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論視閾下日本學校危機管理體系研究

王 巍

日本學校危機管理是日本應急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日本學校危機管理體系的研究應該放置于日本應急管理問題研究的宏觀視閾中，放置于日本應急管理機制的知識背景中。應急管理機制是為科學預防、有效應對和妥善處理突發事件，政府、社會團體在長期應急實踐過程中共同總結提煉，并經實踐驗證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①章先華, 賈仁安, 王翔. 論我國應急管理機制創新??從疫情應急角度分析[J]. 江西社會科學, 2012(2): 227-232.同時也是涵蓋突發事件應對全過程中各種系統化、制度化、規范化和理論化的方法舉措。②閃淳昌, 周玲, 鐘開斌. 對我國應急管理機制建設的總體思考[J].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2011(1): 8-12.目前關于日本應急管理問題的研究，從宏觀層面來看，主要聚焦于“一案三制”，從微觀層面來看，傾向于用不同方法分析不同行業的應急管理問題。第一，特征論，闡釋日本應急管理機制的主要特點，聚焦特征化分析。傅世春認為日本應急管理機制具有廣域合作、多元協同、全民參與、信息集成等特點；①傅世春. 日本應急管理體制的特點[J]. 黨政論壇, 2009(4): 58-60.崔云逸和李浩認為日本應急管理機制是在總結歷次重大危機事件的經驗上不斷豐富形成的，具有“共同參與”的特點；②崔云逸, 李浩. 從新冠疫情看日本的應急管理機制[J]. 日本問題研究, 2020(6): 8-14.劉亞娜和羅希指出日本已經形成了集預防與應急功能于一體的多元社會主體參與的應急管理機制，具有重視預防、條塊結合、重視基層的災害應對能力建設等特點。③劉亞娜, 羅希. 日本應急管理機制及對中國的啟示??以“3.11地震”為例[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 16-20.第二，類型論，從類型上探討日本應急管理機制，聚焦類型化分析。大致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方面是對象類型化研究，對學校、企業、社區、城市應急管理機制進行分類研究，如胡海華對日本高校突發事件應急機制原則和舉措的闡釋；④胡海華. 美國、日本高校危機應急機制的比較及對我國的啟示[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6): 125-127.另一方面是災害或突發事件類型化研究，對自然災害、公共衛生或公共安全事件的應急管理機制隱性問題與建設策略開展探討，如水野樹和花岡一雄對日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機制資源結構非均衡的揭示；⑤水野樹, 花岡一雄. 日本におけtf救急醫師數および救急醫療施設數の地域較差キーワード[R]. 2004: 593-604.另一方面是內容類型化研究，圍繞具體機制內容進行分類探討，如俞祖成對日本公共衛生危機應急管理機制的應急指揮機制、信息管理機制、市民救助機制和法律應對機制的闡釋；⑥俞祖成. 日本地方政府公共衛生危機應急管理機制及啟示[J]. 日本學刊, 2020(2): 12-22.蔣遠勝、汪霞、周雪梅對日本應急管理金融制度的探討；⑦蔣遠勝, 汪霞, 周雪梅. 美國和日本應急管理中的金融制度安排及啟示[J]. 西南金融, 2009(5): 51-53.張翰、薛松、馬莉等對日本能源應急保障機制的研究；⑧Han Zhang, Song Xue, Li Ma.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Japan's Emergency Power Supply Guarantee Mechanism[J].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680(1): 48.劉愛華和劉海燕從應急聯動機制、公共財政應急反應機制、法治建設機制、國防動員機制、全民參與機制等層面對中日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機制的比較分析。⑨劉愛華, 劉海燕. 中美日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機制的比較研究[J]. 工業安全與環保, 2010(9): 4-6.第三，要素論，闡釋具體要素與日本應急管理機制的因果關系，聚焦要素性分析?？傮w上分為三個方面，一方面是構成要素研究，如羅章和李韌對日本應急管理體制的機構設置、職能劃分和協調網絡等要素進行研究；⑩羅章, 李韌. 中日應急管理體制要素比較研究[J]. 學術論壇, 2010(9): 76-82.龐宇對日本應急組織結構和主體要素進行分析闡述；?龐宇. 美日澳應急管理體系現狀及特點[J]. 科技管理研究, 2012(21): 38-41.一方面是作用要素研究，如張多揭示了日本地震災害應急管理機制的信息傳播作用差異；?張多. 中日地震災害信息傳播機制比較研究[D]. 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 2011: 1-48.儲節旺和陳善姍闡釋了日本政府應急管理機制中的大數據應用差異。?儲節旺, 陳善姍. 大數據背景下中美日政府應對突發事件管理機制創新的比較研究[J]. 情報理論與實踐, 2017(10): 123-129.還有環境要素研究，如黃宏純科學分析了地緣政治環境因素變遷對一國應急管理機制建設的影響。①黃宏純. 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機制研究??基于地緣政治格局變遷[J]. 人民論壇, 2016(2): 59-61.

總體來看，當前對日本應急管理問題研究側重于單一維度的“點”研究，從類型學、系統學、文化學等抽象維度展開分析，但對具象化對象，如日本中小學校的應急管理體系關注不夠，且傾向于單一學科內部邏輯“脈絡”的演繹，缺少跨學科交叉分析視閾。即使關注日本學校應急管理機制建設，但大多聚焦于原則、舉措等抽象維度，對日本學校應急管理機制的生成性和過程性分析不足，特別是對日本中小學應急管理機制的理念、責任、機制與空間等構成要素分析以及相互之間的關聯分析不足，導致分析視角單一化、分析維度刻板化、分析邏輯表層化。因此，為更好地“透視”日本學校尤其是中小學應急管理或學校危機管理體系，建立系統論分析框架，將日本學校危機管理體系視為系統整體，對其進行“工具性”解構，析出理念、責任、機制與空間系統要素維度，將研究切入點設置于日本中小學危機管理的理念、責任、機制與空間系統要素構成以及相互之間的轉換分析上，建構系統要素邏輯關系鏈條，聚焦“過程性”分析，從理念、責任、機制與空間系統要素層面進行“工具性”解構，從相互轉換邏輯層面進行“關聯性”建構，探究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系統的要素構成與互動邏輯，從深層次上“回應”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系統特征，并為我國學校危機管理體系建設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系統分析

（一）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理念要素

學校作為社會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教師傳授知識的場所，也是青少年學生聚集的地方。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在日本校園里，多次發生影響學校正常運轉，造成校園動蕩的突發危機事件。校園安全事件的頻發引起了日本政府對學校安全問題的高度關注，在日本政府主導下，構建了各方通力協作的學校安全網絡，逐漸形成了完善的學校危機管理體系，從而增強了全社會應對校園突發安全事件的能力。

日本將學校安全管理視為“學校危機管理”，即一些突發的事件、事故、災害等也被籠統地稱為“危機”。日本的“學校危機管理”一詞最早出現于1991年海灣危機爆發時，在伊拉克的日本人學校為確保安全所采取的各種應對措施之中。事實上，日本各界對“學校的危機與危機管理”從不同的角度給出各自的解讀。學者牧昌見認為，“從廣義上講，學校危機管理包括與教育活動直接或間接有關的所有事項”；②牧昌見. 學校の危機管理[M]. 東京: 東洋館出版社, 1991: 38.永岡順認為，“學校的危機分為長期危機、中期危機和短期危機”，“所謂長期危機，如學生人數的不斷減少等”，而“短期危機則包括學校發生的各種糾紛，如學生的錯誤行為、教師丑聞、傳染病與中毒事件、地震、臺風和洪災等自然災害”。③永岡順. 學校の危機管理??予防計畫と事後処理[M]. 東京: 東洋館出版社, 1991: 54.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定義，所謂學校危機管理是指為保護學生以及教職員的生命安全以及確保日常教育活動的順利進行，維護學校的信譽，在努力做到預見危機、回避危機的同時，將危機造成的損失降到最小的行動。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的主要目標是確保學生與教師的生命安全，維護教學秩序與學校聲譽，核心價值指向（師生共同）安全、（教學）有序與穩定。

危機的發生具有不確定性，指向危機的管理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預見危機事態的發生，采取“前饋”控制，制定應急預案，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因此，日本學校危機管理實質上指向于“不確定規避”，強調用完善的應急管理體系來盡可能地降低不確定性，減少不必要的損失，保障生命安全。在本質上日本學校危機管理是最大限度地規避不確定的“安全化行為”和“安全性理念”的耦合體系。

在日本學校危機管理中，為了及時有效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埼玉縣立南教育中心政策研究部將學校危機具體劃分為5種類型，即學生型、教師型、學校運營型、學校設施設備型以及非常災害型，不同類型所面對的危機有所差異，其中，在校學生出現危機的概率要遠遠大于其他領域（見表1）。①Ganesh Kumar Jimee, Kimiro Meguro, Amod Mani Dixit. Learning from Japan for Possible Improvement in Existing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System of Nepal[J]. Open Journal of Earthquake Research, 2019, 8(2): 85-100.

表 1 日本學校危機的具體分類

（二）日本學校危機管理責任框架要素

最大限度規避不確定、實現共同安全是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的核心理念，理念需要轉化為具象的操作文本以指導行為。為此，日本政府構建了責任框架，將危機管理理念進行可視化呈現，確定主要責任主體?學校和行政管理部門，通過學校和行政管理部門的職責體系“表達”核心理念。

日本建立了學校危機管理的“雙責任”框架，學校責任和行政管理部門責任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共同致力于維護學校安全，保障師生生命安全。

對學校而言，為最大限度規避不確定、實現共同安全，學校應該承擔主體責任、管培責任和協作責任，具體包括以下六大類。①Makia Cisse, Toshitaka Okato. The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of School Management in Japan: Focus on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J]. Journal of College Teaching & Learning, 2011, 6(5): 1140-1140.

第一，安全主體責任。校長承擔學校危機管理的領導責任，教師擔負協同管理責任，充分發揮班主任的班級管理能力與作用。在校長牽頭下組建以教師為主體的應對危機協同管理組織，編制具有本校特點的危機管理手冊。

第二，教師培訓責任。從危機管理的立場出發，積極開展校內研修活動，使教師充分了解學校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不斷提高教師的危機意識。在推行可視化的學校運營以及教育活動過程中，提高教師的問題意識和管理能力。

第三，常規管理責任。重視學校的常規管理，為實現學校教育目標而實施的課程設計、校內活動安排、校務分工、請示報告以及教職工協商體制，日常安全檢查、緊急聯絡網的維護、公文保管等都已成為危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四，關心教師責任。關心教師，保障教師的身心健康。建設有利于發揮教師個性特長的制度環境。充分發揮教師在培養學生和在學校建設中的獨特作用，尤其是構建相互批評、相互信任的信賴關系對提高教師的管理能力，防止失言以及體罰學生等問題的發生極為重要。

第五，安全教培責任。培養學生寬大的胸懷、包容的心境和生存的能力，對于學生的心理危機干預管理具有重要意義，如開展創建快樂班級、快樂校園活動，在教育活動中增加自然體驗和社會體驗等內容。同時，對學生進行經常性安全教育和防災避難應急演練。教師在日常的教育活動中，有義務確保學生的安全，指導學生預防危險事件的發生。

第六，社會協作責任。學校要加深與學生家長的相互理解，增進與社區的合作。學校要面向全社會開放辦學，平時注意保持與學生家長、社區和媒體的溝通，建立起穩固的信賴關系，這對提高學校的危機管理水平至關重要。另外，加強與相關機構的協作，尤其是要加強與有關教育部門、警察、消防、市町村政府以及青少年組織的緊密合作，強化危機管理的社會協同。

日本中小學當前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危機管理責任鏈條，制定了詳細具體的危機管理責任規范，明確了校長、班主任、授課教師、輔導員的角色與職責，并編制了具有本校特色的危機管理手冊，有效提升了責任框架的精細化程度與可操作性。在日本東京、大阪、神戶等地的中小學，圍繞著主體責任與管培責任，學校制定了細致的責任清單，明晰了責任邊界與應對規范，有效增強了學校應對危機事件的處置能力，使學校能夠在第一時間辨識與處置校園欺凌、暴力以及災害事件。同時，在日本京都的中小學還開展了突發事件演練活動，在教學活動中增加了災害模擬體驗內容，注重培養學生的防災意識與生存技能。此外，為推動社會協作責任的有效落實，日本橫濱中小學加強了與教育委員會、警察廳的緊密合作，構建了學校?警察協作關系，通過協議及時溝通不良少年的相關情況，將犯罪苗頭消滅在萌芽狀態，當前隨著信息橫向溝通的不斷強化和共享信息數量的不斷擴大，橫濱中小學的校園暴力事件發生次數已呈明顯的下降趨勢。

為最大限度規避不確定、實現共同安全，行政管理部門應該承擔管理督查責任、補償保障責任和溝通聯絡責任，具體包括以下八大類。①岡田晃. 第18期日本學術會議會員推薦管理會の任期を終えtfに當ftって: 推薦管理委員會報告[R]. 日本學術會議,2001: 7-12.

第一，教師研修責任。改進和充實教師的研修活動。按照危機管理的要求，對新任教師開展公務員的使命以及職責的年度進修教育，應該包括學生、教師、非常災害等危機管理的內容。

第二，指導檢查責任。編寫和發放危機管理案例集、宣傳資料和學生手冊，有效預防和應對學生易發問題（逃課、欺負、盜竊、暴力）。同時，提高教師的倫理修養，加強對學校設施的安全檢查，并注意及時與媒體溝通。

第三，財政保障責任。健全維護學校設施及設備的財政措施。為確保學校教育的順利實施和學生的生命安全，學校在財政上要保證設施維護以及設備維修經費。另外，要配備完善的防災設施和防災應急用品，以隨時應對突發性災害。

第四，信息公開責任。負責向媒體介紹有關在校學生傷害事故、學校開展的各項活動、教師丑聞等信息情況，并從教育管理的角度給予必要的指導和建議。

第五，教資配置責任。針對學生的各種不端行為和教師的煩惱，配備輔導員，充實和增設以學生、家長、教師為對象的咨詢機構。另外，通過召開實例報告分析會，提高咨詢員和志愿者咨詢員的專業服務水平。此外，各學校要從年齡構成、教學經歷、男女比例平衡的角度進行教師配置，合理配置教師資源對順利推進學校運營以及建立能應對危機的組織體制具有重要作用。

第六，教師錄用責任。改進教師錄用辦法，以是否具有高度責任感、使命感以及為人熱情等重視人性化的選拔方法來錄用教師。

第七，教師懲戒責任。教師應該明確在危機管理方面的職責，一旦觸犯法律，就要受到嚴厲的處罰，當發生體罰學生的丑聞時，教師不但要受到社會輿論、法律等處罰，學校還應該將處罰結果公布于眾。

第八，災害補償責任。有效執行災害補償規定，針對學生的傷亡事故，協助日本體育以及學校健康中心實施恰當、迅速的災害補償。

日本行政管理部門當前構建了比較完整的學校危機管理責任規范，已經形成了以“人、財、物”為主要內容、廣覆蓋的責任框架。在“人”方面，日本行政管理部門抓住“教師”這一關鍵群體，制定了詳細的管理規定與考核辦法，嚴把教師選聘關、教師培訓關與教資分配關，構建了從教師選錄、教師分配到教師培養、教師發展再到教師考核、教師懲戒的廣覆蓋責任鏈條。在“財”方面，日本政府有效踐行資金保障責任，在每年的財政預算中會劃撥專項資金用于學校安全設施設備的維修與保養，同時，為有效減輕學校在突發災害中的經濟壓力，東京等地還建立了用于災害補償的政府性基金。在“物”方面，日本行政管理部門制定了嚴格的學校安全設備核查辦法與檢查程序，通過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檢查夯實學校應急管理的物質基礎，提高學?？癸L險的物質能力。

總體來看，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的“雙責任”框架（學校責任和行政管理部門責任）建構了多元特征，凸顯了多重價值。

首先，協同特征與合作價值。學校責任與行政管理部門責任并非相互割裂、相互分離或相互重疊，而是相互聯系、相互銜接、相互補充、相互協同。比如，行政管理部門對教師研修的責任與學校對教師培訓的責任并非“責任重疊”，而是各有側重，相互銜接。行政管理部門對教師研修的責任重在培育教師的使命感、職責觀與倫理觀以及傳授抽象化的危機管理知識，學校對教師培訓的責任重在使教師充分了解所在學校的具體現狀與存在問題，增強教師在現場的問題意識與危機處置技能（操作知識），具有鮮明的情境導向與操作性表征。同樣，行政管理部門與學校都有編寫危機管理資料的責任（傳遞與擴散危機管理知識的責任），但并非相互重合，而是互為補充，行政管理部門側重傳遞與擴散普遍意義的危機管理知識，學校側重傳遞與擴散具象意義的危機管理知識與場景化知識。此外，無論是學校責任，還是行政管理部門責任，都指明了加強與媒體、社會協調的必要性，突出了政府、學校、家庭、媒體、社會之間的協同意義。責任的相互銜接、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相互協同催生了“責任共同體”，建構了緊密的協同網絡與合作空間，在深層次上凸顯了“多元合作”的價值內涵。

其次，人文關懷色彩與人本價值。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的責任框架并沒有將責任絕對化，從而遮蔽責任主體的“內在權利”，而是將相關責任主體放置于人文關懷的視野中，揚棄了責任的“神圣光環”與“絕對尺度”。比如，在學校責任框架中，雖然建構了教師的危機管理責任內容與意義空間，但是并未剝奪教師的內在需求與發展權利，相反，向教師注入了人文關懷，關心教師、關愛教師，構建有利于教師成長的軟環境，有效保障教師的身心健康，在學?？磥?，教師的身心健康才是學生受教育權利的根本保障。在行政管理部門責任框架中，針對教師的煩惱，配備輔導員，同時充實和增設以教師為對象的咨詢機構，同樣給予了教師人文關懷。教師的危機管理責任是建立在尊重教師、關心教師、關愛教師、關懷教師的基礎上，立于人文關懷與人性化尺度之上。人文關懷的注入不僅能夠有效激活教師的內生積極力量（為責任實踐提供內生動力），也能夠建構責任框架的道德合法性，同時規避了將責任框架異化為外在的絕對強制力量的傾向。責任框架的人文關懷賦予了“人”的積極向度，彰顯了“人的溫度”，建構了人性尺度，凸顯了人本價值意蘊。

再次，他人本位評價特點與交互價值。在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的責任評價上，注重學校內團體的評價，并將內團體的他者評價作為調整自身行為的重要依據，通過自身行為的調整實現團體的一致。在學校責任框架中，將構建相互批評、相互信任的信賴關系視為提高教師危機管理能力的關鍵。通過教師的互評協調行為，并在教師的互動中建構緊密的關系體，構筑學校安全的穩定基礎。

最后，透明特征與公開價值。在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的責任框架中，無論是學校，還是行政管理部門都有向媒體、家長和社會公開信息、保障民眾知情權的責任。在學校責任框架中，明確了向社會開放辦學的要求，強調了與學生家長、社區和媒體保持日常性、常態化溝通與信息交流的必要性。在行政管理部門責任框架中，直接規定了信息公開的責任，必須及時向媒體和社會介紹學生傷害事故、學?；顒拥刃畔?，及時公布教師丑聞、處罰結果等情況。從責任的制定到責任的落實，都必須置于媒體和社會的監督之中，確保全過程的透明。透明度的提升不僅可以有效減少信息誤讀與責任誤解的可能性，而且能夠建構責任框架的社會合法性，凸顯了責任公開價值與信息公開意義。保持透明和公開才是提升學校危機管理水平的關鍵。

（三）日本學校危機管理運行機制

為確保學校責任和行政管理部門責任落地實施，推動職責履行，日本將責任體系進行規范化、程序化、機制化再造，推動責任的穩定、常態在地化實踐，構建了學校危機管理運行機制。運行機制分為兩個部分：配置和維護設施設備（危機管理硬件）、提高教職員危機管理意識能力與確立危機管理體制機制（危機管理軟件）。其中，構建安全安心校園是目標，建設安全設施設備是基礎，提升安全能力與安全意識是支撐，完善危機管理體制機制是保障。

無論是學校責任，還是行政管理部門責任，都需要安全設施設備的基礎性構建，職責的履行需要一定的物理基礎，責任的“在地化”實踐需要物理硬件的支撐，危機管理硬件具體包括以下四個方面。①Aiko Sakurai, Takeshi Sato. Promoting Education for Disaster Resilience and 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J]. Journal of Disaster Research, 2016, 11(3): 402-412.

第一，信息管理系統。開展校園調查活動，及時收集和預知有關學生易發的欺辱、暴力等危機信息，并建立數據信息系統。日本文部科學省每年都要進行有關學童行為問題的摸底調查工作，并將調查結果在文部科學省網站上公布。比如針對校園欺凌問題，日本文部科學省向全國各地教育委員會發出通知，要求調查高中以下各類學校的校園欺凌情況，并要求所有公私立學?；貜驼{查報告，東京都也開展了對校園暴力情況的“拉網”大清查，通過調查建立校園欺凌數據庫以更準確地掌握學生信息。

第二，預警和防范設施。日本絕大多數學校都建立起了完備的錄像監視系統。在學生上學、放學沿途以及兒童公園等地，安裝了緊急時刻用的紅色燈具、響鈴、有線通話裝置和報警用的攝像機等。在不少學校門口設置了內置數碼照相機、能夠解答來客詢問、記錄學生上學放學情況的機器人。

第三，緊急聯絡網。日本各學校利用互聯網技術搭建安全管理平臺，建立緊急聯絡網。緊急聯絡網是學校安全防范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生入學時學校會要求每位家長加入這個緊急聯絡網，通過按學校給出的郵箱地址發送一個空郵件即可。所有的緊急事件，或者大小安全事件，都會通過緊急聯絡網及時反饋至每一位學生家長，實現突發事件的應急聯系和動態反饋。

第四，校園安全設備。日本各學校為學生建立了“防范教室”，并定期組織學生進行防范演練。為確保校內學生安全，學校對校內安全管理狀況進行日常檢查，對學校設施設備進行安全巡察，發現學校設施設備有故障時，采取必要措施進行檢修，如果未能修復，及時向學校設置者反映。

在日本學校危機管理運行機制實踐中，以學校、政府、社會團體等多元主體為中心、以危機管理硬件為基礎推動了實踐關系的再構，促成了物理空間的生產，同時也完成了運行機制的空間化表達和空間性呈現（表現為機制實踐?關系再構?空間生產邏輯）。

在危機管理運行機制驅動下，日本政府和學校主導，社會各方積極參與校園安全硬件建設，推動建設以信息管理系統、預警和防范設施、緊急聯絡網、校園安全設備為核心的危機管理硬件。在建設危機管理硬件實踐（安全化實踐）中促成了安全產品生產?消費關系的建構，催化了學校安全共同體的生產，推動了校園安全的物質環境再造，實現了校園安全的物理空間構建，奠定了校園安全的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學校責任和行政管理部門責任需要能力和機制的條件性支撐，職責的履行需要一定的能力基礎和機制保障，責任的“在地化”實踐需要環境軟件的支持，危機管理軟件具體包括以下兩大方面。①Toyokazu Urano. The Changes of Japanese School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rue[J].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1999, 17(3): 216-233.

第一，安全能力與安全意識。安全能力與安全意識主要包括參加安全方面的進修學習，掌握危機發生時的應對要領。首先，根據實際情況，學校制定出應對要領內容，即危機發生時教職員應該熟知采取措施的具體內容以及規定的流程。其次，通過訓練讓教職員了解和掌握危機發生時的應對要領和處置技能，學會在危機發生時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學生安全。再次，通過培訓讓教職員掌握危機發生后的心理疏導方法，提高心理干預能力，對危機事件發生后受害的學生及其家人進行及時心理干預支援。

第二，法制和危機管理協作機制。日本早在1958年4月就制定了《學校保健法》。面對紛繁復雜的安全形勢，為適應學校安全管理的需要，日本政府于2008年6月對該法進行了修訂，并改名為《學校保健安全法》。將“安全”加入法律層面，使學校不僅要承擔保護師生生命安全的法律責任，更重要的是學校安全管理將有法可依?！秾W校保健安全法》明確了學校設置者對學校安全的責任與義務，為了確保學生的安全，設置者在學校要努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因事故、暴力行為以及災害等給學生帶來的危險，并完善和充實學校的設施設備以及管理運營體制，以妥善應對事故等對學生造成的危害，同時，為確保校內學生安全，學校必須制訂安全計劃并對學生的學校生活（上學、放學途中）及日常生活中的安全問題進行指導。日本文部科學省作為中央教育行政部門，還制定了一系列應對危機的手冊和指南，如2002年12月編發了《當可疑人進入學校時的危機管理手冊》，2003年6月向學校發放了《學校安全管理措施事例集》，2006年1月出臺《關于確保上學放學安全措施事例集》，2006年2月文部科學省教育政策研究所編制《學校設施防范對策措施事例集》，2009年11月文部科學省公布了《學校危機管理手冊》，明確規定各種危機的類型、階段以及對危機預防和反應的措施。日本內閣從2005年起發布《保護孩子不受犯罪傷害》年度報告，就學校、社區和家庭的對策措施和防范教育現狀進行考察并提出改進建議。

日本學校危機管理是多元主體的有機協同，是學校與政府、家長、社會團體的通力協作，構建了完善的社會支持系統與協作機制。首先，建立政府對策機構協作機制。文部科學省設置了“兒童安全對策支援室”，目的是將文部科學省內所有有關兒童安全方面的機能統一起來，對校園欺凌事件以及在校外活動中發生的事故和因自然災害、惡性犯罪所造成兒童死亡，或者使兒童陷入危險狀態的事件等提供危機處理指導。支援室由21名成員組成，室長由文部科學省的官房長官擔任，包括來自警察廳的兩名職員，此外還聘請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從事校園安全對策研究的專家。①中島ちfhと.學校経営に対すtf管理職の意識変容:―シンガポール日本人學校を事例にして―[J]. The Japanese Journal ofEducational Research, 2019, 78(1): 199-200.其次，建立警察廳協作機制。教委會與警察廳簽訂校警合作協議，創建學校警察協作制度，建立聯動體制，完善部門信息橫向溝通機制，共享數據信息，抑制校園內暴力事件的發生，維護校園安全。再次，建立技能專家協作機制。設立由經驗豐富的兒童護理員及警察組成的專家組應對虐待兒童問題，以便迅速作出判斷并采取臨時保護等必要措施，同時，設立兒童心理咨詢室、建立兒童保護體制的有識者會議、向學校派遣“學校生活顧問”，有效保障學生安全。②池田隆英. 日本におけtf「學校の安全·危機」言説の展開:「教育と管理」の維持と「専門的事項」の捨象という枠づけ[R]. 岡山県立大學デザイン學部紀要, 2020: 87-95.再次，建立學生家長協作機制。依托緊急聯絡網和安全管理平臺，創建緊急聯絡網制度，強化與學生家長的應急聯絡，防范突發事件信息阻塞。最后，建立社會團體協作機制。由政府雇傭民間保安公司的警衛人員常駐學校，提供安保服務，同時，與地方志愿服務團體合作建立校內外巡邏機制并制定防范可疑人員非法侵入校園應急體制，確保學生上學放學安全。

在日本學校危機管理運行機制實踐中，以學校、政府、社會團體等多元主體為中心，以危機管理軟件為基礎推動了社會關系與文化關系的重構，促成了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的生產，同時也完成了運行機制的空間化表達和空間性呈現（具體表現為機制實踐?關系重構?空間生產邏輯）。

在日本學校危機管理協作機制驅動下，政府以權力交互實踐為中介，以組織互動為表征，以人力資源統籌為保障，構建跨部門協作網絡，推動文部科學省、警察廳、教育政策研究所等主體之間應急管理協作關系的再構，促進知識、信息、理念要素的“平行流動”，助推政策溝通與應急聯動，催化學校安全共同體的建構，實現安全共享性社會空間的生產。同時，以應急溝通聯絡實踐、購買安全服務實踐、社會志愿服務實踐為中介，構建學校應急管理的社會支持網絡，推動學校與家長、社會團體等主體之間應急管理協作關系的再構，促進應急聯絡與安保協同，助推學校安全共同體的建構，實現安全共享性社會空間的生產。此外，日本學校危機管理法制建構了多元主體之間應急管理協作關系生產的合法性空間，并使多元主體之間應急管理協作關系的再生產成為可能?？臻g的生產折射社會關系的建構，日本學校應急管理協作關系的生成進一步推動了學校安全共同體的生產，建構了安全共享性社會空間的非區隔、非離散和去等級化屬性，賦予了鮮明的統一、連續與平等化“色彩”。

在日本學校危機管理運行機制驅動下，以政府、學校、家長、社會團體為主體，以安全培訓實踐、應急演練實踐、安保服務實踐為中介，推動應急技能知識、應急管理常識和安全價值、協作價值、秩序價值的生產與擴散，在應急文化產品供給?消費的表征性關系中推動應急文化知識與價值的生產、擴散、認同，凝聚共有知識與共有觀念，催化學校應急文化共同體的建構，促成應急文化空間的生產。

進一步而言，從空間生產的相互關系上說，在日本學校危機管理運行機制驅動下，物理空間生產、社會空間生產、文化空間生產并非相互割裂或懸浮關系，而是呈現生產性“嵌入”邏輯。在物理空間生產中也在“呈現”具象性社會關系，也在推動社會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在推動危機管理硬件建設、使用、維修與功能拓展中，應急管理協作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得到表達，學校安全共同體和安全共享性社會空間得以“呈現”。同時，伴隨著社會空間的生產、應急文化產品的消費，應急文化知識與價值得到確認與內化，學校應急文化共同體和應急文化空間得以生成與建構。物理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之間的生產“伴生性”和生產“聯動性”構造了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的嵌入型空間生產網絡。

總體而言，從系統論視角來看，日本基于最大限度規避不確定的危機管理理念要素，在理念可視化邏輯驅動下構建了以學校和行政管理部門“雙責”為核心的責任框架要素；為確保責任框架的落實，在責任實踐化邏輯驅動下建立了以危機管理硬件、危機管理軟件為核心的運行機制要素；在運行機制實踐化中，推動了學校、政府、家長、社會團體等多元主體之間實踐關系、社會關系與文化關系的生產和建構，在制度空間化邏輯驅動下形塑了以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文化空間為核心的嵌入型空間生產網絡要素。以理念、責任、機制與空間系統要素和邏輯轉換關系為基點構造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系統要素關聯圖譜（見圖1）。

圖 1 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系統要素關聯圖譜

理念、責任、機制與空間系統要素之間的轉換和互動建構了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系統的層次性、整體性、動態性。首先，危機管理理念要素是責任框架要素生成的邏輯起點，責任框架要素是運行機制要素生成的基礎，而運行機制要素是空間生產網絡要素生成的前提，理念、責任、機制與空間系統要素之間呈現“中心?半中心?邊緣”的圈層化關聯，建構了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系統的圈層結構與層次網絡。其次，危機管理理念要素、責任框架要素、運行機制要素與空間生產網絡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理念、責任、機制與空間系統要素通過理念可視化邏輯、責任實踐化邏輯、制度空間化邏輯實現“生產性”轉換和“生成性”聯動，建構了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系統的“一體化”與整體性。再次，伴隨著理念、責任、機制與空間系統要素之間的轉換與互動，“新”的系統要素可以被“生產”出來，理念的表達是時間的函數，隨著時間的運動而變化，①姚晗. 習近平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系統原理[J].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22(2): 77-88.理念系統要素可以被再構，基于學校危機管理認知與實踐“非線性”發展之上的危機管理理念也呈現“非線性”流變性。在理念系統要素流變的基礎上責任系統要素可以被再造，機制系統要素可以被再建，空間系統要素可以被再生產，系統要素的流變屬性與發展的“非線性”建構了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系統的動態性。

二、啟示與借鑒

日本學校危機管理系統的理念要素、責任框架要素、運行機制要素與空間生產網絡要素具有鮮明特征，理念、責任、機制與空間要素的“生產性轉換”推動著系統的發展與完善?？疾烊毡緦W校危機管理的系統特征與運行邏輯能夠為我國當前中小學危機管理體系建設帶來全新啟示。

（一）樹立學校危機管理理念，促進師生共同安全

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堅持學生與教師共同安全，堅持校內與校外共同安全，堅持學校與社會共同安全。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引領，將中國傳統以人為本的哲學與新時代的安全理念有機融合，樹立以平安、和諧、法治、有序為核心的危機管理價值體系。同時，在學校積極開展危機管理知識普及活動，定期組織教師學習危機管理的理論知識和操作知識，培育危機管理思維，樹立危機管理理念，增強危機管理意識；定期組織學生開展危機管理知識學習，通過理論宣傳、知識講座、模擬演練、影視展播普及危機管理知識，提升學生危機信息感知能力、危機信號辨識能力、危機應對處置能力，增強危機自我管理意識，樹立危機自我管理理念。

（二）統籌學校危機管理責任，構建安全責任共同體

打破橫向行政壁壘，消除條塊分割障礙，有效協調政府、學校、社會、公民的權利、責任和義務，進一步明確學校危機管理權限與管理職責，確立以地方黨委為核心，以地方教育行政部門、應急管理部門和學校為主體，以社會團體和市場主體為補充，各方積極配合的學校危機管理責任體系。圍繞學校危機管理各方責任，組建學校、家長、政府、社會多方參與的危機管理小組，明確協調指揮、溝通聯絡、環境排查、信息發布等各項職責，構建責任體系；制定學校危機管理預案，針對學校和個人層面的潛在危機，完善具體的應對政策與處置程序，確定危機處置、危機演習、危機審計責任主體與責任邊界，構建責任網絡，形塑安全責任共同體。

（三）完善學校危機管理協同機制，增強應急聯動效能

積極推進校園安全管理法制化建設，有效擴散“民警兼任校園法制副校長”機制，加強與屬地公安部門的日常聯動，構建校警協作制度；推動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向學校提供優質公共安全產品，建立社會參與性安全保障網絡；開展與社會公益組織和中介組織的常態合作，實行“志愿服務積分制”和“專家兼職聘用制”，強化正向激勵與人才保障；構建學校與家長的專屬應急聯絡通道，與地方政府大數據平臺和監控系統“鏈接”，利用物聯網，實現信息共享與應急聯動。另外，培育和發展學校應急管理共同體，激活共同體的社會資本效能，構筑多元主體之間的信任網絡、規范網絡與關系網絡，發揮共同體的網絡嵌入功能并以此為依托推動學校危機管理的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與文化空間的生產聯動與生產“共振”，推動學校危機管理的空間生產互聯互動，實現空間聚合效應，增強應急聯動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