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向愷然看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
——評韓倚松《平江不肖生：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

李瑞翾，朱全定

（太原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西 太原 030024）

自20 世紀80 年代起，體量龐大、受眾甚多的通俗小說走入了學者們的視野，范伯群先生提出的“文學雙翼”發展之論，如今也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民國時期的通俗文學輝煌一時，其中曾經引領民國時期武俠之風的《江湖奇俠傳》及其作者向愷然（筆名：平江不肖生）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享有“現代武俠小說鼻祖”之名的向愷然為何獲此殊榮，引起了美國華盛頓大學韓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教授的注意。韓倚松致力于20 世紀中國通俗文學之武俠小說研究，為探索中國現代武俠小說之源，他將目光投向了平江不肖生。2019年，其著作《平江不肖生：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The Unworthy Scholar from Pingjiang:Republican-Era Martial Arts Fiction）[1]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對于《平江不肖生：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①本文所引外文文獻皆為作者自譯，下文同，不另注。一書，漢學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評價道：“韓倚松是武俠小說領域最重要的文學批評家之一，他將向愷然置于民國這個更廣大的文化政治版圖中，探索武俠小說體裁的復雜性。本書為我們了解中國現代文壇上被忽視的研究角落作出‘極富價值的’貢獻?！雹贘ohn Christopher Hamm：The Unworthy Scholar from Pingjiang: Republican-Era Martial Arts Fiction，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 2019，封底。在這本專著中，韓倚松以小見大，第一章呈現了平江不肖生的生平與所處歷史背景；第二、三、四章觀照武俠小說的本質、內容和市場表現形式，旁征博引，論證精彩；第五、六章以《江湖奇俠傳》和《近代俠義英雄傳》為例，對照前三章的小說理論成果，分析平江不肖生的武俠小說作品特色，主要側重于敘事內容和作品結構框架；最后一章將作品中表現出的中國現代性置于世界現代性的經緯中進行觀照。本書與2013 年出版的《平江不肖生研究專輯》[2]相比，研究路徑由一人設計完成，又增添了許多2013 年后有關平江不肖生的研究成果，故論證更具整體性，研究視角也更開闊。韓倚松用西方的研究理論與方法，全面立體地分析這位才華橫溢的作者，對作品的研究也結合敘事學、文體學和諸多社會商業因素，微觀與宏觀相結合。

在第二章中，韓倚松分析了平江不肖生如何看待寫作、如何進行有效的寫作實踐，從而展現出前現代小說的一些共性特點。韓倚松從短篇故事《三只猴兒的故事》中的一段作者自述里，提煉出平江不肖生對小說的本質、目的和作用的理解—在小說中起關鍵作用的是作者兼敘述者的角色、記錄與傳播的作用、娛樂的目的和對奇的癡迷這四個方面。[1]42平江不肖生的筆下匯集了眾多趣事，作者的聲音在敘事時若隱若現，引導讀者轉換視點視角，進行思考，這是在小說轉型時期作者對傳統說書人身份的轉化和順應讀者閱讀習慣的折中之選。而平江不肖生的創作從最初的文言短篇轉變到后來的白話長篇敘事，表現出作者順應文壇潮流的能力，這也是其作品成功出版的保障。

第三章將小說的范疇縮小至武俠這個文類，韓倚松以有關武俠小說文類發展的翔實史料，分析了平江不肖生給武俠小說發展帶來的活力。盡管在轟轟烈烈的“小說革命”中，武俠小說并不是被推薦的“新”題材，但它卻在這樣的背景中實現了復興。1905 年，《新小說》的“小說叢話”欄目提出了“武俠小說”這一說法；1916 年，由技擊類故事輯成的《文言故事集》出版，武俠小說這一概念得以形成。然而，武俠小說這一文類并沒有形成穩定的形態，直到沈知方以敏銳的市場嗅覺邀請平江不肖生寫書后，武俠小說才形成了更穩定、更具辨識度且適銷的文類特征。韓倚松通過還原世界書局與大東書局的激烈競爭論證了以上觀點。世界書局發行的《偵探世界》與大東書局發行的《半月》的欄目構成十分接近，在世界書局與大東書局爭奪市場時，世界書局將偵探小說視為一個重要戰場，它對構建小說流派形象具有極強的“造星”能力。世界書局在逐漸形成期刊規模后，又將這種成熟的模式復制到《紅雜志》《紅玫瑰》的內容布局中。湯哲聲曾言：“流行小說的創作與期刊的文學定位是互為作用的關系，一方面創作作品不斷地強化期刊的特色，另一方面期刊的特色也制約著創作作品的價值取向?！盵3]105不過韓倚松通過對比發現，在武俠小說領域，世界書局拔得頭籌，其旗艦雜志《紅雜志》《紅玫瑰》率先設置了武俠小說的評論、賞析欄目。此后，讀者和刊物的互動增多，無形中強化了雜志社對市場、讀者的引導。此外，世界書局的另一高明之舉便是捆綁偵探小說和武俠小說來吸引市場關注，此舉不僅順應了當時閱讀市場上社會言情類小說為主、其他文類小說較弱的情況，也借用了偵探小說業已形成的成熟品質，使特定文類與特定作者聯系起來，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出版之后，再加上電影市場的推動，這種捆綁的優勢愈發明顯。湯哲聲認為：“此時武俠小說的創作如此之熱，這里面有商業的炒作，更主要的是武俠小說開始展示出了它特有的藝術魅力，吸引了大量的讀者?！盵3]85《江湖奇俠傳》為何成為當時武俠小說的一個典型代表，在第五章中有更詳細的介紹。

第四章從文體角度闡述武俠小說發展的市場環境。韓倚松認為，世界書局突出了章回體小說的特征與民國時期中國文學生產的特定語境之間的協同性，換言之，將章回體連載小說形式認定為特定的媒介形式并無不妥。而為何章回體被選中，韓倚松從這一文體在中國歷史中的發展脈絡說起，直到20 世紀初，文壇將之確立為一種中國小說的類型。受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影響，知識分子推崇的短篇小說在多重因素影響下有所發展，不過，作家、評論家與出版社的編輯對短篇小說的理解有所不同，作家認為短篇小說是“新”的，由西方詞匯“fiction”翻譯而來，而編輯只是以篇幅長短對小說進行分類。長篇小說始終與“舊”文化捆綁在一起，盡管如此，通俗文學更受市場歡迎，長篇小說在短暫的短篇小說熱潮過后再次占據市場。長篇小說的發展離不開章回體，韓倚松參考了戴沙迪（Alexander Des Forges）對中國連載出版物的研究成果，認為雜志將文本結構與連載形式聯系起來不是自然的演變過程，而是編輯選擇的結果。[1]100編輯對連載的長篇小說進行單獨的頁碼設計，以區別于同一雜志上刊發的其他作品，此外，出版社又通過增加插圖等小設計使章回體小說與雜志連載行為實現完美契合。在本章中，韓倚松對比了世界書局旗下以武俠小說為特色的《紅雜志》《紅玫瑰》和其他出版社的雜志，旁征博引地還原了當時的情形，使讀者穿越回那個繁榮的市民閱讀市場，盡情縱覽當時出版社激烈競爭的景象。韓倚松從《新歇浦潮》看到世界書局刊登長篇連載小說的規律性，再深入比較《紅雜志》和《紅玫瑰》對平江不肖生的作品《江湖奇俠傳》的刊登形式的變化，從而發現世界書局的長篇小說連載規律具有前后連貫性。自《江湖奇俠傳》停載后，接棒作品姚民哀的《龍駒走血記》在出版形式上有了少許變動，但上述的連載規律依舊是雜志一以貫之的標志。韓倚松又將《紅玫瑰》與其他雜志刊發姚民哀作品的出版形式進行對比，發現世界書局實為有意為之，意圖將《紅雜志》和《紅玫瑰》構建成出版長篇武俠小說的標桿，從而引導此類小說的創作范式的建構。通過對比，韓倚松發現出版社編輯對作者創作風格和市場接受具有重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章回體小說被改造為更適合雜志連載的形式后，出版社將雜志上連載過的小說直接編訂成集，推出流行小說的全冊書，進行2 次出版，無形中與連載文本相輔相成，使文學市場熱鬧非凡。

第五章著重分析了《江湖奇俠傳》的奇幻魔力?！督鎮b傳》遭遇了讀者處于兩個極端的反饋，而爭論的核心便是向愷然以“奇”為著述綱領。那么，奇的核心是什么？奇又為何備受爭議？韓倚松從電影《火燒紅蓮寺》談起，在那個提倡理性、反對迷信的時代，影片中頗具迷信色彩的故事情節使其遭到當局的強烈制裁，韓倚松又結合直接描寫迷信的《江湖怪異傳》和平江不肖生的其他短篇小說對迷信的態度，觀察當代社會中的非正常精神。作為前現代小說的核心的“奇”，舊式小說十分適合表現這一議題。平江不肖生寫小說的關鍵，不在于他大膽陳述自己對迷信的看法，而在于其文本把小說闡釋作為認知世界的基礎方式。韓倚松認為，平江不肖生對小說詩學要素重新進行微妙的定位，使讀者在接受的同時存疑，因此更容易受到抨擊。韓倚松又以書中主要人物為例，對平江不肖生所寫的故事與趙苕狂續寫的情節進行比較，分析《江湖奇俠傳》之多重奇態，從柳遲、藍法師和刺馬事件分析作者的敘事方法、寫作結構和由此產生的意義。在作者兼敘事者的視角下，這些故事形成了復雜、多層次的嵌套結構，表現出的奇不僅各具特色，還有一些相似性。柳遲的故事之奇在于它引出了小說發展的江湖環境，即不為人熟悉的邊緣化的世界，這里的奇表現在與儒學仕途截然相反的求道、學“劍術”、成“劍仙”的人生追求，以及與血緣社會相對的特色的社會組織形式，由此引出該小說的另一個核心議題—傳承。藍法師的故事表現的奇在于邊緣社會與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合，此外還有動物、性與欲、超自然現象等，它們看似無關，卻在作者的筆下構成了一個和諧的生態圈。此外，在傳承問題方面，盧瑞和柳遲對血緣傳承的不同反應與方紹德招徒傳本事的對比，可見兩種傳承體系之間的矛盾。而刺馬事件的奇則在于法外之徒的兄弟情誼，借此故事表現出小說傳播的重要目的，即維護絕對的歷史性。而趙苕狂所續寫的章回的故事結構更加緊湊，內容增加了具有時代特色的政治性話題，趙苕狂運用的寓言寫法實則是對小說歷史性的破壞。

第六章聚焦《近代俠義英雄傳》表現的武俠與現代性的相遇。自李小龍扮演陳真演繹《精武門》后，中國武俠電影開始走入西方觀眾的視野。但是，以霍元甲為主角的武俠電影卻與《近代俠義英雄傳》中的敘事側重有所不同，電影側重于民族情緒引發的復仇心理，而小說則不然。韓倚松認為，小說中霍元甲并沒能與外國強人真正進行武術較量，這更接近歷史。在此前提下，韓倚松從霍元甲與現代性的相遇這一主題入手，研究小說的主題和結構以及平江不肖生對長篇小說創作結構的看法?，F代性對中國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都市生活中，韓倚松從《留東外史》的東京到《近代俠義英雄傳》的上海，關注兩地與中國人有復雜關系的日本人，分析中國人在尋找身份認同時的不同表現。為此，韓倚松也對比了同時期其他中國作家對相似議題的不同處理方法，郁達夫的短篇小說《沉淪》表現了部分中國人的自卑敏感心理；而平江不肖生筆下的人物黃文漢，雖然常利用武術滿足個人私欲，但也在劍術比賽中贏了日本人，從而獲得了尊重，表現出中國人的另一種姿態—積極表達自豪感。在平江不肖生心中，武術可以用來表達并維護民族自尊心。這一發現豐富了國內已有的論述，我國學界一般認為《近代俠義英雄傳》“書品”之高為民國時期武俠小說的扛鼎之作，其高明之處便是作者對“建立在實證科學基礎之上的西方文明，包括醫學、體育、技擊方面的科學成就，則予以充分肯定：‘反帝’而不‘排外’，肯定‘西學’而不‘媚外’”[4]?；粼滓驗橄嘈盼湫g而認為中國人不比外國人弱，他為給中國人爭面子，離開天津前往上海廣交豪杰，并挑戰外國大力士。面對上海的都市生活，他在好友農勁蓀等人的幫助下，適應了都市的商業、法律、社交及媒體等新事物，成功改造了傳統擂臺—雖然擂臺改造未能打破傳統的門派觀念，最初的挑戰目標也因洋人逃竄未能實現。但在此過程中，霍元甲身體力行地突破了武術傳承的傳統，開辦學校，打破門第局限，盡管所教內容不涉及自家“迷蹤藝”，卻在武術傳播形式上有了新突破。韓倚松認為，這是武術適應現代性的一個突破，是歷史中武術進步的投射。但是在創作手法方面，韓倚松認為平江不肖生敘事的局限性限制了他對霍元甲為實現武術愿景而努力的描寫。由于這方面的敘事不夠深入，加之“受害是現代中國文化認同的一個關鍵形式”[1]211，影視作品和小說的主題產生分歧。關于小說的作用，平江不肖生認為寫小說和為國效力的工種無可比擬，小說也并無新文學運動倡導者所相信的力量，所以他側重于小說的娛樂功能。

最后一章把中國現代性置于世界現代性的經緯中，找到與世界相通的參照系和中國文學的獨特魅力，這便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判斷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新視角。在時代轉型期，平江不肖生創作的數部作品所表現出的過渡性，是為了適應市場需要和讀者期待，小說的體裁、語言、形式、主題、表現方式、敘事結構、敘事聲音等都不是由作者的獨立意志決定的。韓倚松將平江不肖生的文學活動作為一個例子，揭示了他所參與的關系網絡以及這些網絡構成的系統，通過這種以木見林的方法，還原了民國時期武俠小說發展歷史的微觀細節和宏觀生態。向愷然的成功與資本的注入分不開，從而當時的市場上形成了他自己的武俠小說分類鼻祖身份。正如《平江不肖生：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封面上的平江不肖生的肖像照所示，猴子把玩著手中的水果，行為似人非人，有論者認為這很像是一種暗喻，暗示作者因商業小說作者身份而受到資方限制。韓倚松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該意象與現實社會市場大環境中的平江不肖生的作者身份形成呼應。平江不肖生因參加革命被迫前往日本求學，在海外生活的經歷和日語環境對他的白話文創作形成的影響、他對武術的癡迷以及風趣幽默的性格使其文學創作形式豐富多樣。在民國時期上海出版業快速發展的時代，他用豐富的寫作素材儲備和精湛的寫作技巧，適應市場需要進而改變市場風向，推進武俠小說的發展，也推動了武術教育的進步。

武俠小說是中國的本土產物，小說中蘊含的俠文化在歷史長河中得以傳承發展，對這一文類的研究是我們探尋通俗文學本質的一個重要路徑。20 世紀90 年代以來，海外學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不斷形成豐碩的成果，他們的新視角、新方法、新結論激起大陸學界的層層波瀾，那些曾經因種種原因被遮蔽、被邊緣化的作者、作品漸漸得到關注。比如，王德威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說令人振聾發聵，許多學者開始重新審視“五四”之前那段通俗小說盛行的歷史。

長久以來，韓倚松先生對華夏文化與通俗小說深感興趣，并在中國通俗文學的細分文類里深耕?！镀浇恍ど好駠鴷r期的武俠小說》以平江不肖生為中心，輻射民國時期的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跨越媒介形式，還原了那個特殊時代對武俠小說轉向的推動。不過，本書對民國時期武俠小說的分析略有不足，缺少對此時期武俠小說作者的對比研究，從橫向來看，缺少對與平江不肖生同時期的武俠小說名家趙煥亭的介紹，趙煥亭有其獨特的敘述格局，也是民國時期武俠小說史中獨具一格的作者；從縱向看，平江不肖生、趙煥亭之后的“北派五大家”（李壽民、宮白羽、王度廬、鄭證因、朱貞木）對武俠小說的發展也有所貢獻，若將筆墨留一些給其他武俠小說作家，那么對此時期的武俠小說呈現可能會更全面一些。但是，瑕不掩瑜，本書呈現的研究路徑非常值得推薦，海外學者研究中國武俠小說已是難得，對關注中國俠文化的研究者和讀者來說，這本書很好地介紹了民國早期的文學生態。若結合閱讀中國學者的武俠小說研究成果，則可以形成縱橫網絡，豐盈這個文化坐標的內涵，將會對理解、傳播中國俠文化有更好的推動作用。

許多漢學家對本書的評價頗高，安如巒、白睿文、夏維明、雷勤風等都認為韓倚松先生的研究方法高明，他們從不同角度贊揚了以平江不肖生這位重要的武俠小說家為研究對象的價值—有助于讀者了解作家、認識中國近代文學世界還未被重視的領域，引人深思，甚至可以改變讀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理解。對中國武俠小說發展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平江不肖生在國外卻鮮為人知，這不由得引發我們思考，中國文化向海外傳播面臨的困境和今后如何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等問題。在《平江不肖生：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中，可以看到歷史洪流中個人的渺小，但個人仍然有推動社會發展的可能性。本書不僅為喜歡武俠小說的中外學者提供了豐富的基礎史料，還奉獻了精彩的歷史分析方法和結論，其中，中、西研究不同的側重點和研究方法的碰撞和互補，相得益彰，可為中外讀者帶來諸多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