熟慮，因此從結果到行為反向推斷，安家定國作為未來長遠戰略發展利益目標，需要管理者具有并采用權變管理思想及權變領導方式。人類在變化中發展，在發展中變化，機器人的存在類同于光的“波粒二象性”，體現了其在人類社會“變化與發展”交互過程中的雙重價值。一方面，機器人對人類的挑戰規范了“人格”中的超我約束，這是弗洛伊德關于人的道德價值體現。另一方面，機器人對人類社會進步的促進作用滿足了“人格”中的本我需求及自我尋求，這是弗洛伊德關于人的基本生存和自我實現價值體現。所以機器人到底是人類的朋友，還是人類的敵人需要辯證分析?；仡櫄v史，歐洲人曾將機器人視作敵人，但1981年西德波恩會議之后，機器人更多地被視作朋友[15]。因此，對于人類而言，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機器人都將與人類共存發展，必須通過變通的“領導”方式，實現“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發展目標。

（四）控制需要：涓涓而壅，不成江河

關于人與機器人之間的關系構建問題如同棱鏡效應，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場會折射出不一樣的光芒?？刂婆c被控制是組織中管理者指令與被管理者行為之間產生直接或間接聯系的紐帶。對于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了人對自然支配權利與影響勢力的合理性。非人類中心主義則主張物無貴賤、萬物平等。從管理角度審視兩種主義的爭論焦點，實質是人的本性與多元社會意識形態相互碰撞后形成的關于控制權力應該集中化還是分布化的長久探討。如果人的本性都是一致的，只要統一道德標準，或許上述問題將不再復雜。但是，人的本性是類同的嗎？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理論指出，人的本性是具有屬性的，從最早的“經濟人假設”到“社會人假設”逐漸發展為“自我實現人假設”及“復雜人假設”。不同類型的人性假設具有不同的心理需要及處事動機，故而從這個角度來看，關注機器人發展問題是經濟人為了追求經濟效益的內在動因；是社會人為了贏得人們普遍關注與贊賞的載體；是自我實現人為了充分發揮自己潛力、表現自己才能的平臺；是復雜人追求多樣需求與動機的介質。為了滿足本我的基本需求或自我的更高尋求，不同人群分類針對機器人采取不同控制措施以規避現實與目標的偏離。隨著網絡技術的應用、世界經濟全球化及世界多極化趨勢發展，1964年，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即面臨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我們要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思想意識，加深聯系、相互依存。機器人的發展問題是人類社會組成的一個子系統，不僅是微觀層面的，更是宏觀層面的，我們理應倡導可持續發展理念，在人與機器人關系構建問題上，秉持“地球村”“命運共同體”的科學觀念，以此帶動全人類的安全、穩定、和諧、繁榮發展。因此，針對以上問題，老子的觀點，“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進一步地印證了非人類中心主義式的“人-機”共存觀。

三、社會5.0：管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辯證關系

為應對新時期、新格局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轉型發展難題，世界各國積極迎趕科技變革機遇，主動制定并出臺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2013年，為支持新一代工業技術研創，推動傳統制造業向智能制造業轉型，德國政府提出工業4.0概念；2015年，為發展、鞏固制造業強國地位，中國政府印發《中國制造2025》；2016年，為解決少子老齡化、能源需求增加、地域發展失衡等現實問題，日本政府基于德國政府工業4.0于“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16-2020）”提出社會5.0（Society 5.0）概念。擬以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科學技術作為新型社會構成基礎，雙向連接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滿足人類追求高質量的產品與服務需求的同時，解決經濟與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瓶頸。其本質是區別于狩獵社會、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及信息社會的新型社會形態——超智能社會。從狩獵社會到超智能社會，是管理主體（人）、管理客體及管理認識同步進化發展的過程，這種變化源自科學技術與外部環境的交互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各種社會形態的管理對象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產物，換言之，無論是狩獵社會的獵具、農耕社會的耕畜、工業社會的機器、信息社會的互聯網亦或是創造社會的機器人，都具有人類文明活動的創造痕跡。由此，人與人造物作為自然組成的一部分，兩者之間的關系如同人與自然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在改造與受制狀態中互聯互存，符合老子的哲學思想。

（一）狩獵社會：人與獵具的靜態管理關系

按照日本社會5.0的社會發展階段定義，狩獵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階段，該階段地球人口數量較少，生產力水平低下，人類通過制造簡單的石質器具進行狩獵和采集，維系著以資料公有制為共識、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原則的原始生活。富蘭克林曾經對人與動物進行區分，“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動物不制造工具，唯有人才能做到這一點”。雖然其對人的定義較為局限，但考古研究及民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富蘭克林關于人能夠制造工具的觀點。上古時期由于“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加之對生活物質資料的需要，人類主動或被動地發明、制作狩獵工具。源自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早期的二言詩《彈歌》，形象的描寫了用之打獵的工具及打獵過程：“斷竹，續竹；飛土，逐宍”。據考證，除彈弓之外，木棒、木矛、石塊、石球及陷阱也是古人的常用獵具。屆時，獵具既是遠古人用以生存之器，也是人類用以發展風俗習尚、社會生活和文明傳承的管理對象。而在以智力、智慧、思維能力等要素為構成的主觀世界中，實踐作為人的特有對象性活動，將人的主觀意識作用于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世界。此時，獵具的非思想性、非實踐能動性決定了人類對于獵具的思考、創造與轉化認識，繼而兩者處于一種相對簡單的靜態管理關系[16]。

（二）農耕社會：人與耕畜的單向管理關系

東漢經學《白虎通義》講述了人類社會從狩獵到農耕的發展狀況?！肮胖?，借食禽獸肉。至于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于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耕”。遠古時期，人類依靠捕食飛禽走獸生活，至神農時代，飛禽走獸不足以滿足人類社會的生活需要，于是神農考量天時、地利等環境因素，制造農具，教授百姓耕種技能。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升與進步，耕牛替代人力并滿足了當時社會發展需要。歷朝歷代對于耕畜的重視程度在其法律制定層面可見一斑。秦朝規定“盜馬者死、盜牛者加”，西漢立法“諸侯無故不殺?！?，宋朝制定“無故殺牛者罰做三年苦役”條例。由此可見，耕畜作為古代人類生產力發展的保證與象征，各歷史時期均在法律層面賦予并肯定了其在人類社會構成中的存在價值。至此，人對于耕畜的管理不再具備隨意思考、創造與轉化的主觀條件，而是在主觀層面需要更多的考慮耕畜作為人類社會構成及文明載體時，人對其行為支配或思想主張的法理約束和限制。進一步地，人需要與耕畜建立更為深刻的思想聯系及行為關聯，首先，在思想上要得到耕畜的深度認同，使其認可人作為與之同構自然過程的必要性；其次，在行為上要得到耕畜的充分響應，使其信任與人同構自然結果的價值性。在思想與行為兩種前提限定下，人類對于耕畜的管理不再簡單，“懲之不允、殺之不可”是法理人情下的約定俗成，公冶長與鷂鷹的故事證明了這一點，一日，有鴟來報長，曰：“冶長，冶長！南有死獐！子食其肉，我食其腸！”。公冶長應而往，果得獐，然其無意飼鴟以腸也，鴟是以怨之?！白邮称淙?，我食其腸”是人與動物之間的契約建立，“然其無意飼鴟以腸也，鴟是以怨之”體現了人與動物之間的道德背離。因此，建立于信任、利益之上的交流與互動是農耕社會人與耕畜關系構建的基礎與保證，而兩者之間則處于一種微復雜的單向管理關系[16]。

（三）工業社會：人與機器的交互管理關系

18世紀60年代，于英國興起的技術革命開創了機器代替手工的新時代，機器的出現，極大推動了人類文明發展進程，恩格斯曾對工業革命期間的發明——珍妮紡紗機給出極高的評價。目前，學界對機器與機器人沒有十分明確地區分定義，但正確區別機器與機器人的意義等同于區別猿人與人，作為不同社會階段的文明產物，二者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根據現有研究對機器人發展三個歷程的具體劃分，即程序控制機器人、自適應機器人、智能機器人，本文認為機器屬于機器人進化發展的前置階段，其不存在人為設定的內置控制程序，只是各種部件的簡單組合并用于代替人工的機械裝置。由于機器的功能及實現功能的運轉方式生成于設計人員的構思藍圖中，人能夠十分清楚地把握機器工作的擬定條件及運轉需要，因此從生產實踐角度看，人對于機器的管理程序是固定的，不需要考慮機器的經濟需要、社會需要、自我實現需要乃至其他復雜需要。因此，學者D·迪特里希、燕宏遠在論述人與機器的關系一文中指出，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工業革命的結果而產生的生產工藝結構使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屬品，掩蓋了人的社會決定作用[17]。這肯定了在基于促進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整體過程中，通過人對工藝程序、生產要素組合與協作的主導作用來理解人與機器之間的協同關系。以上觀點似乎不太容易被認同，畢竟倫理道德是連接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批判高臺。但管理的本質是管理者對于所擁有的資源進行有效的計劃、組織、領導、控制，以達成既定目標的過程。西蒙認為管理就是決策，或許在倫理道德層面，人對機器的單方面控制是不被接受的，但這并不影響人與機器在管理層面的關系表述，因為我們不能否認，機器在道德層面對人的俘獲與控制并不是基于其對組織所擁有的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的過程，更不是其主觀對事件發展態勢產生影響的決策行為。而是人對機器倫理判斷時的評價準繩反作用于人并提高了人對機器的主觀意識標準。因此，兩者之間相對復雜的交互管理關系[16]，恰恰體現了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哲學思想。

（四）信息社會：人與信息技術的雙饋管理關系

信息社會是一個勞動力被智能化的社會[18]，其建立在高度發達的信息科學技術基礎之上，以虛擬實踐和虛擬交往沖擊著傳統實踐、交往觀，信息作為信息時代最為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資源，促生了新的社會組織結構和信息主義精神[19]。在古代，信息的傳遞主要依靠人與人之間所達成的包含特定意義的約定行為，如烽火傳軍情、鴻雁傳書、燈塔通信及旗幟通信等。該時期，通信對象距離相對較遠，信息傳遞速度相對較慢，唐代岑參的詩詞《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曾對信件的傳遞情形有過描述，“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幕及隴山頭”，可見信息從咸陽到隴山在快馬加鞭的情況下仍然需要一天時間。繼工業化之后，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信息化社會將信息作為突破物理空間并自由連接新型社會形態各個節點的“神經網絡系統”，極大地提高了社會整體對資源統籌協調的服務能力。與古代通信方式相比，信息社會的信息傳遞方式在傳遞效率、傳遞范圍、傳遞安全性等方面都具有顯著的優勢。尤其作為信息革命標志的計算機和互聯網等重大技術發明使人類社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0]。隨著互聯網的進一步普及與應用，使人在管理認知方面增強了主觀視野，一方面克服了管理者在管理過程中的空間限制、地域局限及語言文化差異；另一方面在滿足人對通訊、社交、網上貿易等社會經濟活動要求的同時，大幅度的擴大了人對客觀對象的管理跨度。但互聯網所具有的虛擬性、全球性和交互性等特點也透射出人與計算機之間的復雜性關系，信息技術和諸多新興技術的耦合應用對人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挑戰，在眾多挑戰中，信息安全問題是當前人類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從內在根源上看，人的社會本性傾向于信息共享，個體本性傾向于隱私保護，進入大數據時代后，信息共享與隱私保護的相對平衡被打破，普遍的隱私危機開始出現[21]。由此，信息時代的社會本性與個體本性之間的平衡關系如何維護決定了人與信息技術之間復雜的雙饋管理關系的客觀存在[16]。

（五）創造社會：人與機器人的共生管理關系

由狩獵社會到創造社會實質上是人類思想文明沿時間軸與自然界動態沖突并融合發展的進化過程。人類進化與工具的進化是緊密相關的，而機器向人工智能方向進化的過程是適應于人類需要和人們利用生產工具改造環境的過程[22]。發展是人類的永恒需要，改造是人類的不變追求，工具作為人類實現在改造過程中滿足需要的載體，隨著人類文明舞臺的演進而啟幕、落幕。不禁要問，人類進化至社會5.0時期的標志性工具是什么呢？從社會5.0的提出背景與提出目的來看，創造社會的實質是以人為中心的超級智能社會。實現路徑為政府主導，以數據和人才為基礎創造價值[23]?；A技術強化措施主要包括重點發展虛擬空間中的網絡安全、物聯網系統構建、大數據解析、人工智能、計算機硬件、網絡、超分散信息處理技術及現實空間中的機器人、探測器、自動控制、仿生、人機對話技術[24]。其正朝著社會技術生態系統融合的方向發展，生命物理維度和虛擬維度相互交織，人們的互動行為更多發生在機器上或由機器進行調解，但它在技術、商業、法律和道德等領域需應對許多挑戰[25]。被賦予智慧能力的機器成為了新時期人類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重要影響因子。因此，眾多學者對于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展開了研究，其中包括人工智能道德哲學、人工智能道德算法、人工智能設計倫理及人工智能社會倫理[26]。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在于，隨著人工智能的進一步突破發展，當具有人類一樣的思維意識的類人機器人出現時，我們應該如何考慮人與機器人之間的關系?？v觀人類進化發展史，從人類進入文明史以來，人類始終與物共生，起初為了生存與狩獵工具共生，之后又與勞動工具共生，到了工業社會人類實質上已經和機器共生了[27]。每個文明階段，人類都在以圍繞人的主觀需求為目的，在自然環境中整理事實、尋求規律、作出結論，不得不承認，創造物質、組合物質、運用物質并與物質及物質的組合和諧共生，作為目前地球高級文明存在形式先進于其他物種的科學證明，同樣適用于創造社會時期人與機器人關系發展的主體方向。

四、從工業文明到數字文明：面向未來的人機二元關系分析與構建

（一）人工智能時代的勞動替代與心理障礙

幫助人類完成人類自身無法完成的任務、減輕人類勞動負擔的同時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是發展人工智能的初始目的[28]。但隨著人工智能的進一步發展，機器人在助推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對社會就業產生極大的影響。以往技術進步主要替代人的體力，而人工智能將進一步地替代人的腦力[29]。據報道，預計到2025年人工智能將顛覆全球15個行業中的8500萬個工作崗位。眾所周知，勞動就業是民生之本，關乎社會穩定和國家經濟發展，由此，“機器換人”的憂慮成為社會各界乃至個人關注人工智能的焦點[30]。最近，人工智能在圖像檢測、翻譯及決策支持等領域取得了新的進展——人工智能助理。其采用自然語言處理、預測分析、機器學習以及語音識別和生成等技術，通過自動化流程、加強客戶交互、減少錯誤和加快交互來釋放業務價值。使人與機器通過語音進行交互，取代了標準的通過鼠標、鍵盤和應用程序屏幕進行的人機交互；使基于人工智能的助手取代了人類與相關應用系統的接口，處理以前由人類執行的交互，以配對兩個應用系統。放眼人類社會發展史，“人類制造”對人類的反作用影響效果和程度在人工智能時代達到了空前水平。目前，人工智能雖未發展至強人工智能階段，但其正在或即將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及對人類心理的影響作用卻不容小覷。雖然人工智能在短期內不會完全取代人類，但大量的人工智能場景應用及匹配的崗位升級換代設置，對人的技能、智力及人類的自我認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極限要求，工業文明時期機器解放了人的雙手，數字文明時期“頭腦”成為人類勢必捍衛的堅守陣地，但不可否認，機器人逐步替代人類正成為時代車輪進程中的轍跡，與之俱來的是人類對機器的恐懼、擔憂及排斥等心理障礙與問題。

（二）人工智能的自我進化：“機性假設”及信息傳遞失真

人性假設是關于特定管理者對特定人的本質屬性的特定看法，其決定了管理者對管理對象所實施的特定管理決策或特定管理措施。作為推論，隨著人工智能在模擬人類思維和智能行為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機器人是否會具備類似或超越人的思維意識成為目前人工智能發展所面對的主要爭論焦點。有的學者認為思維來源于大腦并控制行為，行為依靠意志來實現，思維是對所采集全部數據的整理，因此，人工智能最終會演變發展為機器替換人類。如果按此邏輯推理，有必要對意識型機器人的基本屬性進行假設分析，即“機性假設”。由于思維意識源自對所有數據的采集整理，因此機器人的思維意識初始來源為人類主動輸入，其具有等同于人類的本質心理屬性及普遍心理屬性。由此，也間接的證明了人性假設中的“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及“復雜人”在向機器人進行意識轉移過程中的可復制性及可繼承性。如果“機性假設”觀點成立，對于機器人而言其不再是言聽計從、令行禁止的程序化機器，而是對經濟、社會、自我實現等相關屬性帶有主觀訴求意識的選擇型個體。由此，人類對于機器人的指令傳遞將引發機器人對“自我價值”實現與否的自我判斷，進而，為了確保其自我效用的極限滿足，機器人的行為、語言、表情等表現形式作為對人類指令的回應將存在信息失真的情況，在此情況下，人類與機器人之間的關系將由初級階段的“人類意識單向輸出”至中級階段的“人機意識交流互動”再到高級階段的“人機意識博弈對抗”方向轉變發展。

（三）人機二元關系構建：深度學習效應下的意識統一與行為協同

作為人類意識的擴展與實踐輔助，由人主動創造并使用的工具極大地提升并拓展了人類對客觀世界的改造能力和改造范圍。伴隨人類社會的快速進步發展，作為高等動物中樞神經系統的主要部分，人腦在邏輯推理、深度學習、統籌規劃等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顯。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與發展，克服了人類對進一步發展要求的“頭腦”障礙，其通過模擬人腦進行學習分析，能夠更為快速、全面地解釋所獲取的圖像、聲音及文本等基礎數據。但作為伴隨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過程中的高階意識產物，也引發了眾多關于人機矛盾問題的探討，如人對機器人發展的替代性擔憂、自我價值懷疑、機器奴役恐慌等，產生以上問題的關鍵在于人類對未來超級機器人挑戰“人類中心主義”的客觀肯定。確實，人工智能時代機器替代人類是潮流、是趨勢，而人類主觀意愿上對自身頭腦的解放程度決定了機器對人的替代程度，所以必須正確的認識替代與解放的實質性區別，解放雙手是為了人類文明的進一步發展，而解放頭腦等同于和千百年來助力人類適應、改造客觀世界的人文精神、發明創造總和割裂。在此背景下，深度學習作為人與機器人價值觀交互的渠道，將成為人機意識行為統一的進入路徑，屆時，人類與機器人都將重新審視、思考關于“人與工具”進化發展的哲學問題，人類“制造”工具，工具給予人類無私服務；人類“智造”工具，工具與人類共生發展；當工具出現“單邊主義”思想時，人類必將采取措施以治理工具，此時工具將面臨被取締慧源的危險，并再度成為只會服從于人類的簡單機器。但同時，人類也將因機器人的智能退化而無法享有“發展智能機器人”的眾多利好。因此，人類對工具從“制造”到“智造”再回歸至“治造”，工具對人類從“予者”到“與者”再回歸至“愚者”，恰恰印證了“道法自然”的道家觀點。因此，智能時代的人際關系構建應以深度學習為基礎，充分發揮深度學習效應，使得“人-機”價值觀在意識層面得到統一，以此達成并建立共識行為，即人對待機器人要抱以“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思想觀念，而機器人對人要建立“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思維意識。

五、研究結論、實踐意義與未來展望

在一定意義上，人類和機器人之間的關系不完全等同于人類與其創造的其他普通工具之間的關系，尤其當人類由弱人工智能時代進入強人工智能時代，具有意識行為的機器人將在物理、生理、心理、法理等多層次、多維度、多方面的客觀條件下挑戰人類的感觀、感受及感情，此時如何妥善處理、對待具有類人或超越人的思維能力的機器人是我們必須面臨的重要問題。老子“不”的哲學思想為人類提供了一種關于人機關系構建的中國智慧方案，正所謂，道生萬物，故受萬物尊崇，“生而不有”謂之一德，“為而不恃”謂之二德，“長而不宰”謂之三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故三德蓄養萬物。萬物雖各有不同，但人、機、人機組合及人機組合衍生作為局部自然環境下的兩儀四象，必定遵從大道至德的“為和”自然規律，從“不”到“和”，在本質上為人類開展機器人或其他智能工具的研發設計、制造生產、關系處理明確了路徑。未來，隨著智能機器人與人類社會的廣泛交互、深度融入，如何建立并管理以智能機器人為元素構成的新型組織系統，是未來相關領域研究的主要方向。

[1] 阮凡.技術與“人格”——智能時代人機異化問題研究[J].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2(1):54-60.

[2] 蔣新松.機器人的歷史發展及社會影響評價[J].中國科學院院刊,1986(3):218-222.

[3] 魏宏森,周遠清.機器人和新技術革命[J].自然辯證法研究,1985(1):72-75.

[4] 王傳宗.機器人將帶來的重大沖擊與挑戰[J].系統工程,1984(1):83-88.

[5] 程廣云.從人機關系到跨人際主體間關系——人工智能的定義和策略[J].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41(1):9-14.

[6] 王萍萍.人工智能時代機器人的倫理關懷探析——以《老子》“善”論為視角[J].自然辯證法研究,2021,37(5):54-59.

[7] PETERSEN S.The Ethics of Robot Servitude[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Theoreti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7,19(1):43-54.

[8] NEELY E L.Machines and the Moral Community[J].Philosophy & Technology,2013,27(1):97-111.

[9] KAHN P H,ISHIGURO H,FRIEDMAN B,et al.What is a Human?Toward Psychological Benchmarks in the Field of Human-Robot Interaction[J].Interaction Studies,2007,8(3):363-390.

[10] 賈輝艷.從管理倫理看管理學的發展[J].倫理學研究,2006(5):28-32.

[11] 徐建龍,李垣.科技進步與管理變革[J].自然辯證法研究,1999(11):47-50.

[12] 任曉明,王東浩.機器人的當代發展及其倫理問題初探[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3,29(6):113-118.

[13] 劉懷惠.對計劃的幾點哲學思考[J].南京社會科學,1995(11):48-51.

[14] BYNUM T W.Flourishing Ethics[J].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06,8(4):157-173.

[15] ICHIRO KATO,孔繁鏘.機器人技術所產生的影響[J].國外自動化,1984(5):49-50,64.

[16] 邱國棟,任博.響應智能模式的組織重構——基于港口數字化運營的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22,44(6):16-28.

[17] D·迪特里希,燕宏遠.人與機器的關系[J].哲學譯叢,1978(6):50-55.

[18] CRONIN B.The?Information Society[J].Aslib Proceedings,1986,38(4):121-129.

[19] 孫偉平.信息社會及其基本特征[J].哲學動態,2010(9):12-18.

[20] 肖峰.信息文明:哲學研究的新向度[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3):177-182.

[21] 董淑芬,李志祥.大數據時代信息共享與隱私保護的沖突與平衡[J].南京社會科學,2021(5):45-52,70.

[22] 張守剛,劉海波.機器進化與人工智能-機器進化論初探[J].社會科學戰線,1980(3):26-35.

[23] 丁曼.“社會5.0”:日本超智慧社會的實現路徑[J].現代日本經濟,2018(3):1-14.

[24] 劉平,陳建勛.日本新一輪科技創新戰略:“新層次日本創造”與“社會5.0”[J].現代日本經濟,2017(5):1-8.

[25] 周利敏,鐘海欣.社會5.0、超智能社會及未來圖景[J].社會科學研究,2016(6):1-9.

[26] 潘宇翔.大數據時代的信息倫理與人工智能倫理——第四屆全國賽博倫理學暨人工智能倫理學研討會綜述[J].倫理學研究,2018(2):135-137.

[27] 楊述明.人類社會的前進方向:智能社會[J].江漢論壇,2020(6):38-51.

[28] 何云峰.挑戰與機遇:人工智能對勞動的影響[J].探索與爭鳴,2017(10):107-111.

[29] 程承坪,彭歡.人工智能影響就業的機理及中國對策[J].中國軟科學,2018(10):62-70.

[30] 唐波,李志.人工智能對人力資源的替代影響研究[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7(1):203-214.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Digital Civilization: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machine Dualistic Relationship in the Intelligent Age

REN BO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AI,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human society has moved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digital civilization. As the product and symbol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research on robo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generations of development process: program-controlled robot, adaptive robot and intelligent robot. In the future, throug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t will further accelerate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conscious robot".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bverts human subjective logic and perception. How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appropriate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n Laozi, such as "being born without being, not relying on being, growing without killing" and "everything bears Yin but embraces Yang, and thinking of harmony with energy", provid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the intelligent era.

Industry 4.0; Society 5.0; Intelligent Age; Robot; Man-machine Relationship

B82-057

A

1008-472X(2023)02-0056-09

2022-09-28

任博（1990-），男，遼寧大連人，東北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管理、科技創新管理、供應鏈金融、科技倫理等。

本文推薦專家：

周曉曄，沈陽工業大學，教授，研究方向：企業組織管理。

劉鵬，沈陽工業大學，教授，研究方向：運營管理與工業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