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自主法學知識體系需要內外兼修

王錫鋅(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外法學》 主編)

《清華法學》 創刊第100 期之際,主編黎宏教授邀約參與一個主題筆談,探討新時代法學研究及法學期刊的使命。說實話,對這個主題,我雖然也一直在努力思考,但并沒有什么自己滿意的心得體會。但《清華法學》 出刊第100 期,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和機緣。自2007 年5 月創刊以來,《清華法學》 已成長為我國法學領域最為重要的學術期刊之一。對《清華法學》 的學術品味、品格、品質,我和法學界眾多同仁一樣,懷有崇高的敬意,故勉力而為小文,借此機會談談當下法學界熱議的如何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這一問題。

2022 年4 月25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薄?〕《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載《人民日報》 2022 年4 月26 日,第1 版。在構建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大背景下,2023 年2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 提出,要總結提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具有主體性、原創性、標識性的概念、觀點、理論,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不做西方理論的“搬運工”,構建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參見《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載《人民日報》 2023 年2 月27 日,第1 版?！皹嫿ㄖ袊灾鞯姆▽W知識體系”已成為法學研究的主流話語和熱點話題。

不過,“自主法學知識體系”不應流于口號。在這一時空中,作為法學研究者,我們既是法學知識的生產者,也是消費者,當然需要認真對待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這一時代命題。但坦率地講,中國的法學界是否真正厘清了什么是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中國特色的哲學和社會科學“自主的知識體系”,是從政治家的宏觀高度提出的命題。將這一命題適用到法學理論研究這一微觀、具體領域,雖然是一種邏輯延伸,但也必須考慮法學理論研究這一具體領域的特殊性和規律性要求。

換言之,對于什么是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不能僅僅套用宏觀上的政治話語,而需要從法學理論研究和知識生產的規律出發,對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之本質和內涵進行具體化的界定。否則,概念不清晰,一方面可能導致“口號化”和形式主義,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法學理論研究者無所適從,反過來阻礙我國的法學理論研究。因此,什么是“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 這本身就應成為當前我國法學理論界深入研究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

對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中國的法學家已開始認真思考。例如,張文顯教授撰文認為:進入新時代,我國法學研究達到了一個自主性的階段,即不依賴外來理論、觀念與言說方式的指引就能思考自己的問題、闡述自己的實踐、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話語體系,我們開始擁有足夠的社會主義法治的道路自信、法律的制度自信和法學的理論自信;法學家的學術自主意識、自主創新能力、自主建構體系的能力顯著提升,建構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主客觀條件均已具備?！?〕參見張文顯:《論建構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載《法學家》 2023 年第2 期,第12 頁。在這里,張文顯教授用“自主性”“自信”兩個關鍵要素來界定“自主的法學研究”?！白灾餍浴卑▋蓚€維度:第一是“本土”與“外來”對應意義上的國家主體性,也就是不依賴外來理論、觀念和話語。在此意義上,“自主性”其實是指“中國的法學知識獨立性”;第二是從“自我”與“他人”對應意義上的個人主體性,也就是法學家進行法學研究的學術自主意識、自主創新能力。在這個意義上的“自主性”所指的應當是“作為研究者的獨立性”。應該說,從法學研究者的主體性和獨立性等因素來理解法學研究的自主性,這一解析非常深刻。

但是,我們仍需追問的是:法學知識的國家自主性與研究者個體自主性二者之間是何種關系? 例如,是否可以順著這個思路追問:如果法學家的學術自主意識不斷增強,則這種主體性的增強也必然意味著學者獨立思考的欲望和能力的不斷增強,那么這些具有學術自主性的法學家是否可以跳出“本土”與“外來”的二元對立范式來進行法學理論的研究? 至于從“自信”這一要素來理解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也可以再進一步探討。自信是指主體的一種心理和精神狀態。我們對制度和道路可以自信,但法學理論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部分,應當堅持實事求是。如果所有的法學家都對自己的學術研究高度自信,法學研究都要對現實存在高度自信,那如何進行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 如何進行學術的交流、討論和批評呢?

因此,主體性、自主性、本土性這些關系到構建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關鍵問題,還有待法學界進一步的討論和對話。我個人認為,如果從正面對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進行界定還需要一個深入的探索過程,那么在我國當下的法學理論研究中,從反面對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不是什么”進行探討,有很大的必要性?！白灾鞯姆▽W知識體系”需要一個“負面清單”。

首先,法學知識體系的自主性不能變成“自說自話”。當前,法學研究中存在著兩類問題,即“看不到中國”和“只看到中國”的兩極化問題。正如復旦大學法學院杜宇教授所指出的,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構建,應當既重視解決中國問題、貢獻中國方案,也重視以中國為方法的研究,并將其納入世界性的研究傳統中,使其成為世界性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見《第六屆法學前沿論壇在復旦大學舉行》,載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 年10 月14 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10/t20231014_5690454.shtml。

那種只強調“本土自主性”,從“本土”與“外來”的對立視角來理解法學研究的自主性,其實是對自主性的曲解。在這一視角中,自主性似乎等同于本土性。依照這一邏輯,法學知識的自主化實際上是要將中國的法學理論研究和法學知識體系“自我地方化”?！白晕业胤交笨赡苷T發“自我邊緣化”風險。隨著國際形勢日趨復雜,通過完善國際法治以增進人類福祉,相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和重要。在此背景下,中國法學更加應當實現自主性與國際性的高度融合。例如,不依賴西方外來的理論、觀念和話語,固然可以思考中國自己的問題,研究中國的法治實踐;但中國的問題和法治實踐,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中并不都是獨一無二的。清末開始,我們“睜眼看世界”,提出“洋為中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強調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推動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借鑒外國經驗,當然不是要簡單照搬外國法學理論和制度,更不是用外國道理解決中國問題。法學理論研究,當然應立足本土,“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5〕《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載《人民日報》 2023 年6 月3 日,第1 版。但“中國道理”不能變成“獨家之言”或“一家之言”,否則就很難跟別人講清楚道理。說到底,法學知識體系的自主性,并不能等同于法學知識體系的“獨特性”,更不意味著中國的法學知識體系與其他國家的法學知識體系格格不入,否則,我們的法學知識如何與世界對話? 如何向世界介紹和推介法治問題“中國方案”? 如何有效地參與以法治為框架的國際合作和競爭?

其次,法學知識體系的自主性不能變成“自吹自擂”,法學研究不能成為對傳統和當下法律制度歌功頌德的旁白。當前,一些法學研究者感受到,對本土法律制度進行批判性研究的成果,往往很難發表,怕涉及研究立場等問題,甚至被貼上“遞刀子”標簽。自主的法學理論研究是否應鼓勵和允許對中國法律制度傳統以及當下法律制度、法律實踐的反思和檢討?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從學術研究的內在要求和規律看,沒有反思和批評,何來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為何?何來法學知識的有效增量?

其實,對傳統和現實問題進行反思性研究,這正是主體性要求,也是內在自信心的體現。學術批評不僅指學者之間所進行的批評和爭鳴,也包括學術研究主體對研究對象的反思、檢討和批判。例如,近年來關于“中華法系的復興”漸成熱點話題,一個重要的緣由便是試圖通過回溯法治的傳統資源而建構法學知識體系的自主性,這無可厚非。通過向傳統尋求法治資源的做法,符合傳統和當代的時空延續性。但什么是中華法系?“法系”(legaljurisdiction) 概念是在西方歷史上出現的羅馬帝國、英帝國領土擴張背景中法律制度擴張的產物,中國歷史上并不存在類似的帝國擴張,我們是否有必要照搬“中華法系”這一本身也是由外國人最早提出的概念? 又如,傳統法律文化及制度所包含的糟粕,在法律史教科書中早已被反復檢討。這一點,就連其他學科的學者也能一眼看出。復旦大學政治系教授包剛升指出,傳統法家所倡導的工具主義法制,不僅無視人的主體性價值,也很難塑造一個在經濟上有活力和競爭的社會?！?〕參見《包剛升:現代政治議題中的儒法道》,載搜狐網2023 年10 月10 日,https://cul.sohu.com/a/727144865_121722308。因此,向傳統法律文化和制度尋求思想和理論資源,不能變成對傳統法律制度和文化的迷信。這方面,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 年10 月16 日)》,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42 頁。這一表述以“優秀”這一定語對“傳統法律文化”加以限定,這非常深刻和精準。

再次,法學知識體系自主性不能變成“自娛自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參見同前注〔5〕。這一命題為中國的法學理論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如何提煉和概括“中國道理”? 道,是一種價值體系集合,例如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道”的表達;理,是事物變化和發展的邏輯、運動的規律性。無論是價值還是邏輯,中國道理都需要既體現中國的特殊性,也需要探究事物的普遍性。中國道理,應當具有人類的共情功能,應當具有人的同理心。這樣的中國道理才能總結好中國經驗,才能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在這個意義上講,構建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當然需要根據中國傳統和當下的經驗,提出中國原創性的概念、理論和方法,不斷充實和發展“中國道理”并用之總結好中國經驗。但在這個背景下展開的“中國制造”不能變成“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應當從學術研究的客觀性和嚴謹性出發,擺事實、講道理。如果我們所原創的概念、原理、理論、方法在強調“自主研發”的同時失去了與世界進行有效對話的功能,那么這樣的“自主研發”就可能成為理論研究的自娛自樂。

話語和理論的競爭是當代國家競爭的一個重要場域。當前,關于市場、民主、人權、環境等重大問題的話語競爭是國家競爭和國際治理的重大問題。在這些問題上,中國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走自己的道路,積累了大量經驗,這需要我們踏實研究、總結經驗、提煉道理,這一過程也就是知識創新的過程。把中國經驗總結歸納好了,也就成了中國道理。這樣的中國道理不僅是中國的,也具有世界意義,可以為世界提供中國經驗,也可以與世界展開對話、進行話語競爭。在構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同時,提高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是當前中國法學界的共同愿景。如何在“中國”與“世界”的二元結構下重塑自身定位,如何實現自主性與世界性的深度融合,如何在提高話語生產力的同時提高話語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傳播力,這是中國法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肩負的重大使命和必須回答的時代課題。

構建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應當面向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提出中國理論,但不能陷入知識生產的“自我邊緣化”;應當尊重和發掘傳統法治資源,傳統優秀法律文化,但不能失去對歷史和傳統進行反思的能力;應當加強基于中國問題和中國特色的經驗提煉,進行原創性的法學理論研究,但也需避免法學知識生產“中國制造”的片面化。

對這些問題,中國的法學界已有清醒認知。例如,張文顯教授指出,構建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應當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總體思路進行推進;〔9〕參見張文顯:《中國法學70 年的回顧與前瞻》,載黨建網2019 年10 月10 日,http://www.dangjian.cn/djw2016sy/sxzg/201910/t20191010_5277624.shtml。黃文藝教授提出,構建自主法學知識體系,應當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等原則;〔10〕參見黃文藝:《邁向法學的中國時代——中國法學70 年回顧與前瞻》,載《法制與社會發展》 2019年第6 期,第15 頁。蔡立東教授認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要彰顯人類觀照,既要強調中國法學的主體性、原創性,也不排斥域外的法學研究成果,而是要合理借鑒國外有益經驗?！?1〕蔡立東:《以主體性原創性研究建構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載《光明日報》 2023 年3 月31 日,第11 版。我們既要“向內”為中國法學自身的高質量發展探索新理論、新范式,又要“對外”為中國法學理論走向國際話語和知識競爭的舞臺中央開辟新路徑、新方向,從而在構建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進程中推動中國法學“內外兼修”,實現法學知識體系自主性與世界性的有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