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行業規制的經驗與啟示

劉天子

一、引言

“三孩”政策背景下，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的構建作為宏觀人口政策的一項配套政策，間接關系到我國人口政策落實的成效。之前的“全面二孩”政策對于我國人口增長的預期效果并不理想，一個主要原因便是方便可及、價格合理且質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務的短缺，導致家庭內部生育意愿不足，①岳經綸, 范昕. 中國的兒童照顧政策體系: 回顧、反思與重構[J]. 中國社會科學, 2018(9): 92-111.擔心嬰幼兒無人照護降低了社會整體的生育預期。2019年5月國務院重磅出臺了《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優先支持普惠性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的目標，以及“加大對社區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支持力度”的要求；2020年1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促進養老托育服務健康發展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建立家庭托育點登記備案制度，研究出臺家庭托育點管理辦法”；2021年10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的決定，將“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早期教育服務機構應當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提供科學養育指導等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正式寫入法律?？梢?，國家通過政策法規的形式意在支持和引導普惠托育與家庭養育之間的深度融合，以破解我國新生兒童的托育難題，而家庭式托育服務恰是這一融合的重要支點。

所謂家庭式托育，指的是公民個人或者家庭以自有住宅為場所，為0－3歲嬰幼兒提供服務的一種模式。①國家衛生健康委流動人口服務中心課題組. 家庭式托育: 現狀、規制困境與政策建議??基于北京市“民居園”的調研[J]. 2021(4): 52-58.家庭式托育服務融入社區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成為社區托育服務的重要內容以及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家庭式托育也是國際托育服務行業發展的新趨勢，因為相比于其他類型的托育服務，家庭式托育不僅具有就近便利、滿足兒童情感依戀需求、舉辦的靈活性、照顧的持續性及投入成本低等優勢，②劉中一. 托育服務的內涵、實現路徑與保障機制[J]. 中州學刊, 2022(1): 90-105.而且發展家庭式托育可以深度融合家庭教育政策與家庭公共服務政策，成為各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增加家庭功能的重要支點。

澳大利亞全國共有8個州或領地，作為英聯邦國家，其沿襲了早期英國建立起來的家庭式托育服務的悠久傳統。自2006年起，隨著大量移民的涌入，澳大利亞開始對早期保育與教育服務進行深入改革，以滿足不同人群的多元性托育需求，其中，家庭式托育服務由于其便利與靈活的特點成為澳大利亞早期保育與教育改革探索中的一個重點領域。目前澳大利亞已經在實踐中總結出一套較為成熟的關于家庭式托育服務行業規制的經驗，相對其他國家正在開展的家庭式托育服務實踐，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的優勢在供給端體現為服務供給充足、服務類型多樣、服務標準嚴格，在需求端體現為受眾群體廣泛、服務花銷較少、服務評價較高，這為世界各國發展家庭式托育服務提供了標桿，也為當下我國發展家庭式托育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與啟示。

二、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行業規制的核心經驗

澳大利亞對于家庭式托育服務行業規制的核心經驗可凝練為以下三點：第一，政府頂層設計，制定宏觀政策與法規；第二，家庭具體運營，政府給予必要幫扶；第三，多方參與，推動形成行業評價的綜合效能。由此，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非常清晰地呈現出“管辦評”分離式的現代行業治理原則，以下我們便從管理、運營與評估三個層面分別具體分析其實踐經驗。

（一）管理的經驗

政府作為家庭式托育服務的頂層設計者，同時也是行業秩序的維護者與市場的管理者，政府管理主要體現在家庭式托育政策法規的制定、管理部門的分工與協同以及服務質量標準的設定與監管三個方面。

1. 政策法規的制定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從2007年開始著手對早期保育與教育系統進行全面改革，并于2012年頒布了“國家質量框架”（National Quality Framework，NQF）這一全面且系統的早期兒童保育與教育的國家性、綱領性的政策文件，框架包括四個方面：早期保育與教育國家法律與法規；早期保育與教育國家質量標準（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NQS）；早期保育與教育國家質量等級與評估標準；早期保育與教育國家學習框架。①National Quality Framework[EB/OL]. (2017-03-27)[2020-08-25]. https://www.ecrh.edu.au/national quality framework/ law regulations.可以說，澳大利亞所有關于兒童早期保育與教育的發展戰略、管理方式、標準設定以及評估過程全都包含在這一框架體系之中，這是一套手冊性的文件系統。

其中，第一個方面“早期保育與教育國家法律和法規”涉及了澳大利亞關于早期保育與教育領域的政策法規體系，這一體系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國家法律（National Law）和支撐這一國家法律的具體國家管制條例（National Regulation）。前者對國家早期保育與教育服務宏觀發展的方向、核心思想以及基本理念與原則做了規定，但每個州或領地在國家法律的基礎上可結合各地實際需求修改并通過一系列與兒童保教相關的法律；后者則從微觀的質量標準、供應商和服務審批流程、制定評級量表、對服務進行評級和評估、準入的最低要求、人員配置和資格、一系列交易的費用、特定司法管轄區的規定等八個方面對支持這一國家法律做了一系列具體業務上的詳細要求，各州或領地的具體管制條例內容也存在些許的地域差別。

家庭式托育服務作為眾多早期保育與教育服務的一種形式，在符合國家法律的基礎上，其具體業務開展須遵循的政策規定全部鑲嵌在國家管制條例之中，雖然各州或領地的管制條例對開展家庭式托育服務都有著本地的具體規定，但基本都是從以下五個層面進行了具體規定：登記注冊的資格、房屋的安全性、家庭環境、從業人員資質以及設施設備（見表1）。②Qualifications for Family Day Care Services[EB/OL]. (2020-05-18)[2022-08-20]. https://www.acecqa.gov.au/qualifications/requirements/family-day-care-services.在具體操作上，各州或領地的政府會把開展家庭式托育服務的所有具體規定發布到政府部門的網站，并定期更新，想要開展這項業務的家庭可以隨時登錄網站，閱讀相關規定，比對自己現有的條件，當符合各項規定時可通過網絡上傳相關材料等待政府部門的核驗，核驗成功后便可以開展這項業務。

表 1 澳大利亞關于家庭式托育服務開展的具體政策規定

2. 部門分工與協同

首先，澳大利亞具有一個兒童早期保育與教育的全國性協調組織，這個組織名為“兒童保育質量管理局”（Australian Children’s Education Care Quality Authority，ACECQA）。負責設計、統領并監管早期保育與教育“國家質量框架”相關政策法規的落實與實施；同時，它不僅負責監管各職能部門以及各州或領地的政策執行情況，也提供政策咨詢與政策指導服務，旨在幫助早期保育與教育工作者和行政官員理解并應用“國家質量框架”的相關要求，以支持各州或領地實施最佳做法并確保兒童早期保育與教育服務的公平性。①Support Vulnerable Families[DB/OL]. (2020-09-21)[2022-08-20]. https://www.dese.gov.au/child-care-package/ccp-resourcesproviders/child-care-provider-handbook.ACECQA便是家庭式托育服務最上位的管理部門。

其次，家庭式托育服務作為“國家質量框架”所允許開設的眾多早期保育與教育服務中的一種形式，在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兩個層面具有分層的管理部門。在聯邦政府層面，主要由教育與培訓部、就業與勞動關系部負責管理，制定全國性的政策文件，監管其運營質量；在地方政府層面，各州或領地設置相關管理督導部門負責監管、審核、支持本轄區實際的家庭式托育服務，并通過專門性的機構?家庭幫助辦公室（Family Assistance Office）對家庭式托育服務進行具體業務管理、業務指導、補貼資金的發放等事宜。②Education and Care Services National Regulations[EB/OL]. (2017-03-27)[2020-08-20]. https://www.acecqa.gov.au/nqf/nationallaw-regulations/national-regulations.

最后，ACECQA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機構，牽頭協調各級政府實施“國家質量框架”，兒童保教質量管理局下設多個部門，與各級政府協同采取各類措施確保各類早期保育與教育機構的高質量運轉，包括家庭式托育機構（見圖1）。③同本頁②。

圖 1 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管理部門組織結構圖

3. 標準設定與監管

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有著非常清晰與嚴格的安全標準，公布于各州或領地的教育與培訓部門的網站上。某一家庭若想開展家庭式托育服務業務，可直接按照網站上的安全標準提供相應的核驗材料，然后政府部門于后臺審核完畢后派專門的工作人員到現場進行檢查與督導，確認合格后便可開設，同時在政府部門完成備案，并等待政府部門定期的檢查與監督。

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的安全標準可劃分為以下四個方面：外部環境的安全性、家庭內部的安全性、設施設備的安全性以及飲食衛生的安全性（見表2）。①Qualifications for Family Day Care Services[EB/OL]. (2020-05-18)[2022-08-20]. https://www.acecqa.gov.au/qualifications/requirements/family-day-care-services.

澳大利亞保育質量管理局承擔著對家庭式托育機構的監管職能，定期組織專職督導員走訪家庭式托育機構開展督察，但是督察的目的多是以指導為主，而非以處罰為主，督導員會記載家庭式托育機構所面臨的困難，反饋給保育質量管理局以提供必要的支持與輔助。同時，督導員也會對家庭式托育機構進行量表式的質量評價，這種質量評價主要從以下四個部分進行：第一、教育計劃和實踐是否滿足兒童個體的異質性發展需求；第二、家庭是否為兒童提供了干凈、安全和豐富的托育環境；第三、家庭是否具備愉快、溫暖、安全和資源豐富的物理環境；第四、托育人員與兒童及兒童家庭的關系是否和諧。②India Bahanna, Elise Davis, Larapresit. Family Day Care in Australia: A Systematic of Research[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2012,18(4): 138-146.

表 2 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安全標準分類與設定

（二）運營的經驗

1. 舉辦動力溯源

澳大利亞不僅包括我們所熟知正規意義上的幼兒園（Kindergarten）和學前學校（Preschool），同時，真正支撐起其早期保育與教育服務體系的是各類家庭托管中心，如“長期日托”（Long Day Care）、“家庭日托”（Family Day Care）、“上門托管”（In Home Care）、“放學家托”（Outsides School Hours Care）、“不定時家托”（Occasional Care）、“假期家托”（Vacation Care）等多種靈活形式的家庭托育服務，①劉天子,曾曉東. 中澳兩國建設學前教師隊伍的政策及啟示[J]. 基礎教育參考, 2019(20): 10-15.據2018年澳大利亞兒童早教聯盟數據記載，這樣的家庭式托育中心在澳大利亞已達6 800個以上，每年有超過10萬名澳大利亞兒童接受家庭式托育服務，占接受托育服務兒童總數的一半以上，這些兒童分別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具有不同的種族與文化背景。②G8 Education Reports Solid Occupancy Gains in Start to 2019[EB/OL]. (2019-08-18)[2020-09-20]. http://www.thesector.com.au.之所以在澳大利亞存在如此供應充足、種類多樣的家庭式托育機構，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 澳大利亞人口構成多樣，對兒童的早期保育與教育具有差異性需求。澳大利亞作為地處南半球的移民國家，具有多元文化的背景，所以澳政府對兒童早期保育與教育服務也持開放的態度，支持多樣化的服務供給，以便滿足不同文化背景的兒童與家庭對于托育服務的差異性需求。在這一大背景下，很多家庭主動開設家庭式托育機構，其首要目的往往在于滿足自己孩子的托育需求，同時為避免資源浪費，順便接收有相同文化背景與托育需求的家庭，實現資源共享與規模經濟。

第二， 澳大利亞地緣廣袤，處于社區之中的家庭式托育機構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優越性。澳大利亞國土面積遼闊，不同社區之間、社區與商業配套之間都存在物理距離，而托育服務首要滿足便利性與可及性的要求，這就是使得社區型的托育服務成為眾多家庭的首選，而家庭式托育機構開設在社區之中，在地理位置上更具優越性；同時，社區內鄰里之間的熟悉感、親切感與信任感又增加了家庭式托育的受歡迎程度。

第三， 澳大利亞政府通過專項補貼，鼓勵各類家庭式托育機構的發展，以此分擔政府在早期保育與教育供給過程中的壓力。澳大利亞從聯邦政府到地方政府對于早期保育與教育的投入力度都比較大，其堅信堅實的物質基礎是高質量服務的保障。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每年都會出臺《托育服務計劃》（Child Care Package，CCP），其中，為滿足兒童的托育需求，澳政府對家庭式托育有專項資金補貼，從補貼托育服務的供給端?家庭式托育機構到補貼托育服務的需求端?入托家庭，建立了系統的托育服務成本分擔機制，以此分擔了政府作為單一供給主體的壓力，激發了社會組織參與的熱情。

2. 成本分擔機制

澳大利亞的家庭式托育機構雖然主要是各私人家庭在經營運轉，但是其資金來源并不完全由私人家庭獨立承擔，政府對家庭式托育建立了有效的成本分擔機制，通過上文所述的專項補貼，確保每一位適齡兒童能夠接受早期保育與教育服務；同時，為保證投入的實效性，自2014年開始，澳大利亞教育與培訓部推出了《兒童保育支付合規計劃》，明確了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每年所需提供的兒童早期保育與教育經費數額，確定了經費撥付形式及撥付的程序、規則、監管，以確保經費投入的公平與實效。①Developments to Strengthen Systems for Child Protection Across Australia[EB/OL]. (2019-06-23)[2021-07-15].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0975106.澳政府對家庭式托育的專項補貼蘊含在托育服務津貼（Child Care Subsidy，CCS）的整體補貼制度框架中，資金通過兩個渠道流向家庭式托育機構的舉辦者，這兩個渠道分別是直接補貼服務的供給端和間接補貼服務的需求端，對于哪種補貼更有效率，目前還沒有定論，澳政府目前在同時使用兩種補貼方式。

對于直接補貼服務的供給端?家庭式托育機構，是指政府根據家庭式托育機構的運營成本以及招生情況，綜合核算出一個補貼金額，定向地補貼給各家庭式托育機構，相當于政府部分購買了其提供的服務；同時，政府部門派駐督導定期對各家庭式托育機構進行評價與評級，評級較高者可獲得政府部門追加的額外補貼，以此激勵各家庭式托育機構提升服務質量。②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EB/OL]. (2017-03-27)[2022-08-20]. https://www.acecqa.gov.au/nqf/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這種補貼形式在澳大利亞已有較長時間的歷史，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澳政府便向提供不同服務形式的家庭式托育機構定向地補貼資金，至今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

對于間接補貼服務的需求端?入托家庭，是一種新型補貼方式，其產生原因主要是對直接補貼效率的質疑，這種補貼方式主要通過兩種形式實現，一種是托育服務補助（Child Care Benefit，CCB），是指政府會發放等額的托育服務兌換券給各個等待入托的家庭，家長可持兌換券自行尋找符合自己需求的家庭式托育機構進行兌換并接受服務，家庭式托育機構收到兌換券后向政府兌換等額的資金，兌換券的發放主要考慮父母的工資總收入、所接受的家庭托育服務類型以及一些特殊情況下的兒童補助，家庭需在人力資源部官網上填寫詳細家庭資料，提交補助金申請和預估可獲得的補助情況；①Family Assistance Legislation Amendment (Jobs for Families Child Care Package)[EB/OL]. (2015-06-15)[2022-05-25].https://www.education.gov.au/early-childhood/administer-child-care-subsidy.另一種是托育服務退稅（Child Care Rebate，CCR），②同本頁①。指政府為輔助家庭支付兒童的托育服務費用，允許其父母通過以下方式進行差額退稅，如父母正在尋找工作、完成學業、進行培訓等，父母可持相關證明與兒童接受托育服務時的付款證明向銀行提出退稅申請，預估可獲得的退稅金額。

3. 服務內容管理

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秉持減輕家庭照料負擔，促進嬰幼兒身心健康發展，真正落實兒童從“玩中學”的教育理念。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澳大利亞確定了家庭式托育服務的目標，即：注重兒童的自我發展，包括兒童的存在感、成就感與幸福感；注重兒童與外界的關系，包括兒童對家庭的歸屬、對社區的認同以及對環境的尊重；注重兒童生理及心理的發展，包括引導兒童成為自主學習者、對自己的健康負責、重視自己的社會情感發展等。③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EB/OL]. (2019-03-22)[2021-03-17]. https://www.acecqa.gov.au/qualifications/qualification-requirements.

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每日的服務內容主要包括五大板塊：孩子接送、日常照料、主題課程、飲食與睡眠、自由玩耍。④Become an Approved Provider[EB/OL]. (2022-01-11)[2022-08-20]. http://www.cssu.org.uk/pdf/ecarestd.pdf.孩子接送可由家長直接把兒童送到托育機構，放學后家長自行把孩子接走，也可以由托育機構派人派車去家里接送兒童，接送人員和用車司機都有嚴格的管理規定，避免途中事故的發生；日常照料中由托育師對兒童的身體與心理進行全方位的觀察，定期記錄兒童發展數據，為兒童成長提供最大程度的幫助，并及時分享給家長；主題課程主要包括閱讀人文、音樂啟蒙、創意藝術、數學與邏輯、感統訓練、社交分享，意在全面培養兒童的認知能力和社會情感發展；飲食與睡眠會嚴格按照政府規定的餐飲標準進行供應，有些家庭式托育機構會把餐飲外包給專業公司，也有些會雇專門的兒童餐飲保健師在家里專門為兒童提供餐飲，在保障兒童足夠睡眠時間的基礎上，注重培養兒童基本的自理能力；自由玩耍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室內活動，主要是兒童利用一些設施與道具在托育師的指導下自行玩耍，另一個是室外活動，讓兒童能夠親近自然，感受大自然的點滴變化。⑤同本頁④。

澳大利亞政府對家庭式托育服務的內容雖然沒有硬性的規定，但是國家兒童托育認證委員會（National Child Care Attestation Community）作為官方授權組織在評估家庭式托育機構時會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察：互動性，主要指嬰幼兒、家庭、教育者之間的互動；環境特征，主要指為嬰幼兒創設一個愉快、溫暖、安全且具有豐富資源的托育環境；豐富性，是指可為嬰幼兒的學習與發展提供自由選擇的機會；教師特征，是指教師能夠為兒童提供溫馨、舒適的托育服務；家托合作，是指托育機構與家長合作，共同促進托育活動的開展。如果家庭式托育機構的服務內容符合以上五個方面的要求，會被頒發該委員會授權的認證證書。①Early Childhood Teacher Registration and Accreditation[EB/OL]. (2017-06-11)[2020-07-15]. https://www.acecqa.gov.au/qualifications/early-childhood-teacher-registration-and-accreditation.

（三）評估的經驗

1. 政府部門評估

澳大利亞政府十分重視對于兒童早期保育與教育的評估，把評估作為相關政策執行的推動手段，以此不斷提升早期保育與教育服務的質量。不過，政府為避免自我監督的弊端，將評估工作委托給第三方專業的社會機構進行規劃設計與實施，其中澳大利亞家庭教育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便是最主要的委托機構，此研究所通過對兒童的父母、祖父母、監護人和兒童保育服務機構進行調查，對托育服務提供者和其他主要利益相關者進行訪談，對政府部門行政數據進行分析，由此獲得一系列信息以審查兒童早期保育與教育服務對家庭、服務和提供者的影響。②李紅娟, 劉文婧. 家庭式托育政府規制的國際經驗及啟示[J]. 環球視野, 2021(10): 89-95.

對于家庭式托育服務的評估，也包含在澳大利亞家庭教育研究所的評估之中；同時，澳大利亞兒童早期保育和教育質量管理局會派駐專職督導員對家庭式托育服務進行指導與管理，督導員數量根據各地區具體情況而定，督導員與教育者的比例通常是1∶20，督導員每月都會評估家庭式托育服務的質量，為教育者提供專業指導，確保家庭日托能提供高質量的托育服務；澳大利亞教育和培訓部負責監督家庭托育服務提供者、教育者、家庭托育支持機構對政策法規及指南手冊的遵守與實施情況；國家兒童托育認證委員會制定了兒童家庭式托育服務品質認證制度，提供了家庭式托育機構最低認證標準，若督導員認定家庭式托育服務未達到最低認證標準，會向上級部門舉報，減少或取消其領取補貼的數額，甚至是吊銷營業執照。③Family Day Care Assessment Visit[EB/OL]. (2022-01-11)[2022-08-20]. https://www.acecqa.gov.au/latest-news/blog/family-daycare-assessment-visit.澳大利亞把評估的權限下放給各個州或領地，各個州或領地會根據本區域的情況，制定符合本區域情況的具體評估方案，保證托育服務的質量。例如在維多利亞州，年齡為0－36個月的嬰幼兒，家庭式托育機構中的幼師比為4∶1，此外，家庭式托育機構的室內空間面積應為每名兒童3.25平方米，同時每名兒童要有7平方米的戶外活動空間。④同本頁②。

2. 行業協會評估

澳大利亞自從產生家庭式托育機構，便成立了家庭式托育服務行業協會，該協會意在推動行業成員定期交流、分享經驗，確保行業高質量發展，保障家庭式托育提供服務的質量標準。行業協會定期與國家兒童托育認證委員會進行合作，相互提供數據資料，以便更準確地評估各托育機構，彌補單一評價可能會造成的偏頗。

澳大利亞行業協會對家庭式托育機構的評估沿襲了英聯邦的傳統，主要從合適的人選、組織、照護與學習和游戲、物理環境、設備、安全、健康、飲食、機會均等、特殊需要（包括特殊教育需要和殘疾）、行為、與兒童父母和看護人員的合作、兒童保護、文檔記錄等方面對機構進行全方位的評價。①王興華, 張萌萌. 家庭托育點規范化發展的國際經驗及啟示??基于政策工具的視角[J]. 學前教育研究, 2022(1): 59-69.相比于政府官方的評價，行業協會的評價往往更全面，同時也更被家庭式托育的運營者所看重，由于行業協會具有強大的口碑效應，很多等待入托的家庭是從行業協會的宣傳中獲取各機構的服務質量信息的。最后，行業協會還會敦促各個家庭式托育機構每半年進行一次自我評價報告，然后與行業協會評估的結果比較，發現差別并持續改進托育服務的質量。②楊雪燕, 井文, 王灑灑. 0-3歲托育服務模式評估與發展建議[J]. 中國教育報, 2018(6): 46-51.

3. 入托家庭評估

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行業協會，抑或是家庭式托育機構自身，都會定期組織入托家庭對機構所提供的服務進行評估，他們認為作為消費者的入托家庭，其接受服務后的感受才是一切評估的最終目的，所以定期組織入托家庭進行服務評估成為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評估體系中的另一大特色。

入托家庭的評估量表多由行業協會定制，不像政府授權的官方機構和行業協會互評那樣專業，但是基本涵蓋了兒童發展屬性、環境屬性、房屋內的物理屬性、資源屬性、師資屬性、家托互動屬性以及管理屬性七個方面，③范書妍, 劉麗偉. 澳大利亞: 整合保育資源, 滿足家庭多樣需求[J]. 上海教育, 2022(6): 36-38.能夠與官方機構的評估和行業協會的評估對接，同時形成對比，可以有效觀測到從消費者角度的評估與官方機構和行業協會的評估之間的差別，有助于更全面地審視當前家庭式托育服務的不足。

三、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行業規制對我國的啟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雖然國家體制不同，但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行業規制的成功經驗仍可為我國家庭式托育服務的規范發展提供借鑒，我國可從宏觀管理體系、財政分擔機制與質量評估體系三個層面汲取經驗，這三個層面涉及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行業規制中“管、辦、評”三個層面的核心經驗。

（一）宏觀管理體系

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的宏觀管理體系有三個核心經驗值得我國參考：

第一，政策法規應兼具權威性與可操作性。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之所以處于全球領先的位置并作為服務貿易向他國擴散，離不開國家層面的政策法規，澳大利亞關于家庭式托育服務行業的規制不僅具有權威性較好的上位法規，同時具有可操作性的下位政策。法規是為進一步落實法律而由國家機關或地方制定的規定性文件，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的法規鑲嵌在國家質量框架（NQF）中，澳大利亞兒童保育與教育的國家法律作為上位法律為其家庭式托育服務行業的規制提供了權威性的支持，對家庭式托育服務的政府責任、管理體制、投入體制、辦園體制以及教師政策制度等關鍵性問題給出了明確的規定；與此同時，支撐這一上位法規的還有兒童保育與教育的國家管制條例，這一國家管制條例又為具體如何開展家庭式托育服務的具體管理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方案。我國目前正在加快推進《學前教育法》的建成，這項在學前教育領域缺失多年的上位法，其草案已經向社會發布并在廣泛征詢意見中，但是《學前教育法》如何區分學前教育與托育服務，還需要進一步斟酌；同時，落實上位法的具體政策文件也應具備系統性和可操作性，保證法規的落實有個明確的抓手。

第二，保證主管部門與協同部門分工合作的有效性。澳大利亞的兒童保育質量管理局是一個全國性的協調組織，設計、統領并監管學前教育政策的落實與實施，家庭式托育機構也是這個機構管理的一項服務內容，在兒童保育質量管理局的綜合協調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策會動員各自的教育部門、督導部門、戰略部門、培訓部門以及財政部門輔助兒童保育質量管理局協同完成兒童早期保育與教育工作能夠高效地運轉。我國托育服務目前由我國的衛生健康委員會牽頭統管，所以，家庭式托育服務的主管部門應該是各省市的衛健委，同時，家庭式托育服務雖然規模不大，但其管理過程中涉及的范圍較廣，需要多個部門之間相互配合、協同工作，政府需要充分調動各個部門的行動力與執行力，保證各部門之間協同工作的有效性，這些部門不僅包括衛生健康管理部門，更需要教育部門、食品藥品安全管理部門、質量檢測部門、民政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財政部門、婦聯、殘聯等眾多部門的參與，形成多方參與、協同管理的家庭式托育服務治理模式。

第三，確保行業標準制定的清晰性與執行的嚴格性。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具有極為明確的行業準入標準與行業運營標準，并定期在政府的網站上更新，家庭式托育機構的舉辦者具有清晰的目標意識與行業標準認知；同時，政府嚴格按照標準執行相關政策，對不符合行業標準的機構具有明確的懲罰與退出機制，以此確保形成家庭式托育服務的良好生態。相比而言，我國目前對家庭式托育服務行業的發展還缺乏清晰明確的行業準入標準和運營標準，標準的不明確也導致了其在監管與執行過程中不可能嚴格有力，行業標準的模糊不僅容易破壞家庭式托育服務的行業生態，也會令有意舉辦者產生困惑并望而卻步，最終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所以，政府若想進一步發展家庭式托育服務，首先應該組織專家研究出臺一份明確與清晰的行業準入標準和運營標準，欣慰的是目前國家衛健委已經向社會公布了《托育機構建設標準（征求意見稿）》，相信未來還有更為全面的行業標準陸續出臺。

（二）財政分擔機制

澳大利亞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財政分擔機制，有效降低了家庭式托育機構舉辦者的成本，并以福利分配的方式支持每一位家庭接受此類托育服務。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的財政分擔機制有兩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國參考：

一方面，澳大利亞的財政補貼特別關注托育服務的需求端?入托家庭，補貼方式已逐漸形成從補貼機構到補貼家庭的轉換。政府財政補貼的功能不光體現在分擔家庭式托育機構的舉辦成本上，更主要的是分擔家庭的養育成本，把財政補貼轉向需求端有兩個明顯的好處：第一，提高了家庭接受服務的動力；第二，增加了家庭接受服務的選擇權利。目前我國對家庭式托育服務的財政補貼主要是以補貼供給端為主，補貼形式不僅有資金注入，還包括稅收減免、土地租金減免等，補貼供給端的托育機構雖然可以降低機構的收費價格，但是并不能直接吸引家庭選擇接受此項服務，我國可以學習澳大利亞所采取的補貼形式，即把補貼資金以兌換券的形式發放到家庭手中時，把接受服務的選擇權交還給家庭，這能夠極大刺激家庭做出入托選擇，主動尋找適合自己的托育機構接受服務。

另一方面，澳大利亞的財政補貼具有非常詳細的類別劃分，不同類別下的補貼標準各異。澳大利亞政府對供給端家庭式托育機構的補貼會考慮到機構的位置、環境、社區類型、房屋面積以及服務人群；對需求端入托家庭的補貼會考慮到父母從事的職業、父母的婚姻狀態、家庭的年收入等，其資金投入力求精準到位。我國目前的財政補貼仍然處于均等化狀態，主要以生均成本為依據，但是不同區域、不同社區類型以及接受服務人群之間的差別都非常大，用同樣的標準進行補貼使得本就不太充裕的財政性托育經費的投入效率不高，我國可以借鑒澳大利亞財政補貼中所進行的類別劃分與標準確定，提高我國的財政補貼效率。

（三）質量評估體系

澳大利亞非常重視家庭式托育服務的質量監管，并形成了一套科學、客觀、可操作性強的家庭式托育服務質量評估體系，確保家庭式托育服務的品質。澳大利亞關于家庭式托育的質量評估體系有以下兩點成功經驗值得我國參考：

第一，通過有序的督導制度促進質量評估的完成與政策法規的落實。澳大利亞政府通過定期派駐督導進入家庭式托育機構內部，不僅僅是對機構運營的質量進行評估，更重要的是引導家庭式托育機構落實國家質量框架中的政策法規，對家庭式托育機構運營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協調與化解，指導托育機構遵守相關指南手冊與服務標準，把質量評估作為落實政策法規的有力抓手，通過督導的評估促進政策的有效落地。我國目前也存在托育服務領域的督導制度，不過目前督導員更側重于權力的指向，而不是指導與協調的指向，所以各家庭式托育機構面對定期到訪的督導員時，往往美化機構的運營特征，而非直面問題并向督導員尋求困難的化解，使得通過督導評估撬動質量提升的作用減弱，下一階段我國應進一步優化督導制度的協調與指導功能，充分發揮督導員作為專業指導者的作用。

第二，注重多元參與的評價體系的構建，保證質量評估的客觀性與準確性。澳大利亞家庭式托育服務質量評價體系是由眾多主體參與完成的，從不同的角度對家庭式托育機構進行評估能夠最大化保證評估過程的公正性與評估結果的準確性，避免單一評估機構可能存在腐敗行為對評估結果的干擾，尤其是行業協會作為第三方社會力量，在家庭式托育服務質量評估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成為政府官方評估的有力補充者，同時也是入托家庭參評與機構自評的引導者。我國目前對于托育機構的評估體系還過于單一，主要還是由政府部門督導完成，這不僅可能誘導督導過程中的腐敗發生，同時評估結果的客觀性也有待進一步提升，所以增加評估主體的多元性將是我國家庭式托育服務質量評估工作亟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