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作品在日本翻譯與接受研究綜述

熊 輝

(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四川成都 610065)

魯迅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因為他曾留學日本并和很多日本作家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因此成為日本最受歡迎的中國作家之一，其作品在日本的翻譯和傳播可謂深入人心。一直以來，日本學界對魯迅作品的翻譯和研究從未中斷，相繼出現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魯迅翻譯和研究專家，因此日本的魯迅研究是中國學者或日本學者關注的重要話題，對之加以整理和分析，有助于進一步推動魯迅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和接受。

一、魯迅作品翻譯與接受的整體研究

從魯迅作品在海外翻譯和傳播的總體研究情況來看，日本的相關翻譯和傳播實踐以及研究狀況等都取得了較高成就。

關于國外魯迅研究資料的搜集和整理，首先應提及樂黛云主編的《國外魯迅研究論集(1960—1980)》。盡管該書只是對國外魯迅研究論文的翻譯和集合，但樂黛云寫的序言卻是一篇很好的歸納總結國外1960至1980年間魯迅研究之總體面貌的論文，是國外魯迅研究進程中不容忽視的文獻。在這篇序言中，樂黛云首先對20年間國外魯迅研究的變化和新進展作了簡要概述，認為海外魯迅研究不再單一地將魯迅視為中國的著名文學家，而是把他作為有世界影響力的“思想家、革命家和藝術巨匠”[1]1來進行分析和討論，這種變化主要出現在美國和日本的魯迅研究界。接著，樂黛云歸納了國外魯迅研究的主要內容：第一，關于魯迅思想的起點及其發展和轉變的研究；第二，關于魯迅繼承東西方文化傳統、在繼承傳統基礎上的創新，以及魯迅對世界文化寶庫作出的獨特貢獻；第三，關于魯迅思想矛盾的分析；第四，對魯迅作品藝術技巧的分析[2]1-4。與此同時，國外魯迅研究呈現出共同的特點：在廣闊的背景下展開全方位的比較，注重魯迅作品內部的階段性比較，采用豐富多彩的文學批評方法。在這本國外魯迅研究論文集中，一共收錄了7個國家的19篇論文，其中有5篇日本學者的論文：丸山昇的《革命文學論戰中的魯迅》，嚴紹璗譯；竹內實的《中國的三十年代與魯迅》，嚴紹璗譯；高田淳的《魯迅詩話》，嚴紹璗譯；木山英雄的《周氏兄弟與中國散文的發展》，劉振瀛譯；伊藤虎丸的《〈狂人日記〉——“狂人”康復的記錄》，王保祥譯。在20世紀80年代，《國外魯迅研究論集(1960—1980)》是中國學術界對國外魯迅研究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對中國的魯迅研究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張杰是國內探討魯迅作品在海外翻譯和研究的先行者，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魯迅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相關研究成果。張杰給學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關于國外魯迅研究的整理，他先后在《魯迅研究月刊》(始稱《魯迅研究動態》)和《上海魯迅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關于日本、蘇聯、美國、英國等國家魯迅研究的長文，是繼戈寶權之后國內關于魯迅作品在海外傳播和接受研究的重要學者。2001年9月，張杰將分析海外魯迅研究的文章編輯成冊，以《魯迅：域外的接近與接受》為書名，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收錄的文章主要圍繞魯迅與國際友人的交往以及國外魯迅研究展開，因此可以被視為魯迅國際交往和海外傳播的專著，在魯迅海外傳播研究的歷史上是一部集大成之作。這本書由上下兩篇構成，上篇專注“接近”，收錄了41篇涉及魯迅與44位日本各界人士之間交往的文章；下篇專注“接受”，收錄了魯迅在海外諸國傳播情況的9篇論文，其中涉及日本的有《日本的魯迅研究(1909—1936年)》《國外魯迅研究情況補略》等。有論者評價說：“張杰這部書展示了90年代以前魯迅在世界上傳播的基本面貌，證實了魯迅作為一名世界性作家的廣泛影響?！盵3]10

魯迅作品在海外翻譯和傳播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理當有研究來梳理和分析魯迅作品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傳播及接受情況?！遏斞赣蛲獍倌陚鞑ナ?1909—2008)》于2009年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是目前國內研究魯迅及其作品在海外傳播的代表性成果?！氨緯?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美國和蘇聯兩大陣營‘冷戰’局面的形成為界，把百年國外魯迅傳播史分成‘冷戰前時期’(20年代初—40年代末)、‘冷戰時期’(50年代初—90年代初)和‘冷戰后時期’(90年代初以后)三個階段來作縱向勾勒；在橫向維度上，本書把魯迅在國外的傳播分作‘魯迅在歐美西方國家的傳播’、‘魯迅在日本以及遠東國家的傳播’和‘魯迅在俄蘇及其他東歐國家的傳播’三個主要群落，再加上‘魯迅在亞非拉國家的傳播’這一群落來考察?！盵3]11有評論稱這部著作“填補了魯迅域外研究的一個空白”[4]，在魯迅研究的歷史上屬于開創性成果，對拓展魯迅研究的空間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作者主要采用縱向的時間性勾勒和橫向的事實性呈現相結合的方法，把魯迅在海外的傳播具體到不同區域和國別內部；同時將史料描述和觀點論證相結合，凸顯出百年來魯迅在海外傳播的歷史脈絡和整體性面貌，為我們今天重新打量和審視魯迅作品在海外的接受提供了重要參照。

魯迅在海外的傳播和接受是魯迅研究的重要內容。國內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有學者在撰寫魯迅研究綜述時，開始將眼光擴大到國外，關注魯迅及其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和傳播情況。比如在《魯迅研究七十年》(上)中，在“魯迅研究的迂回發展時期”(1928—1936魯迅逝世前)部分，作者歸納了魯迅作品在海外的翻譯和接受情況，認為僅就海外魯迅研究而言，日本取得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國內曾多次翻譯轉載日本學者的研究文章，而且“這些文章都頗多見地”[5]。在“魯迅研究的開拓時期”(1936—1949)部分，日本有代表性的魯迅研究成果有《憶魯迅》(增田涉)、《回憶魯迅先生》(內山完造)、《回想魯迅》(長興善郎)和《魯迅魂》(鹿地亙)等。在《魯迅研究七十年》(下)的“魯迅研究的新生時期”(1976— )中，作者認為該時期日本魯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魯迅印象記》《魯迅與日本》《魯迅的小說》(增陽涉)，《父子之情》《甘為孺子?！?高田淳)，《魯迅》(竹內好)，《魯迅世界》(山田敬三)，《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北岡正子)等。國內刊物《魯迅研究》在1984年第6期開辟了“魯迅研究在國外”的專輯，“還有十多篇影響較大的文章”[6]。從《魯迅研究七十年》(上)(下)兩個部分關于魯迅在海外的研究之梳理來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海外的魯迅研究相對于國內而言呈現出蕭條的狀況，這主要是受國際關系的影響。雖然這篇文章對20世紀80年代以后海外魯迅研究的歸納顯得比較薄弱，缺乏基本的資料和史實，但能夠將海外魯迅研究納入觀照視野，足以證明研究者開闊的學術視野。

魯迅作品在日本的翻譯和傳播研究的具體情況，還得從下文的幾個方面來詳細展開。

二、魯迅作品翻譯研究

有研究分析了魯迅作品在日本的譯介情況，將日本的魯迅譯介史分為六個階段：20世紀20年代萌動期(1924—1929年)、30年代發展期(1931—1937年)、戰爭低徊期(1937—1945年)、戰后繁榮期(1946—1969年)、繁榮新時期(1970—1989年)以及穩定期(1990—2010年)。該研究以時間為線詳細梳理了日本對魯迅作品的翻譯，同時對重要的翻譯作品進行了評述，認為日本的魯迅翻譯有如下特點：第一，日本對魯迅作品的翻譯和介紹有悠久的歷史，譯作的數量、種類和質量都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績，為國內的魯迅研究和作品出版提供了有價值的經驗，有助于帶動魯迅及其作品在海外的翻譯和傳播；第二，魯迅作品在日本的翻譯大多是由魯迅研究者完成的，這就決定了日本的魯迅翻譯與魯迅研究具有同步性，一方面保證了譯文的可靠性，但另一方面卻會因為譯者各自的“魯迅像”而對魯迅作品的翻譯產生主觀性影響；第三，日本對魯迅作品的翻譯隨著時代的更迭而不斷變化，反映出文學翻譯受時代語境的制約和影響。文學翻譯要受到國際關系和目標語國政治文化語境的制約，魯迅在日本的翻譯和傳播同樣如此，比如中日關系的變遷會影響到日本譯者在翻譯選材時的立場和審美標準：在現代時期，魯迅作為一個富有民族氣節和革命精神的作家被翻譯介紹到日本。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日本侵華的開始，魯迅在日本的翻譯相對陷入了沉寂狀態。等到日本戰敗后需要重新建構民族精神時，他們又從魯迅身上看到了“民族性”的光芒，于是魯迅的翻譯和研究就此復蘇。魯迅作品在日本翻譯和接受的沉浮史有力地證明了“文學作品的傳播和接受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誤解變形在所難免”[7]。

魯迅在日本翻譯和傳播了近百年之后，已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中國現代作家，是日本讀者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必須課”。魯迅作品的日譯始于20世紀20年代初，之后其小說集《吶喊》《彷徨》以及散文詩集《野草》等，更是成為日本學者研究和翻譯的重要對象。有文章按照年代羅列了日本對魯迅作品的翻譯情況，以表格的形式清楚直觀地顯示出日本在不同時期翻譯的魯迅作品，同時對重要譯者如竹內好、藤井省三等人的翻譯作了詳細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歸納出了魯迅作品譯介的階段性特征①。但是文章在史料的整理上還存在一些錯誤，而且對魯迅作品的翻譯情況也沒有做到“一網打盡”，難免有遺珠之憾，對日本的魯迅翻譯基本上還停留在現象描述上，沒能從翻譯學的角度進行更細致和學理化的分析。也有研究在列舉日本的魯迅作品翻譯和研究之后，歸納出20世紀90年代之前日本魯迅譯介和研究的特點：第一，日本人對魯迅著作非常重視，研究和閱讀魯迅不再是專家學者的特別行為，魯迅作為一個有世界影響力的作家已經進入了日本普通讀者的視野；第二，日本學者對魯迅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對魯迅個人也懷有深厚的感情；第三，日本魯迅研究一方面保持著與中國魯迅研究的“同步”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又滲入了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因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8]。

雖然對魯迅作品日譯的研究成果在日本魯迅研究中所占的比例不高，但以上幾篇文章也基本勾勒出了日本魯迅作品翻譯的基本脈絡。

三、魯迅作品接受研究

對魯迅作品在日本傳播和接受的分析是目前學界關注的重點，有很多學者對日本的魯迅接受情況進行了整體性關照，試圖從縱向的歷史發展角度對之加以描述，以凸顯出日本魯迅接受的歷史概貌。

張杰撰寫長文梳理了日本對魯迅的接受歷史，盡管國內外關于日本的魯迅研究成果比較多，但他力圖在這篇文章中實現如下突破和創新：一是突破國內魯迅研究梳理的局部化和階段性桎梏，力圖對之進行全面和系統的觀照；二是將魯迅研究的成果與作者及其所處的時代結合起來，將其納入到魯迅研究的歷史鏈條中加以打量，突破魯迅研究成果整理的孤立性和零散化狀態；三是將處于不同政治立場、思想傾向和文學流派的魯迅研究成果置于相同的學術考量標準之下，分析他們之間的相互對立和融合之處，進一步甄別魯迅研究的不同觀點；四是全面呈現日本的魯迅研究，不再把目光僅僅鎖定在正面研究成果上，而是要客觀、全面地展示日本的各種魯迅研究觀點，包括對魯迅的“褻瀆”和詬病之研究；五是將日本的魯迅研究植入到社會文化發展的大歷史中加以剖析，挖掘社會因素對魯迅研究的影響和制約[9]。張杰的文章梳理的是日本關于“魯迅生前的介紹和研究(1909—1936)”，共涉及到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日本關于魯迅的最早介紹即1909年5月《日本與日本人》雜志對周氏兄弟所翻譯的《域外小說集》的介紹文字；第二，日本最早將魯迅作為文學家加以研究和介紹的文章是《以胡適為中心漩渦的文學革命》，該文為青木正兒所作，于1920年9月至11月連載發表在《支那學》上；第三，與魯迅在北京時期交好的清水安三在1922年、1967年和1980年分別寫文章介紹魯迅；第四，20世紀20年代北京的日文報刊《北京周報》不僅發表了多篇魯迅作品的日文版，而且還發表了魯迅的論文和演講詞，藤原鐮兄、丸山昏迷以及清水安三等對魯迅做了一些訪談和介紹，對推進魯迅在日本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五，1925年3月，芥川龍之介在日本的《新潮》雜志第246期上發表文章《中國翻譯的日本小說》一文，肯定了魯迅和周作人1923年6月翻譯出版的《現代日本小說選》，認為他們在官名、地名和道具名稱的翻譯上都十分準確[9]；第六，“‘革命文學論爭’影響下的魯迅評論”，該時期受中國創造社和太陽社對魯迅評論的影響，日本也對魯迅提出了批評意見；第七，日本對魯迅《阿Q正傳》的翻譯評價掀起了新的高潮，出現了至少4個《阿Q正傳》的譯本；第八，關注日本在大連創辦的《滿蒙》日文期刊對魯迅的評價[10]；第九，在20世紀20至30年代，魯迅在日本的研究應涉及到增田涉1932年4月發表在《改造》雜志上的《魯迅傳》[11]；第十，日本文化界人士與魯迅的“會見記”也是日本魯迅研究中一類值得關注的寫作現象；第十一，在經歷了對魯迅“誹謗“式的評論之后，隨著中國對魯迅地位的肯定，日本國內也出現了對魯迅評論的轉向；第十二，對魯迅認識的新變化。張杰整理日本魯迅研究的系列文章，其實與他的寫作計劃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三篇文章實際上只是完成了作者第一部分的寫作構想，也就是1936年之前的日本魯迅研究。

江小蕙的《魯迅研究在日本》也是一篇宏觀的分析文章，因完稿于1982年，故討論的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日本魯迅研究。該文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按照“編年史”的方式，詳細列舉了1909年5月《日本與日本人雜志》刊登的有關魯迅文學活動的記錄以來，日本發表的與魯迅有關的論文或專著，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世紀30至40年代和70年代之后是日本魯迅研究的豐收期，而竹內好、增田涉以及藤井省三等人則是日本魯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文章的第二部分詳細地分析了日本魯迅研究的特點：第一，集中精力研究目前日本魯迅研究界尚有分歧或有待商榷的問題，例如魯迅與“光復會”之間復雜而又微妙的關系問題，增田涉、新島淳良、尾崎秀樹、山田敬三等紛紛加入了該話題的討論。第二，運用新資料、新角度進行長期的專題研究。比如北岡正子對魯迅《摩羅詩力說》的探討，花費了多年時間去考證其文獻資料的來源。第三，發揮求真務實的研究精神，對魯迅研究的相關問題進行反復調查和探源，持續不斷地發掘出有關魯迅的新史料。如拓植秀臣經過多次現場尋訪，確證了魯迅在仙臺的住宿地為“佐藤屋”，從而糾正了人們多年錯誤的認知。第四，將魯迅研究專家與作品愛好者的調查和研究結合起來，不斷拓展魯迅研究的內容。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對日本舉行的魯迅紀念活動的梳理[12]。通過這三個部分的內容，讀者能夠較為清楚地認識到20世紀80年代之前日本魯迅研究的基本情況和特點，以及日本人為紀念魯迅所舉辦的活動，從而還原日本的魯迅研究及魯迅認知。

采取“以點帶面”的研究方法，在考察日本魯迅研究的基本情況時，重點選取幾位有代表性的學者來概述日本魯迅研究的基本面貌，也是日本魯迅研究的重要方式[13]。在日本的魯迅研究過程中，竹內好1944年出版的《魯迅》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原因主要如下：第一，竹內好是有深刻思想的日本學者，他的魯迅研究承載著厚重的思想內容，具有濃厚的思想性色彩，也是日本魯迅研究“從思想方法開始進行變革”的開端；第二，竹內好這位日本的思想家通過《魯迅》的寫作，與魯迅這位中國的思想家在“對話”中達到了深度的契合；第三，這種根柢上的相通就是共同“抗拒為奴”的精神。該研究重點介紹的第二位日本魯迅研究專家是伊藤虎丸，他1983年在朝日出版社出版的《魯迅與日本人》一書，開辟了日本魯迅研究的新起點：緊緊抓住“人”，用西方近代的“個”的思想概括和闡釋魯迅的思想和精神發展史，把“真的人”與奴隸和奴隸主嚴格區別開來，提出“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第三位值得注意的日本魯迅研究專家是丸山昇，他的魯迅研究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點：獨立的精神、歷史的態度和實證的方法。丸山昇不屈從于任何權威和壓力，也不停留在現成結論上，他將包括魯迅在內的一切研究對象置于歷史之中，其研究從史料出發，“從事實推導出法則的尖銳眼光及其背后的問題意識”出發，開創了日本魯迅研究的新局面。第四位提及的日本魯迅研究學者是北岡正子，他主要致力于魯迅留日時期所受影響之文化淵源的發掘與考證。此外，日本的魯迅研究善于選擇新穎的切入點，對魯迅作品做出別開生面的解讀，這方面的代表學者如藤井省三對魯迅《故鄉》的品鑒、丸尾常喜對魯迅筆下“人”的探討等。類似的研究還包括對青木正兒、丸山昏迷、清水安三、山上正義、新居格[14]以及長與善郎、正宗白烏、小田岳夫、竹內好、尾崎秀樹和丸山昇等人論著的點評[15]。

4.1.1 【適應癥】 本品適用于治療由敏感細菌引起的下列感染性疾?。^孢呋辛酯的敏感性存在差異，應該咨詢可適用的地理、時間和當地敏感性數據，見【藥理毒理】部分）。

以學術專著為依托來再現日本的魯迅研究也是一種較好的研究路徑。在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之際，有文章羅列了日本的魯迅研究專著，認為進入20世紀40年代才有專門的魯迅研究專著。具體而言，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魯迅研究專著有8部，20世紀50年代日本出版的魯迅研究專著有3部，其中有兩部是重新再版。經過50年代的沉寂期，日本的魯迅研究在60年代開始復蘇，該時期共計出版了7部魯迅研究專著；70年代的魯迅研究持續升溫，共計出版了14部專著，是整個日本魯迅研究歷史中成就最高的階段。后來，日本學者山田敬三在《十多年來的日本魯迅研究》一文中[16]，詳細列舉了1977年至1990年的日本魯迅研究專著，算是對前文梳理的補充和完善。在這段近14年的時間里，日本共計出版了22部魯迅研究專著。魯迅已經成為日本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中無人比肩的作家。魯迅在日本的研究屬于日本外國文學研究的范疇，但卻遠遠超越了中國其它作家而獨占鰲頭，成為日本中國研究的顯學。為什么日本的魯迅研究會如此發達呢？有研究認為，這主要與日本對中國尤其是現代中國的認識有關，他們不再把中國視為可以效法的擁有燦爛文化的古國，而是認為中國社會正處于動蕩和轉型期，要認識這樣的中國單憑對古典文學和文化的了解是不夠的，必須依托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在這樣的風云際會中，魯迅成為日本人了解近現代中國文化和思想潮流的鑰匙，整個日本學界“便難以忽視魯迅的存在”[17]。這也是為什么魯迅能夠在日本文學、文化和思想界產生廣泛影響的關鍵原因。

以上關于日本魯迅研究的整體性分析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在史料搜集和時間段的劃分等方面均比較合理，但由于受寫作時間所限，均難以完全勾勒出日本百年來的魯迅研究軌跡。

四、魯迅作品接受的新變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代語境的變化，日本的魯迅研究也在不斷的創新中向前發展。

日本的魯迅研究依靠新史料的發掘和新問題的提出而獲得了發展的動力。張福貴對20世紀90年代前后日本的魯迅研究進行了評述，總體上認為日本的魯迅研究一直處于不斷創新和變化之中，“新資料、新問題、新觀點被不斷提出”[18]，有力地證明了日本在海外魯迅研究中處于領先地位?；谶@種認識，他的文章首先分析了日本魯迅研究中的“魯迅‘本體’研究”，其特點是把魯迅及其作品視為一個整體，全面地把握魯迅的文學創作和思想內涵，從而超越了之前對魯迅的評價性研究和一般性解讀。在對魯迅的局部研究中，首先應給予關注的是片山智行的專著《〈野草〉全釋》，該書于1991年11月在平凡社出版，是日本第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野草》的專著。該研究分析了日本關于魯迅“周圍關系”之研究，日本的魯迅研究善于采用比較的方法，比如魯迅與其他作家、思想家的比較，魯迅作品與同時代其他作品的關系研究等。通過以上幾個方面的總結和闡釋，凸顯出日本魯迅研究內容的深化和研究范圍的擴大。

“魯迅像”時期的研究是整個日本魯迅研究歷史上最具特色的階段。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前后，以竹內好、丸山昇、伊藤虎丸為代表的魯迅研究專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構想和研究魯迅，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建構起來的魯迅形象，而且各自的魯迅形象都與他人的大相徑庭，形成了日本魯迅研究歷史上所謂的“魯迅像”階段?！棒斞赶瘛边@種研究現象的特點是“致力于宏大敘事，建大框架、談大問題，在文化、政治的大視野中飽含熱情地言說魯迅”[19]?！棒斞赶瘛睍r期日本的魯迅研究成績如下：第一，形成了與中國不同的研究范式，開始發出“魯迅是誰”的追問。第二，很多學者建構的“魯迅像”重點闡述魯迅之于東亞發展的意義，進而開始探尋魯迅在世界文壇的價值。這一點與中國的魯迅研究存在較大差異，我們主要關注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社會不良現象的揭示和批判，立意塑造一個革命者形象的魯迅，很少將魯迅的意義延伸出中國之外。而“魯迅像”時期的魯迅研究所提出的魯迅與東亞有關的問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價值。第三，“魯迅像”時期的研究者把魯迅的“文學者”作為處于歷史流動中的不斷變化的概念，并不一味地突出魯迅的歷史價值和當下作用，而是將其與研究者自身所處的時代和境遇相勾連，從而賦予魯迅研究更多的現實性意義。當然，“魯迅像”時期的魯迅研究也存在偏執的一面，那就是在學術研究中“摻雜了過強的政治參與意識，研究者自己有太多話要說，有太關乎現實的意見要表達，結果不能不有些‘削足適履’的文字”[19]。這種借魯迅研究為幌子來闡發自己學術觀點和思想主張的做法，使魯迅研究蒙上了強烈的主觀性和隨意性色彩，成為后來日本魯迅研究的一大缺陷。

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針對70年代的日本魯迅研究進行探討，在肯定增田涉和竹內好魯迅研究的基礎上，認為最能反映日本魯迅研究新變化的是一批專著“著重從思想和理論角度”[20]去研究魯迅。相應成果如1977年3月，檜山久雄在第三文明社出版的《魯迅和漱石》；1977年5月，山田敬三在大修館書店出版的《魯迅的世界》；1978年1月，竹內實在田煙書店出版的《魯迅的遠景》；1979年2月，新島淳良在晶文社出版的《讀魯迅》等。文章據此認為，日本魯迅研究取得了如下幾個方面的新突破：一是對魯迅作品的解讀和認識更加深入；二是采用比較的方法研究魯迅；三是對魯迅后期思想和作品的分析。此外，特別是中日邦交正?；?，一批對中國文化和文學懷有敬慕之心的日本青年人前來中國留學，在20世紀80年代學術思想異?；钴S的時期，魯迅的思想研究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顯學”。這批來華的日本留學生置身于中國魯迅研究的火熱現場，充分體認到了魯迅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因此也紛紛對魯迅產生了興趣。他們回到日本以后，成為日本魯迅研究的新興力量，通過豐富的研究成果凸顯出日本魯迅研究的新面貌[21]。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東京大學的魯迅研究會對魯迅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有碩士論文圍繞日本東京大學魯迅研究會的活動來展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新時期日本魯迅研究的探討，主要從研究會的成立背景、研究會對魯迅思想的研究以及研究會對魯迅作品的研究三個層面展開[22]。通過對東京大學魯迅研究會開展的魯迅研究的分析，對國內的魯迅研究或許會帶來新的啟示。此外，《野草》研究是日本魯迅作品研究的重點內容，出版的專著主要有片山智行的《魯迅〈野草〉全釋》、丸尾常喜的《魯迅〈野草〉研究》、木山英雄的《〈野草〉解讀》《〈野草〉主體建構的邏輯及其方法——魯迅的詩與哲學的時代》、藤井省三的《復仇的文學》等。因此，日本的《野草》研究會給國內帶來啟示[23]，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學術話題[24]。不過，要全面呈現日本魯迅接受和研究的成果，還應該關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日本重要學者的魯迅研究，他們在研究方法上的創新才是整個日本魯迅研究煥發生機的根本。

五、著名學者的魯迅翻譯和研究

日本魯迅研究涉及到的內容比較龐雜，而對日本魯迅研究加以再度分析的成果也很多，除了上面所涉及到的內容之外，在日本魯迅研究的歷史上還有多位漢學家的成就引起了學界的關注，日本或中國的學者均對此進行了分析。

增田涉與魯迅的關系比較特別，他曾專門來上海拜見魯迅，聆聽魯迅給他講解《吶喊》《彷徨》《中國小說史略》中的內容，并且常常和魯迅在家里共進晚餐，一起外出散步或看電影等。魯迅一直將增田涉視為“入室弟子”，而增田涉也一直視魯迅為畢生尊敬的老師，在魯迅生病期間專程趕到上海探望。更重要的是，增田涉終其一生都在向日本積極地翻譯和介紹魯迅的作品，為在日本塑造魯迅的作家形象努力耕耘。1932年4月，增田涉在《改造》雜志上發表了《魯迅傳》，這是日本國內最早撰寫的魯迅傳記文章。有研究在較為詳細地列舉了增田涉對魯迅作品的翻譯和介紹之后，專門討論了他的《魯迅傳》，認為他沒有受到當時日本流行的左翼陣營對魯迅攻擊潮流的影響，而是通過自身與魯迅的接觸和交往來呈現真實可敬的魯迅形象。增田涉的文章共計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寫魯迅的社會履歷和當前生活狀況；第二部分主要寫發表《狂人日記》前魯迅的生活經歷和遭遇；第三部分寫魯迅棄醫從文的道路，主要寫的是魯迅的文學創作活動和創作成就。增田涉的《魯迅傳》存在八處比較明顯的錯誤：第一，認為《阿Q正傳》在德國有譯本，實際上當時沒有德譯本；第二，認為盧那察爾斯基給俄國列寧格勒大學瓦西里教授等人翻譯的《阿Q正傳》寫了序，實際上沒有寫序；第三，認為魯迅當過京師圖書館館長，實際上魯迅沒有擔任過此職；第四，認為陳獨秀當上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實際上是文科學長；第五，認為許廣平南下途經江浙被孫傳芳部隊捉住險些被殺，實際上沒有發生過此事；第六，認為魯迅在廣州沉默不說話，魯迅自己說開口說話只能被殺，實際上當時魯迅并沒有沉默；第七，認為魯迅在日本給革命黨的機關刊物《浙江潮》和《河南》雜志投稿，實際上這兩個刊物不是革命黨的刊物；第八，認為魯迅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翰林學士，實際上只是翰林庶吉士[25]。以上內容對增田涉魯迅研究是一種史料上的補充和完善，具有嚴謹的考據學風和史料價值。

竹內好是日本魯迅研究的標志性人物，他通過自己對魯迅作品的翻譯和理解，加上對既有日本魯迅研究的繼承，從而形成了比較完備的魯迅研究體系。一直以來，竹內好被樹為日本魯迅研究的權威性學者，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國內政治文化語境的改變使人們對文學產生了新的期待和訴求，以池田大作為代表的魯迅研究新勢力趁機崛起，雖然給竹內好的魯迅研究帶來了挑戰，但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他在日本魯迅研究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奠定竹內好在日本魯迅研究地位的作品應是他1944年在日本評論社出版的《魯迅》一書，該書的核心問題就是不斷地探討在中國國民革命曲折而復雜的進程中，魯迅以他特有的社會感知力和洞察力去呈現隱藏在表象背后的社會本質，進而通過自己的創作不斷求索中國國民性的改造之路。竹內好是日本魯迅研究歷史中至關重要的一環，他“是用主體的生命體驗，去領悟魯迅的精神世界，體現的是內趨性的闡釋研究”[26]，這與后來丸山昇和伊藤虎丸主張實證性和主體闡釋性的研究路向差別很大。

日本東京大學漢學家丸山昇將日本的魯迅研究分為四個階段：一是從青木正兒到20世紀20年代末的左翼文學者的魯迅研究；二是從佐藤春夫、增田涉到小田岳夫的魯迅研究，即1932年至1941年；三是竹內好的魯迅研究時期，即1944年至1956年；四是1957年以后的魯迅研究。在第一階段里，青木正兒認為魯迅是一個有潛力的作家，《狂人日記》開創了中國新小說的歷史。對于青木正兒的評價，魯迅認為是“公正評論”，但還是對自己的創作進行了“自謙”式的評價，同時對中國新文學創作的未來感到擔憂：“我寫的小說極為幼稚，只因哀本國如同隆冬，沒有歌唱，也沒有花朵，為沖破這寂寞才寫的，對于日本讀書界，恐無一讀的生命與價值。今后寫還是要寫的，但前途暗淡，處此境遇，也許會更陷于諷刺和詛咒罷?！盵27]176清水安三評價說:“魯迅作品的特征是批判中國舊社會的陋習，揭露社會的陰暗面。他還指出該作品對‘孔乙己’的描寫是‘用最黑漆漆的顏色描繪出了人性陰影最黑暗的一面’，寫得很深刻?！盵28]在第一個時期，日本左翼人士對魯迅的評價借鑒了中國“創造社”和“太陽社”的立場，只有山上正義的評價較為客觀。在日本魯迅研究的第二個階段里，丸山昇認為應該關注佐藤春夫、增田涉的魯迅翻譯和研究，因為正是他們的努力，才使魯迅的作家形象進入日本讀者的心中。日本魯迅研究的第三個階段是竹內好的魯迅研究。1944年，竹內好的《魯迅》出版，該書對后來日本的魯迅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曾被翻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丸山昇認為竹內好的《魯迅》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方法上，應該重視魯迅沒寫的實事；二是政治與文學不應該是從屬關系或相互沖突的關系，迎合政治或不顧及政治的文字都不是文學[29]。由于丸山昇的文章是其講座的記錄，因時間關系而沒有展開第四個階段的內容。2000年11月，丸山昇的同名論文《日本的魯迅研究》刊登在《魯迅研究月刊》第11期[30]，該文的主要內容與前面所述相似，只是在寫作的時候更加突出了藤井省三、增田涉和竹內好等人的研究內容和特色，并且在論述的時候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最后完善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魯迅研究的內容。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的魯迅研究迎來了新變化，其中以伊藤虎丸為代表的學者開始擺脫“竹內魯迅”的研究范式，開創了“以魯迅為方法”的方法論自覺。從伊藤虎丸的魯迅研究中，我們應學會進一步處理好文學與政治和外在現實的關系：文學應該和政治與社會進行對話，并保持對現實的激情；而不應該讓文學回避現實，只有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持多元并生的寬容態度，“作為與現實搏斗的思想才能不通過越界而直接通過文學和文學研究表達出來”[31]。伊藤虎丸是當前日本魯迅研究的重要學者，他的《魯迅與日本人》不僅在日本影響深遠，而且被翻譯成中文，為中國的魯迅研究帶來了新的啟示，學界已有多人對這部作品進行了研究②。有博士論文專門分析了他的魯迅研究情況，認為伊藤虎丸是日本戰后最具代表性的魯迅研究專家，他以“個”的思想為核心，在自我反思的基礎上運用文化的觀點和比較的方法建構了自己的魯迅研究體系，因而日本學界有“伊藤魯迅”之稱。從日本魯迅研究的歷史來看，“伊藤魯迅”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故有研究以“伊藤魯迅”為對象，從發現、核心、反思三個方面出發詳盡論述了“伊藤魯迅”的特點。伊藤虎丸從魯迅對待西方文化的特殊方法上受到啟示，思考如何把造就西方近代的“個人主義”思想變成東亞文化體系的構成部分，而這也正是魯迅文學留給中日兩國學者的共同課題[32]。

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的魯迅研究要早于日本的魯迅翻譯，逐漸發展成為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最重要的領域。在不同時期日本的魯迅研究有不同的特點，也涌現了一代又一代魯迅研究專家，比如第一代以小田岳夫、竹內好和增田涉為代表，第二代以丸山昇、伊藤虎丸和丸尾常喜為代表，第三代以藤井省三和長崛祐造為代表。每一代魯迅研究漢學家都有自己的觀點和研究方法，“其中藤井省三從接受美學的角度梳理《故鄉》傳播的歷史，從現代文學和國語問題討論到國家意識形態的范式，反映了現代中國文學生產、流通、消費、再生產的故事。他是側重從文學、文化、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的角度來研究魯迅的。日本學界的魯迅研究最主流的方法是考據研究，這是受小野忍、丸山昇等第一代、第二代學者影響的結果，做魯迅研究一般都采用比較文學的思路，這兩種方法就是日本學界最主要的魯迅研究方法”[33]。日本魯迅研究之所以能夠雄霸日本中國文學研究乃至日本的漢學研究，主要就是因為有以上這些學者孜孜不倦的努力和學術奉獻的精神，如此日本漢學界方才演繹出了亮麗的學術風景。

對中日兩國的魯迅研究者而言，魯迅研究已經超越了文學的界限，對中日文化交流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中日兩國現代文學與文化交流的起源與濫觴，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日本對魯迅的介紹、引進開始的?！盵34]時代仍然在不斷地向前發展，希望日本的魯迅研究也會迎來新的變化，促進中日兩國人民更好地交流與合作。

注釋：

① 冉秀.魯迅小說100年日譯研究[C]//貴州省翻譯工作者協會2018年年會暨“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翻譯與傳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年第53-64頁。

② 討論伊藤虎丸及其《魯迅與日本人》的成果有：吳曉東：《竹內好與伊藤虎丸對魯迅〈狂人日記〉的解讀——以竹內好的〈魯迅〉和伊藤虎丸的〈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為中心》，《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2期，第9-15頁；楊立青：《關于伊藤虎丸的〈魯迅與日本人〉》，《讀書》，2002年第3期，第61-67頁；張福貴：《早期魯迅宗教觀與科學觀的悖論——兼評伊藤虎丸先生的〈早期魯迅的宗教觀〉》，《延邊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第16-21頁；蔣永國：《伊藤虎丸“個”之思想的再評估——以〈魯迅與日本人〉為中心》，《文學評論》，2013年第2期，第148-156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