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基于基礎創新與應用創新的異質性視角

王 凱,郭 鑫,甘 暢

(湖南師范大學旅游學院,中國 長沙 410081)

隨著大眾旅游如火如荼地發展,旅游業“有沒有”的問題已基本解決,“好不好”成為旅游業發展所面臨的更加緊迫的考量,促使高質量發展成為破解旅游發展矛盾與滿足旅游新需要,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同時,創新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根據《“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要求,必須把創新擺在全局發展的重要地位[1]。產業發展的核心力量是科技進步與創新,科技進步的重要途徑是創新研發投入的積累[2]。創新活動分為基礎性的科研創新與應用性的技術創新[3],是基礎研究創新和應用研究創新的綜合集成[4]?；A創新以認識現象和發展新知識為目的,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提與基礎,解決的是根本性的問題;應用創新是將理論發展為實際運用的形式,具有特定使用目的或應用目標[5],二者顯著不同[6]。鑒于此,本文從基礎創新與應用創新的異質性視角,探析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及其區域差異,以期進一步探索創新驅動機制,與時俱進解決旅游業發展現有問題。

對旅游業發展質量的相關研究主要在指標構建與發展評價、時空演變分析和影響因素探索等方面。如:張愛平等[7]認為旅游發展質量是旅游產品、市場與環境等要素的綜合體現,并分析了旅游業的“質”與“量”;宋長海[8]從旅游業發展環境、游客游覽、旅游產業體系和目的地質量等方面,構建了旅游業發展質量評價體系,并提出相關編制方法;劉佳[9]和王凱[10]等從旅游效率、結構與環境3個維度綜合測算了旅游業發展質量;劉力鋼等[11]以經濟效率探析了中國旅游經濟增長質量的區域差距;孫曉等[12]選取旅游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等指標評估了旅游經濟質量;張新成[13]和劉雨婧[14]基于“五大發展理念”,構建了旅游高質量發展的評測體系并進行分析;王松茂等[15]深刻揭示了“一帶一路”沿線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空演變;劉英基等[1]從理論與實證層面探索了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邏輯框架和影響因素;何芙蓉等[16]基于準自然實驗,通過雙重差分模型評估了“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省份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國內外學者在創新與旅游業關系的研究方面展開了有益探索,如:Nguyen等[17]借助兩階段隨機效應模型,探析了澳大利亞中小旅游企業創新與其生產率的關系。席建超等[18]從時空維度重新定義了旅游產業創新;陳穎[19]與翁鋼民等[20]探索了中國旅游科技創新的動態演變;江金波等[21]借助二象對偶理論研究發現,珠三角地區的旅游創新呈U型不協調態勢;陳國宏等[22]研究表明,科技創新與旅游發展二者存在相互依賴;王兆峰[23]與楊春宇等[24]實證發現,創新促進旅游業發展;呂雁琴等[25]分析了新疆旅游產業創新與產業結構優化的相互影響及協同演化。此外,旅游管理模式創新[26]、產品服務創新[27]及過程創新[28]等均引發了諸多討論。

上述文獻可為本文提供有益借鑒,但仍存在不足:第一,旅游發展質量的測度偏重經濟質量,忽略了旅游業同社會、生態、文化和環境等的聯系,指標體系構建較單一;第二,已有文獻多研究旅游創新系統的協調性,而就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較少;第三,已有考察創新影響旅游發展的成果僅為整體視角,忽視了創新類型的不同且未考慮創新滯后性。故本文擬在理論層面立足異質性視角,全面闡釋基礎創新與應用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理;在較科學合理地構建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借助面板模型實證分析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及其區域差異,提出針對性建議,以促進二者融合發展。

1 機理分析

1.1 基礎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基礎創新是發展的源頭,高質量發展需要進一步強化原始性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A創新作為一種原始性創新活動,具有研發周期長、風險大和投資回報低等特點[29],不能直接提供新產品與服務,但利于發現新的科學知識和凝練新的科學原理,促進創新成果生成[5],進而影響旅游業高質量發展。(1)基礎創新影響旅游專業化水平。由于基礎創新產生的通識性知識具有非排他性與技術吸收效應[30],旅游從業人員不斷學習新知識,增強創新適應能力,創造更多成果以滿足旅游業高質量發展。(2)基礎創新影響旅游產業結構升級。在旅游產業變革與動能轉換的攻堅期,基礎創新不斷豐富旅游地理學科知識、發展旅游信息技術,以數字化、智能化引領旅游新業態、開發旅游新產品和更新游覽模式等為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新機遇,從而影響旅游業發展質量和效率。

1.2 應用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在社會需求拉動下,應用創新致力于將基礎創新轉化為實際運用的形式,從而形成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增長點。(1)應用創新為旅游發展提供新動力。伴隨著發展環境受損,應用創新推動的區塊鏈和“黑箱”技術等不僅便捷了旅游服務,同時可能倒逼旅游業提質升級[10]。(2)應用創新直接影響旅游經濟效率。創新要素持續投入有利于緩解旅游要素投入不足的難題,促進旅游活動與產品多樣化發展。(3)應用創新可以改善旅游目的地的生態環境。清潔技術的創新能夠有效降低旅游碳排放和提高污染治理能力,從而為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環境;AR與VR等技術創新不僅增強旅游體驗,也減少了對旅游資源的破壞。

1.3 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的交互項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為依托條件不同的兩種創新模式,基礎創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時間較長,應用創新相對較直接,但兩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經濟效率[29]?；A創新必須在實際應用中產生次生知識,實現技術創新以提高生產率,即應用創新不足將難以落實基礎創新,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儲備、高素質人力資本及技術設備供給也無法得到滿足,從而制約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同時,基礎創新是所有創新的根本源頭,是科技創新的總機關,是應用創新產出及成果產業化發展背后不可或缺的理論創新。沒有雄厚的基礎創新實力做后盾,就沒有高水平的應用創新,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所需創新動力就不足?；A創新與應用創新需建立良好互動,才能持續提升整體創新水平,因此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的交互項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不容忽視。

2 變量選取與研究方法

2.1 變量選取與處理

2.1.1 被解釋變量:旅游業高質量發展(H) 高質量發展是發展質量的高級狀態[31]。其不僅指經濟總量的增長,更包括了與社會、民生和生態等的全面協調,需要著重解決經濟、社會和環境等發展中的矛盾與問題[32]。新時代旅游業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性支柱產業,亦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幸福產業,其高質量發展承載著經濟運行更加高效、生態環境更加綠色、產品資源更高品質、民生服務更有保障等目標[14],是旅游經濟、旅游資源、生態環境和社會民生等的有機統一,是高效、公平和綠色的可持續發展,故任何單一指標均無法全面評判旅游業高質量發展[13]。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容之一,故本文在借鑒旅游經濟質量的研究并參考高質量發展的有益探索的基礎上[1,5,8,33],遵循指標的可定量統計原則,選取經濟質量、社會服務、民生質量、環境質量和文旅融合5個維度構建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表1)。通過熵值法計算各指標權重,再由線性加權法得到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綜合指數[12]。

表1 旅游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

2.1.2 核心解釋變量:基礎創新(B)與應用創新(A) 借鑒相關研究,采用研發經費內部支出衡量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3,34]。收集數據時發現,2009年前后基礎研究經費內部支出的統計方式不同,故為保證統計口徑一致和數據科學,均按照2009年的統計法:基礎研究內部經費支出為高等院校與研究機構之和,應用研究內部經費支出為應用研究和R&D之和,并參考王娟等[34]的研究將經費轉為存量數據(基期為2005年、折舊率為15%)。為消除價格波動的干擾,以R&D價格指數平減相關數據[35,36]。具體公式為:

R&Di,t=(1-δ)×R&Di,t-1+Ii,t,

(1)

(2)

式中:R&Di,t與R&Di,t-1分別為i省份在t年和t-1年的研發經費資本存量;Ii,t為i省份t年研發經費內部支出;δ為資本折舊率,取值為15%。計算前需先預估各省份基年研發經費內部支出的存量值,假定研發經費資本存量增長率與R&D經費內部支出增長率相等,則i省份基期研發經費資本存量R&Di,0為式(2)。其中,Ii,0為i省份基年的研發經費內部支出;gi為研究期內i省份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年均增長率。

2.1.3 控制變量 1)城鎮化(U)。城鎮聚集的眾多人口衍生出了多樣化需求,為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擴大了需求市場;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為旅游業發展提供更加完備的基礎設施。采用城鎮化率表征[37]。2)對外開放(P)。旅游業作為開放型產業,國際貿易交流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壘,增加信息流動和新技術傳播,由此帶動發展水平的提升和產業內競爭的加劇,倒逼旅游供給質量的優化。采用進出口總額/地區GDP表征[34]。3)政府干預(G)。政府管理主要通過財政與貨幣政策發揮作用,財政支出是政府活動的選擇,體現了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支持。采用地區財政支出/地區GDP表征[38]。4)產業結構(S)。產業結構體現著旅游資源的配置效率,結構合理與優化升級能提升旅游服務的專業化水準并增強旅游吸引力。采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地區GDP表征[39]。

2.2 模型構建

2.2.1 基準回歸模型 因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均可影響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故構建基準回歸模型如下:

lnHit=α0+α1lnBit+βXit+εit,

(3)

lnHit=α0+α2lnAit+βXit+εit,

(4)

lnHit=α0+α1lnBit+α2lnAit+βXit+εit,

(5)

式中:lnHit為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對數形式;lnBit和lnAit為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的對數形式;α0為截距項;α1和α2為基礎創新與應用創新的待估系數;X為各控制變量,β為其系數;εit為干擾項。

2.2.2 納入交互項的回歸模型 為考察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的交互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引入二者交互項展開探討。模型如下:

lnHit=α0+α1lnBit+α2lnAit+α3(lnBit×lnAit)+βXit+εit,

(6)

式中:lnBit×lnAit為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的交互項;各變量含義同基準回歸模型。因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的非及時性,即存有不同程度的滯后,故借鑒前人研究對lnBit,lnAit和lnBit×lnAit的不同滯后期進行分析[34],以更準確反映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2.3 數據來源

選取2005—2019年中國30個省份(西藏與港澳臺地區除外)的面板數據展開研究。其中,旅游收入、演出場次數等數據源于2006—2020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文化與旅游統計年鑒》《中國文化文物與旅游統計年鑒》;公路與鐵路密度、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各控制變量等宏觀數據源于2006—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醫療與衛生條件等數據源于2006—2020年《中國社會統計年鑒》;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等相關數據源于2006—2020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少數缺失值通過插值法補充。

3 實證結果

3.1 基準回歸分析

經LLC,IPS與Hadri檢驗法驗證了各變量穩定,繼而由Hausman檢驗與F統計選擇最適合的模型展開實證分析(表2)。

表2 基準回歸分析

表2中列1和列2分別為僅考慮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的結果,此時二者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41和0.075,均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均顯著驅動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列3為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共同作用的結果,二者的回歸系數明顯降低但依舊為正,說明創新能夠促進旅游業高質量穩中向好發展,且應用創新的影響更大。列4～列6分別以列1～列3為基礎,將各控制變量納入考量分析。由列4～列6知,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的回歸系數明顯減小且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創新在一定程度上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產生消極影響,可能原因是現階段我國基礎創新水平還不高,特別是前沿核心技術創新在驅動高質量發展上存在支撐不足的現實問題;同時,應用創新的發展也需要基礎性創新供給,旅游業缺乏創新成果而使企業創新投入意愿低,制約了旅游業邁向高質量發展新臺階。

3.2 加入交互項的回歸分析

一方面,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二者相輔相成,故對二者交互項的考察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創新成果轉化過程復雜且周期長,故分析創新的滯后性極具現實意義。本文重點探討納入交互項并考慮滯后性時的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表3)。

表3 加入交互項的回歸分析

因基礎創新發揮作用所需時間較應用創新更長,故將列1～列4的滯后期數分別設為(0,0),(1,0),(2,1)和(3,2),列5～列8為加入控制變量后的結果。由列1～列4知,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基礎創新的系數隨時間推移漸增,表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時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存在不可忽視的正影響;二者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負且顯著性呈下降趨勢,即交互項的消極影響漸趨收斂。由列5～列8知,在納入控制變量時,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的回歸系數均明顯減小,從長期來看,基礎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更大,在旅游業高質量發展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也表明短期內我國仍依賴技術引進的應用創新來帶動產業發展,但應注意到國外技術引進與模仿創新的促進效應是有限的,長期發展應該重視增強自身基礎創新實力和豐富學科知識體系,以此推動旅游技術革新、產業結構升級和產品品質提升,最終實現旅游業高質量發展。

由各控制變量分析知:(1)城鎮化的回歸系數始終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城鎮化發展吸引的人才等要素的聚集和城鎮所擁有的優良環境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產生了積極效應。(2)對外開放主要通過國際交流引進先進的設備,通過知識溢出拓寬發展視野,從而正向促進旅游業高質量發展。(3)政府投資更傾向于重工業等高收益產業部門,而旅游業屬于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故長時期政府不合理管制可能阻礙旅游業發展質量提升。(4)產業結構前期仍處于轉型階段,技術水平仍待提高,旅游有效供給不足等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對旅游業產生了消極影響;但后期伴隨科技創新取得新進展,產業結構漸趨合理而使負面影響減小。

3.3 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區域差異

為考察基礎創新、應用創新及二者的交互項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區域差異,進一步對東、中、西三大區域展開分析;同時為清楚反映創新影響的長期效應,僅展示滯后期為(0,0)和(3,2)時的結果(表4)。①就基礎創新而言,其當期和滯后期的影響強度均呈“中部地區 >東部地區 >西部地區”的格局,可能原因是中部地區旅游資源豐富,擁有高素質的旅游專業人才,有助于更好掌握與發揮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積極作用。②就應用創新而言,其當期和滯后期的影響強度均為“東部地區 >中部地區 >西部地區”,主要因為東部地區創新活動頻繁,成果轉化率相對較高,更好地滿足旅游者的創新需求,因而更好地推動旅游業高質量發展。③就二者的交互項而言,僅在西部地區發揮正向作用,這與其傾向性旅游扶持政策及獨特的旅游資源優勢密切相關;但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在西部地區并未達到理想效果,表明西部地區受產能較低、經濟較落后,自然條件較差等的影響,仍處于國家創新發展的“谷底”,因此旅游業未真正獲得創新發展的“甜頭”;在短期內旅游業發展質量提高緩慢,導致創新落后成為西部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制約及難啃的“硬骨頭”。

表4 分地區回歸分析結果

3.4 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上述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從三方面進行檢驗(表5):①為防范內生性,采用一階滯后的被解釋變量重新估計(列1);②為降低研究方法的影響,以系統GMM法進行估計(列2);③為避免變量依賴性,以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強度衡量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再次進行回歸分析(列3)。

表5 穩健性檢驗

由列1和列2知,關鍵變量的回歸系數的大小及方向等無明顯變化,與前文表3列5基本保持一致。由列3知,當以經費投入強度衡量解釋變量時,各變量的符號基本未變動,僅基礎研究變為負值,可能緣于經費投入強度衡量的是創新活動的原始資金儲備,與實際經費存在一定差別。整體而言模型回歸結果平穩。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文通過構建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評價體系,從異質性視角分析了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及其區域差異,進一步探討了基礎創新與應用創新的交互項及滯后性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

1)由基準回歸分析知,基礎創新與應用創新均顯著驅動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而引入各控制變量后基礎創新與應用創新的回歸系數均降低。

2)考慮基礎創新與應用創新的交互項時,基礎創新與應用創新依然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存在積極影響,且長期內基礎創新產生的影響更大;二者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負值,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旅游業高質量發展。

3)創新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主要表現為:短期內應用創新的影響強度呈“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態勢;長期則基礎創新上升為主要驅動力,表現出“中部地區>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的特征;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的交互項僅在西部地區存在積極影響。

4.2 建議

1)筑牢基礎創新戰略地位,培育旅游創新型人才。一方面,基礎創新的長期效應突出,應加大研發資金投入,創新旅游發展理念,重視推動重大科研設施建設和原創性開發,合理配置創新資源,創造良好的科研環境,從而提升旅游強國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健全旅游創新型人才培訓體系,優化旅游人才結構,推行產學研用聯合培養高素質旅游人才,提高旅游從業者技術素養與綜合創新能力,進而滿足高品質旅游需求,加快旅游質量提升。

2)加強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統籌規劃,探索長效協調途徑。一方面,我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存在脫節現象,要提高基礎創新到應用創新的轉化率,真正構建產業鏈與創新鏈融合機制,切實發揮創新驅動旅游發展。另一方面,短期內旅游企業可借助引入與模仿創新推動產業發展,但長期來看,應給予旅游企業基礎創新補貼,協助其由模仿創新向自主創新轉變,著力提高旅游基礎創新能力,深化基礎和應用的聯系,培育旅游業高質量發展持久動力。

3)縮小區域創新差距,加強旅游創新融合交流。各區域應合理布局研發創新資源,深化創新驅動產業改革,東部地區要大力發展基礎創新,由“先發帶后發”同步提高創新水平;中部地區要積極引進優質創新成果,主動接受創新溢出,構建旅游雙循環格局;西部地區應憑借獨特的旅游資源優勢與西部大開發戰略,構建多層次科技合作平臺,提升地區開放創新能力,打造特色創新高地,推動區域旅游創新能力提升,最終實現旅游業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