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一夢——重讀張愛玲《封鎖》

丁 茂

（西南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715）

當18 歲的張愛玲寫下《天才夢》并低語：“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盵1]3她的文學生涯才剛剛開始，她自信有能力去征戰。在發表于1943 年《天地》雜志的《封鎖》中，張愛玲再次談到做夢：“封鎖期間的一切，等于沒發生。整個的上海打了個盹，做了不近情理的夢?！盵2]卻不曾想，一語成讖?！斗怄i》中的愛情、人世關系、世態眾生，以及事后恍若大夢一場的悵然若失，恰為張愛玲的一生作了注腳?！斗怄i》中，吳翠遠愛上了比自己大十幾歲的呂宗楨，然而封鎖過后，男子抽身離去，只剩翠遠孤身留戀，直至電車里點上燈，看到他仍在電車中的身影才恍然大悟，這不過是美夢一場。而恰恰是《封鎖》，使胡蘭成讀完之后大為驚嘆，甚至藉由蘇青打聽張愛玲，并數次拜訪，由此開始了一段傳奇之戀。但戀情過后，胡蘭成抽身離開，張愛玲卻陷入苦痛之境，戀情的結局竟與《封鎖》的結局驚人一致。作為定情之物，《封鎖》在無意之中為這段戀情作了預言—封鎖期間的一切等于沒有發生。

一、飲食男女戀情美夢

在發表于1944 年《天地》雜志的散文《燼余錄》中，張愛玲回憶香港戰役經歷，落筆竟是戰時的衣著與吃食，她談道：“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盵3]張愛玲經歷戰爭，其作品卻始終對戰爭的血腥與殘暴避而不談，鴛鴦蝴蝶派的飲食男女反倒是其念茲在茲的主題。而她在這一時期發表的《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傾城之戀》《封鎖》等作品一直圍繞著男女戀情，尤以《封鎖》最具代表性。

史書美認為：“封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空間—一輛‘欲望街車’—讓他們受壓抑的欲望在瞬間得以發泄?！盵4]張愛玲在小說開端便用高超的敘事手法為這一境遇中的人物建構了一個暫時安全的封閉空間，“封鎖了。搖鈴了?！Ａ崃崃崃崃?，’每一個‘玲’字是冷冷的一小點，一點一點連成了一條虛線，切斷了時間與空間”[2]。張愛玲從擬聲的“玲”字寫起，將鈴聲轉為“冷冷”的人的感知，再通過斷斷續續無法連成直線的鈴聲，切斷時間與空間，建構出一個暫時遠離現實世界的時空。正是在這一“借來的時空”，男女主人公相遇了，并且光明正大地談起了戀愛。恩格斯認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盵5]但在這一時空中，時間是短暫的，且因封鎖的來臨成為一段“多出來的時間”。張愛玲打破通常時間維度下的線性敘事，將時間暫停并拉長，進而聯通空間，在空間維度下，突破線性敘事的束縛使封鎖這一短時間內的故事內容被不斷疊加。再通過空間將事件并置，增加其敘事內容，使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不至于顯得進展過快而像是露水姻緣。

正是在封鎖來臨之后，呂宗楨因躲避上進的親戚董培芝而換座到了吳翠遠旁邊，并決定將計就計，伸出手臂擱在了翠遠背后的窗臺上，這一極度輕佻的動作不啻無聲的調情。原本在呂宗楨眼里像是個教會少奶奶的翠遠不僅沒有生氣，反倒笑了。呂宗楨的輕佻舉動打破了吳翠遠對他的刻板印象，在身邊全是“好人”的世界里突然出現這么一個“真人”，她感到熾熱和快樂，甚至在對方抱怨時好言相勸：“這種話，少說些罷！”[2]董培芝一走，呂宗楨立馬收回了手臂，顯得正經起來，和翠遠也攀談起來。這場戀愛方才有了正兒八經的模樣，而不是兩個寂寞的人的隨意調情，這段封鎖時期的愛情才有了特殊的存在意義。

也正因為封鎖，電車上的時間、空間與外界的時間、空間被強行割裂，這一“封閉”空間有了相對的獨立，而電車上的人也就得以從原本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將原本在正常時空狀態下的“好人”身份拋卻，變成了“真人”。呂宗楨若非顯露出自己“真”的一面，本來內心就有叛逆情緒的吳翠遠也無法愛上他。在封鎖狀態下萍水相逢的兩人逐漸敞開心扉開始交談，呂宗楨開始大肆抱怨妻子、工作，宣泄秘密，于是，“他們戀愛著了”[2]，這一時刻的戀愛是無功利性的，是兩人都企盼的戀愛。因為翠遠的臉紅，呂宗楨認定她是一個可愛、值得愛的女人，但戀情終究要朝著充滿功利目的的方向發展。呂宗楨確認自己是愛上翠遠了，于是接著道：“我打算重新結婚?！盵2]打算重新結婚，卻并不打算離婚，翠遠確認自己只能做妾，卻仍舊打算借此氣一氣家里那些“好人”?！胺怄i行將開放”的謠言傳來，車上的人逐漸增多，兩人不由得靠得更近，呂宗楨覺得“他太快樂了，不能不抗議”[2]，于是婉言拒絕，認為自己不能耽誤翠遠的前程。翠遠想到以后要嫁的丈夫終究不會是這么“真”的人，于是落下淚來?！八喼笔前阉难蹨I唾到他臉上”[2]，這不是欲語淚先流的淑女式的流淚，而是這一刻的“真人”吳翠遠為這一逝去的戀情的哀悼之淚。

羅蘭·巴特在分析戀愛中的種種表現程序時提到“眼淚”的功能，他認為，“眼淚是符號跡象而不是表情”[6]。翠遠的落淚證明了這一封鎖時空中的戀情的真實性，它確確實實發生了，且給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但因為愛情原本就發生在一個非正常的“借來的時空”，一個在原本失序的世界中被隔離出來的，可以暫得片刻秩序，使人回歸本我、找回自身的異世界，所以這場愛情從一開始就注定沒有結局，只能是黃粱一夢。最終，“構建于心理‘封鎖’狀態下并隨之不斷發展改變的充滿著功利目的的愛情其實從一開始就被注定了其破滅的悲劇結局”[7]。隨著鈴聲而來的“封鎖”終究還是隨著鈴聲而去了。電車繼續往前開，呂宗楨突然站起來，擠到人群中不見了身影，“他走了。對于她，他死了”[2]。翠遠仍舊沉浸在煩惱糾結的情緒中，直到電車里點了燈，翠遠望見呂宗楨遙遙坐在原先的位子上，她終于明白，他并不是下車去了，而只是在告訴翠遠：“封鎖期間的一切，等于沒發生?！盵2]

張愛玲通過高超的敘事技巧，在這一隔離出來的時空建構了一段“真人”的戀情，使他們可以在這孤立的時空中得以暫享“隔離”所帶來的羅曼蒂克。鈴聲隔斷電車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擺脫了束縛后，“封閉”環境下的人性狀態反而是“開放”的，心靈是“自由”的，所以呂宗楨和吳翠遠可以自由地相戀，做一個“不近情理的夢”。

二、戰時上海眾生之夢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全面占領上海，一直到1945 年8 月15 日抗日戰爭勝利，歷時三年零八個月，這一時期被稱為上海的淪陷時期。在此期間，日軍對上海實行嚴格管控，“封鎖”就是其中一項特殊政策。據記載，淪陷時期一旦有反日傾向的可疑活動出現，日軍便立即進行“封鎖”，挨家挨戶進行排查，“小的事情，一兩小時可以解決；大的事情，非搜查到兇犯決不解除封鎖，封鎖地區一切車輛都要繞道而行?！怄i區內的老百姓連買菜都不許可”[8]?！斗怄i》正是以這一政策為背景，講述“封鎖”期間在被迫停運的電車上，一對陌生男女的相遇、相知、相戀、相別的愛情故事，并由此折射出戰時的世態眾生相。

“開電車的人開電車。在大太陽底下，電車軌道像兩條光瑩瑩的，水里鉆出來的曲蟮……”[2]張愛玲在小說開篇就用了一個具有高度象征寓意的比喻，將電車比喻成曲蟮，伸長又縮短，來來回回，向前移動，“開電車的人眼睛釘住了這兩條蠕蠕的車軌，然而他可發瘋”[2]。在看似平靜無波的生活下，其實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即張愛玲所謂的“惘惘的威脅”—戰爭。黃心村認為，此處的“大太陽”應該作為一個政治符號來理解，“它暗喻了日本殖民力量的象征性上升以及政治壓迫的無處不在”[9]。熾熱的太陽灼燒著土地，其實就是日本殖民力量籠罩著上海，這是一個令人窒息的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所以在《封鎖》中除了沉溺于“封鎖”、肆無忌憚地做著戀情美夢的男女主人公以及浮世眾生外，封鎖內的世界與封鎖外的世界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一個在抗戰背景下“打了個盹，做了不近情理的夢”的世界—上海。

鈴聲響起，封鎖開始，整個世界沉寂下來，就連高聲呼喊的乞丐也發現自己的聲音出現得不合時宜，被“不經見的沉寂嚇噤住了”[2]。偌大的上海竟被小小的鈴聲支配著，借由形成虛線的鈴聲，上海被切割成無數個獨立的封閉空間，街邊關起門來的小店、大門緊閉的公館、行駛中被迫停運的電車，每個空間都是封閉著的，可以說，電車這一孤立空間就是封鎖時期整個上海的縮影。張愛玲通過描繪電車內外的世態眾生相折射出戰時上海的形貌。

雖然張愛玲的作品始終未曾正面觸及戰爭的血腥與暴力，但戰爭的陰影卻無處不在?！斗怄i》看似只是寫了兩個因無聊而調情的男女的戀情故事，但“封鎖”的背景—戰爭—卻似濃霧牢牢籠罩在整個城市上空，“戰爭、占領以一種閃回的方式嵌入在小說氛圍中”[10]，戰爭帶來的短暫“封鎖”使人物一下跌入時空的“罅隙”之中，他們通過行動使自己忙碌起來，開電車的人無意識地“牙牙學語”；公事房里的人抱怨工作；呂宗楨盯著包住包子的報紙，辨認上面的字；吳翠遠改起了試卷……看似和諧、忙碌的人實則全都以動作代替了思考，因為思考實在是“痛苦的一件事”[2]。張愛玲精心構建的忙碌群像背后指涉的正是內心的不安，戰爭帶來的恐懼如大霧般彌漫，他們迫切地渴望一個“庇護所”，因為“除了妄想中的庇護所之外，決沒有使生存免遭毀滅的任何其他庇護所”[11]。所以封閉電車中的人感到了片刻安寧，紛紛做起了自己的事，馬路上的人卻四處奔跑，由街左到街右，發狂般扯動鐵門，“鐵門里的人和鐵門外的人眼睜睜對看著，互相懼怕著”[2]。從這一角度來看，《封鎖》其實可以視為戰時高壓社會的一個人類生存隱喻。

在短短不足萬字的小說中，張愛玲提取了最具代表性的眾生相：開電車的人（普通工人）、一無所有的乞丐（下層百姓）、公事房里的人（上班族）、中年夫婦（貧賤夫妻）、搓核桃的老頭（舊式遺老）、醫學生（西式知識分子）、董培芝（以婚姻作為晉升資本的野心家），當然還有張愛玲熱衷于描寫的戀愛中的飲食男女（呂宗楨與吳翠遠）……電車猶如一個封閉的小社會，集聚著各個階層的人，他們在此短暫地脫掉虛假的“好人”外衣，成為“真人”。封鎖之于他們，不過是原本生活的一個暫時停頓，供這些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的人放松一下；但封鎖過后，他們又各自回到現實生活中。封鎖期間的一切對他們而言，猶如浮生一夢。

“到底是上海人！”[1]4即便是在戰爭陰影下，他們也能盤算著自己的日子，張愛玲筆下的這些小人物與主流敘事話語中慷慨悲歌的英雄人物不同，始終是堅守個人主義的“不徹底的人”。這些人身上顯示出某種意義上的失落，但這一失落背后畢竟是宏大的背景—戰爭。戰爭作為一種“裝置”在張愛玲筆下表現為一種“內化的敘事”[12]，即戰爭以一種非直接的方式呈現，甚至成為人物的生存底色。電車上的眾人跌入“封鎖”困境之中，非但不慌張，反而得以短暫逃脫現實的重壓。封鎖開始時尚有閑心抱著胳膊、靠在門上跟著山東乞丐一起唱“可憐啊可憐！一個人啊沒錢”[2]的電車司機，隨著封鎖結束，也就還原了世俗本相，對著唱咿咿呀呀調子的“窮婆子”怒喝“豬玀”，這種對他人不幸命運的漠視，正是戰爭所帶來的人性的失落?！叭诵缘氖湟苍S更是現代性的后果”[13]，借現代性都市上海以及現代化交通工具電車，張愛玲描繪出一幅現代人的生活圖景，和炎櫻所畫的《傳奇》增訂本封面上的時裝仕女圖異曲同工，“欄桿外，很突兀地，有個比例不對的人形，像鬼魂出現似的，那是現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窺視。如果這畫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氣氛”[1]254。張愛玲期盼用封面傳達出這種不安，在這不安背后的不僅是戰爭，更是對現代性的反思，而戰爭可以說是現代性的后果之一。

張愛玲在《道路以目》中回憶封鎖時的場景：“上街買菜，恰巧遇著封鎖，被羈在離家幾丈遠的地方，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太陽地里，一個女傭企圖沖過防線，一面掙扎著，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燒飯吧！’眾人全都哈哈笑了?！盵1]32戰時的上海人活在壓抑、灰暗的大環境中，急迫地抓住一點生活的瑣事，賦予其意義。他們通過自欺欺人使自己忙碌于日常生活的無數瑣事之中，仿佛生活從未因戰爭而改變，在他們眼中，戰爭已是常態，既然無法避免，自然還是不要影響回家燒飯的好。張愛玲站在自己的“陽臺”上，以個體獨立之姿觀望戰爭中的世態眾生，她向外凝視，看到的是“遠處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大塊胭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1]228。向外是亂世，向內則是“理想的住所”，是現代性的居室空間，是她夢寐以求的現世安穩的生活，正是這種特殊的“張看”視角彰顯了張愛玲的獨特性。

吳曉東提到，張愛玲面臨的一個難題是“她所身處的淪陷區的空間是隔斷了與歷史和未來聯系的存在”，所以《封鎖》中的那輛曲蟮般的電車“隱喻著淪陷時代上海的整體生存情境”。[14]張愛玲藉由被困在電車上的世態眾生，折射出籠罩在整個上海上空的戰爭陰影給人帶來的巨大壓抑和不幸，人性在戰爭中扭曲、變形。

三、張愛玲的黃粱一夢

柯靈在《遙寄張愛玲》中提到張愛玲的機遇：“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盵15]張愛玲18 歲時創作的《天才夢》便顯現其杰出的文字才能，她真正登上文壇的小說處女作《沉香屑·第一爐香》的文筆更是辛辣老練，一時間轟動整個上海文壇，風頭無兩。小說集《傳奇》因受歡迎而再版時，張愛玲更是歡樂地高呼：“呵，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瓊€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盵1]157

張愛玲最輝煌的日子正是在《封鎖》發表的前后兩年。1943 年4 月，張愛玲通過姑姑結識了周瘦鵑，并在周瘦鵑主持的《紫羅蘭》雜志上發表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7 月，在《雜志》發表小說《茉莉香片》，后結識《萬象》雜志主編柯靈，并在《萬象》連載小說《心經》；9 月，開始在《雜志》連載《傾城之戀》；10 月，張愛玲結識《古今》雜志主編周黎庵，并于次月在《古今》發表散文《洋人看京戲及其他》；11 月，張愛玲受蘇青的邀請，在其主編的《天地》雜志發表《封鎖》，并于《雜志》連載《金鎖記》，同時在《萬象》發表小說《琉璃瓦》；12 月，發表散文《更衣記》《公寓生活記趣》。這一年，張愛玲發表了大量的小說和散文，這些作品為她贏得了極大的聲譽，一時間紅遍上海。

到了1944 年，張愛玲仍保持了旺盛的創作勢頭，發表小說《年輕的時候》、《花凋》、《連環套》（在《萬象》上連載6 期后遭腰斬）、《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散戲》、《殷寶滟送花樓會》、《桂花蒸·阿小悲秋》，并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傳奇》，該書出版僅四天就售罄，于是很快再版。同年年底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流言》。身處淪陷區的張愛玲竟成為當時文壇的領軍人物。淪陷時期的上海恰如一個切斷了時間與空間的所在，主流文壇力量的缺席，日本的文化殖民，使張愛玲獲得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一舉成名。而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封鎖”結束，張愛玲的輝煌美夢也隨之結束。

到了1945 年，張愛玲雖還創作了《留情》《創世紀》等作品，但實績已大不如前，且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胡蘭成潛逃溫州，張愛玲的輝煌不再。1950 年7 月，當張愛玲參加上海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時，她發現自己的旗袍與網眼白絨線衫在周圍的灰藍中山裝中間顯得如此格格不入，于是選擇離開內地，取道香港，遠渡美國。張愛玲離開內地后雖還創作了《怨女》《赤地之戀》《秧歌》等作品，但并未在美國文壇掀起多大波瀾，甚至苦于經濟困難而不得不前往香港寫劇本謀生。張愛玲的一生和“封鎖”意象竟有如此無法割舍的聯系，“那個封閉的世界既成就了她的天才，又阻礙了她的天才，既曾使她自足，又復使她自困”[16]。其實，成就與阻礙、自足與自困又并非截然對立的兩面，而是互為因果、相互纏繞的，并伴隨了她的整個人生。

在張愛玲文學創作的“天才夢”之外，“封鎖”也恰恰是張愛玲愛情夢的象征。1943 年，《封鎖》發表，胡蘭成讀后大為贊賞，進而有了結識作者的想法?！胺揭黄斗怄i》，筆者張愛玲，我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地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胰バ艈柼K青，這張愛玲果是何人？”[17]143其后，胡蘭成于1943 年12 月7 日被捕，直至1944 年1 月24 日才被釋放，等到2 月回到上海才得以與張愛玲一見。在胡蘭成鍥而不舍的追求下，他們在一起了。雖然張愛玲知道當時胡蘭成的“已婚”身份（與呂宗楨相同），甚至明白這可能是逢場作戲，但他們的愛情仍舊在這場“封鎖”中發生了。他們的愛情不同于尋常都市男女的外出約會，而是靜靜地窩在屋子里讀書，這在某種程度上亦是“封閉”空間中的戀愛。從小缺失父愛的張愛玲終是在這個大自己十幾歲的男子身上求得了片刻的安穩。張愛玲對“真人”的渴求，對瞬時的真情體驗的向往，不僅體現在這段曠世之戀上，亦早早體現在《封鎖》之中。后來胡蘭成回憶張愛玲是如何描寫他的：“他一人坐在沙發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寧靜，外面風雨淋瑯，漫山遍野都是今天?！盵17]165張愛玲企圖在亂世之中尋一“真人”以及一段真情，“封鎖”恰恰給了她機會。

但好夢亦不長久，“封鎖”結束，張愛玲的黃粱美夢也就醒了。1945 年1 月，胡蘭成在漢陽醫院結識護士周訓德，與其戀愛；8 月，日本戰敗投降，抗日戰爭勝利，胡蘭成開始四處潛逃，年底又逃往溫州，化名張嘉儀，與同學斯頌德父親的姨太太范秀美結為夫婦并同居。1946 年2 月，張愛玲至溫州探望胡蘭成，知曉此事，傷心欲絕。1947 年6 月，張愛玲下定決心與胡蘭成斷絕關系，并附上決絕信，隨信附上的還有張愛玲剛收到的30 萬元稿費。至此，這段產生于“封鎖”中的戀情也終因“封鎖”結束而畫上句號。

弗洛伊德稱作家的幻想為“白日夢”，且認為“一個幸福的人從不幻想，只有那些愿望未獲得滿足的人才會幻想”[18]20。作家的創作某種程度上就是作家渴慕的事物的投射。聯系張愛玲的生平：顯赫卻走向沒落的家世、鴉片煙霧繚繞的父親家、陰狠刻薄的繼母、疏離的母女關系、上學時窘迫的經濟狀況、香港戰役時被困城內的惶惑，等等，這些投射到張愛玲的創作中，便是以戰爭為背景的新、舊家庭里飲食男女的戀情故事。當然，“許多富有創意的作品與天真的白日夢相去甚遠”[18]22，張愛玲的創作并非完全貼著自己的生活去寫，即便如此，我們仍能在這些作品中看到作者的影子，如《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父母因戰爭回到上海，她不得不獨自去姑媽家求助，這份惶恐不安與彼時張愛玲直面戰爭的情緒異曲同工；《茉莉香片》中聶傳慶鬼氣森森的家恰似張愛玲自言“清涼的古墓”式的父親家；《心經》中對父女不倫之戀的書寫暗含著張愛玲對父愛的渴慕；《傾城之戀》中戰爭對白柳戀情的成全何嘗不是對張愛玲的成全；至于《封鎖》，更似乎是對張愛玲一生的預言。

四、結語

張愛玲崛起于淪陷時期的上海，因緣際會成為這一時期的文壇代表人物，而她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封鎖》其實預言了她自己的一生?！斗怄i》中的男女戀情美夢隨著封鎖結束而逝去；麻木的眾生刻畫背后有著她對戰爭的凝視，那是一種“惘惘的威脅”；呂宗楨與吳翠遠的戀情結局更是張愛玲與胡蘭成戀情的既定結局；張愛玲文學創作的“天才夢”隨著封鎖而來，亦隨著封鎖而去。故《封鎖》不僅是時代的寓言，更是張愛玲自身的寓言，這寓言于她而言，恰如浮生一夢。