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著述考補

段懷清

關于王韜(1828—1897)一生之著述,其所撰《弢園老民自傳》以及《弢園著述總目》之中先后有過說明。前者成文于19世紀80年代初,后者成文于19世紀80年代末。從著述數量看,后者所列舉著述總目為36種,前者為26種,后者較前者多出10種。

對于王韜一生著述情況,汪北平、劉林整理,中華書局1959年10月出版的《弢園文錄外編》的“出版說明”中,有一段文字：

除了辦報之外,王韜的著述也很多?！稄|園老民自傳》中列舉26種,《弢園著述總目》則為36種,據現有的材料當不下40種。這些著述的內容也很廣泛,有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天文歷算、小說筆記等等。但其中最足以代表他政治思想的是《弢園文錄外編》《弢園尺牘》和續鈔。至于《弢園文錄內編》,據他自己說,其中“多言性理學術”,但在“辛酉冬間溺于水中,一字無存?！?1)[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說明”》,汪北平、劉林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頁。

可見在王韜自述“三十六種”之外,又另提出了“當不下40種”之說。事實上,即便是王韜自己,對于自己一生之著述,尤其是生前業已付印者,前后說法也時有不同。1888年《上吳清卿河帥書》中,或許是為了能夠得到對方對于自己著述出版的資助王韜曾這樣敘述自己的著述及出版情況：

中間作泰西汗漫之游,縱橫四萬里,經歷十數國,居夷三年而《五經》譯其四,吾道西行,其庶幾乎?海外歸來,益深悲憤,不得已以所見托之空言。生平著述三十余種,已付剞劂者僅十余種。(2)[清]王韜：《王韜日記新編》下卷,田曉春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707頁。

在《弢園老民自傳》一文之后,王韜提及自己生平著述數量時,基本上都是說“三十余種”,而不再提二十余種。譬如1888年日記中所附致山東巡撫張曜(朗齋)的書札中,亦作如是之說：“歸家后,將生平著述三十余種盡行繕寫,付之手民,藉傳空言于后世?！?3)[清]王韜：《王韜日記新編》下卷,田曉春輯校,第707頁。而上述兩通書札,時間上甚為靠近,致張曜書略早于致吳清卿書,由此亦可見三十余種著述之說。在1880年代末,基本上已經成為王韜對于自己一生著述數量的“定論”。當然,偶爾在往來書札中,王韜亦曾有過“別說”,“生平著述約略三四十種,已災梨棗者未及其半?！?4)[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50頁。這里就出現了“三四十種”一說。

對于個人著述之認識及評價,王韜一生不同階段,其認識亦有所不同。即便是自港返滬之后的十余年,王韜一方面與洋務、官場之交涉甚為頻繁,而另一方面對于專意于著述之認識,亦時時提及,似甚為看重,而實際上仍然是逡巡于洋務與著述之間,或兩者相互遮掩烘托,以圖自成。在1894年致謝家福的書札中,晚年王韜再次描述了自己這種看似矛盾、實則圓通的心境：

御倭情形,久列于條陳,今日可毋庸再置一喙,故不如閉戶潛修,留心著述,息交絕游,以自適其天而已。

弟老矣,久已不為世用,小隱淞濱,逍遙局外,讀書自怡,置理亂于不問,以后只將生平著述膳錄清本,已足畢吾事矣。(5)[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651頁。

而如果翻檢此間王韜日記以及尺牘,會發現無論是其在滬上的日常往來應酬中,還是與官場中人的書札中,會發現暮年王韜無論是在“英雄心事”一面,還是在著述出版一面,其實都甚為積極主動,并非是僅意冷于前者而專注于后者。當然,保持與官場中人交往周旋,一部分原因亦確實與希望得到他們的資助來完成自己畢生之著述出版有關。

王韜的上述心事或者著述思想,尤其是絕意官場而專注著書出版一端,其實在與民間士紳的往來之中亦有所表現。如果僅從個人心性來看,王韜與蘇州士紳謝家福之間并不存在著密切交往的基礎與可能,但在王韜去世前幾年,僅王韜寫給謝家福的書札,就有二十余通,其中雖然有中日戰爭這樣的國家大事之議論,但也確實與出書、售書、接收書款或饋贈這類“瑣事”有著關聯：

頃奉環云,并賜書洋十元,感與謝并,喜與感集。弟行年將六十有八矣,轉瞬古稀,雖神明未衰,而軀殼已壞。年來百病叢生,載酒看花,勉隨人后,意興迥非昔時。

憶自赭寇蕩平,享承平者三十年,方擬歌詠詩書,刻畫金石,逍遙物外,自全其天,以終我之余生,乃不謂及身猶復見茲兵革也。(6)[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653頁。

離開香港、返回滬上之后的王韜,其日常生活開銷,除了像格致書院山長的職務進項,其余收益,多與其著述相關,又或者是為了著述及刻印出版,而往來周旋于官吏士紳之間。當然他與《申報》館以及大文書局之類的關系,不在上述之列。

一、《弢園老民自傳》《弢園著述總目》中的王韜著述

有關自己的著述及刻印出版情況,《弢園老民自傳》中的專門說明,當為第一種關涉文獻：

老民邇來潦倒頹唐,百事俱廢。去冬咳血,至今未愈。日在藥爐火邊作生活,深懼一旦溘逝,平生著述必為人拉雜摧燒,因先將詩錄八卷撿付手民,其余藏于行篋者尚多,不足供糊窗覆瓿。因病得閑,聊自料理,所著有：

1.《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2.《春秋朔閏考》三卷;3.《春秋日食辨正》一卷;4.《〈皇清經解〉札記》二十四卷;5.《瀛壖雜志》六卷;6.《臺事竊憤錄》三卷;7.《普法戰紀》十四卷;8.《四溟補乘》三十六卷;9.《法志》八卷;10.《俄志》八卷;11.《美志》八卷;12.《西事凡》十六卷;13.《甕牖余談》十二卷;14.《火器說略》三卷;15.《乘槎漫記》一卷;16.《扶桑游記》三卷;17.《海陬冶游錄》七卷;18.《花國劇談》二卷;19.《老饕贅語》十六卷;20.《遁窟讕言》十二卷;21.《淞隱漫錄》十六卷;22.《弢園文錄》八卷;23.《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24.《蘅華館詩錄》八卷;25.《弢園尺牘》十二卷;26.《弢園尺牘續鈔》四卷。(7)[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汪北平、劉林整理,第273頁。

從刻印時間來看,《弢園文錄外編》應該是在1882年之前已成,亦因此,《弢園老民自傳》中所列舉著述,撰著編輯時間,大多當亦在此之前,當然其中或亦有此間尚未完成者。

1889年,《弢園西學輯存六種》在上海美華書館出版,并特將《弢園著述總目》附于其中。從這一時間節點來看,在1889年之后王韜編纂的著述未能列入這一總目之中當有可能。而所謂王韜著述總目當不下40種,其原由之一,應與此有關。

《弢園著述總目》所列著述36種如下：

1.重訂《普法戰紀》,二十卷 2.重訂《弢園尺牘》,十二卷

3.瀛壖雜志,六卷 4.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

5.蘅華館詩錄,五卷 6.甕牖余談,八卷

7.重訂《遁窟讕言》,十二卷 8.淞隱漫錄,十二卷

9.火器略說,無卷數 10.扶桑游記,三卷

11.海陬冶游錄,七卷 12.花國劇談,二卷

按：以上著述,當時均已刻印出版。而以下則為當時尚未刻印之書目：

13.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 14.春秋朔閏日至考,三卷

15.春秋日食辨正,一卷 16.春秋朔至表,一卷

17.《皇清經解》?？庇?二十四卷 18.國朝經籍志,八卷

19.華英通商事略,一卷 20.西國天學源流,一卷

21.重學淺說,一卷 22.格致新學提綱,一卷

23.泰西著述考,一卷 24.光學圖說,一卷

25.四溟補乘,一百二十卷 26.漫游隨筆圖說,六卷

27.重訂《法國志略》,十二卷 28.臺事竊憤錄,三卷

29.弢園尺牘續鈔,八卷 30.淞濱閑話,十二卷

31.西古事,四卷 32.西事凡,四卷

33.老饕贅語,八卷 34.三恨錄,三卷

35.歇浦芳叢志,四卷 36.眉珠庵詞鈔,四卷

與《弢園老民自傳》中所列著述有所不同的是,《弢園著述總目》中所列36種,不僅標注了1889年之前業已刻印出版者,而且也特別注明了當時尚未刻印出版者(8)1884年,王韜致盛宣懷書札中,亦提及當時尚未刻印之著述數目,“弟生平著述未刻者尚有二十余種,今茲悉擬付之手民,壽諸梨棗,奈衣食之慮方深,故未能及此也。茍能縮衣節食而為之,彼得出而問世,則感且不朽?！币奫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65頁。。不過,實際上在列為“未刻書目”中,有的已經在報刊上發表過,像《華英通商事略》(9)此文《六合叢談》1857年第2、6、7、8、9、10期連載?！段鲊鞂W源流》(10)此文《六合叢談》1857年第5、9、10、11、12、13期連載?！陡裰滦聦W提綱》(11)此文《教會新報》1871年第128、129、130期連載。等文,均曾在當時滬上西人所主持報刊連載過。后來又匯總為《西學輯存六種》得以出版(12)在王韜1880年代末至薛福成的書札中,就曾提及《西學輯存六種》,“《西學輯存》六種雖系舊作,而排印于春尾夏初,其時節麾早已啟行,故未及見,今亦寄呈?！币奫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60頁。。需要說明的是,這幾篇關于西學的文章,其實是王韜與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年-1905年)二人合作完成的,當時發表作者亦署艾約瑟,這種情形在清末口譯——筆述式翻譯模式中甚為常見,作為筆述者的本土作者,往往在文章發表時退隱幕后。

與《弢園老民自傳》中所列26種著述相比,《弢園著述總目》中增加出來的或者沒列入的著述如下,凡18種：

1.俄志8卷;2.美志8卷;3.乘槎漫記1卷;4.弢園文錄8卷;5.春秋朔至表,一卷;6.國朝經籍志,八卷;7.華英通商事略,一卷;8.西國天學源流,一卷;9.重學淺說,一卷;10.格致新學提綱,一卷;11.泰西著述考,一卷;12.光學圖說,一卷;13.漫游隨筆圖說,六卷;14.淞濱閑話,十二卷;15.西古事,四卷;16.三恨錄,三卷;17.歇浦芳叢志,四卷;18.眉珠庵詞鈔,四卷。

無論是在《弢園老民自傳》中所列舉著述,還是《弢園著述總目》中所列舉著述,即便是同一種著述,前后所言卷數亦存在諸多差別,這至少反映出當時王韜對于其中有些著述的內容篇幅等,要么尚未完成,要么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分卷。譬如《四溟補乘》,在《弢園老民自傳》中所列卷數36卷,而在《弢園著述總目》中則變成了120卷,前后篇幅差距明顯。而《西事凡》雖一直未見刻印出版,在《弢園老民自傳》中列舉為16卷,但在《弢園著述總目》中則為4卷。

另外,有些著述后來或經過重訂后再版,其卷數與初刻版卷數相距亦甚大,如《普法戰紀》,初版為14卷,重訂后為20卷。之所以出現這些現象,除了上述原因,恐怕其中亦有些著述尚未真正動筆或完成,王韜也不過是揣測了一下內容篇幅之后來預估卷數而已。

不過,盡管《弢園著述總目》中一半以上的著述在王韜生前未曾刻印出版,幸運的是王韜對其中每一種著述的內容都撰寫有提要,這對后人了解這些著述的內容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王韜著述,如果以其參與并推動“西學東漸”以及“洋務運動”的身份來進行分類,大體上可以分為“西學、洋務類”,以及“非西學、洋務類”;而如果以王韜清末文學家的身份來分類,其著述大體又可以分為“文學類”和“非文學類”。除此之外,王韜又是一位學者,在傳統經學方面亦有令人矚目的研究發明,另外還有像《臺事竊憤錄》一類的時政歷史類著述。倘若再以清末翻譯家的身份來對王韜的著述進行考察分類,則其《西學輯存六種》中各著,以及《普法戰紀》《法國志》等之類的著述,甚至他所參與理雅各的“儒家經典”“東方圣書”的翻譯,均可納入到清末這一特殊的時代語境以及翻譯語境之中來進行一番討論了。

二、《四溟補乘》：未曾刻印出版而王韜念茲在茲的一部著述

無論是在《弢園老民自傳》中,還是在《弢園著述總目》中,都列舉有《四溟補乘》一著,所不同者,前者中提及《四溟補乘》時為36卷,而到《弢園著述總目》中,則增為120卷。不到十年時間,《四溟補乘》的卷數擴展近4倍。盡管該著直到1890年前后仍屬“未刻書目”,但對于這部著述,王韜似乎格外看重并多次提及,且成為了其晚年與晚清官場、洋務大員們交流互動中頻繁出現的重要話題。

有關《四溟補乘》這部著述,1886年1月11日日記中所附致胡云臺觀察書札一通,王韜即特別提及《四溟補乘》一書：

所撰有《四溟補乘》一書,即《瀛寰志略》之后史、《海國圖志》之續編也。網絡泰西之近聞,采取歐洲之實事,四十年來耳目所及,靡不大小咸登,精初畢貫。凡欲深知洋務者,一展卷間,即可瞭如指掌,此韜生平精力所萃,或謂為投時之利器、談今之要帙。(13)[清]王韜：《王韜日記新編》下卷,田曉春輯校,第620頁。

這也是王韜在《弢園著述總目》之前,首次將《四溟補乘》在晚清關涉洋務之著述譜系中的定位予以清晰說明。當然,這并非是王韜首次、更非唯一一次提到《四溟補乘》這一當時尚未刻印成書的著述。在《弢園著述總目》書目提要中,對這部未能出版問世的著述,亦有如下介紹說明：

自明時艾儒略入中國,著有《職方外紀》等書,而世人始知地球中有四大洲。近日泰西通商,各處談海外掌故者,如慕維廉之《地理全志》,瑪吉士之《地理備考》,徐松龕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馬之《海國圖志》,最后出者為日本岡本監輔之《萬國史記》。豐順丁雨生尚書亦有《地球圖說》之作,乃從美國本譯出。惜譯者未得其人,尚俟采輯,始得成書。是書搜羅宏備,詳于近而略于遠,于近今四十年來所有國政、民情、朝聘、盟會、和戰、更革諸大端,無不一一備載。凡有關于中外交涉者,尤再三致意焉。(14)[清]王韜：《弢園著述總目》,《弢園文錄外編·附錄》,汪北平、劉林整理,第391頁。

這部有關泰西近四十年來歷史、地理、政治、民情、外交、戰爭以及權力變化的大著,不僅一再出現在王韜有關自己的著述目錄之中,甚至就連當時與之交往的日人,對此亦有所耳聞,且對之刻印出版懷有期待：

岸田吟香、北條鷗所來訪,謂“西國近事,日人最多紀錄,但華文與日字相間,譯之殊易。君所著《四溟補乘》,欲廣采取,當助成之,此固千秋之宏業,不朽之盛事?！?15)[清]王韜：《王韜日記新編》下卷,田曉春輯校,第611頁。

而且,在1880年代——亦就是自港返滬之后——王韜在與當局大官的交往之中,尤其是當時積極推動洋務的大臣們當中,亦屢屢提及《四溟補乘》。1888年日記中所附《上吳清卿河帥書》一札中,王韜即特別推介了《四溟補乘》,并希望能夠得到各方資助,盡早將其付印出版：

經學四書外,卷帙最繁者為《四溟補乘》,泰西四十年來近事載焉,或可少裨于洋務,無力鐫板,尚秘篋衍。(16)[清]王韜：《王韜日記新編》下卷,田曉春輯校,第707頁。

對于《四溟補乘》,王韜的對外推介宣傳中著重突出了兩個“亮點”：其一是該著關涉洋務,且與之前的《瀛寰志略》《海國圖志》同屬一類;其二是該著囊括了近四十年泰西之近事,尤其是此間之“中外交涉”。

而在同年寫給山東巡撫張曜的書札中,王韜不僅提到了自己著述的鐫刻出版事宜,而且將此視為自己晚年首要關注并完成之事：

韜老矣!齒發已衰,精神日疲,惟此晚歲,獲遇明公,一切未恃妄干,惟心有所私,不敢不告：歸家后,將生平著述三十余種盡行繕寫,付之手民,藉傳空言于后世,能成此志,惟閣下而已。(17)[清]王韜：《王韜日記新編》下卷,田曉春輯校,第708頁。

盡管這里并沒有直接提及《四溟補乘》,但從此間王韜寫給當朝大員們的書札來看,《四溟補乘》始終是其中所提到的有待鐫刻出版的首要之書。

而從36卷擴展到120卷——如果情況屬實——這本身就說明,對于《四溟補乘》一著,王韜顯然是將其作為自己晚年最為重要的一部壓軸之作在予以準備和推進落實的,或者說是將其作為自己畢生參與并推動“西學東漸”和“洋務運動”的一個代表性成果來定位亦不過分。

由上可見,《四溟補乘》的編纂刻印,事實上成為了王韜晚年格外看重的一件大事。1880年代末致盛宣懷書札中,王韜這樣寫道：“惟《四溟補乘》,則以卷帙浩繁,尚有所待耳。韜所以亟欲付之剞劂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使一生心血隨草木而同腐也?！?18)[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69頁。為了募集刻印著述的資金,王韜有時候籠統地聲稱自己尚有20余種著述有待排印,有時候則直接點出《四溟補乘》的刻印付排為其臨終之前最大一個心愿。

而從王韜致盛宣懷的書札來看,《四溟補乘》刻印一事,前后曾經被反復提及。只是說多了,盛宣懷仍是無動于衷,而王韜自己也深感無奈：

篋中諸書,卷帙最浩繁者為《四溟補乘》,都百二十卷,刻貲為最鉅。若得糾集同志者數十人助以剞劂費,俾早刊行,近來四大洲之西情、百千載之軼事,畢萃于此矣,惟鋟木何時,尚有所待。(19)[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86頁。

在致盛宣懷的書札中,類似集貲期待或呼吁還有不少：

《四溟補乘》都百二十卷,于近事尤詳,自謂于《瀛寰志略》《海國圖志》后未敢多讓。特卷帙既已浩繁,剞劂之費必至不貲,勢不得不呼將伯,醵貲之舉,誠出于萬不獲已耳。(20)[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94頁。

如果從王韜維系與盛宣懷關系之考量看,募集刻貲顯然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方面。盡管盛宣懷并沒有幫助王韜實現這一愿望,但王韜也通過這一由頭,多少從盛宣懷這里得到了一些資助。

不過,王韜一方面極力向各處推介《四溟補乘》,以了卻自己畢生心愿,但另一方面——亦或者與四處不遇的窘迫處境有關——王韜又對文章著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時代社會、民族國家,產生了屢遭冷遇之后的失落與懷疑,“邇來世事多艱,時局大變,雍容于文章詩史之間,實無所用?！?21)[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87頁。當然,這里或許并不包括《四溟補乘》一類的實用之著,但即便是此類實用之著,其募資出版亦面臨如此困窘艱難,王韜由此而產生退縮或灰暗之意,似亦可以理解。不過,因為《四溟補乘》究竟是否真實存在過,又或者不過是王韜用來在清末官場“募資”的噱頭或幌子,亦不得而知。而在王韜之外,與之有所往來的其他人,則殊少提及此著,這似亦從另一角度說明,《四溟補乘》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王韜個人的“敘述”之中而已。

而直至1897年病逝,王韜念茲在茲的這部《四溟補乘》,仍然未能如愿刻印出版。

三、《洋務輯要》：王韜晚年未曾刻印出版的一部大型編譯叢書

相較而言,《洋務叢書》或《洋務輯要》,則是既與《四溟補乘》有所關聯但又相對獨立的一套大型洋務類著述,也是王韜晚年參與并主持的一套“真實”存在著的大型叢書。

有關這套《洋務叢書》,王韜致盛宣懷的一通書札中的一段相關文字,大概是較早將此信息公布于世者：

昨張香帥由粵東發來電音,擬在滬設局,裒輯《洋務叢書》,分類分門,凡十有二,而延韜為總纂。香帥舉動闊大,規模宏遠。此事若成,則韜刻書之役,當不至于中輟耳。特將來電抄呈。(22)[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94-595頁。

在接到張之洞邀請編譯《洋務叢書》之翌日,即將此事通過書札轉告盛宣懷,一方面反映出當時王韜與盛宣懷之間書信往來之頻繁,另一方面亦反映出王韜急于自我表現的急迫心情。由此亦可見,《洋務叢書》一事,對于王韜來說可謂“命題作文”,不僅叢書名稱、內容業已確定,甚至類別篇幅等,也已經交代妥當(23)其實,在當時官辦翻譯機構中,類似“命題作文”或指定翻譯甚為常見。江南機器制造局翻譯局中的翻譯,即循此例?！陡堤m雅檔案》第3卷中所錄《江南制造局翻譯西書事略》一文中曾言：中國大憲已數次出諭,令特譯緊要之書,如李中堂數次諭特譯某書等。參閱[美]戴吉禮主編：《傅蘭雅檔案》第3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39頁。。當然,對于王韜來說,其實這也是他致力于以通曉洋務的專家身份,實際參與晚清洋務運動,與清末推動洋務的重臣搭建起切實關系的一次難得機遇。不過,從最初王韜接到張之洞上述邀約,到之后允諾接受該項工作,其中尚有所波折。在致盛宣懷的書札中,王韜亦詳細說明了此事之緣起由來：

九月初旬,兩粵制軍張香帥從粵東兩次電報到滬,擬延韜翻譯新到西書,謂赴粵面行商訂后即可攜回滬上。韜以病不能往,婉詞謝之。今月下旬,又發極長電報來,約二百字。(24)[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97頁。

如上所述,王韜在最初接到邀約其南行廣州的電報之后,并沒有馬上允諾,而是婉拒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其實不難揣測?！堆髣諈矔芬皇氯裟艹?對于王韜的意義不言而喻。但是,張之洞所期待的這套“洋務叢書”,最初并非是由王韜來全權主導,而是邀請王韜到廣州,與張之洞等一起審閱由后者所采購之西洋新書籍,并擇其實用且適用者而翻譯之。倘若王韜應允,即可將所購書籍攜帶返滬并翻譯完成。而王韜以體病難行婉辭,其背后真實原因,應該是王韜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夠主導這套叢書的總體編纂,但另一方面多少又考慮到自己并不通曉西語,擔心如果這套大型叢書只是定位于“翻譯”,哪怕是編譯,恐亦難善其事。而從此事的后來發展看,應該是張之洞方面在接到王韜的婉辭之后,將《洋務叢書》的最初設計做了一定調整。這一點,從當時廣東電報局總辦沈嵩齡代張之洞致王韜的一通電文中可見一斑：

來電已呈帥覽。道躬抱恙,未能來粵,彌勞盼仰。帥意擬輯《洋務叢書》,分疆域、軍制、刑律、稅則、學校、國用、官制、商務、工作、邦交、教派、禮儀十二門,或采近作,或譯新書。欲得熟悉此中情形而明其體要者,非公莫屬。擬即在滬纂輯。滬有西儒能操華語者,亦可延致襄理,仰茲考證。應用翻譯,由粵選派。館所經費,均可措辦。公得怡情著述,兼資頤養,諒所樂從。如屬可行,請擬辦法,酌定經費寄示,仰便轉稟。弟嵩齡頓首。(25)[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97頁。

遺憾的是,《弢園尺牘新編》中,并沒有輯錄王韜與沈嵩齡(小園)之間就《洋務叢書》編譯事的往來書札。而對于王韜而言,其晚年最為看重的工作,一是募集資金,刻印自己的著述;二是編譯《洋務叢書》或《洋務輯要》。而檢閱此間王韜尺牘,其中有關募集資金的書札較為齊全完整,而關涉《洋務叢書》或《洋務輯要》編譯出版事宜的往來書札卻不甚充分。

不過,上述所輯電文,基本上已將張之洞首倡編纂《洋務叢書》之要旨傳達清楚,而且亦基本上滿足了王韜可能提出或關注的各項條件,包括藉此還可以兼顧王韜“怡情著述”“兼資頤養”方面的期待。甚至將在滬延請西方譯者參與其中的權力亦交由王韜“獨斷”,這些都應該理解為張之洞方面對于王韜的看重和尊重。

在稍后王韜致薛福成的書札中——尤其是薛福成出使英倫期間——也頻繁出現了有關《洋務叢書》的信息。

其中,首次出現《洋務叢書》相關的文字,是在徐福成出使英倫三年之前。該書札最后一節,詳細介紹說明了《洋務叢書》的編纂緣起及內容籌劃：

張香帥近有《洋務叢書》之輯,欲延韜為總纂。正恐才谫學陋,不克勝此重任耳。此作分門區類,計十有二：曰疆域,曰國用,曰刑律,曰軍制,曰職官,曰學校,曰商務,曰工作,曰邦交,曰稅則,曰教派,曰禮俗。中無象緯、歷算、格致、機器諸種洋學,似宜采譯,他日成書,亦一大觀,但不知果能舉行否耳。(26)[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57頁。

上述文字中提到了王韜被張之洞邀為《洋務叢書》之總纂,亦列舉了《洋務叢書》擬開展之知識門類,還特別提到了其中不包含象緯、歷算、格致和機器等內容,而這些內容在晚清“西學東漸”以及“洋務運動”之中卻是被廣泛、特別重視過的。不過,王韜此處并沒有相應說明《洋務叢書》擬訂上述內容門類,究竟是張之洞直接列出要求的,還是張之洞幕僚們私下之意見。推測應該是與張之洞個人意見相關。而從王韜的說明來看,對于這一編纂計劃究竟是否能夠如愿以償地完成,似乎還不能確定。而恰恰是王韜所補充的歷算、格致以及機器諸種洋學,后來又成了張之洞身邊的幕僚們批評王韜編譯完成并提交的《洋務叢書》的原因之一。而從王韜上述情況來看,《洋務叢書》的“分門區類”,并非是王韜個人所為,而是張之洞在當初即已交代清楚的。

在接下來寫給薛福成的書札中,王韜再次提到了這套叢書的編輯進展：

韜佐理香帥譯輯《洋務叢書》,必至八月杪始能蕆事。十二門中,疆域一門為尤備,裒然有二十有四冊,約略五十萬言。視臣朔所誦,幾兩倍之。韜意可作單行本,與《瀛寰志略》《海國圖志》之外,別樹一幟,將來以備四裔館之采擇,未始非一得也。(27)[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59頁。

值得注意的是,王韜這里不僅提到《洋務叢書》12門類、24冊及50余萬字這些具體信息,而且還提到這套叢書是年八月底可能完成。此外,他還提到這套叢書與《瀛寰志略》《海國圖志》等同時代著述之間的關聯性。而類似提法,同樣見諸王韜在提及自己另一部未曾刻印的大型叢書《四溟補乘》時之所言。從這里應該也可以發現《四溟補乘》與《洋務叢書》之間在知識譜系以及編纂構思之間的邏輯聯系。

實際上,自港返滬之后,王韜有兩個身份尤為引人矚目：一是“西學東漸”與“洋務運動”倡導者、推動者和踐行者這一身份;二是在滬上詩文小說界尤其是《申報》文學圈近乎祭酒這一地位。而就第一種身份而言,王韜除了墨海書館時期的那些“西學”翻譯與闡釋成果,在香港時期亦有《普法戰紀》等關涉時政、軍事、外交一類的著述問世,返回上海之后,王韜還受邀出任格致書院山長一職。這一職務身份,對于王韜晚年以一種實際的身份參與到洋務運動之中,提供了一個無可替代的現實平臺。

而在致薛福成的書札中,王韜就曾坦陳過自己對于這一職任的想法甚至抱負：

去秋中西董事公舉,承乏格致書院,所擬二事,皆見施行：一廣招生童前來肄業,教以西國語言文字,旁及天算輿圖、機器格致,務期有所裨益,以備他日之用;一天下人才其留意于西學者,應復不少,先以空言,冀收實效,四季課藝,其一端也。(28)[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56頁。

事實上,格致書院也確實在遵循著王韜的上述思路來開展辦學。盡管王韜的教育培養思路與格致書院的另一關鍵人物傅蘭雅的想法自始至終就一直存在著比較大的分歧。

不過,讓傅蘭雅也不能不佩服的是,王韜通過格致書院四季課藝命題這一由頭,聯系籠絡了晚清官場不少親近洋務的官員。在致盛宣懷的書札中,王韜就以為格致書院課藝命題為“由頭”,維系著與盛宣懷這一位洋務派重臣的聯系：

格致書院夏季課藝,尚待我公命題,以為多士矜式。格致為洋務之發軔,亦精華之所萃,樞紐之所存,必當分求南北洋大憲總持其間,每歲春夏則龔仰蘧公祖與閣下當之,秋冬季則薛叔耘觀察與胡蕓楣觀察當之,周而復始。若有他大憲預其間,亦可稍間一期也。(29)[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69頁。

將洋務人才的培養,與當時方興未艾的洋務運動勾連起來,這盡管并非是王韜之首創,卻在王韜出任格致書院期間得以積極推進,而后又通過這一渠道,將格致書院培養的人才推介給像盛宣懷這樣的洋務官員。此類舉措,與其說是王韜晚年將其勢力觸角向清末官場擴展的具體表現之一,還不如說是王韜通過這種方式進一步推動清末洋務運動擴大發展的個人努力之一種。而從這里亦可以看出,王韜對于格致教育、格致人才培養之于洋務運動的高度重視。

類似努力,在此間王韜致盛宣懷的其他書札中亦有表現：

《經世文編》欲續者,龍門書院高材生,葛姓也。但事不果行,經費缺耳。此事近時所當增入者,為洋務西學格致一門?！陡裰聲赫n藝》佳者亦可采入。今春許方伯星臺先生所出題為“格致之學中西異同論”,前三名所作辯論明通,真能于中西之學一貫者,數日后即當登報,寄呈鈞覽。(30)[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79頁。

將格致書院學生課藝中涉及“洋務西學格致”一門且優異者,納入到《經世文編》續編之中,這不僅體現出王韜對“洋務西學格致”的重視,亦可見他的文章觀或文章思想的明顯調整。其中所倡導的“中西之學一貫”的立場和主張,事實上亦為清末文章學的改良,指明了另外一種嘗試或一條道路。

而在格致書院之外,《洋務叢書》無疑也成為了王韜保持與上述洋務官員們維持聯系的另一由頭,也成為他募集刻印出版資金的金字招牌：

近日筆墨之役益復紛如蝟集,所譯《洋務叢書》,已竟“商務”一門。西士于譯事尚勤,特其學問似未充裕耳。(31)[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72頁。

如果再查閱一下王韜此間前后與各洋務官員們之間的往來書札,會發現對于通過編纂與洋務相關著述,來服務貢獻于清末洋務并藉此獲得著述刻印集貲,王韜曾多方努力以圖能有所成就。在致盛宣懷的一通書札中,王韜甚至還希望盛能夠向當時山東巡撫張曜代詢相關事宜進展：

韜滬曲棲遲,了無一事,意欲趁此閑中歲月,將生平著述三十余種近付手民,出以問世。惟是繕寫需時,集貲非易。若朗帥委以探輯洋務一役,月給薪水,則此事必有就緒(韜去歲行時,朗帥畁以馬封二百,蓋以探析洋務之用)。(32)[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85頁。

此類文字表述,大多與此間王韜所接受總纂的《洋務叢書》或《洋務輯要》有所關聯,亦可見晚年王韜在“西學東漸”以及“洋務運動”中的進一步實際參與的具體作為。

至于《洋務叢書》或《洋務輯要》這一重大編譯出版工程后來的結果,卻并沒有如愿以償地成為清末“洋務運動”中的一項重要成果,而是淪為了王韜個人著述出版史上并不多見的一個“爛尾工程”。從《洋務叢書》到《洋務輯要》,再到《籌辦夷務類要》,這一衍變過程本身,就體現出對于“洋務”的某種認知及立場態度之變遷。當然改變的并非是王韜的態度。而是張之洞及其屬下負責對接經辦《洋務輯要》者的認知與態度,譬如1896年受任湖北譯書局總纂的陳慶年,當時負責修訂《洋務輯要》,而陳慶年在致繆荃孫、陳惕庵的書札中,不僅提到自己當時受命“董理”《洋務輯要》,而且還明確提出了“‘洋務輯要’非大加整頓,方可寫定”的意見。當時張之洞幕僚之中參與《洋務輯要》修訂的,還有楊楷、鐘天緯、華世芳、汪康年、王錦榮等人。據鐘天緯《刖足集》所附《鐘鶴笙徵君年譜》云：

光緒十八年壬辰,初孝達制軍有“洋務叢書”之輯,王君紫詮任編輯,局設于上海。稿成,制軍以其繁而不殺,無當著作之林,囑公為修飾之。公乃貢議謂書分十二門類,政治風俗等,而獨無格致。夫科學為泰西富強之源,制造學問悉由于此。中國師西法,亦師其科學而已。舍本不圖,雖日講議院之制,倡自由之說,無益也。(33)《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刖足集·鐘鶴笙徵君年譜》,《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72—773頁。

事實上,上述參與《洋務輯要》修訂的張之洞身邊的這些幕僚,多少都對王韜所完成提交的《洋務輯要》提出了意見,有些批評還甚為尖銳。不過,其中有些非議指責,未必都是王韜方面的問題,譬如鐘天緯所提出的《洋務輯要》叢書之中,竟然缺失了“格致之學”,這讓出身于上海廣方言館、長期在江南機器制造局翻譯西學的鐘天緯確實難以理解和接受。不過,如果看一下王韜所出示的當初張之洞對于“洋務輯要”門類的計劃要求,以及王韜致薛福成書札中的說明,或許就不會將“格致”一門的缺失責任,完全歸咎于王韜了。

不過,實際情況是,盡管張之洞組織班子對《洋務輯要》叢書進行了較大規模的修訂,但這套叢書最終卻未能在王韜生前刻印出版,成了王韜一生中并不多見的出版“爛尾”項目。

四、其他與王韜相關之著述

作為清末一位重要的著述家,王韜在西學、洋務以及小說筆記方面的翻譯著述尤為引人矚目。

除此之外,作為一位編輯家、出版家,王韜晚年在香港及返回上海之后,或通過自己所創辦的中華印務總局,或通過《申報》館以及晚年在滬自印等途徑,也推薦出版或資助出版甚至直接刻印出版了一些友人的著述,而這些著述在王韜看來,大多具有特別的時代意義：

旅滬以來,惟以刻印書籍自娛。亡友蔣劍人詩詞及詞話均為付之梨棗,《珊瑚舌雕談》,說部之流,以活字版印行。近又排印《校邠廬抗議》,所談洋務、時務,深抉閫奧,中允識見之遠大,可謂當今巨擘,惜乎當局者不能行其言也。(34)[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66頁。

這類著述包括且不僅限于《嘯古堂詩文集》(35)[清]蔣敦復(劍人)：《嘯古堂詩文集》《芬陀利室詞集》,清光緒十一年王氏淞隱廬刻本?！斗彝永以~集》《珊瑚舌雕談》(初集)(36)[清]許起：《珊瑚舌雕談》(初集),淞隱廬遁叟手校本,弢園王氏藏,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刻印?！缎＿搹]抗議》(37)[清]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有多重刻本,包括弢園老人校印本?！度毡倦s事詩》(38)[清]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先有京師同文館本,后有遁窟老民王韜校印本(光緒六年)。以及《艷史叢鈔》(39)段懷清：《王韜與〈艷史叢鈔〉〈香艷叢書〉及〈艷史十二種〉》,《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等。

而對于其中有些著述,王韜亦有著自己比較獨特的認識。眾所周知,王韜曾經受邀遠赴英倫協助理雅各翻譯“儒家經典”及“東方圣典”。對于此過程中自己的身份及貢獻,王韜的認識較為獨特,亦引人注目。

在1888年《上吳清卿河帥書》中,王韜直接將協助理雅各所翻譯完成的儒家經典視為自己的著述成果(40)有關王韜協助理雅各翻譯“儒家經典”及“東方圣典”的情況,參閱段懷清：《王韜與19世紀西方漢學》,《社會科學》2022年第8期。：

中間作泰西汗漫之游,縱橫四萬里,經歷十數國,居夷三年而《五經》譯其四,吾道西行,其庶幾乎?(41)[清]王韜：《王韜日記新編》下卷,田曉春輯校,第707頁。

而在致薛福成的書札中,王韜再次重申了自己參與翻譯理雅各所主持的“儒家經典”事宜,且對自己在此翻譯過程中的“身份”及“貢獻”亦毫不隱晦：

昔在英土,曾譯《詩》《書》《春秋左氏傳》三經,已付剞劂。彼都人士,今皆誦讀,宣圣之道,漸由東土而至西方。將來《中庸》所言,定可應之如操劵。(42)[清]王韜：《韜園尺牘新編》下卷,陳玉蘭輯校,第556頁。

盡管王韜在這里并沒有直接將自己視為譯者,但對此身份及相應貢獻亦未否定,反倒是明確指出了自己“曾譯《詩》《書》《春秋左氏傳》三經”。

當然,一般認為英譯本“儒家經典”屬于理雅各的翻譯成果,王韜的上述“堅持”,或許還存有爭議,但也至少反映出,在理雅各“儒家經典”及“東方圣典”翻譯過程中王韜自己的一種認識與判斷。

類似情況還有《西學輯存六種》。

《西學輯存六種》包括《西國天學源流》《重學淺說》《西學圖說》《西學原始考》《泰西著述考》《華英通商事略》六種,其中各篇發表情況,已有前述,此不贅述。在《〈西學輯存六種〉自序》及《〈西學輯存六種〉目錄》中,王韜對于這部較為特別的著述亦有所說明,其中有些表述,與相關文章在《六合叢談》《教會新報》等處發表時署名情形有所不同,反映出王韜對于這些著述的著作屬性前后認識發生了一些變化,而后來的認識則表現出更為清晰和明確的作者意識和著作權意識。這種情況在清末“西學東漸”以及“洋務運動”時期來華傳教士的本土中文助手這一群體中并不多見。而且,在《西學輯存六種》中,其中四種的署名如下：

《西國天學源流》,英國偉烈亞力口譯,長洲王韜(仲弢)著;光緒己丑年(1889年)秋由淞隱廬遁叟校印。

《西學原始考》,長洲王韜(紫詮)輯撰。天南遁叟手?？?/p>

《泰西著述考》,長洲王韜(仲弢甫)輯撰。光緒庚寅春季遁叟手校印行。

《英華通商事略》,英國偉烈亞力口譯,長洲王韜(仲弢)著,甫里逸民刊于淞北寄廬。

上述署名方式中,王韜或署“輯撰”,或直接署“著”,而不是在這種口譯——筆述式翻譯模式中最為常見的“筆述”。尤其是《西國天學源流》一種,王韜將自己的身份確定為“著”,這應該也反映出晚年的王韜對于自己早年在“西學東漸”過程中相對自主性、獨立性以及創作性工作及貢獻的一種明確肯定與自信評價。

當然,在上述王韜所出資刻印的別人著述之外,在王韜自己的著述中,亦有不少散佚文章,在其生前未曾結集出版,而當初王韜是有過結集打算的,譬如《臆談》。關于該書,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之《理財》一文后跋中云：

昔在同治初元之春,余將以避兵至粵,蒿目時艱,憂心孔棘,曾撰《臆談》四十有四篇,略仿杜牧《罪言》、蘇洵《權書》之意,冀稍足以拯救時弊,欲上之當事,不果。癸酉冬間,承乏日報,搜諸篋中,尚存強半,雖曰陳言,亦或可被一得,享帚知珍,懷璞自賞,不忍棄捐,仍錄之以問世。同治十有三年甲戌夏四月,吳郡王韜附識。(43)[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汪北平、劉林整理,第312頁。

由此可見,《臆談》中所錄諸文,寫成于1862年左右,凡44篇。1873年,亦即王韜自英倫返港、主持《循環日報》之時,將其中尚剩余半數整理發表于該報,后又輯錄于《弢園文錄外編》,其中多見于《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二。而這也成了王韜著述存世流傳的方式一種。至于王韜生前著述中或遺失、或損毀、或散佚者,從王韜相關文字敘述來看,當亦不在少數,但因未能檢視,故不贅述。

縱觀王韜作為著述者的一生,不僅可見其著述的相關領域與具體貢獻,而且亦可見其知識觀、世界觀乃至文章觀、著述觀的不斷調整,甚至還可以看出王韜與清末官場及士紳階層之間交往互動的一般情形。至于王韜著述的總數量,綜上所述,應該不會少于《弢園老民自傳》以及《弢園著述總目》中所提及者,這一點應該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